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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校的导游书

  作者：向远之 发布时间：2013-07-29 18:04:41

      北大清华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学子的梦想，围绕北大清华的书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只因为北大清华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一代又一代高考学子的认可，关于北大清华神话的流传仍然会继续下去。而眼前这本北大向左清华向右，就是最新的一本关于北大清华的故事。作者出身于北大，可谓是对学校驾轻就熟。

     早有名言谓之日：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为有大师之谓也。而北大清华之所以一直是国内的顶尖高校就由于其中产生的大批大师。虽然这些年来有关北大清华的质疑很多，认为有吃老本嫌疑，就从这本书上来说记录的大师往往也是1949年以前就成名的居多。而看这本书能够体会到多年以来北大清华产生的历史积淀。这本书的结构十分有特点，一半是清华部分将书的内容正面排列，一半是北大部分将书的内容倒着排列。并且书的内容用地理这条线将北大清华的历史串了起来，作者就如同一个导游一般带着我们领略清华北大的老地方，每一个地方就绘声绘色的说明这个地方的历史和故事，大师的掌故信手拈来，十分自然。看起来平淡的文字背后，是作者对于母校的脉脉深情。而莘莘学子阅读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校园的漫游指南，也可以作为一个报考的指南，通过跟着作者漫游校园。

       北大清华一直有着各种各样的掌故，而很多人也把两所学校的竞争和相互的揶揄作为掌故。而这本书把北大清华放在一起，似乎有点和解的意思。本身都是中国的名校，应该在振兴中国的教育路上成为同路人。而且这本书插入了不少有趣的小故事，结合新生代的特点进行了一些内容上的改造，也是十分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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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论《宇宙最后一本书》 现实意义

  作者：惊闻蝉鸣 发布时间：2017-01-29 19:22:04

  这部科幻小说可以从很多角度解读，有人说它表现了爱与希望，有人说它是对科技时代理性或非理性浪潮的反思。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或多或少反映出近现代多民族文明的交流与碰撞，乃至冲击。

        自诩为伊甸神族的少女拉娜雅下界历练，途中遇废土人类世界的难民袭击，被主角憨头，上古智者莱特所救，一行人共同援救憨头身患重病的妹妹，途中发现了伊甸妄图染指废土大陆的真相。

        一、一对矛盾

       虽然伊甸人是由原始人类通过基因技术改良的高级物种，但伊甸方面却试图通过走私大脑探针来让废土时代的人们消沉，最终丧失意志。就像近两百年前英帝国对清王朝发动鸦片战争一样，大脑探针和鸦片同样具有麻醉人的效应。从某种方面说，伊甸算得上是侵略者，侵略自己落魄的胞兄。

        现实中，美国就相当于这样一个侵略者，对越、对朝战争，乃至之后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争端。为什么发动战争?很大一个原因是这些国家不接受、不承认美式民主，这恰恰是美国外交所要避免的情况。

        而书中的背景也有些相似，伊甸所描绘的美好、乌托邦式社会不为废土人类接受，于是就发动了对关内诸势力的驱逐。这就是发达文明与较不发达文明的矛盾，是意识形态不同的文明的矛盾。

        二、种族主义的风靡

       事实上我对女主拉娜雅的形象还是不甚满意的，没有特别突出的性格，就好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可能有些反对意见会说，伊甸人本就是个个完美，性格不突出的呀。可是拉娜雅从来就不是普通的伊甸人，一个正常的伊甸人是不会没事跑难民区的。

       拉娜雅作为伊甸的接班人，来到废土世界观察两个世界分歧到底在哪里。其第一个镜头就是即使别困在难民冲突中面临生命危险，依旧自信地认为只是游戏，废土人是不可能杀伤到伊甸人的，直到后来才真正醒转过来。这正是问题一一也是分歧所在。

       没错，正是种族主义。伊甸族天生就对原始人类有一种强烈的种族优越感，由此种下了种族主义的深根 。就连有意要消除两族矛盾的拉娜雅不自觉中也陷入了种族主义的陷阱，差点要了她的命 。

       种族主义不同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可能会催生种族歧视甚至种族隔离。两百年前美国的奴隶制，一百年前南非的黑人隔离，南北战争后的3k党……都是血淋淋的例子。种族歧视则更为隐蔽，直到现在非裔，亚裔美国人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和书中的伊甸有相当多的共性。美国号称自由，平等，提倡自由主义，内部却充满了种族之间的隔阂。伊甸看似完美无瑕的社会实际上早已扎下种族主义的深根，还记得吗，议会议员几乎全盘否决了拉娜雅对废土大陆全新的方案，连元老们也不屑一顾。这是所有种族主义者的悲哀。

        三、总结

       不管怎样，作者还是对一切都抱有希望的。伊甸族新一代领袖拉娜雅的出现，意味着曙光。而美国黑人总统奥巴马的上台，也带给所有黑人以希望。

       正如书尾的那句话，“未来属于我们”，属于一切希望全民族，全世界更光明的人，即使在那之前有无尽的挫折与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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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曾仰望同一片星空:冰心、丁玲、萧红人生交往纪事

  作者：海阔天空 发布时间：2007-10-17 14:21:19

                   1、鲁迅的预言

        1936年5月，埃德加·斯诺在去延安前最后一次拜访了鲁迅。当时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正在为斯诺编选的小说集《活的中国》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受其委托，斯诺向鲁迅询问了23个大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在提到茅盾、丁玲、田军等人后接着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这大概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人将冰心、丁玲、萧红作为三代女作家的领军人物并提。是年，冰心36岁，自1919年9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已经踏入文坛18年；丁玲32岁，1927年12月以《梦珂》登上文坛以来，从文也近10年；而萧红这时刚刚25岁，初涉文坛不过3年，她的受重视，实在是鲁迅独具慧眼。

        三位女作家生活于动荡飘摇的时代——即便是共和国时期也并不安定，客观原因严重妨碍了她们之间应有的正常交流，于是，仅有的几次往来就变的弥足珍贵，特别值得我们回味。

  2、冰心高年悼丁玲

          1919年9月，身为“协和女大”学生会文书和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成员的谢婉莹，在《晨报》上发表过两篇职务内应做的宣传的文字后，第一次将自己的小说稿《两个家庭》很羞怯地交给了在《晨报》任编辑的表兄刘放园，并选了“冰心”做笔名。小说很快就印了出来，只是名字后却多了“女士”两个字——在那个年代里，这两个字无疑是个很大的卖点，编辑先生也显得颇具包装意识。冰心为此打电话到报社询问，但木已成舟，她也就默认了这个事实。于是随后几篇小说的署名都成了“冰心女士”，以至于当时的批评家在论及冰心时很少有单称冰心而不呼其为女士的。

  冰心对女士称谓的默认，以及后来为《真善美》杂志“女作家号”应约写稿，一方面表明了她随和的天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与丁玲相比，冰心的确算不得一个女权主义者。丁玲似乎很讨厌别人称她为“女”作家——1929年1月《真善美》杂志为“女作家号”登门求稿时，她则大叫着“我卖的是文字，不是‘女’字”，把编辑拒之门外。

        自发表第一篇小说以后的两三年里，冰心自叙她“写滑了手”，《晨报》副刊上几乎每月甚至每周都有她的小说、诗歌发表，以后则扩至大牌杂志《小说月报》，冰心一跃成为当时文坛最多产、最副盛名的女作家。正当冰心的写作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丁玲还是一个风风火火从县里跑到省里、又从省里跑到大上海的一个叫蒋冰之的女学生。1923年，丁玲与好友王剑虹在瞿秋白、施存统等人的一再鼓励下进入上海大学就读，这是丁玲人生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在这所国共两党精英联办的学校里，她不仅开阔了眼界，接触了大批日后名震一时的政治名流，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的感情纠葛体验到了情感的冲击，一颗桀骜的心从此变的敏感细腻，好友的悲剧人生为她准备了第一份创作素材。1924年暑假王剑虹病逝，丁玲怀着失去挚友的痛苦来到北京，住在辟才胡同一处公寓里，随便补习一点功课，跟随一位画家胡乱涂着瓶瓶罐罐，学业上虽然毫无着落，却意外地收获了胡也频的爱情，并由此结识了沈从文。

        1926年7月，冰心结束了在美的四年留学生活，9月回到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应该就在冰心回国后不久，丁玲跟着胡也频、沈从文，在冰心的弟弟谢冰季的带领下，第一次拜会了冰心。那时胡也频在编《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虽然发过一些诗文，但并不知名，丁玲自己则根本没有涉足文坛，所以她在回忆录里不无感触地把这次相见说成“一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去看望一位“名作家”，并猜想冰心“或者只把我当成一个‘小读者’，看成是她小弟弟的朋友而已”。

  冰心本人似乎对这次见面印象也不深，她在《悼丁玲》一文中的记述是“1928年夏天，她和胡也频、沈从文到我上海家里来看我”。尽管1927年随着父亲的调任上海，冰心的家也就迁居到了上海，任教北京的冰心有可能趁着暑假来上海小住。而1928年夏天，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也在上海，有可能再次相约去看望冰心。但是，当时胡也频三人先是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后来则一起开“红黑出版处”、编《红黑》月刊，写稿、编稿、校稿，忙的不亦乐乎，此时的丁玲和沈从文又都已在文坛崭露头角，无论从时间上还是驱动力上来说都不大可能再去拜访当时颇为沉寂而又偶尔来沪的冰心了，何况丁玲明确指出在1936年再次见到冰心以前只有1926年一次拜会，因此冰心的1928大抵是1926年的误记。

       1931年9月，已经是名作家的丁玲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由于以前左联刊物色彩较为明显，被当局一一查禁，冯雪峰指示，《北斗》表面上要灰色一些。这样，丁玲就广泛联系了林徽音、徐志摩、凌叔华、陈衡哲等中间作家，其中也有冰心。冰心分别在《北斗》第一、二期上发表了诗歌《我劝你》和《惊爱如同一车风》。可惜这两期出后，《北斗》本色难改，冰心等人的名字也就从刊物上消失了。冰心、丁玲的这次交往虽短，却给双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冰心记住的是两个人通信时上下款都只用一个“冰”字，因为丁玲原名蒋冰之。而丁玲大概对第一次相见时的自卑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冰心的这次慷慨赐稿心存感激，增加了对冰心的好感。

  转眼到了1936年，丁玲自1933年意外被绑架后已届三载，国民党当局渐渐放松了对她的管束，丁玲于是在长期考虑后，决定到北京通过红色教授李达寻找党组织。李达曾是1922年丁玲初到上海入读平民女校时的老师，就读期间，丁玲与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1年胡也频被捕后，李达夫妇曾接丁玲到他们家里避居，1933年丁玲本人被绑架后，他们也曾积极营救。因此丁玲一度视李达夫妇为“唯一亲近的熟人”。

        1936年5月，丁玲来到北京李达家，李达夫妇热情依旧，只是只字不提丁玲要找的党，而且李达还诚恳地劝她以后不要再搞政治，就埋头写文章。四、五天后的一天，李达忽然提醒丁玲去看望女作家冰心。照李达的本意，大约这可以淡化丁玲的政治色彩，给人以丁玲不问政治的印象。虽然这样的结果并非丁玲所愿，会见冰心也根本不在她的计划中，但她还是来到了燕京大学冰心的教授小楼。想来柔弱文静的冰心自有一股高贵的气质在，因为高傲如丁玲者在她面前每每感到“矮一点”，上次会见是“一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去看望一位名作家”，这次则成了“一个笨拙的处境不顺的小作家去高攀一个老作家”。见到冰心，丁玲感觉 “即使平时有傲气这时也拿不出来”，与冰心的“很会照顾人，说话文气、得体”相比，丁玲总觉得自己“别扭和手足无措，浑身不得劲”。

         其实她们的这次会面还是很随意的，因为丁玲突然到来时，冰心正在给儿子洗澡，丁玲还因此慨叹说，自己就不常有这种与孩子同在的机会——为了方便寻找党组织，方便出逃，4月份，丁玲就安排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回湖南了。正是给孩子洗澡这个颇为家居性的场面使得冰心在时隔六十年后仍能记得这次会见，只是冰心把时间记成了1931或32年，而31或32年，丁玲正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是没有机会前往北京去看她的。

        尽管对丁玲来说，此次拜访冰心由于缺少思想准备而显得心不在焉，但它无疑仍大大增进了两位女作家的相互了解和熟悉程度。两三个月后已是夏末，当冰心随同丈夫吴文藻前往欧美游历路过南京时，又专程回访了丁玲。当时丁玲在经过了北京、上海的寻党经历后，正静等消息。由于此前在上海见到了冯雪峰，而且冯答应了送她去陕北的要求，想来8月的丁玲心情是好多了。因此在冰心来访的当晚，她就邀请冰心夫妇一起到玄武湖上泛舟聊天。同船的还有《大公报》编辑萧乾、同住在苜蓿园的姚蓬子、翻译家高植、赛珍珠当时的丈夫勃克等十三人。萧乾回忆说，十三不是个吉利的数字，果然船到湖心，一位翻译法国文学的女士正唱着法国歌曲时忽然坠水，还是勃克给救了上来。

        这次会见是两位女作家民国年间的最后一次交往。是年9月，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丁玲逃离南京先到上海，然后又在聂绀弩护送下到达西安，然后转往陕北，开始了她人生的新篇章。而冰心，先是出国游历一年，回国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只能辗转昆明、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又去了日本。除了冰心在一次参政会上曾向身边的董必武询问过丁玲外，炮火和动乱割断了她们的往来。

         建国以后，丁玲担任了共和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而冰心也于1951年秋回国。1953年9月，冰心和丁玲双双出席了第二次文代会，相信这时候的丁玲再见到冰心时已不会再有昔日那种过于敏感的自尊了，因为冰心的加入中国作协还是由她这个作协副主席和老舍介绍的。然而动荡的岁月并没有结束，共和国在短暂的平静后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浪潮。1955年12月，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告，丁玲遭到批判，1957年的反右运动则又把她划到了“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里。这时冰心见到的丁玲就不再是坐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辞的领导，而是批判会上坐在主席座位右边的小桌后，低着头记笔记的“反党分子”了。然后一晃又二十年。

         1958年，丁玲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取消原级别，拿着一纸介绍信去了北大荒。而冰心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曾以70余岁的高龄下放到五七干校。二十年的共和国岁月，两位女作家经历的坎坷丝毫不亚于建国前，所引起的感慨恐怕只会比以前更多，因此当1979年去作协开会的车上，她们意外相遇后，自然少不了一番长谈。两位老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6月，那次是丁玲带着新出的《丁玲选集》和她主编的《中国》看望冰心，她留给冰心最后的印象依然是“那样地健谈”。

          1986年3月4日，丁玲去逝，享年82岁。当天下午，冰心还打来电话询问丁玲病情，不料听到的却是丁玲已逝的消息。三天后，86岁的冰心在写给丁玲的悼念文字中说，“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死而无知，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噫，诚哉斯言，这样的达观之语，怕只能出自这位生性恬淡而又经历坎坷的世纪老人之手了。丁玲地下有知，当会心而笑。

  3、丁玲风雨忆萧红

         三位女作家中萧红最小，却也最红颜薄命，1942年1月22日，正当太平洋战争激战正酣，香港风雨飘摇之际，年仅31岁的一代才女萧红孤独地死在香港。死前一天，由于吼管手术不能说话，乃在纸上留言曰：“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悲凉坎坷的一生，去世时险恶的环境，以及她过于痛苦的死因，无不让人在读到她这最后的绝笔时感慨万千。

         朋友眼里的萧红，总是苍白着脸，一副贫血的样子，而尤为让许广平吃惊的则是年轻的萧红那满头花白的头发。萧红一生的确较常人更为辛酸，然而要说是“尽遭白眼冷遇”，用梅志的话说“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因为在得到鲁迅先生亲自关怀这一点上，萧红就远比丁玲要幸运得多。1925年4月，丁玲在北京陷于困顿苦闷时，也曾给鲁迅写信，不料荆有麟指认这是沈从文的笔迹，鲁迅很是生气，认为是“孥孥阿文”在戏弄他，加之后来胡也频又极不严肃地拿着“丁玲的弟弟”的名片拜访鲁迅，鲁迅当然不会给这个子虚乌有的“丁玲”回信了。“鲁迅就是没有回信”对丁玲是个不小的打击，她一度有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她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鲁迅“对别人都是热情的，伸出援助之手，就认为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对我就要无情”。丁玲这种没有得到长者宠爱的怨气当然是一种误会，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鲁迅对于青年一向是热情帮助、无私关怀的。1934年10月，当鲁迅接到萧军萧红的求助信后，不仅迅速回复，而且第一次见面就奉送了二十元钱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随后，他们之间就频繁通信，后来二萧干脆成了鲁迅家的常客。有一段时间，萧红心情抑郁时，更是天天泡在鲁迅家里。鲁迅不仅在文学上为二萧看稿、推荐、写序，也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为他们介绍朋友，不时请他们打打牙祭。萧红至少在鲁迅这里得到的不是白眼冷遇，而是伟大导师“母性”的关怀。

        二萧到上海时，丁玲正被国民党囚禁在南京，但他们对丁玲的文名早有所闻，对她的失踪也颇为关心，曾经去信向鲁迅先生询问，鲁迅的回答是“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而丁玲最初见到萧红的名字则是一年之后。1936年6月间，丁玲在张天翼的协助下，摆脱国民党的控制跑到上海，在冯雪峰、胡风等的安排下，住在俭德公寓静等安排。胡风为了让她能安心等待，也是让她熟悉一下文坛现状，特意为她准备了一些新锐左翼作家的作品，其中就有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八月的乡村》。然而不久丁玲就秘密去了解放区，与萧红见面则是1938年的事了。

        1938年2月，受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与萧军、聂绀弩、田间、塞克、端木蕻良等人来到山西临汾，担任民族革命大学的文艺指导员。恰巧丁玲这时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也来到了临汾，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具天才的两位女作家终于见面了，还给我们留下了至为宝贵的一张多人合影。萧红给丁玲的印象是“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说话是自然而真率的”，丁玲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而萧红虽然对丁玲“解放的思想和生活”感到“吃惊和不习惯”，但印象仍然是美好的，几年后，她对骆宾基追述说：“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属于女性的柔和”。尽管萧红与丁玲在思想、情感和性格上都有较大差异，却丝毫没有影响她们一见如故的亲切。她们互相并不感到对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每天在一起尽情地唱歌，有时也在一起痛饮，每夜都要聊到很晚才睡。

        丁玲与萧红是两个天才的作家，也是两个女人，相信在她们的知心交谈中少不了萧红与萧军的关系问题。萧红与萧军之间的感情裂痕由来已久，主要原因是萧军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和曾经的不忠实，以丁玲一贯的女权立场，无疑在萧军与端木之间她会倾向于端木的，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尽管日后萧红不曾跟丁玲通信，端木却还和丁玲保持联系的原因。只是不知道丁玲果断的个性、明确的女性立场“是否曾”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萧红的最终决定。1938年2月底，随着晋南战局的发展，民族革命大学决定往宁乡撤退，萧军提出要辞职去五台山打游击，萧红坚决反对，认为萧军是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一番争吵之后，两人决意分开。萧红跟着丁玲的战地服务团前往西安，萧军则在去五台山受阻后转往延安。

        在去西安的火车上，丁玲建议大家给服务团赶写一个剧本。几位青年作家兴致很高，一路边凑边写，完成了一个名为《突击》的抗战戏，后来在西安三天内连演七场，场场爆满。想来这次有丁玲、萧红参与的集体创作给萧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去世前念叨的那“半部《红楼》”，就是打算病好后邀集多人来共同完成冯雪峰未及完成的、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在她想到的合作者中就有丁玲。丁玲与萧红一起在西安度过了1938年的春天，其间曾力邀萧红去延安，因为在丁玲看来，抗战年代，延安是个“可以使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的地方，而萧红是“适于优美平静”的，而且延安的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然而萧红为了避开萧军，最终没有听从丁玲的劝告，是年4月，她与端木一起返回武汉，继续她的飘泊生涯。

         1942年4月25日，在萧红逝后三个月的一个雨天里，丁玲忽然想起了萧红，然而在她那篇名为《风雨忆萧红》的纪念文字里，丁玲却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抒写自己闷在雨天的窑洞里，难以忍耐“阴沉和絮聒” 的抑郁心情。丁玲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想起萧红，笔调又如此抑郁，自然是有原因的。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著名的《“三八节”有感》，为延安妇女事实上遭受的不公平现象鸣不平。紧接着，3月13日和26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延安存在的等级现象和不民主现象进行了批评。不料这两篇文章引起了杨家岭高层的高度重视，在缺少读物的延安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声势浩大的大批判要到五、六月份才展开，然而在四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就已经开始。那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上一共有八个人发言，七个是批评《“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的。贺龙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毛主席的总结是：“《“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尽管毛的这句话区分了丁玲和王实味的错误性质，并事实上救了她一命，但丁玲的压力仍然可想而知。

        4月25日，天上“微微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边响”，大批判在悄悄酝酿着，“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顶”，处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丁玲怎不感到郁闷？怎会不呼喊“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怎会不感慨象萧红这样“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需要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呢？当丁玲扫遍中国她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她怎不“感到一种无言的落寞”？因为象萧红这样“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寥寥呵”。

         除了萧红，郁闷中的丁玲还想起了“无法彻底变更自己”的瞿秋白，想起被诬为汉奸的胡风，尤其当她想到与萧红一起脱险回到内地的朋友们——正在编辑《解放日报》文艺专栏的舒群，以及曾与周扬论战的萧军、白朗等——却面临“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时，她不由得质问：“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丁玲借他人酒杯浇着自己的块垒，她在这风雨之日里呼唤着萧红名字的苦闷绝叫，萧红地下有知，能否听到，又能否理解呢？

  4、未曾谋面的遗憾

        冰心（谢婉莹）与丁玲之间通信，上下都只写一个冰字，想来若是与萧红（张乃莹）通信，上下各写一个“莹”字即可。可惜这只是我们后人美好的设想，萧红生前不仅没有机会与文坛前辈冰心谋面，甚至连书信来往也不曾。抗战前，冰心一直稳居在北平，萧红则从哈尔滨来到上海，虽然1930年萧红曾为逃婚去过北平，并短期入读女师大附中，但以她19岁女学生的身份，怕是没有机会见到冰心的。1936年6月间，冰心随丈夫游历欧美前也曾来上海，并签名参加了郑振铎等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临行前，郑振铎还为她设宴饯行。但由于当时鲁迅拒绝加入该协会，与巴金、胡风、萧红、萧军等人签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这时萧红是不会主动也没有机会接触冰心的。1937年4月，萧红为了排遣与萧军之间感情痛苦，又曾只身来到北京，并住了一个多月，可惜这时候冰心尚在国外。

         冰心与萧红之间最有可能见面的时机和地点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庆。1938年9月，萧红只身赶到重庆，与先行到此的端木蕻良会合。由于产后虚弱，萧红先是在歌乐山保育院休养，后来则搬到北碚复旦大学宿舍，当时端木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居住重庆期间，由于生活暂时安定，萧红创作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其中《回忆鲁迅先生》更是独树一帜的不朽篇章。这篇文字以散漫的、极为口语化的笔调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人间鲁迅、日常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在萧红笔下变的栩栩如生。《回忆鲁迅先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就是萧红的口述——据说当时萧红由于身体虚弱，难以执笔，只好请了复旦大学一个学生来帮忙记录，没成想，一次不得已的行为却成就了一篇风格独特、不可多得的妙文。1940年1月底，受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先生和香港周鲸文的邀请，萧红夫妇在未征求朋友意见的情况下，突然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从而错过了与冰心会面的最后机会。因为直到是年底，冰心才在宋美龄的邀请下，举家从昆明迁往重庆，任国民参议会参议员，并写下了著名的组文《关于女人》。

       尽管萧红逝后五十余年，冰心为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萧红全集》题写了书名，多少弥补了一些我们的遗憾，然而两位女作家的无缘相识，总让我们无从猜测不谙世故的萧红见到冰心时是否会象丁玲那般敏感，亦不知慈爱如冰心者见到苍白虚弱的萧红时是否会象鲁迅那样生出些母性的关怀。

  1942年1月22日，萧红逝于战火中的香港，终年31岁。

  1986年3月4日，丁玲去逝，享年82岁。

  1999年2月28日，世纪老人冰心以99岁的高龄仙逝。冰心曾说“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相信三位女作家的共聚当是这欢乐重逢里的重要篇章。其实即便死而无知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一想到她们——冰心、丁玲、萧红，这些现代中国伟大的女性曾经仰望过同一片星空，我们一样会由衷地感到欣慰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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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Grindcore 发布时间：2012-12-05 11:2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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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年代杀死一个浮士德—— 关于运动中的“浮士德精神”

  作者：Cyber Marlboro 发布时间：2009-04-22 21:05:15

  一、关于“浮士德精神”的形而上的符号

  在讨论到“浮士德精神”的绝大多数时候，无论是国内流传的《浮士德》的大多版本的序言，还是国内有关西方文学史乃至德国文学史的教材，包括现今几乎“全能”的几个诸如baidu和google几个主流网站里的相关词条，都默契到可以称得上是和谐统一地用那几个相同的形容词和短语来给它定义，“永不满足”“勇往直前”“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追求真理”等等诸如此类。当然也不排除在有的书面或者网页百科上对此还有除以上一些词汇外的关于“浮士德精神”的补充，比如它所象征的一些消极方面。但总的来看，不难发现，从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现代文学教育那时候起，“浮士德精神”作为所谓“永不满足”“勇往直前”“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追求真理”的符号已经深入人心。比如我，从小学时候一本名人名言录上看到的关于歌德的语录，到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老师口里提及的“浮士德”，它们无非都是在往我刚好留白的意识里强行录入一个“积极进取”“永不满足”的形象。直到此刻在受挫与失望中纠结地读完“真正”的《浮士德》，我的潜意识才终于从那个被统一了的意识的压抑下裸身奔出来，“浮士德精神”真的如“官方解释”那般工整并单纯麽？

  首先感谢我的世界文学史老师，她的客观态度以及独立于官方教育的解说给了我这个自我思考“浮士德精神”的机会。否则基于以往被灌输的那个“浮士德精神”，我想从现阶段至很长的一个将来我都不会产生去读《浮士德》原著的意识。

  我知道一直以来教育之所以作为教育其实只是因为它扶持统治阶层的功能的存在，不可否认它是一个工具，个人的永远小于社会的。我们从很早以前就被教育要以辩证的观点看问题，如今却在一个被符号化了的“浮士德精神”面前停滞了几百年而被动地陷进了形而上。恰恰是因为把“浮士德精神”片面地定义为诸如“永不满足”“勇往直前”“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追求真理”灌输于全民，是对辅佐统治阶层有利的一个经验。这无疑阻碍了辩证的思考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那个原著里的极为复杂的浮士德精神被剪切了一小块下来充当了全部。“浮士德精神”在现代人的观念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前孤立并静止的符号。这违背了我们最初被教育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那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浮士德精神？不，这当然不是唯一的，歌德原著里的那个浮士德精神也不该被定义为几个特定的词汇永不改变。全面的，而并非那个几个词汇就可以孤立地概括；与时俱进的，而并非永远都只有那一个唯一的符号。浮士德精神作为特定时期的精神产物，放到不同的时代里，在不同时代的人的理解里必定是不尽相同的。我想，理解浮士德精神不但需要把它了解全面，还需要把这精神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联系起来，这才能算得上是客观的不孤立的辩证的理解。

  二、浮士德在悲剧中的抉择与浮士德精神

  从《浮士德》的悲剧结构上看，五个悲剧象征的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总的悲剧，缺一不可，因此各个悲剧间的关系是并列的。而这象征的五个方面刚好构成了人生大致的五个方面，由此来看，《浮士德》所传达的是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悲剧。而浮士德作为悲剧主人公所象征的是全人类，浮士德精神也就象征了全人类的精神，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不仅仅只是所谓的“积极进取”“永不满足”。

  书斋生活象征知识的悲剧。歌德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他一生跨两个世纪，正当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而他就是一个充满着狂飙突进运动反叛精神的人。浮士德沉在知识海洋的底部意识到这是一场悲剧，而他选择的是冲破这些深重教条的束缚走出去。在文艺复兴过后，欧洲社会一直奉行理性至上的理念，歌德处在新型资产阶级兴起的启蒙时代，在此对“理性至上”中的“理性”进行了一个离经叛道似的颠覆。他对“理性”有了革命性的认识，即“自然理性”，自然在这里也是自由的意思，于是浮士德选择了甩脱旧理性奔向新理性。把“理性”的中心由封闭的人类自我转向外面的世界与自然正是启蒙时期所提倡的“新理性”。浮士德冲破了已经陈旧的沦为教条束缚的毫无现实意义的旧理性，为自己选择一个新的生活，他认识到了知识如果不能用以造福于人反而封锁人内心使人痛苦的话那知识也就不是知识，还不如没有知识。

  这种“入世”和反叛的态度让我想到一个半世纪后法国的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萨特也提出过“没有行动的理想等于没有理想”，这与浮士德对于没有现实意义的知识的否定是一样的。萨特的“介入”观念也和浮士德在知识悲剧中选择的冲出书斋是相似的。还有最核心的一点，浮士德从牢笼一样囚禁了自己大半辈子的书斋毅然出走选择了外面的世界和事业，是一种冲破束缚的自由自主的人生态度，这与后来萨特提出的“人应该为自己做出选择，应该自主地对自己的生活全权负责”相照应。在我看来，浮士德精神在知识悲剧中的体现，是一种反叛，一种现世责任感，也是一种革命。

  浮士德与格雷琴的爱情悲剧并非传统的爱情悲剧里的“不能终成眷属”，浮士德的爱情是复杂并荒唐的。也许在歌德看来，爱情不只是“爱情”，因为爱情作为欲望的载体，必定要遭遇与理智和良知的撞击，而这些冲突偏偏与生俱来无可幸免。那么人类千百年来在这二者择其一中是如何选择的？浮士德在这二元对立的冲突中做出的又是怎样的选择？

  浮士德象征的全人类，在经历了“爱情使人丧失理智”的一系列冲动恶果后最终还是忍痛割爱地离开了精神已经崩溃的爱人格雷琴。在爱情中浮士德所丧失的不只是理智，歌德在这里用了一个最坏的后果——丧失道德。可以看出歌德对于爱情具有毁灭一样深重的力量是承认的，因为爱欲出于人类本能；而歌德给浮士德的最后出路却并非同爱人共死，而是绝望过后给了他另一种生活。这里可以看出，歌德在承认本能欲望强大的同时，也主张爱情并非人生的全部，人终究还是要从爱情中走出来进行下一段旅程。爱情之所以为悲剧，是因为它从存在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与理性和良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

  问题在于浮士德在爱情悲剧里究竟有没有主动做出选择？我想事没有，当发于本性的爱情力量上演到最高潮，它自然而然的压过了理智，这并非浮士德也并非一般人类以理性的思考能做出的选择，因为理性已隐没在本能与欲望的后面。而爱情故事的结局诞生后爱情的恶果开出罪恶的花之后，浮士德被迫与爱人分离，这也并非悲痛欲绝的浮士德本人的自主选择，因为在悲痛达到极致时人的理性是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的。爱情丧失，新生活渐渐显出痕迹，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像半个世纪后弗洛伊德所谓“人的潜意识与意识的矛盾必将在发展中完成自我的顺应”。人生有很多事情都不是只依靠理性就可以解决的，一如爱情，一如悲剧。面对知识悲剧浮士德可以自主的选择丢弃，但在面对爱情悲剧时浮士德无从以理性做出选择，因为人类本能里的一些东西太过坚硬，而命运无从逃离。这里看来，歌德的悲剧思想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不可知论”。这是前面提到的萨特和存在主义所没有继承的东西。

  那么浮士德精神在爱情悲剧里究竟有没有体现？如果有，是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在重创之后的重振旗鼓？如果没有，是不是只因为浮士德所代表的全人类在爱情面前显露出了人性中以良知沦陷为代价的对欲望的沉迷？

  在我看来，浮士德在爱情悲剧的经历中其实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精神，那便是“在场感”，既是所谓“活在当下”。我知道“在场感”一词于多数人而言的陌生，它的意义最初在嬉皮士年代最初被，如今作为一种创作理念贯穿于中国70后先锋诗人的诗歌。或许在歌德塑造浮士德的当时，这种“在场”的精神并不十分明显地能体现在浮士德身上，但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从浮士德的爱情观里读到了这种“活在当下”的责任感。既是关注于此时此地，在未知的生活面前，每一秒都该坚决地被经历，而不应赋予繁琐的后果与痛苦的思索来束缚它的存在，这一秒很快就会过去，不容等待，于是经历便是意义。深陷于爱情中的浮士德从来不会用这一秒的时间去思索下一秒的事，因为他懂得对“此时此地”负责，因为他在不计后果地全身心投入于“存在”，经历并赋予它意义，毫不虚无。他经历了爱情与悔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财富，就算坏的后果，这亦是人生的一种担当。如果说人生注定是悲剧一场，那么此刻我们该做的也就是在这一秒快乐，因为下一秒很可能就不能再快乐了。或许这多少有一点“享乐主义”，但在歌德那个被所谓“理性”的教条和封建束缚了的年代，还有在今天这个XXXXXXXX(这里先不冒着被和谐的危险做讨论，这不是重点)的年代，真实的“存在感”确确实实是反对虚无主义和与社会中浮华伪善实际毫无追求的人群对立的武器。因为“存在”亦是一种责任。

  浮士德的政治悲剧象征的是歌德魏玛十年的宫廷生活，在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受挫后浮士德选择了追求古典艺术来作为辅佐明君不顺的逃避。以唯美的艺术来作为艰辛复杂的政治失望后的出口是否是个积极的选择？一个人在踌躇满志满腔热血投入于事业过后最终获得力不从心的沮丧与抑郁，于是承认政治是个鱼目混杂且难以应对的战场。于是浮士德和中国古代的抑郁文人一样选择了以沉浸唯美艺术来忘记现世的纷乱，就像忘记一场无可投医的疾病。这却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软弱的体现。可是古典美偏偏也是个悲剧。企图通过艺术和美育来改造社会的梦想最终会幻灭。这是歌德对空中楼阁般的古典美的反思，这是歌德对艺术的意义与社会存在之间关系的思索。古希腊的艺术因为其脱离现实的神秘而被盲目的人群一味的追求与膜拜，而真正的艺术难道就是这古典式的被束之高阁的一次逃避？不是这样，浮士德的古典悲剧告诉我们，艺术不该与现实脱离，艺术除了审美功能外还该具有社会功能，这样的艺术才能成为人类精神的美的产物。时代永远在交替从不停息，艺术亦需要革命，而并非形而上的“古典至上”，在时代的洪流中应运而生印刻着时代烙印的艺术才是真正对人类有精神意义的艺术。另一方面，在关于“自由”这一文艺复兴起一直被极度崇拜的中心，浮士德亦在古典的悲剧的历程中体味到了它的无力。以人为中心的自由不该被毫无限制地扩大膨胀，还有许多客观存在的不可抗拒的前提作为限制。而浮士德的人物性格也由刚开始的激进反叛渐渐转变成了和睦理智。歌德在这里对片面追求古典美的否定态度与后来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必定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而浮士德在经历了古典悲剧之后走向了自然走向了哲学，这无疑又与后来的萨特存在主义中“介入”的观点相契合，萨特还提出过“一个文学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的观点，而歌德在提早了一个半世纪就已经对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有了深刻的思索。而另一方面关于“自由”的辩证思考却是一个半世纪后的萨特也没能做到的。

  那么这个从政治到艺术再到哲学的过程中浮士德身上贯穿着怎样的精神？没错，这首先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思想者的永不停步的探索精神。另一方面，我想，浮士德精神在这里亦显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责任感，这是一种深沉的时代精神。歌德的一生横跨了两个世纪，时代总在不断的改革里被重建被更替，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也必须深切的基于现实而进行对推动时代发展有积极影响的创作，这才是艺术家的职责，这才是艺术的重要本质。

  进入到哲学阶段的浮士德，整个人的精神状况以及思想境界必定会焕然一新。在艺术和美育幻灭的古典悲剧过后浮士德进入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也是最深刻的哲学阶段。此时的浮士德俨然一个站在高处的悲伤的智者，不再凭着热血与激情闯荡人间，他变得冷静肃穆且带着悲天悯人的气质。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失败到精神教育改良的无力，浮士德开始把目光投向切实的自然与物质改良，或许只有自然哲学才能造福人类。

  晚期的歌德在哲学领域的游历是的他对人，对人与世界有了更新的更深刻的认识。受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影响，歌德把一些新的理念赋予在了浮士德的思想与行动中。因此，从追求古典美时期开始，在浮士德身上，我们还能读到一种理性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从激情万丈的叛逆到深刻理性的智者，这是浮士德在悲剧中的成长历程，而客观的、无私的从历史和全人类角度来改造社会，辩证的思维方式无疑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事业的悲剧，浮士德精神却会延续。哲学是一门痛苦的学科，并且这痛苦关乎于全人类，然而它却是伟大到永不止步的。因此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成为泡影的悲剧也是必然，乌托邦陨落，浮士德死亡，然而最终他的灵魂还是被上帝带走，因为哲学不会陨落，浮士德精神不会消亡。浮士德的五个悲剧也告一段落了，而歌德给了这个人生的悲剧一个光明的尾巴，是希望的象征，亦是不可知论的象征。毕竟，浮士德精神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问题，于是希望亦是一种不可知。或许这是属于歌德的独特的悲剧美学，不简单等同于鲁迅所说“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在歌德的悲剧里，一切都是辩证的，建造与瓦解，重生后再毁灭，悲剧如哲学一般在历史的冗长河流里艰辛流淌，不止不息。

  三、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与浮士德精神

  或许这才是我们最该思考的。浮士德精神最终把我们引向了“时代”这个问题的风向上，的确，浮士德精神必该随着时代特征的演变而有所发展，基于历史而在辩证中与时俱进地理解它才能与这精神相匹配。

  出生于两个十年交替间的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问题们积压到一个点就成了弊病，身体的亚健康可以通过调整来得以恢复，遗憾的是时代的亚健康总要到并发成一个全新的病种甚至瘟疫才会被人关注和介入。这是一个规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人群的疾病推动了时代的发展，时代以疾病得以被关怀和革命性的推翻病根为转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时代的重建以一群时代边缘上的重症患者为牺牲品。于是疾病的症状爆发成了颠覆旧日的导火索，无论如何，疾病时关键。歌德一生横跨的时代被重建过很多从，当然不是每一次重建都能抵达疾病被毁坏的革新目的。

  对于文学家的创作来说，真正伟大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小说人物必定是一个身负全人类普遍患难又载着某种医生一般的先锋精神去自我抗击病痛的时代病症患者。在我看来，浮士德的形象，是一个病态世界的身心健康者，同时又是一个盛世中央的病医生。

  时代的精神诞生于时代的难题，这于穿着春风和煦的皮肤的二十一世纪尤为重要。因为我们这个年代最致命的难题在于看不见难题忽略难题和隐没难题。自我感知是治疗的第一步，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如果连病人自己都感觉不到疾病的存在或者存在于哪里，这也许才是真正无可救药的绝症。否认疾病，拒绝治疗，和自杀没有区别。面对难题意味着在和谐静止的蒙蔽下看到了疾病。

  浮士德带着他满身的漏洞百出来到二十一世纪，浮士德精神在这里是什么？我想，最该成为核心的一点，正是他作为人，身上那些漏洞百出的症状，是梅菲斯特在他体内晕出的淤痕。那些丑陋的不可见人的缺憾和邪恶的疤痕，是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类不可缺少的符号。

  到了今天，浮士德精神在于浮士德难题的曝光。二十一世纪的浮士德精神之所以称之为“精神”，是因为它提出了浮士德难题。关于存在与意义，关于欲望本能与良知道德，关于潜意识与理性，关于自我个性与社会洪流，关于反抗与贡献，关于艺术审美与政治介入，关于自由与环境，关于人类发展与自然界规律，关于理想的构建与现实的荒诞。

  歌德以历史的客观态度提出了这些浮士德的人类的难题，尽管他在使用辩证法试图阐述它们的时候总是无可奈何的流淌出个人的悲观气息。我想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于歌德身上的体现。但至少我们从中学会了一点，就是这些难题的永远不可消除，因为它们随时代的演变永远有着不同的变化中的应对方法与解决答案。

  二十一世纪的青少年该如何面对这些难题？我们是否有足够清醒的痛觉去揭开这些沉积已久的时代创伤？我们是否有足够浮士德式的激情与反抗精神去为自己而战？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处在一个足够浮士德式的的无论好坏都足够纯粹的环境里？

  We are the middle children of history, with no purpose or place.

  　　 We have no great war, or great depression.

  The great war is a spiritual war.

  The great depression is our lives.

  We were raised by television to believe that we'd be millionaires and movie gods and rock

  　　 stars – but we won't.

  And we're earning that fact.

  And we're very, very pissed-off.

  这是当时让我惊心动魄了太久的电影《搏击俱乐部》里的台词，它如雷贯耳的砸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轮廓以及我们看不见形状的病痛与危机。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与经济大恐慌。我们的战争只是精神之战，我们的恐慌只是我们自己。我们从小看电视被灌输我们以后会成为百万富翁、电影巨星和摇滚偶像，可是我们没有。于是我们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于是我们非常，非常愤怒。

  游离于动荡时期并自由占有梅菲斯特的浮士德博士无法体会几个世纪后二十一世纪青少年的“和谐”时代，他不会清楚能够站在边缘清晰的浮士德难题里为自己做选择是个多麽纯真又抽象的权力，于我们，于这群在和谐安定的蒙昧中被屏蔽了多少危及症状的二十一世纪的亚健康青少年。

  我们在《浮士德》过后被一种叫做羡慕的姿态撞醒，可笑地发现时代已经演变了几个百年，这是个医生们都失业了的年代，因为被灌输了一种叫做“健康”的疾病，这是看不见的疾病。如果你要问我浮士德精神对于我自己有什么意义，意义？这个词我听起来都觉得荒诞，好比对于一个没有意识的植物人，你问他什么叫痛觉。这个“无痛”“无问题”的时代里，我们读萨特，感到没有本质的存在状态所产生的一片空虚荒芜的恶心。我们看电影，看到《Fight Club》以搏击来提示自己尚未麻木，看到《Trainspotting》以搞砸一切来鞭策自己。

  浮士德精神的意义对于我就是浮士德难题，就是露了脸的梅菲斯特所制造的一系列trouble.浮士德博士不会明白，在一个梅菲斯特被藏了起来于是一切难题都被化学的假象隐匿了的人间，能够为自己做选择是件多么奢侈的事。因为难题的条件，矛盾的另一方不见了，我们没有“病痛”，我们不需要记住“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道理，我们安然享受“和谐”，我们可以做吃等死。

  浮士德博士，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您所没有经历的二十一世纪。您看，连上小学的孩子都统一地被官方付了身，知道投生于社会贡献就必须牺牲自我个性，如此这般和谐的大好社会还会让您有机会触发当时的敏锐的反思与热情自由的辩证态度麽？您在个人觉醒的热情里可以选择政治，我们有得选择麽？

  您看，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了，传统断裂了，个人主体性丧失了，以电脑网络为载体的虚幻空间扩展了……如此这般fashion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还能让您记起当时您所沉浸的那个文学艺术麽？您在了解到政治从来无力时可以选择艺术，我们选择什么？

  您看，我们从小被教育全民信仰XXX主义，老师告诉我们与之违背的任何理论任何哲学都是“不正确的”“要反对的”。高中时期我们被教育要批判唯心主义，于是到了今天我们能真正做到客观地完整地了解那个您所崇尚的黑格尔麽？最终您选择了哲学，最初已经有人帮我们选择好了，固定的不可改变的全民信仰，有没有让您想到您那个被冲击了的被统治阶级当做工具的宗教意识？

  您看，真是好笑，我们的二十一世纪又退回到了您那个时代之前，进步来进步去终究还是落后了。您是否有感觉您在看一出喜剧？

  您的时代动乱，到最后您发现了悲剧。二十一世纪和谐，在最初我们就被告知喜剧。

  我们的戏剧艺术概论课老师告诉我们，喜剧比悲剧更荒诞。

  2009.04 杭州

  ins: cyber_marlb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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