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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杨天宇：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31 16:01:00

  一、《礼记》的编纂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小戴记》，凡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最初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编纂。[1]

  戴圣本是《仪礼》学的专家。《汉书·儒林传》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案即今所谓《仪礼》）17篇……而瑕丘萧奋以《礼》（案亦指《仪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案据《后汉书·儒林传下》，戴圣为戴德之兄子）、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海太守。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

  《汉书·艺文志》亦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可见戴圣师事后仓，本为今文《仪礼》学博士。

  然而《仪礼》仅17篇，而其中《既夕礼》为《士丧礼》的下篇，《有司》为《少牢馈食礼》的下篇，实际只有15篇。这15篇所记又大多为士礼，这对于已经实现了大一统而欲建立一整套礼仪制度的西汉王朝来说，显然是不够用的。因此，汉代的礼家从当时流传的有关礼的《记》文中吸取材料，以补《仪礼》经文之不足，就是很自然的事。

  当时有关礼的《记》文是很多的。洪业先生有“《记》无算”的说法，曰：

  所谓记无算者，以其种类多而难计其数也。且立于学官之礼，经也（案即指《仪礼》），而汉人亦以《礼记》称之，殆以其书既有经，复有记，故混合而称之耳。……兹姑略举其他。案《汉书·艺文志》列《礼》十三家，其中有“《记》百三十一篇”，原文注云：“七十子后学所记也。”明云“记”者，仅此而已。然“《王史氏》二十篇”，而后云“王史氏记”；“《曲台后仓》九篇”，而如淳注曰“行礼射于曲台，后仓为记，故名曰《曲台记》”，是亦皆记也。至于“《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中庸说》二篇”，后人或指其篇章有在今《礼记》中者，是亦记之属欤？又《礼》家以外，《乐》家有《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有《孔子三朝》七篇，亦此类之记也。略举此数端，已见“礼记”之称甚为广泛矣。[2]

  如此众多的记文，礼家根据需要，选抄一定的篇数，以为己用，于是就有了戴圣的49篇之《礼记》，以及戴德的85篇之《礼记》。戴圣之《礼》学既以“小戴”名家（见前引《汉书·儒林传》），故其所抄辑之《记》，后人即称之为《小戴礼记》。同样道理，戴德所抄辑之《记》，后人即称之为《大戴礼记》。

  戴圣的49篇《礼记》，据郑玄《礼记目录》，每篇都有此于《别录》属某类的记载。如《曲礼上第一》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檀弓上第三》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通论”，《王制第五》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等等。《别录》是刘向所撰，由郑玄《目录》所引《别录》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礼记》49篇的抄辑时间，当在成帝命刘向校书之前；其二，由《别录》的分类可见，49篇之《礼记》确系从各种记文中抄合而成。如《月令第六》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第十四》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说明这二篇都是抄自《汉志》“《礼》家”的“《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第十九》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说明此篇是抄自《汉志》“《乐》家”的“《乐记》二十三篇”。又《哀公问》一篇，文同于《大戴礼记》的《哀公问于孔子》篇，《汉志》的“《论语》类”有“《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是可见大、小《戴记》名异而实同的此篇都抄自《孔子三朝》。其他诸篇盖亦如此，只是今人已不可一一考明其出处罢了。

  《礼记》49篇自戴圣抄辑编纂成书，在其辗转传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本子，盖因传抄者有意无意地对其进行改字、增删所致。如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后仓之弟子闻人通汉、戴圣等皆与其议，议中皆引用得有《记》文，其中见于《礼记》者，当即戴圣所辑《礼记》初本之文。《石渠阁奏议》今已不可见，而《通典》中尚保留有当时的若干材料。如《通典》卷83《初丧》记闻人通汉引《礼记·杂记上》曰：“君赴于他国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今本《杂记上》则曰：“君讣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执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通典》所载闻人通汉之语盖约《杂记上》之文，而“赴”字今本作“讣”，则当为传抄者所改。又《通典》卷73《继宗子议》记闻人通汉引《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此条为今本《礼记》所无，颇疑为《礼记·曲礼》初本之文而为后人传抄所删或所遗漏。又《说文》中亦有若干条引用《礼记》的材料，其所引亦有类似的情况。如《羽部》“翣”字注曰：“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王筠《说文句读》以为此所引是《礼器》之文。而今本《礼记·礼器》此条曰：“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为贵者也。”《说文》所引，盖约《礼器》之文，然今本无“士二”之说，则可能为传抄者所遗。又《亻部》“偭”字注曰：“《少仪》曰：‘尊壶者偭其鼻。’”而今本《礼记·少仪》此句作“尊壶者面其鼻”。是《说文》所据本之“偭”字，今本作“面”，显为传抄者所改。

  关于这一点，大量的证据，还在今本《礼记》郑《注》中。郑《注》于《礼记》正文某字之下，往往注曰：“某，或为某”，或“某，或作某”。陈寿祺曰：“郑氏《礼记注》，引出本经异文，及所改经字，凡言‘或为某’者，《礼记》他本也。”[3]兹仅从《曲礼上》中举出数例。“宦学事师，非礼不行”，《注》曰：“学，或为御。”“席间函丈”，《注》曰：“丈，或为杖。”“跪而迁屦”，《注》曰：“迁，或为还。”“其饭不泽手”，《注》曰：“泽，或为择。”类似的例子，仅《曲礼上》中就有十余条之多。据台湾学者李云光先生统计：“如此者，全书《注》中共计二百零六条。其中时有一字连举二种异文者，如《檀弓》云：‘袵每束一。’《注》云：‘袵，或作漆，或作髹。’《郊特牲》云：‘乡人裼。’《注》云：“裼，或为献，或为傩。’此一字而举二或本异文者，共十一条。”[4](P38)由上可见，《礼记》在其流传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异本、异文之多。

  《礼记》在汉代流传过程中之异本，见于文献而今可考者，有刘向的《别录》本。《释文·序录》自注曰：“向《别录》有49篇，其编次与今《礼记》同。”案刘向校书在二戴之后，经刘向校后的《礼记》，与戴圣的初本自不能无异。《汉书·儒林传》曰：“小戴圣授梁人桥仁季君、杨荣子孙（师古《注》：‘子孙，荣之字也。’）……由是……小戴有桥、杨氏学。”而《后汉书·桥玄传》曰：“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案‘德’乃‘圣’字之误）学，著《礼记》章句49篇，号曰桥君学。”是《礼记》又有桥氏本。而杨荣既与桥仁同师于小戴，且学成后亦独自名家，则可见《礼记》当亦有杨氏本，不过史书缺载罢了。据《后汉书·曹褒传》，褒“持庆氏《礼》”，又“传《礼记》49篇，授诸生千余人”，是《礼记》又有曹氏本。据《后汉书·马融传》，马融所注诸经中有《三礼》，当是兼《周礼》、《仪礼》、《礼记》而言。又据《释文·序录》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礼记》是也。”是《礼记》又有马融校注本。据《后汉书·卢植传》记载，卢植所著书，有《三礼解诂》，是亦兼《周礼》、《仪礼》、《礼记》言；又载卢植上书曰：“臣少从通儒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敢率愚浅，为之解诂。”《释文·序录》即载有“卢植注《礼记》二十卷”，可知《礼记》又有卢植校注本。至于流传于当时而今已不可考者，尚不知凡几。而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的一大功绩，就在于他将当时流传的《礼记》的各种本子相互参校，并为之作《注》，从而使《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

  郑玄校订《礼记》的一大特点，就是既于诸异本、异文中择善而从，又在《注》中存其异文。正如李云光先生所说：“郑氏不没别本异文，以待后贤考定，亦多闻缺疑之意，与他家之有伪窜经文流传后世者异其趣矣。”[4](P42)又李氏对于郑玄校书的体例和方法，考述至为详密，其《三礼郑氏学发凡》一书之第二章，即专论郑氏对《三礼》之校勘，凡十节，兹仅录其目如下：

  第一节　以别本校之

  第二节　以他书校之。其中又有三细目。曰：

  一、以所引用之书校之

  二、以相因袭之书校之

  三、以相关之书校之

  第三节　以本书内他篇经文校之

  第四节　以本书内上下经文校之

  第五节　以字形校之

  第六节　以字音校之

  第七节　以字义校之

  第八节　以文例校之

  第九节　以算术校之

  第十节　以审定正字之法校之

  其中仅第九节“以算术校之”未举《礼记》之例。是可见郑校《礼记》体例之严密。

  郑玄不仅对《礼记》49篇之文字进行校订，又对《记》文作了注解。郑玄的《注》，博综兼采，择善而从，且一反有汉以来学者（尤其是今文学家）解经愈益烦琐化的趋势，而欲“以一持万”，“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5]力求简约，以至于往往《注》文少于《记》文。如《学记》、《乐记》2篇，凡6495字，而《注》仅5533字；《祭法》、《祭义》、《祭统》3篇，凡7128字，《注》仅5409字，等等。这种“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而又至为简约的《注》，比起那些“章句多者乃至百余万言”，致使“学徒劳而少功”[6]的繁琐的旧《注》来，其优越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郑注本《礼记》一出，即深受广大学者欢迎。与此同时，篇目繁多的《大戴礼记》，则很少有人研习，后来逐渐佚失，到唐代，原书的85篇，就只剩下39篇了。

  至于郑注《礼记》的体例，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三礼郑氏学发凡》一书中，自第三章至第六章，凡78节，作了详密而出色的考述。又已故学者张舜徽先生在其所著《郑氏校雠学发微》和《郑氏经注释例》中[7]，对于郑玄校注《礼记》的体例考述亦精，读者可参看，兹不赘述。

  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礼记》学

  东汉末年，由于党锢之祸迭起，嗣后继之以军阀混战，三国鼎立，经学急剧衰落。然而郑玄所注诸经，当时称为郑学，却大行于世。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一书中说，在此儒风寂寥之际，唯郑学“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矣。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又说：“郑君党徒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8]据刘汝霖考证，曹魏所立19博士，除《公羊》、《谷梁》和《论语》三经外，《易》、《书》、《毛诗》、《仪礼》、《周官》、《礼记》和《孝经》，初皆宗郑学[9]，是皮氏所谓郑学“小统一时代”，确非虚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礼记》本是附属于经（《仪礼》）的，而自郑玄为之作《注》以后，始与《仪礼》、《周礼》鼎足为三，而魏时又第一次为之立学官。《礼记》在经学中这种地位的变化，实由郑《注》的影响所致。

  然而魏时王肃不好郑氏学。王肃亦博通今古文经学，并遍注群经（其中包括《礼记》30卷，见于《释文·序录》、《隋志》以及二《唐志》），却处处与郑玄立异，有“集《圣证论》以讥短玄”[10]，当时称为王学。王肃党于司马氏，其女又嫁给了司马昭，因此凭借政治势力和姻戚关系，其所注诸经“皆列于学官”[10]。案司马氏控制曹魏政权，当是在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杀了曹爽之后，第二年即改元为嘉平，是王肃所注诸经立学官，盖不早于嘉平年间，这时已是曹魏中后期。据《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256年），高贵乡公临幸太学，问诸儒经义，帝执郑氏说，而博士之对，则以王肃之义为长，“故于此时，王学几欲夺郑学之席”。[11]

  晋承魏绪，崇奉儒学，而尤重王学，因此魏晋之际郊庙之礼，“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12]，而不用郑氏说。然王学之盛，仅昙花一现。到了东晋，王学博士俱废。元帝初年，简省博士，“博士旧制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12]（《荀崧传》）。而所置九博士，除《周易》、《古文尚书》、《论语》、《孝经》，则皆宗郑氏[13]。可见东晋经学虽衰，郑学则复兴。值得注意的是，《三礼》中惟独盛行于两汉的《仪礼》未立学官，原来附属于《仪礼》的《礼记》反而立了博士，可见《礼记》学的传习，已胜过《仪礼》了。

  南北朝时期，天下分为南北，经学亦分为南学、北学。据《隋书·儒林传·序》，“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然于《三礼》，则“同遵于郑氏”。南朝疆域狭小，人尚清淡，家藏释典，经学益衰。到梁武帝时，始较重视经学，经学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但到了陈朝，又迅速衰落了。南朝的经学，最可称道者，要数《三礼》学了。《南史·儒林传》于何佟之、严植之、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俊、皇侃、沈洙、戚衮、郑灼诸儒，或称“少好《三礼》”，或称“遍习郑氏《礼》”，或称“尤明《三礼》”，或称“尤精《三礼》”，或称“通《三礼》”，或称“善《三礼》”，或称“受《三礼》”，而张崖、陆诩、沈德威、贺德基诸儒，也都以礼学称名于世。

  北朝经学，稍盛于南朝，其间如孝文帝、周武帝，崇奖尤至。北朝号称大儒，能开宗立派的，首推徐遵明。徐遵明博通群经，北朝诸经传授，多自徐遵明始。据《北史·儒林传·序》说：“《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遵明的《三礼》学传于李铉等人，李铉又传于熊安生等人，安生又传于孙灵晖、郭仲坚、丁恃等人。值得注意的是，“诸儒尽通《小戴礼》（案即指《礼记》），于《周》、《仪》兼通者，十二三焉”。可见北朝诸儒于《三礼》中，尤重《礼记》学。

  又南北学虽趣尚互殊，而治经方法，则大体相同。汉人治经，多以本经为主，所作传注，本为解经。魏晋以后人治经，则多以疏释经注为主，名为经学，实为注学，于是义疏之体日起。我们只要稍翻看《隋书·经籍志》和《南史》、《北史》之《儒林传》，即可见南北朝时期义疏体著作之多。其间为《礼记》郑《注》作义疏而声名较著者，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隋志》著录皇侃《礼记义疏》48卷，又有《礼记讲疏》99卷。熊安生《礼记义疏》30卷，见于《北史·儒林传》。皇、熊二氏的《义疏》，即为唐初《礼记正义》所取材。

  隋、唐天下统一，经学亦归于统一。隋朝祚短，经学罕可称道者。隋立博士，《三礼》仍宗郑氏。然据《隋书·儒林传》所载，以礼学名家者，惟称马光“尤明《三礼》”，褚辉“以《三礼》学称于江南”而已。又隋朝大儒，共推刘焯、刘铉，二刘于诸经皆有《义疏》，并曾“问礼于熊安生”，然并非礼学专门。

  唐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经学，于是自汉末以来经历四百年后，经学重又振兴。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以经籍去古久远，文字多讹谬，诏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师古奉诏校订经文，撰成《五经定本》。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以统一经说。贞观十六年（642年），书成，凡180卷。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于是有诏更令裁定，功未成。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诏诸臣考订，加以增删，永徽四年，始以《五经正义》之名正式颁布于天下。据《新唐书·艺文志》，《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16卷（据《旧唐志》则为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6卷（据《旧唐志》则为37卷），总计182卷（据《旧唐志》则为181卷）。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书无异说。每年明经，依此考试，于是天下之士民，皆奉以为圭臬。自汉以来，经学的统一，未有如此之专者。值得注意的是，《五经正义》于《三礼》独收《礼记》，这是第一次以朝廷名义正式将其升格为经，且拔之于《仪礼》、《周礼》二经之上。于是《三礼》之学，在唐代形成了《礼记》独盛的局面。《礼记正义》亦宗郑《注》，而以皇侃《义疏》为底本，以熊安生《义疏》为辅。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批评皇、熊二氏之书说：“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逾远矣。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犹治丝而益乱也。皇氏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二家之弊，未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胜矣。”可见孔颖达之学宗郑氏，而偏尚南学。又唐人之《正义》，守《疏》不驳《注》的原则，因此《四库提要》批评说：“其书务伸郑《注》，未免附会之处。”[14]

  三、宋元明时期的《礼记》学

  由上可见，《礼记》之学，自汉末至隋唐，除魏晋之际一度几为王学夺席，皆以郑学为中心。然而这种情况，到北宋庆历以后，为之一变。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案作者为刘敞）出，而稍稍新奇矣。至《三经新义》（案作者为王安石）行，视汉儒之学如土梗。”[15]可见庆历以后，宋儒治经，务反汉人之说，治《礼记》亦不例外。皮锡瑞说：“以礼而论，如郊湜是一，有五人帝，无五天帝，魏王肃之说也（案参见《礼记·祭法》‘有虞氏湜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下郑《注》及孔《疏》所引王肃《圣证论》之说）。湜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赵匡之说也（参见同上郑《注》及陆淳《春秋纂例》卷一所引赵匡说）。此等处，前人已有疑义，宋人遂据以诋汉儒。”[8]（《经学变古时代》）案皮氏所举之例，其中的是非姑且不论，宋人的《礼记》学不再宗郑《注》，则于此可见一斑。

  宋儒治《礼记》而用力最勤，成就最著者，当推卫湜。卫湜撰《礼记集说》160卷，日编月削，历三十余载而成。《四库提要》说，该书“采摭群言，最为该博，取去亦最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14]从《提要》的评价，可见此书的价值。然此书不宗《注》《疏》，以《注》《疏》与所采众家相并列而举之，亦宋学风气所使然。

  宋人不仅不信《注》《疏》，进而至于疑经、改经、删经，或移易经文。如《礼记》之《大学》篇，先有二程“为之次其简编”，继而朱熹为之“更考经文，别为次序”，[16]即其显例。又程、朱既以倡明道学自任，因此特重《大学》、《中庸》，将此二篇从《礼记》中抽出，以与《论语》、《孟子》并行，以为这是道统之所在。朱熹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合称《四书》，遂使《大学》、《中庸》脱离《礼记》而独自成学。朱熹死后，朝廷以其所撰《四书》立于学官，于是《四书》亦为一经，此亦可谓《礼记》学之一变。此后治《礼记》而宗宋学者，即皆置《大学》、《中庸》二篇而不释（如元陈澔的《礼记集说》即其例），且于其原文亦不录，以示对朱熹《章句》的尊崇，遂使《礼记》由49篇而变为47篇了。

  元代崇奉宋学。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了“考试程式”，即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诗》用朱熹《集传》为主，《尚书》用蔡沈（朱熹弟子）《集传》为主，《周易》用程颐《传》和朱熹《本义》为主，《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为主（案胡安国学宗二程），《礼记》用郑《注》、孔《疏》。[17]由此可见元人经学所尚。然因二程、朱熹于《礼记》无所作，故仍用古《注》《疏》。所立考试科目，《三礼》亦仅用《礼记》，益可见自唐以来，统治者重视《礼记》之学，远胜《周礼》和《仪礼》。

  元儒研究《礼记》之作，影响较著者，当数吴澄的《礼记纂言》和陈澔的《礼记集解》。吴澄当时号称大儒，于诸经皆有注述，其《纂言》到晚年始成。吴氏治经，虽不为朱熹之学所囿，然其注述，于诸经文字率皆有所点窜，而于《礼记》则以意改并，以成“通礼”9篇，“丧礼”11篇，“祭礼”4篇，“通论”11篇，“各为标目。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五书，《投壶》、《奔丧》篇归于《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亦并与古不同。……改并旧文，俨然删述。”[14]可见吴澄之学，实蹈宋学之迹。陈澔《集说》，浅显简明，然详于礼义而疏于名物。据《四库提要》，其父大猷师事饶鲁，饶鲁师事黄榦，黄榦为朱熹高足弟子，且为朱熹之婿，是陈澔之学渊源甚明[14]。可见《礼记》一学，虽科举用古《注》《疏》，而元儒之研治者，学风已大变。

  明人所颁“科举定式”，经书所主，仍沿元代之旧，《礼记》仍用古《注》《疏》。到永乐年间，《礼记》始改为“止用陈澔《集说》”。[18]据《明成祖实录》，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命胡广等修纂《五经四书大全》，十三年九月书即告成，计有《书传大全》10卷，《诗经大全》20卷，《礼记大全》30卷，《春秋大全》70卷，《四书大全》36卷。成祖亲为制《序》，颁行天下，科举试士，以此为则，而“废《注》《疏》不用”[18]。皮锡瑞批评说，修纂《大全》，“此一代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余年而得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不过“取已成之书，钞誊一过”，而所取之书，不过是“元人遗书，故谫陋为尤盛”。[8]（《经学积衰时代》）其中《礼记大全》，采诸儒之说凡42家，而以陈澔《集说》为主。可见明代经学，不过宋学之遗，而较元为尤陋。明人关于《礼记》的著作，见于《四库存目》者甚多，然几无可称道者。其中如郝敬所撰《礼记通解》22卷，“于郑义多所驳难”[14]，是亦宋学习气也。

  四、清代的《礼记》学

  清代号称汉学复兴，然清初仍是宋学占上风。顺治二年（1645年）所定试士例，“《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传》，《礼记》主陈澔《集说》”[19]，是仍袭元、明旧制。然清初私学，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已启汉、宋兼采之风。如王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著述宏富，于礼则有《礼记章句》。其后治《礼记》者，如万斯大撰《礼记偶笺》，郑元庆撰《礼记集说》，方苞撰《礼记析疑》等，皆杂采汉、宋之说。乾隆十三年（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其中《礼记义疏》82卷），广摭群言，混淆汉、宋，第一次以朝廷名义，打破了元、明以来宋学对于经学的垄断。其时孙希旦撰《礼记集解》，博采郑《注》、孔《疏》以及宋、元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实亦汉、宋兼采之作。

  清代真正以复兴汉学为标帜的，始于乾嘉学派，这是清代的古文经学派。然乾嘉学派重考据，《礼记》的研究不及《仪礼》、《周礼》之盛。如江永的《礼记训义择言》（仅自《檀弓》撰至《杂记》），短促而不具大体；朱彬的《礼记训纂》，又过于简约，远不及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之严密详审。道、咸时期今文经学派崛起，则又以《春秋公羊》学为主，对于《礼记》的研究，不过重在其中若干篇（如《礼运》、《王制》等）的“微言大义”，以宣扬所谓孔子托古改制之义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因此清代虽号称“经学复盛”[8]（《经学复盛时代》），然于《礼记》之学的研究，则未堪其称。清人于《十三经》，唯《礼记》无新《疏》。

  原文参考文献：

  [1]杨天宇.论礼记49篇的初本确为西汉戴圣所编纂[J].孔子研究，1996，(4)：56-63

  [2]洪业.礼记引得序[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转引自陈乔樅.曲礼上[A].礼记郑读考[M].《清经解续编》本.

  [4]李云光.郑氏三礼学发凡[M].台湾：学生书局，1967.

  [5]郑玄.诗谱序[A].毛诗正义：卷首[M].阮校《十三经注疏》本.

  [6]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张舜徽.郑学丛书[M].济南：齐鲁书社，1984.

  [8]皮锡瑞.经学历史：（五）经学中衰时代[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刘汝霖.三国·魏·文帝·五年甲辰[A].汉晋学术编年：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陈寿.魏志·王肃传[A].三国志：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马宗霍.魏晋之经学[A].中国经学史：第七编[M].上海：上海书店，1984.

  [12]房玄龄等.志第九·礼上[A].晋书：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杜佑.礼十三[A].通典：卷五十三[M].《十通》本。

  [14]纪昀等.经部·礼类三·礼记[A].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王应麟，经学[A].困学纪闻：卷八[M].

  [16]朱熹.大学章句序及首章[A].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宋濂等.选举一·科目[A].元史：卷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8]张廷玉等.选举二[A].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9]选举一[A].清通典：卷十八[M].《十通》本.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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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蔑视那些山寨吧！

  作者：悍将★西北望 发布时间：2013-03-17 23:35:55

  想知道一本书火不火，只要看书名的主谓宾定状补够不够眼熟就好。此话怎讲？且说3年前，蒂娜·齐莉格的成名作《真希望我20几岁就知道的事》在中国出版后大卖，其后的短短一年中，国内竟出现了数十本冠以《真希望我×××》、《20几岁了，×××》、《×××应该知道的事》的职场和励志书籍，其山寨林立的盛况令人叹为观止！

  齐莉格的书为啥这么火？这当然离不开她传奇性的高端求学和职场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阅历及智慧的积淀，但更重要的则是她天才的创意理念。在《真希望我20几岁就知道的事》书中，最令我震撼的是，齐莉格在创意课上先就某个问题让学生们分别提出解决方案，接着由大家集体票选出"最烂方案"，最后她要求全体参与者突破原先的思维局限，以"最烂方案"为蓝本，竟在实践中将之化腐朽为神奇地转化为意想不到的妙案！读罢让我不得不服膺她的观点：虽然很多想法看上去很傻很天真，却也往往蕴含着很强很牛13的潜在的精彩构思。

  可想而知，齐莉格这种近乎"毁三观"的颠覆性思维，对于陷入西西弗斯神话般重复、乏味、僵化的流水线上的国人是一种怎样的冲击？齐莉格在中国掀起的创意风潮，与其说是一种职场机巧和成功经验，倒不如说是对深陷整齐划一大众语境的"存而不在"的人性的解放和对寡淡因循生活方式的公然反叛。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意本质上是对生命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尊重和彰显。

  齐莉格的新书《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创意课》（吉林出版集团，以下简称《创意课》），延续了她前作活跃发散的思维模式和理据充足的务实风格。与前作相比，书中减少了诸如"甲之砒霜，乙之熊掌"、"事情的失败不代表个人的失败，失败只是外在的东西"之类的警句，更多地以大量鲜活的案例阐述创意思维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应用。从《纽约客》的"漫画标题竞赛"，到IDEO的工作室；从Twitter的"约束催生创意"，到愤怒的小鸟的"及时反馈制胜"，齐莉格在《创意课》中用众多精彩的实例，将读者再次引入一个五彩斑斓的创意世界。

  有趣的是，对于我这样笔头疏懒的写作者，齐莉格也给出了颇为靠谱的"拖延症"治疗良方。谈到创意的鼓励机制时，她提道，在"Written? Kitten!"写作网站的一款应用程序中，用户在写作时，系统会自动统计字数，当字数达到100时，系统会自动弹出一张小猫的照片。对于那些喜好萌宠的人来说，这种正性反馈可以鼓励他们坚持每天写作。与此相反，同样是为了督促写作，"Write or Die"写作程序则专唱黑脸。该程序内置了一个倒计时工具，同时提供了几种不同的惩罚模式，如果在写作过程中出现偷懒行为，"温和模式"、"正常模式"和"自杀模式"将分别给出足够让你抓狂的腹黑惩罚。此外，《创意课》中对规则、压力、失败、负性情绪等传统意义上阻碍创意发挥因素的正面效用，用实例作了详细论证。

  齐莉格的个性中似乎总有一种"天无绝人之路"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种心态应该不是她的专利，每一个在生活中充满奇思妙想的人都或多或少带有这种洒脱有趣、自信达观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讲，齐莉格宣扬的不仅是创意，更是一种自由不羁的生活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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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陈桐生：《国语》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2-09 08:09:42

  本文为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国语》的前言。

  《国语》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汉人说它是“《春秋》外传”，所谓“外传”，是相对于“内传”即《左传》而言。既然《国语》、《左传》一是外传，一是内传，那么自然这两部书就同出于左丘明之手，司马迁即在《史记》中明确地说左丘明作《左传》，又在《报仁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春秋》外传”之说是汉代经学兴盛时代的产物，今人已经不再相信它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国语》置于“杂史”一类，这个处理解除了《国语》与《春秋》之间所谓的经传关系，不过“杂史”之说略嫌宽泛。清人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根据刘知几六家之说，从史书体例上将《国语》断为“国别家”。

  本书以为，对于《国语》性质，必须把握一下几个要点：

  首先，《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在《国语》之前，《尚书》记载了虞夏商周君臣治国言论，只不过没有使用“语”这个名称。根据现存文献，“语”的名称最早出现于西周，《周语》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语”体文章。不仅周王室有“语”，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语”。《楚语上》载楚人用来教育太子的《语》，《郑语》所引《训语》，都应该是记载治国言论的典籍。《论语》、《孔子家语》的命名，也是因为它们都是记载言论的书。“语”之前冠以国名，就成为某国之“语”，诸如《鲁语》、《齐语》、《晋语》、《吴语》等等。各国之《语》最初可能是单篇流传，并借朝聘赴告机会得到交流，战国初年某国史官把他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遂成今本《国语》。

  其次，《国语》的写作模式是：王侯卿士大夫就某些具体现实政治问题发表言论，史官将其言论载之简帛。所以，《国语》各篇文章是王侯卿士大夫与史官共同的精神劳动产品。《国语》的主体是记载治国言论，属于说理文字，主体内容的前后都有文字记叙言论的前因后果。它的每一篇文章的写作都经历了若干年时间，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章”发生在公元前845年，文章结尾又记载：“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周厉王被流放是在公元前842年。所以，“邵公谏厉王弭谤”一文的写作前后经历了三年。

  第三，《国语》是“编”不是“著”，是“选”不是“作”。《国语》文章是从西周到战国初年不同时代的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史官早就写好了的，编者只是起到选篇、编辑的作用。《国语》选编范围，包括西周、东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诸侯国。尽管选篇不够完备，但是像西周覆灭、齐桓、晋文称霸以及吴越兴亡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这部书中得到反映。它的记载上至周穆王，下迄鲁悼公，约当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453年，历时514年。各国史料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悬殊甚大，其中《晋语》所占篇幅最多，而《郑语》只有两条材料。

  第四，《国语》是“史料汇编”而不是“史”。史书应该是有着前后因果联系的系统记载，拿这一标准衡量《国语》，显然它还不够史的规格。《国语》一共收有235条材料，每一条材料截取一个历史片断，除《晋语》某些材料和《吴语》、《越语下》上下章有所衔接之外，大多数材料之间没有上下前后的因果联系。

  第五，《国语》保留了史料的原貌。编者没有对全书语言和文风做统稿、改写、加工、提炼的工作，而是原汁原味地编排，给人以“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韩非子·五蠹》）的感觉。《国语》中有不少史料重复，甚至存在一事异记现象，如吴越不少记载就互有不同，可能这些史料最初是出于不同史官之手，编者原封不动地将其收入《国语》之中。

  根据以上所述，《国语》是一部记载西周春秋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

  《国语》的内容广泛涉及“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其书“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韦昭《国语解叙》），编者选编的宗旨是为王侯卿士大夫治国保家“道训典”，“献善败”，其中劝谏内容远远多于颂美。例如周宣王本是西周中兴之主，但在《周语上》有关宣王的五条材料中，竟有四条是写西周名臣讽谏宣王弊政，从中可见编者提供懿戒的意识是何等强烈！《国语》文章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西周文章多记载名臣讽谏弊政和嘉言懿行，春秋文章则主要突出齐桓、晋文等人的称霸谋略，如《齐语》载管仲治齐，全然不用礼乐道德教化，而是依靠他个人的政治智慧，《晋语》载晋文公称霸也多出于子犯、先轸等人的谋略，这显示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历史发展趋势。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国语》各篇的地域特色也很明显。周、鲁以及刻意向周、鲁文化靠近的楚国言论多为道德劝谏。以《鲁语》为例，无论是匠师庆、夏父展的犯颜直谏，还是叔孙穆子聘晋不拜天子诸侯之乐，抑或太史里革斩断宣公之罟，无一不显示了鲁人对礼义价值的维护。公父文伯之母只是鲁国的一名贵族妇女，可是《鲁语》收录她的言论材料就达八条之多，这些材料围绕着一个共同主题，就是这位贵妇人如何维护礼义。齐、晋、郑、吴、越之语则多为计谋，如吴、越的兴衰存亡，起决定因素的不是勾践、夫差等人的道德水平高低，而是他们立国的方略是否正确。《国语》中有不少文章是告诫卿士大夫如何持禄保宠全身免祸，评论者多从卿士大夫言行举止来预测其吉凶祸福。如《周语中》载单襄公、刘康公等人言论，说明轻佻、无礼、隐逸、奢侈、矜夸必致败亡的道理。《晋语五》“师胜而范文子后入章”载范文子在班师之际不抢主帅风头，其父范武子发出“吾知免矣”的赞叹。《晋语九》收录了三条与智氏有关的言论材料：“智果论智瑶必灭宗章”载智宣子错选继承人，“士茁谓土木胜惧其不安人章”载士茁讽谏智伯大兴土木，“智伯国谏智襄子章”载智伯国讽劝智伯备难，这些言论已经预示智氏覆灭的下场，《国语》记载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言论，如《国语上》载邵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者”之语，这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对后代也有强烈的针砭价值；《鲁语上》载曹刿肯定鲁庄公“中心图民”，同篇载臧文仲倡导“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思想；《郑语》载史伯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这种积善积德的观念对此后民族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越语下》载范蠡“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言论，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国语》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如《周语上》所载伯阳父言论是中国最早的对地震成因的阐述，《周语下》载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铸大钟以及伶州鸠论钟律，是中国早期社会非常珍贵的金融、音律文献，《鲁语上》载展禽论祀典，详细地讲述了上古帝王的祭祀制度，《楚语下》载观射父论绝地天通和祀牲，可以帮助后人了解先秦巫觋和祭祀牺牲情形，其他如《郑语》所载史伯言论包含了大量的中国早期历史资料。但是《国语》并非所有言论都是可取的，像《周语上》载仲山父认为周宣王料民会导致西周覆灭，《周语下》载彪傒论定刘文公、苌弘由于建议城周而蒙受阴祸，太子晋认为堵塞谷水会导致东周王室政治衰微，这些观点显然都没有说服力。

  《国语》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如何定位？目前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论著都是将《尚书·周书》和《春秋》作为西周春秋散文的代表作，而把《国语》放在《左传》之后论述。这个处置遮蔽了《国语》的真实文学价值。实际上，《尚书·周书》有意地模仿《尚书·商书》的文风，是典型的仿古之作，而《春秋》仅仅是大事记，两者都不能代表西周春秋散文的真实成就。真正能够代表西周春秋散文成就的唯一典籍是《国语》，它代表了《尚书》之后《左传》之前西周春秋历史散文的真实发展水平，堪称是研究西周春秋历史散文的活标本。《国语》中有11篇西周文章，这11篇文章就代表了西周散文的成就。《国语》中有10篇战国文章，从中可见战国初年历史散文的风貌。剩下的214篇文章便代表了春秋散文水平。《国语》225篇文章展示了从西周中期到战国初年514年历史散文发展轨迹。

  与《尚书》相比，《国语》文章最大的进步是语言。我们将《尚书·周书》与《国语》中11篇西周散文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前者晦涩艰深而后者平易浅近。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周书》沿用了《商书》的典诰公文体语言。《国语》散文是史官在履行记载职责过程中诞生的，它不是朝廷的正式公文，所以史官们不必运用佶屈聱牙的官方典诰公文体语言，而是用西周流行的普通书面语从事写作。当西周史官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场历史散文语言的革命——它使得散文语言更接近人们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在此后三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散文创作使所用的语言就是由《国语》所代表的文言。从西周到战国初年，《国语》语言继续向平易化方向发展，鲁、晋、齐、楚的春秋文章语言整炼流利，而战国初年的散文，其语言流畅程度已经接近于《战国策》。通读《国语》，读者自会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散文语言的演进，一种由古朴到畅达、由简练到流利的演进。

  作为记言散文，《国语》上承《尚书》下启战国诸子说理散文，它代表了西周春秋时期说理散文所达到的水平。《国语》某些记言散文抽象概括能力较《尚书》有所提高，呈现出由直观经验向抽象概括过渡的倾向。如《周语上》载伯阳父论三川地震：“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伯阳父从复杂的宇宙现象中抽象出阴阳这两种原始的物质和力量，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地震发生原因。《郑语》载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史伯此论是由周幽王远君子亲小人现象而发，他从对立统一的哲理高度来讨论朝廷用人问题。《尚书》记言文结构松散、内容枝蔓的情形到《国语》有了明显的改变。从《国语》我们看到，到西周中后期，人们已经能够比较纯熟地运用先提出核心论点、再围绕主题逐层展开论述的说理方式，一席言论往往就是一篇主题突出、结构紧凑、条理清楚的说理散文。如《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谏穆王征犬戎，先提出“先王耀德不观兵”作为一篇说辞的灵魂，以下引经据典，运用翔实的理论和史实论据对观点进行论证，如果去掉前后的叙事文字，主题部分就是一篇观点鲜明、逻辑严谨的小型论文。同篇载邵公谏厉王弭谤，也是先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中心思想然后再展开论证，文理可圈可点。对话体是先秦记言文的重要形式。《尚书》的《皋陶谟》、《洛诰》、《西伯戡黎》、《微子》记载了人物回答，但尚未形成固定的格式。《国语》为对话体散文所作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宾主对答的形式格局，问者为主，答者为宾，而文章重点则落在对答之上。在这些对话体散文中，主方的问语除了具有叙事功能以外，还有推进文章深入的结构意义。如《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这一系列的问语将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和主张。从春秋中叶开始，《晋语》就收录一些充满智慧与机锋的短小隽语，例如《晋语四》载：“文公学读书于白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闻则多矣。’对曰：‘然而多闻以待能者，不犹愈也？’”这样的短章只有寥寥数语，语言凝练，以为隽永，它们与西周春秋时期格言、谚语一起，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语录体散文的源头。进入春秋以后，《国语》叙事成分明显增多，如《晋语》载献公、奚齐、卓子、惠公、怀公、文公数世之乱，《吴语》、《越语》载吴、越兴亡经过，都将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叙述得委屈详尽。尽管叙事不是《国语》的正宗，但它为此后的《左传》记事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经验。

  由于《国语》材料来自不同地域，因此各国文章风格不尽相同。前人对此已经有所体会，如朱彝尊在《经义考》卷二百九引陶望龄曰：“《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鲁》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也认为《国语》各国文风不同：“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周语》、《鲁语》风格比较接近，均以浑朴平实见长。其文持论正统，语言朴实，不夸张，不诡激，立论重现遗训故实，多引经据典，显示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周、鲁文风之所以相近，是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礼乐文化。与周、鲁文风相近的还有《郑语》，这是因为郑桓公向史伯咨询时尚在担任西周王朝的司徒，而与郑桓公对话的史伯则是周王室的史官，对话的地点是在西周都城。《齐语》八条材料主要记载管仲的治国言论，文风一如管仲改革一样干练明断。《晋语》前半部分记载晋国五世动乱，后半部分记载六卿专权，其文风像政局一样波谲云诡，其中蕴含着阴险狠毒的杀机和深不可测的权术。楚国本为蛮夷之邦，令人惊异的是它的文章价值取向和文风颇近周、鲁。但是切勿认为《楚语》就是《周语》、《鲁语》的翻版，《周语》、《鲁语》多少带有一些因循守旧的年迈暮气，而《楚语》则于浑厚古朴之中蕴含着一个新崛起的泱泱大国所特有的大气、朝气和颖锐之气。《吴语》、《越语》历来并提，两国文章也各有特色：《吴语》文风突怒偃骞，拗倔恣放；《越语》上下篇分别出于两位越国史官之手，上篇概述勾践灭吴经过，下篇记述范蠡为勾践筹划灭吴的谋略，其中蕴含着一种深沉的哲理意味，文章洋洋洒洒极为畅达，如同风行水上。《国语》各国文章无论历时长短，文风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以《周语》为例，它的上限是西周中叶穆王征犬戎（公元前967年），下限是战国初期刘氏之亡（约公元前468年），前后时间跨度是495年，执笔记载的史官不知换了多少人，虽然前后文风有着从古朴到平易的细微变化，但《周语》上中下三篇文风大体保持一致。又如《晋语》，它的记事上限是晋武公伐翼（公元前709年），下限是智伯之亡（公元前448年），历时261年，共有127篇文章，文风也没有大的变化。各国之《语》文风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一方面是因为各国政治文化传统具有传承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国前代史官文风对其后任者产生持久的示范作用。

  《国语》在表现手法上呈现出逐步演进的趋势。《周语上》的表现手法还相对单一。历史人物发表言论，常见的手法是运用比喻和引经据典。谏辞前后的记事基本上是叙述，很少艺术描写。这种情况到春秋散文已有改变。排比是春秋散文经常运用的手法，《楚语上》载申叔时论太子之教，在讲到文献教育时接连用了九个“教之……”句式，论及道德教育时又一口气用了十二个“明……以……之”排比句，多重排比句的大量运用，为言论增添了艺术感染力。同篇载蔡声子为椒举游说楚国令尹子木，蔡声子没有从正面为椒举求情，而是运用侧面微讽的手法。春秋散文时有幽默之笔，如《晋语九》载董叔娶范宣子之妹为妻，叔向加以劝阻，董叔说“欲为系援”。婚后妻子向哥哥状告董叔不敬，范宣子将董叔绑在庭院槐树上，正好叔向从旁边路过，董叔要叔向替自己求情，叔向说：“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幽默之中包含着讽刺意味。由于叙事成分的增多，《晋语》、《吴语》、《楚语》突破了《周语上》单纯的叙述，文章中常有人物语言、行动、细节、场面描写。如《吴语》写吴王夫差与晋人对阵，左、中、右三军分别著赤、白、玄三色衣甲，宛若一幅色彩绚丽的画卷，再现了当年吴师严整的阵容和强大的军威，千年之下读来宛在目前。同篇写董褐对吴王心理的分析：“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小则嬖妾嫡子死，不则国有大难；大则越入吴。将毒，不可与战。”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可谓鞭辟入里。《越语下》在篇章组织结构上颇见匠心，八篇文章拆开来各自独立，合起来是一个整体。多元表现手法为此后历史散文作家积累了艺术经验。

  《国语》现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国时期韦昭的《国语解》，该书保留了郑众、贾逵、虞翻、唐固等人的旧注，现存明道本和公序本两种版本。清代洪亮吉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有《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有《国语正义》。王引之《经义述闻》中的《国语》部分，精见迭出。俞樾《群经平议》中有《春秋外传国语》，亦为学人所重。近代学者吴增祺有《国语韦解补正》，徐元诰有《国语集解》。当代有十几种《国语》选本或注译本，其中影响较广的是傅庚生《国语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了吴绍烈等人校点的《国语》，为每章拟定标题。本书文字以《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注释和译文博采韦昭、汪远孙、高邮王氏父子、俞樾、吴增祺、徐元诰等前贤旧注，间或参以己意，各章采用吴绍烈等人拟定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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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么努力，为什么还不成功》，目标坚定吗？坚持努力了吗？

  作者：一凡一凡易 发布时间：2022-10-10 19:31:19

  《你那么努力，为什么还不成功》，是二次元猫小姐的代表作，励志女王之称的猫姐，其实学历并不高，她从打工女成长为写作班导师，她非常自律，以身作则的榜样，充满正能量，让我们感受到她的成功不是无缘无故的。

  面对自己的人生，谁都有美好的愿望，如果只停留在想，成功自然无缘。

  猫姐在流水线打工之余，一直没有放弃学习，从自学、自考本科，到读研，她一直在自我成长的路上努力。她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对前途有坚定信念。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成长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就如书中所说，我们或许渺小，但足够努力，我们坚定自己的目标，终将会拥有想要的生活。

  成功的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就在于他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善于把握前进的方向，并为之奋斗。

  卓越始于平凡；梦想始于完成每一个小目标；不要给自己设限，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尘世纷扰，日子庸常，让我们不断努力，日渐精进，不负光阴，不负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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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喜交织的大师宿命

  作者：听音寻路 发布时间：2008-12-22 23:53:06

  喜欢读传记，也许是因为自己平凡，想要从中感受未曾见过的波澜壮阔，也许是因为骨子里期待着不平凡，想要从中寻找如何为时代留下痕迹的答案。梁思成、林徽因都是20世纪中国的传奇式人物，他们何以为时代留痕？林徽因面对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三大才子的追逐，为何选择梁思成终老？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相较当代，那一代学者文人有着怎样的不同，为何当代难以成就大师？

  问题太多，而这本书毕竟不是百科全书。描述林徽因的笔墨不多，她像白云一样只留下了一片模糊的美丽，金岳霖也只是偶而露头，徐志摩则是从未出现。失彼顾此，梁思成的颦笑则清晰近人，合卷后满是对梁思成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钦佩和怀念。

  作为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与父亲有很多共通之处。梁思成的世交挚友张锐谈到“思成心灵受其(指梁启超)陶冶最突出的，一曰好学不倦，二曰赤子之心。”也正是这两点与帅真的情感相互滋生，绘成了梁思成人生的喜与悲。

  梁思成之所以成为大师，与林徽因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读此书之前，只听说林徽因曾受徐志摩的文学影响，而梁思成选择建筑学确是源于林徽因的感染。在梁思成谈起为什么会选择建筑这行时，他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正所谓爱屋及乌吧！在此后的岁月里，梁思成一直以林徽因的美丽和博学为压力，不断钻研，充实自己，他与林徽因的结合是交相辉映的合璧。

  想要成为大师，须养成勤于思考、积累的习惯。如此，没有好学不倦的精神不行，而仅有这种精神又是不够的。因为，好学不倦仅能满足对知识的好奇，它缺少对人的根本的强烈刺激。这种刺激可以来源为爱或是恨，而赤子之心便是大爱，它给人以超越所有物是人非的力量。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求学期间，梁思成打下了坚实的功底，树立起赶在日本学术界之前，整理建筑史的责任感。他常对朋友们说“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末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凭着这股信念，梁思成在二战中颠沛流离，用15年的时间，坚持调查了190个县的2738处古建，奠定了他日后成为古建学术权威的基础，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开创性工作。

  也正是这求真的精神，这一腔赤诚，使梁思成在阴霾的政治氛围坚持实事求是，把他在生命尽头染成了灰色。建国后，他坦陈关于北京城建的见解，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却成为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罪证之一。可贵的是，梁思成在身心煎熬中没有失掉大师的风骨。林洙得知某音乐家逃往美国，问梁思成：“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到国外去吗？”他说：“．．．．．．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国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梁思成已将生死致之度外，可见他的赤诚是多么的纯粹！虽然只能在寂寞中逝去，但他没有失掉风骨，他是真正的大师。

  梁思成若仍在世，也是百岁老人了，但在我心里他则如同一个年青人，有时在古建筑群里爬上爬下，有时在细致认真的作图，不一会又出现在讲堂上学妙龄少女和咬牙力士，这些场景连接成一部大师悲喜剧，让人念念不忘。我幻想着若能与他成为师友，那该是多大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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