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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茶，在刹那间体会永恒~

  作者：柠檬 发布时间：2022-06-21 20:27:35

  

  最近大火的鸭屎香到底是什么？对于年轻人来说，鸭屎香仅存在于各大奶茶店推出的单品上，而对于喝茶的朋友来说，鸭屎香确实是一款不容错过的好茶。好久之前，知乎上写过一篇关于日常口粮茶的推荐，鸭屎香便在内。时至今日，依旧爱凤凰单枞的幽香。

  青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也许，奶茶店关于乌龙茶、鸭屎香等特色茶底的创新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爱上了喝茶，那么阅读诸多茶学相关的著作，则意味着他们真正开始走在了了解茶文化的道路上。

  

  在这条漫长的路上，《茶之书》仅仅是一本了解茶文化的入门级读物。重新修订过的这个版本，语言依旧优美，可读性很强。

  《茶之书》在写作之初，仅是因为冈仓天心的妻子喜好喝茶，为妻子写的一篇关于茶道方面的文章，结果最后却成了一本关于茶道的著作，方便人们了解茶与茶道。这本书的内容浅俗易懂，极其适合作为了解茶文化的入门读物。

  《茶之书》主要从七个方面来讲述茶与日本茶道。从茶的起源到传播至日本以后的发展，从茶的传承到创新，从中日茶道的异同等方面为我们深入浅出地展示了茶文化的魅力。

  

  但也可能由于作者本人的局限性，对于日本茶道，包括中国茶道的一些看法其实比较偏颇。比如，作者认为中国宋朝之后，蒙古族统治中国，之后明朝汉人复兴，存在文化断层，所以宋朝之后的茶文化已经不算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茶道。而日本茶道所用为宋代的点茶法，故其为正宗茶道。

  对于这点而言，他抹杀了明代对茶文化的贡献，茶的饮用方式是由点茶变成了烟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冲泡法。在朱元璋废除了贡茶之后，散茶开始盛行，同时六茶基本完备，而且对于茶叶的制作方法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除瑕疵之外，再次读完这本书，感受其一，便是美；感受其二，便是茶，修身养德示礼也。

  

  茶，既暗示着发现它的美，却又隐藏着它的美。这种美即来源于茶叶、茶汤的美，也来源于日本茶道的技法之美、环境之优美。在茶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中日两国的传承方式与思想体系的不同，中日茶文化自然而然发生了不同的流向。

  中国茶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为一体，用不断创新的方式丰富着茶道，而茶文化在日本，茶与禅不分家，其核心思想为“禅”，以“和、敬、清、寂”为四规，因其日本民族“守固怀旧”的民族特点，至今茶道依旧用的是中国宋代禅院的点茶方式。

  故而，日本茶道对于茶道有着属于自己的一套流程：入室前沐手净心；进入茶室览挂轴、插花、风炉等；炭点前生火、备水；尝点心，等待水沸；点茶/沏茶、奉茶汤；欣赏茶具；答谢离开。

  

  日本茶道在发展出这套流程的过程中，道家奠定了茶道的美学基础，禅宗将其复制且实践。这些美学表现在茶室、风雅植物、茶道本身上面。在日本，茶室也被称为风雅之窝，空之屋以及不圆满之屋。

  在这一点上，其实很有趣，日本的茶室，除了茶具、装饰的字画与花器，很少用装饰品，基本上都是空白的，而对于这些装饰品而言，也都是独一无二，只有一件，传达出一种不对称的美感，因此被称为不圆满之屋。

  而这些留白，留给客人独自想象。每个人观察到、感受到的茶室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境界美。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为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茶，修身养德示礼也。饮茶亦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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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教会我的一些事

  作者：MaY°玫 发布时间：2021-03-06 23:11:15

  那些阻止女性充分参与政治、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法律常常被描绘成「保护女性」或是为女性着想……女性看似是被捧在高台上细心呵护，但细看之下却是被关在了伪装成高台的牢笼之中。

  三月第一本翻开的书就是这本《异见时刻》，本来只想要试读部分，没想到一口气读完了。

  这是我初识金斯伯格，不知不觉感觉心口一阵温热袭来，看的时候几度有落泪的冲动。

  就如译者在序中所说「金斯伯格不仅是敢于为弱者发声的异议者，她更是披荆斩棘的乱世英雄。」

  1.我终于弄清了「女权是什么」

  金斯伯格的人生中曾遭受过许多不公，她曾因自己的性别而被律所和法院拒之门外，也曾因怀孕而被解雇。但和马丁·路德·金不懈推动黑人权益运动一样，她也不懈地推动着女性权益运动。在金斯伯格的律师生涯中，她曾六次在最高法院中为女性权益进行辩护，其中五次都大获全胜。那些曾拒绝她的人一定想不到，金斯伯格竟能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女权这个词在豆瓣/其他网络平台上并不少见，一些时候总是会夹杂着漫骂与攻击。

  这种时候恍惚我只感觉到「女权」只是个被人支配受人摆布的工具。

  金斯伯格

  坚定的态度

  将我从恍惚之中拉回人间。

  金斯伯格告诉我「我从不以我的性别为由要求特别优待。我对于男性同胞唯一的要求是给我们以基本的尊重」。所以比起「女权」来说，我们更该追求的是「

  人人平等

  」，是「

  男女同权

  」，是「

  平权

  」。

  男人与女人并肩合作，为着以男女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性自由和生育自由奋斗，这也是她个人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当律师时所有的案子中，金斯伯格最喜欢的是斯蒂芬·维森菲尔德的案子，维森菲尔德是一个单亲爸爸，当时法律规定只有单亲妈妈（女性）才有权获得相关的保障保险，这是一种只有女性才照顾孩子当家庭主妇的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金斯伯格当时接下了这个案子，试图达成不对性别进行区分的中性政策改革。

  如果女性想要平等，男性必须也被解放。

  只有父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承担了平等的责任，女性才有可能真正被解放。

  一个一个案子下是她温和缓慢但坚定地引导着大法官们向着她设定的方向前进，这个方向尽头的目标是

  认可女性作为公民的平等地位。

  2.金斯伯格的自律人生

  抛开金斯伯格上学时各种开挂的成绩和工作后的成就不说（毕竟我等凡人完全比不上就不给自己增添烦恼了），金斯伯格在学习工作健身上的自律也非常值得学习。

  我向来很爱窥探各种名人的生活工作习惯，激励自我。

  这一位的自律程度真的是惊到我了。

  比如说有一次，肋骨断了的金斯伯格都没有停止一星期两次的私人健身训练。

  比如说当她两次罹患癌症时，人们就认为她要倒下，他们两次都错了；当她深爱了五十六年的丈夫马丁·金斯伯格去世时，人们猜她会从此一蹶不振，他们又错了。金斯伯格依然每天出现在最高法院，从未缺勤一天。她依然通宵工作，常常凌晨两三点还在给她的助理留语音信息指导工作。

  比如说等到马丁在凌晨两点入睡后，金斯伯格再开始做自己的作业。她就是在那时意识到，只要能在周末稍微睡一会儿懒觉，自己平时可以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

  正午左右，莎娜一行走进了金斯伯格的办公室。金斯伯格站着迎接他们，身后两侧站着她的法官助理。她手腕上因为心脏支架手术留下的瘀青还依稀可见。他们问金斯伯格，她想对那些敬爱她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金斯伯格想了一会儿，说：“你就告诉他们，我下星期就重新开始做俯卧撑。”

  书里称赞她「充满惊人的决心，而且决不抱怨」。

  甚至金斯伯格八十几岁的高龄仍然坚持不退休，她在不断提醒其他大法官和全体国民，美国宪法中“人人平等”的诺言还未实现。（看了又热泪盈眶了，怎么有人可以拥有这么坚定的目标，惊人的决心，为着世上一半的人谋权益）

  3.她教会我的重要道理

  1.愤怒、憎恶、嫉妒，这些情绪只会白白消耗你的能量，除此之外，它们毫无用处，所以赶紧摆脱它们。

  2.有时人们会说一些刻薄或草率的话，这种时候最好假装没听见，而不是愤怒地反驳。

  3.坚守谦让的原则，在意见不同时也要保持微笑。

  4.永远保持独立。

  礼貌恭谦，不让愤怒和嫉妒等负面情绪占据自己的心灵，”金斯伯格后来解释道，“坚持信念，保持自尊，耐心教导他人，永远不要愤怒地反驳。愤怒、憎恨和指责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而西莉亚对女儿的第二个教导在当时却十分罕见：永远保持独立。

  神仙爱情番外（马丁）

  金斯伯格身上还有一件令人艳羡的事情是在那个年代，她拥有一个非常

  尊重他

  的丈夫。

  “我一直支持我的妻子，”他说，“她对我也一样。这不是牺牲，这是家庭的意义。”

  简的妈妈要工作

  这个孩子有两位家长。”她严肃地要求学校轮流给她和孩子的父亲打电话。就从这个电话开始，金斯伯格说从那之后学校很少再打来电话，因为老师们不愿意打扰正在工作的马丁，毕竟他是一位重要的商法律师。而詹姆士则认为学校不再打电话了是因为他们震惊于马丁接到电话后的反应，教务主任告诉马丁：

  “你儿子偷（乘）了电梯！”“他能把电梯搬多远呢？”马丁回答说。

  第一先生

  每次有法官助理生日，马丁都会给他们烤一个蛋糕，一般是杏仁味或是巧克力味，偶尔是生姜、柠檬或胡萝卜味。金斯伯格大法官则会给助理写一个简明扼要的便签：“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马丁烤了一个蛋糕。”有时马丁带来的自制意大利脆饼太好吃，法官助理们甚至会因此而荒废一整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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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每个故事底下都另有故事──完全精析《狼厅》（彭淮栋）

  作者：聂需 发布时间：2010-09-10 10:52:14

         每个故事底下都另有故事──完全精析《狼厅》

                    作者：彭淮栋　　文章来源：联合文学　　

       英国小说家希拉蕊．曼特尔的长篇新作《狼厅》去秋获得英国曼布克奖，今年3月再获美国书评家奖。曼布克奖评审说，此作抡元主因是块头大（sheer bigness）、叙事大胆和布局出色；美国书评家奖评审所提给奖理由差相类似。《狼厅》主要敷演英王亨利八世股肱汤玛斯．克伦威尔出身寒微以至位极人臣故事，题材似属冷门一路，而在池塘两岸连摘大奖，确有可观。《狼厅》篇幅，笔者手中伦敦Fourth Estate出版公司的正版平装本，本文就有650页，另有书前的目录、人物角色表、都铎王朝世系图，书后的作者小注和作者识，计12页，全书果然大块头。不过，大而空，亦不知其可，因此接下来可以看看曼特尔如何以叙事与布局实其大。（编按：以下所引页码均指英文原书平装本；本文作者引用译文与中文版译文稍有出入。）

                    　　

                      或许不是这样的坏蛋

    伦敦《泰晤士报》去年4月19日刊出曼特尔一篇文章，〈汤玛斯．克伦威尔：或许不是这样的坏蛋？〉（Thomas Cromwell, perhaps not such a villain?），自述《狼厅》写作缘起与命意。一般人知道克伦威尔，主要应该是附带、顺便得知，亦即圣人汤玛斯．摩尔之死，是克伦威尔主其事，历来通盘的写法是呈现摩尔之正气，而以克伦威尔之邪烘之，故小说、戏剧、电影写摩尔上断头台，操盘者无一而非克伦威尔。学术界谈英国政治史、都铎王朝，几乎必提克伦威尔，而评价两极，一极许之为现代英国政府奠基人，一极贬之为非人酷吏而已，甚至是史达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原型。

     也不是没有人为克伦威尔立传，但克伦威尔存世事蹟主要在行政体系、官僚制度、教会管理层次，这个层次的作为纵有可观，也不属寻常传记作家乐于措手的题材。但历来写克伦威尔传者对这层次既乏真正的兴趣，写起克伦威尔其人，笔法又了无可取。曼特尔说，那些传记封面印著「克伦威尔」，书中不见其人，只有陈腔旧调，没有血肉呼吸，而且写法太过一面倒，全黑，「任何能合理思考的人都会想，这故事必定有另一面」。曼特尔由此设想，遂能道人所未道，此其一。

    克伦威尔出身微贱，十五岁开始足迹遍欧陆，多能鄙事，工、商、法、算、金融、航海操舟、驯鹰、军事战争，无不亲与而钻研，能手刃对头剐心脏，伪造古物骗高价，精晓义、法、德、荷、拉丁文，四十出头在英国教会与政治两界不次升登，诈力足以豪夺，顺权足以巧取，奋其智力以佐人主之欲，过程中使英国王权和宗教独立，卒至一人之下，权倾朝野，甚至联姻王室，布衣成国戚。如此过程，超现实，近神话，极有意思，如此人物，也不会是历来史家和文学作品一笔勾消的那等角色。他吸引曼特尔一探究竟，此其二。

                    　　克伦威尔的三稜镜

     克伦威尔的指纹遍见于亨利八世朝的法律与行政法案，亨利八世朝的文献史几乎就是克伦威尔的文件史，但克伦威尔的私人生活大体上不可得而闻，切身资料阙如，传记难写。

     传记难为，传记式小说或小说体传记却可为，而且大有可为。曼特尔研究史料以至著笔，约费五年，她说，记性惊人、做事条理严密的克伦威尔，差不多生平所接每一封来信都存了档。曼特尔由此掌握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写信者遍布欧洲，「他们自认为是对怎麽样的一个人写信？」曼特尔于是以这些来信为镜，或三稜镜，照见克伦威尔之像。她以此镜所得之相，複杂多面，堪称妙得神情。曼特尔说，她重建克伦威尔之像，然后从她想像中的克伦威尔心眼，纵观都铎时代的世界。

                    　　小说本事写历史

     《狼厅》情节大体两条，一是克伦威尔生平，二是亨利八世求子，两线交织，编成一张时代巨网。全书上半截，以克伦威尔1500年前的童、少年为引子，下转1527年，他成为红衣主教沃尔西亲信，亨利八世、摩尔、廷臣、教会要员、贵戚、亨利八世前两任妻子、教宗等阵容错落登场；下半截，财盛势大，有「另一英王」之称的沃尔西败亡，克伦威尔得宠于另一英王，即亨利八世，而日益贵盛，由财政大臣而掌玺大臣，而首席国务大臣，而教会事务总管，而晋封伯爵，纵横捭阖于廷臣、教会、豪势之间，安排亨利八世休元配凯瑟琳、娶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厚植势力著手政教改革，以及穷治摩尔，使摩尔坐法授首，从行政、立法双管製造亨利八世兼任国家与教会元首的正当性。

     祸福倚伏，物极而反，书末约三分之一埋下两个伏笔，一是克伦威尔浑不自知位如累卵，机关算尽，独忘伴虎之危，二是博林两孕无子，亨利对她已有二心。全书最后一节标题是〈去狼厅，1535年7月〉：倒数第二页，摩尔7月砍头，最后一页，亨利八世有事于狼厅，克伦威尔前往效命，而狼厅是亨利第三任妻子珍．西摩尔（Jane Seymour, 1508-1537）的祖宅。言下之意，安妮．博林成也克伦威尔，败也克伦威尔，他要开始安排亨利休掉博林（并砍头）而娶西摩尔，但这是后话了。曼特尔自言《狼厅》有续篇，要写到克伦威尔1540年上断头台。

      曼特尔呈现克伦威尔内心世界，肆其想像，放大他的方寸，纤微毕具，穷情尽相，但并非尽皆凭空悬想，而是镶入史实，虚实相映。如同面对一切历史小说，除非对十六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历史有些了解，否则《狼厅》并非易读。不过，从克伦威尔削夺教会财产，落实宗教改革，充实国家财用，讲求法律效率，乃至谋画并对国会恩威并用而通过亨利八世的〈王位继承法〉、〈至尊法〉，硬扎的史实与灵活的想像穿插承转，堪称融浃密附。全书分六部，每部三章，各章繫年，明示这是「历史」小说。历史的架子裡，是一个丰富的想像世界。

                    　　那个写《乌托邦》的摩尔

     曼特尔打破克伦威尔的刻板形象，另外要破的大窠臼是亨利八世与世称「佐国良相」的摩尔。摩尔又特别难写，特别是如果写法想逸离传统。观曼特尔的策略，她并未以完全否定摩尔之善，来突显克伦威尔之恶不如历来所传，而是两人互有加分减分。页152写摩尔不容异端，英译圣经的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约1494-1536）认为，信、望、爱中，爱最伟大，摩尔斥其为邪恶的英译。摩尔「会为了一个误译而把你上铐鍊，为了一个希腊字的歧见而要你性命」；摩尔猎杀异端不遗馀力，页298：话说大法官（摩尔）已经成为将上帝的僕人拉长又压缩的技术大师。异端分子被捕，在伦敦塔挨酷刑，他在一边督刑。据说，在他的却尔西家裡，他将嫌犯安上桎梏，对他们讲道威吓，逼问你（这本丁道尔英译圣经）的印刷商是谁、将这些书带来英国的船长是哪个（丁道尔逃亡欧陆）。据说他动用鞭子、镣铐，以及一种名叫史克芬顿的女儿（Skeffington's

    Daughter）的刑具，那是一种活动装置，把人装上去，双膝贴胸，身体对摺，背部套一个铁圈；逐渐上紧一隻螺丝，铁圈会抽紧，直到那人肋骨断裂。动用此刑，有相当讲究，不能把人弄气绝，人气绝，他知道的事情就再问不出来。

                    　　关于刑讯取供：

      摩尔说，对异端分子说谎没关系，用诈术骗他们招供也没关系。他们没有缄默的权利，即使他们知道开口会陷己于罪。如果他们不说话，那好，打断他们的手指，用铁烧他们，用他们的手肘把他们弔起来。这是正当的做法；的确，摩尔还加一句，上帝保佑你这麽做。（页361）摩尔家多女人，她们不得空閒。摩尔说，「你一定要使她们成天有事做，她们不可以老是看书，而且年轻女人容易做坏事，躲懒」。（页230）摩尔宗奉罗马教宗，自以理直而拒绝发誓服从〈王位继承法〉与〈至尊法〉，坐腹诽之罪被捕，狱中对克伦威尔畅言：「我在这裡能做什麽恶？我没做伤害什麽人的事，我没说什麽伤害人的话，我没有什麽伤害人的念头，如果一个人这样还不能活命--」，克伦威尔反驳，详举摩尔以阅读丁道尔英译圣经为由，捕治律师班罕（James Bainham）的惨酷过程，读来同样惊心（页628）。摩尔希望以缄默换性命，全忘自己向来相信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而且取供之后毁诺，将人交付火刑。

      书写克伦威尔七岁初见十四岁的摩尔，以至两人各为其主，数度交手的势位起落与存亡遭际，以及两人绝不相类的家庭生活，十分精采，是全书好戏，而且定能满足偏重知性与思想的读者。曼特尔不为贤者讳，极写摩尔其人之不可亲与其宗教措施之可议，但摩尔拒从时变而有所不为（克伦威尔问他，「你近来有没有看地图？基督教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和与时推移的克伦威尔各忠所忠（「我跟随我的良知，你跟随你的」），她也还他公道，保留了我们所知的一些正面摩尔印象。

      曼特尔写要摩尔死的不是克伦威尔，而是亨利八世认定摩尔言行纵未违法，却对他腹诽心谤，必须论死。克伦威尔数次亲访摩尔，多方为摩尔代筹活命馀地，包括动以妻小之情，以及请摩尔以任何方式表示他不反对〈王位继承法〉与〈至尊法〉，即可罪不至死，摩尔无动于衷。克伦威尔无大恨于摩尔，但也不必活摩尔而违上意，遂治之死罪，一如他对凯瑟琳不无敬意，但亨利休妻之意已不可当，他为前程计，不必为保她而忤钦命。页631，克伦威尔禀告亨利八世，摩尔案难办，亨利八世勃然怒骂，骂出一段奇文来。这顿排头道出亨利和克伦威尔关系的真相，有如逆挽法，倒映全书，使前情许多脉络的意涵豁然可解，值得引述：「我留你在身边，是要你做容易的事吗？耶稣可怜可怜我这麽单纯。我把你提拔到这个地位，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哪个人，更从来不曾有哪个你这种出身的人到达的地位。」他放低声音。「你以为是为了你长相漂亮？为了你风度迷人？我养你，克伦威尔大人，是因为你像一袋子蛇那样狡猾。不过，千万别成为我心腹裡的蝮蛇。你晓得我的决定。执行就是。」前不久，亨利还规定克伦威尔对他如影随形，出行驻跸，一定要克伦威尔隔壁而眠，以备全天候顾问。克伦威尔自以为君臣相得，而实情如此。

                    　　这个不那麽坏蛋的克伦威尔

     曼特尔写的克伦威尔，笔者管见，应可列入西方文学人物画像佳作之林。比较完整的笔触首见于页31：汤玛斯．克伦威尔现在四十出头一点。他身材魁梧，不高。他脸上能够现出各色各样表情，其中一种是可得而解读的：一种沉稳按捺的莞尔神色。他头髮黑色、厚重而呈波浪状，他细小的双目，眼神极强，言谈之际精芒四射。据说他整部拉丁文新约熟记于心，因此当红衣主教的僕人十分合宜──碰到修道院长结结巴巴，随时派上用场。他说话嗓音低，口齿快，姿态稳当；他在法庭和码头、在主教宫廷或酒馆客舍，都熟络自如。他能拟契约，驯鹰，绘製地图，喝住街头的斗殴，装潢房子，搞定陪审团。他能为你援引古老作者的佳句巧思，从柏拉图到普劳特斯（Plautaus），往复无碍。他知晓新诗，而且能道之以义大利文。他竟日工作，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上床。他会赚钱，他也会花钱。他什麽事都能赌。以下是另一段：

  凡是发生关于上帝的争论，他都是最能言善道的一个；他最有本事给你的租户十二个理由，为什麽他们交的租金是公平的。他最有办法快刀斩乱麻，解决你家三代不得脱身的法律纠葛，说动你哭哭啼啼的小女儿顺从她指天画地绝对不要的那门亲事。对动物、女人和胆小的官司当事人，他亲切随和，可是他能叫你的债主无奈而泣。他能和你聊帝王将相的事，也能用非常合理的价钱帮你弄到威尼斯的玻璃製品。他想谈的话，谁都谈不过他。市场下跌，或男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站在街边撕信用状的时候，没有谁像他那样脑袋清醒。（页91）

      克伦威尔能耐过人，变成大忙人。在外，他是沃尔西的左右手，助理万机，归家，亦无片刻之暇：他家每天人满，都是求见沃尔西的人，此外，有来找题材的艺术家。有一脸严肃，腋下挟著书的荷兰学者，有长篇大论，说正经八百日耳曼笑话的卢比克商人；有过境中途来这裡，在奇异的乐器上调音的乐师，有自己围成嘈杂小圈子的义大利银行经纪；有自献祕方的炼金士，为你看好运的占星家，有跑单帮，来这裡看看有没有人说波兰话的波兰毛皮商；有印刷商、雕刻师、翻译者、密码行家；以及诗人、花园设计师、犹太秘法家，和几何学家。（页93）

      这是克伦威尔处世应物的面貌，曼特尔不时在这类大画面之间安插角色不经意流露本相的小横幅。页92，克伦威尔偶尔偷得浮生半夜閒，夫妻閒话。丽兹刺绣（儿子）葛利格里的衫子，所刺图案和王后凯瑟琳使用的一样；亨利要抛弃凯瑟琳，但她仍亲手做他的上衫。克伦威尔由此引发一念：「我要是凯瑟琳，就把针留在衫子裡，」他说。她面露微笑。「我知道你会这麽做。」

     只此一句话，克伦威尔心性毕见。在上引页93的文字之后，续写当夜无事，难得夫妻对坐，如此良夜何：「嘘，」丽兹说道。「听这房子。」起初，一切无声。然后，木材喀喀作响，呼吸。烟囱裡，做巢的鸟在理巢。一阵清风从河上拂来，轻颤树梢。两人听见孩子们安眠的气息，别的房间传来，想是睡息。「到床上吧」他说。

     国王没有办法对他老婆说这句话。他就是对据说他爱的那个女人说这话，也难臻此乐。轻描淡写，而旖旎无限。好丈夫、好父亲克伦威尔儿女情长的一面，动人不止此处，也是《狼厅》层次丰富的一例。

      关于克伦威尔性格的形容，散见全各个紧要节骨眼，有直指式，如「你是个意志力量很大的人」、「你是我所知最稳当的人」；有象徵式，例如「铁匠打造自己的工具」，以及摩尔讥刺他，「也许你的信仰是可以买卖的，只要价钱对，你不惜服事苏丹」。

      克伦威尔的信仰，历来争讼，但他是英译圣经大众化的功臣，论者鲜有异词。《狼厅》独闢蹊径，写他自幼目睹异端被天主教上刑，成年后处理宗教改革与丁道尔英译圣经，心中暗许而口不言，不著痕迹协助获罪者，相当可读。史实上，丁版圣经后来普及众庶，使英国版宗教改革落地生根，克伦威尔要记一笔。

      但克伦威尔生平所务，大抵不外权与钱，属于拜物层次，并未思其大用，故境界非高，他有功国家，体恤下情，几乎不过是他这两项追求的附产品，幸运在于这些是好的附产品。460页，他执摩尔之手，连带看见自己的巴掌疤痕消失，奇怪，怎麽会消失，现在他的手是白皙的，是绅贵的手，肉在关节上柔柔滑滑的。他曾以为那些灼伤，所有铁匠在干活生涯裡都会产生的那些粗纹，永远不会褪去。

      克伦威尔偶然发现自己已从黑手之子变白手缙绅，自身从龙，子女升天，其不胜感慨，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可以想见，而曼特尔以寥寥数笔，淡中著色，端的是颊上添三毛，倍觉神明殊胜。

      克伦威尔观人极精，主要观其弱点，以备利用（「人心如一切器官，可以拿来秤出斤两」），又精经济，因此治产日富，平步青云之际周旋权贵，能下以爵、财者，厚加笼络，不能者，以谋略败之。他性非奸恶，只因位居要津，而横咨无忌。

      想接近国王的人，必须准备付代价，而最有办法接近国王者莫过于他。同时，举国风闻：帮克伦威尔，他就会帮你。为他忠心、勤快、聪敏，你会有好报。为他服务的人，会受到提拔和保护。他是好朋友，好主子。（页585）

     祸皆生于得计，克伦威尔智巧绝顶，终有所短，他听言察色之能，无以复加，但资质不值一提的大姨子提醒他，「亨利怕你」，他恬然不觉，还反问「谁能令亨利害怕」。

                    　　结语：狼輓

     读完《狼厅》，想起太史公〈李斯列传〉开头：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克伦威尔亦如此后的李斯，「得时无怠」，卒至辅九五而通天听，惜乎他志向眼光不出「诟莫大于卑贱，悲莫大于穷困」，以至于爵禄与子孙福本身成为目的，以至于善于自谋而拙于自处。他可能没有成为亨利腹中蝮蛇之心，亨利却可能以此视他。古罗马「人对人是豺狼」一语出现于页572，明喻他以狼道待人。不过，你虽能噬人，噬你更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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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是痛，不成长是不幸——《挪威的森林》

  作者：槿生_Sarah 发布时间：2009-09-04 20:28:47

  01年5月我到上海去，回来时在火车站买了这本书，在卧铺上把它读完。那时读得晕晕乎乎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描写女同性恋的部分，对那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个重磅炸弹，于是一路发懵。之后没有重看过，直到上个月再一次从上海回来，一到家，就把这本书拿出来看。这一回全都懂了——至少我以为。作为一个成长的故事，它不仅不难懂，而且真直白。

  一

  “他死了以后，我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同别人交往了，甚至不知道究竟怎样才算爱上一个人。”

  ——直子

  直子和木月“像无人岛上长大的光屁股孩子，肚子饿了吃香蕉，渴了就相抱而眠”。从未同彼此相分离，正常孩子必定要有的性的觉醒和随之而来的好奇、焦躁，在他们身上并未发生。人因为不完整而投入两性关系，投入社会，而他们仿佛在彼此身上得到了完整，因而成为了孤岛。“我们一天一天长大，必须到社会上去。”无法面对社会的直子和木月失败了。木月早早自杀，直子也在一番努力后选择了死亡。他们在内心建立了与正常世界不谐调的人际模式，这模式仅仅适用于一起长大的他们之间，既不能进行消除或重置，也不能与社会联系共存。木月死去后，直子便不再能与其他男性相处，她艰难地寻找着与木月之外的男性相处的方式，艰难地寻找着“没有木月的我”的生存，终于没有找到。木月已成为她的一部分，而她没能做到将这一部分从她自身剥离出来。不能摆脱童年，不能独立成长，不能有完整的自我，也无法接纳别人。直子最终没有迈过这道坎，没有成为某个独立的自己，没有走上接下去的人生。

  “亲切热情倒是不假，但就是不能打心眼里爱上某个人，而总是有个地方保持清醒，并有一种饥渴感，如此而已。”

  ——永泽

  身为东大法学系高材生的永泽说自己“是个没有私欲的人，有的只是好奇心”，追求绅士的行为规范“不是做想做之事，而是做应做之事。”他摒弃了个人的内心，用在政坛或无论别的什么地方“施展一下拳脚”的热望代替了对爱的需求。然而他“体内有一种类似饥渴的感觉，总在寻求那种东西”，他不停地和不同的女孩做爱，哪怕“睡得再多也是徒劳无益，只落得疲惫不堪、自我生厌”。他有一个出身高贵、气质优雅的女朋友初美，“娴静、理智、幽默、善良”，对于永泽的寻花问柳她声明“我受伤害”，而永泽却声称“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并不愿改变自己令她幸福，不管内心如何饥渴，如何需要爱，他本就不知幸福为何物，也不愿承认它，自然也就“自己幸福也罢，使别人幸福也罢，并不把这个放在心上。”他“以同一程序不断勇往直前”，考上东大，学了数门外语，考进外务省并且打定主意要看一看“自己能爬到什么地步”。看起来可说是成功人士了。然而“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长驱直入，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里孤独地挣扎。”——“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征途中。”

  “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才不曾对谁一往情深。”

  ——渡边

  看起来，渡边和永泽仿佛相似，永泽也把渡边评价为和他相似的人，认为他们都是“本质上对自己感兴趣的人……不希望别人理解自己”，而渡边却委婉地将之否定了。“并不认为不被理解也无所谓……只是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不被别人理解也无可奈何。”和永泽不同的是，渡边并不否认爱和理解的重要，只是由于这层硬壳，使得他既不知怎样去爱别人才好，也不知如何接受爱。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在高中时，会成为木月和直子想像中“和外部世界联系的锁链”，因为木月和直子是不合于正常社会交往的人，因而也不可能和一个感觉完全正常的人成为朋友。而渡边因为他那层壳的存在，对正常与否并不敏感，因而才成为木月唯一合得来的人。渡边“无兄无弟，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因此从未感到过寂寞……一个人心满意足”。但这只是个假象。直子已感觉到，如若被人怨恨，渡边可以“轻易地钻入自己的壳中，随便做点什么来使自己获得解脱。”他并非不害怕寂寞或不被理解，正是由于对它们的害怕，他才建造了一层硬壳将自己包裹进去。但他内心仍是相信爱、相信有意义存在的，因而他没有走上永泽那条头也不回的道路去，而是在苦苦思考中“原地徘徊，并且空虚得很”。

  “在以往二十年人生当中，我连一次，哪怕一次都没撒娇任性过。”

  ——绿子

  绿子是一个有些恋父情结的女孩。尽管从小“刚一撒娇，就被抡到一边去”，早早下定决心“一定自己去找一个一年到头百分之百爱我的人”。可是她其时的男朋友，却古板到不许女朋友穿白色以外内裤、“一任性一撒娇他就发脾气，吵得不欢而散”。看似奇怪，但只要看到绿子对男友的评价“人是好人”和对父亲的评价“人倒是不坏”、比起耍小聪明的家伙们“不知要地道多少倍”，就会知道她为何选择他。可是这个与父亲相似的男孩，却不能满足她对父亲的要求“真想拼着劲儿得到一次爱”。失望之下，她与渡边相遇了，她发现自己可以和渡边谈任何自己没法跟古板的男友谈的事情，可以一道看色情电影、大谈性爱和性幻想，得到从像父亲的男友那得不到的理解和自在。她渐渐喜欢上渡边，在渡边面前，她也越来越像一个小女孩。她要求渡边“在附近找家情人旅馆，进去和你抱在一起睡，一觉睡到大天亮。”渡边觉出不妥想拒绝，于是绿子便像真正的小女孩一样开始任性：“求你了，要不然我就坐在这儿哭一晚上，谁向我第一个搭话，就跟谁睡去。”于是她真的就这么留下了渡边，并且如同小女孩一样，在渡边的怀里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二

  在全书中，绿子无疑是最先成长起来的人。当她的任性的愿望满足后，她便从“得不到爱的小孩”中解脱了。她因渡边搬家没通知她而生气，渡边给她写信，她也不回。但当她意识到渡边有可能为此生气，便直接了当地在下次见面中道歉。她本想和渡边共度夜晚，但渡边仍活在他的壳中，面对渡边表现的冷淡，尽管她喜欢他，尽管她已带着牙具和睡衣，却不能再像小孩那样撒娇任性，求他陪她一夜。

  如同直子一样，绿子也看出了渡边的问题所在。“你总是蜷缩在你自己的世界里，而我却一个劲儿咚咚敲门，一个劲儿叫你，于是你悄悄抬一下眼皮，又立刻恢复原状。”对着这样的冷淡，已不再是死缠烂打的小女孩的绿子只有离开。

  在绿子离开他的时间里，渡边经历了剧烈的痛苦，我想正是经由这种痛苦，渡边才渐渐能感觉到爱的真实的存在，以及由自己的冷漠导致的对双方的伤害。后来绿子正式与男友分了手，对渡边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一切看似会好起来了，但渡边还有一部分仍然沉没在过去中，内心仍与直子保持着某种联系。在直子死后他难以接受，外出旅行流浪，受到渔夫的好意款待。之后，渡边想起了他早年的女友，终于看见了自己从前的错误：

  “我蓦地记起高三时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得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刺激。……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

  籍着绿子的爱，渡边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壳，渐渐能走了出来，在回忆和现实中都感到了世界，感到了爱和真实。而籍着玲子的友情和陪伴，渡边终于告别了直子的死。“假如你对直子的死怀有一种类似创痛之感，那么就把这种创痛留给以后的人生……如若可以学习到什么，那就要从中学习。……你的创痛与绿子无关，如果你还要伤她的心，势必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尽管你可能心里难受，也还是要坚强起来，要再成熟一些，成为大人。”

  “祝你幸福，祝你幸福地活下去，把我这份和直子那份都补偿回来。”

  三

  所谓成长，最终不过是学会如何内心谐和地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只能是如何活下去。”答案是简单的，但是有很多人甚至把生命丢在了这道门槛上。没有人能够帮助一个人的成长，成长是各自的朝圣路，每个人有每个人无法逃避的挑战。最近看了《Skins》，译成《皮囊》，然而比起纵情声色，我看到的更多是左冲右突，倘若我跟别人介绍这部剧，我会把它翻译成《壳》。人们都曾经生活在过去和自我编织的壳中，当我们成长时，便感到痛苦，我们要像蝉蜕皮一样，把过去的、内心的种种恐惧和栅栏丢掉，不会任性，不会自闭，不惧怕去爱，不害怕被爱，感觉到别人的心，感觉到自己的心，不再使别人痛苦，不再使自己痛苦。成长是痛的，我们总是害怕丢失过去，丢失曾经把我们和世界隔开的壳，它曾保护过我们，但现在只有限制我们。拒绝成长的疼痛、拒绝丢掉旧壳的人，即使不是以死逃离世间，仍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心灵的不幸。直子失去了木月便不知如何生存，永泽紧抓着孤独而不惜令自己内心饥渴；与之相对，绿子结束了对做个小女孩的渴望，同时便放弃了对渡边耍赖任性的特权；渡边逐渐认识到自己应该如何接受绿子的感情，也终于因自己过去的冷漠和残酷感到了内疚与心痛。在精神的阶梯上，他们付出了代价并且迈过了这一级。貌似说到挪威的森林都认为是小资的标志，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也许是要过了那个当局者迷的阶段，才会发现陷入自身陷阱的人物都是何等悲哀吧。

  2009.9.4

  一般想不到加日期的，不知为什么这回记得了。又写得这么长而且句子这么烂，以后多写点会通顺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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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e unheimliche Heimat in Jenny Erpenbecks Heimsuchung: Wie bezeugt ein Ort menschliches Schicksal und deutsche Geschichte

  作者：just kidding 发布时间：2021-12-21 22:35:52

  Einleitung

  Im Gegensatz zu dem mit Sicherheit, Zugehörigkeit und Wärme verbundenen positiven Heimatbegriff in den Heimatfilmen der fünfziger Jahre, entwickelt Jenny Erpenbeck in ihrem Roman Heimsuchung eine alternative Erzählung der unheimlichen Heimat, indem sie einen Ort als Zeuge des Traumas über einen langen Zeitraum darstellt. Hauptsächlich konzentriert diese Arbeit sich auf die Entwicklung der unheimlichen Heimat in Heimsuchung und wie ein Ort als Zeuge der menschlichen Schicksale und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dargestellt wird. Diese Arbeit beginnt mit Freuds Vergleich zwischen „heimlich“ und „unheimlich“ (1986). Sein Fazit zeigt, dass die Grenze zwischen „heimlich“ und „unheimlich“ mehrdeutig ist. Daher führt Freuds Theorie zu der Analyse des Traumas in Heimsuchung, und der Hauptfokus dieser Arbeit liegt auf die Verbindung zwischen dem in der unheimlichen Heimat geschehenen Trauma und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s und des Kalten Krieges. Das mit Heimat verbundene Trauma von Menschen mit jüdischer Identität wird weiter analysiert durch den Vergleich zwischen Amerys Artikel (2002) und dem Schicksal der jüdischen Familie in Heimsuchung. Weitere historische Hintergründe in Bezug auf Heimat während des Kalten Krieges sollte eingeschlossen werden (Scharnowski, 2019), um die Geschichte zwischen dem Rotarmist und der Frau des Architekten und die Erfahrung des Unterpächters zu analysieren. Abschließend werden Zeit, Raum und die anderen wichtigen Dimensionen (Eigler 2012) weiter analysiert, um zu besprechen, wie Heimat in Heimsuchung mit dem Unheimliche verbunden wird.

  Das Unheimliche von Freud

  Obwohl das “Unheimliche” ohne Zweifel schreckhaft, angst- und grauenerregend bedeutet, könnte das Wort “heimlich” aber nicht ganz der Gegensatz zu “unheimlich” sein. Laut Freud sei “heimlich” nicht eindeutig und sei die Grenze der Bedeutung von “heimlich” und “unheimlich” zwiespältig (237). Freud begründet seine These mit der Begriffserklärung von verschiedenen deutschen Wörterbücher. Beispielsweise erklärten die Brüder Grimm in Deutsches Wörterbuch (Leipzig 1877), dass auf der einen Seite “heimlich” “wohl, frei von furcht; vertraut; freundlich, zutraulich” bedeutet, auf der anderen Seite wird “heimlich” mit “verborgen, verschlossen, undurchdringlich in Bezug auf Erforschung” und mit dem “Bedeutung des Versteckten, Gefärlichen” verbunden, so dass “heimlich den Sinn empfängt, den sonst unheimlich hat” (236, 237). Daher sei unheimlich laut Freud “irgendwie eine Art von heimlich (237)” und kann das Vertraute unter bestimmten Bedingungen unheimlich werden (231).

  Jenny Erpenbecks Heimsuchung ist ein Beispiel, das Freuds Fazit unterstützen kann, da in diesem Roman unterschiedliche heimliche und unheimliche Heimatbegriffe vermischt werden. Der Roman konzentriert sich hauptsächlich auf die Heimat, aber trotz aller fröhlichen Erinnerung von der Schönheit des Sees und der Natur und trotz allen mit dem Haus und mit dem Ort zusammengelegten Verbindungen, herrscht jedoch die Vorstellung der “unheimliche Heimat” vor, wo die Menschen, einschließlich beispielsweise Klara, der Familie des Tuchfabrikanten, des Rotarmisten, der Frau des Architekten, des Unterpächters und des Kinderfreundes, schmerzhaftes Trauma erlebt haben. Die Heimat wird daher in Heimsuchung als ein Ort dargestellt, der im Laufe der Zeit unglückliches menschliches Schicksal und historische Übergänge in Deutschland bezeugt.

  Die unheimliche Heimat in Heimsuchung

  I. Holocaust und das jüdische Schicksal: ein Vergleich mit Amerys Wieviel Heimat braucht der Mensch?

  Das von den deutschen Juden erfahrene Trauma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s wird in Heimsuchung hauptsächlich durch das Schicksal der Familie des Tuchfabrikanten dargestellt. Amery beschreibt sein Trauma wegen seiner jüdischen Identität, als er in dem Exil gezwungen wird. Obgleich Amery und die Familie des Tuchfabrikanten ähnliches Schicksal teilen, wird die Heimatbegriffe und die Einsicht der Heimat in Erpenbecks Heimsuchung und Amerys Wieviel Heimat braucht der Mensch? unterschiedlich beschrieben.

  Das Kapitel des Tuchfabrikants in Heimsuchung beginnt mit dem Besuch der Eltern (Arthur und Hermine) von dem Tuchfabrikant Ludwig, als Ludwig das Haus bei dem See besitzt. Die Schönheit der Natur gefallen Arthur und Hermine: “Ach, sagt der Senior, was für ein Anblick. Paradiesisch, sagt Hermine, die Mutter (49)” und die ganze Familie macht ein Foto zusammen. Ludwig hat einen Feigenbaum und die Ananas für seinen Sohn Elliot und seine Tochter die kleine Elisabeth im Garten gepflanzt und der Feigenbaum ist schon groß geworden, von dem Elliot ein paar frische Früchte pflückt (51). Arthur und Ludwigs Nichte Doris pflanzen eine Weide. Jeden Frühling frischt der Gärtner die Erde für die Rosen auf, aber Ludwig kümmert sich selbst um die Rosen (52). Alle diese bis jetzt beschriebenen Erfahrungen stellen ein ideale Familienleben und eine mit Sicherheit und Wärme verbundene Heimat dar, fast genauso wie der positive Heimatbegriff in den Heimatfilmen der fünfziger Jahre.

  Allerdings müssen die Mitglieder der Familie des Tuchfabrikanten bald verschiedene Schicksale begegnen. Ludwig wandert zusammen mit seiner Frau Anna und seinen zwei Kinder aus und glücklicherweise müssen sie den Holocaust nicht erleben (59). Aber die anderen in Deutschland bleibenden Familienmitglieder können das Trauma auf keinen Fall vermeiden: im Jahr 1939 verkaufen Arthur und Hermine Ludwigs Grundstück für die Hälfte des Verkehrswertes an den Architekten, um eine Ausreise zu ermöglichen, aber schließlich gelingen sie die Auswanderung nicht und werden im Konzentrationslager getötet (60). Kurz danach stirbt Ernst, Ludwigs Schwager, der Vater von Doris, an Fleckfieber bei der Zwangsarbeit auf der Autobahnbaustelle (61).

  Am Ende wird auch Doris, Ludwigs Nichte, im Ghetto erschossen. Doris muss sich allein in einer dunklen engen Kammer verstecken. Sie kann sich fast nicht bewegen und hat nichts zu tun, daher kann sie nur an die Heimat erinnern, namentlich die von dem Gärtner erzählte Fantasie über die versunkene Stadt (80), die Erinnerungen der bunten Farben in Natur und das Bootfahren mit dem Großvater (81). Aber schließlich wird Doris von den deutschen Soldaten gefunden und wird zusammen mit den anderen Juden im Ghetto getötet. Das von Doris erlebte Trauma ist besonders eindrucksvoll, da Doris nur ein zwölfjähriges Mädchen ist, als es erschossen wird. Wahrscheinlich deswegen benutzt Erpenbeck einen ganzen Kapitel (Das Mädchen, 79-92), um die Erinnerungen und den Tod von Doris zu beschreiben. Einige Beschreibungen betonen das tragisches Schicksal von Doris, beispielsweise ein Abschnitt von Seite 85: “Wenn man mit zwölf Jahren stirbt, erreicht man dann auch das Alter schon früher? Immer weniger war alles geworden, immer mehr Gepäck hatten sie zurücklassen müssen, oder es war ihnen abgenommen worden, als seien sie jetzt schon zu schwach, all das zu tragen, was zun Leben gehört, als wollte irgend jemand sie durch die Erleichterung ins Alter hineinzwängen.” Dieser Abschnitt erscheint wie einen Vorwurf, dass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gime dem Menschen mit jüdischer Identität die Erfahrung des Traumas und des Völkermords aufzwingt.

  Die Vorstellung der “unheimlichen Heimat” wird in dem Kapitel “Das Mädchen” ziemlich eindeutig dargestellt: das Grundstück von Ludwig hat für Doris eine besondere Bedeutung, aber es wird immer mit Trauma und Tod verbunden. Ludwigs Grundstück ist ein einziger Ort, wo sie vertraut wie ihre eigene Heimat empfindet: “Auf Onkel Ludwigs Grundstück kann sie noch immer von Baum zu Baum gehen und sich hinter den Büschen verstecken, auf den See blicken kann sie und wissen, daß der See noch immer dort ist. Und so lange sie noch irgend etwas auf dieser Welt kennt, ist sie noch nicht in der Fremde. (87)” Aber obwohl Ludwigs Grundstück das vertraute Gefühl trägt, wird es endlich verkauft. Die anderen Dinge, die die Kindheit und Erinnerungen von Doris tragen, werden auch versteigert (88). Schließlich wird Doris wirklich “heimatlos (87)”, da sie die Vertrautheit verliert und diese Vertrautheit in der Heimat nie wieder finden kann, bis sie getötet wird. Gleichzeitig wird den Begriff von “heim” und “Heimat” hier als eine Metapher mit dem Tod von Doris verbunden, zum Beispiel “jetzt gehen alle endlich für immer heim (90)” und “Ist sie tatsächlich nach Hause gekommen? (91)” Die verlorene Heimat, das Trauma und der Tod von Doris widerspiegeln Freuds Meinung, dass die Grenze zwischen heimlich und unheimlich ambivalent sei und dass das Gefühl von heimlich und unheimlich wechseln kann.

  Das moderne und rassistische Klischee gegen den Juden und der “antikapitalistisch gefärbte Antisemitismus (Scharnowski, 82)” werden in Heimsuchung durch das von Tuchfabrikants Familie erlebte Trauma gezeigt. In Heimsuchung liegt der Schwerpunkt des jüdischen Schicksals auf die Erfahrung der Familie des Tuchfabrikanten. Ludwig und sein Vater sind Tuchfabrikanten, die genug Vermögen angesammelt haben, um sich den Kauf des Grundstücks leisten zu können. Aber in der Perspektive des moderne Rassismus könnte der Erfolg von Ludwig und seinem Vater problematisch sein. Laut das rassistische Klischee ist der reiche Jude “eine Symbolfigur eines ‘böse’, profitgierigen, unproduktiven Finanzkapitalismus (Scharnowski, 82)”. Aus diesem Grund wird der Völkermord gegen den Juden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 rationalisiert. Der Verlust des Grundstücks und der Heimat und das unheimliche Schicksal der Familie des Tuchfabrikanten könnten eine Metapher sein, um diese rassistische Weltanschauung und ihre Folge zu zeigen.

  Im Vergleich zu Heimsuchung gibt es ähnliches Elend in Amerys Exil wegen seines jüdischen Herkunft, da Amery auch Trauma in seiner Heimat erlebt. Er wird von seiner Heimat vertrieben, muss den Besitz, den Arbeitsplatz, die Natur und die Freunden verlieren und muss in einem ganz fremden Land ohne Geld und Bekanntschaft ein neues Leben anfangen. Das von den Vertriebenen erlebten Trauma und Elend bedeutet für Amery wie eine Verbannung. Er weiß genau, dass die Vertriebenen niemals die Heimat wieder zurückkehren könnten, da ein Wiedergewinn der verlorenen Zeit und einer verlorenen Heimat nie möglich wäre (Amery, 87), und dass die Vertriebenen keine wirkliche “neue Heimat” finden könnten (Amery, 97). Laut Amery ist die Heimat “das Kindheit- und Jugendland (97)”, und er behauptet, dass “wer sie (die Heimat) verloren hat, bleibt ein Verlorener. (98)” In Heimsuchung entsprecht die Erfahrung von Doris insbesondere Amerys Einsicht, da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Kindheit, die Heimat und sogar das Leben von Doris raubt, so dass Doris als “ein Verlorener” heimatlos bleiben muss.

  Amery beschreibt auch sein unheimliches Erlebnis hinsichtlich des Dialekts und der Muttersprache. Als er kurz vor seiner Verhaftung in einer Wohnung versteckt, wagt er nicht, im Dialekt seiner Heimat mit dem SS-Mann zu reden (98-99). Einerseits bedeutet die Muttersprache für Amery Sicherheit, andererseits trägt seine Muttersprache eine schwierige Wirklichkeit der Todesdrohung, so dass die vertraute Muttersprache sich “feindlich” zeigen könnte: “Und muss ich erst noch sagen, daß der so schwere Wirklichkeitsgehalt der Muttersprache, der uns im deutsch besetzten Exil erdrückte, von schrecklicher Dauerhaftigkeit war und für uns bis heute in der Sprache lastet? (105)” Amerys Erfahrung kann Freuds Fazit beweisen, da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heimlich” und “unheimlich” für Amery in gewissem Maße auch ambivalent bleibt.

  Aber für Amery hat das Wort “Heimat” eine positivere Bedeutung verglichen mit Heimsuchung. Laut Amery ist Heimat Sicherheit (94-95): “In der Heimat beherrschen wir souverän die Dialektik von Kennen-Erkennen, von Trauen-Vertrauen. [...] Das ganze Feld der verwandten Wörter treu, trauen, Zutrauen, anvertrauen, vertraulich, zutraulich gehört in den weiteren psychologischen Bereich des Sich-sicher-Fühlens; (95-96)” “So wie man die Muttersprache erlernt, ohne ihre Grammatik zu kennen, so erfährt man die heimische Umwelt. Muttersprache und Heimatwelt wachsen mit uns, wachsen in uns hinein und werden so zur Vertrautheit, die uns Sicherheit verbürgt. (97)” Obwohl für Amery die Bedeutung von “heimlich” und “unheimlich” nicht ganz getrennt ist, bleibt seine Vorstellung von Heimat immer noch positiv, da seine Heimatverlust sein Trauma verursacht und seine Heimat die Erinnerung an die Vergangenheit trägt (112). Er erlebt diese unheimliche Ereignisse, nachdem er von seiner eigenen Heimat vertrieben wurde, daher verspürt Amery immer Heim- und Vergangenheitsweh (112): “Denn der Mensch braucht Heimat. Wieviel? [...] Er braucht viel Heimat, mehr jedenfalls, als eine Welt von Beheimateten [...] sich träumen läßt. (116)” Die verlorene Heimat hat eine besondere Bedeutung als ein bestimmter Ort für Amery. Er kann seine verlorene Heimat nie wieder zurückkehren, und sein Heimweh bleibt eine wichtige Ursache seines Elends. Ähnlich wird das Unglück der Familie von Tuchfabrikant eng mit Heimat (dem Ort/dem Grundstück) verbunden. Amerys Heimat bleibt in der Erinnerung, während sein Leben als Vertriebener ihn belatet, daher ein starkes Verlangen der Sicherheit in seinem Aufsatz einheitlich ist. Die Heimat in Heimsuchung bietet zwar auch Schönheit und glückliche Erinnerungen der Vergangenheit, aber keine stärker positive Vorstellungen wie Sicherheit werden erwähnt. Die Heimat/Der Ort wird nur als Zeuge des Traumas über einen langen Zeitraum darstellt.

  II. Sozialismus: vor und während des Kalten Krieges

  Außerdem Holocaust spielt Sozialismus auch eine wichtige Rolle in der Vorstellung der unheimlichen Heimat in Heimsuchung. Der Ort bezeugt weiteres Trauma im Laufe der Zeit: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 wird das Haus (und der Ort) von den Rotarmisten besetzt und beschädigt. Während des Kalten Krieges wird das Haus das Eigentum des Staates, und als der Unterpächter versucht, zusammen mit seinem Freund zum anderen Ufer des Flusses zu schwimmen und nach West zu fliehen, wird der Unterpächter verhaftet und sein Freund getötet. Obwohl laut sozialistischer Ideologie die sozialistische Heimat durchweg positiv sein sollte, bringt diese Heimat allerdings unheimliche Erfahrungen und Verletzungen mit.

  Die durch die sozialistische Heimat mitgebrachten Verletzungen beginnt mit der Geschichte zwischen dem Rotarmist und der Frau des Architekten. In Heimsuchung ist der junge Rotarmist ein komplizierter Mensch, der in seiner eigenen Heimat in Russland Trauma erlebt, danach die Frau des Architekten vergewaltigt und gleichzeitig den anderen Rotarmisten erlaubt, das Haus zu beschädigen. Obwohl er jung und fast wie ein Kind aussieht, ist er schon Major, da er außer Krieg nichts weiß oder will wegen des Traumas in Russland: “Es ist, als hätte die Kindheit zusammen mit der Heimat aufgehört. (101)” Seine Mutter, sein Vater und seine Schwestern werden von den Deutschen umgebracht (95). Der Tod der kleinen vierjährigen Schwester wird besonders eindrucksvoll beschrieben: “Sie schwamm in Brunnen, das Gesicht nach oben. (95)” Aber trotz seiner verlorenen Kindheit und verlorenen Heimat verlangt er immer noch die Liebe von Mutter. Nach der Besetzung des Hauses entdeckt der Rotarmist innerhalb des Schrankes die Frau des Architekten, die gezwungen wird, mit dem Rotarmist Geschlechtsverkehr zu haben. Er weiß aber nicht, was er tun sollte, da er vorher keine Erfahrung gehabt hat. Deshalb benimmt er sich kindisch: “Mama, sagt er, ohne zu wissen, was er sagt, so dunkel ist es, daß man nicht einmal seine eigene Worte sehen kann… (100)” und danach übernimmt die Frau des Architekten die Führung: “... drückt den Jungen zu Boden, viel stärker ist sie als er… (103)”. Die Frau ist “wie ein Mutter, die ihr Söhnchen auf den Weg zur Schule verabschiedet (101)”. Der junge Rotarmist braucht immer noch eine Mutterfigur. Er verliert seine eigene Mutter in seiner eigenen Heimat und findet in dem Haus eine neue Mutterfigur wieder, aber gleichzeitig bringt er neues Trauma und Verletzungen mit. Er ist wie ein Symbol für den Anfang des Sozialismus, der zukünftig diesen Ort beeinflussen wird.

  Weiterhin gibt es weitere Ereignisse in Bezug auf die unheimliche Heimat während des Kalten Krieges. Nachdem Russland den Ort übernimmt, kann der Architekt im Jahr 1951 das Grundstück und sein Unternehmen nicht mehr als Eigentum besitzen. Das Grundstück und das Haus werden das Eigentum des Staates und der Ort wird entsprechend sozialistische Heimat. Die Verstaatlichung ist laut der sozialistischen Ideologie ein Teil des politisch-gesellschaftlichen Fortschritt, um in der Zukunft Kapitalismus zu überwinden und eine gemeinsame sozialistische Heimat zu schaffen (Scharnowski, 122-123). Scharnowski bietet noch zwei weitere Beispiele der sozialistischen Heimat. Das aus dem Jahr 1951 erschienene Lied der Jungpioniere “Unsere Heimat” zeigt zwar Zugehörigkeitsgefühl und Schönheit der Natur, wird die emotionale Verbindung zu dieser Heimat aber “einzig aus der politis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Voraussetzung abgeleitet, dass die Heimat ‘dem Volke gehört’: Nur der Sozialismus kann Heimat bieten (Scharnowski, 123).” Ein DDR-Philosoph stellt sich “eine sozialistische Welt-Heimat” vor: “In der Epoche des weltweiten Überganges der Völker vom Kapitalismus zum Sozialismus kann die voll entwickelte Arbeiterklasse, die übereinstimmende soziale Grundinteressen mit allen übrigen Werktätigen hat, nur eine sozialistische Umwelt uneingeschränkt als Heimat bejahen (Scharnowski, 123).” Diese positiven Vorstellungen der sozialistischen Heimat sind optimistisch, aber sie ignorieren die möglichen Folge, die sie mitbringen könnten. Eine durch Sozialismus bewirkte Folge wird durch den Monolog des Architekten in Heimsuchung erklärt: “Wie Kinder einem Tier, auf dessen Wesen sie sich gar nicht verstehen, rissen sie jetzt dem Spielzeug den Kopf ab und würden sich wundern, wenn das Ding dann bald zu zucken aufhörte (41).” Der Architekt und der Unterpächter erleben die unheimlichen Aspekte der sozialistischen Heimat, als die Staatsmacht sich übermäßig ausdehnt und die DDR sich in eine gemeinschaftliche Heimat umwechselt, die “dem Volke gehört (Scharnowski, 123)”.

  Die 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könnte gefährlich sein und Menschenrechte verletzen, wenn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Regeln ignoriert werden. Die Wirklichkeit in der DDR wird von dem Architekten als “die märchenhafte Unordnung” definiert (42). Lebenslang hat er fleißig gearbeitet, um das Geld zu akkumulieren und in etwas Wirkliches umzuwandeln. Der Architekt baut das Haus von sich selbst, und deswegen hat es für ihn eine besondere Bedeutung: “Wer baut, klebt nun einmal sein Leben an die Erde. [...] Das Haus sollte aussehen, als sei es hier gewachsen, wie etwas Lebendiges. (42)” Aber als er sein Haus und sein Unternehmen verliert und nach West flieht, bekommt er keine Entschädigung für die Verstaatlichung seines Eigentums. Daher wünscht er, dass er lieber einen fliegenden Teppisch gehören wäre anstatt eines Grundbesitzes (42).

  Des weiteren gibt es die unheimliche Erfahrung in der sozialistischen Heimat von dem Unterpächter. Er lebt in diesem Ort zusammen mit seiner Frau, da sie das Segeln lieben. Bevor sie in diesen Ort umgezogen sind, campieren sie “aus Liebe zum Wasser (143)” jahrelang neben den Häfen. Sein Trauma wird aber auch mit dem Wasser verbunden. Der Unterpächter und sein Freund misslingen die Flucht nach West. Sein Freund stirbt in dem Fluss, in dem sie nach West schwimmen versuchen. Der Unterpächter muss in die DDR zurückkehren und wird zu Gefängnis verurteilt. Sein gescheiterter Versuch verändert aber gänzlich sein Schicksal. Nach seiner Entlassung darf er sein Studium nicht fortsetzen. Stattdessen muss er zur “Läuterung” in eine Möbelfabrik arbeiten. Diese Arbeit sollte nur ein Übergang, eine “Zwischenlösung” sein und ein halb Jahr später kann er das Studium wieder aufnehmen, aber aus unbekannten Gründen entscheidet der Unterpächter, als einfacher Arbeiter in der Fabrik zu bleiben (153-154). “Die Zwischenlösung hatte sein ganzes Leben gedauert, bis jetzt, zum Beginn seiner Rente. (154)” Man weiß nicht genau, warum er solche Entscheidung macht, aber irgendwie muss er das Bedauern lebenslang mitnehmen, sowohl den Freund als auch ein mögliches neues Leben zu verlieren. Obwohl das von dem Unterpächter erlebte Trauma nicht genau in diesem Ort passiert, kann er seine Verletzung in der Vergangenheit immer noch erinnern, wenn er den See, das Wasser und das Segeln anblickt. Der Kapitel des Unterpächters beginnt mit dem Anblick des Sees, und das Segeln wird als “eine schöne Sache” dargestellt (143). Danach überlagern sich die Realität und die Erinnerungen, und die Schönheit verträgtsich mit den Verletzungen. Die mit der sozialistischen Heimat verbundene Unsicherheit wird auch am Ende des Kapitels eindeutig dargestellt. Für der Unterpächter wäre es besser, wenn er und seine Frau sterben würden, bevor das Eigentum des Grundstücks endlich beschlossen wird, so dass sie bis Ende ihres Lebens in diesem See segeln könnten (154).

  Zeit, Raum und andere Dimensionen in der unheimlichen Heimat

  Die Vorstellung der unheimlichen Heimat wird von Erpenbeck durch vielfältige und komplizierte Dimensionen geschaffen. Die mit dem Ort verbundenen unheimlichen Erfahrungen werden von unterschiedlichen und persönlichen Perspektiven der Einwohner beschrieben. Da der Ort diese Verletzungen und menschliches Schicksal im Laufe der Zeit bezeugt, wird die Zeit die vierte Dimension in der Erzählung. Während die zeitlichen Schichten die Erinnerungen und das Trauma der Vergangenheit aufdecken, repräsentiert der Raum die Realität der Gegenwart (Eigler, 46). Die Überlappung der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lässt sich häufig in mehreren Kapiteln in Heimsuchung erkennen, wie zum Beispiel in den Kapiteln des Tuchfabrikanten, des Rotarmisten und des Unterpächters. Außerdem sind die sozialen und politischen Dimensionen entscheidend in der Erzählung (Eigler, 46), weil das Trauma immer in einem bestimmten sozialen und historischen Kontext stattfindet, vor allem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s und des Kalten Krieges. Das tragische menschliche Schicksal und die deutschen Geschichte werden durch diese verschiedene Dimensionen dargestellt, um die Vorstellung der unheimlichen Heimat zu schaffen.

  Außer den Erzählungen spielen auch verschiedene mit dem Ort verbundenen Objekte in Heimsuchung eine wichtige Rolle als die Zeugen der unheimlichen Heimat. Der Architekt kauft das Haus von dem Tuchfabrikanten, aber die von Tuchfabrikants Familie zurückgelassenen Handtücher hängen noch in dem Badehaus (Erpenbeck, 43) wie ein Gespenst der Vergangenheit und ein Zeug ihres Traumas. Ein weiteres Beispiel ist die Rolle des Wassers in diesem bestimmten Ort. Der Prolog beschreibt, wie in der Antike Eis den Boden bedeckte, wie Eis im Laufe der Zeit zu Wasser schmilzt, und wie Wasser später die Topographie formt und die Leben nährt (9-11). In den persönlichen Erzählungen existiert das Wasser in Form des Sees im restlichen Teil des Buches, und der See wird auch als eine wichtige Vorstellung der Heimat mehrmals in den Erzählungen erwähnt. Obwohl das Haus könnte auch ein Zeug sein, aber am Ende des Buches wird es abgerissen. Deswegen ist das Wasser ähnlich wie ein ewiges Zeug wegen seines ewigen Daseins in diesem Ort.

  Schlussfolgerung

  Die Vorstellung der unheimlichen Heimat wird von Erpenbeck durch vielfältige Dimensionen geschaffen, am wichtigsten sind der Ort und die Zeit. In Heimsuchung wird ein bestimmter Ort als die unheimliche Heimat und ein Zeug der menschlichen Schicksale und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dargestellt. In diesem Roman werden unterschiedliche heimliche und unheimliche Heimatbegriffe vermischt, so dass die Grenze zwischen heimlich und unheimlich vage wird. Am wichtigsten ist, dass die Erzählungen das von verschiedenen Menschen erlebten Trauma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s und des Kalten Krieges aus unterschiedlichen Perspektiven enthüllen, um zu zeigen, dass die Heimat nicht unbedingt eine positive Bedeutung hat.

  Works Cited

  Amery, Jean. “Wieviel Heimat braucht der Mensch?” from Jean Amery Werke, Band 2, Klett-Cotta, 2002.

  Eigler, Friederik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Heimat and the ‘Spatial Turn’.” New German Critique, vol. 39, no. 1, winter 2012, pp. 27-48.

  Erpenbeck, Jenny. Heimsuchung. Penguin Verlag, 2007.

  Freud, Sigmund. “Das Unheimliche” from Sigm. Freud Gesammelte Werke, zwölfter Band. S. Fischer Verlag, 1986.

  Scharnowski, Susanne. Heimat: Geschichte eines Missverständnisses. wbg Academic, 2019.

  Written by Dingning, PhD candidate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the US. All rights reserved.

  email: dc1335@georgetow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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