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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丰：《林泉高致今注今译（附笔法记）》前言

  作者：艺文类聚 发布时间：2018-11-21 18: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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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入门读本《全注全译史记》及其衍生版本的情况

  作者：好名都让狗起了 发布时间：2022-03-27 17:31:31

  最近我在网上买书，无意中发现了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注全译史记》在豆瓣上的评价非常高，甚至有“碾压所有现代注本”、“水平远超三全本”这样的评语，虽然有些过誉，但这说的我也想买一套看看，结果一搜发现这套书已经绝版20多年，二手网站卖的都是发黄的旧书且价格不菲，不过我又发现虽然这套书已绝版，但是有其他出版社出版了内容相同的书（可能考虑的是机关领导和企业老板装饰书架的市场需要），新书价格也比二手《全注全译史记》还便宜，所以在这里我把调研情况发出来，一方面给大家买书提供参考，另一方面我自己也留个备份。

  版本一：全注全译史记，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ISBN：9787805043784，出版时间: 1995-03，开本: 16开，主编：吴树平，规格：3册。

  这个版本是原版，分为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精装本黑色封面，平装本黄色封面，版式采用双栏排版，正文每一卷原文都分段注解，译文统一放在篇末，目前只有二手书出售，价格在250元以上。

  精装本：

  

  

  平装本：

  

  

  译注人员及目录：

  

  

  

  

  

  

  

  

  

  

  内容：

  

  

  版本二：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ISBN：9787534850639，出版时间：2015-01-01，开本：16开，主编：王建新，规格：8册，用纸：胶版纸。

  中州版为皮质封面，版式采用双栏排版，正文每一卷都分段注解和翻译，与原版有所不同，新书价格在300元左右。

  

  

  

  

  

  

  版本三：出版社：中国书店，ISBN：9787514908664，出版时间：2013年8月，开本：16开，主编：赖咏，规格：6册。

  中国书店这个版本和中州版相比貌似除了封面不一样，内容完全一样（包括页眉页脚），不过这个版本分为精装版（棕色皮面版）和平装版（黄色压模版）两种，精装版新书价格不到200元，平装版新书价格150元左右。

  精装本：

  

  

  

  平装本：

  

  内容：

  

  

  

  

  版本四：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ISBN: 9787201155425，出版时间: 2019-11，开本：16开，主编：徐寒，规格：8册，纸张: 纯质纸。

  这个版本采用皮质封面，版式采用单栏排版，每一卷原文分段，注释和译文在原文之后，新书价格在200出头。

  

  

  

  

  

  

  

  

  

  

  版本五：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ISBN：9787540218324，出版时间：2007-01-01，开本：16开，主编：张增光，规格：6册。

  这个版本采用布艺封面，版式和原版一样，内容上给历史人物增加了画像，新书价格是150元左右。

  

  

  

  

  版本六：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ISBN：9787540218324，出版时间：2008-10，开本：16开，主编：柯有庆，册数：6。

  这个版本和版本五用的同一个ISBN，但是编辑不同，在排版上这本书把译文拆分在了每段注释之后，目前网上很少见到，二手书价格在100左右。

  

  

  

  

  版本七：史记:足本全注全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ISBN：9787519023324，出版日期：2016-12-01，开本：32开，主编：朱庆，规格：16册。

  这个版本是唯一采用32开的，版式是单栏，原文分段，注释和译文在每段的后面。这个版本的封面倒像是正常的历史书，没有上面那些搞得那么浮夸，不过看评价里说112卷开头有缺页，而且我发现这个版本对原版的一些问题有所修订，比如原版112卷“结怨深仇”在文联版就改正为“结怨深雠”。这个版本新书售价不到200元。

  

  

  

  

  

  

  漏页情况：

  

  与原版不同之处：

  

  文联版

  

  原版

  无注释版1：史记文白对照全译，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ISBN: 9787802285682。

  这个版本删去了注释，只有原文和译文，不确定是不是全本。

  无注释版2：

  文白对照史记，出版社: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ISBN: 9787505204548。

  

  

  

  

  

  修订版：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ISBN: 9787520375375，出版时间: 2021-4。

  该书自我介绍：本书原名《全注全译史记》，1995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次出版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注释部分利用了旧稿，但改易、增补较多，与旧稿不同或旧稿之外的文字均由吴树平改补；一些篇的注释是重新撰写。全书校勘由吴树平执笔。

  这套书采用繁体横排，内容上和原版相比删去了译文并且增加了三家注的原文，在今注上也增加了不少内容。

  在售价上，这书的价格是惊人的2400+。。。2022年4月23日书香节不用券最低价格1930，618用券价格能到1900以下，2023年618价格券后可到1800，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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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之石，可以攻“砚”：读高彦颐《砚史》

  作者：鵬鵬 James 发布时间：2022-05-07 12:06:29

  这篇文章结合英文原著及中译本，向读者介绍《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以下简称“高氏《砚史》”）的研究主旨与分章内容。[1] 作者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现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历史系。若对比其早期著作，会发现本书更像是这一位资深学者的转型之作。她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与《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中，结合社会史和性别史方法，通过细读文本，从女性的主体性出发，修正“五四”妇女史观对旧中国女性受压迫的脸谱化论述。[2]

  近十多年来，作者的研究对象从女性的艺文才情与身体，转向女性匠人及其手艺，并曾在哥大开设“中国视觉和物质文化”（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China）研究生课程（p. ix）。她一开始关注文人鉴赏文本，晚明至近代的苏绣、顾绣女红，研究对象与材料各不相同，对书写与性别的学术关怀仍一脉相承。[3] 因此，高氏《砚史》可以视作是其个人研究从文本转移至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阶段性总结。[4]

  诚如“致谢”和“导言”所说，正是本书的主人公，女琢砚家顾二娘独特而非凡的艺业，引发作者的兴趣去研究这门工艺，耗费多年才完成此书

  （p. ix、p. 5）。

  中国文人的书画创作一向是艺术史的关注焦点，但与这类文艺活动息息相关的物质性工具与媒介（笔、墨、纸、砚等），却长期游离在学界视野之外。高氏《砚史》作为首部以文房砚台为研究对象的英文专著，将焦点放在康熙中期至雍正年间（1680年代至1735年），对象单一却主旨宏大。如书中导言所强调，

  砚台除去研墨的基本功能外，兼具多重角色——父子、男性友人赠礼，用于题咏刻铭、家藏之物。通过鉴藏、题咏与书写，砚台被赋予“斯文”之意义，化作古代读书人的男性精英主体的物质象征。

  砚台的使用对象决定了它代表士人精英文化的象征，但其制作者，即工匠（craftsmen）或手工艺者（artisans），总是旁落于文字书写。作者基于《孟子》中的“四民”（士、农、工、商）社会格局，指出儒家传统千百年来贬低工匠的根深蒂固之观念，是工匠长期在文献记载中缺席的主因，很大程度上阻碍后人对该群体开展研究，希望藉此修正儒家传统“重道轻器”的刻板印象（p. 5）。基于上述动机，本书结合传世藏品和文献史料，探索处于不断革新的清初制砚业，并以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作为核心个案，一窥当时的琢砚工艺与鉴藏市场的状况。

  本书除了导言与结语，共分五章。第一章“紫禁城造办处：皇帝、包衣、匠役”（The Palace Workshop: The Emperor and His Servants）运用宫廷造办处活计档案，重构康熙、雍正二朝造办处砚作及其匠人活动。作者特别强调，康熙（1662—1722在位）、雍正（1723—1735在位）皇帝在内务府架构内设立、改造养心殿造办处，开创异于前代的物质文化，宣示满族统治文化。满清“物质帝国”（material empire）具有唯物主义（materialist）的统治风格，为宫廷和地方之间的工艺和物质性互动奠定基础。松花石砚则是反映清初帝王吸收汉人精英文化和话语的一个典型。康熙帝在1681年平定三藩后，治国方略由武力征战转向文治，随后他在祭告祖陵期间在满洲地区“发现”松花石，将其塑造成新式砚材。松花石砚在康熙朝大量用于赏赐内阁翰林官员，在雍、乾二朝持续生产，成为一项具有满清特色的工艺遗产。

  作者使用“技术官僚文化”（Technocratic culture）一词，来形容内务府的包衣群体身上有别于常规行政文官的特质。[5] 管辖造办处的内务府作为皇帝的“私人衙门”，行政和财政分支繁多，而深受满人皇帝信赖的包衣，是该庞大的官僚机器的运作主体。作者指出，这些皇家（上三旗）包衣是皇帝的家仆，享有制度性权势，不同程度地去推动清代内廷的各项技术研发和工艺造作。本章引举了活跃于康熙朝的汉军旗人刘源，以他设计图样的龙德墨、龙光砚为范例，强调民间的艺匠对宫廷工艺的积极影响。清初，顺治帝废除匠户制度，从民间召募匠役在雍正朝成为惯例，为皇帝组织多种材质构建“内廷恭造之式”奠定基础。砚作方面，雍正帝承接康熙传统，重视松花石砚；雍正朝一大特点，就是皇帝更重视包装，经常将匣盒与砚作统一设计。

  唐代，广东肇庆的端石作为一种理想砚材已闻名全国。明代以降，肇庆城外的黄岗村民便以端石开采、加工为生计支柱。在第二章“肇庆黄岗村：砚工”（Yellow Hill Villages: The Stonecutters），作者结合实地考察和文献解读，分别讨论开采端石的端州（今属肇庆）砚工和两类士人掌握的端石知识和主体塑造。作者归纳两类士人的不同写作动机和方式，解读颇为新颖。第一，以北宋苏易简（958—996）的《文房四谱》、米芾的（1051—1107）《砚史》为例子，介绍宋代赏砚文本的鼻祖，以及外省或中州士大夫的视角。《文房四谱》的体例从属笔记传统，作者苏易简未曾亲自前往端州实地考察，故收录的内容杂陈，缺乏系统性。作者认为米芾采取有别于前人的书写策略，强调“眼见为实”，如他自称“余所品谓目击自收经用者，闻虽多，不录以传疑”（p. 64）。[6] 第二，则是肇庆本土专家的书写，以何传瑶（活跃于1820—1830）的《宝砚堂砚辨》为中心。该书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为端州砚坑制定新的品第和分类体系。

  第二章试图论证，砚工经亲身实践而积累的地方性知识，是通过师徒之间世代相传，虽然与两类士人诉诸文字的知识表达方式差异很大，但同等重要。作者指出米芾和何传瑶这两类品鉴端坑、端砚的权威专家，各自掌握着书写的话语权；相较之下，那些冒着巨大风险而下坑采石的砚工虽掌握最核心的地方性知识，并为士人提供一手资料，因自身无书写能力而被历史遗忘。

  第三章“苏州：女工匠”（Suzhou: The Craft (wo) man），旨在重建顾二娘生平及其顾客群体。根据时人记载，顾家铺位于苏州阊门附近的专诸巷，主要由三代人经营：父亲顾德麟，儿子顾启明；这二位男性离世之后，遂由启明的妻子二娘（原姓邹）掌舵，并过继侄子顾公望，授以家传。作者搜集、重构顾二娘的生平耗费许多功夫，但成效有限。因此，福州士人的砚铭集《砚史》及私人文集，成为重组顾氏治砚及其消费网络的核心资料。砚铭是砚主用于题咏砚台的一类诗文体裁，用刀镌刻于砚台的背面、侧壁。铭文（包括实物、文集、拓片形式）常反映该砚的形制、纹饰题材、制作递藏等信息，功能犹如书画作品的题跋。

  其他文献则鲜有顾氏的生平记载。敕制《古今图书集成》和官修《江南通志》描述顾家治砚时，偏重顾家父子一脉，身为女性的顾二娘的地位难以彰显。作者指出，不同于苏州时人黄中坚（1648—1717后）和朱象贤，福州士人大多是顾二娘的忠实主顾，不仅与二娘有私交关系，并且看重其过人技艺，对她的记载也更详实可信。作者将林家《砚史》收录的明确出自顾二娘之手的砚，与传世实物比对，发现两个样本群之间难以匹配，表明带顾氏制作名款的传世品暂时很难客观地定真赝。

  第四章“从苏州至全国：顾二娘的超品牌”（Beyond Suzhou: Gu Erniang the Super-Brand）承接前章，结合传世实物和图像，分析传顾二娘制的砚样及其工艺特征。作者受到语义学的“超符号”（super-sign）概念的启发，发明出“超品牌”（super-brand）一词，来形容顾二娘在18世纪的名牌效应。[7] 作者解释说，超品牌不仅是指一种超级名牌，更是“异质文化间产生的意义链”（hetero-cultural signifying chain），横跨两个或更多媒材和地域的语义场（p. 123）。换句话说，顾二娘在清代市场上产生名牌效应，随后出现了多种跨地域、跨媒介的风格变体。她的作品经后人不断仿制，“原样”已经难以还原。作者在本章明确地指出，与其徒劳地寻找顾氏砚的“真迹”，倒不如转换角度，回答由此产生的新问题：这些砚若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如何解释它们在样式与品质上的巨大差异呢？

  由此出发，第四章重点分析传顾二娘创造的几种砚样：杏花春燕图、凤砚、竹节砚。清人仿制是通过砚样、款识、铭文三种形式，将产品归入顾氏名下，以此提高身价。一些仿作除了加“顾二娘制”款，更会镌刻福州士人收藏的顾氏砚的砚铭。在仿制者未见过顾氏真迹的前提下，样式和铭款就会以讹传讹，不断衍变出新版本。

  另外，本章通过将顾氏砚与男制砚家谢汝奇的云月砚、王岫君的山水砚作比较，大致归纳苏州、福州、广东制砚的地域风格和工艺手法。作者认为苏州砚流行用减地压印技法制造出如画效果，可能受苏绣、顾绣的针法表现影响；福州砚常见的镂空、高浮雕手法，则深受当地雕寿山石印的传统影响；广东砚工则融会贯通，发展出兼具宫廷与江南特色的制砚风格。 文人话语对文房用具的研究影响甚深，而作者从实物出发的跨媒材比较，有助规避文字偏见。

  第五章“福州：藏砚家”（Fuzhou: The Collectors）承接第三章，以林家《砚史》为核心资料，详细分析顾氏福州主顾的收藏活动和社交圈。作者将《砚史》的贡献者分为三个梯次，核心成员包括林佶（1660—约1725）、余甸（1655—1733）、黄任（1683—1768）等，次级成员由前者的亲属、友人组成，而边缘成员是曾为《砚史》撰写题跋的各式人等。《砚史》是收录诸家私藏的砚铭集，呈现他们的砚藏规模和“石交”情谊。作者认为米芾、何薳（1077—1145）在内的宋人，虽已形成零散的私人砚藏，但彼时市场未成体系，砚台尚未转化成一种商品。直到清初，当代砚才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收藏门类，这不仅需要孕育成熟的消费市场去配合，更与制砚的工艺革新相互呼应。

  作者在结语中

  提炼全书主旨，指出清初工匠和士人的身份认同已模糊并产生交叠

  。其中，福州藏砚家代表了清初“工匠型学者”（scholar-artisan）新士人团体：他们关注工艺知识，对匠人持有敬意，除工于书法，亦会亲自动手勒石、篆刻，收藏金石碑拓等古物。作者认为，“工匠型学者”与画家金农（1687—1763）、高凤翰（1683—1749）代表的“学者型艺匠”（artisan-scholar）之间，两者差异在于福州士人并未放弃科举仕途与儒学，而金、高二人不仅无科举履历，更缺乏经营士人身份所需的社会身段、姿态（social posturing）与经济条件（pp. 199-200）。最后，作者以“文匠”（craft of wen）精神来形容福州士人身上展现的新学之风，更大胆猜想他们可能代表了乾嘉时期考据学思潮的一股先声潜流，或者对后者有一定推动作用。

  高氏《砚史》的方法具有跨领域、多学科的特点，结合器物的制作技法与视觉分析，以及田野调查访谈和文献解读。作者多次前往北京、台北、天津、广东等地的公私收藏机构，亲自目验或上手逾百方砚台，对作品的真伪鉴定，及其形制、纹理的翔实描述，基本令人信服。

  其次，本书亦不难见作者从工匠的主体出发，兼顾多方视角的用意。根据作者亲述，她曾在广东肇庆、福州、北京等地展开田野调查，更与当代制砚手工艺者、收藏家进行深入访谈。据实地调查发现，迟至晚明，肇庆黄岗的许多家庭将雕琢、打磨石砚的精细活交给妻女，而开采和切割原石、制盒、销售或批发业务则留给男性，形成独特的垂直整合家庭式产业（p. 49）。但是，全书着重于描述男性石工的开采、前期加工环节，及其锻造工具、探矿、采石与维料制璞的知识，[8] 鲜有提及女砚工（详见第二章）。

  我们或不禁会问，肇庆女砚工的产品在清代制砚市场处于什么地位？她们的技艺与经营手法与苏州顾二娘是否有可比性，又可否与后者互补呢？

  这些问题都有待作者或其他学者在未来作出回应。

  文献史料方面，全书运用的材料分三类：第一，《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清档》，采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本、朱家溍选辑本相互对照。[9] 第二，福州藏砚家核心成员的《砚史》，藉此重构顾二娘作品与闽中士人圈的交际网。[10] 第三，两宋和清代的鉴赏品砚文本，例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米芾的《砚史》、何传瑶的《宝砚堂砚辨》。作者不轻信文献的谨慎态度，连同版本整理和细读文本的扎实功底，在此有着充分体现。作者针对稀见的林家《砚史》，在附录中整理出版本关系，在引注明示多种钞本在引言、后跋、诗文的增删和异同之处，根据多人题跋建构出整个闽中士人圈与全国各式人等的交际网（见附录3、4），便于读者理解和进一步利用，用力颇深。

  值得一提的是，高氏《砚史》英文版遗留的一些文字讹误，在中译本已得到校正。

  但毋庸讳言，作者为古人旧物著书立言，得失均在所难免。作者在实物和文献两方面，均面对资料不足的挑战，其中缺乏顾氏砚真迹去重组其风格，最为遗憾。书中一些观点，包括顾氏父子和顾二娘的生平、作坊运作等细节，由于史料零散阙如，也难做进一步补充验证。然而，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研究困境，不恰好印证了工匠在古代中国地位普遍偏低，长期缺乏社会关注和文字书写的现象吗！在此主题下，李安敦（Anthony Barbieri-Low）针对秦汉中国工匠的专书算是一个特例，后来更凭其别开生面而获得汉学界“列文森奖”。[11] 多数学者将焦点放在资料更丰富的明清宫廷与地方的男性名工。[12] 本书讨论一位女性（顾二娘）如何从男性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为备受追捧的名工，作者显然希望藉由女性制作与男性消费的独特互动，能够提供一种新角度。

  本书的学术价值，应透过物质文化研究作进一步观察。过去三十年，物质文化研究作为交叉学科（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等）衍生的分支领域，注重“透物见人”。作者借用Igor Kopytoff（1930—2013）物的商品化理论框架，去重组砚台历经制作、消费、收藏、修复再至佚失的一系列生命历程，展现它由单一功能（文房用具）转变为多重意涵（士人象征）的过程。[13] 学界对晚明和盛清的艺术史、文化史研究已汗牛充栋，清前期因明清鼎革，相对乏善可陈，本书也有助于填补该缺环。[14]

  全书呈现不同地区的多组个案，看似零散，实则由宏观至局部，结合层层递进之叙事，勾勒出一小片与众不同的社会网络。透过作者抽丝剥茧式的叙述，石砚的物质生命与各式小人物产生纠葛，折射出他们的一段生命史。

  书中就不乏这类“物”与“人”相交织的故事，如福州藏砚家们从童年就培养出深厚的“总角石交”情谊，以及黄任通过题咏亡妻旧藏的“生春红”砚来回顾夫妻间的点滴往事（详见第五章）。另一方面，作者也不忘提醒我们，顾二娘品牌神话在后世的形成，包括由袁枚（1716—1797）讹传出“顾氏小脚”能试砚石之优劣的荒诞轶闻（pp. 144-147），包裹着清人对女性的身体想象和形象塑造。这种刻板印象除了发生在顾二娘身上之外，也是当今后工业化社会的消费文化的共通现象。因此，本书所展示的“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去管窥物质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古今之变。

  作者引用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明清时期“理学向朴学”转型的思想史背景，将18世纪考据学思潮视为米芾《砚史》的“实事求是”客观性的一种延伸。[15] 在这一点上，米芾《砚史》这部小书在北宋时期的代表性与影响力恐怕被夸大了，而作者也未将米芾《砚史》与同期涌现的其他金石谱录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在著录藏品的态度、方法的异同。无论是在北宋还是清代，关注古器物学、金石学的两次思潮背后，一定程度上都掺杂政治因素。宋徽宗（1100—1126在位）与在朝士大夫，以及乾嘉时期的阮元（1764—1849）、翁方纲（1733—1818）都利用政治资本扮演过重要推手。[16] 单凭一项个案研究，显然不足以回应如此宏大的思想史命题。不过，有别于学界对乾嘉时期的金石学运动，偏重社会上层精英为主体的“由上至下”的角度，作者藉由物质文化研究，尝试提供另一种“由下至上”的观察角度。这是否能够为重探乾嘉学术思潮的庞杂源流提供新的启示？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1] 主体内容曾发表在《新史学》（台北），29卷3期（2018年9月），页249—260。在旧文基础上作增刪修订。中译本简称“高氏《砚史》”，以便读者与米芾《砚史》、林家《砚史》相互区别。

  [2]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中译本参见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高彦颐著，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新北：左岸文化，2007）。

  [3] Dorothy Ko, “Between the Boudoir and the Global Market: Shen Shou, Embroidery and Modern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Jennifer Purtle and Hans Bjarne Thomsen eds.,

  Looking Modern: East Asian Visual Culture from Treaty Ports to World War II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s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 Media Resources, 2009), pp. 38-61; “Epilogue: Textiles, Technology, and Gender in China,”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6 (2012), pp. 167-176; “R. H. Van Gulik, Mi Fu, and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Art,”，《汉学研究》，30卷2期（2012），页265—296。

  [4] 详见高彦颐，《走出文本，转向品物：谈一个妇女性别史研究的新方向》，《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8期（2016年12月），“专号导论”。

  [5] 作者使用该词，受陈恺俊研究包衣唐英的博士论文启发。参见Kaijun Chen, “The Rise of Technocratic Culture in High-Qi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Bondservant (Booi) Tang Ying (1682-1756)”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4).

  [6] 米芾，《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7。

  [7] 高氏引用前人研究，解释“超符号”是指甲方语言经翻译成为乙方语言的表述方式。它不是指个别词语，而是翻译在异质文化所引发的意义链。参见Lydia H. Liu, Rebecca E. 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13.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13. David Turnbull, “Travelling Knowledge: Narratives, Assemblage, and Encounters,” in Marie-Noëlle Bourguet, Christian Licoppe, and H. Otto Sibum eds.,

  Instruments, Travel and Science: Itineraries of Precision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275.

  [8] 采石工从端坑矿洞中采凿出的原石，称之为“石料”，需要经过维料师傅的加工，结合熟练经验，透过观察石料表面的纹理走向，确定其质量及石品花纹，再用锤和凿子将可利用的“璞”从不可利用的废石中剖离出来。剩下的璞料才是用于琢砚的原料。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朱家溍，《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1辑·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10] 福州藏砚家圈子核心成员的砚铭集《砚史》，由林涪云为首的林氏族人编辑，传世有多种稿本，至民国才刊刻出版。作者全书主要引用两种：首都图书馆藏清钞本（本书引作“首图本”）年代最早，上海图书馆藏乾隆钞本（本书引作“长林山庄本”）次之。该文本组织和版本分析，详见本书的附录4。

  [11] Anthony Barbieri-Low,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12] 例见嵇若昕，《清初嘉定竹人吴之璠及其作品研究》，《故宫学术季刊》，8卷3期（1991），页59—104；《从嘉定朱氏论明末清初工匠地位之提升》，《故宫学术季刊》，9卷3期（1992），页19—44；《十八世纪宫廷牙匠及其作品研究》，《故宫学术季刊》，23卷1期（2005年秋），页467—530；《从〈活计档〉看雍乾两朝的内廷器物艺术顾问》，《东吴历史学报》，第16期（2006年12月），页53—105；《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南匠薪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载陈捷先、成崇德、李纪祥编，《清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页519—575。

  [13] 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4-91.

  [14] 晚明时期的物质文化研究，例见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icture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Reaktion, 1997);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 1368-1644 (London: Reaktion, 2007). 乾隆朝为代表的盛清研究趋势及其转变，参见Evelyn S. Rawski, “Re-imaging the Ch’ien-lung Emperor: A Survey of Recent Scholarship,”《故宫学术季刊》，21卷1期（2003年秋），页1—30。

  [15]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16] 学者指出讨论宋古器物学的兴起及宋仿古铜器，是士大夫与朝廷相互激荡下，为“再现三代”（夏、商、周）所作的复古运动的物质表现及学术成果。参见陈芳妹，《追三代于鼎彝之间——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23卷1期（2005年秋），页267—332；《青铜器与宋代文化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Peter N. Miller and Francois Louis, eds.,

  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Europe and China, 1500-180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 Media Resource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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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ing like a native speaker,not a native writer!

  作者：土口衣 发布时间：2019-12-24 13:18:51

  这本词典是在《知乎周刊194期 相见恨晚的英语学习方法》里第一次听说，作者给出一个表格，大概就是7000个单词已经能覆盖90%的英语内容，再高一阶的95%需要5万的词汇量……

  曾经也是英语专业的我在十多年后，实测词汇量余下2330……前几年欧洲游证实，学渣也是可以在那边买买买和吃吃吃的，虽然免不了曲折一些。看完知乎那本书后，我觉得不为下一次去英语国家旅行，也为避开即兴创作的翻译而努力争取看原著吧~

  于是作者推荐的按星级标注了10万词汇里最常用7500个单词的词典纳入了我的买买买清单。可惜在我常用的三大购书网站都没有，最后还是在万能的桃包上找到，2018年4月购入，它安静地在书架上等了我一年多……

  翻了一下笔记，我是从11月18日开始录入的星级单词的，在平安夜那天完成。词典说明是7500个，但因为同一个单词按照词类划分排列星级，所以个别会有2-5个重复。个人计划是录入单词发送至Kindle上，因为内置词典功能所以没有重复录入，最后实际录入6157个单词。为了避免一直背同一字母开头的单词，还是依照词典的三星等级分开先录入三星词1967个，再是二星2020个、一星2170个。

  词典不光收纳单词，某些出现率高的词组也在星级单词里，再除去一些小学基础单词，实际需要背的单词只有五千多个。词典还给出常用的词组搭配和生活化例句，理解单词还是需要有一本词典在手。

  录入单词时常怀疑我手上这一本是翻版，星级单词是以红字+星级出现的，偶尔会有单词红字但没有标注星级，或者是有星级标注但不是红字。

  除此以外，这本词典真是比老师力推的牛津强多了，简单、清晰、明了，很适合自学者。虽然那7500单词没有词汇表，但是词典附录有一个释义词汇——用了不到2500个单词编写，为全书十万+的单词释义。在录入过程粗略浏览，7500个词并不是完全覆盖2500个释义词的，例如“yellowish”——所以目前还在想要不要把未覆盖的部分录入去。

  再来是星级单词是根据词频挑选出来的，日常接触到的几率也不算大也不算小，但是个人认为还是需要知道的单词没有录入的也有，例如“Teddy”（Teddy很可爱啊~），例如星级单词有“one”“two”……但是没有收纳“ten”，所以背这7500单词前还是需要有一点英语基础的好。

  最后是关于书评说的翻译问题——不就是因为普遍存在着翻译问题才学英语吗？看看那2500个释义单词，中文翻译可以只作为参考了。再是选词和经典的问题，就让总顾问自己回答吧：

  这本词典旨在尽可能地反映当代语言的状况。那就是说，词典里的单词是根据它们在新闻报道、通俗小说、信函、商务手册，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口语中的使用来加以描述的。 而这本词典却是一本口语和书面英语的词典。如果使用得当，读者最终会像说本族语的人那样说话，而不是像写本族语的人那样说话！ 总顾问： Professor Michael H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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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Leap Forward

  作者：水中鱼 发布时间：2015-12-23 11:48:05

  此书为库哈斯在成为哈佛建筑与都市研究院的教授后研究建筑和都市状况的研究成果，他以城市项目为单位，包括对中国珠三角五城市的研究，表明不能用西方现成的知识来拯救中国，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了解当代的建筑学，可以说，这是库哈斯进入中国市场的理论宣言，备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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