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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侯旭东：“制度”如何成为了“制度史”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29 00:22:36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1期，第68-83页

  摘 要:中国史学领域里,“制度”是古已有之的词汇,而“制度史”则是20世纪才出现的专史,后者的“制度”含义已与古人眼中的“制度”名同实异。古人所谓“制度”层次丰富,除圣人立制难以变动外,一般的经制与权制均可因时、因势、因事加以调整,属于人们行事的依托。近代形成的新制度观,源于西方冲击下参照西方寻求变革的需要,无论是维护清朝统治的官员,还是力主改革或革命的知识分子,均将制度视为超越人/事之上、带有本体意义的独立力量,希望借助改造制度来摆脱落后局面,制度史是这种新制度观的历史投影。需要“悬置”这种后见之明,重返古人的世界,顺时而观,发掘制度研究的新角度。

  关键词:制度 制度史 杜佑《通典》 新史学 变法

  作者侯旭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84)。

  “制度”一词古已有之,颇为常见, “制度史”则是近代以来产生的史学新分类,对应于西方史学中的institutional history,尽管可以循着四部分类中的“史部·政书类”一直追溯到唐代杜佑的《通典》。但究竟何为“制度”,古今却常常只有意会,难以明言。《汉语大词典》“制度”条有五项释义,第一项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二,一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这些释义接近今天所说的“制度史”中的“制度”,突出的是制度带有的“规范”含义,即超越具体人之外、约束人的行为的作用,甚至进而出现了更远离人、更为宏观的“体系”的释义(如封建制度之类)。今天通常说的制度史和这类“制度”的定义之间是内蕴相通的。

  古今都在使用“制度”一词,背后含义是否一致? 古人眼中的“制度”与今人所说的“制度史”是一回事吗? 有必要做一番梳理。

  一、古人眼中的“制度”

  既然今天学界多半将《通典》视为首部制度通史,不妨先返观杜佑《通典》原书,以及杜佑“自序”和李翰“序”,看看他们的想法。

  仔细对照,他们的表述却与今人的理解有所不同。杜佑云:

  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李翰“序”云:

  今《通典》之作…… 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 故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

  随后又说:

  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载,弃无益也。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

  李翰扼要地将杜佑撰写的目的、内容选取的标准、目标读者等一一道来,与杜佑自己更为简短的概括对照,不难发现,《通典》的编纂,虽然从三代下及唐代,贯穿古今,却不是出于博古通今的知识性追求,亦不是以史学为目标,而是为了帮助君子经世致用(致治),使他们在没有多少实际为政经验的情况下,迅速掌握理政的要领。所以在内容取舍上,围绕实际政务安排,涉及“经国礼法程制”者纳入,无关者如天文、律历、五行、艺文之类则一律未收。这种安排与杜佑出身幕府僚佐有关,有学者称之为“不是为修史而编纂的《通典》”,而是“为现实行政需要而收集资料”编撰成的“行政的参考”是颇有道理的。而具体收集的并不止是“历代沿革废置”,还包括了“当时论议得失”,即《通典》各处穿插收录的各朝大臣关于相关问题的“议”与“奏”。按照李翰的理解,这些足以让“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洞悉制度变化背后“人情”与“时变”的作用。

  如果将“制度史”的源头上溯到《通典》的话,我们不能忽略,杜佑心目中的制度并非与人、时、事相隔离的孤立存在,在他看来,简单地就“经国礼法程制”论“经国礼法程制”,无从了解其历代沿革废置。

  更进一步看,“序”中将这些今天视作“制度”者归入“事”。杜佑在《通典》编成后又摘要另撰《理道要诀》10卷,他在《进<理道要诀>表》中说:“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纪)修纂《通典》,包罗数十(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即是将《通典》收罗的内容统称为“事”。唐人心目中的“事”指涉甚广,今人眼中的“制度”不过是“过去的事”(故事)。杜佑此说给我们开辟了另外一条切近制度的通路,让我们再思何为“制度”,是否存在所谓自足的“制度史”。人与事及两者的关系似乎足以构成观察过去的透镜,复因人、事均存在与发生于特定的“时”中,这种观察实际是这三者的结合。

  再来看看《文献通考》。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说:“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司马光作《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他编撰《文献通考》便是要在杜佑《通典》的基础上弥补这一缺憾。他认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而“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典章经制”虽然前后因循,但随着时间流逝,亦会产生变通张弛,与不同时代的人的作用分不开,所以他在“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完成的“叙事”之外,还包括“论事”部分:“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文献通考》内容上较《通典》有扩充,体例上则基本踵随杜佑,由“叙事”与“论事”之说看,作者同样是将“典章经制”纳入“事”来统摄。典章制度与人事密而不分。

  检视完杜佑与马端临的看法,不妨看看其他古人眼中的“制度”。“制”与“度”本各有所指,《说文·刀部》“制,裁也”,亦常释为“裁断”,表示对万物以及人的行为的抑制;“度”意为丈尺,本义是依据人的手臂测量外物,制以限人,度以量物,是对人与世界的限制。两字合为“制度”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制定规矩、法度,后逐渐变为名词,指规矩本身,涉及生活各个方面。《易·节卦》:“《彖》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唐人孔颖达在《正义》中针对《彖》云: “天地节而四时成者,此下就天地与人,广明节义。天地以气序为节,使寒暑往来,各以其序,则四时之功成也。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认为制度为王者模仿天地运行而确立的规矩,以保证人世间有序运行。宋儒程颐在解释《彖》时说:“推言节之道。天地有节,故能成四时;无节则失序也。圣人立制度以为节,故能不伤财害民。人欲之无穷也,苟非节以制度,则侈肆,至于伤财害民矣”;针对《象》,说“君子观节之象,以制立数度。凡物之大小、轻重、高下、文质,皆有数度,所以为节也。数,多寡。度,法制”。孔颖达与程颐的解释均注意到“制度”原是对天道的模仿,由王者或圣人来创立,即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目的是让人世间运转有序,不过“节以制度”中的“制度”尚保留了该词动宾词组的含义,而两位的解释中均将其名词化了。产生国家之后,圣人难觏,君主成为“制度”的主要建立者,《礼记·王制》云“王者之制……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具体所指,如《史记·贾谊列传》云: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这里的“法制度”对应的是“数用五”,即是用土德的“五”取代水德的“六”,作为一切程品之基准。当然,古人心目中的“制度”所指,包含甚广,从正朔、律历、礼乐到舆服、颜色等,要比今人的理解丰富得多。

  “制度”既有圣人流传下来的,符合天道,需长久遵行,故有“圣人立制”、“圣人创制”之说。古文经学占据统治地位后,《周礼》实际就成为“圣人立制”最为集中的体现,不同时期的改制者常常返诸《周礼》寻找变革的依据,最著名的莫过于王莽、拓跋宏、苏绰与王安石。不过,《周礼》提供的各项制度蓝图,重在人事,涉及天道者甚少,已与汉初儒生的理解相当不同。此外,又有各朝各代设立的“经制”、“常制”乃至“故事”、“敕例”,这些虽非圣人所立,或源于皇帝诏令,或本于礼法,可以跨越朝代长期遵行。另有“非长久之道”的“一时之制”、“权时之制”或“权制”等。甚至一朝的治国方略、规矩亦可称为“制度”,如汉宣帝对其子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但这种“制度”亦非经久不变的,到了元成时期,儒生控制了朝政,便有相当多的更改,不断向“周政”靠拢,王莽新朝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代的“祖宗之法”亦有这方面的意义。复数形态的制度并行于世,朝廷对其因循损益兼而有之。

  儒生将经典所说的“三年之丧”视为圣人之道, 《荀子·礼论》云: “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对此推崇备至。秦汉时期现实中却另起炉灶,没有遵循儒家的说法。汉文帝临终遗诏规定短丧至三十六日释服,虽然出自明君,且遵行数百年之久,后代儒生依然视之为“权制”。除了一致确认为圣人立制外,其余均不时可见“违制”情况,亦会有人提出变革动议,只要将其归入与圣人之道不同的“权制”,便可以加以质疑与改动,不难想见制度/人关系中人的主导地位。

  据《礼记·礼运》,“设制度”乃发端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阶段,是“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下的无奈之举,因时因事因势而变,颇为正常。正因此,在古人心目中,因应于天道之外的“制度”不过是小康时代王朝行事所设置、所依托的例行性安排,有常有变有权,皇帝诏令或臣僚奏章常因时因势围绕制度产生议论与损益,内涵丰富,并没有今人以为的那么单一性的强烈规范意义,仿佛具有超越时空的本体色彩。杜佑等视其为“事”亦属自然,将其与当时的论议并置,更贴合了中古时代人们心目中“制度”的实态。

  的确,“制度”独立成类,成“史”,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典故”到“政书”,最终是在20世纪才一跃成为新史学中单独的专史。至少从宋代开始,已将《通典》归入“典故类”,认为是“载古今制度沿革”但“非类书”,同列“典故类”的除了各种《会要》,还有《贞观政要》、《魏郑公奏录》、《三朝宝训》等书,这些关于制度沿革的论述与君臣关于为政的论述依然属于一类,仍不脱“政事”范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钱溥《秘阁书目》立“政书”类,将《通典》列于首,小序云“志艺文者有故事一类,其间祖宗创法,奕叶慎守,是为一朝之故事。后鉴前师,与时损益者,是为前代之故事。史家著录,大抵前代事也。……今总核遗文,惟以国政朝章六官所职者,入于斯类,以符周官故府之遗”,亦是视之为关于国政朝章的前代故事,用途乃后代取资前朝,根据当时需要而损益的依凭。

  今人所理解的相对狭窄的“制度”与“制度史”的源头,正是《通典》以降形成的“典故”、“政书”的传统,其内涵较之汉代今文经学家的看法精简了许多,正朔、律历、服色、徽号之类很少再纳入视野,占据核心的是涉及“国政朝章”的部分。这种变化背后是天人感应观念的逐渐淡出。

  二、“制度”如何成为了“制度史”

  在这一背景下,恰恰是进入20世纪之后,知识界才开始将《通典》视为与纪事不同的纪“制度”之书。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 “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显然,任公这里所谓“事”与“制度”的分别与对立,以及“制度”高于“事”的地位,已与杜佑的表达颇有距离。浮现于梁任公脑际的史学记述对象,已是人/事/制度鼎足而三,而在杜佑眼中,不过是人/事两类。

  这种微妙的变化背后,是19世纪中叶以来寻求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史学研究中“制度”意义与价值的突起, “事”内涵收缩, “制度”逐渐凌驾于“事”之上,获得了更为根本性的意义,进而从原先的附庸位置挣脱而出,自成门户。1840年之前,魏源在《诗古微》中就表达了拓展政治参与来强化政府统治的想法;1860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进一步提出应由下级官员选举上级官员,扩大政治参与,甚至还提出由乡民自己投票来产生新的中介力量,以稳固乡村统治。这些都可以视为“建制性的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属于通向现代国家的制度性设想。同时或稍后,王韬、郑观应等人也在自己的著作中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意识到“君民共主”的优长,并开始将问题的根源上溯到秦代。他们所关心的其实与魏源相通,侧重的是“集思广益”,消除君民之间的隔阂。当然,设想只是设想,并没有落实为具体的实践。

  西方冲击,特别是甲午战败对清代读书人触动颇大,进一步推动史学走向致用,表现之一便是关注内容的变化,一端就是典制、掌故受到空前的重视。19世纪末,无论是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所订的读书分月课程表,还是张之洞的《劝学篇》与徐仁铸的《图片轩今语》,典制均成为史学切用与致用的内容之一,具体所指即是《周礼》、《秦会要》、《历代职官表》、《通考》之类的著作。正如学者所指出的,“被认为是能够关切世用的典章制度史,此时几乎成为讲授史学的主要项目”。尽管当时尚无“典章制度史”的说法,但关注“典制”与“掌故”,的确构成“制度”独立成史并崛起的内在源头之一。

  西方的冲击不止推动时人对前代典章的看重,时局亦激发了改革现实制度的要求。1898年康有为刊布《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立制改制之义在古文经兴起后被湮没近两千年,他借圣人立言,暗中接引西方思想,表达变革的诉求。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庚子事变之后,“制度”与“变法改制”渐成为新型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议题,20世纪初形成了国内新学堂的学生与教员、留学生(留日为主),以及旧文人转化而来的趋新人士构成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担当起社会变革最根本的力量。

  此外,1901年初,清廷下谕旨,设督办政务处,谋划变通政制。几年中,实际改革落实在设立学堂、废除科举;废除武举,新法练兵;建立警察与新式监狱制度以及法律和宪政改革等方面,实施新政。清廷谋求法律改革,沈家本主其事,他为此长期钻研古代刑法,1906—1910年间完成的《历代刑法考》,可以说是最早的刑罚制度史,只是当时尚无此名称。当时出现了认为一旦改政体为立宪便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制度决定论”,日俄战争更成为关键契机。“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增强了“立宪”的吸引力,甚至一些清廷官员亦转向支持“立宪”,推动清廷开始预备立宪。至今强调制度决定一切的想法仍颇有市场。

  具体而言,清朝新政中改革学制,1904年1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的《大学堂章程》为尚未筹办的文学科大学中国史学与万国史学制定了详细科目。中国史学的主课就包括了“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万国史学的补助课中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史”,随意科目中有“各国法制史”,法制史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制度史名目。科目后面所附的“中国史学研究法略解”中亦包含了不少制度方面的内容,如“官制之得失”、“学校之盛衰”、“历代选举之得失”、“历代钱币之得失”、“度量衡之变迁”、“赋税利弊之比较”、“刑法之得失”、“礼乐仪文丧服制之改变”、“历代典祀私祀盛衰与政俗之关系”,其后指出“以上专为鉴古知今有裨实用而言,与通鉴学为近”。“正史学”与“通鉴学”下的小注中特别标明“并须参考外国史”。随后又指出“考史事者分考治乱、考法制两门。考治乱,若《通鉴》及各种纪事本末之类;考法制,若《通典》、《通考》及历代会要之类。两义必宜兼综,方有实用。研究史学者务当于今日中国实事有关系之处加意考求”,涉及制度的课程与研究颇受重视,当然其中讲的“鉴古知今”与“于今日中国实事有关系之处”,指的是当时正在进行的新政,目的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利用历史经验,做些修修补补。这上承史学的经世转向,成为制度史产生的又一重要源头。

  另一方面,对时局认识的变化,与近代以来引进的政体观念以及“专制”、“共和”、“立宪”等政体说遥相呼应。政体从传统理解的“为政体要”跃升为凌驾于具体人物与事务之上的一国政治的抽象构造,“政制”乃至一般“制度” (如宗法制度、家族制度、土地制度)进而固化为不同政体相互区分、依次进化(或退化)的外在标志或根据,以及可以利用的资源或改造的对象。这些在海外学子中大有市场。

  特别是在留日的中国学生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杨度等人之间,激辩中国未来的政体与变革方式时,一方面取资欧美、日本、俄国、印度等正反事例作为参考,另一方面便是大量地反观中国古代,来汲取证据。各种制度成为论证各种观点的重要资源,批判中国专制政体时,秦政、特别是秦代以来官制是主要靶子;涉及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是否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时,土地制度便成为辩论的核心之一。遥远的井田与均田又在论战中复活,反复出现在文章中,公有、私有的争辩,莫衷一是。激烈讨论开国会时,地方自治亦是论辩的焦点之一,《周礼》提到的“乡遂之官”,以及汉代的乡亭里、啬夫、三老之类的地方设制则常被用来充当证据。1903年在邹容的《革命军》中,清朝的官制、科举制与法律均成为批判的目标。孙中山在提出“五权分立”时,根据亦是中国历史上的考选与监察制度。更有进一步将目光延伸到家庭制度,倡导家庭革命者。

  上述两股力量的目标有别,活动的舞台略有交叠,主体一是在海外,另一则集中于朝廷,并不相同,却相激相荡,共同将“制度”推上了至高的位置,“制度史”的探讨也就应运而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自1902年至1904年9月,康有为在《新民丛报》写过多篇关于古代、汉代以来官制的文章,系统梳理古今中外官制。1904年7月,合为《官制议》一书由上海广智书局刊行,十多年间多次重印。加了标点后,全书篇幅在15万字以上,宛如一部浓缩版的“中外官制史”。书中出现的人名很少,事件更是难得一见,充斥的均为各种官职、机构名称,以及“国”、“民”、“公民”、“议员”、“自治”、“天理”、“自然之势”等概括性的词语;或是按照官职,逐一前后串联,或是由后向前追溯渊源,实际已经开启了日后“制度史”的表达方式。“序”之外,该书14卷标题如下:

  官制原理

  中国古官制

  中国汉后官制

  宋官制最善

  各国官制

  中国今官制大弊宜改

  开议院

  公民自治

  析疆增吏

  存旧官

  增司集权

  供奉省置

  改差为官以官为位

  俸禄

  《官制议》虽是从中国上古三代官制讲起,重心与目的则是面向未来,大部分篇幅是在详细讨论如何从不同方面来改造清代的官制,前代官制的得失与外国的经验都不断加以引用,宋代与英国是他树立的两个榜样。他将清朝的失败归结为官制问题,自然解决之道也要从官制入手。他在“中国汉后官制”中指出当时存在“官职不分,任事不专”, “在本朝则谓之身兼百职,而实人无一职”之弊,导致:

  夫以人民之众、国事之大、千官之夥、庶司之多,而乃无一人任职者,无一职有人任之者,政事虽欲不隳坏而安得乎? 此又自汉以来二千年所未有也。合刘歆六卿之余毒,加始皇防制之余威,积而成此弊政;而以当百国励精图治、下合民权、上分众职、纪纲明而条理密之国,安得不大败涂地哉? 各国人人有权,事事有会,职职能分,人官物曲,莫不皆举。以数千万人之国而入吾无职无人之国,安有不胜者哉?呜呼! 官制之败坏至此,遂以丧国。苟不更张之,虽有管、葛之才,不能为治也!

  在“中国今官制大弊宜改”中说:

  今者累加以赔款,民贫日甚,国病日深,不亟改革,病将难救。而变政之事,下手必从官制始。官制有三,一曰为民,一曰为国,一曰国与民之交关。…… 为民制者,莫如公民自治。为国与民交关制者,莫如析疆增吏。为国制者,莫若多设分职、中央集权。因今大地之势,对于中国之策,虽有圣者不能易此者矣。三者举一失一,皆不能治。先此后彼,亦不能行。于三者之中,其尤要之旨,则为民莫如地方自治,为国莫如中央集权矣。

  书中中外制度间的对应与比附随处可见,如“秘书监……如各国之博物院、图书馆也,但秘书不公之于民。宋有书库官,是真各国之公于民者也,故吾称宋”, “欧洲专务之官,实可谓中国流出哉! ……英(国)始创枢密,实由唐中书制”; “议院者,为公民议政之地,黄帝之合宫、唐虞之衢室、殷之总章、周之明堂是也。盘庚之命众至庭,孔子所谓‘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也”。论及公民自治,三代、汉、晋、六朝实行的《周官》乡遂之制,汉代的乡亭里以及三老、啬夫、游徼,以及当时广东的绅士、乡老与族正,都成了中国古今地方自治的践行者。这部关于官制的系统论述,充满了历史资料,但目的完全是为了当下与未来。思考的依托已经不再是就中国论中国,而是以近代西方为标准来剪裁、理解中国古今官制。

  康有为在《官制议》“序”中说, “今既当诸国竞争之时,非复一统卧治之世,万事之治,纲举目张,皆在官制”。序的草稿云“大地言政者,必知立法、行政、司法三官鼎立,而后政体成,凡此皆西政西学至浅末者,而鄂督是之昧然,其为得失可知矣”,鄂督指张之洞。张之洞变法是从具体的律例兵制入手,对政体上的民权自由则极力排斥,是故张氏《劝学篇》中所言的“西政”只停留在具体制度层面,因而保持了“中学为体”。《官制议》在反对张说时,实际赋予了“政体”某种根本性的意义。这种思想对话是《官制议》贯通古今中外官制,从“制度史”的角度进行阐述的现实原因。这并非康有为一人的想法,当时知识分子中有相当的共识。

  即便是革命派,对传统的态度亦并非全然一致,章太炎积极赞同革命,但亦提倡国粹与爱国,并非一味贬斥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政治与典章制度,还是采取一种具体分析的态度。1906年7月,他在《民报》第6号刊登的《演说录》中说:

  第二要说典章制度。我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可贵。但是官制为什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什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什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什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至于中国特别优长的事,欧美各国所万不能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不说三代井田,便从魏晋至唐,都是行这均田制度,所以贫富不甚悬绝,地方政治,容易施行。……其余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兄弟今天,略举两项。一项是刑名法律。…… 一项是科场选举。……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们的社会主义,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第11—13页)

  这段话中便提到许多典章制度,更多的则是肯定,与一般的革命派不同。讨论的目的,为的是将来建设新政府的需要,并非简单的学术问题,而言说的背景与判断优劣的标准,还是西方的三政体说,以及晚近产生的社会主义。

  此外,新史学的探索也在起步, “制度”亦成为重要议题。1905年11月,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册出版,第2册于次年出版。是书参照西方史书,改造本国史,在“凡例”中说“西国史书所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三通体也。今所编各课咸以时代区先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亦隐寓分时之意”,并概括中国史书的弊病:“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今所编各课其用意则与旧史稍殊”。他所说的分析“事类”近于中国三通体,指的应是制度文物。他所关注的主要有五点:

  一历代政体之异同

  二种族分合之始末

  三制度改革之大纲

  四社会进化之阶级

  五学术进退之大势

  可以说是一个西方学术深刻影响下建立的全新构架,术语大多是新词,“制度”在其中亦排斥了“事迹”占有突出地位。具体课目中有“古代阶级制度”、“古代封建上下”、“古代之礼制上下”、“古代之官制”、“古代之田制上下”、“古代之兵制”、“古代之刑法”、“古代之学校”等,在出版的第1、2册中,各有36课,专门介绍各种制度的就分别有11课与21课。第2册最后一课“论读本期历史之旨趣”中指出“欲研究之厥有四法”,“四曰周代之制多与西政相符”,列举他认为的与西方制度相符的不少例子,正贯彻了“凡例”中所说的“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本书的设计中,“制度”已崛起为颇为重要的内容,与梁启超的看法相呼应。

  相形之下,两册中涉及远古及三代事迹的课时,第1册中只有第3课“五帝之事迹”、第4课“夏代之兴亡”、第5课“商代之兴亡”;第2册中第1课“西周之勃兴”、第2课“西周之兴亡”而已,72课中仅占5课,足见作者对“制度”与“事迹”的轻重态度。

  1908年7月,署名“蛤笑”的作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史学刍论》一文,概括了中国史学的类型与弊端,正史之外将中国史学分为三派:典制之学、议论之学与考证之学。文章指出,“典制之学,如杜氏佑之《通典》、司马温公之《通鉴》、郑渔仲之《通志》、马贵与之《文献通考》”,不过,作者认为“居今日而言史学,则以上所举之三大派,皆成已陈之刍狗”,“所最急者,在以新学之眼光,观察以往之事实耳”。作者倡导新眼光来治史,虽不像梁启超那样激进,依然承认正史的价值,对传统史学的认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典制之学获得了某种独立的地位。

  以上不论国内国外,无关立场、观点,所有的讨论都不是孤立地就中国论中国。注入了中外比较的视野,各种制度便逐渐脱离了人与时代,按照类别,前后相连,中外互映,贯通为可以用来相互阐发的基本骨架,获得了人/事之上的超越性与稳定性。人/事过于短暂,难以充当讨论政体优劣的直接资料,在“制度史”的视野中被边缘化。

  随着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几经反复,共和政体最终变为现实,原先争论的不少问题随之烟消云散,但另有一些因新形势的出现而屡屡挑动政界、学界的神经,如土地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另一方面,大学的普遍化与完善,众多持各路观点的读书人在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中安身立命, 使得上述思考与争辩逐渐在教育机构中沉淀、转化为学术问题,将早年论战中比较粗疏的论述精细化,并传授给学子,各种名目的“制度史”便是成果之一。

  以“制度史”为名的论文与著作,据笔者很不全面的搜索,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妇女杂志》第6卷第9号刊有瑟庐的《娼妓制度史考》,或是目前所见最早以“制度史”命名的文章。而以“制度史”为书名的著作,除了吕思勉的四部制度小史刊行于1929年外,此前还有张慰慈编《英国选举制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瞿兑之编撰《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北平:广业书社,1928年)。1930年之后,论文、著作更多,主题亦更趋多元,涉及财政、奴隶、家族、行会、考试、土地、仓储、兵役等。中国学者的论著之外,亦包含若干译著。

  制度史作为一门专史,进入史学行列,始于《历代刑法考》之类有其实而无其名的著作,以及上述以“制度史”为名的论著,亦见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1927年),不过当时尚归入“文物的专史”下的“政治专史”,体现了初创期称呼上的摇摆不定。

  在此系列演讲中,梁启超对史学如何分类与如何开展研究,作了颇为系统的论述。他将史学区分为“通史”与“专史”两类,指出“作通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变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专史”分为“五类”:

  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

  事的专史。即旧史的记事本末体

  文物的专史。即旧史的书志体,专以文物典章社会状况为主

  地方的专史。即旧史之方志体

  断代的专史。即旧史的断代史体

  每类“专史”,他都做了具体的表述。关于“文物的专史”,梁启超指出:

  文物专史是专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政教典章、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种种情况……这种断代体和近似断代体的文物史都不能贯彻“供现代人活动资鉴” 的目的。我们做文物专史,非纵剖的分为多数的专史不可。

  我以为人生活动的基本事项可分为三大类,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现在做文物的专史,也就拿这三者分类。……

  政治专史最初应该从何处研究起? 最初应该研究民族。……第二步就应该研究国土。……第三步就要研究时代。关于时代的划分,须用特别的眼光。我们要特别注意政治的转变从而划分时代,不可以一姓兴亡而划分时代。……第四步还要研究家族和阶级。……

  政治专史的第二部分就是讲政治制度的变迁。这种应当从部落时代叙起,远古有无部落? 如何变成宗法社会? 如何变成多国分争? 如何变成君主统一? 统一以后如何仍旧保留分立形式? 如何从封建到郡县? 郡县制度之下又如何变成藩镇专横? 如何又变成各地自治?君主制度又如何变成民主? ……

  其次又要研究中央政权如何变迁。某时代是贵族专制的政体,某时代是君主专制的政体,某时代对于中央政府如何组织? 各种政权如何分配? 中央重要行政有多少类,每类有如何的发展? ……

  第三部分是讲政权的运用。上文讲的是政治组织上的形式,其实无论何时,和实际运用都不能相同。……无论何时何国,实际上的政治和制度上的政治都不能相同。……所以研究政治史的人一面讲政治的组织,表面上形式如此如彼,一面尤其要注意骨子里政治的活用和具文的组织发生了多大的距离。……

  梁启超将“文物专史”置于五种“专史”中最重要的地位,超越于人/事之上,当与前引《新史学》中强调“制度”高于“事”的看法一脉相承,而称“非纵剖的分为多数的专史不可”,便是相信需要超越具体朝代来通贯地研究不同类别的典章制度史,尽管他没有使用这种说法。统摄政治专史研究的几乎都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从民族国家(民族、国土、政治)到各种政体的演进,以及关于不同政体组织形式,等等。“部落社会”、“宗法社会”、“政体”、“专制”、“自治”、“政权”、“民主”、“行政”等译介的新词或填充了新意的旧词构成基本的分类与概念工具,甚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分,以及通史与专史的分类亦是一种全新的框架。

  此外,上述亦包含了一个为后人所忽视的面向,即梁启超对政权运用的重视,注意到政治的活用与具文的组织之间的距离,尽管这些被他安排在了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从属于国家与制度。能看到这一层面,恐怕与他亲身参与过戊戌变法及民国初年的政治有关。后代的研究者,大多缺乏相应的体验,亦对“制度”持有更加绝对的理解,往往无视这一侧面。

  可以说,在多方力量的作用下,到了20世纪20年代,制度史作为一门专史,已经大致成型。

  余 论

  以上简要回顾了古人如何认识“制度”,以及近代以降,西潮冲击下“制度”认识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史学与现实,寻求改变现实的各方努力如何将“典章”、“掌故”转化为脱离人/事、带有本体色彩的“制度”,并催生出作为专史的“制度史”。

  略感遗憾的是,今天当我们在追述有关问题的学术史时,常常止步于建制化的成果或个别名人的研究,忽略20世纪初年探讨国家、人民前途时迸发的各方思想与讨论内容、清末新政的刺激,以及这些讨论与后来学术问题之间的关系,以至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淡忘了这些学术问题的时代意涵与现实来历。而20世纪以来研究古史者热心参与时政,固然与“经世致用”的传统有关,同时亦是时人心目中两者紧密相联之认识使然,古史研究因而深受其左右。带着此种“制度观”来观察古代王朝,和近代形成并流行的种种“标签化”认识相互支持亦在所难免,不利于切近地把握过去。

  依以上扼要的梳理,独立且带有本体论意义的“制度”既然是一种近代参照西方产生的观念,独立的“制度史”实际成为这种制度观的历史投影,其独立存在就颇为可疑,我们需要将这种后见之明“悬置”起来,返归古代王朝的语境,回到人(无论是圣人、君王还是官员、百姓)/事关系,甚至天道/人事关系中,顺时而观,去认识制度的产生、实态及其变化。

  本文为笔者正在撰写的《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的一节。初稿完成后寄呈师友指正,先后得到胡宝国、崔志海、赵晶、孙正军、方诚峰、孙梓辛、张琦、郭伟涛、陈韵青等先生的指教;李雪梅、沈厚铎教授示下关于《历代刑法考》撰写时间的意见;2018年10月16日承蒙孙正军先生筹划,在北京大学文研院就此问题进行报告,得到刘后滨、王铭铭先生的评议,邢义田先生当场赐教,会后刘后滨、叶炜、范云飞、李欣然先生复寄下意见或论文继续讨论,受教多多;2018年12月14日在西北大学“弘道足徵学术讨论会”上报告过此文,先后得到李如东、单印飞、马锋、陈跃、彭建英、刘志平、赵虎、王兰兰、贾连港、王振华等先生的指教;两位匿名审稿人亦提出很多宝贵意见,饶佳荣兄费心订正文字,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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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经典教科书（中文翻译/编辑差强人意）

  作者：longtemps 发布时间：2021-10-17 11:36:40

  中文版对初学者不太友好，可以去找英文版拿来参照，翻译失当/编辑失当之处不能说每页都有，也基本上是比比皆是。有些关键之处甚至会让初学者产生困扰。真心希望出个中文修订版，把那些无论怎样的错误，明显的不那么明显的一并改之。

  这是一部俄罗斯风格的教科书，想想菲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教程》和那汤松的《实变函数论》即可，对理论展开可以说不厌其详。是绝佳的概率论案头必备参考书。还可以搭配上钟开莱，Kallenberg，Durrett，Klenke。

  此书结构别具一格。有一些别的同类教科书上不大安排的主题。比如第六章 弱平稳随机序列。

  第一章 初等概率论 无需测度论。可以作为阅读素材。

  第二章 铺开现代概率论的测度论基础。非常细致。拿可测空间来说，一维Borel集，n维Borel集，无穷维Borel集说得一清二楚。

  第三章 测度弱收敛，特征函数，CLT. 这一章内容极为丰富。也是高等概率论的重头戏之一。

  第四章 强（弱）大数律

  第五章 强平稳序列与遍历定理

  第六章 弱平稳序列. 这一章内容同类教科书一般没有。

  第七章 鞅论. 内容同样极为丰富. 现代概率论理论基石之一. 还有一部分金融应用。

  第八章 Markov链. 编排合理，结构非常清晰.

  ps 本书配套习题集是教科书上习题的扩充，但是解答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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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于强调幸福与金钱的无关性

  作者：黑镜头 发布时间：2009-09-26 14:39:14

  当初在图书馆逛着，偶尔发现这本书，书名吸引了我。可能觉得自己这几年过得实在不是很幸福，就想看看人家是否幸福，如何幸福的。

  赵老先生从儿时的细节开始回忆。每个展示出来的生活小细节似乎都给他带来莫大的幸福感。这点我很认同：生命的感动往往来源于润物细无声的小细节。只是作者每次在感悟幸福之后强调：这不是钱所能买的。

  前几个故事强调后，后面的篇章里，时不时再进行重复。

  于是我有些厌倦。如何获得幸福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管是自己我心灵体验或者金钱购置的，自我感觉好就可以。没有绝对的精神与物质之分。他老人家梦想拥有的独立住房，难道不是需要用金钱去获取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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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田 on the floor

  作者：blueshadow 发布时间：2009-06-05 19:12:08

      蒙田的吸引力之源是他的“坏人逻辑”，他的文字给玩世不恭、享乐主义、怀疑主义者、自私自利者以强大的心理支撑。他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不厌其烦地为消极的、个人主义、不思上进的“坏行为”加注。

      失败者、退隐者，以及自以为是的诡辩论者讨厌鬼，高举蒙田弹冠相庆。这也势必引发了历朝历代上进的理想主义青年的严重不满，甚至是出离愤怒。

      这种愤怒出于无法对如此蛊惑人心的言论进行有力回击。问题在于，蒙田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不把自己的尊严当一回事，他揭示的道理过于赤裸裸，不容易面对，也不容易甚至可以说不可辩驳。

     人生的短暂和无意义，人如此脆弱不堪一击，命运之手太过于强大，运气这玩意更难以捉摸。因此，执着于貌似伟大的事业，为了明天牺牲今天，显得如此得不偿失！

     虚无主义如此冒着青烟袅袅诞生。无神论、原子主义……对名誉、金钱、后代的冷酷的理性化分析阐释，让冠冕堂皇无处遁逃。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蒙田带来的空气：人是可以赤裸裸坦诚，同时“无耻到底”的。

     蒙田是“失败者俱乐部”的领袖，这部著作正是旁观者、自我放逐者等等不入流分子的精神家园。知天乐命，随波逐流的柔软生活。是不是个温柔的圈套，可谓智者见智。

      不过，蒙田的“不败”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你无法跟这样的人讲理、辩论。即便你让他哑口无言，他最后来一句就可以颠覆一切。他一字一句地反问：我们知道什么？

      这是无所不包的万能答案，一个警句，也是一个预言。同时他的反对者揭露了这句话的阴险内涵：毫无底线的坦诚是一种不可救药的虚无主义。

      蒙田爷爷先躺在了地上，如此，你就不可能比他的姿态更低。

      对，作为追随者，我们只能进地下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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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循环》摘要与心得

  作者：麦机长 发布时间：2013-09-06 14:21:22

  更好的排版：

  https://captnotes.github.io/viral-loop

  注：【】部分为笔者心得，非原文摘抄。

  * 一个网站如果能在两秒内抓住访客的兴趣，它就有机会变得炙手可热，被口口相传的赞誉传播得更远。

  * 解决好缩放问题才是生存之道。

  * 【风投无圣人，搭讪需谨慎。】

  * 所谓“病毒循环”，是指将产品的病毒性与功能性相结合。简单说来，是指公司依靠用户吸引用户来实现增长。

  * 除非产品真的很好，不然很难拥有很强的病毒系数。

  * 如果你打造出的是人们真正喜欢的产品，用户便会自发地帮助你的公司成长。

  * 【有效的广告是给用户一个恰好满足需要又印象深刻的展示。】

  * 购买欲是有传播性的。

  * 贪欲是传播信息的有效动力。

  * 凡需要对消费者进行使用教育的产品便是最适合面对面直接销售的产品。

  *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在绝大多数用户身上赚小钱的方法，就能获得巨大的利润。

  * 今天的市场份额等于明天的利润。没有了市场份额，就不会有利润。

  * 只有拥有了令人敬畏的产业规模，成功才会接踵而来。

  * 当病毒系数（新成员带来的用户人数）为1时，网络基本人数将会出现线性增长，并最终出现停涨。但当这一系数高于1时，网络用户的人数则会以指数方式增长。

  * 别人恐惧时你该贪婪，别人贪婪时你该恐惧。——沃伦·巴菲特

  * 病毒式网络的覆盖面越大，其扩张速度也就越快。

  * 网络效应：网络本身的价值与其链接数量、节点数量和用户数量成正比。

  * 拥有大量用户就意味着拥有了巨大的潜在价值。

  * 成功的病毒循环公司通常都有以下共性：

  * 以网络为基础；

  * 免费；

  * 组织性技术：用户创造内容，它们只是将这些内容组织起来；

  * 概念简单；

  * 本身具有传播性；

  * 能迅速为用户采用；

  * 指数型增长；

  * 病毒系数；

  * 可预测的增长率；

  * 网络效应：网络中用户越多，希望加入这一网络的人数也就越多；

  * 堆叠：病毒式网络之间可以互相叠加，每一个网络都能够催生另一个网络的成长；

  * 不可取代点：一旦公司用户数量突破这一临界点并继续保持增长，则很难会被其它竞争对手打败并取代；

  * 最终饱和度：当一个网络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实现了饱和后，它便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网络，增长速度也将放缓。

  * 当流通的内容变成了人们的想法时，用户自然会对这样的平台产生难以割舍的感情。

  * 我们不仅是与众不同的个体，更无时无刻不在努力突破自己与他人的区别。然而我们所有的与众不同之处却又倾向于与其他同样脱颖而出的个体寻求相同的共性。没有任何完全无差别的相似，也没有任何完全脱离共识而存在的差异。——Hannah Arendt

  * 人们逐渐分离出三种自我形象：展示在整个物质世界前的公众自我、个人自我（独自一人时的状态）以及数码自我。而后者在传播范围上远远大于前两者。

  * 除了对社会交往和传播信息的需求外，人类还有一种对动态图片与生俱来的痴迷。

  * 新的互联网经济并不像网络泡沫破灭之前那样只注重吸引客户的眼球，它更看重用户的属性、网站对客户的分类以及引导方式。

  * 人们相互之间的连接性越强，信息大规模扩散所带来的危害就越大。

  * 一个人就算再有钱，不会砍价也不算有本事。

  * 如果明知道用户数量就是决定整场生意的关键所在，就应该竭尽全力以最快速度实现用户人数的增长。

  * 客户的拥戴是打造成功消费品牌的基础。

  * 有一支由用户组成的庞大军队，这种影响必将带来免费的、可以自我实现的宣传效应。

  * 一个忠心耿耿、亲密无间、积极主动的粉丝群比任何个人更能说明一款产品的品质，发自“网络精神”的赞扬是能改变一生的力量。

  * 资本，或者说资本过剩，是实现繁荣的关键所在。

  * 能迅速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除了恶作剧病毒邮件外，还有各种玩笑、名言、虚假健康警报、诡异的阴谋论、感人肺腑的文章、各种笑料以及它们的综合体，这些都是病毒平原上常见的信息。

  * 最差经的做法莫过于摆出一副性格乖戾的老品牌模样，并写信给对方要求停止行为，否则对簿公堂。

  * 没有大规模扩张的时候就为系统做大规模扩展的准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 哪里有贸易，哪里就会有城市的兴起。

  * 对于一家正在成长中的电子商务企业而言，一个稳定的基础结构必须拥有灵活性、扩展性以及稳定性三种特点。

  * 对于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而言，永不掉线是最重要的准则。

  * 决定成长结果的关键不在于初始用户人数，而在于其传播的速度。

  * 人类都有易受人摆布的本质，喜欢在不加思考的情况下借鉴他人的欲望。

  * 交易的对称性是一个判断交易是否存在欺诈的绝佳手段。

  * 网络的高速发展并非得益于台式机的普及，移动设备才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宽带项目，并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病毒式传播平原的面积及其涉及范围。

  * 最杰出的思想总是能获得最崇高的地位。

  * 没有社区用户，就没有病毒式网络。

  * 一旦病毒式网络的演变成一个病毒循环、达到了无法替代的位置，就不会再有任何人能够阻挡它前进的脚步。

  * 把东西弄得越简单，网站的病毒系数也就越高。

  * 任何需要人们思考的事物似乎都会使他们望而却步。

  * 相比利用复杂的算法查找出一批效果最好的广告，不如让用户自己选择愿意接收的广告。

  * 网站扩展的速度越快，需要投入的资源也就越多，这势必要求在网站飞速发展的同时打造出新的基本结构。

  * 谁定标准谁就赢。

  * 人们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这是一种选择性视觉，是一种感官超负荷时过滤信息的方式。

  * “承诺”是建立客户与商品之间联系的重要因素。

  * 随着整个世界连通性的增加，我们的包容度也在呈指数增长——所有人都有被泄密的危险，假装自己比别人清高其实是白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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