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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爹爹

  作者：默之 发布时间：2012-10-30 15:07:46

  很早就听说梁公教子有方，通过书信就把子女们调教得个个都有出息。后来看梁思成第二位妻子林洙写的《我与梁思成、林徽因》一书，屡次提到梁公的书信，感觉梁公很是开明，对子女很用心，是个好爸爸！虽然我至今对梁启超也所知了了，只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至于了不起在哪，还真不知道，有待了解。

  好吧，从《梁启超家书》开始。。。

  关于梁公，有几句名人评语：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胡适

  梁启超是中国精神之父。——埃德加斯诺

  梁启超是中国珍贵的灵魂。——伊藤博文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吴宓四人，并称

  原配李惠仙

  家书第一篇就是梁公写给李惠仙的。

  大概是梁太表示想去日本，梁启超极力劝说她不要来，原因写得清晰、恳切、委婉，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面两大段我看是忽悠夫人，说夫人您深明大义，既聪明又贤惠又好学（“卿本达人，志气不同凡女子”），总之，他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李惠仙来日本。他还不忘谆谆教诲夫人，你若有空，不妨多读读书（“惟有读书穷理，是最快乐事。有时忽有心得，其乐费寻常所可及也”）。

  不过很显然梁夫人根本就不理他这一套。后来有一封写得很长的信，很有意思。包含的内容很丰富，既写出了梁为一大家子的衣食温饱、事无巨细地操碎了心；又写出了梁公内心虽然非常想敬重太太，但其做出来的事情却又很摆不上台面，活脱脱显示出一个很挠头的梁公形象。

  大概原因是因为大太太好赌，输了很多钱，梁启超赶紧筹钱寄回去，梁寄钱后，很严肃地跟大女儿写信道“当告汝母且不可再投机，若更失败，吾力亦实不逮也。”接着写了寄了多少钱、这些钱要用在什么地方、由谁负责安排等等，可见梁很细心。可太太毕竟是太太，梁虽然对她所作所为甚为不满，但还是处处体现尊重，他跟大女儿说“可以此告慰汝母”，但紧接着又说“但宜力谏汝母，勿再投机，倘再失败，汝叔不允救济，吾亦无法也。”

  这样写后，又怕父亲老大人操心，便告诫女儿这封信不要给祖父看。接着继续对女儿发泄：“汝母为投机失败，忧心如焚，殊可怪。汝母何至不达如是。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汝母但专用力教诲汝辈足矣，何必更驰念及此耶，但此后必当戒断（切勿再贪此区区者），不可更为冯妇耳。”

  我开始对这个梁太太心生疑惑，到底是怎样一个女人啊？嫁了梁启超，生了几个成龙成凤的儿女，不至于这么不济吧？翻了翻《我和梁思成、林徽因》一书，疑惑得到了答案：当年梁启超进京赶考，李惠仙的哥哥官至一品，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文章，不但让梁榜上有名，还把亲妹妹许配给了他，可见，李是下嫁了梁是高攀了，所以，梁对太太敬畏三分就好理解了。

  不止梁对其敬畏，连黎元洪都怕这位李惠仙小姐。话说有一天，梁思成、梁思永两兄弟的车，被黎元洪（民国大总统）亲信金永炎（南京军官学校校长）的车撞了。这个金永炎当时大概以为撞的是普通人家，一溜烟就跑掉了。这可把李惠仙气坏了，跑到总统府，大闹一通，要黎元洪狠狠惩罚金永炎。金当时肠子都悔青了，撞谁也不要撞梁家公子啊，于是跑去医院看望二公子，正好李惠仙在，当场大大地教训了其一场。金后来又到梁府上去问候，结果又被梁启超结结实实地教斥一番。李惠仙还不解气，再次去总统府找黎元洪，黎“极力替陪一番不是，汝母气亦平了”—— 李大小姐的能量有多大，此事足可见一斑！

  家书中李惠仙出现的场合不多，不过通过梁对其欲言又止、礼让三分，以及嗜赌、大闹总统府这两桩事情，足可见虎门无犬女啊！

  二房王姨

  孩子们称李惠仙为妈妈，称王姨为娘娘，但对娘的感情胜过妈。李惠仙是典型的大家阔小姐，王姨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劳动妇女。如果知道王姨，是当年李惠仙从娘家带过来的侍女，就好理解王姨在梁家的角色了。

  书信中梁倒是常常提到二房，不过大抵都是生活上的琐事，比如：“王姨今晨已安抵沪”、“一切饮食起居皆王姨一人料理”、“王姨即遣来沪，在沪待我归，已租定住宅”、“即当遣王姨来港，候我找招之”。。。。。。正因如此，更显露了梁对大房是敬重，对二房是患难真情。

  梁有一封写给大女儿的信，最后提到：“王姑娘近来体气大坏，因为你那两个殇弟产后缺保养，我很担心，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写信给她，令她欢喜。”

  这信写得真好，表露出一个父亲对子女、女婿、媳妇的关切之情，得意之情，享受之情。。。。。。

  极爱大女儿思顺

  梁启超对这个大女儿真是很宝贝，这本书中90%的信都是写给大女儿的，对其称呼是“我的宝贝思顺”，当然，很大原因是大女儿确实能在感情上、思想上、以及能力上帮助爸爸。梁启超在信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其珍爱之情，苦闷的时候，他说“呜呼，吾此时深望吾爱女，安得汝飞侍我旁耶？”然后在纸上写满“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

  梁也承认自己宠爱大女儿（“吾爱女之名举国皆知，故交相见者，无不问汝，却无人问思成以下”）。

  梁是个好父亲，虽然很思念女儿，但处处为其考虑。在欧洲游历，从马赛乘船，经过安南（现在的越南一带）回国，大女儿思顺和夫婿正在那任职，本想赶来见父亲一面，但说“船在安南停泊，约一两日，但汝切勿来迎，费数日之程，挈带小孩，图十数点钟欢聚，甚无谓也。但望汝一年或必归耳。”

  思顺再次怀孕时，梁叮嘱其注意身体：“须知你是我第一个宝贝，你的健康和我的幸福关系大着哩，好孩子，切须听爹爹的话。”

  这种充满爱恋的话语，只对大女儿说，对其他子女却从没有过，说这个女儿是他上一世的情人，大概也没错吧？

  梁有一封信写明了为什么这么珍视大女儿：“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但你的报答也算很够了。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地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弟妹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最近更把家里经济基础由你们夫妇手确立，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的男孩儿还得力十倍。”

  教孩子们为人处世

  他教导孩子们“这个当口儿要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好一个“不改其乐”，是啊，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不改其乐！

  他说：“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

  他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当梁思成车祸发生后，他写信宽慰儿子：“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绝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只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梁常常在信中安排子女读书、就业等事宜，读完后可发现，他真是一个拳拳中国人。当时中国战事连连、政府无能、自己三天两头要搬家，梁作为当时中国举足轻重之人，常常流露出对政局的悲观之情，但他给子女的信从来没有说诸如“这个国家没希望了”，“你们还是留在国外不要回来”等话，哪怕是这样的意思也从来没有，反而是自始至终都在考虑孩子们学成回来，要做什么才能学以致用。

  最典型的是对一个学考古的儿子、一个学建筑的梁思成，他真正是从学以致用、珍惜人才、为国家做点事情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关系，帮他们找不干活还拿高薪坐享其成的工作。

  学考古的梁思礼去敦煌（殷墟？记不得了）当时正在发掘的一块考古地方，虽然因为战火连连，路途艰辛，他却认为这样更能锻炼儿子。

  学建筑的梁思成可以在清华和东北大学中选择，最后他帮儿子选了东北大学，原因是清华太安逸，不适合刚出来工作梁思成，而筹建中东北大学，

  更能锻炼人。

  锻炼身体、享受人生乐趣

  梁启超向来认为自己性格开朗，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做什么都开开心心，不要死读书，要劳逸结合。

  他说“来复日（即周末）必须休息，且须多游戏运动”，并且叮嘱“必须听言，切勿着急”。

  梁公说：“思成所学太专向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学科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写得多好啊，一位父亲不愿孩子专业单一，希望孩子们兴趣广泛，出发点很简单：享受。

  梁公的因人施教

  梁公的教育方法因人而异，虽子女众多，但他很清楚自己孩子们不同的个性，给予不同的指引，有的是直接要求，有的是批评，有的是反复宽慰和叮咛，有的是叫大女儿去帮他指导。。。总之，这方面确实是大有可学之处。

  1）对大女儿女婿：直接要求，不用拐弯抹角

  他指导大女儿的学习：“欲汝稍学宪法行政法，知其大意（宪法所讲比较尤妙），经济学亦必须毕业。。。”

  因为大女和女婿是从事外交工作，“国际法实须一学”。梁启超把钱也交给大女婿经营，常常安排他们干这干那，也努力为他们铺路，对那大女婿也是爱屋及乌。

  2）对小女儿思庄：小心呵护，不给半点压力

  梁启超自觉此小女儿性格内向、勤俭、刻苦（可能天资不够其他孩子高），每次提到思庄，他都极尽宽慰，比如得知女儿考试不及格，他立刻写信道：“思庄英语不及格，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气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

  怕思庄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思想压力大，他写信问：“思庄考得怎样，能进大学故甚好，即不能也不必着急，日子多着哩。”

  他要孩子们不要太节省：“庄庄功课样样及格，而且副校长很夸奖他，我听见真高兴。。。你独自一人在那边，好在你已成大孩子了，我一切都放心，你去年的钱用得很省俭，也足见你十分谨慎。但我不愿意你们太过刻苦，你们既已都是很规矩的孩子，不会乱花钱，那么便不必太苦，反变成寒酸。你赶紧把你预算开来罢！一切不妨预备松动些。。。”

  庄庄功课比以前多了，爹爹告诉她：“每天要拿出几点钟来，没礼拜天拿出天把来玩玩，因为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所以你不要只埋头埋脑做去。”

  “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要着急，因为他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特别）了一年，功课赶不上，也是应该的。你们弟兄姊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

  梁启超对这个小女儿，可谓呵护备至，非常小心地期待她成长，唯恐给她微小的压力，读来令人感动！

  3）对梁思成、梁思礼梁兄弟

  这两兄弟出车祸躺在医院，大家都在为他们担心时，他们自己就开始相互取闹，吹拉弹唱起来了。梁公觉得两位儿子天资聪颖，性格开朗，思想活跃，喜好较多，故不怕对其进行说教施压，直接把自己对其的期待、安排，以及担心都直说出来，和委婉教导思庄的方法完全不同。

  梁启超对他们的要求明显高一点、管教明显严格一点、探讨的问题的层次也更高一些，比如：

  梁思成提出一个问题：“有用无用之别？”

  梁公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谈到为孩子们择业时，他说：“你们既已学成，组织新家庭，立刻须找职业，求自立，自是正办，但以现在时局之混乱，职业能否找到，也很是问题。。。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你们算是天幸，纵今一时得不着职业，便在家里跟着我再当一两年学生（在别人或正是求之不得的），也没什么要紧。。。纵令回国一时未能得相当职业，也不必失望沮丧。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身不许他侵入。”

  4）梁公也偏心

  梁公对孩子的喜爱，也有高低不同。比如，极爱大女儿思顺，这不用说了；对思成、思永两个儿子也是颇为器重，望子成龙；对思庄就是以宽慰引导为主，一板一眼的教育为辅。不过，对还是顽童的老白鼻和小白鼻，就不太一样了。

  老白鼻正处于好玩的年龄，能陪梁启超在工作之余逗乐，所以，梁对老白鼻及其喜爱，而小白鼻因为刚出生，尚处于襁褓阶段，梁直言道：“但我到底没有什么特别喜欢他，直到今天还没有抱过一会哩！我想他若是个女孩子，也许我便格外爱他。”后来，小白鼻因流行病死了，梁启超写给大孩子们的信竟然是这样：“有件小小不幸事情报告你们，那小同同已经死了。。。我倒没什么伤感。。。”我有点愕然，也许那时候医疗条件差，死个小孩很常见，不值得太伤心吧。

  其它八卦：证婚人、生病

  梁启超居然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征婚人。证完婚回来，梁便开始给儿女们写信，说“今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一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这封信也写得极好玩，表明了几点：

  1. 梁启超不看好徐志摩、陆小曼的婚姻，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2. 胡适为徐志摩说情，我觉得胡适这做得就有点不对了，自己倡导新运动，却不敢休掉原配，迎娶新女性倒也罢了，但却又赞成徐志摩休妻，迎娶离异妇女，唉。。。；

  3. 林徽因跟徐志摩绝无可能是曾经恋人关系，因为凭梁启超的地位和才智，当事人不敢不告诉他，他自己更不可能不感觉到，所以，读完这封信，我很明确那些电视剧、小说等都是好事者编撰的罗曼史罢了；

  4. 梁公书信中常说到其演讲很受欢迎，到处演讲，我挺疑惑，广东新会出生，国语水平如何，真很好奇啊。

  梁启超在家书的后半段，几乎每封信都会提到自己的肾病血尿，大概是不愿意孩子们为其身体担忧，他总是写得很乐观，表示“半年后可以完全复原。。。你们放一万个心罢”，但最后他死于肾病（实际上是该死的医生切错了肾），说明他的病确实不轻。想想梁公，生了一大堆孩子，都送去国外求学，没有一个懂事的孩子在身边为自己排解，虽然他自诩学问兴趣广泛，但身体有病、时势糟糕、年纪变大等等，苦闷也是难免的。

  他说“思成他们在家十几天真快乐，除了陪我闲谈外，大抵他们总是和十来年惯例一样，以王姨的卧房当俱乐部，在那里瞎谈家常。。。”

  生病时想到大女儿：“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想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但因为你事实上既为能回家，我总不愿意说这种话。”大概确实是病很重了吧。

  梁启超，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我没有从他的学问和江湖事迹开始，反而是从一封封普通家书入手，窥视了一个大人物的家庭，看到一群活泼可爱、接受良好教育的孩子，更看到一位乐观开放、循循善诱、没有端着架子的爹爹，还隐隐约约看到了梁对当时中国人极其大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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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殒命女色或受辱自戕：英雄也许末路

  作者：论语1972 发布时间：2007-05-15 22:08:35

  英雄豪杰往往马背征伐，以诈力而得天下，对于仁义节操自然比较轻视。时运顺当，自然可以予取予求，随心所欲，但一旦大难来临，或处于历史关键，大多不能平允把握。所谓“时穷节乃见”，熟读圣贤书的传统知识份子尚且难以应对得体，军人处事就更难找准节拍。

  想到了民国新桂系三巨头的结局，才忽然生出以上感慨。想当年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都是一时俊杰，从年轻的低级军官一跃为统一广西的赫赫英雄，内政清明、军纪严格，北伐内战、抗日戡乱，无论对于北洋军阀、国民党中央军、日本侵略军还是人民解放军，都是令对手敬畏的强敌。新桂系成功当有三大法宝：廉洁、团结和忠诚。这保证了广西民众对他们的效忠，也保证了实力不因内斗而消耗，更保证了敌人无法用间谍和变节分子瓦解其军力。

  但是1946年以来，桂系巨头们的行为就开始背离了军人应该遵循的某些原则，甚至可以说这一年开始他们的所作所为注定了他们在1960年代末期的最终命运。所谓“军队国家化”当是宪政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李宗仁倚仗桂系在广西和安徽经营多年的实力，开始窥测公器，用金钱操纵选举，最终成为行宪以来首任民选副总统；而白崇禧重兵在手却不听中央调度，明知“守江必受淮”，却因为华南是其老巢而将手下精兵全部驻扎于湖广一线；黄绍竑在1930年代就将兴趣从军事转向政治，一边和周恩来在浙西私通款曲，一边又热心于“第三党”，意图合纵连横，在政坛开辟新的版图。

  1948年底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惨败直接导致蒋公的政治崩溃，加之国民政府的经济和外交已基本破产，中央政权由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当属顺理成章。在这关键时刻，李宗仁应该对外利用黄绍竑的关系团结民主人士，与中共中央平等和谈，对内整合建制仍然完整的桂系军队，谋求何应钦支持，部署从陕西、四川、湖北到上海的国军防线，严阵以待。但他在此时偏偏以白崇禧军队做资本，逼迫已经下野的蒋公交出事实上已经不掌握的财政权和行政权，并游说其出洋，又视陕西的胡宗南、四川的宋溪濂和上海的汤恩伯等硕果仅存的蒋氏嫡系将军为“悍将”，对之诸多猜忌，而对和北平的谈判却心存幻想，妄想凭几个社会贤达的调停就可以和对手“划江而治”。在这种利令智昏的战略安排下，人民解放军一夕之间势如破竹渡江南下也当属顺理成章。

  于是团结了20年的桂系三巨头终于分裂了。白崇禧下定决心在湖广抗击敌军，凭30万粮饷枪弹严重不足的军队对撼林彪的百万雄师达半年之久，撤退转进时仍旧军纪严明、秋毫不犯，可称虽败犹荣；作为国民政府和谈代表的黄绍竑此时完全转向，正式向中央人民政府靠拢；而李宗仁依然进退失据、行事悖乱，南京被攻陷时不去广州共赴时艰却去桂林以观后路，广州还未失守就抛弃袍泽故旧，远遁美国“割治旧疾”去了，难怪连蒋公听说后都要为之“不胜骇异”。

  之后三人的命运可谓天各一方、祸福自取，很难说究竟谁的选择更为正确。白健公在台湾的失势并不能视为蒋公的报复，当时除陈诚以外，几乎所有的元勋耆宿都被闲置斥退，何应钦和陈立夫都未能例外，遑论和蒋氏明争暗斗20年的健公。自1962年夫人逝世后，健公逐渐意志消沉、沉迷女色，整日和女护士为伴，终于1966年赤身暴毙于寓所，为日后的小说家言留下了无数想象空间。

  黄季宽也死于同年，却是刎颈自尽。其实1957年被定为右派时季宽已自杀未遂两次，这次的成功再次表明了此老的刚直性格。其实就“文革”中的待遇而言，中共高级干部所受的惨酷远过于民主人士，其政治落差之大也远过于民主人士。即使在民主人士中，季宽所受的屈辱也不值一提，但他偏偏自杀了，而这种决心可能起源于9年之前。或许他的心思早就被后悔吞噬，所以酝酿了9年的死亡才会如此义无返顾。

  李德公的归来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的谜团。作为国民政府的前代总统，投奔敌人营垒所要付出的勇气应该是惊人的。程思远的《李宗仁先生晚年》叙述了整个回归过程，却从未剖析德公的心路历程。唐德刚认为德公知道夫人罹患绝症后才下决心回国，这似乎可以解释周恩来对此经营了12年的统战工作为何到1965年才有结果。德公的作为证实了这种猜测：回国后一直置酒高会、游山玩水，相伴40年的夫人逝世才4个月，德公就看中了年轻温柔的胡小姐，随之续弦。对老年男子而言，女色可能真成了伐性之斧，和健公一样，德公于1969年逝世也当属顺理成章。

  桂系三巨头，诚然一世之雄也。曾经内修耕织、外斗诸侯，纵横天下20余年，老来却要么意志消极、殒命女色，要么噬脐莫及、受辱自戕，要么酒色自娱、屈身投敌，历史的力量在人性中不时诡异而残酷地显现。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三位大英雄的曲折经历当令后世的豪杰武夫反复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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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中的生死观

  作者：倪晓岑 发布时间：2012-02-09 15:32:59

  自人类有意识以来，死亡一直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因其超体验的实质，造成了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成了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任何生命都只有一次，所以贪生怕死也自然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至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于是自然就衍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衡量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其中之一，就可以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在变化莫测，无迹可寻的命运轨道上，这样的标准显然不能放之四海皆准，因着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不断演绎出了一幕幕生死抉择的画面。是择生还是择死？这一难住了哈姆雷特的选择题也常常就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标准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单纯地用勇敢或怯懦来划定。面对生死抉择，人们常常认为死能明志，生却践志。但是成败与否更不能单凭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以，当这样的选择出现在司马迁面前时，他经过深思熟虑和无数次的自我思想抗争之后艰难的选择了比死还痛苦的生，并且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生死观念。这一观念不仅为后人树立起生命的价值尺度，同时也贯穿着整部《史记》的创作过程的始终。

  择生还是择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鸿篇巨制的《史记》和激切感人的《报任安书》中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选择上的煎熬。择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侮辱，灵魂的漂泊。而此时的择死似乎看起来更加容易些，但一了白了地逃避之后，也就永远丧失了永垂不朽的机会，成为了“轻于鸿毛”的死。此间的孰轻孰重不仅一次又一次的拷问着司马迁饱受重创的心灵，与此同时，也无时无刻地向后人发出深刻的疑问。但最终庆幸的是，司马迁还是选择了艰难地生，中华民族因此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经完全经受住了生与死轮回的考验。因此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碰撞的结晶，也是维护人格尊严与追求永恒不朽的伟大结晶。

  （一）

  择生：摧刚为柔，忍辱求生

  儒家提倡“士可杀不可辱”，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中提到“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汉代士大夫崇尚“死节”，他们都强调了生命的尊严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却清楚地看到他极力宣扬的是这种忍辱求生的生死观念，一方面，司马迁认为生存价值要远大于死亡价值，把不朽看成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他更加注重的是人的生存的最大价值；另一方面，他大胆质疑和批判了传统的“死节”、“死仁”、“死义”的价值观。而这一部分也是他生死观中最精彩的章节。

  司马迁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遗志，立志实现父亲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可正当司马迁潜心创作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并因此获罪。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肉体和人格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他自己甚至痛心疾首地慨叹道：“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本是一位慷慨的志士，自尊自信自重，内心充满了强烈的荣辱感，于是在这样万劫不复的折磨中他想到了死，但又考虑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而后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相似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所以说司马迁自身就是忍辱以求生最好的践行者。面对生死抉择，司马迁没有选择自杀以死节，西汉的士大夫大多崇尚死节，即大臣获罪在下狱之前就自杀了断，以此来保持人格的尊严和生命道德的完整独立。当时司马迁自请宫刑以减死一等，宫刑是奇耻大辱，受宫刑的人违背的不仅仅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不可损伤”的忠孝之义，更残酷的是要面对自我精神上的缺失与痛苦，尊严受到践踏，人格受到侮辱。这样的忍辱求生就违背了传统的道德约束的要求，“士可杀不可辱”当代的作家陈村曾说道：

  在我眼里，一个生命的尊严远远高于一橱最珍贵的书籍。书毕竟只是书。我要完整的司马迁，宁可没有《史记》

  但是，司马迁有他忍辱求生的理由，他不仅是要完成《史记》以实现父亲著述历史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在著书立说的同时也是在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他顽强不屈的自由意识和奋发图强的创造精神都是支撑余生的坚定理由，司马迁著述《史记》不仅仅是将他个人的文采流传于后世，继承父亲家族的事业，他更看重的是一种深切的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他要用自己的力量著述历史，让后人以史为鉴。他心中的这种传承历史的理性精神让司马迁的人生愈发完整和伟大起来。著名评论家黄子平曾这样说道：

  然而在这里依然很难得出答案，难道司马迁生命的尊严不正高扬在他得,《史记》里么？难道作家不正以自毁的方式肯定了生命意志的自由么？难道没有《史记》的司马迁还会是完整的么？

  司马迁在屈辱和痛苦的困境中展现出来的理性精神，在面对生死关头时的艰难抉择，他选择完成《史记》以流传后世，从中体现出生命选择的自由意识。他自己十分清楚下狱、宫刑可能带给他的耻辱，但《史记》草创未就，绝不能轻易赴死。《报任少卿书》中说：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既然选择艰难而生，就要经受住巨大痛苦的折磨，因为这样的向死而生同样是为了完成不朽的伟业，同样是为了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他的屈辱负垢、坚忍不拔，也正是以这种价值观为出发点的生死观的表现。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塑造的极具复仇精神的伍子胥形象同样也是忍辱求生最鲜明的例子。以他的人生经历为例，楚平王因为听信了费无忌的谗言下令诛杀伍子胥一家，囚禁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之后，并以此来要挟伍子胥和他的兄弟伍尚，如果不奉命前来，就将父亲处死。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伍子胥镇定谨慎地分析当下的形势“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至则父子俱死，何益父子也？往而令仇不得报人耳。不如奔他国，借力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他深知应父之召必然赴死，与其这样无意义的死，不如辗转他国，积存实力，将来为父报仇。在历经昭关受窘，饱受命运摧残甚至沿街乞讨时，伍子胥都未曾片刻失掉郢都复仇的心志，他一心想到的就是为父报仇，即使现在受再大的委屈和折磨都是值得的，倘若当初像哥哥伍尚一样陪父就死，那样的死就是“轻于鸿毛”的无价值的死，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 道乞食, 志岂须臾忘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司马迁直接肯定了他的这种求生方式，在司马迁眼里，伍子胥无疑是一位有大智慧的大英雄。而他更是用欣赏的语气高度赞扬了这种生死抉择，事实上，司马迁同样也是在借伍子胥的故事来一吐胸中压抑已久的不快，他将自己受极刑又不得不忍辱求生的苦闷心情在别人的故事中吐露得酣畅淋漓。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情感投射，更是司马迁自我价值观的直观体现。

  忍辱求生者首先要知耻、知辱。“知耻近乎勇”、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这也是司马迁完整的理想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认为，忍辱求生者必须要清楚自己所遭受的屈辱程度的大小，不要因一时之气，为小耻小辱而舍弃生命。《张耳陈余列传》中记载到，陈余因被小吏侮辱，便要和小吏拼命。张耳训斥他说“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这里他指出，这样的小耻小辱是不值得用性命来作赌注的。而在《淮阴侯列传》中赞扬了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留侯世家》中的张良同样也能忍辱为老人进履，才得到了《太公兵法》。同样是受到屈辱，要理智的辨清所受的屈辱值不值得，不能为小辱舍弃生命，更不能毫无价值的苟且偷生。

  在《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司马迁将汉初名臣季布和栾布作合传，其立意恰恰在于季布栾布一重其死，一不重其死，也就是说，司马迁通过记载季布栾布如何对待死亡的态度上表达了他自己独特的生死观。和伍子胥一样，《季布栾布列传》中的季布同样也是位摧刚为柔，忍辱求生的英雄人物。楚汉争霸时，作为项羽手下的将领，多次困住了汉王，屡立奇功，项羽败亡后，汉高祖下令缉捕季布，季布躲到濮阳周氏家里，几经辗转，最后竟与家僮数十人一起卖给鲁朱家为奴。可以想像，季布是一个何等刚毅的勇士。想当年，项羽英雄盖世，而季布在项羽麾下居然能以勇闻名，而且数有攻战之功，可谓是叱咤风云的大英雄。卖身为奴，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当是一种奇耻大辱，但他没有轻易地选择去死，而是忍辱求生，最后折樊哙、谏文帝终于成了一代名将。司马迁歌颂了这种摧刚为柔的气节，不禁慨叹道：“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诸侯，身屦军搴旗者数也，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他同样对季布表达了自己最高的赞誉。在择生与择死的选择上，季布衡量客观形势，并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清楚地知道行走于世，必须要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廉颇蔺相如列传》）在这里，季布可谓是“勇者”，更可谓善“处死”。相比之下，淮南王刘长为人刚直，骄纵不法，被文帝发配到蜀郡。他就不能够忍辱，说道：“谁说我是一个勇敢的人？人生一世间，怎么能够如此愁闷不安？”于是他选择了绝食而死。可见，淮南王虽刚正，但还不能摧刚为柔，也就算不得勇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生死的选择都是痛苦而又艰难的。选择死，固然可以成就孝名。人活一世，有许多东西值得留恋，有太多的义务和责任需要承担，选择了生虽然可以保全性命，但忍受屈辱又是十分艰难的过程。首先，忍辱求生在开始就要背负着不忠不孝的罪名，为刚直正义的人所不齿。其次，忍辱求生不是苟且偷生，而是立志发奋，通过复仇来为亲人雪恨，通过建功立业来洗刷自己的耻辱。在这个过程当中，求生者往往历经常人所不能想象的折磨与痛苦，可谓生不如死。

  忍辱求生者都要在生不如死的艰难困厄的境遇里奋发崛起，或著书立说，或报仇雪恨，或建功立业，以上皆实现了人生的不朽。在面对生死抉择的艰难困境中，他们都选择了忍辱求生，从中可见，这是一种对于生命选择的理性的反思精神，更是一种人生的自由意识，而不是一味地盲从“死节”道德约束，是对不幸命运的抗争，是对生命真谛顽强的追求的坚强意志。

  （二）择死：舍生取义，死得其所

  司马迁关于死亡之思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倘若选择死，就要“重于泰山”的死，在自我牺牲中实现人生最伟大的价值。司马迁赞成的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偷生苟活，他十分赞赏推崇的是重义轻生的牺牲精神。

  同样是《季布栾布列传》，其中的栾布和季布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更看重死的价值。在本篇中，栾布哭彭越一事正足以显示司马迁在这方面的态度。汉高祖以谋反罪名杀彭越，又明诏禁止收尸。栾布作为彭越的故友和下属，置死地而不顾，“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充分表现了他在生死关头义不容辱的精神。就像赞语中所言，栾布深知自己的大义所在，所以毫不吝惜生命，他的这种行为可以比得上古代的烈士。

  如果选择了死亡，就要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使自己燃烧的更为炽烈，以求得最大的死亡价值。生理的生命消失了，但精神生命却将永垂不朽，这种价值是在走向死亡的短暂瞬间展现出来的，因此也是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最后的展示。《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在他前半生几乎鲜有耳闻，而他的人生价值主要就表现在他视死如归的走向死亡的短暂过程中。“易水送别”、“秦廷喋血”不仅赞扬了荆轲为知己者死的英勇大义，而且可以看到他在反秦斗争中宁死不屈的崇高思想境界。是死亡的崇高价值成就了荆轲，使他名垂青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陶渊明《咏荆轲》）在生死抉择的关头上，秦舞阳怯懦却也终不免一死，两人的对比更显出荆轲的宁死不屈的高尚人格。

  践行着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念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为我们所熟知的屈原。对于屈原，司马迁先写他的才能之高。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但也因此深受上官大夫的嫉妒。上官大夫进谗言使怀王疏远屈原。屈原被贬之后，而后又极力表现他忠君爱国的一腔热血和满怀赤诚，“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但屈原最终也没能使怀王觉悟，反因此得罪了令尹子兰，惨遭放逐。屈原被放逐之后，司马迁着重写了他的牺牲。上不能为国尽忠效力，下不能躬耕垄亩，归隐田园，“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难得的孤独，唯有坚强者方能如此，唯有高尚者方能如此。所以屈原才表示：“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于是，屈原怀抱沙石，沉江而死，实现了自己“伏清白以死直”（《离骚》）的诺言，其正直刚烈堪称千古之冠。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于屈原的以死直谏，视社稷人民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的精神的由衷敬佩。他用牺牲来践行了对于君主的忠贞和国家的担忧，忧国忧民的屈原不仅是司马迁眼里的英雄，更是名垂青史的慷慨悲歌的壮士。

  总之，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困境时，倘若选择死，那么更应理性的思虑要如何赴死。不惧怕死而视死如归，诚然可贵，但更珍贵的是，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能够承受各种痛楚，最终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

  司马迁的生死观或者主张慷慨赴死，或者主张忍辱求生，两种选择都是以人生核心的价值观为转移的，而这里的价值观同样又是以社会贡献的大小作为标准，即追求人生的不朽，因此司马迁的生死观就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从而展现出极其复杂的形式。

  千古艰难唯一死，要么选择隐忍苟活，忍辱以成功名；要么选择壮烈慷慨的有意义的英勇赴死。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成就了两种迥然风景的人生。而这也正是司马迁独特生死观的最核心的内涵。

      （三）择生与择死的对立统一

  司马迁将对于生死的两种选择贯穿《史记》篇章的始终，使其内涵更加丰富而具有耐人寻味的哲理意味，择生与择死的两种选择并不相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内涵，但究其本质，两者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择死并不是对择生的单纯否定，相反地，择生也不是对择死的刻意反驳，两种选择本质上是具有包容性的，都有着相同的思想内涵。择死者看重的是生命的高尚纯洁，而择生着更注重生命的最终价值，两种选择只是着眼点不同，但是却都是以人生价值作为共同的理想追求。珍惜生命并不意味着苟且偷生，而是在艰难的余生中时刻保持生命的自觉；慷慨赴死也并不意味着意气用事牺牲性命，《史记》中多数的仁人志士都是为了国家或者是为了理想才牺牲生命。人生的意义最终还是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司马迁生死观的核心之所在。

  然而，司马迁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择生与择死的具体标准，什么情况下就应该慷慨赴死或是忍辱求生，他是要求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关头，要理智的分析局势，同时考虑自身的客观条件。但遵循的唯一标准还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标准要比儒家规定的限制人们的约束要合情合理得多，因此，时至今日，对于我们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为理想为宏愿择生忍辱以成功名的英雄，还是为道义为知己择死慷慨悲歌的壮士，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在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出了生命的价值，他们的壮举值得后世称颂和流传。司马迁对于他们饱含激情的记述也鲜明地展现出了他自己的独特的生死观：以是否能够实现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最基本的衡量标准。司马迁赞许英勇的择死者，但他更看重忍辱奋发的择生者。在当时独尊儒术的大社会背景下，他的生死观念具有哲理的思辨精神，更具有超前的进步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他对于生死观的理解与阐释也是他“成一家之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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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实验玻璃瓶

  作者：Dear June 发布时间：2023-12-25 17:41:39

  这本书如果用恋爱视角看，会特别膈应，就像看一个恋爱脑犯贱实录，女主角被强奸殴打，强娶到怀孕，仍然不愿离开男主角，还屡次三番救他的命且不被记好，男主角也不把女主当回事，只当她是被征服的一种象征来保护。但其实这个故事和恋爱关系较小，大部分都是一种“对野蛮原始之美向往”象征的表象。

  “你这么美，你一定是真的。”不过是女主的梦呓，对于自己抛下一切去往野性之美之地的一种自我安慰。

  纵观全局，是女主用生命肉体和爱恨血泪书写的“原始之美”粉丝的生活考察笔记，最终证明了原始之美也没啥意义，一切都是陷于泥沼。野性之美如果没有进化，也不过是文明的一种初级形态，即使凶猛如“欧洲之鞭”阿提拉，征服过后，没有教化和宗教等手段管理，也是终将陷入分裂消亡。

  就好像，最后珠儿还不是死于兄弟约翰尼之手（文中暗示“约翰尼不可信”“约翰尼和其它人好像中了邪”“子弹从树林外射来”“珠儿被射中后其它人才来”），玛丽安无疑要和他较量一番，部族命运谁知道呢？

  博士想要教化实验珠儿的部族，培育出和教授村不同的野蛮人文明，但是他又害怕失控（他被锁链锁住的呆儿子就是象征），珠儿最后因不愿被博士束缚和他决裂，但又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认同（野蛮人戒指和项链他也想扔了），驾驭不了这一切的他最后选择了为博士而死。女主和博士被珠儿的野蛮人之美迷惑，珠儿也被博士和女主的文明之光所迷，最后博士和珠儿两个半吊子都一起完蛋，可谓是双双奔赴了。当然，珠儿是一个想有良心当英雄的首领，他不想做去埋葬尸体、鞭打兄弟、驱逐老师的工作、成为别人眼中的恶徒，这也是他崩溃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主题的一种呼应。

  总而言之，拨开华丽语言和复杂叙述的表象，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其实也没有太多嚼头，像是作者这个语言天才的一个漂亮的实验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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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开弓

  作者：普珉 发布时间：2009-12-07 21:55:25

  如果说一片雪是左手写出的中年男子（45岁与妻分居终离婚的人）的淫乱之书，这本萍水就是右手写出的中年男人（50岁分居中的人，一个历史小说的写作者）的纯情恋歌了，其实是两个不洁的人演绎的浪漫曲。比较突出的是女猪脚已经45岁。这个，算是几本书中的大龄女猪脚了。

  这两本书可以显示作者充分使用素材的赚钱能力，如果说上本书比较丰富的化，这本书就比较单薄。两书共同点如下

  1、男猪脚都住在东京的一个叫青州的地方

  2、女猪脚都善于插花，都是和服的代言人

  3、京都奈良素材大量堆积

  4、女猪脚的的女儿最后都出现在男猪脚面前补充说明女猪脚

  由上可以视为这是两本同时写成的书。同时可以判断，京都啊，建筑啊，插花啊，和服啊，都是作者专门研究后学习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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