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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掉

  作者：Tokyo·Demort 发布时间：2008-08-14 22:04:48

  刘叔雅我满熟，满佩服，以致没什么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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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开始读，感觉很不顺。感觉作者的遣词造句，和刘叔雅的风格不协调。经常是一股市井泛滥的现代气味就泛上来了，稍逊了一点古雅的气质、严谨的精神。偏偏还要依照论文、史书的例子，在每章后面都标注引用出处——这其实是优点，就是和作者的语言不搭调。

  看到中间感觉就好多了，大概是沉浸在历史中刘叔雅的狂傲风骨之中，而不大在乎这个了罢。

  38元钱感觉还是有点贵，权当给枉死的刘叔雅烧纸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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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64，要知道，自古以来，本就是君子和小人、正气和邪气，一消一长的，全是君子、绝无小恩，只有正气、毫无邪气的世界，是不会有的。——〉要知道，自古以来，本就是君子和小人、正气和邪气，一消一长的，全是君子、绝无小人，只有正气、毫无邪气的世界，是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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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无形

  作者：慕闲 发布时间：2024-04-07 17: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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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艺和成长

  作者：刀豆的豆 发布时间：2016-07-20 13:20:38

        波丽娜这本图书，不同于美漫日漫的繁复精细，面面俱到，其画风简略轻快，灵动的线条和高度概括的黑白色块，让人开卷即感眼前一阵明媚清亮。作为一个画画的人，我在阅读故事的时候会不时把视线停在画面上出神。波丽娜极富个性的小下巴翘鼻子圆耳朵、波丽娜从儿童到青年的外貌体型变化、波丽娜的娇小和博金斯基老师的伟岸对比。人物神情刻画灵动，舞姿勾勒得概括而又精彩。欧洲剧院建筑的华丽和宏伟也用言简意赅的笔法表现得很充分。

        然而，这并非一本形式大于内容的图书，真正触动人的还是故事本身。我承认，故事的前半 段我多少有些不耐烦，感到冗长。适应了这本书的叙述节奏之后，从中段开始就完全被吸引住了。从一半的地方到结束是一气呵成看完的。掩卷俯首，波丽娜从孩童到青年的鲜明形象以蒙太奇形式在眼前更迭。淡入，淡出。

        波丽娜在追求舞蹈梦想的道路上历经挫折和迷茫。追求艺术极致，绝不放弃的她，最终功成名就，实现了自我。而她最想做的事情，是与她严苛的启蒙老师，再谱一段动人的舞蹈。这是故事的主旨, 比起故事里展现的励志部分，我更喜欢的是学艺和成长。

        波丽娜在异乡陷入困境时说过：我只会跳舞。这使我想到自己在很多时候也会说：我只会画画。这句话有两重意思，一重是自卑，波丽娜除了跳舞，其他事情都做不好，哪怕做饭、站吧台这些看似每个人都会的事情。另一重是自信，波丽娜认知世界的方式是跳舞，与世界连接的方式也是跳舞，她擅长跳舞，这是需要技艺和才华的，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每个人只要具备了自己和世界产生关系的那一个点，即便不多，也已经足够了。只要维护好这个点，精神就有了支撑，即使人生是黑夜里的航行，也相当于有了光亮。并且各种因缘际遇会由此纷至沓来。技艺是一种手段一座桥梁，它给予了人生倾述的载体和一路走下去的力量。

        波丽娜是个坚强的女孩，从小学习舞蹈，离开父母的呵护，独自生活刻苦训练。整本书里她只有一处流泪的地方，但我明白她难过的时候绝不止这一次。成长必然伴随着孤独，生活中纵然有朋友师长的帮助扶携，但痛楚、背叛、迷茫、无望，只能自己默默承受。在内心里要完成各种冲突的处理，现实和理想的冲突、现实和现实的冲突、自己和他人的冲突。成长没有捷径可走，幸福、痛苦、希望、绝望，每一样都得一一经历。有时候人被生活撕得支离破碎，经历苦楚之后再一点点把碎片拾起来拼回自己。当你具备了独自面对困境的能力，你才真的长大了。

        我想真正所谓的正能量，并不是尚未经历过坎坷的人具有的能量，也不是神经大条的人那种天然乐天派的能量，而是心思细腻、感情充沛的人在经历过种种困难，生活的打击之后，明白了悲伤消沉没有用，尽力去减少负面情绪对自己的消耗，继续择善，笑对生活，对糟糕境遇泰然处之，这样一种后天习得的能量。人生是一个不断遇到麻烦，解决麻烦的过程。经历挫败之后仍淡然自持，坚韧平和地继续自己的道路，这就是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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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让人惊悚难忘的感觉

  作者：潘自强 发布时间：2009-01-18 23:15:31

  　　在现实生活中，惊悚并不是一种好的感觉；然而在精神享受中，惊悚则具有了美学上的欣赏价值。

  　　　　

  　　所以，尽管人们惧怕惊心动魄的生活剧变和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但却不反对欣赏推理、悬疑、恐怖等叙事类作品给读者营造出的那种惊悚的骇人感觉。

  　　　　

  　　这是人类接受美学的定律所决定的。只要人类精神自由的翅膀永远飞翔，追求惊悚的美学感受则永不停息。

  　　　　

  　　在许多推理、悬疑、恐怖小说中，日本著名作家横沟正史的作品是引人注目的，他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惊悚的阅读感受让读者难忘。

  　　　　

  　　横沟正史一生创作甚丰，佳作不断，据统计约有200多篇，但以金田一耕助为侦探的系列推理小说影响最为深远。金田一耕助是横沟正史在小说中着力塑造的私人侦探。在横沟正史的作品中，以金田一作为侦探人物的长、中、短篇小说有80多篇。日本最大的图书出版商角川书店于1996年精选出版横沟正史金田一探案经典系列图书20卷，所收录的作品基本体现了金田一系列推理小说的整体水平。横沟正史自选最满意的金田一探案的10部作品均被编入。在日本，横沟正史的图书发行量已超过5500万册。不仅如此，受作品的影响，还派生出一些读物，如漫画家JET以横沟正史同名小说改编的动漫图书和作家天树征丸以金田一之孙少年金田一为主角的推理小说，这些作品也深受青年人的喜爱。日本电影界对他的作品也倾入极大热情，《本阵杀人事件》、《八墓村》、《黑猫酒店》先后被搬上银幕。由此可见，金田一探案在日本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1997年，横沟正史的小说在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先后出版和发行；1999年，横沟正史的小说正式进入大陆图书市场，亦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横沟正史被读者称为“日本当代惊险推理小说大师”。作为日本推理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他对提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理小说的创作水平，缩短与西方欧美通俗小说的差距，奠定战后日本推理小说后来居上的领先地位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对于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的判断，不在于他创作了多少作品，或者作品里描写了什么？而是要考察作家或者作品是否给变化的文学增添了新的元素和潜质，是否给广大的读者提供了新的形象和美感。19世纪上半叶，日本文坛产生了两位影响深远的作家----江户川乱步和横沟正史，他们对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建树颇丰。江户川乱步作为“本格派”的领军人物，其作品讲究写实，以科学的逻辑推理作为重要的侦破手段，于侦破中揭露社会的各种黑暗和弊端，体现了一种写实的创作理念；横沟正史作为“变格派”的代表作家，冲破侦探小说的传统手法，在讲究逻辑推理的同时，于作品中注入了神奇、冒险、幻想、复仇、变态心理以及鬼怪等内容，追求一种阴森诡异的艺术风格。

  　　　　

  　　我感到，作为一种创作风格或者手法的认可，一般是以其主要倾向和特点做出相对的划分，而不是数学意义上的严格界定。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具有较强的个体意识，因此创作风格的坚守和写作手法的运用永远是一个流变的过程。与当时日本侦探小说相比，横沟正史的金田一探案作品虽然追求那种阴森诡异、悬疑恐怖的艺术风格，但并没有离开丰厚的社会生活土壤。换句话说，在金田一探案系列作品的故事结构和情节设计上虽然有一些离奇的东西，但通篇始终贯穿着写实的意味，他并未飘浮于浪漫的云霞，而是匍匐在坚实的大地。

  　　　　

  　　金田一探案作品的创作主要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往往以日本当代社会生活为背景，展现日本战败后经济复苏和发展过程中，人欲横流，人性邪恶，人情冷漠，以及为一己之欲、一家之利、一族之权而残害无辜、危及社会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智商型罪案。横沟正史的小说与其他侦探作品有较大的区别，这就是其他侦探小说所描述的罪案，往往通过现场勘查，对人物关系、社会背景的调查和推理就可以侦破案件，而横沟正史则赋予小说更丰富的内容，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案件虽然发生在当代，但要真正破除谜案，查出真凶，则要上溯到家族几代人的恩恩怨怨，甚至当地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才能从中获得线索，找出因果关系，给罪犯致命一击。横沟正史说：“我是一个不决定地域就写不下去的作家。缺少地域，只有情节和诡计，我根本无法写作。”他的作品往往描写的是被社会文明隔绝、腐朽习俗桎梏的岛屿或者古老衰败的家族里发生的惊天大案。读者随着调查的深入展开，看到的是变化的城市、萧条的乡村、奇异的岛屿、荒淫的家族，以及独特的经济结构、复杂的各色人物和多样的民俗风情。《八墓村》、《狱门岛》、《恶魔吹着笛子来》、《医院坡血案》等作品就体现了这种特色。作品塑造的私家侦探金田一耕助成为民众寄托理想、惩治邪恶和警示后人的代表人物。读者在了解案件的过程中，不能不说认识了那个时期战争给民众心灵带来的创伤，以及社会经济萧条的现状和笼罩各地惶惑忧虑的心态。

  　　　　

  　　对于推理小说来说，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传统、阅读习惯是有一定区别的。如果说，西方推理探案小说的叙述方式、语言结构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还有某些距离，那么横沟正史作品的叙事节奏则更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作品似乎得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真传，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在娓娓道来的罪案布局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扣，起伏跌宕。读者时而迷惑，时而恐怖，时而惊叹，时而大悟，邪恶与正义、残暴与善良、愚昧与聪慧紧紧交织在一起而又按照必然的历史轨迹发展着，引诱你产生出欲参与其中、一试身手的欲望。横沟正史特别讲究对事件环境、氛围的渲染和把握，擅长营造那种紧张、恐怖的阅读气氛，扑朔迷离的情节、阴险凶恶的罪犯、迷雾重重的悬念、缜密严谨的推理使你爱不释手，阅读到恐怖之处，读者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不落简单化、公式化的俗套，独辟蹊径，巧妙设计，求新出奇。《本阵杀人事件》、《犬神家族》、《女王蜂》、《罪恶的拍球歌》等作品中的案件构思新颖，设计巧妙，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严谨的逻辑思维和高超的创造能力是难以完成的。推理小说最引人入胜之处，是谜案的设计和破解。愈不可能破解的谜案，愈被侦探巧妙解开，读者愈能从中获得阅读的快感，从而给人以智慧的开发和推理的启迪。横沟正史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它既精心巧妙地设计谜案，又匠心独具地营造恐怖氛围，取得了欲罢不能的阅读效果，极大地强化了推理小说的艺术魅力，对提升和丰富日本推理小说的社会作用和欣赏价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对人物的塑造是不可轻视的，人物的成功决定着作品的成功。而在推理小说中，似乎谜案的精心设计和侦探的巧妙破解是作家最为用心的，甚至为其绞尽脑汁。许多推理小说迷也经常沉浸于谜案的研究和破解之中。不可否认这些元素在推理小说中所占居的重要地位。它也是和其他通俗小说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我认为推理小说不可忽视活跃于其中的人物，特别是关键人物。人物是作品的灵魂，而不是作家设计谜案的符号。如果因谜案的精巧而掩盖了关键人物性格心理的挖掘和把握，并不能称其为优秀的推理小说。令我们赞赏的是，横沟正史的金田一系列作品不仅有巧妙的谜案设计和恐怖的气氛效果，而且在人物的塑造上也下足了功夫。金田一耕助是所有案件的贯穿人物，作为私家侦探，他几乎具备了一个侦探所有的条件，知识渊博、聪慧善良、判断敏捷、胆大心细、交际广泛、忠厚诚信，由于他担当角色的独特性，尽管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来看，其性格缺乏一定发展，显得有些概念，但由于他始终代表作家处于破案的关键地位和作为系列人物的重复出现，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是自然而然的。日本是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迅速推进资本主义的。当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冲击而来时，封建家族的地位、权益受到冲击，处于矛盾漩涡之中的人物，为了各自的利益，在金钱、财产、名誉、婚姻、继承、性爱、地位等方面尔虞我轧、互不相让，其争斗的惊心动魄，其手法的阴险毒辣是罕见的。在作品里，横沟正史对这些人物和事件进行充分的揭示，既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容量，又满足了读者的精神需求。他最为成功之处是写出了数位自我意识强烈、性格怪异、病态心理的人物，如《本阵杀人事件》的贤藏、《犬神家族》的松子夫人、《女王蜂》的大道寺欣造、《八墓村》的森美也子、《医院坡血案》的弥生夫人和法眼滋等，他们精神的复杂，心理的阴暗，手段的残忍，都得到了形象逼真的描写，使读者在享受那种惊悚感觉的同时，心灵也感受到强烈的震撼。

  　　　　

  　　横沟正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早期创作的主要侦探人物是人形佐七，金田一耕助是横沟正史四十多岁后开始创作的。这时，他在小说的结构、人物、谜案的设计上已臻成熟，处在创作的高峰期。广大读者的期望，杂志、报纸和出版社的约稿、催稿，对他形成了较大的压力。但是，他对创作是严肃的，对每个故事精心构思，每个谜案巧妙设计，坚持向自己挑战，以求作品的出奇、出新。

  　　　　

  　　横沟正史的长子横沟亮一曾在一篇文章中介绍父亲进入创作状态时的形象：在长满凄凄野草的田埂上，传来隐隐的脚步声，一人踱步而来，满头倒竖的乱发，脸面被头发和胡须全部遮掩，只有两眼发出炯炯的亮光。田埂边的孩子一愣，表情僵硬，接着惊呼：鬼呀！转身急逃。这个“鬼”就是处于创作思考状态的横沟正史。他以严谨的创作精神给读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也为世界通俗文学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半个世纪过去了，星移斗转，山河巨变。有的作家的作品已随风而去，被读者遗忘；有的作家的作品则保留下来，被读者阅读着、研究着、赞叹着。横沟正史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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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杨天宇：略述中国古代的《礼记》学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31 16:01:00

  一、《礼记》的编纂及其在汉代的流传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小戴记》，凡49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最初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编纂。[1]

  戴圣本是《仪礼》学的专家。《汉书·儒林传》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案即今所谓《仪礼》）17篇……而瑕丘萧奋以《礼》（案亦指《仪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案据《后汉书·儒林传下》，戴圣为戴德之兄子）、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海太守。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

  《汉书·艺文志》亦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可见戴圣师事后仓，本为今文《仪礼》学博士。

  然而《仪礼》仅17篇，而其中《既夕礼》为《士丧礼》的下篇，《有司》为《少牢馈食礼》的下篇，实际只有15篇。这15篇所记又大多为士礼，这对于已经实现了大一统而欲建立一整套礼仪制度的西汉王朝来说，显然是不够用的。因此，汉代的礼家从当时流传的有关礼的《记》文中吸取材料，以补《仪礼》经文之不足，就是很自然的事。

  当时有关礼的《记》文是很多的。洪业先生有“《记》无算”的说法，曰：

  所谓记无算者，以其种类多而难计其数也。且立于学官之礼，经也（案即指《仪礼》），而汉人亦以《礼记》称之，殆以其书既有经，复有记，故混合而称之耳。……兹姑略举其他。案《汉书·艺文志》列《礼》十三家，其中有“《记》百三十一篇”，原文注云：“七十子后学所记也。”明云“记”者，仅此而已。然“《王史氏》二十篇”，而后云“王史氏记”；“《曲台后仓》九篇”，而如淳注曰“行礼射于曲台，后仓为记，故名曰《曲台记》”，是亦皆记也。至于“《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中庸说》二篇”，后人或指其篇章有在今《礼记》中者，是亦记之属欤？又《礼》家以外，《乐》家有《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有《孔子三朝》七篇，亦此类之记也。略举此数端，已见“礼记”之称甚为广泛矣。[2]

  如此众多的记文，礼家根据需要，选抄一定的篇数，以为己用，于是就有了戴圣的49篇之《礼记》，以及戴德的85篇之《礼记》。戴圣之《礼》学既以“小戴”名家（见前引《汉书·儒林传》），故其所抄辑之《记》，后人即称之为《小戴礼记》。同样道理，戴德所抄辑之《记》，后人即称之为《大戴礼记》。

  戴圣的49篇《礼记》，据郑玄《礼记目录》，每篇都有此于《别录》属某类的记载。如《曲礼上第一》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檀弓上第三》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通论”，《王制第五》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等等。《别录》是刘向所撰，由郑玄《目录》所引《别录》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礼记》49篇的抄辑时间，当在成帝命刘向校书之前；其二，由《别录》的分类可见，49篇之《礼记》确系从各种记文中抄合而成。如《月令第六》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第十四》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说明这二篇都是抄自《汉志》“《礼》家”的“《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第十九》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说明此篇是抄自《汉志》“《乐》家”的“《乐记》二十三篇”。又《哀公问》一篇，文同于《大戴礼记》的《哀公问于孔子》篇，《汉志》的“《论语》类”有“《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是可见大、小《戴记》名异而实同的此篇都抄自《孔子三朝》。其他诸篇盖亦如此，只是今人已不可一一考明其出处罢了。

  《礼记》49篇自戴圣抄辑编纂成书，在其辗转传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本子，盖因传抄者有意无意地对其进行改字、增删所致。如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后仓之弟子闻人通汉、戴圣等皆与其议，议中皆引用得有《记》文，其中见于《礼记》者，当即戴圣所辑《礼记》初本之文。《石渠阁奏议》今已不可见，而《通典》中尚保留有当时的若干材料。如《通典》卷83《初丧》记闻人通汉引《礼记·杂记上》曰：“君赴于他国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今本《杂记上》则曰：“君讣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执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通典》所载闻人通汉之语盖约《杂记上》之文，而“赴”字今本作“讣”，则当为传抄者所改。又《通典》卷73《继宗子议》记闻人通汉引《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此条为今本《礼记》所无，颇疑为《礼记·曲礼》初本之文而为后人传抄所删或所遗漏。又《说文》中亦有若干条引用《礼记》的材料，其所引亦有类似的情况。如《羽部》“翣”字注曰：“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王筠《说文句读》以为此所引是《礼器》之文。而今本《礼记·礼器》此条曰：“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为贵者也。”《说文》所引，盖约《礼器》之文，然今本无“士二”之说，则可能为传抄者所遗。又《亻部》“偭”字注曰：“《少仪》曰：‘尊壶者偭其鼻。’”而今本《礼记·少仪》此句作“尊壶者面其鼻”。是《说文》所据本之“偭”字，今本作“面”，显为传抄者所改。

  关于这一点，大量的证据，还在今本《礼记》郑《注》中。郑《注》于《礼记》正文某字之下，往往注曰：“某，或为某”，或“某，或作某”。陈寿祺曰：“郑氏《礼记注》，引出本经异文，及所改经字，凡言‘或为某’者，《礼记》他本也。”[3]兹仅从《曲礼上》中举出数例。“宦学事师，非礼不行”，《注》曰：“学，或为御。”“席间函丈”，《注》曰：“丈，或为杖。”“跪而迁屦”，《注》曰：“迁，或为还。”“其饭不泽手”，《注》曰：“泽，或为择。”类似的例子，仅《曲礼上》中就有十余条之多。据台湾学者李云光先生统计：“如此者，全书《注》中共计二百零六条。其中时有一字连举二种异文者，如《檀弓》云：‘袵每束一。’《注》云：‘袵，或作漆，或作髹。’《郊特牲》云：‘乡人裼。’《注》云：“裼，或为献，或为傩。’此一字而举二或本异文者，共十一条。”[4](P38)由上可见，《礼记》在其流传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异本、异文之多。

  《礼记》在汉代流传过程中之异本，见于文献而今可考者，有刘向的《别录》本。《释文·序录》自注曰：“向《别录》有49篇，其编次与今《礼记》同。”案刘向校书在二戴之后，经刘向校后的《礼记》，与戴圣的初本自不能无异。《汉书·儒林传》曰：“小戴圣授梁人桥仁季君、杨荣子孙（师古《注》：‘子孙，荣之字也。’）……由是……小戴有桥、杨氏学。”而《后汉书·桥玄传》曰：“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案‘德’乃‘圣’字之误）学，著《礼记》章句49篇，号曰桥君学。”是《礼记》又有桥氏本。而杨荣既与桥仁同师于小戴，且学成后亦独自名家，则可见《礼记》当亦有杨氏本，不过史书缺载罢了。据《后汉书·曹褒传》，褒“持庆氏《礼》”，又“传《礼记》49篇，授诸生千余人”，是《礼记》又有曹氏本。据《后汉书·马融传》，马融所注诸经中有《三礼》，当是兼《周礼》、《仪礼》、《礼记》而言。又据《释文·序录》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礼记》是也。”是《礼记》又有马融校注本。据《后汉书·卢植传》记载，卢植所著书，有《三礼解诂》，是亦兼《周礼》、《仪礼》、《礼记》言；又载卢植上书曰：“臣少从通儒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敢率愚浅，为之解诂。”《释文·序录》即载有“卢植注《礼记》二十卷”，可知《礼记》又有卢植校注本。至于流传于当时而今已不可考者，尚不知凡几。而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的一大功绩，就在于他将当时流传的《礼记》的各种本子相互参校，并为之作《注》，从而使《礼记》大行于世，并流传至今。

  郑玄校订《礼记》的一大特点，就是既于诸异本、异文中择善而从，又在《注》中存其异文。正如李云光先生所说：“郑氏不没别本异文，以待后贤考定，亦多闻缺疑之意，与他家之有伪窜经文流传后世者异其趣矣。”[4](P42)又李氏对于郑玄校书的体例和方法，考述至为详密，其《三礼郑氏学发凡》一书之第二章，即专论郑氏对《三礼》之校勘，凡十节，兹仅录其目如下：

  第一节　以别本校之

  第二节　以他书校之。其中又有三细目。曰：

  一、以所引用之书校之

  二、以相因袭之书校之

  三、以相关之书校之

  第三节　以本书内他篇经文校之

  第四节　以本书内上下经文校之

  第五节　以字形校之

  第六节　以字音校之

  第七节　以字义校之

  第八节　以文例校之

  第九节　以算术校之

  第十节　以审定正字之法校之

  其中仅第九节“以算术校之”未举《礼记》之例。是可见郑校《礼记》体例之严密。

  郑玄不仅对《礼记》49篇之文字进行校订，又对《记》文作了注解。郑玄的《注》，博综兼采，择善而从，且一反有汉以来学者（尤其是今文学家）解经愈益烦琐化的趋势，而欲“以一持万”，“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5]力求简约，以至于往往《注》文少于《记》文。如《学记》、《乐记》2篇，凡6495字，而《注》仅5533字；《祭法》、《祭义》、《祭统》3篇，凡7128字，《注》仅5409字，等等。这种“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而又至为简约的《注》，比起那些“章句多者乃至百余万言”，致使“学徒劳而少功”[6]的繁琐的旧《注》来，其优越性自然不言而喻。因此郑注本《礼记》一出，即深受广大学者欢迎。与此同时，篇目繁多的《大戴礼记》，则很少有人研习，后来逐渐佚失，到唐代，原书的85篇，就只剩下39篇了。

  至于郑注《礼记》的体例，李云光先生在其所著《三礼郑氏学发凡》一书中，自第三章至第六章，凡78节，作了详密而出色的考述。又已故学者张舜徽先生在其所著《郑氏校雠学发微》和《郑氏经注释例》中[7]，对于郑玄校注《礼记》的体例考述亦精，读者可参看，兹不赘述。

  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礼记》学

  东汉末年，由于党锢之祸迭起，嗣后继之以军阀混战，三国鼎立，经学急剧衰落。然而郑玄所注诸经，当时称为郑学，却大行于世。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一书中说，在此儒风寂寥之际，唯郑学“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矣。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又说：“郑君党徒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8]据刘汝霖考证，曹魏所立19博士，除《公羊》、《谷梁》和《论语》三经外，《易》、《书》、《毛诗》、《仪礼》、《周官》、《礼记》和《孝经》，初皆宗郑学[9]，是皮氏所谓郑学“小统一时代”，确非虚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代，《礼记》本是附属于经（《仪礼》）的，而自郑玄为之作《注》以后，始与《仪礼》、《周礼》鼎足为三，而魏时又第一次为之立学官。《礼记》在经学中这种地位的变化，实由郑《注》的影响所致。

  然而魏时王肃不好郑氏学。王肃亦博通今古文经学，并遍注群经（其中包括《礼记》30卷，见于《释文·序录》、《隋志》以及二《唐志》），却处处与郑玄立异，有“集《圣证论》以讥短玄”[10]，当时称为王学。王肃党于司马氏，其女又嫁给了司马昭，因此凭借政治势力和姻戚关系，其所注诸经“皆列于学官”[10]。案司马氏控制曹魏政权，当是在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杀了曹爽之后，第二年即改元为嘉平，是王肃所注诸经立学官，盖不早于嘉平年间，这时已是曹魏中后期。据《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甘露元年（256年），高贵乡公临幸太学，问诸儒经义，帝执郑氏说，而博士之对，则以王肃之义为长，“故于此时，王学几欲夺郑学之席”。[11]

  晋承魏绪，崇奉儒学，而尤重王学，因此魏晋之际郊庙之礼，“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12]，而不用郑氏说。然王学之盛，仅昙花一现。到了东晋，王学博士俱废。元帝初年，简省博士，“博士旧制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12]（《荀崧传》）。而所置九博士，除《周易》、《古文尚书》、《论语》、《孝经》，则皆宗郑氏[13]。可见东晋经学虽衰，郑学则复兴。值得注意的是，《三礼》中惟独盛行于两汉的《仪礼》未立学官，原来附属于《仪礼》的《礼记》反而立了博士，可见《礼记》学的传习，已胜过《仪礼》了。

  南北朝时期，天下分为南北，经学亦分为南学、北学。据《隋书·儒林传·序》，“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然于《三礼》，则“同遵于郑氏”。南朝疆域狭小，人尚清淡，家藏释典，经学益衰。到梁武帝时，始较重视经学，经学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但到了陈朝，又迅速衰落了。南朝的经学，最可称道者，要数《三礼》学了。《南史·儒林传》于何佟之、严植之、司马筠、崔灵恩、孔佥、沈俊、皇侃、沈洙、戚衮、郑灼诸儒，或称“少好《三礼》”，或称“遍习郑氏《礼》”，或称“尤明《三礼》”，或称“尤精《三礼》”，或称“通《三礼》”，或称“善《三礼》”，或称“受《三礼》”，而张崖、陆诩、沈德威、贺德基诸儒，也都以礼学称名于世。

  北朝经学，稍盛于南朝，其间如孝文帝、周武帝，崇奖尤至。北朝号称大儒，能开宗立派的，首推徐遵明。徐遵明博通群经，北朝诸经传授，多自徐遵明始。据《北史·儒林传·序》说：“《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遵明的《三礼》学传于李铉等人，李铉又传于熊安生等人，安生又传于孙灵晖、郭仲坚、丁恃等人。值得注意的是，“诸儒尽通《小戴礼》（案即指《礼记》），于《周》、《仪》兼通者，十二三焉”。可见北朝诸儒于《三礼》中，尤重《礼记》学。

  又南北学虽趣尚互殊，而治经方法，则大体相同。汉人治经，多以本经为主，所作传注，本为解经。魏晋以后人治经，则多以疏释经注为主，名为经学，实为注学，于是义疏之体日起。我们只要稍翻看《隋书·经籍志》和《南史》、《北史》之《儒林传》，即可见南北朝时期义疏体著作之多。其间为《礼记》郑《注》作义疏而声名较著者，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隋志》著录皇侃《礼记义疏》48卷，又有《礼记讲疏》99卷。熊安生《礼记义疏》30卷，见于《北史·儒林传》。皇、熊二氏的《义疏》，即为唐初《礼记正义》所取材。

  隋、唐天下统一，经学亦归于统一。隋朝祚短，经学罕可称道者。隋立博士，《三礼》仍宗郑氏。然据《隋书·儒林传》所载，以礼学名家者，惟称马光“尤明《三礼》”，褚辉“以《三礼》学称于江南”而已。又隋朝大儒，共推刘焯、刘铉，二刘于诸经皆有《义疏》，并曾“问礼于熊安生”，然并非礼学专门。

  唐朝统治者十分重视经学，于是自汉末以来经历四百年后，经学重又振兴。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以经籍去古久远，文字多讹谬，诏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师古奉诏校订经文，撰成《五经定本》。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以统一经说。贞观十六年（642年），书成，凡180卷。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于是有诏更令裁定，功未成。到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又诏诸臣考订，加以增删，永徽四年，始以《五经正义》之名正式颁布于天下。据《新唐书·艺文志》，《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16卷（据《旧唐志》则为1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6卷（据《旧唐志》则为37卷），总计182卷（据《旧唐志》则为181卷）。自《五经定本》出，而后经籍无异文。自《五经正义》出，而后经书无异说。每年明经，依此考试，于是天下之士民，皆奉以为圭臬。自汉以来，经学的统一，未有如此之专者。值得注意的是，《五经正义》于《三礼》独收《礼记》，这是第一次以朝廷名义正式将其升格为经，且拔之于《仪礼》、《周礼》二经之上。于是《三礼》之学，在唐代形成了《礼记》独盛的局面。《礼记正义》亦宗郑《注》，而以皇侃《义疏》为底本，以熊安生《义疏》为辅。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批评皇、熊二氏之书说：“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逾远矣。又欲释经文，唯聚难义，犹治丝而益乱也。皇氏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二家之弊，未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胜矣。”可见孔颖达之学宗郑氏，而偏尚南学。又唐人之《正义》，守《疏》不驳《注》的原则，因此《四库提要》批评说：“其书务伸郑《注》，未免附会之处。”[14]

  三、宋元明时期的《礼记》学

  由上可见，《礼记》之学，自汉末至隋唐，除魏晋之际一度几为王学夺席，皆以郑学为中心。然而这种情况，到北宋庆历以后，为之一变。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案作者为刘敞）出，而稍稍新奇矣。至《三经新义》（案作者为王安石）行，视汉儒之学如土梗。”[15]可见庆历以后，宋儒治经，务反汉人之说，治《礼记》亦不例外。皮锡瑞说：“以礼而论，如郊湜是一，有五人帝，无五天帝，魏王肃之说也（案参见《礼记·祭法》‘有虞氏湜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下郑《注》及孔《疏》所引王肃《圣证论》之说）。湜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赵匡之说也（参见同上郑《注》及陆淳《春秋纂例》卷一所引赵匡说）。此等处，前人已有疑义，宋人遂据以诋汉儒。”[8]（《经学变古时代》）案皮氏所举之例，其中的是非姑且不论，宋人的《礼记》学不再宗郑《注》，则于此可见一斑。

  宋儒治《礼记》而用力最勤，成就最著者，当推卫湜。卫湜撰《礼记集说》160卷，日编月削，历三十余载而成。《四库提要》说，该书“采摭群言，最为该博，取去亦最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于《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14]从《提要》的评价，可见此书的价值。然此书不宗《注》《疏》，以《注》《疏》与所采众家相并列而举之，亦宋学风气所使然。

  宋人不仅不信《注》《疏》，进而至于疑经、改经、删经，或移易经文。如《礼记》之《大学》篇，先有二程“为之次其简编”，继而朱熹为之“更考经文，别为次序”，[16]即其显例。又程、朱既以倡明道学自任，因此特重《大学》、《中庸》，将此二篇从《礼记》中抽出，以与《论语》、《孟子》并行，以为这是道统之所在。朱熹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解》、《孟子集解》，合称《四书》，遂使《大学》、《中庸》脱离《礼记》而独自成学。朱熹死后，朝廷以其所撰《四书》立于学官，于是《四书》亦为一经，此亦可谓《礼记》学之一变。此后治《礼记》而宗宋学者，即皆置《大学》、《中庸》二篇而不释（如元陈澔的《礼记集说》即其例），且于其原文亦不录，以示对朱熹《章句》的尊崇，遂使《礼记》由49篇而变为47篇了。

  元代崇奉宋学。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颁布了“考试程式”，即明确规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诗》用朱熹《集传》为主，《尚书》用蔡沈（朱熹弟子）《集传》为主，《周易》用程颐《传》和朱熹《本义》为主，《春秋》用《三传》及胡安国《传》为主（案胡安国学宗二程），《礼记》用郑《注》、孔《疏》。[17]由此可见元人经学所尚。然因二程、朱熹于《礼记》无所作，故仍用古《注》《疏》。所立考试科目，《三礼》亦仅用《礼记》，益可见自唐以来，统治者重视《礼记》之学，远胜《周礼》和《仪礼》。

  元儒研究《礼记》之作，影响较著者，当数吴澄的《礼记纂言》和陈澔的《礼记集解》。吴澄当时号称大儒，于诸经皆有注述，其《纂言》到晚年始成。吴氏治经，虽不为朱熹之学所囿，然其注述，于诸经文字率皆有所点窜，而于《礼记》则以意改并，以成“通礼”9篇，“丧礼”11篇，“祭礼”4篇，“通论”11篇，“各为标目。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五书，《投壶》、《奔丧》篇归于《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亦并与古不同。……改并旧文，俨然删述。”[14]可见吴澄之学，实蹈宋学之迹。陈澔《集说》，浅显简明，然详于礼义而疏于名物。据《四库提要》，其父大猷师事饶鲁，饶鲁师事黄榦，黄榦为朱熹高足弟子，且为朱熹之婿，是陈澔之学渊源甚明[14]。可见《礼记》一学，虽科举用古《注》《疏》，而元儒之研治者，学风已大变。

  明人所颁“科举定式”，经书所主，仍沿元代之旧，《礼记》仍用古《注》《疏》。到永乐年间，《礼记》始改为“止用陈澔《集说》”。[18]据《明成祖实录》，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命胡广等修纂《五经四书大全》，十三年九月书即告成，计有《书传大全》10卷，《诗经大全》20卷，《礼记大全》30卷，《春秋大全》70卷，《四书大全》36卷。成祖亲为制《序》，颁行天下，科举试士，以此为则，而“废《注》《疏》不用”[18]。皮锡瑞批评说，修纂《大全》，“此一代盛事，自唐修《五经正义》，越八百余年而得再见者也，乃所修之书，大为人姗笑”，不过“取已成之书，钞誊一过”，而所取之书，不过是“元人遗书，故谫陋为尤盛”。[8]（《经学积衰时代》）其中《礼记大全》，采诸儒之说凡42家，而以陈澔《集说》为主。可见明代经学，不过宋学之遗，而较元为尤陋。明人关于《礼记》的著作，见于《四库存目》者甚多，然几无可称道者。其中如郝敬所撰《礼记通解》22卷，“于郑义多所驳难”[14]，是亦宋学习气也。

  四、清代的《礼记》学

  清代号称汉学复兴，然清初仍是宋学占上风。顺治二年（1645年）所定试士例，“《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二《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传》，《礼记》主陈澔《集说》”[19]，是仍袭元、明旧制。然清初私学，以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已启汉、宋兼采之风。如王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著述宏富，于礼则有《礼记章句》。其后治《礼记》者，如万斯大撰《礼记偶笺》，郑元庆撰《礼记集说》，方苞撰《礼记析疑》等，皆杂采汉、宋之说。乾隆十三年（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其中《礼记义疏》82卷），广摭群言，混淆汉、宋，第一次以朝廷名义，打破了元、明以来宋学对于经学的垄断。其时孙希旦撰《礼记集解》，博采郑《注》、孔《疏》以及宋、元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实亦汉、宋兼采之作。

  清代真正以复兴汉学为标帜的，始于乾嘉学派，这是清代的古文经学派。然乾嘉学派重考据，《礼记》的研究不及《仪礼》、《周礼》之盛。如江永的《礼记训义择言》（仅自《檀弓》撰至《杂记》），短促而不具大体；朱彬的《礼记训纂》，又过于简约，远不及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之严密详审。道、咸时期今文经学派崛起，则又以《春秋公羊》学为主，对于《礼记》的研究，不过重在其中若干篇（如《礼运》、《王制》等）的“微言大义”，以宣扬所谓孔子托古改制之义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因此清代虽号称“经学复盛”[8]（《经学复盛时代》），然于《礼记》之学的研究，则未堪其称。清人于《十三经》，唯《礼记》无新《疏》。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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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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