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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念战胜一切

  作者：苇眉儿 发布时间：2017-07-27 16:55:00

  信念战胜一切——读《你杀不死一只老狐狸》有感（1293字）

  作者：苇眉儿

  说实在的，小说我是读了不少，科幻的爱情的穿越的乡土的校园的惊悚的悬疑的搞笑的等等，大都走马观花，掠光浮影，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是真人真事的史诗级逃生小说，感人至深的战地传奇，我还是第一次触及和阅读。

  此刻，一本黑色封面的书——《你杀不死一只老狐狸》——躺在我的掌中，白色的标题，一串黑色的脚印，其中有一只脚印上还流淌有猩红的血迹，很惊悚很血腥的感觉扑面而来。手开始哆嗦，心开始颤抖，这样一部伟大的当代逃生类小说开始在我面前拉开帷幕，“We die alone.”封面上的这句话，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步步虐心，谜底终会揭开，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内页中，有一句我很欣赏的话，是帕斯卡尔说的，“我们终将孤独地死去”。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结局，孤独，死去，一个人走上不归途，可能终究我们要去的地方真的是天堂，不然为什么每个人去了都不肯再回来？

  这本书讲述的是：1943 年，一队流亡在外的挪威反抗军，沿水路从英格兰北部向纳粹占领下的挪威进发，支援祖国的反抗运动。结果行动遭人告发，只有本书主人公杨•巴尔斯路德独自从纳粹的埋伏圈中死里逃生。杨凭借着顽强的斗志，在身陷冻伤及雪盲的双重困境中艰难前行，冲破了纳粹的重重围追堵截，找到了北极地区一个小村庄。此时他已神志不清，奄奄一息……

  说内容真实是因为本书作者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BBC战地记者，并加入过海军。前英国特种兵安迪•麦克纳博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我不仅愿意把本书推荐给现代战争的学习者，也会推荐给每个对人类心理承受力感兴趣的人。此书有力地证明了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人们熬过苦难，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支撑我们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来自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读到这里，我想起海明威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那位老人，一个人出海，面对成群结队而来的大头鲨、星鲨等毫无畏惧之色，在海上漂流的第85天才终于捉到了一条比他的小船还长的一条马林鱼足足有1500磅重呢！老人是人类的化身，是正义的使者。海是人类征服的一切。鲨鱼正是宇宙间一切破坏性力量的化身。老人出海挑战大海，是人类引为自豪的象征，勇于挑战和渴望征服浩瀚大海，老人与海的挑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征服。那句名言，我至今还能倒背如流：“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在书的第十二章中，作者这样写道。

  “当马里厄斯挖走三英尺深的雪，剩下的雪塌陷下去形成一个洞，他意识到自己是对的。他把雪清除干净，看到了下面杨那张惨白得瘆人的脸。杨双眼紧闭，头上盖满了白霜。

  ‘别看了，’马里厄斯对昂内斯说，‘他死了。’

  听到他的说话声，杨动了一下。

  ‘我没死，你这混蛋。’杨说话了，气若游丝，但每个音节都充满愤怒。

  接着杨睁开了眼，看到马里厄斯那张正低头凝视着他的惊恐失色的脸，他咧嘴笑了。

  ‘你干不掉一只老狐狸。’杨说。”

  杨•巴尔斯路德正是这样一位硬汉的形象，令人钦佩。

  我深信，每一位当兵的人都会这样想：“如果有朝一日我重返战场，每一次出征，我都会带上一位像杨•巴尔斯路德那样的战友。”这，应该是给予主人公的最高评价吧。只因为，信念战胜一切，它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

  正义必胜，请继续向明亮而行，向正义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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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寓言经济学》书评——中国三代经济学家的故事：谁始终在争议中心？(18000字长文)

  作者：阮颖 发布时间：2018-08-09 11:36:27

  推荐书目：《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 第1代：感念茅以升、敬佩毛以新

  ■ 第2代：始终“背负骂名”的“茅于轼”

  ■ 第3代：身处“争议中心”的“张维迎”

  ■ 推荐图书：《张维迎寓言经济学》亮点

  ■ 推荐态度：不失风骨、从未停歇……

  ——本文仅是针对茅以升、茅于轼、张维迎3位经济学家的观点、经历作梳理和介绍，不含过多倾向性观点，推荐书目《张维迎寓言经济学》值得一读，人与事，分而待之，方为智者。

  

  你可能知道钱塘江大桥的爱国设计师茅以升，但你可能不知道茅于轼。你可能知道广州电视台的经济学网红郎咸平，但你可能不知道张维迎。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来之不易的市场经济基础。回顾改革实践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历史瞬间。而在中国改革及中国改革战略的演变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人们都会发现众多经济学家的身影：

  吴敬琏、周其仁、许小年、林毅夫

  厉以宁、茅于轼、钱颖一、张维迎

  我们今天为什么选择张维迎呢？

  因为张维迎有2个有趣的点：

  1.他亲历30年的改革，提出了“价格双规”“理性改革”

  2.他背着25年的骂名，被称为“无知教授”“人民公敌”

  他的故事，要从中国杭州的钱塘江大桥说起……

  

  ■ 第1代：感念茅以升、敬佩毛以新

  想真正认识张维迎，得从他的老师之一茅于轼说起，因为张维迎自己在多个场合都说过茅于轼是自己的恩师和榜样。而想真正认识茅于轼，我们得先从浙江杭州、钱塘江畔说起：

  钱塘江大桥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之南，六和塔附近的钱塘江上。由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横贯钱塘江南北，是连接沪杭甬铁路、浙赣铁路的交通要道。大桥于1934年开始动工兴建，1937年建成，历时三年零一个月时间，总投资540万银元。钱塘江大桥是双层钢结构桁梁桥，全长1453米，该桥设计寿命50年，已经超期服役20多年，被网民热捧为“桥坚强”。

  

  钱塘江大桥-全景（杭州实拍）

  

  钱塘江大桥-桥墩（杭州实拍）

  这座桥的设计者，就是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

  

  人物·茅以升

  （1896年—1989），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工程学家、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领导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30余年，主持修建了中国人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成为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里程碑。

  而这段故事，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茅以升就是茅于轼的伯父。而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同样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铁道机械工程专家。

  茅以新毕业于美国普度大学，1929年应聘进入浙赣铁路。当时浙赣铁路正在修建，时值日军侵华形势日紧，全体员工昼夜赶工，于抗战爆发的1937年全线贯通。1945年茅以新被派去美国接受战后救援物资，回国后继续在粤汉铁路任机务处长，副局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组织了善后救济总署援华物资器材的接收和选用。主持推行车辆车钩标准化，解决列车车辆混编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机车车辆技术工作，在制订铁道技术政策，促进铁道科技发展和提高装备水平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毛以新，实际上曾经任职于中国铁道体系的最高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以新调任铁道部机务总局副局长，车辆局成立后任副局长兼 总工程师；科技局成立后任副局长；科技局改科技委后任副主任。

  

  ■ 第2代：始终“背负骂名”的“茅于轼”

  接下来，我们就得讲这个师徒二人了，我们在探讨一个人的时候，先说一个原则：观点和人品还是要分开。

  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

  ■茅于轼 背负骂名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 ），生于南京。经济学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但在这之前，茅于轼先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量技术经济所、经济研究所拒绝，最后调至美国研究所，所长是李慎之。

  李慎之（1923—2003）无锡人，哲学家、社会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李老先生真正传奇的是，曾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一生不发表专著，没有职称，但博学通识、铁骨冰心，是公认的国际问题专家。

  84岁的茅于轼似乎总在骂政府，而且始终背负骂名，他最被诟病的三个观点是：

  1.不赞成为保证粮食产量划定18亿亩红线政策。

  2.廉租房不应设有独立厕所。

  3.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

  茅于轼的两个世界

  作为中国最具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茅于轼具备一种超越分歧、控制局面的能力——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笃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生活，不屈从于来自任何一个世界的压力：农村或者城市，穷人或者精英，左，抑或右.

  84岁的茅于轼正在面临一场战争。这或许是他人生最艰难的一场。在他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住处，他的夫人赵燕玲打开录音电话，里面传出“打倒茅于轼”“长沙，老贼你敢去吗？”之类的语句。与电话中的评价相反，茅于轼住处的矮桌和墙壁上，挂满了颁发给他的奖状和证书，亦有各种舆论活动的现场照片，茅于轼穿着西服，在一群景仰者面前，侃侃而谈，他获得了鲜花、掌声，以及荣誉。

  此刻，在阴雨绵绵的下午，茅于轼就坐在这“两个世界”的中间。略有花白的头发清爽而整齐地向后梳着，在一张宽大舒坦的布艺沙发上，他保持着上身微微前倾的姿势，始终微笑着，浅浅的，似乎随时愿意倾听来者的谈话，并用他缓慢而苍老的声音回应。

  这间公寓装修得很朴素，看得出很多年没有改动过，茅于轼和他的太太在此已住了36年。这或许是种有意思的反差，作为已到人生暮年的老人，他本人仍在努力迈步向前，但仍以某种形式与过去的那个世界保持着联系——那些电话中传递的愤怒，或者，这间已明显过时的居室。

  “我选择做一块冰，给历史一条冰线”

  使茅于轼再次走进舆论焦点，是最近在他身边再次发生的两个世界的冲突。

  4月25日，沈阳，茅于轼受沈阳市工商联邀请去作演讲，题目是：《非公经济的新思路》。在茅于轼看来，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史，就是国有经济非公有化的过程，就像他以往的演讲中那样，他打算回顾1949年以来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及解决办法。

  演讲刚刚开始5分钟，茅于轼刚刚讲到“雇佣工人不是剥削”时，台下第一排嘉宾席中突然传出声音：“这不是经济论坛吗？怎么谈起政治啦？”说话者是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他事后回忆说，他偶然在微博中看到茅将赴沈阳演讲，于是不请自到，还坐在了第一排。反对者的突然出现，让会场一阵骚动，会务人员阻止了王新年，并将他带出会场。茅于轼则没有听清楚王新年说了什么，只是估计“他应该并不知道我想要讲什么，因为我只讲了5分钟”，茅于轼站在讲台上，大声说：”不要对他动武。”

  这并不是茅于轼第一次碰到在演讲现场的抗议。5年前，在上海，正讲着，台下扔上来一只鞋；两年前在北京，突然有四五个人演讲中跑上讲台，要把他拉下去。

  沈阳事件通过互联网得以传播，又在传播中获得发酵，终于在5月4日的长沙演讲前后，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从4月30日开始，茅家便接到电话，质疑茅于轼的观点，辱骂他和他的家人，这些人并不自报家门，开口便是“茅贼”“汉奸”，这些电话通常在深夜打来。茅于轼耳背，听不到，赵燕玲能听到，强忍着不去接，但第二天一早，还是忍不住要打开录音听听，对方到底会说些什么。

  有人劝茅于轼，这种情况下，最好放弃长沙之行，但茅于轼他坚持要去：“已经约好了，有几百人等着。”

  等着他的不只有听众，还有抗议者。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宋阳标说，沈阳之后，许多反对茅于轼言论的人网上讨论，并决定在茅于轼来长沙时进行一场辩论，“但是他躲起来了”。

  宋阳标提供了一段精心剪裁的现场视频，一段开明宗义的字幕后，《东方红》背景音乐下，红旗招展，人们拉着横幅，举着喇叭，合唱《国际歌》，并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宋阳标并没有经历过呼喊这些口号的时代。他是一位70后媒体人，曾经的同事都记得他古文功底扎实，业务能力很强。有一次他看到报社男厕所小便池前总是污水横流，忍不住写了一份檄文，总编辑还特别表扬他有公德心；因为不满偶有学校老师诱奸或猥亵女学生的报道，宋阳标拒绝被实习生称为“老师”，并常常感慨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

  宋阳标反对茅于轼的理由是，“茅于轼关于钓鱼岛、汪精卫、转基因的一些观点”，“我们痛恨压迫和不公，资本主义造成全球性的压迫和剥削，必须反对。”在他眼里，茅于轼是支持资本主义、反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国家制度、为富人辩白、践踏穷人的人。“这不是左右之争”，他说，“茅于轼的观点是卖国言论，无论左右都应该痛斥他。”

  那么，什么是“卖国贼”和“汉奸”？茅于轼回答，“卖国求荣的人就是汉奸，如果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出让国家利益，我觉得不错，因为百姓利益是主要的，国家利益是次要的，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老百姓。”

  这次抗议最终的结果，是茅于轼改在一个相对较小的会场里，作了一次不公开演讲。演讲最后，茅于轼意味深长地说，“历史是一锅滚水，太沸腾了，雾气太大，就看不清，我选择做一块冰，给历史一条冰线。”

  “百折不挠的事实派”

  茅于轼的生活一直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一边是穷人，一边是精英；一边是农村，一边是城市；如今，一边是所谓的“左”，另一边是所谓的“右”。但茅于轼本人没有简单的赞成或反对。“我是百折不挠的事实派。”他说。

  这种态度或许与他的家庭有关。1929年，茅于轼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著名的钱塘江大桥就是他主持修建的。全家都是当时的知识精英，支持抗战，投身于国家建设。

  茅于轼有兄妹4人，他排行老大。他的中学教育和大部分大学教育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1950年，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自愿到边远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先是当火车司机，后来又担任技术员、工程师。

  茅于轼是个不错的技术人员，但他又不是一般的人。当时铁路局的一项硬性规定是，每天下班后，政治学习两小时。茅于轼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因此每当下了班，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时，他就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他回忆说，“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

  1958年，他为这种政治态度付出了代价，被打成右派，之后下放到山东农村。这个“百折不挠的事实派”觉得，国家将青年知识分子放置在农村，而不是更合适研究学习的地方，是在浪费人才，浪费国家的人力资源。不过，他也没有激烈的反抗，而是将压抑转移到艺术上。他喜欢上了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认为其中表现了极端的愤怒，并充满了反抗精神。在国庆10周年的文艺晚会上，他还演奏了这首乐曲。他还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那是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和声嘶力竭的呼唤”。

  “右派”被取消了出版权，茅于轼的专著《蒸汽机车操纵与焚火》再版时只好用当时才一岁儿子的名字；他还被剃了光头，这是当时的右派符号，剃光头的人必定是反革命，出门必会被打。

  多年以后，茅于轼回顾过去，说自己“尽量谨小慎微，不声不响，夹着尾巴做人。不论别人怎么骂我、斗我，永远是忍气吞声”。但是他说，这也使他保持了内心与外界的距离，“无论什么环境，我都不为所动”。

  1976年前后，他回到北京铁道研究院，在运输经济室上班，研究课题是：铁路列车的重量、速度、密度的最优组合。他在这段时间里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用经济常识解释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又用经济学常识推导了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这项课题后来获得了铁道部的嘉奖，也成就了茅于轼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择优分配原理”。那一年，他50岁。

  出人意料地，茅于轼对于十余年的放逐生活没有怨言，他不只一次地说：“辩证地看，12年失去了干事业的机会，但也获得了对我国农村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他都是在农村与农民共同经历的，“我甚至吃过蚂蚱。”

  1981年，在参加了一次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后，茅于轼正式接触现代经济学，并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1985年，他写出《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同年，在申请调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所未果后——原因是他不是学经济出身，他调入了美国所，研究方向依然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

  “我有个强烈愿望，就是希望这个国家富裕起来。”他说，“我在美国所的10年中大约有2/3的研究成果都是关于中国改革的。我相信这批文章对中国改革多少起了点推动作用。”

  身边的反对者

  一边是理论中的中国，一边是中国现实实际，如何用学者的智识，创建适于中国现实的政策和制度，这是他思考的主要内容。有感于国人经济知识的匮乏，他也开始着手撰写一些普及性的经济理论文章。

  1993年，茅于轼正式退休，与4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几年后，天则所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民间智库，20年来，虽然几经坎坷，天则坚持存活了下来，茅于轼也一直是研究所的法人代表。也是这一年，他出版了《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一书。书中大部分内容，来自他1986年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的思考。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多年以后，他依然希望能用这一套观念来影响公众。“没什么对或错，关键是事实是什么，你的思考是什么。”

  他最被诟病的三个观点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不赞成为保证粮食产量划定18亿亩红线政策；廉租房不应设有独立厕所；要替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

  反对者既来自左边，也来自右边。没有独立厕所的廉租房有歧视低收入者的嫌疑，至于替富人说话，在中国贫富差距悬殊、仇富心理强大的社会背景下，无疑与当年提出“政治学习是浪费时间”一样，自己为自己在胸前挂了一个靶子。

  反对者也在他身边。

  80后青年张林就曾是茅于轼的怀疑者。这个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青年，在读研究生时，曾把茅于轼不必死守18亿亩红线的观点带回山东农村老家，到处问乡亲们的看法。这个小规模调查的结果是：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姓茅的老头根本不懂村里的事儿”，“瞎说八道，耕地不设红线，全被有钱人拿去搞开发，农民怎么活？”

  从中国社科院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张林参加了天则经济所的研究助手应聘。张林的另一个选择是去国家粮食局做公务员。但在做最后选择时，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成为了茅于轼的助手。“我仍然对18亿亩红线的观点心存怀疑，”张林说，但茅于轼其他很多观点，都让他觉得耳目一新，他直觉感到，至少这个学者是值得观察的。

  他还记得第一次去茅于轼家，算是面试，几乎没有寒暄，茅于轼就说：来吧，我们做题。张林一看，桌上放着早就准备好的一大张经济学问题。全部做完用了两个多小时。

  茅于轼告诉这位经济学研究生，那些图形和表格，代表着怎样的社会细节，比如，其中一道题是：正态分布是什么？张林就照本宣科地说了一通教科书理论。茅于轼听后说，其实说白了，“没有任何一个元素起最主要作用的状态，就是正态分布”，然后将之运用到中国粮食产量的现实中。张林说他几乎是张大的嘴巴听完了讲解，“感觉自己此前都不能算真的懂经济学”。

  通过面试后，茅于轼认真地对他说：“我们的天则所，是一家民间研究机构，不会让你升官和发财，可能还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如果你想做一个真正清楚的人，留在这里，你是值得的。”

  彼时刚从学校毕业，张林还是个“穷人”，茅于轼亲自帮他租房，特意选在研究所附近的小区。房间不大，只是个五六平方米的小单间，茅于轼怕他觉得不方便，告诉他，非工作时间也可以使用办公室、电脑、沙发、冰箱、微波炉和纯净水。张林颇为感动，“在外人看来，茅老是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有人捧有人骂，而在日常生活细节里，他是个很为别人着想的老者。”

  张林最初的怀疑慢慢变成了认同。“他是个严谨的人。”他说，“他所提出的理论，都是经过对中国现实的深入思考。”张林印象深刻的是，在操作一个“饥荒年份非正常死亡人口推算”项目时，茅于轼指出数字写法上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南京大屠杀的死难人数不能写成300000，只能写“三十万”，或3×10。

  跟随茅于轼的另一个结果是，张林经常被陌生的电话和邮件称呼为“汉奸小走狗”。但茅于轼的平和影响了他，他援引政治学者刘瑜的话说，当今中国的理性和民主的水平线在上升，“我们现在做的人文经济学，就是帮助这个水平线上升的力量”。

  不过，茅于轼本人对这些“遭遇”似乎无所谓。从全国各地寄来信件中，不只有谩骂，甚至还有PS的茅于轼艳照，茅于轼接过张林递过来的信，看一下，就丢掉了。他唯一的不满是这些电话打来的时间——通常是后半夜，他耳背，听不到，但是会干扰他太太的睡眠。

  “切实地扎进事实细节里”

  在张林眼里，茅于轼属于那种老派文人，斯文，儒雅，说话慢条斯理，不温不火。张林从没见过茅于轼发过脾气，连提高声音说话都没有过。

  当《中国新闻周刊》与他讨论，如何看待有人质疑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时，他丝毫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悠然地回答：“我的专业能力，我想不需要自我确认。”这有点像武林高手的“无招胜有招”，当他没有抛出观点时，任何回击都是无用的。

  “他像一团棉花，不管遇到多重的拳头，都用一种方式一种语调回应。”一位采访过他的媒体记者说。有人认为这显示了他的傲慢——他甚至不屑于对各种质疑加以直接回应。

  但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他铸造尊严的过程，使他具备一种超越分歧、控制局面的能力——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笃定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生活，不屈从于来自任何一个世界的压力：农村或者城市，穷人或者精英，左，抑或右。

  他赞扬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感慨三十年改革带来的变化与成就，但又转过来批评政府的手伸得太长，破坏了市场秩序；他认为市场在创造财富上是有效的，但也承认有许多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反对者不满他对毛时代的否定，但他却说：我还是赞同治官走“群众路线”的……

  这些都是他真实而一贯的表达，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面目不清。但他说，“我提出各种批评，根本上是期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这可以视为左右之间的共同目标，理性的底线。至于实现方式有差异，都可以谈。”

  他所赞赏的实现方式则是：切实地扎进事实细节里，解决问题，提供方案。

  茅于轼和夫人赵燕玲是最早的希望工程的参与者，在一次汇款得到回复后，夫妻二人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项目。最初资本是500元钱——用来帮助村里的孩子上学、治病，没有利息；发展生产，则要收取1%的月利息。他没有以精英的身份施舍，或给予优惠，而是用对待富人的办法，借债，算利息。但他的借款要求又极为简单，仅开个借据就可以。他甚至把这个项目交给了未曾谋面的小学教师雒玉鳎。500元在当时对他而言是一笔巨款，雒玉鳎说，他本人的月工资只有43元。

  “他很容易相信别人。”张林说，经常有人给茅于轼写信，说自己遇到困难或者投资失败需要帮助，茅于轼都会按上面的地址汇去现金，不问真假，张林和身边人劝他，他说：“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

  小额贷款项目尽管发展缓慢，但始终在延续，并渐渐得到了村民的信任。后来，全村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茅于轼，人们叫不清他的名字，干脆称呼为“茅委员”，他听到后，更正为“茅先生”。

  另一任小额贷款负责人李乃伟，2002年他刚接手这个项目时，茅于轼写信来说：“一个人做出了成绩，手里又有点权，容易犯骄傲的毛病，办事变得马虎粗心，对人失去热情，危险就可能产生。希望你们切记。”作为一名普通的山村小学教师，李乃伟深受感动，“他是一个名人，亲自写信来告诉我这些。”这使他感到受到了尊重。

  熊伟，另一位民间NGO负责人则回忆起他与茅于轼在1996年的一段交往。当时他还是名中专教师，写信给茅于轼，交流政治和经济观点。他没想到，茅于轼很快回了信，信中的观点让他“深刻领会到一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不过，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细节：“茅老的两页亲笔回信，是写在一面已经用过的纸张的反面，而当时我基本没有环保意识。”

  像所有老派人士，只要认定一件事，便不会轻易改变一样，无论遇到任何阻挠，茅于轼始终坚持：帮助穷人，必须帮助他们获得生产资本，以及一技之长。

  2002年，在小额信贷的基础上，茅于轼联合汤敏、吴敬琏、资中筠等社会名士，在北京创办了富平学校，培训农家女成为家政人员，入学免费，但需在就业后逐月偿还。农民家长认为这是“让闺女去城里伺候有钱人”，甚至有人担心是“人贩子”，不愿自家孩子入学。开学第二年就发生了“非典”，学校10个月没有业务，钱全都亏进去了。后来，一名富平学校毕业人员大意，致使雇主家两岁女儿从沙发摔到地上致死，使得富平学校形象变为负面，但茅于轼都坚持了下来。

  很快，家政人员就成为城市普通双职工家庭的“刚需”，西部地区纷纷掀起送保姆进城的热潮，对富平学校扶贫方式的质疑在这股大潮中不攻自破。

  抛开对他的观点之争，没人能否认，他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种“谦谦君子”。

  坐出租车，结账时他必然会给个整数，然后说“不用找了”，他认为这样可以使司机心情愉快地迎接下一位客人；如果是邀请方派车接他，他必然要在下车时与司机握手以示感谢；一次讲座后正值北京下班高峰，他表示要去坐地铁，可以节省时间和汽油，主办方协调再三后，结果是由一位同路的同事“护送”他坐地铁回家；出席演讲或会议，他从不迟到或早退，上台时，第一句必是“谢谢大家”……一位曾邀请茅于轼参与某评奖活动的主办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次活动上，他认为主办活动对茅于轼的安排有失妥当，他在送茅于轼回家的路上表示歉意，茅于轼回答：“没有关系。我不在意这些。”

  财经作家苏小和记得，2004年，他曾去茅于轼家，谈起当时茅于轼一本未能出版的书，他惊讶于茅于轼竟然并不抱怨，“老人微微一笑：从边际效益角度看，宽容能够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为什么不呢？”

  1999年，茅于轼写过一本《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他试图论证一个道理：市场秩序需要道德基础，市场秩序又可以维护道德。“在这个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的变化中，中国人的道德观也经历着重新定向的迷茫。”

  十余年后，他仍在继续这个思考。这些想法集成了今年3月刚刚出版的《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书名本来用的是“怨气”，出版时改成了“焦虑”。在回答书名的问题时，他写道：“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简单讲，就是不讲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5月14日，北京陶然亭附近一家文化会馆召开了一场这本书的读书会，9点30分开始，参加者有30余人，有企业职员，学校老师，以及大学生。

  茅于轼提前20分钟就下了出租车，他穿着白色衬衫，一件款式很老的浅黄色翻领夹克，一条深蓝色的布裤子，脚套一双银灰色蓝色边的运动鞋（这套着装他保持了半个月之久），慢慢地向会场走去。经过一座仿古小桥时，不断有人迎面而来与他打招呼，他颔首微笑，对来者微微躬身致意。

  [补]

  茅于轼先生走过了一个世纪，他更是一个88岁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自一个家学渊源颇深的知识分子世家。他更是一个率真、坦诚、保守、可爱的谦谦君子，一个提携后辈、平易近人的长者。

  他是非典型经济学家，一个曾被打成右派、沉浸入黑暗和贫苦生活的苦命人，他是真的爱国者，是一个关心底层疾苦的民间学者，即使说了不易接受的观点和事实。他是力行改革者，一个穷尽一生去思考纯粹的经济学行为的学者。

  

  ■ 第3代：身处“争议中心”的“张维迎”

  张维迎：挑战观念的人

  

  人们的观念革新是构成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张维迎与他的同代人一样，就是这样一个致力于在改革进程中挑战和颠覆人们观念的人。

  已过“知命”之年的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安静地关好身后的对开大玻璃门，谦和地坐在记者对面，毫无传说中的狂放之气。玻璃门身后长达近百米的宽阔露台，彰显出此地仍然是中国最贵最好的经管学院之一这一事实。新建的北大光华经管学院栖身北大科技园中，与老光华周围的博雅塔，以及燕南园、畅春园里的老式中国建筑相较，风格有明显的新旧之别。

  崭新的中国经济学，也如新式建筑一样，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后突然生发，并以显学的地位取代了训诂考据、探幽寻微的传统之学和其他“富国强民”的自然与社会科学。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也迎来了人生的灿烂时代。

  1984年9月，讨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莫干山会议”举行，年仅25岁的张维迎力促价格“双轨制改革”，深得老一辈经济学家马宾、茅于轼等的赏识，并于该年9月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90年，在从事6年的改革调研工作之后，31岁的张维迎赴欧，在牛津大学师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教授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并先后取得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

  1994年归国后，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走进北大。从此，张维迎每日漫步于北大新旧交错的建筑中，一如他多年来以市场派的身姿挺立于舆论洪流中，也交错于学者和改革参与者、精英与民众的碰撞和断裂中。

  

  北京大学-管理学院

  2010年7月，张维迎的新书《市场的逻辑》出版。在书中，除了收录了他与改革有关的研究论文外，还专门有反对在经济危机时出台刺激政策的一篇文章。在经济形势晦暗不明之际，张维迎的言论仍然大胆。

  但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的张维迎，已经不像年轻气盛时那么直截了当，而多了几分不确定性的圆融。比如，当回答记者提问的怎么能够保证他所预测的中国政治改革将在未来30年成为改革主要内容时，他婉转地说，“我说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这种说辞和方式，太不“张维迎化”了。

  历史上的学者张维迎，曾经如催生他的那个时代一样大胆，一直致力于挑战人们的观念。

  为钱正名，为价格正名

  1982年3月，23岁、身为西北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上，发表了如何建立“中国式数量经济学”的豪迈之语：“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死守着那过时的教条，那么他们的良心何在？”

  彼时的中国经济学，秉承的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之学，还固守在计划经济指令和分配的框架之中。而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结果，是长达几十年的物质匮乏。囿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中国经济学亟需寻求突破。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以自由主义市场为核心的经济学之间，显然还有一道界限。但现实的疆土，在那时已经松动了。从文革的政治灾难和极度匮乏中走出来的中国，需要新的理论和实践，也需要新的思想和学问。

  那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1月26日至12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宪法》。新宪法规定：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委；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1983年，还在西北大学读书期间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正如题目一样，作者在文章中对“金钱的身份和功能进行了某些肯定”。尽管文章“尽可能多地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金钱的诸多论述”，仍然惹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之声。批判者认为，该文的“拜金主义思想和断章取义的行为，严重歪曲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文使张维迎备受争议的同时，也使他在经济学界声誉鹊起。

  虽然如此，陕西人张维迎并没有因此改变性格，并且，循着对金钱功能的作用，张维迎找到了市场经济的核心工具——价格。1984年4月，张维迎写成论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后来成为他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公开提出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政策探索。文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的核心，就是从政府定价到市场定价这样一个转变。

  文章·为钱正名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这篇《为钱正名》的原文。二十多年前，在意识形态阴霾尚未完全消散的年代，张维迎之所以能凭借《为钱正名》一举成名，根本原因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期，急需一场通过还原货币的本来面目，从而撕下权力万能的传统社会遮羞布的认识领域革命，而张维迎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者，这里显然是勇气大于学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将因改革不公所导致的问题归咎于货币或者市场经济本身，这种混淆视听的客观结果就是维护权力万能的传统秩序，因此，继续为钱正名，为货币正名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哪怕，这本应是一个常识。

  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对于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在多年之后，成为经济学家华生和张维迎的一段公案。根据华生的回忆，当年的莫干山会议上，王岐山、周小川、周其仁、郭凡生、楼继伟、李剑阁、田源等都参加了会议，并提出了“小步快调、不断校正价格体系”的方案。而“价格双轨制”的来源，是张维迎“完全的市场派观点”，与华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校长）、何家成(现任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高梁(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张少杰(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以及蒋跃(现任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共同争论后形成的“先放后调”思路被采纳的一种结果。华生在一篇文章中还回忆，当时“正值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当时中央意图“集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者的思想精华，碰撞聚焦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供中央决策参考”。

  “莫干山会议”之后的一个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正式公布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

  “价格双轨制”这一基于现实变迁的易行性而采取的实用主义行为，虽然为日后废除多数领域内的计划价格扫清了障碍，但也为寻租带来了天然的制度空间。并且，时至今日，价格双轨制虽然在原计划价格的大多数领域内被消除，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还长期存在。比如，中国的城乡土地之间、城市用地的工业与商业土地之间、“限价、竞价”土地与“招拍挂”土地之间，一直存在多重价格双轨制；允许协议转让与进场交易并存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的价格双轨制、股票发行的双轨制、公务员与企业及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职工在退休工资上的双轨制等等。

  针对中国几乎成为社会问题的城市高房价问题，当年张维迎在西北大学的同学、著名房地产商冯仑在今年1月份发文说，未来十年内，“解决中国房价，要靠双轨价格”。也即，在一部分核心区域，靠竞争价格；在保障房区域，政府控制价格。

  2008年年末，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张维迎说，当年对双轨制认识很粗浅，没想到腐败会如此严重。但是，“价格双轨制没有失败”。因为，“总体来讲，中国由于实行了双轨制，所以采取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道路、转换方式，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转轨”。

  “化掉的冰棍论”

  1990年至1994年期间，张维迎在牛津大学的学习目标，集中于求解“资本雇佣劳动”之谜。也许正是因为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剥削劳动”这一思维直觉的反动，使得深度品尝过农村匮乏滋味的张维迎选择了这一研究的重点。而1994年张维迎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的结论则是，“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脱颖而出的机制。

  对企业家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行为的激励，此后一直成为张维迎企业理论和组织理论研究的重点。1994年，从英国回来的张维迎，劈头赶上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的中心问题——国有企业改革。

  在这一领域，中国经济学家“费脑汁最多、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取得满意答案”。中国的国有企业名义上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但由于“谁也可以拥有就等于谁也不能拥有”，没有人真正能够为企业的盈利负责，国有企业长期出现亏损，成为80年代中央和各地地方政府的重大负担。80年代，中国国企改革的重点是政企分开和企业扩大自主权。后来演变为承包制为主的“放权让利”。但扩大了自主权的承包制企业也会出现内部人控制、工资侵蚀利润等短期行为，企业经营者并没有真正的动力去发展企业，技术改造也难以启动。

  90年代争论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前者不改变所有制，只在内部管理机制上寻求改变；而股份制改革则涉及所有制形态和股权结构的变化。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也形成了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

  为谁所有，姓社还是姓资，是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观念改造的中国人斤斤计较、耳熟能详、擅长辩论、也最敏感的一个领域。农民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可以顺利进行，就在于名义上，仍然归“农村集体所有”，虽然这一所有制形式在后来的权利界定中成为无数麻烦的重要原因。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把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文件还提到，“公司制股份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但根据《吴敬琏自传》中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回忆，“在1993年的那个文件中，是相当混乱的，你说好的地方，就是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混乱的地方，就是放任，把现代企业制度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搅在一起，并不清晰。”

  吴敬琏断定，国有企业必须走产权清晰化的股份制道路。

  不过，他有一个与张维迎的前任、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的光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不完全相同的观点，就是公司只有确定“能够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有效运行。

  厉以宁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设想的人。早在1986年9月，厉以宁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在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设计中，厉以宁更以设计了“国有股与流通股”的价格双轨制闻名，被称为“厉股份”。

  网上流传着厉以宁引起巨大争议的一段话：“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

  但长期改变人们的观念却非易事。“社资 ”不定，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1995年后，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了8.6倍。

  1997年，政府提出要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张维迎此时坚定地主张民营化。“年轻气盛”的张维迎，想法与厉以宁几乎一致，就是“改革财产制度，必须搞民营化”。另外，之前在体改委研究所6年的工作实践，也让张维迎深深懂得了“政策的变革首先必须考虑到其可行性”，“一万个善良的愿望抵不上一个有效的行动”。企业家精神的价值论和实用主义方法论相加，促成了张维迎在国企改革中“冰棍论”观点的形成。

  张维迎日后流传甚广的“冰棍论”，与厉以宁“牺牲一代人”的观点日后引起的争议程度大致相当：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山穷水尽处，改革再次“被动”地得到拓进。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同时明确公司制股份制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但一般只是集团公司控股的二级企业，而非母公司本身）的公司化改制，终于开始进行。

  约束政府权力

  张维迎眼中的民营化有两个内容。其一是鼓励民营企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其二是使国有企业民营化。进入21世纪，这两个领域的合力取得了惊人的结果：

  1978年时，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80.7％，但到了2006年，国有部门的工业产值比重下降到了9.7％，而非国有的已经上升到了90.3％。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万多家，下降到2006年的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的25000千家。

  但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一直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始终。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讲演，引发了著名的“郎顾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张维迎挺身为企业家一辩。

  2004年8月24日，张维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作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诋毁他们的贡献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

  随后，这场争论被扩大化。“右派”阵营中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其仁、张文魁等站在了张维迎一边。而杨帆、韩德强、左大培等“左派”则站在了郎咸平一边。“左右”关系，一时紧张。

  2005年8月，顾雏军及其主要助手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拘捕。

  “郎顾之争”之后，张维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尤其是网民对他铺天盖地的责骂。

  但张维迎并没有改变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耿直特点。2006年，张维迎发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文中提到，“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这使得张维迎几乎再次成为“全民公敌”。

  张维迎的好友、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和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都为张维迎进行了辩护。陈志武表示，声讨张维迎的人都是“情绪多于理性，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茅于轼则认为，“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

  但独立学者袁剑却认为，在张维迎的产权改革建议中，忽视了公众，使改革“不可避免地堕落为精英的分赃”。而“互联网上对张维迎的压倒性反对，实际上就是无数经验事实的集合。”而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时，尘埃落定数年之后的张维迎说，“人类本身有一个思想的市场”，因此，“同意和反对就是人类观念市场竞争的一部分。”

  张维迎曾经为舆论所扰。一度，他曾经抱怨说，“部分大众媒体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一。”如今，他的目光转向了对自由与阻碍自由的制度分析。他发现，“人类最宝贵的是还有一种思想的自由”：

  “现代社会越来越可以表达我们脑袋里面想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称为创新性的思想，在表达的时候几乎都是跟传统碰撞比较厉害的。每一种新的思想的出现，都是在原来思想的束缚压迫下出现的。中国本身在变革的过程中，也有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现实就是，从想问题到表达出来也还有一段距离，有些人可能勇气大一些，有一些人做出了却不敢说，因为说出来要得罪人。”

  遥遥看过去，那些争吵的烽烟，已经离51岁的张维迎越来越远了，或者，他越来越不在乎了。

  他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和企业的竞争力。他发现，尽管中国的民营企业成长快速，但仍然受制于制度环境，尤其是政府行为的干预。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则必须依靠法治，规范政府行为，以法治来切实保护个人产权。至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或多或少存在的“原罪”问题，甚至是奶业行业出现的“三聚氰胺”问题，他也认为制度环境要负一定的责任：

  “中国的情况是，政府的政策多变且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大部分企业的企业家没有稳定的预期，就容易追求短期利益。人的行为和环境是相适应的，政策环境一定会影响企业行为。”

  因此，他的目光开始对准了政府的权力：

  “市场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自己幸福，先要让别人幸福。这个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历史上有好多的时代，是一部分人的幸福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需要让别人幸福他自己就可以幸福。现代社会只有一个组织可能是这样，那就是政府。政府不需要让你幸福而他自己就可以幸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有强制性。

  政府获取收入的办法是税收。政府说他要给大家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公共服务值多少钱？鬼才知道。”

  他认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最基本的保证就是产权，一个人的财产权利不能得到保证的社会是可怕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

  因此，“中国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澄清国家和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政府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全民的福利，而不是最大化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是最大化政府控制的资产。”

  2009年2月19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作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他认为，各国政府所喜欢的经济刺激计划等凯恩斯主义措施，是短视的做法，政府“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

  张维迎还主张，“应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以及一半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五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话音刚落，身为中投公司总裁的高西庆便起身与之辩论，张维迎却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在近日出版的新书《市场的逻辑》一书中，张维迎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对中国今后30年改革路径的预期。他认为，中国前30年的改革中两个最大的主题，也即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已经不再是中国改革的核心环节。下一个30年改革的核心是政治改革。其中，第一个15年是司法的改革，让司法成为约束政府权力的主要力量。

  “政治改革说到底是为了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怎么约束政府”。张维迎对政治改革的前景很有信心：

  “20年前你怎么可以想象，政府会因为行为不当被起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二三十年前，公审是最典型的刑讯了，抓起来之后开一个全厂全村全乡甚至全县的公审大会，戴着帽子站在几千人面前，那时是很自然的。但是现在大家就可以挑战这些问题，这就是很大的进步。”对于改革路径是否会锁定，或者进入经济学家诺斯所谓的“权力界定权利”问题，他认为，从演进的观点来看，“制度的变更是很复杂的，事后来看，当然会有很多不完美的东西”，但，“制度变革是不能停下来的，要不断往前走”：

  “社会的变革中好多东西，在历史上看既缓慢又迅速。我认为，无论怎样，未来30年中国政治体制变化，不会亚于过去30年经济体制变化的速度。”

  

  ■ 推荐图书

  《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整理精选张维迎著作和演讲中的42篇经济学寓言，涵盖张维迎经济学理论体系。

  精彩寓言推荐：

  寓言一、杯水和井水

  寓言二、淹死的皇后

  寓言三、乾隆的生产率

  寓言四、蒸不熟的馒头

  寓言五、乾隆皇帝生产率

  寓言六、村长悄悄换斑马

  故事讲述的是在一个村子里，以往大家都是用一种普通的马进行耕田劳作，有一天村长去隔壁村子学习，发现隔壁村子普遍都用斑马耕田运输。邻村的村长说斑马吃的少，病的少，力气足，很容易管理“等诸多优点。村长回到村子，向村民讲述斑马的种种好处。虽然村长说的滔滔不绝，但并没有引起村民多大兴趣。大家普遍觉得：现在的马已经挺好，犯不上再换一批马”村长无奈，只得作罢。半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村长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拎着油漆桶悄悄地将村子里的马都涂成了斑马的模样，起初村民没什么感觉，后来发现这马居然还掉色，这才识破了村长计谋，大家纷纷都来到村长家质问村长这么做的目的，村长说：嗨，我就是想给马换个色儿吗？“我能有啥目的？”好在马的各方面都挺好，村民也觉得没啥，就这么结束了。过了几天晚上，村长，悄悄地把这些涂了色的马都统一换成了斑马，因为以前的马都涂的跟斑马的颜色一样，大家也没有发觉，所以这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只是大家发现，这马耕起地来把比原来快了，运东西也比以前更有劲了。大多数村民都感知到了这种变化，这才发现马早已被悄悄的掉包了。但是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而且这斑马也挺好，所以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这个故事从侧面说明了两个个道理：观念的改变是需要循序渐进；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邓小平就像是故事中的村长，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极力鼓动大家启用斑马，而是玩了一招太极拳，从涂颜色的假斑马，到真正的斑马。这和中国改革的路径如出一辙。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用高超的东方式思维巧妙的化解了改革中面临的观念问题制度障碍。

  实际上，《张维迎寓言经济学》是一个演讲、文献、著作的整理，类似于《论语》是孔子弟子的整理。由三位年轻经济学者（岑科，傅小永，邓新华）撰文，厘清寓言背后的经济学原理，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观念变迁，令人以便捷、轻松的方式，了解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应遵循的最基本准则，更了解中国经济，了解中国。

  

  ■ 推荐态度

  小Y的一些话：

  也许，有些“顽固”和“执拗”的人，似乎一直在批评，但只要他关注事实与细节，只要他心怀历史和国家，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伟大的爱国者往往都是爱批评的人。有些人也许一直受争议，普通人难辨是非、遑论臧否。

  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为多数人，不愿意思考。

  因为：舆论往往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因为少数人，不愿意同流。

  所以：真理不属于时代，更少见于当下。

  如果有一天，你我也处于时代、民族、舆论的争议中心，请坚持着自己的准则、践行着自己的观点，一定要能笃定初衷，因为：重要的不是他是否坚持了真理，而是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不失风骨、从未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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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背维修师》阅读书评 学到部分

  作者：1曦 发布时间：2021-08-17 08:19:54

  浏览了其它朋友关于本书的短评和书评，我也整理一下我对于这本书的一些总结，我发现很多朋友都说了一些训练相关和对于书籍其它的一些想法，但是好像都没有提到他这本书贯穿始末的核心指导原则：脊柱健康原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所有的诱因病因也就是日常的错误的姿势和动作模式和一些治疗上的误区以及训练外在形式上面他都遵循了一个脊柱中立位的原则，在这个前提下去做肩部和髋部的主动运动，以此作为基础修正日常错误的姿势和动作模式然后不断渐进负荷的扩大你的无痛范围直至康复，再去做一些相关稳定进行的强化。

  下面是我对本书相关重要知识点的整理：

  ·脊柱保健健康原则

  保持脊柱中立位，髋肩预备中立位，同时以髋肩作为活动中心做主动运动，腰背痛即可“不治而愈”。

  根据脊柱健康的指导原则，去设计你工作、生活中的所有姿势、动作模式和一些辅具的使用。

  脊柱保持中立位 要从两个运动方向去考虑，1屈伸2扭转。

  ·寻求主动治疗

  要辨证论治而不是辨病论治，找到病因的同时还要明确诱因，寻求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和计划，通过确定无痛的活动范围在不断的评估和渐进负荷、调整计划 从而达到康复的目的。

  在寻求干预时一定要坚持主动治疗而不是被动治疗（外界施加给你的治疗），后者不可能彻底治愈你的背部问题。

  想要解决腰背痛一定要寻求主动治疗，被动治疗它只能解决当下的症状不能根除本质问题，可能需要反复解决症状反复给医生送钱。主动治疗核心解决的是诱因，日常错误的姿势及动作模式以及作息上的时间变量。

  ·维修流程

  自我评估：找到诱因。修理工作：修正诱因，强化核心。

  先评估知道你哪一些动作模式和姿势是会出现疼痛，再根据你的这些问题去设计一套有建设性意义的治疗方案和训练计划，不断的评估干预去达到每一个阶段性目标进而完成你的康复计划。

  找到诱因非常重要比病因还要重要，找到诱因调整日常的习惯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病因，从而康复。

  第七章是基本动作模式，本章 由基本动作模式为基础的日常→工作活动中的姿势和动作的调整，下一章就是抗阻强化相应具有稳定功能的肌群。

  这次阅读书记讲了如何设定你的设计你的治疗方案，首先要设计干预的一些治疗动作要最先干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去扩展你的无痛范围无痛姿势。

  ·练习态度

  性格对于康复训练的效果影响，摘两种极端类型性格，A型激进，对于康复训练 要做到极限才肯罢休。B型懒惰，……能少做不多做，往往完不成既定的练习计划。从效果来看，A型康复不了，B型效果也不好。

  修正：练习时不能激进和懈怠，在适度可承受的强度下渐进负荷。

  ·关于拉伸

  可以适度拉伸，但超过了适度的范围，脊柱灵活性和韧性越高 其稳定性越差，越容易产生背痛。（大幅度的静态拉伸）

  注意：最好的拉伸能“调节”他们的弹性系统，而不是“舒展身体"。

  过度牵拉 特别是躯干部位 就会导致脊柱失去中立位久而久之造成腰背痛（这个会不会太绝对？猫驼式 不是拉伸是活动轻微的练习）

  ·寻求治疗注意事项

  明确：一个好的医师会让患者明白是什么引发他们的疼痛。

  非特异性腰痛是能力有限的医师给出的诊断结果，他们无法明确病因以及诱因，但你要明白所有的腰背部疼痛它都能追溯到原因。

  注意：在就医时来访者要对医生的讲解做记录如果有听不懂的专业术语要大胆的提问，在离开时对检查结果要完全的理解，还能复述给别人听。

  按摩 能放松肌肉，或许能减少疼痛，但是姿势若不改变，疼痛很快会回来。

  整脊师 无法通过把“异位”的骨头归位来治好你的背。这种方法只有在骨折时才可能有效。但还要同时对动作模式进行再教育，移除那些造成胶原脱离的错误动作。

  并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反复的手法治疗能治愈背痛。对于某些有急性椎间盘突出的人，1 ～3 次的手法治疗或许能帮助康复。如果一个整脊师建议你连续几个月定期来做手法治疗，那他们是治不好你的。

  接受医生的治疗，就要确保他遵守了这本书里的“主动”原则。

  精炼成一句话：脊柱中立、髋肩运动、平衡作息、适度拉伸、主动治疗。

  

  腰背维修师

  9.0

  [加] stuart McGill / 2017 /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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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能力爆棚的人，比你多了哪些法宝？

  作者：刘姥姥a66 发布时间：2019-03-18 10:15:57

  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书是《吸引：与人成功交流的科学》。

  本书作者瓦妮莎是美国的人类行为学家，也是人际沟通和人际智商等方面的研究者。她创立的人类行为实验室，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华尔街日报》等多家知名媒体广泛报道。这本书里的很多方法，都是建立在该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瓦妮莎曾经是一位社交焦虑患者，很害怕社交，所以她给出的方法针对性和实用性都更强。下面，来看看轻松搞定社交的四个法宝。

  001 选择社交精力旺盛的场所。

  如果你在酒吧觉得拘束，在咖啡馆觉得浑身轻松，那咖啡厅就是能让你社交精力更加旺盛的场所。瓦妮莎的人类行为实验室有相关的测试题，能帮助人们选出社交精力旺盛的社交场所，从而更好地在社交强项上发力。

  测试题很简单，就是列出一串社交地点，比如酒吧、咖啡厅、餐馆、健身房、公园等等，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总结出让自己社交精力旺盛的场所。它需要符合一个要求：你很想在这里参加活动，而且在活动中状态良好。相反，那些让你觉得不舒服、无聊或者不开心的地方，就可以列入

  “求生场所”

  。

  找到这些场所后，一方面我们可以判断哪一种邀请可以接受，哪些可以婉拒；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主动出击，推荐适合自己的场所。

  002 回避社交陷阱，拥抱社交甜点。

  如果你不得不去“求生场所”参加活动，也不要太担心，瓦妮莎给出了可以应对这种情况的沟通妙招。她曾在活动中观察人们的交谈模式，其中有两个要点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是避开社交陷阱，即活动开始的区域，比如签到区、门口。从情感上来说，这个区域的人神经比较紧张，因为刚来到活动现场，会很兴奋，而且还有很多事要做，忙着签到、找熟人或者放衣物，很难进行高质量的交流。他们甚至会打断你的话，让你受挫。所以，这个区域适合简单寒暄，不适合深度沟通。

  其次是拥抱社交甜点，即能让你更轻松交流的区域，比如饮料甜点区、主人/组织者附近等。人们在拿饮料、甜点、水果时，已经深入社交活动，做好了交流的准备，你可以从“干杯”或者“你喜欢哪种水果？”入手，打开话匣子。另外，待在主人或组织者附近，可以借助他们介绍客人或来宾的举动，避免自己被冷落，

  003 升级社交用语，创造聊天火花。

  找到适合交流的地方后，说些什么呢？如果你还是用老掉牙的方式开场，那就擦不出聊天的火花，还有可能因为对方的“模板式”回答而冷场。

  2016年，瓦妮莎与多家机构合作，设计了一场快速社交实验，将300多个参与者随机搭配，进行一场聊天开场白的测试。结果表明，“最近工作怎么样？”“你的感觉如何？”之类的问题，被评为最无聊的寒暄。

  千篇一律的社交用语不利于我们社交，所以，我们需要升级社交用语，给对方新鲜感，点燃话题。方法很简单，把话题引向积极正面的方向就可以了，比如：

  把“最近工作怎么样？”变成“最近有没有做什么有趣的项目？”

  把“你过得好吗？”变成“你这段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

  别再问那些老掉牙的问题了，把话题往对方兴奋的方向引，更能提起他的兴趣。

  004 贴正面标签，强调对方的长处。

  在社交中，跟赏识自己的人交流，会更开心，更有成就感。从这个层面来说，强调对方的长处是别具一格且有效的互动方式。下面，来看两句沟通话术：

  第一句：“你认识那么多人，好厉害啊。”

  第二句：“你认识那么多人，不愧是社交达人，人脉大王。”

  哪一句更能突出对方的长处呢？明显是第二句。“社交大人”和“人脉大王”就是贴标签，把对方的长处提炼并升华了。人们喜欢被给予正面的标签，这不仅能改善自身的形象，还能成为夸赞自己的依据：瞧，大家都叫我“人脉大王”。

  所以，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要抓住对方的长处，然后浓缩成对应的标签，比如，“你读了那么多书，真是一个移动图书馆。”

  总结一下，不管你是社交达人还是社交恐惧症患者，都能从这四个方法中获益，把它们介绍给身边的人，一起搞定社交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给你带来了启发，记得给我们点赞鼓励哟。

  参考书目：《吸引：与人成功交流的科学》[美] 瓦妮莎·范·爱德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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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运作的？细胞告诉你

  作者：66姓芦 发布时间：2023-01-07 22:40:06

  我们从何而来？从细胞而来！

  这个答案我是今年才得到的，因为我的小宝宝就是这么来的，一颗精子细胞和一个卵子细胞结合就有了最初的小宝宝，然后长成人。这是我在看了很多怀孕过程和胎儿生长过程的视频之后的总结。可是，你要细问我我就不能解说的清楚了，因为专业的问题自然要听专业的说法。

  这一年我的很多好奇心在读书中被解答，而关于细胞的好奇，同样的，我在这本书中被满足——《细胞的秘密语言》。

  

  这本书的作者是乔恩•利夫，他虽然是老年精神病学专家，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杰出终身研究员，但是多年来，他在临床工作之余，还热衷于探索自然界是否存在心智的问题。他的研究范围从起初的神经科学、精神病学、神经学和医学病况的相互作用，扩大到在各种动物中寻找智能现象，继而研究单个细胞、微生物和病毒。

  这本书就是他在研究过程中得出的一份总结分享，向读者科普细胞学。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生物学科普读物，读起来让我感觉如痴如醉。利夫博士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我这样的外行传达了现代生物学的精妙复杂，把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和神经科学等的内容巧妙结合，使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既感受到了细胞智能的精妙之处，也深刻的理解了病理生理学，更让我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了更细致、具体、科学的认识。

  自从怀孕到现在产后，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我没预料到的问题，有时我觉着自己是独特的，连怀孕生孩子都和别人不一样，明明以前自己的身体还不错，按说恢复起来也应该顺利，为什么现实却是如此残酷？总想着是老天对我的“眷顾”，没想过可能是自己的细胞们在抗议。

  

  尤其是在看了第十四章的“疼痛与炎症”的内容，“脊髓疼痛中枢是背根神经节的一部分，也是一种感觉神经元，汇集了皮肤及其他组织器官的所有疼痛神经纤维。局部创伤引起的急性疼痛信号会首先由皮肤等处的疼痛感受器接收，再由特定脊髓节段的背根神经节在其各自区域收集，接着沿脊髓向上传送到大脑皮层的各个区域，继而产生整个疼痛体验。其中就可能涉及社会性和心理性疼痛。与此同时，脑部高级神经中枢也会向下传送信号给脊髓，从而改变背根神经节即将发出的信号。从本质上说，皮层中枢发出的信号能够使疼痛体验增强、减弱或发生其他转变。近期研究发现，向下发送的疼痛调节信号多于向上发送的感觉信号。……

  

  局部炎症是疼痛的主要病因。急性疼痛是炎症的四种典型症状（疼痛、发烧、发红和发热)之一。我们直到最近才发现炎症处的免疫细胞与神经元之间的细胞通信会将局部疼痛转变为慢性疼痛综合征。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除了与炎症相关免疫细胞进行局部细胞对话，还可以自主引发所有四种炎症症状。神经元信号不仅会引发疼痛，还会引发发烧、血管渗漏和血流增加等症状，具体表现为发红和发热。我们将这种在神经元活动刺激下产生的神经系统炎症称为神经炎症。神经元信号可以引发微生物感染、毒素分泌、自身免疫反应、创伤和退行性脑病，进而引发炎症。”这些内容让我才理解了为什么我近期腰疼好像蔓延着背疼腿疼了。

  

  读这本书让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学习了更多各种细胞之间的交流对我们身体健康所起的重要作用的相关知识。

  这本书是能够让人读了之后有一种重新认识生命的感受的，在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我们都有必要从更为精细的“细胞”方面了解我们的生命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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