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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少愈自由

  作者：梦天 发布时间：2013-05-28 19:37:33

   推荐也去看看 区纪复的愈少愈自由 ，关于简朴生活的人，我都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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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的进程》对读《逃避统治的艺术》

  作者：mh12321 发布时间：2021-07-20 13:00:54

  1，这是处于两个不同时代的著作，《文明的进程》成书于1936年，《逃避统治的艺术》出版于2009/2010年，所以，我们理应对《文明的进程》有更多的宽容。

  2，《文明的进程》中，最引起我怀疑的问题是埃利亚斯关于暴力的想象。这是本书立论的一个重要基础，围绕着“暴力独占”，作者展开了一系列对于暴力独占前后对比的论述：用“战战兢兢的走羊肠小道”和“自我持续调节的走通衢大道”做类比，表达了在暴力独占前，社会处于普遍的暴力环境中：“由国君亦或国王代表的对暴力进行稳定独占的社会职能分工，就得以发展束缚，个人的行动链条也长，个人对他人的职能性的依赖也就大，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使其免遭突然袭击，免遭令人惊吓万分的体力暴力的破门而入。”他还描绘了在暴力独占前的人的心理状态：“人的心灵在这里，请允许我这样表达，要时刻准备着，也总是习惯于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常常是小小的印象，无法遏制的联想就足以引起不安和情绪的变化。”埃利亚斯描绘的那个武士动辄残杀劫掠，人们情绪容易失控的世界，是个大有疑问的事情，埃利亚斯没有拿出扎实的数据来证明这种普遍性，正像如果未来的人，用拳击比赛来证明我们当今世界对暴力的热衷，会让我们错愕一样。在兰德尔·柯林斯的《暴力》一书中，作者以翔实的材料论述了暴力发生的条件：在生理上，肾上腺素和心律的飙升，会导致人部分失去行为能力、不受控的颤抖、视野变窄、听力减弱、肠道痉挛、甚至大小便失禁等等，能够掌控身体的施暴者需要不断的训练，还要有施暴的天赋，柯林斯列举了大量战争中，受过训练的士兵在战争中表现的数据，结果显示，在二战期间，美军士兵开火的比例在15%—25%；在越战中，为了提高士兵开火率，美军改进了战术，仍然只有不超过25%士兵会积极开火；射击命中率没有因双方距离缩短而得到明显提高，越战中，普通士兵需要射击2.5万发子弹，才能杀死一人；与之相反，狙击手是士兵中的暴力精英，也是在战争中杀人最多的战斗群体，与受害者保持距离和有效隐蔽自己，是使他们有效实施暴力的条件；在美国的中东战争中，美军犯下对平民的暴行多与无人机的使用有关，这在一些人看来，正是因为美军与受害者保持了有效距离，受害现场的悲惨氛围无法感染到施暴者，施暴者才能冷酷无情。就个人在冲突中的表现来说，已成年的人相比处于儿童时期的人，更懂得如何终止冲突，控制暴力的程度。柯林斯的结论是：当人类在面对面时，我们很难实施严重的暴力，即便是强弱悬殊的处境中，比如行刑时，施暴者也会倾向回避受害者的面孔和眼睛。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基因决定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人类首先是社会性动物，协作是使这个种族能繁荣的重要原因。过分暴力的个体虽然在战斗时有用，但在和平的部落内部会破坏人际关系，成为部落稳定的威胁，部落可能在其成长初期就将其抛弃，而暴力对施暴者自身就是充满风险的，尤其在没有抗生素的时期，施暴者一次小的外伤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由此而难以产下更多的拥有暴力基因的后代。基因说虽然被柯林斯认为是“天马行空”的解释，但显然，在社会中，能够实施暴力的个体是人群中的少数，除了军事记录以外，社会犯罪中，80%以上的暴力犯罪也是由15%的罪犯制造，这都支持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社会是否发生了“暴力独占”，社会是否制定了制裁施暴者的法律，经常施暴的人只是社会中的少数，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会有一系列的律令和文化，使普通人规避与这些暴力精英冲突的风险。在《文明的进程》中，埃利亚斯所举出的，支持尚武的文献，有一部分可以归结为“吹嘘”。而在新的文明叙事形成的过程中，是这种“吹嘘”，而非暴力本身，被边缘化了。“暴力并不原始，文明也并未驯服暴力”，这是柯林斯反对埃利亚斯关于“文明进化”时的观点，柯林斯列举的论据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94/1995年，美国2-3岁的儿童中有85%、4-5岁的儿童中有95%在过去一年里都曾挨过打，平均每周发生2.5次，这与我以前接收到的信息有着完全不同的印象：我听到的都是关于美国邻居如何报警制止惩戒子女的家长的故事。而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埃利亚斯也无法否认，在暴力独占的文明中，制度型暴力在频繁发生。柯林斯在注释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工作：“相反，我会尝试证明，暴力总是社会建构的。暴力的历史就是用社会技术建构特定种类暴力的历史。相应的，近代历史上的暴力之所以增多，并不是去'文明化'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建构出了新的社会暴力技巧。”

  3，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文明的”是一个先验的、一般性的，有普遍共识的概念，詹姆士·斯科特并没有特别指出这个“文明的”包含哪些内容，而是将一个我们原以为“野蛮的”、“原始的”、“无政府的”他者——赞米亚，重新介绍给读者。我震惊于山地社会与谷地社会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作为一个“谷地人”，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文明”的叙事。这种“文明”叙事，不仅塑造了谷地居民对世界的想象，同时也被统治阶层利用，限制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在《文明的进程》中，埃利亚斯只考察了谷地社会中，文明的发生和扩散，虽然他论述过核心政权的扩张与分裂，但这都是发生在谷地社会内部的事情，仿佛，人类出生和死亡、顺从和斗争、堕落和爬升都是只能发生在谷地社会的内部，我们只有被纳入文明的进程，才能被看到。然而，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在前现代社会中，识字被限定在一小部分人群中，一般少于1%，我们在一个教育普及的年代，了解的历史正是这不到1%的人书写的历史。文字对于客观世界的概述，更多的时候，只是根据有限观察的情绪迷雾，悲叹逝去的美好时代的文字从来都是经典中的主流，到了近现代，进步主义思潮泛滥，也同样使人盲目。

  4，但无论是埃利亚斯，还是斯科特，都反对机械发展进步论。机械发展进步论表达的是，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的世界都要经历由落后到先进，由不幸到幸福，最终趋于完美的状态。它看起来暗含着革命乐观主义，也是二十世纪新式集权的叙事、解释灾难性事件的借口。埃利亚斯引用卡尔迈特的话：“封建制度不管它与先行的封建制度有多么大的不同，都是直接来自先行的制度。无论是革命还是个人的意志，都无法将其制造出来。”卡尔迈特将这种制度的发生称为自然事件。在20世纪全球兴起的反殖民浪潮中，新型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 ，大量涌现的政治强人按照某些政治主张塑造出大量的国家，这似乎不像是自然发生的事件，但也可以这样理解：这正是人与人关系结构和与之适应的建制改变的重要表现。只是，我们要避免落入政治宣传的陷阱：一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结构关系和其建制，不是某些权威在书写和演讲中决定的，我们只有靠认真的观察和梳理以及独立的思考才能接近社会建制的真实情况。

  5，埃利亚斯对文明有高下之分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在他后续的研究中极力修正这一倾向，而且我也很能理解，受过教育的人很难不去想象，在某种文明中，人类有着更和谐的生活）。前文已经说过，他的重要论点，暴力独占是站不住脚的。就人类的寿命、生产效率、休闲时间这些可量化的指标来说，从一种文明形式发展出另一种文明形式，也不能给人类带来普遍的提升，相反的，我今天所处于的社会，这里的人，休闲时间大大缩短了，睡眠也急剧减少。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多次强调，游耕的生产方式有着更高的个人生产力，也由于少与其他族群接触，而不容易感染上传染病。这是近年来，学界流行的看法：游耕、游猎社会的人，比农耕社会中的人有更好的生存条件。《人类简史》中，赫拉利甚至提出了是稻米驯服了人类的观点。

  6，将文明的类型与人类的福祉放在一起讨论是缺乏意义的。因为没有一种文明，是按照人类幸福感来划分的。虽然无论是《文明的进程》还是《逃避统治的艺术》都没有谈论幸福的问题，但就我的经验来说，当我们谈论文明时，我们是在谈论着人类的福祉。

  7，埃利亚斯将理性理解为“人们在思维中与自身保持距离的能力”，“抑制自发的感觉，即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特别是与人本身有关的一切都是以他们自身为目的的”。事实是，两种思想：“自然现象是没有企图，没有目的也没有规律性的，只是纯粹机械的发生或者有一定因果关系而引起”，和，“自然是人的意志的体现”，这两句话都会激发人的情感。就像在量子理论中，“人的观察导致坍缩”一样，也不可避免的会激发人的情感——激情。另一方面，在社会动物中，压抑一时的自然欲望，是常见的现象，比如在特定的区域不得排便、狩猎时抑制兴奋、保持安静等等，这是动物的适应性行为，并非人类特有，反而是人类在进化中继承下来的。人类文明的发展是进化还是演化，有方向性还是无方向性的，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因为它不仅在于人们的习惯之中，还要因应环境的变化，没有适应性，习惯会让人陷入险境。趋利避害是生物的天性。但对于我们生活的地球来说，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在数量上是有限的，气候的变化对于人类的历史是缓慢的，所以，即便演化是无方向或者描绘成多元的，也不是无限多元的。

  8，文明类型的划分总是伴随着争议。这里，可以对照《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摒弃文字的文明类型，暂时命名这样的文明类型：以文字符号为主要载体的文明是积累型文明。积累型文明有一个缺陷，它倾向于繁文缛节，规则并不总是新的替代旧的，而常常是新旧同时存在，人们会在一个时空中受到多种文明形式的规训：11世纪的希腊公主在威尼斯使用叉子被当成丑闻；上海地铁站里蹲在地上休息的姑娘被年长的女性当成恶习；公园里光着上身的晨跑者被拿手机拍摄的人拦下，要求其穿上上衣等等。积累型文明似乎对应着更复杂的社会结构，但这不意味着，在积累型文明中的群体过着比其他文明类型群体更复杂的生活。在《文明的进程》中，我们看到各种场景、各色人等以及与其相应的文明规范，仿佛感觉文明的发展是为了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但在另一边，户籍制度、阶级制度、性别制度、种族制度将人群区隔开，甚至固定在狭小的空间中，没有了地理和阶层的流动性。可以想象，即使我们知道了某种文明中的礼节，也无从实践。文明规范随阶层固化而固定下来，随阶层崩溃而崩溃。

  9，被规训的人可以为自己建造监牢，但那毕竟不是监牢。强制劳动或徭役、强制征兵是逃脱统治的重要原因。抵制高税负和抵制强制劳动，通常，人们都会采用消极抵抗的形式，但产生的效果却有不同，高税负打击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会使劳动者疏于生产，但不会逃跑，除非遇到对土地的强制征收，劳动者，尤其是农民，不会轻易离开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这是他们的生存资料；强制劳动则会迫使劳动者出逃。不过，逃避税负和身体强制、监禁是有因果关系的。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斯科特论述人类逃避统治的原因、和为避免被统治形成的文化，在我看来，是围绕生存、行动自由、思想自由展开的，它们依次对应着逃避战争、饥荒和传染病，逃避徭役、奴役、罪责和抑制领导阶层的出现，保持信仰这三方面。这也是我做为谷地的读者所能理解的，但这也给我带来困惑：在我的认知里，思想与行为自由的确立，是要依靠个人自觉的。我能说赞米亚的居民是更为自觉的人吗？这是否还是我做为谷地人的文化想象？我总结出的解释是：山地与谷地互为他者，在这种对照下，我们既有相互排斥，又有相互模仿。但这是个不能满足我的解释。

  10，资本全球化，是新的、试图将像赞米亚这样的地区纳入统治的尝试。货币体系在埃利亚斯看来，是人们臣服于文明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詹姆斯并不反对，他列举了大量赞米亚地区人们和谷底国家交易往来的实例，货币交易在边境市场中是平常事件，山地人的聪明才智足以使他们在市场中获利。现代谷地政府作为主体，向山地推行了替代经济作物种植，这种努力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此种政策在开始时，是以打击毒品犯罪为其合法性的。但近几年，赞米亚金三角地区，传统的罂粟种植区面积由收缩转为扩张，使我们看到，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正在减少。政府控制边境地区的成本仍然是巨大的，即使到了现代，谷地的经济一旦出现衰退，政府对边境的掌握还会力不从心。不过看起来，全球资本仍然保持着对赞米亚地区的兴趣，它永远可以是新的投资机会：旅游业、咖啡豆种植、清洁能源等产业，在基础设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深入这一地区，丰富了当地的经济生产。谷地社会与山地社会如何互动，斯科特所描述的逃避统治的文化如何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中变幻形态，是值得观察的。

  11，总结：在经典政治哲学中，霍布斯认为，最糟糕的政府也比无政府好。埃利亚斯无疑是这种观点的拥护者。但这一结论，都是这两位作者基于对有政府的社会得出的观察结论，他们观察到的无政府状态，都是谷地政权更迭的过程中，权力真空导致的一时混乱，而非一个长时间处于无政府的世界。这正是斯科特要纠正的错误。但是，当公路飞机高铁、电话线、互联网基站、卫星把世界彻底联系起来，直属于中央政权的政治组织深入进山区的角落时，那种逃避统治的可能性还存在吗？有资本的进入，阶层分化还能抵抗吗？一个现代的谷地人，是否也能通过自由选择，创设自己的身份？个人能否自主选择？还是换了一种服膺于自然、社会规律的形式？个人自觉是否只是幻觉？帝国扩张——无论是军事的、还是资本的——仍然是有社会内部推动力的，政治系统侵入每个人的私人领域，是利维坦式国家自动机械的运动方式，在有了现代通讯技术后，更加如虎添翼。同时，在当今世界的重要议题中，环境破坏和全球变暖的阴影下，赞米亚地区虽然不像一些太平洋小国那样，成为海平面上升的首要受害者，但也因为生活条件的简陋，生态系统脆弱等原因，处于极端气候的威胁之下，而谷地国家，虽然是环境的主要破坏者，却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更有能力抵御环境恶化。如果像赞米亚居民一样的人，不能有效组织起来，以谷地人所理解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就会像以往那样，被排除在这个关乎他们存亡的议题之外，桃花源的美景也将不堪一击。在积累型文明中，我们也可以存在另外的，不是关于个人幸福的目的，阅读浩如烟海的文献，探索记录未知的领域，求得对个人认知的拓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个人自由的进步，正像斯科特引用霍布斯邦的一句话：“在一个世纪之前，欧内斯特·雷楠就正确的指出：'遗忘，我甚至还会说历史的错误，是民族产生的基本因素，因此，历史研究的进步对民族性来说经常是个威胁。'我认为历史学家的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对民族的神话形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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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是自然而然的馈赠——刘强东

  作者：七月橙 ☀️ 发布时间：2018-03-27 20:27:40

  教育心理学里分析，任何个性品质的形成都离不开家庭熏陶、生长环境的影响和最亲近的人的言传身教，这些渗透入一个人血液里的个性会伴随一辈子，未来面对纷繁复杂的选择、机遇，这些都会决定一个人命运的走向。

  看了《我的创业史》，就刘强东的成长经历来说来说，我觉得家庭影响主要分为两个大块。

  在人处世上的品格上，他深受外婆影响，所以他诚信、善良。

  或许诚信和善良两个词真被用烂了而且显得很空泛，但是不得不说这两种品质真正落实去为人处世的价值观中，却无比有魅力并且有胸怀，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刘强东从小在家庭的影响下，绝对不占任何人一点便宜，多一份付出，多一份收入，与吃苦耐劳不想匹配的收入绝对不要。创业初期，坚持每一笔买卖绝对开发票，从不马虎从不走捷径。融资期间，财务报表事无巨细全盘透明。在他眼里，口碑是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不放纵有任何的模糊。

  或许在很多人眼里，短期内他真是一个大傻瓜，便宜白占白不占，对自己如此死磕最终累到的是自己，但是我却觉得，他才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眼光长远，目标明确，对自己狠的人，往往会被世界温柔以待。因为他的完美主义，因为他的诚信，京东从中关村一个小小地摊店，一步步得到越来越多人的信任，最终慢慢变大，变强。

  在京东第三次融资的时候，有一个美国风投专家叫YURI一上来就愿意投资15亿美元，后来又再次大金额投入。当然，京东公司的发展潜力当然是第一位，但是我觉得很大一程度因为他信任刘强东这个人。经过几年的接触，了解刘强东的价值观、追求、底线、人品，才会在这个当时并不大的互联网公司斥巨资投资。在风投行业顶尖混的人，都是火眼金睛，知道一个企业的未来走向，和领导人直接相关，什么人做的大，什么人走得远，一清二楚。真正要做到卓越，人品还是第一位。

  我特别欣赏京东的企业价值观。刘强东说，他在用人时，价值观第一，能力第二。他把人分为四种，价值观符合能力又强的，称为金子，当重用；价值观不符但是能力强的称为铁锈，能力越强越不能用。因为能力可以培养，但是价值观是不容易改变的，一旦做出伤害，这种人杀伤力太大；价值观不符合能力又不强的，这种人不能用，因为企业不是慈善机构，不能养闲人。价值观符合但是能力不强的，可以用，这个岗位不适合，放去其他岗位培养，只要价值观正，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总能找到合适的地方。

  京东对价值观的重视真的让我好感倍增，就因为刘强东对这方面的严要求，所以京东至今在用户体验上、员工素质上、管理体制上都是及其出色的，让人感觉，这是一家有灵魂的企业，这是一家人性化的企业。

  前段时间关于善良，我也思考了很多，今天看到刘强东的经历，我觉得他就是诠释了什么叫做，在经历了许多不善良，看到许多黑暗面，吃过了不少亏，看透人性之后，依旧选择善良。这种善良才是有质感的，也是有智慧的，更是有光芒的。

  大学期间，第一次创业，开了一家川菜馆，本着“善待每一个员工”的价值观，他让员工吃得好用得好，管的宽信得过，他觉得自己以最大的善意去面对你们，你们依靠自觉和感恩，总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我。然而现实狠狠给他上了一课，他们不仅没有更加卖命的工作，反而利用管理的漏洞贪污，在利己主义的驱动下没过多久就让公司亏损了16万——那时的16万简直是天文数字啊。那次以后刘强东很受伤，对人性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然而，在痛定思痛以后他并没有对人性失望而选择放弃善良，在经历了日本企业的一年多学习以后他明白，如若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依靠自觉和自律，一家公司不可能成功，上一次创业的失败不是人性的错，而是管理者的问题。因此不断吸取教训，如今京东有一套非常精细、透明、有序的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之前类似的问题就很大程度被杜绝了。而他现今依旧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每一个员工，吃的最好住的最好福利最好，他用强大的同理心，也努力去实现工作五年一套房的承诺，不信你看，现在京东员工，真的很幸福啊。

  善良是一种选择，或许中途会有受伤，但是它不应该被放弃。真正能走的远的人，绝对不是自私自利的人，而是懂得双赢，懂得胸怀善意。

  至于他在事业上的追求和眼见，我觉得是来自自己的父亲。

  刘强东的父亲是一个很聪明也很有勇气的男人，在80年代国家刚开始开放搞个体经济的时候，他就果断辞去单位的工作，四处借钱买了一艘船创业了，也赚了一笔钱。在那个追求铁饭碗的年代，又是一个那么贫穷的山村，有这个头脑创业，并且有这个勇气跳出来，实在是难得。所以潜移默化吧，刘强东从小就有商业头脑，很能发现商机，比如说利用收虾的贩子与抓虾的小屁孩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他在中间做中介，利用互换信息和资源赚取1分钱一斤的差价。比如说在大学期间嗅到了互联网的商机，报名自学了计算机编程，并很快利用编程技术赚了一大笔……

  总之他有着超越平常人的商业头脑，并且有与之匹配的勇气排除万难去做，更难得的是，从小农村长大的他吃苦耐劳行动力超强，能够迅速的把脑海中的蓝图用行动去实现，这三者一结合，什么事情做不成？

  写到这儿又想起了他初中毕业以后那次“离家出走”，哦不，文艺点讲可能是第一次“独自旅行”。初中毕业以后，他爸爸本来打算奖励他带他去上海玩的，这对一个从来没出过小农村的刘强东是多么大的激励啊！！简直就是望眼欲穿了好吗，结果爸爸突然说没有时间，不去了。刘强东算是被打了当头一棒。换做一般的小孩子么，大不了哭一通不行就两通伤心个个把礼拜也就没事儿了，但是如果真的是这种性格，那也不是刘强东了。

  他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他发誓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小村子，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所以才十几岁小毛孩的他手里攥了50块钱，谁也没说，一个人坐上火车就走了……对一个渴望外面世界的人来说，见识新世界真的就像鱼游进了大海，那种感觉除了新奇，还有浑身被点燃的梦想。离家几十个小时，经历了不同人，很多事，他第一次感受到人与人巨大的差距，第一次觉得自己就是井底之蛙，第一次认真思考未来……

  虽然那次出走父母急的差点去电视台登寻人启事闹得整个村都知道刘强东丢了……但是也正因为那次的出走，改变了他的世界吧，从此以后他的内心更加宽阔，也更加知道自己要什么。在初中那个小毛孩的年龄，他就有这股对外界的好奇心，就有这股与现实斗争的勇气，就有这一腔孤勇，我真的觉得一个人未来有什么成就，其实小时候就注定了。

  现在越来越觉得，所谓的成功，真的不是世俗上的光环，或者可以去追求的高峰，而应该是某些优秀闪光的品质和个性，在做到一定的境界以后，自然而然的产物。它不需要强求，它就在那里。

  就像刘强东，就算今天他没有京东，以他的头脑、毅力、行动力，也绝对会有京西，京南……

  一个人如今的地位和成就，是他能力与野心相妥协的产物。成就和地位不可控，但是能力和野心都是既定产物，当两者在一定高度相匹配，那里就是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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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扯开去的话

  作者：湮没人群 发布时间：2010-07-15 23:26:38

  本书作为对晚清以来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发展与都市变迁的一个初步梳理，恰好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何益忠《老城厢：晚清上海的一个窗口》相对。周振鹤教授于复旦“都市繁华：1500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着重指出的便是近代以来的上海城市发展基本上全在老城厢之外，故而凭藉上海道契能够将公共租界东区及外滩一带从农田、坟茔到高楼洋房的衍变做个系统的梳理排序。该项目的初步成果以《上海道契所保存的历史记忆——以〈上海道契〉英册1-300号道契为例》为名收录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郑培凯、陈国成主编的《史迹·文献·历史：中外文化与历史记忆》之中。

  从法制史的角度研究上海道契的专书则有夏扬的《上海道契：法制变迁的另一种表现》，从租界性质、土地制度、地政制度、地权形态能几方面阐述了上海道契在上海开埠近百年中的流变，并以金利源和董家渡二码头纠纷案为例展示了道契在土地纠纷中的作用。自租界辟得，黄浦江岸的涨滩归属便是多方争执的焦点，基于罗马法的法国民法典将涨滩归为沿岸土地所有人所有，而按中国法律则为官产，但因外滩外摆渡至今北京路一带的泥潭位于租界之内，最后此地便成非营利的外滩公园（Public Park）。因外滩公园不许华人进入，1890年另一块涨滩就循外滩公园先例开办为华人公园（Chinese Garden）。张鹏在“两个滨水公共空间”一节中也从市政变迁的角度审视了外滩空间的演化和外滩公园的诞生。由于近代的上海租界是学者争先恐后研读解析的对象，故而张鹏此书从市政控制、港岸设施、敷地筑路、管线建设四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并无太多出彩之处。关于近代上海城市公共交通已有陈文彬著《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8-1937）》，港岸演变则有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中的专章介绍，辛元欧之《上海沙船》着重分析近代以前上海港与水系的历史状况，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的《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关于近代上海南市的沙船航运亦有专章研究。夫马进在《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中通过善堂和义冢两事物在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遭际来追摹市民社会、地方自治、近代慈善事业的可能性。

  前述董家渡码头纠纷案的告结，正是浦东同仁会等社会团体和塘桥局这样的自治组织大力干预的结果。而租界圈地对于义冢的破坏，更导致了清明节前后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祭扫先祖规定的出台，其中不乏同仁辅元堂的出力。近代民间团体在城隍出巡的“三巡会”的组织和路线上也有作用，甚至借道法租界亦时有耳闻，并乘机在市民中扩大影响，凝聚宗族同乡，最终推动老城厢的市政建设。近代南市被外国人称作“Nan Tao”，董乐山译《太阳帝国》中译为“南头”。老城厢是租界美好生活的反面——脏、乱、差，卫生状况令人堪忧，彭善民在《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中详细研究了近代卫生观念的传入和公共卫生管理的变迁过程，尤以粪秽处理和厕所管理为例详解当年之情状。书后附录选摘的“卫生章程法规”中收有《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菜场章程》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私立菜场执照条例》亦属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之另类。上海辞书出版社09年4月新出版之《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正从此小处着眼，将菜场这一近代城市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城市公共空间所能折射的市民日常生活情况一一历数。书中所涉八仙桥菜场摊基投标事件与马军博士对于1948年上海舞潮案的研究均堪称二寸象牙上的细密画作。福州路菜场等优秀近代建筑甚至不亚于改建为时尚创意空间的工部局屠宰场，还被村上纪香描绘进反映中日两国近代以来历史的漫画《龙》。

  看过便溺、公厕、菜场，最终要涉及到现代文明位于地表以下的复杂：公共管线。上海1865年有了煤气灯，1881年有了电话，1882年通电，1884年自来水接通，1908年有了电车。这一切比北京同时期的发展不知要快上多少。盖因帝都的关系，天津反而是北京城市近代化的楷模。李孝悌主编的《中国的城市生活》中有邱仲麟关于近代北京生活用水的研究，在北京自来水普及举步维艰的时候，上海英商自来水公司的利润正直线飙升……租界生活的卫生整洁还来自于其排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的便利，管线装备下的租界建筑俨然成为现代社会的代名词。自1862年起，公共租界的排水系统开始全面建设：沿苏州路、石路、界路和桥街，由洋泾浜向苏州河方向倾斜铺设四根主排水管道，并有中小型管线相辅联通，于洋泾浜配备适当潮闸可于低潮期利用蓄水冲洗整个地下管线。正是有了这看不见的公共管线系统，才孕育了上海的近代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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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瞎扯什么！

  作者：卡里加里博士 发布时间：2009-02-16 11:44:47

  李零在书里已经写的很清楚：

  “笔者的兴趣并不在器物本身，而是希望给思想史的认识提供一种新的角度。

  过去，人们总是习惯于把阴阳五行学说看作一种晚出的支流：推其源，不过是邹衍一派的怪迂之谈；述其流，也无非是盛极汉代的荒唐迷信。这种看法既源于古史背景的模糊和有关史料的缺乏,也与汉代以后人们对历史认识的‘逆述误差’，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学从‘古史辩派’论战中所受到的那次重要‘洗礼’有关。”

  他这本书是从源头讲起，用考古史料更正了很多人们既成的观念，作为文章来说，也已经是非常的深入浅出，线条清晰明了，相信大凡读过《周易》的人，只需多一点耐心，是不难读懂的，如果只是想从这本书中获得方术的“用法”，那么可以参考一些实用类书籍来辅助阅读，因为这本书的重点并不是介绍“用法”，而是以方术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为脉络，对中国文化源头和思想史进行重新思考，以考古史实为佐证，追本溯源，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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