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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姆的福斯塔夫

  作者：木菲哈努曼 发布时间：2015-11-02 11:40:14

        不得不承认，弗兰克•鲍姆是位讲故事的大家，历时20年，整整十四本的Oz系列，如同《碟中谍》系列一样，每一部都各是一个独立的大故事，但是人物形象从出现便一经确立，几个主线人物或穿插在各个故事当中或支撑起主线剧情。而在这些故事当中，有的是串联式的历险故事，有的是儿童版《哈姆雷特》般的王子复仇记。

         Oz系列的第十本Rinkitink in Oz，便可视为一部王子复仇记。故事发生在奥兹国附近的几个国家之间，一个盛产珍珠的岛国、让人望而生畏的联姻双子岛国，还有来打酱油的林基廷克国。隔海相望的几个岛国关系不外乎相争相互，每过十几、二十年便要打一仗，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武力较弱的国家突然战胜强国确实一件让人诧异的事情，这里靠着什么呢？在奥兹国附近，当然要靠魔法。

         如此陈述出故事概况，我的脑中不禁浮现出《指环王》、《霍比特人》等魔幻史诗大片。不过细数一下，OZ系列创作完成后将近20年，《指环王》系列才开始陆续初版，不知这两位远隔大西洋的两位经久不衰的作家，是否互有惺惺相惜之感。

         东方出版社的这一版，翻译时选用了书中最具魔法色彩的工具的名字——《魔法珍珠》。本书的原名Rinkitink in Oz中的Rinkitink是为林基廷克国王，这位国王既不是力能扛鼎重整乾坤的救世主，也不是挑起事端的反派大BOSS，他只是线索人物，但是为什么弗兰克•鲍姆要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本书呢？ 林基廷克国王一出场便引发出恐慌，远方驶来的船只让宾加里国王以为是入侵者，没想到却迎来了一位离家出走的欢乐的胖国王。接下来的林基廷克国王除了拥有滑稽的笑声并差点笨拙从船上掉下去之外，还有一只会说话的坏脾气山羊……作者将全书所有关于欢乐的笔墨都毫不吝惜的泼洒到了他的身上，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另个一滑稽的胖子——莎翁笔下的福斯塔夫。我相信，这一定是从十多岁就开始从事戏剧创作的作者手痒痒了。

         细细分析一下，戏剧元素在OZ系列中的应用确实是层出不穷。从人物形象与性格设定，场景的设定等等方面，都能够找到戏剧化的影子。这也是为什么，OZ系列无论是改变成舞台剧还是电影，都全然没有障碍。

         说了这么多，相信已经有人着急了，我们心心念念的多罗西呢？当然是读过故事你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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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朽的福尔摩斯

  作者：王老板 发布时间：2009-12-16 15:55:02

  众所周知，柯南道尔并不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侦探小说家。在他之后出现了无数更牛逼的家伙：黄金时代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艾勒里奎因和约翰狄克森卡尔——他们创作了不同凡响的故事，无懈可击的推理以及匪夷所思的密室；还有加斯东勒鲁，一个玩票的法国人，以一部《黄屋奇案》跻身于大师的行列；还有雷蒙德钱德勒、约瑟芬铁伊、乔治西姆农，他们将推理融入了文学；在日本，本格派、社会派和变革派们则贡献了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横沟正史以及数不清的后续者……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这个名单从我家的床上列到你的被窝里。

  但是，在这所有的辉煌、伟大以及别的什么东西到来之前，我们首先要记住这样一句名言：所有的一切都来自福尔摩斯。在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票选出来的世界百大推理小说排行榜上，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当之无愧的列在了第一。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爱吹牛、没有常识、因为古柯碱毒瘾，而搞不清楚现实与幻觉的英国人”，甚至胜过喜欢我们自己？在岛田庄司的杰作《占星术杀人事件》里，主人公御手洗在对福尔摩斯做了上述一番刻薄无情的批评之后，石冈生气地质问他：“你把他说得那么不堪，让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难道福尔摩斯的一切，都不能让你感动吗？”然而，厕所先生却这样回答道：“谁说的？完全没有缺点的电脑，能够让人感动吗？福尔摩斯让我感动的，正是他是人，而不是机器的这一部分。我喜欢他。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就是他。”这番话说出了每一个福尔摩斯迷的心声：因为他是人，而不是机器的一部分。

  从爱伦坡发表《莫格街的谋杀案》到现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无数的侦探曾经走到我们的视野面前——除了特伦特先生、梅格雷警长、布朗神父以及少数的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谋杀面前表现的头头是道，他们锐利的眼睛找寻着脚印、纽扣、夹鼻眼镜和壁炉里烧掉的碎片，他们挨个审问疑犯，在80句或者600句乏味的对话之后，终于激动的嚷嚷道：凶手就是你！雷森医生！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知道的！——没有人会为这一切感动，我甚至连呵欠都懒得打一个。无非就是这些：精心策划的诡计，热气腾腾的尸体，惊慌失措的家属，隐藏在地下100英尺的线索，还有一个神气活现的侦探，最后负责向读者解释一切。如果你是个纯粹的本格推理爱好者，把这一切当作一个游戏，如同卡尔所说的“一个最伟大的游戏”，目的在于和作者进行脑细胞的竞赛，那么你会得到你希望的满足。

  但这就够了吗？就这些玩意了吗？反正在这些小说里，真相被抹了一层又一层的粉底，线索藏在你八辈子都找不到的地方，而最后的解释牵强附会，推理的过程冗长复杂，至于那些枯燥无味的对话——“约翰先生，请问那个鬼鬼祟祟的女仆昨晚十点到十点半之间究竟在什么地方？那个管家在十点十分到十二点九分又跑哪去啦？”——则被一次次的甩到读者眼前。和一百年前福尔摩斯的故事相比，这一切都如此的重复，掉渣，让读者昏昏欲睡。但我们却仍然能够记得，柯南道尔曾经虚构的那些伟大的时刻：我们看到福尔摩斯抱着莫里亚蒂掉下了莱辛巴赫瀑布，我们看到在巴斯克维尔的沼地上他孤独坚挺的身影在一片迷雾中若隐若现。是的，我永远都记得在布鲁斯亨廷顿一案里他冷静的控诉：“瓦尔特上校！就是你！在叛国之外，犯下了更严重的罪行，那就是谋杀！”——这真是我最早的自由主义启蒙：个人的生命居然要胜过一个国家的尊严。在我幼小的装满赖宁和雷锋故事的脑袋里，这真是骇人听闻。

  这样的时刻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事实：为什么福尔摩斯的形象在今天依然栩栩如生，仿佛亲切的像我们的老朋友？他骄傲，却会因为真诚的赞美而沾沾自喜；他冷静，却在受伤的华生面前浸湿了眼眶；他排斥爱情，却不拒绝向女人送上绅士般的殷勤；他坚持原则，却会因为悲悯和同情而破坏它。在所有的故事里，最让我欣赏和赞叹的一幕，是在《魔鬼之足》和《格兰奇庄园》的案子里，福尔摩斯在最后一刻站到了法律的对面——他放走了凶手。在我读过的大多数侦探小说里，那些大模大样的侦探总是在最后兴奋的抓住犯人，并且把他扭送到法律面前等待裁决。读者为此欢呼雀跃，正义得到了伸张，法律得到了捍卫。在这些老套的情节里，我丝毫看不出一丁点如同御手洗所说的：属于人的部分。而福尔摩斯正是因为这两次自作主张的释放罪犯和在《米尔沃顿》一案里眼瞅着凶手犯罪却没有去阻止而成为一种象征，他象征着在法律和逻辑以外我们身上的一些东西。但那是什么呢？一百年后的今天，当福尔摩斯与我们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相遇，他也许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有谁能代表正义？究竟什么才是带领我们走向进步的手杖？是泥胎一样的法律吗？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吗？是没有缝隙、坚不可摧的理性吗？当罪犯束手就擒，我们是否能以某种高尚的名义去宣判或者决定他的生死？这时候，我们仿佛仍然能够看到福尔摩斯爵士伸在唇边的食指：不要随便下判断，华生，不要随便下判断。

  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可以在福尔摩斯身上找到很多值得他思考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不因为它依附在一个通俗故事里虚构的人物身上而有所失色。事实上，当你像我一样读了十几遍以后，你会发现它比那些掩盖在浩瀚名著和理论书籍里晦涩的真理更容易理解和体会。我记得当我站在伦敦那个著名的贝克街221号房间里，翻阅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的时候，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它来自于瑞士一个15岁的小男孩。在信的结尾，他写道：谢谢你，福尔摩斯先生，你带给了我生活的道理。

  谁说不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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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序言：数字神话的传播想像

  作者：D.T. 发布时间：2009-06-10 17:14:50

  作者： 陈卫星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神话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源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田野考察。把神话概念与信息传播相互连接，则始于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他把大众传播过程中内涵意义的运作称之为神话，就是把人类学中的神话概念重新移植到对被信息传播技术不断推进的日常生活现实的变动当中。人们由此推导出信息传播会引导人们形成一些固定化的信仰、观念。换言之，传播媒介是在运用神话制造新意义。由此在受众或用户层面上形成的神话和常规塑造着受众或用户对传媒的知觉方式，而作为媒介神话载体的媒介文本同时能够描述现实、形成社会关系和建构社会身份，是产生可能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多元节点。

  人类社会经过18－19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革命后，20世纪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产力革命的实验田，科技创新和社会想象相互平行，正如革命导师列宁那句名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但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把历史进程进行时空一体化推进的技术发明无疑是互联网的诞生，因为这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时空形式，莫斯柯教授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崇高的数字化》一书是从数字神话的可疑性出发。在人类传播史上，文字的出现意味着批评性质的传播模式，诸如理性精神、怀疑态度和逻辑思维等等。而把批评和反批评的信息传播同时组合在一个或无数个具有交流性质的时空维度中，是电脑传播的表现特征，技术性能上升为文明神话。“根据这些神话，电脑传播的力量将使得我们经历人类经验中划时代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超越时间（历史的终结）、空间（地理的终结）和权力（政治的终结）。神话很容易被作为不合逻辑的虚构而加以摒弃，这样对它们的理解就变得很简单：揭露谎言，使人们看到被神话遮蔽的真相，从而消除它们迷惑思想和操纵行为的力量。”[1]电脑传播似乎要彻底颠覆人类有史以来所感知的物质世界的形式结构，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想像。

  　　但是，为什么电脑传播会成为神话? 莫斯柯提出的理由是“神话是能够激活个体和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种现实的入口，一个曾经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的现实。”[2] 的确，神话往往提供对事物的新透视，从而为人们的超验性提供新的物质基础。这不仅仅是源于一种技术推广的社会活力，更是因为技术功效被转化为集体信仰，成为被追捧的社会神话。

  　　一、技术神话源于对社会关系的拓展

  　　在现当代的传播学发展中，人们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演变，有几种价值取向，或者是把它当作文明演变的发动机，从而坚信技术决定论引导人类；或者是着眼于研究信息技术更新和特定时期的知识扩散的关系，从而考察技术变量和社会存量（变量）的关系参数；或者是琢磨新媒体出现的动力机制，从而预测新媒体的应用前景和效益评估。显然，莫斯柯所要讨论的神话，属于第一种取向。“根据神话，信息时代超越了政治，是因为它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极大丰富的权力。政治的定义特征、对稀有权力资源的争夺，都被消除了。这样，神话通过对历史的否定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新的时代。”[3]自从维纳在二次大战以后提出控制论以来，借用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发明来论证科学技术对社会历史的颠覆几乎是一种惯性。

  　　问题在于，根据法国学者布鲁诺•拉图尔的观点，人们长期以来习惯用两分法来看待世界，即人类和自然的交集形成两个集合，科学管理自然，政治管理社会。但是面对越来越和人类主体产生关系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更新，这种两分法越来越难以理解涉及到人类和自然“杂交”状态的增殖。其实，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不停地反复这种状态：一个始终存在的自然界越来越不孤立，因为始终同时存在着一个由利益、可以预见的赌注和稳定性质构成的社会，以及一个作为参照的独立话语。[4]这种把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关照同时纳入对文化、媒介和技术的学术考察，说明科学的发展本身同时凝聚了三个要素，即自然（即对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力量的理性整合）、政治（对自私的社会行动者和力量的策略性掌控）和文本（即用来解释世界，从而在语言上构成对世界的修辞策略）。

  　　“我们从来都没有成为现代的”，拉图尔的技术社会学命题提供了针对科技神话的价值批评。即便基于社会现实的某种趋势，科技神话却难以传递形而上学式的真理。因此，如何从主体间性的角度去把握科学陈述本身所揭示出来的包括社会施动者和社会环境所呈现出来社会关系和历史逻辑，就成为左翼批判的理论出发点：“从本质上而言，神话能够取消政治，能够将话语去政治化，但它们也能够打开通向修复政治和深化政治理解的大门。”[5]莫斯柯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从而把大众传播过程的分析聚焦在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环节。他的论述不仅仅是对神话观念的知识考察，更有着鲜明的评论视角：“从文化或者神话性的角度看，赛博空间也许会被看作是历史、地理和政治的终结。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赛博空间则是数字化和商品化相互建构的结果。”[6]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自由竞争为导向，美国的企业重组政策引导建构信息传播的宏观技术系统的自由竞争，在市场扩张的同时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技术全球主义（Technoglobalisme）。“这种波及全球的特殊视角有助于遮蔽复杂且真实的赌注：世界意义上的互动和交易的新形式。”[7]在法国传播学家马特拉看来，这种技术乌托邦的赞助来自于冷战后的经济地理学而不是冷战后的地缘政治，亦不是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语义学思辨，而是股票交易商的实用主义。“真正的推动力源于金融领域的全球化，国际经济当中惟一一个愿意在真实时间中愿意把自身的活动和信息传播网络进行普遍联通的部门。”[8]在传播全球化的征服过程中，电脑传播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不仅在修饰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形象，也在衍生新的意识形态神话。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初贝尔提出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种神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初期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的新包装。对于这一点，莫斯柯的批评是毫不犹豫的。在他看来，福山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到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权力集中的商业巨头对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增长的控制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深刻冲突。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都是由全球性的公司网络来决定的，其中许多公司在财富和权力方面让世界上多数国家相形见绌。这样一个世界损害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中所包含的平等参与。”[9]跨国传媒集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支配或渗透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指向。

  　　莫斯柯的分析思路是借用信息传播史的史学文本来进行反思的。在当今的西方左翼学者中，对启蒙思想的反思向来注重考察技术和政治的关系，其基本原则是反对工具理性。因为，技术引发的神话，最终总要得到某种平衡，这种反向的动力源于具有政治性质的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这就是说，信息传播技术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一种工具，技术的性能本身被带入社会语境后，就有可能参与社会建构。这样，技术应用的可能性就不仅仅限于国家权力的政治需求和商业公司的市场扩张，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组合亦可能把新信息传播技术作为探讨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一种呈现主流媒体所不接受的信息的方式，西方国家不断兴起的新社会运动和另类媒体的结合，就是社会与技术博弈的征兆。

  　　莫斯柯从传播史的文化起点出发，解释赛博空间的神话含义，梳理网络神话与历史神话的关系，并置于信息传播技术神话的知识考古学范畴之中，分析这种神话背后的政治动力、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一步步把文化研究性质的路径依赖还原为政治经济分析的话语通道，最终确立传播学批判学派当今的学术选择，即在商业背景下出现的信息奇观不仅是文化政治的批评目标，亦透露出背后的美国文化和政治轨迹中永恒的神话愿望，即通过不断制造新的神话来延续自身的神话。

  　　值得注意的是，从罗斯福的广播谈话到肯尼迪的电视演说，信息传播技术在20世纪的不断更新使得任何政治或社会性质的权力关系不得不依赖传播的网络来建构并展开，如今天美国的政治传播把奥巴马的政治博客作为竞选赌注的关键。赛博空间所蕴涵的政治意义不仅在于把传统的政治竞选简化为鼠标的点击，也通过网络论坛的方式来产生舆论压力或者聚集人望。如果说赛博空间的兴起会产生“政治终结”的幻觉，本质原因在于把政治传播的流程从纵向转换为横向成为可能，传统性质的权力关系的纽带因此而改变。这无疑是在求证一个传播学发展史上被反复争论的命题，即新媒体始终是在信息源的多样化方面打开缺口，从而成为“民主的技术”。但是，这种技术可能性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能担保社会进程中的技术决定论。正如英国学者斯蒂芬•拉克斯所指出：“媒体传播研究成功地证明，政治信息的传递方式和政治讨论的方式，是按照权力的意志设定的。民主遇到的问题从来就不存在于信息或政治讨论的质量和数量。”[10]

  　　二、传播乌托邦的路径依赖

  　　神话学理论今天被大量移植到传播学的研究过程中。因为大众媒介的深层法则是不断维持自己的注意力，而现代人最常规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任何问题的注意力和兴趣的持续在不断缩短。媒介必须不断推出新的神话文本，不管是人物、叙事、结构、观念、时尚、潮流、商品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作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构成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曾经是一种信仰和概念模式，它瞄准向个人或集体解释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以便疏导或简化他们的选择。或许我们可以说过去的意识形态多半从主体意向出发，可能凝固性更强一些，而今天的意识形态则更着眼于一种对象化的表达，已经简化为职业意识和操作手段，比如说传播不仅仅是在传播内容，同时亦成为内容评判的惟一标准。这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我们都可把它们统归于传播意识形态之下。

  　　传播意识形态源于控制论的初衷。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者，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认为野蛮意识形态不断地指定一个人类的敌人，如属于某个种族、阶级或某种社会身份的成员。而从控制论出发，敌人不再是人，而是一个恶魔般的实体，非秩序，组织短缺和信息窒息。维纳的世界观是围绕着信息来组织世界，从而确立反对一切人类社会中组织化的暴力的合法性。[11]维纳认为，“社会中存在所有反对稳态的因素，传播手段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最有效的。”因为涉及到的传播手段包括印刷媒体、电信媒体和文化教育领域，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到处有传播手段的三重限制，按照利益的标准淘汰信息；事实上是让这些手段掌握在人数非常有限的少数富人阶级手中，自然表达了这个阶级的舆论；最后，作为通向个人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主渠道，它们吸引所有那些有抱负以寻求一种这样的权力的人。这个系统应该比所有其它系统更有助于社会稳定，并直接被掌握在那些为这类权力游戏和金钱最操心的人手中”[12]维纳虽然是一个科学家，但他显然是试图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结合起来，希望信息的自由表达，希望传播的公平公正，更强调信息传播的社会责任。所以，在传播学上把维纳看作乌托邦的创始人，第一个提出信息传播技术的神话模型。

  　　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维纳的传播乌托邦有着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面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未来，他的期待有三个乌托邦指标：第一，透明，就是说信息传播的透明。显然，只要人与人存在着差别，存在着利益的差异，信息传播的过程就会成为一个利益组合、调和或斗争的过程。第二，拒绝社会排斥。这无疑是非常理想的。就是不要把信息传播的技术应用和内容服务只对着一部分人，要降低信息传播的门槛。当然，迄今为止的现实告诉我们，信息传播的技术推广不得不遇到一些门槛，或者是文化门槛，或者是经济门槛，或者是政治门槛。即便人们能够解决信息传播的技术问题，人们有没有消化信息内容的能力，有没有支付信息消费的能力，有没有信息传播的权利，无疑都是在考验社会制度的品质。第三，质询市场逻辑。市场的形式无可非议，但市场功效的社会反馈始终是一个被争论的政治问题。关于这一点，后来的美国著名社会家丹尼尔•贝尔予以坚持：“大多数对贝尔的批评是指责他没能看到资本主义是如何制造出特定的文化来破坏自己的，但这些批评忽略了特别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贝尔明确地指出市场就是它自身麻烦的来源：‘任何张力都创造了它自己的辩证法。既然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交汇的地方，那么，过去五十年里所发生的一切，就是调整经济使之能够创造出与文化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样，不仅在不同领域之间发生了冲突，而且这种紧张关系也在经济领域自身内部造成了更深的矛盾。’”[13]

  　　解决这些矛盾的意识形态需求成为神话的社会根源。因为人类学和政治学的案例都证明，神话的象征作用有助于推动社会心理的整合，而在心理根源上又恰好利用恐惧和欲望的诉求，展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场面，这恰好为大众层面的信息传播提供用武之地。大众传播的技术神话，首先要具备世俗功能，即凝聚和集合了可以作为模仿对象或审美对象的文化经验和政治经验。“在多地区、跨国以及全球地方的个人经历中，人们之间的接触点和交叉点不断增加，甚至成倍增加。通过电脑建立起来的（虚拟）传播模式或许正是这方面的案例。‘地球村’的观点之所以不是错误的，是因为它有一次虚构了‘共同体’的再现。而电子媒体的秘密正是取决于它原则上调动的传播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潜在的政治契机。”[14] 传统的神话意识是接受最终真理，而大众传播的技术神话，多多少少是在现实层面难以实现乌托邦的困境下对虚拟社会的神话化，从而希望线上乌托邦能够和线下乌托邦形成真实有效的互动。

  　　新信息传播技术促进权力关系发生改变的趋势是什么？美国著名左翼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认为“横向关系发展的趋势是一切竞争性意识形态中最强大的意识形态”。[15]显然，通过赛博空间产生的政治权力是基于网络化的节点的相互依赖，新的物理空间对传统的政治空间产生吸纳功能，从而使得演化为大众传播界面的赛博空间涌动着信息、渴望、想象和神话。由此产生的最大结果是传统政治的风险规避，发达国家的政治生活模式从此改观，公共与私人、社群与个人之间的二元关系的界限不断模糊：“那种不同阶级之间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的政治，正在被一种为个体提供安全保障的新政治所取代。在一个后传统的世界里，公认的阶级纽带和经济组织体制及其科层等级，让位于一种界线模糊的、变化的、交互影响的、以网络为基础的从属关系。……公民不再拥有相对固定的阶级地位，相反，他们对民主活动的直接参与所依赖的身份，在本质上也许只是一种相连的临时性位置的副产品。这样，一个新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化进程——能够灵活地跨越边界发挥影响——至少使得相互依赖和融合的新政治梦想成为现实。随着不确定的传播网络的胜利，阶级斗争终结了。”[16]莫斯柯的这种描述闪烁着这样一种现实，即新信息传播技术在虚拟空间中对公民政治身份产生新的组合功能，新形态的社会意识使得政治竞争的权力关系变得更为灵活、丰富和多样化，从而可能弥补现实层面的政治竞争中的权力关系的僵化和脆性。借用另外一位美国批判理论家N•弗雷泽的话来说，“批判理论家必须创造对结构压迫和集体身份的新的、后形而上学的理解，它们能够阐明那些非阶级运动的斗争，以及那些继续把它们的热望连接在阶级语言之中的斗争。”[17]借助新信息传播技术所能够展开的流动空间的开放性质，分配正义的诉求、身份平等的技术可能性和民主参与的话语操作都似乎能够在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实践中成为现实，走出传统的政治空间的封闭系统，在赛博空间中聚合新的政治动力元素。这无疑是当今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批评借助文化研究的旨趣所在。

  　　这或许可以解释莫斯柯为什么要把赛博空间定义为崇高的对象。因为在西方古典美学中，崇高向来都是通过对象本身的超自然的存在而成为产生惊奇、敬畏和恐怖的心理反应。试想，假设电脑传播能够在瞬间把全球各地的信息在赛博空间中自由流动，从而逃逸商业利润的限制和审查机制的束缚，自然会把个体的主体性存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而作者的眼光在于，借助技术工具而产生的神话，难以逃离意识形态的扭曲。如果把类似于柏拉图的洞穴幻象的认知方式转换为一种自觉的意识，自然会产生认知的栅格，从而对现实产生筛选作用。

  　　在人类传播史上，信息传播技术的每一次突破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触动人们对世界认知的环境框架。正如加拿大学者塞尔日•普鲁（Serge Proulx）所说：“通过传播技术配置所产生的对我们思考世界的方式的影响，不能仅仅还原到文化内容传递这样一个惟一的角色。技术工艺就其物质性层面而言，不是一个‘中立的’媒介。看来，这些技术配置归纳出我们建构现实的方式的‘环境’。”[18] 尽管任何传播技术的发明都不可能与束缚和限制绝缘，我们仍有理由相信，随着电脑运用在生活中的日益普及，它自然演变为共享生活的一种环境，并可能通过电脑传播的信息侦察引导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传播行为。在这种背景下，电脑传播是在真实生活中活动并有可能开辟人类主体的活动领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数字传播把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予以“自然化”的过程蕴藏着社会创新发展的机遇和可能。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5期；本文是《崇高的数字化》（文森特•莫斯柯著，黄典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版序言】

  [注释]

  [1]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2

  [2]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3

  [3]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35

  [4]Bruno Latour，1991，Nous n’avons jamais ete modernes, La Decouverte, Paris, P.21

  [5]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16

  [6]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157

  [7]Armand Mattelart, 2000, Histoire de l’utopie planetaire,Editions La decouverte&Syros, Paris, P.351

  [8]Armand Mattelart, 2000, Histoire de l’utopie planetaire,Editions La decouverte&Syros, Paris, P.353

  [9]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59－60

  [10] [英]戴维•冈特利特主编：《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彭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281页。

  [11]Philippe Breton/Serge proulx,2002, L’explosion de la communication a l’aube du 21 siecle, Editions La Decouverte, Paris, P.314

  [12]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13]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66

  [14][德]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常和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

  [15]Gitlin,T,1999.We’re all authoritie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May 23:32

  [16]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The MIT Press, P.113

  [17][美] N.弗雷泽：《一个美国当代批判理论家的中国情结》，《世界哲学》2009年2期。

  [18]Alain Gras/Pierre Musso(sous la direction de), 2006, Politique, Communication et Technologies, PUF , Paris, P.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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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施展：越南与中国制造的未来

  作者：布谷传声 发布时间：2020-01-25 13:46:47

  澎湃新闻记者 丁雄飞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思想市场

  

  施展（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继《枢纽：三千年的中国》之后，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在今年春节推出了他的新著《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在中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下，为什么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的转移，并不是从中国转走，而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一种外溢，施展给出了他的解释。

  

  《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施展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月出版。

  澎湃新闻：

  您的新著《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开篇以泰兴小提琴产业发展为例，分析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奇迹，在您看来，这一奇迹的秘密是什么？为什么您要强调中国制造业作为一个体系的力量？

  施展：

  我认为这个经济奇迹的秘密有两点。第一，它是依托于全球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而后者的核心拉动力量是美国最新一轮的创新经济。由于这一轮创新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它有一个比过去都强劲的大规模外包的需求。而有能力承接外包的一方，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生产上既有效率，又有弹性。没效率接不了这活，而效率要求专业化，太专业化之后又会被锁死在特定的上游的任务上，只要上游一变——上游在创新，随时会变——没有弹性的话，你就死了。但是弹性和专业化，换言之，和效率是相悖的，所以中国就演化出了一种供应链网络体系，把弹性和效率放在不同的位阶上实现。单个民营中小企业极度专业化，每家都只生产特异化、专门化的产品零部件，因为专门化到极致，这些作为基础生产元素的零部件的通配性特别好，可以和其他厂家的产品形成配套关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大的供应链网络，整个网络极具弹性，网络内部的企业可以不断的动态重组。

  中国能够成长为世界工厂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供应链网络的规模性。当供应链网络的规模超过了某个临界点之后，其中内蕴的效率和弹性都过了临界点，就带来一个质的变化：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在总成本当中占比大幅下降，供应链的管理效率才是核心的成本控制能力所在。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我们有很多产业，即便技术含量很低，即便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其他后发国家高得多，但仍然有巨大的优势。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大的规模，可以承接中国的整个制造业生态。

  除了物质环境，我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还有一个内部的、非物质性的人的发展动力。我在《溢出》里面提到了两拨overqualified（资质过高）的人群，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末的特殊历史原因，导致出现了两拨受过良好教育，却只能从事相对他们教育水平而言，级别过low的工作的人群。他们心里憋着股气，在给定的环境之下，一旦有一点突破口，就能够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在这些人之外，还有个更庞大的人群，就是长期处在城乡剪刀差经济下，人工成本极为低廉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我们的调研也显示出，这些渴望翻身、出人头地的农民工，恰恰是制造业起飞阶段里最有能动性、拼搏性的人群。这两个人群加在一块，形成了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他社会没有类似的政治原因，即便有overqualified人群，也没有中国如此大的规模，并且也没有那么庞大的城乡剪刀差经济所积累下的低工资农民工。所以这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即人口规模、劳动力工资、年龄结构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了，而是涉及某种非物化的人的精神层面的指标。这种种动力机制是别的国家无法复制的。

  一系列因素整合在一块，最终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脱离开西方的最新一轮创新经济的新逻辑，脱离开中国那两段特殊的历史情境，这些高速发展都无法解释；另一方面，这也使得中国这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难以复制，即便是中国自己也难以复制。我们不能静态地，而是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尺度上理解当下中国的经济奇迹。

  澎湃新闻：

  您能解释一下您所谓的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吗？您认为在实体经济循环之上，还有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循环，这两层循环的关系是什么？

  施展：

  我在《枢纽》里提出了“双循环”结构。因为中国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力量，世界各国的中低端制造业，但凡它对供应链有需求，以及对远距离物流成本不敏感的，多半都会往中国转移，从而造成了全球经贸结构的一个大的变化：西方聚焦创新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中国是中低端制造业，非洲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是原材料业，各自有比较优势，形成一个双循环结构。全球经贸循环必须得以中国为中介，完成全球经贸循环的完整运转，类似一个阿拉伯数字“8”字型。中国处在中间结点上，是枢纽的地位。当然这是从实体经济层面而言，中国的制造业是枢纽，它衔接的上游、下游都是某种环节上的实体经济，但所有的实体经济都必须得有一个资本过程才能运转起来。全球资本秩序是由美国所主导的，没人能竞争这个地位。所以实体经济这个层面是双循环，但是一旦考虑资本秩序的话，它就是一个双层循环。实体经济里面中国是枢纽，双层循环里边美国是核心。

  澎湃新闻：

  您如何看待“双循环”结构在当下面临的挑战，比如政治民粹主义？您觉得“双循环”结构还可以为继吗？

  施展：

  当世界上相当部分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往中国转移之后，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力量。也就是说，即便你是在干体力活，但全世界体力活大部分都在你家，你也会获得一个特殊的谈判地位。当一个国家制造业规模太大，会对全球的经济秩序，以及一些国家内部的社会秩序造成影响，造成某种失衡。今天全球的各种贸易冲突，以及很多国家的民粹化转型，某种程度上都和这个背景有关。这是一个高度互动的结果，其中原因之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可以说，中国、美国，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俄国，确实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对于一般国家，国际环境是给定的，而对于超大规模国家，国际环境尽管不是它自己设计的，也是由它在和其他超大规模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生成的，是因为它的活动而不断演化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判断一般国家的理论和标准，来判断超大规模国家，必须分层次地处理。

  在我看来，民粹主义影响不了“双循环”，相反，它是“双循环”的一个结果。因为“双循环”引发了很多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通过经贸谈判，使得贸易红利往这些国家回流，就会出现政治症状。民粹主义是“双循环”这个经济事物引发的政治表现。那民粹主义和它引发的贸易战是否会对“双循环”构成冲击呢？我在书里把“双循环”区分为“双循环A”和“双循环B”，前者是因为市场过程而自然形成的，是由中国的规模、效率等所引发的双循环，后者是由于中国的国家政策——诸如各种补贴等——而在国际上带来的不对称竞争优势从而形成的，它会降低综合成本，吸引各种转移，但同时也会带来某种程度上国民福利的损失，因为这种补贴肯定会带来资本的低效率使用。“双循环A”是内在于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逻辑当中的，靠贸易战这种政治手段是改变不了的，但贸易战或许会对“双循环B”有影响。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未必不是正面的。

  澎湃新闻：

  您为什么会关注越南，去越南调研？在调研中，您有没有获得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关于越南的地方性知识？

  施展：

  一年多来的中美贸易战似乎对《枢纽》提出的主张构成了挑战。在网上可以看到大量的说法，认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可能保不住了，都会往外转移，替代中国的首要候选国就是越南。很多人提出越南有各种各样的优势：人口的规模不小，将近一个亿，又是儒家文明，比较有入世精神，比较肯奋斗，人口结构也不错，人比较年轻，另外它打过这么多年仗，其国家能力在东南亚首屈一指，虽然国家能力强有可能是双刃剑，但这在制造业上会有加分，然后它的各种要素价格比较低。基于这一系列优势，制造业可能会往越南转移。此外，还能看到一系列的数据，比如贸易战之后，中国对美出口大幅下跌，越南对美出口大幅上升，看上去似乎越南正在取代中国。很多朋友就质疑我的“双循环”假说是不是站不住脚了，我们大观团队朋友们也在讨论，是否有另一种可能性，出现一个变形的双循环：双循环的结构仍然存在，但循环的中间节点——枢纽的地位逐渐转移到东南亚。不论如何，这都意味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结构性位置会发生变化，对于全球秩序的演化来说，也同样是一个剧变。但在没有去越南调研之前，下任何结论都为时尚早。究竟会不会转，必须得到亲自去看一下，于是就有了今年到越南的调研。

  在越南考察时，我专门安排了半天去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参观。越南对于自我身份的表达上有三个口号：独立、自由、幸福，从历史博物馆的策展思路可以看出，它是如何理解这三个口号的。在博物馆里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叙事策略，就是越南在历史上长期面对着北方的强国，这是它理解世界时潜意识里的基础出发点。这就会带来一个效应，越南的政治努力，其底层的心理动力是一种民族主义——当然，这不是那种狭隘自闭的观念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追求自身独立性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对越南来说，其他的意识形态便是其民族主义的某种手段，是实现独立的手段；而只要是手段，往往可以为目的让步。所以越南的改革，步子看起来可以迈得很大。但中国不一样，中国规模太大了，它在潜意识里是以世界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基础出发点的。以世界为出发点同样也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自己与世界之间是有一致性的，一种态度是自己与世界之间是相抗拮的。无论哪种态度，都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解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就不会是民族主义的手段，而是会呈现为一种目的。这是中国与越南的一个巨大区别。

  澎湃新闻：

  您在书中引用了一位受访者的说法：“越南能够发展的最佳状态，就是介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水准。”为什么您认为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的转移，并不是从中国转走，而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一种外溢？越南为什么难以发展起完整的工业体系？

  施展：

  我到越南实地调研后，发现从中国转过去的，主要是最终的组装环节，而且并不是所有产业的最终组装环节都转过去了，主要是那些对美出口的产品，它的最终组装环节会过去。那些组装环节工厂的上游供应商，不对美出口，所以并不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冲击，除非有下游厂商的强烈要求，就不大愿意转。因为要转了的话，一系列的供应链网络都跟不上，还会产生新的管理成本，语言、文化全都不适应。这就带来一个结果，组装环节越往外转，反过来对中国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这个状况之所以能够出现，又跟全球生产逻辑上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有关。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球各国之间百分之七十的贸易属于制成品贸易，这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的生产流程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的。而到2018年，百分之七十的国家间贸易是半成品贸易，换言之，绝大部分产品的生产流程是在多个国家内部完成的。这种情况下，生产当中的组装环节跟它的上游环节，完全可以分布在不同国家，现有的全球经贸结构完全能够支撑这种分布。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国向越南的转移，实际上就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溢出。

  在这个溢出当中，最主要的能动性要素都是民间经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越激烈，民营经济就越得想法自救，那些对美出口的民营经济会主动往越南转。但只有终端产品那个环节才真正面对关税问题，所以往外转的主要是这些环节，而越往外转它对中国供应链的需求会越强，相当于中国的民间供应链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海外市场。

  目前越南的重化工业跟不上，并且在可预见未来，越南也无法出现足够强的重化工业。因为重化工业高资本、低利润、长回报周期，以及就它的投资规模而言，低就业，这跟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好是反着来的。后发国家资本匮乏，劳动力富裕，需要的是能够吸纳就业、低资本投入的产业。所以如果按市场逻辑来走的话，后发国家是不会自发地出现重化工业的，除非靠国家意志来扶持。但越南之所以现在对外贸易条件如此之好，就在于美国愿意把它纳入自由贸易秩序，但条件是，越南必须是自由经济。这就意味着靠国家意志来扶持重化工业这事儿，在越南很可能没有机会了。于是越南更多地就是聚焦在组装环节，衔接中国这边的供应链网络。因此，如果不出现实质性的技术变迁的话，枢纽结构、“双循环”结构都不会破，它会发生一个变形，但是其中的核心仍然是中国。

  澎湃新闻：

  您在书中分析了机器替代人的问题。您觉得最终在制造业中，机器能替代人力吗？

  施展：

  机器能替代人，但只是在特定的层面上。我们经常说“智能制造”，其实这个概念得拆分为“智能”和“制造”两个部分。“智能”的部分是指用各种AI、机器把人替代掉，但“制造”的部分里，却包含了大量机器无法替代的隐性知识。比如我去访谈的模具厂，对模具的加工过程都可以用机器来完成，但是模具的设计过程，机器根本完成不了。客户需要实现一个什么功能，如何实现，模具该如何来设计，往往会涉及材料的误差范围，这是没有办法量化处理的，只能靠老师傅的经验来判断。最近跟一个服装业的资深人士深入访谈了一下，我们通常会把服装业想象成低技术行业，但其中隐性知识甚至更多。隐性知识基本上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就像学游泳，你把游泳的所有动作、力度、角度说得再明白都没用，光靠给讲这些，永远学不会游泳，但是把人扔水里去，过一会儿就学会了。让人学会游泳的，不是显白知识，而隐性知识，后者无法言传，无法被规范化地提炼、传授，从而也无法大规模地复制、传播，它只能靠足够多的有经验的师傅，靠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来。机器会不断在可被显性化的知识领域里替代人，但这样一来，人就有更多的精力去琢磨那些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在这些领域，机器是永远替代不了人的。

  

  越南工厂里的劳动者

  澎湃新闻：

  您能介绍一下越南外企中的“中国干部”吗？似乎您特别重视这一群体，把他们视为衔接起中国供应链与越南组装环节的微观载体。为什么您希望让海外中国人的声音进入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

  施展：

  前面说的供应链溢出，有具体的载体，“中国干部”就是其中之一。所谓“中国干部”是这样一群人：各种外资的企业——但其中主体是台资企业——只要它的工厂是从中国大陆迁到越南的，那么它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多半都得用中国大陆人。台资企业管这些人叫“陆干”，即“大陆干部”，这些人会自称“中国干部”，在交往中约定俗成又被称为“中干”。中国干部这个群体在越南有几十万。著名的台资企业宝成鞋厂，在胡志明市附近的一个厂区里有九万多的越南工人，巅峰时期有大几千名中国干部，这些中国干部做了几年之后，陆续出来单干，做宝成的供应商，所以宝成能够完整地在当地完成供应链采购，但这些供应链有相当部分是掌握在前中国干部的手里的。前中国干部建立的工厂雇佣越南工人，但他们进行生产时也需要采购，这只能从中国大陆来完成，因为要采购的原材料基本上都需有重化工业的支撑才能生产。

  中国干部这个群体蕴含着对中国而言极为宝贵的海外智慧。因为他们特殊的生存处境，使得他们跟我们通常所看到的那些到海外去做项目的大型国企、工程公司的员工很不一样。某种意义上，国企、工程公司相当于中国经济的一块海外飞地，只是出去完成一个项目，它的资本、材料、大多数的工人都从国内来，跟当地社会的交往程度实际上很低，而中国干部必须得和当地社会有足够深度的嵌入关系，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这就带来一个结果，中国干部是真正完成了在地化转化的，那些大的项目公司、工程公司在这方面则差了不少，于是，外国老百姓从类似于中国干部这样的人群身上，才真正感受到真实的中国人的面孔。我想，中国“走出去”要走得稳的话，必须得知道我们的这些项目如何惠及当地百姓，这得有一种在地化调适的能力：你得懂得当地人真正需要什么。这些智慧、这些在地化的知识，中国国内很缺乏，但是中国干部头脑中则有很多，他们实际上是中国“走出去”至关重要的海外智慧宝库。但现在国内基本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他们应该被国内知道，公共舆论上需要有他们的声音，他们对中国这个民族而言如此重要。

  澎湃新闻：

  您在书中介绍了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在越南的各种华人会馆所统领的人群，在祠堂祭祖时，进行的是公祭，祭祀的就是本群体公认的最早来到此地的先侨，不再追溯他们在中国的家乡。但是各家在自己家里进行私人祭祀的时候，可能会追溯到其在中国的祖先。您怎么分析这一现象？

  施展：

  对越南华人来说——尤其是老一代华人，新一代华人的状况我了解还不够多——公祭的时候，展示的是他们的一种群体身份。他们只往前追溯到来越南的先侨就不再往前追溯了，而先侨的身份也不再追溯回大陆的老家，先侨就是第一代。这就意味着这群人的群体身份已经在地化了，就在他们所居住的这片土地。但是他们的私人身份仍然跟老家——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会往更早的源头追溯。我们在中国大陆的人，具有某种公共性的群体身份和私人身份，在属地性上是同一的，但海外华人的那种群体身份和他们的私人身份，在属地性上分解成了两个空间。这两种空间的分离，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人不大容易体会得到的，但这背后有海外华人一系列值得深入挖掘与体会的微妙情感；过去大陆对这些情感的理解不足，曾经带来过问题。

  澎湃新闻：

  您在书的最后提出了关于“新汉萨同盟”，或者说“东亚汉萨同盟”的设想，您为什么要诉诸中世纪？您认为当下和中世纪的相似性在哪？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循环？您认为“新汉萨同盟”也是一个商业-伦理共同体，它能对治当下跨国大公司获得不对称竞争优势的问题——这如何是可能的？

  施展：

  我们前面讨论的这一切都只不过证明了，今天，随着技术、生产逻辑、企业组织样态的演化，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日益分离了。如果我们把一个复杂产品，从最初的零部件到终端产品的生产流程，全部所发生的物理空间称为经济空间的话，这个经济空间是穿透国界存在的。当政治空间被经济空间穿透，政府政策对于经济的影响会和过去的影响模式大不一样。可以说，现有的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的国际经济治理秩序，和今天真实的国际经济秩序之间已经不匹配了。所以我在书里提到，在政治秩序之外，还需要有商人秩序站到历史前台，这不是抽象地谈什么价值上的偏好，任何价值要变成现实，必须找到底层动力机制，如今商人秩序的浮现，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必须了，否则所有这一切都无法获得有效的治理。这种治理反过来同样也是商人的需求，他们需要规则，这些规则是商人们彼此之间不断互动磨合，自发地生长出来的。就东亚地区而言，我觉得需要东亚两大强国——中国和日本的商人，以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心态来合作建构这一秩序。

  至于诉诸中世纪，是因为我们要反问，商人秩序独立出现，这有可能吗？几百年来的历史，让我们本能地会从政治秩序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我们忘了在此前的历史上，商人秩序和政治秩序一度是并行的。我想把这种并行的历史揭示出来，激发我们今天新的脑洞。中世纪和今天的相似之处在于，政治秩序都无法一统所有的空间，需要有商人秩序生成；而不同之处在于，中世纪有很大部分的物理空间是直接留给商人秩序的，而在今天所有物理空间都被政治秩序占据了，但是有一些规则空间则开始超出政治秩序的掌控。当生产过程、信息技术全都跨国地存在，就需要一种新的跨国性的规则空间出现，它是政治秩序无法覆盖、垄断的，是在另外一个维度、次元里面的空间。

  新汉萨同盟作为商人共同体，它的规则都是商人之间演化、累积出来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这种规则，以及支撑规则的伦理的生成，都是在仲裁和司法过程中出现的，如果依靠立法过程，规则就很难是中立的、自生的。一个同盟的仲裁有公信力的前提是，仲裁必须足够中立化，一旦这种公信力被建立起来了，用户就会信赖这些愿意接受同盟仲裁的企业。于是同盟企业自然会在市场上有更好的品质和信誉，会带来品牌溢价。如今跨国公司有各种不对称的竞争优势，但将来，为了营造更好的品牌形象，它有可能会愿意加入同盟，接受仲裁，从而接受同盟的一系列要求。当然这不会是短期内一蹴而就的，它的实现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演化与竞争过程。今天，欧盟要求爱尔兰追缴苹果公司的税款，爱尔兰为了吸纳跨国公司的存款坚决拒绝，但将来对于一个商人自治组织，如果这样做公信力就没了，继而组织成员的品牌溢价也就丢了，这是违背它们利益的，于是这种做法反倒有可能受到抑制。

  澎湃新闻：

  最后，您能谈谈《溢出》和《枢纽》的关系吗？与后者的写法颇不同，您在《溢出》中似乎更关注微观层面的人和事。您接下来的研究侧重是什么？

  

  《枢纽：三千年的中国》，施展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施展：

  《溢出》和《枢纽》之间有一个递进的关系。在写《枢纽》前，我发现，各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讨论，基本上都是观念先行的，但是这些讨论始终忽略了一点，任何价值都得先有一个价值主体，没有主体空谈价值是没有意义的。在中国的语境下，价值的主体当然就是中国人，但要说清楚什么是中国人，首先又得说清楚究竟何谓中国。这是我在《枢纽》里核心想要回应的问题，因为在过去，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获得有效的解释——对内，中国的中原和边疆、汉族和少数民族是什么关系？对外，中国和世界是什么关系？许多既有的解释，在面对不同的事物的时候，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如何讲述自己的历史，就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是谁，之所以许多问题解释不通，都是因为史观出问题了：比如古代史被等同于中原史，近代史被等同于悲情史，革命史被等同为对错史——此外还有当代史，涉及今天中国的力量根基何在，中国和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何在。所有这些，必须给出一个统一、连贯、系统的解释，把这四段历史贯通成一个史观，这样讨论的才是一个中国。所以《枢纽》的工作就是一个完整史观重构的工作。

  《溢出》是对《枢纽》的当代史部分的迭代。在“双循环”结构里，中国枢纽地位未来会是什么样的走向？中国和世界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应该说，《枢纽》的大的理论结构、结论在《溢出》里都没有变化，但后者在细节上将前者往前极大地推进了，对未来给出了一个细节更加丰满的分析和想象。我在《溢出》里谈到了新汉萨同盟，它需要一些具体的物理空间来展开，我在书中提出，在亚洲各国的自贸区当中，进一步设置一些更加深度自由化、由商人秩序来主导的“共同市场区”，或许是一种可能性。当然，这需要包括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在内的亚洲商人的共同推动，于是，这里的前提便是，中日之间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和解，使日本海变成一个“和平之海”。

  问题推进到这里，就涉及对于东北亚历史的重新结构性梳理，找到日本海变成“不和平之海”的机理——这便可以和我《枢纽》上篇的古代史和近代史的部分关联起来了。所以我2020年，甚至未来两三年的最主要研究工作，就是从古代、近代的历史，从走廊地带（我认为观察中国史的切入点不应该是长安、洛阳、南京、北京，这样讲出来的历史还是中原史，而应该是河西走廊、长城-阴山沿线、辽西走廊等这些衔接不同板块的走廊地带），当然主要是辽西走廊，来观察东北亚的历史，由对日本海变成“不和平之海”的原因的考察，进而找到未来把它转化成“和平之海”的突破口。当然，说到“和平之海”的话题，不会局限在日本海，而应该是从日本海经东海直到南海的整个“亚洲内海”，但是近一两年内我的研究切入点会是在日本海这个方向上。

  我这几年的核心的工作都会是把《枢纽》里的研究，在特定的方向上不断细化、延伸、迭代。《枢纽》相当于我所尝试的一个范式革命，这个革命不知道它会否成功，但要让它向前发展，便需要在新范式下，做更多的具体、扎实的微观研究工作。《溢出》以及接下来关于辽西走廊、东北的研究，都是努力想要在给定范围下，把这个范式推进到微观化、精致化的研究，最终构成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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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欣频《10堂量子创意课》中推荐书单、电影

  作者：情人手环 发布时间：2011-11-02 12:52:59

  一、序号、书单

  1、《2012重生预言》李欣频、章成合著

  2、《白宝书》蓝慕莎（Ramtha）著

  3、《变局创意学：李欣频的末日创意+未来规划》李欣频著

  4、《不抱怨的世界》威尔?鲍温著

  5、《诚品副作用》李欣频著

  6、《创作，怎么搞的？》朱莉亚?卡麦隆著

  7、《催眠玛丽亚：飞行家的奇幻之旅》李察?巴哈著

  8、《飞舞的手指》郑奇奇著

  9、《非写不可，不写会死》李欣频著

  10、《个人实相的本质》赛斯书，珍?罗伯兹著

  11、《哈利波特》JK罗琳著

  12、《荷光者》尼尔?唐纳?沃许著

  13、《后2012世界怎么改变》劳伦斯?约瑟夫著

  14、《湖滨散记》梭罗著

  15、《灵魂永生》赛斯书，珍?罗伯兹著

  16、《灵性炼金术》潘蜜拉?克里柏著

  17、《零极限》乔?维泰利、伊贺列卡拉?修?蓝博士合著

  18、《旅行的艺术》艾伦?狄波顿著

  19、《梦境?巧合?想像力》罗柏?摩斯著

  20、《秘密》朗达?拜恩编著

  21、《平行生命期：量子场的波动》蓝慕莎著

  22、《平行宇宙》加来道雄著

  23、《情绪的惊人力量》爱思特?希克斯、杰瑞?希克斯合著

  24、《让天赋自由》肯?罗宾森著

  25、《人生不设限》力克?胡哲著

  26、《生命之花》Drunvalo Melchizedek著

  27、《十四堂人生创意课》李欣频著

  28、《推翻李欣频的创意学》李欣频著

  29、《无量之网》桂格?布莱登著

  30、《香水》徐四金著

  31、《心的炼金术》喇哈夏著

  32、《心灵鸡汤》杰克?坎菲尔著

  33、《优雅的宇宙》布莱恩?格林恩（Brian Greene）著

  34、《哲学家教你学会过一天》罗伯?洛兰德?史密斯著

  35、《钻石途径》Ⅰ、Ⅱ、Ⅲ、Ⅳ，阿玛斯著

  36、《最后的演讲》兰迪?鲍许（Randy Pausch）著

  二、序号、电影

  1、《阿凡达》（Avatar）

  2、《颤栗时空》（The Jacket）

  3、《超异能部队》（The Men Who Stare at Goats），又名以眼杀人

  4、《穿着Prada的恶魔》（The Devil Wears Prada）

  5、《盗梦空间》（Inception）

  6、《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7、《骇客任务》（The Matrix）

  8、《黑洞频率》（Frequency）

  9、《蝴蝶效应》Ⅰ、Ⅱ（The Butterfly Effect）

  10、《荒岛?爱》（Castaway on the Moon）

  11、《回到17岁》（17 Again）

  12、《今天暂时停止》（Groundhog Day），又名偷天情缘/土拨鼠日

  13、《口白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

  14、《快乐颂》（Copying Beethoven），又名复制贝多芬

  15、《罗丹与卡密儿》（Camille Claude），又名罗丹的情人

  16、《萝拉快跑》（Run Lola Run）

  17、《秘密》（The Secret）

  18、《命运好好玩》（Click），又名人生遥控器

  19、《南极料理人》

  20、《扭转奇迹》（The Family Man），又名居家男人

  21、《扭转时光机》（Hot Tub Time Machine），又名热浴盆时光机，时光机器

  22、《全力实现儿时梦想》（Really Achieving Your Childhood Dreams），好象就是：《兰迪的最后一课Randy Pausch's Last Lecture》或说《最后的演讲》

  23、《如果能再爱一次》（If only）

  24、《三个傻瓜》（3 Idiots）

  25、《社群网站》（The Social Netwok）

  26、《双面情人》（Sliding Doors）

  27、《偷脑》（Possible Worlds），又名灵魂啊！你在何方？

  28、《我的失忆女友》（50 First Dates）

  29、《我们懂个X》Ⅰ、Ⅱ集（What the Bleep Do We Know？）

  30、《香水》（Das Parfum）

  31、《小王子音乐剧》（Le Petie Prince Spectacle Musical）

  32、《心灵印记》（Scream of The Ants），又名蚂蚁的尖叫

  33、《心中的小星星》（Taare Zameen Par），又名地球上的星星/每一个孩子都是特别

  34、《优雅的宇宙》（The Elegant Universe）

  35、《宇宙皇宫》（Ambra：Child of The Universe）

  36、《重生杀机》（The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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