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图书 谱写山水诗绘景桃花源(图解楠溪江流域传统村落上) 胡春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9787565523045 蔚蓝书店 电子书网盘下载 2024 pdf mobi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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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挺烂的

  作者：fafas 发布时间：2012-11-08 22:28:06

  本不想写，不过为了能完成任务，至少让自己不是那么的不安，说几个字。

  这本书实在穷极无聊的状态下买下来的，之后用了一个晚上看完。不得不说，几乎相当于我这几年以来最差的阅读体验。本来想看看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但觉得里面描述的情节都实在是有些小儿科，更不用说居然里面还夹杂了一些所谓的“爱”，你这是想让人相信真爱满人间还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官场描述不甚成功，感情描述不甚成功，那一本书里面还能有什么？别说，还有，还有好多好多从网上抄来的段子，这些段子初看有趣，再看无聊。穿插在书当中只能让人觉得无奈。

  算了，不继续吐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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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刘浦江：《辽史》的纂修与整理（外一篇）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19-12-29 08:54:26

  研究辽代历史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匮乏。尽管契丹立国两百余年（907-1125），但存留至今系统记载辽朝一代史事的可靠文献，惟有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而已。且从辽人编修本国史至今本《辽史》之纂成，又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

  辽朝的“实录”编纂

  辽朝修史制度不甚健全，虽有修起居注、日历的记载，但似未形成制度，亦未成书，其官修史书仅有“实录”可考。据《辽史》记载，辽朝曾先后四次纂修实录。最早的一次由枢密使室昉监修，翰林学士承旨邢抱朴同修，于圣宗统和九年（991）撰进《实录》二十卷。第二次由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监领，命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等编集自契丹建国前遥辇可汗至兴宗重熙以来事迹，至重熙十三年（1044）亦修成《实录》二十卷。第三次是道宗大安元年（1085），史臣进太祖至兴宗七帝《实录》，卷数不详。第四次就是辽末耶律俨纂修《皇朝实录》七十卷。

  《皇朝实录》编纂于辽道宗寿昌至天祚乾统年间。《辽史·耶律俨传》称俨寿昌中“修《皇朝实录》七十卷”，《王师儒墓志》谓师儒于寿昌六年（1100）授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时“国史已绝笔”。这里所说的“国史”就是指《皇朝实录》，可知《皇朝实录》纂成于道宗末年。而《辽史·天祚纪》乾统三年（1103）十一月，又有“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的记载。照理说，寿昌六年成书的《皇朝实录》，其下限当止于兴宗朝，乾统三年再修实录，可能是命耶律俨续修道宗一朝。至于其最终成书时间，也有线索可寻。《天祚纪》乾统六年十二月有“封耶律俨为漆水郡王，余官进爵有差”的记载，虽未说明事由，但从时间及封爵对象来判断，估计此次封爵的起因很可能与《皇朝实录》成书进呈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辽朝所谓的“实录”，实际上是指纪传体的国史，而并非为每位皇帝单独修撰的编年体实录。据冯家昇《辽史源流考》研究，耶律俨《皇朝实录》篇目之可考者，既有从太祖至道宗的各朝帝纪，又有《部族志》《百官志》《礼志》《仪卫志》等专志，还有《后妃传》等列传。其他几部“实录”虽有记事详略的不同，但从它们的内容断限来判断，大概也都是纪传体的国史。熟悉中原王朝修史制度的人们也许会心存疑问，辽朝为何会将纪传体国史称为“实录”呢？其实这种情况在辽朝并不奇怪。由于契丹汉化程度有限，像这样误用汉式名词术语的现象在整个辽朝一代都是十分常见的。譬如，宰相、三师、三公、京师等名号的滥用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历代王朝的宰相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官名，而是对某一类职官的通称，而契丹人却误将其当作一个固定的职官名称来使用，不仅在朝廷设置北府宰相、南府宰相作为北南面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而且在国舅帐设有国舅宰相，诸京城设有诸京宰相，甚至在北面部族官中也广设宰相，可见其使用之滥。又如中原王朝的三师、三公名号，辽朝除用以授予大臣外，甚至还将“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另外，“京师”一词在中原王朝是特指国都而言的，但由于辽朝实行四时捺钵制度，国家的政治中心并不在任何一个京城，所以当时人缺乏中原王朝那样的国都概念，对“京师”一词的使用也就相当宽泛，以致辽五京皆有“京师”之称。此外，辽太宗还误封其弟李胡为“皇太子”、道宗时人误称皇孙燕国王延禧为“皇子”，都很能说明问题。元朝史官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沿名之风”，所谓“沿名之风”主要是针对辽朝在汉化过程中简单机械地效仿汉制的做法而言的，指的是沿袭汉“名”而又“名”不副实的一类现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辽朝为何会将纪传体国史称之为“实录”。

  金朝二修《辽史》

  金朝曾两度纂修《辽史》，第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由辽朝遗老耶律固主持修纂，后成于其弟子萧永祺之手。《金史·萧永祺传》记载：“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辟置门下，因尽传其业。固卒，永祺率门弟子服齐衰丧。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据此可知，萧永祺《辽史》亦为纪传体史书，凡七十五卷。据《金史·熙宗纪》，知此书修成于皇统八年（1148）。但当时未曾刊行，后来便再无有关此书的任何消息，估计到元修《辽史》时其稿本早已散佚无存。

  金朝第二次纂修的《辽史》，就是所谓陈大任《辽史》。章宗即位之初，命臣下重修《辽史》，《金史·章宗纪》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一月乙亥有“命参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辽史》”的记载。《党怀英传》于此事始末言之最详：“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泰和元年，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后，章宗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辽史》云。”关于陈大任与修《辽史》的情况，《章宗纪》也有相应的记载：泰和六年（1206）七月丁亥，“敕翰林直学士陈大任妨本职专修《辽史》”；次年十二月壬寅，《辽史》修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辽史》之纂修，自大定二十九年至泰和七年，前后历经十八年之久，几乎贯穿整个章宗一朝。冯家昇《辽史源流考》指出，这是由于受到章宗朝德运之争的影响，以致《辽史》延宕多年不能成书。金末人修端在《辩辽宋金正统》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章宗）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后因南宋献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冯家昇据此认为，陈大任《辽史》最后并未真正完成，因泰和七年南宋函韩侂胄首请和，臣下指出金当承宋统而不当承辽统，章宗遂罢修《辽史》，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一结论恐怕还值得仔细斟酌。章宗时期的金朝德运之争，主要是三派意见相持不下：一派是坚持传统的金德说，一派是主张承宋火德的土德说，一派是主张承辽水德的木德说。自明昌四年至泰和二年，历经十年的反复论争，章宗最终选择了土德，宣称金灭北宋，赵宋火德已绝，故本朝当承宋统为土德。既然泰和二年已确定承宋统而不承辽统，当时为何不罢修《辽史》，反倒在泰和六年又命陈大任专修《辽史》？直至南宋开禧北伐失败后向金求和，经臣下提醒本朝“当承宋统”，这才想起来应罢修《辽史》，其间周折似不合于情理。如此看来，修端的上述说法很难让人相信，大概是出自金末士人的某种传闻和附会罢了。

  元修《辽史》与义例之争

  今本《辽史》系元人所修，其成书过程颇为复杂。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就曾建言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讫于元文宗朝，朝廷屡次议修三史，前后不下六七次之多，但均因正朔义例之争而不得不搁置。其间的主要分歧是自金朝亡国之日起就已产生的两种对立观点：究竟应当独尊宋为正统呢，还是应当将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呢？当时史馆中有人主张采用修端《辩辽宋金正统》提出的南、北史说，张绅《通鉴续编序》曰：“曩时朝廷纂修三史，一时士论，虽知宋为正统，物议以宋胜国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统论》，推明修端之言，欲以辽为《北史》，金亦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但主张独尊宋统者则坚持应以宋为本纪，以辽金为载记。甚至连当时的科举考试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元文类》卷四七载宋本《乡试策问》曰：“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氏与之终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备采择。”可见这确实是元朝士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后来虞集提出了一个回避争论的设想：“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覈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即主张三史各自成书，各为正统，这一动议的提出，大约是文宗时期的事情。直到至正三年（1343），时任中书右丞相的脱脱领衔纂修三史都总裁，才最终采纳了这种意见。《庚申外史》卷上云：“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其中《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自至正三年四月至次年三月，前后费时不到一年，《辽史》就率先告成。五年，《辽史》与《金史》同时下江浙、江西行省雕版刷印，“各印造一百部”，此即《辽史》的最早版本——元至正初刻本。

  今本《辽史》的缺陷

  元人所修《辽史》大概是以金陈大任《辽史》为蓝本，参以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元代伪书《契丹国志》以及其他一些宋代文献而成的。由于辽代文献本身记载欠详，加之元朝史官杂抄史料，仓促成书，使得这部《辽史》存在许多问题，前人历来评价不高，如清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赵翼及四库馆臣等都曾指陈过它的缺陷，而尤以近人冯家昇的批评最为尖锐：“今之廿四史，以《辽史》成书最速，亦以《辽史》为最劣。”概括起来说，《辽史》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记事每多疏漏，史实不乏错误。在历代正史中，记事疏漏、史实错误之类的问题本不足为奇，不过《辽史》的情况显得比较极端。元修《辽史》之所以屡遭后人诟病，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但《辽史》中却仅能见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建国号大辽”的惟一一条记载，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劄记》也指出说：“《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库全书总目》《辽史》提要亦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又如关于契丹建国年代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据《辽史·太祖纪》记载，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国，后于916年建元神册。但根据今天的研究，阿保机在907年仅仅是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至916年才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诸如建国年代及更改国号这样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抑或语焉不详，或记载不确，《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不过，《辽史》存在的这些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归咎于元朝史官，而主要是原始史料的欠缺所造成的。辽朝的修史制度很不完备，已知第一部官修史书是成书于统和九年的室昉《实录》，时距契丹建国已有七八十年之久，属于事后追述，自然难免疏漏。

  第二，篇幅过于简略，内容多有重复。辽朝立国二百余载，若算上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则近三百年，其历史不可谓不长；统治范围南达燕云汉地，北至蒙古高原，其空间不可谓不广。反观元人所修《辽史》，虽有一百十六卷之多，但由于每卷篇幅很短，内容显得相当简略。若与同时修成的《金史》和《宋史》做一比较，即可看出《辽史》卷帙的单薄。《金史》一百三十六卷，文字至少比《辽史》要多出一倍；《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文字大约是《辽史》的十倍。而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内容又多有重复。四库馆臣对此多有批评：“如每年游幸，既具书于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于《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于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于纪、志、表矣，复屡书于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这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除了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皇朝实录》原有的篇目外，元人新立的某些志、表、传，往往是由本纪、列传中的相关内容摘录而成的。如《百官志》《食货志》的内容大都可以从纪、传中找到出处，且由于抄取不当，内容或有重出。又如元朝史官新设的《二国外记》（包括《高丽传》和《西夏传》），也明显是摘抄诸帝纪的相关内容而杂糅成篇的。由于《辽史》本身篇幅就很简略，加之内容又多重复，这样就不免会脱漏许多重要的史实。

  尽管《辽史》的整体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它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专记辽朝一代历史而幸存于今者，仅《辽史》和《契丹国志》两书而已。《契丹国志》题名宋人叶隆礼，实为元代书贾赝作，主要是抄取宋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拼凑而成的二手史料，且以宋人记辽事，大抵皆传闻之辞，其内容多不可信据。惟有《辽史》源自辽朝官修史书，是本朝人记本朝事的第一手史料。幸得元人修成这部正史，后人才有可能对辽朝一代历史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今日治辽史，对此书的依赖度大约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点校本与修订本

  《辽史》至正初刻本早已失传，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接近于至正初刻本原貌的本子是《永乐大典》残本所引《辽史》，但仅存本纪十五卷及其他一些只言片语。此后，无论是较早的原内阁大库所藏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还是刻印的明嘉靖八年（1529）南京国子监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北京国子监本及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本，乃至1931年商务印书馆以数种明初翻刻本残本配补而成的百衲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版本问题。

  《辽史》一书先天不足，且又缺乏比较理想的善本，再加之书中含有大量民族语译名，其整理点校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冯家昇先生首先承担起《辽史》点校与整理工作，1970年冯氏去世后，遂转由陈述先生接手，历时四年最终完成了全部点校工作，由中华书局顺利出版。经读者近四十年的验证，《辽史》的点校质量堪称上乘，从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靠易读的通行版本。

  但随着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规范的日益严格和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原来的《辽史》点校本逐渐显现出其所存在的缺憾。上世纪初次点校“二十四史”，为了快速整理出可供民众阅读的通行本，诸史点校采用的是以某一版本为工作本，“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整理方式。这种做法对文字校改主观性较强，且大多不出校勘记，从而抹杀了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其实并不可取。如《辽史》即以百衲本为工作本，但在具体点校中，既有以百衲本为底本者，也有不少地方是以乾隆殿本为底本，甚至还有据理校径改者，这并不符合现代的古籍整理规范。另外，这几十年辽史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不仅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深度加深，而且还刊布了大量新的考古资料，出土了许多辽代墓志石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契丹文字的释读与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对于《辽史》的整理点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亟须组织学术力量对《辽史》进行重新校订。

  此次《辽史》修订摒弃了原来“工作本”的做法，严格遵循以百衲本为底本的原则，用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及《永乐大典》残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乾隆殿本进行参校，并参考吸收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道光殿本的《考证》内容。对底本文字的校正采取审慎的态度，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证据，切忌擅改原文，尽量遵从底本，避免不同文本的同质化，严把校勘尺度，尽可能恢复《辽史》的本来面目。在版本校的基础上，此次修订还充分运用本校、他校等方法，重点利用五代、辽、宋、金、元、高丽文献进行他校，注意利用包括汉文及契丹大小字石刻在内的出土文献进行参校。同时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并尽量参考散见于各种书刊的今人相关研究成果。希望能够给读者呈现一部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的《辽史》升级版本，以便学界能够更好地利用此书。

  本文系刘浦江撰，由邱靖嘉整理，发表于2016年5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外一篇】

  杜羽：

  从“天书”到“善本”—— 刘浦江与点校本《辽史》修订

  初夏，北京大学朗润园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小院里，两棵鹅掌楸亭亭如盖，花儿开得正盛。

  9年前，也是这个时节，也是这个小院，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浦江开始了点校本《辽史》的修订。此后6年间，他和学生们每周一次的《辽史》读书课，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今年5月15日，点校本《辽史》修订版面世，出版座谈会就选在小院里举行。同学们回来了，同事、同行们来了，可刘浦江不在了。他用尽了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留下了一部全新的点校本《辽史》。

  再修《辽史》，首选一人

  2013年6月15日，在最后一次读书课上，回顾过往与《辽史》相伴的两千多个日夜，刘浦江感慨万千：“研究辽史，对《辽史》的依赖程度要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所以这部书值得我们下这么大功夫去做。我们做这个工作，对得起这部书！”

  统治了南至燕云汉地、北及蒙古高原的辽王朝，有长达两百年的历史，但专记辽朝历史的典籍，如今只有《辽史》和《契丹国志》存世。据学者研究， 《契丹国志》是元代书贾的赝作，内容多不可信据。这使得元代官修的《辽史》显得更加弥足珍贵。然而，《辽史》的编纂质量历来为史家所诟病。

  “《辽史》是‘二十四史’中编得最糟的一本，这已经成为定论了。我们年轻时读民国时影印的百衲本《辽史》，简直就像看‘天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宋史专家王曾瑜说，《辽史》记事疏漏、错误很多，再加上人名、地名复杂，给学者带来了很多麻烦。

  1974年点校本《辽史》的出版，使这种情况有了改观。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成果之一，史学家冯家昇、陈述点校的《辽史》，一直是 40多年来最为可靠、易读的《辽史》版本。“经过冯家昇和陈述两位先生的不懈努力，首次按照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完成了一部较为完善的点校本。”在修订版《前 言》中，刘浦江这样评价两位前辈的工作。

  点校本《辽史》是特殊年代的产物，为了避免“烦琐考据”的指摘，点校本《辽史》没有严格按底本校勘，而且大多不出校勘记，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 只能略加参考。2005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开始筹备修订，《辽史》修订也在其中。对于修订主持人，学界首先想到的就是刘浦江。

  刘浦江的本科同学李鸿宾记得，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刘浦江就表现出对文献学浓厚的兴趣。1988年，在史学家邓广铭的力荐下，27岁的刘浦 江从中央党校调入北大中古史中心，几年后就在辽金史领域崭露头角，并逐渐成长为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既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又有深厚的文献功底，是同行对刘浦 江一致的评价。这正符合点校本修订对主持人的要求。

  “历史典籍的整理校订，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工作，靠的是硬碰硬的学术成果。此次《辽史》的修订，是将历史研究带入史籍校订的突出范例。”同事邓小南说，点校本《辽史》修订版凝聚了刘浦江对辽代历史的深厚心得，也凝聚着他建设学科标准，树立学术典范的全部心血。

  小院修史，人才传承

  2007年5月，刘浦江在北大中古史中心的小院里开设了《辽史》读书课，修订团队随之组成——成员就是历史系的学生。

  邱靖嘉记得第一次《辽史》读书课的情景：“先生与我们六个学生挤在中心办公室讨论他初拟的《辽史修订工作体例》，并围坐在一台电脑前开始研读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刘浦江告诉他们：“我之所以接受这项任务，主要是想把这项工作用来作为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于学辽金史的学生来说，这 是进入专业领域的一个最佳途径。”

  从此，每到周六，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分头点校的同学汇集到中心小院，对着投影，将负责点校的内容逐字逐句诵读出来，在刘浦江的带领下，逐一 讨论定稿。2013年6月，几十万字的《辽史》终于读完了，刘浦江又独自承担起全书统稿的重任。几个月后，他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

  “他在病中继续统稿，预期半年完成。实际上，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回忆，在化疗间隙刘浦江坚持工作，于2014年11月又提交了前言定稿、凡例及引用文献。

  一个多月后，2015年1月6日，刘浦江去世，年仅54岁。根据他在病中的嘱咐，学生们完成了未尽的修订工作。如今，修订版《辽史》呈现在读者 面前，从数百处标点改动、千余条校勘记增补删减中，人们不难看到它的学术价值。人们看不到的，是修订团队12名青年学人的成长。九年前，他们都是学生，现 在他们是教师、是研究员，是辽金史研究的未来。

  “刘浦江教授是中青年历史学者的佼佼者，可惜英年早逝。不过他的著作将长远地流传下去，他的衣钵也将在他的弟子们那里得到继承和发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宋德金如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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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点归纳

  作者：Mia 发布时间：2018-06-08 08: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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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收获

  作者：yupenggeng 发布时间：2013-02-28 16:33:05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生物专业），我每年都要读十多本与本专业无关的“闲书”。这本书是我最近两年读到的最有价值的一本书。所谓最有价值，就是说我本人从这本书学到的东西最多。

  下面谈一谈感受最深的几点：

  1）成人读书的方法和目的。也许是在大学里养成的习惯，我比较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不管读哲学类还是管理类图书，常常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框架，并乐此不疲。但时间长了，发现效果并不好。因为工作比较忙，时间都被切成碎片，所以很难抽出空来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如果总想着通读全书，那常常会觉得时间不够而放弃。即使读了几页，有别的事情就撂在一边，过几天就全忘了。

  这本书非常明确的提出，成年人读书，不是为了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上添砖加瓦，用书本中的理论，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反思，进行联想，最后要用到实际中去。这样的读书方法实际上避开了时间碎片化的问题。哪怕只有五分钟，读了一小段，也可以反复琢磨，用到实际中去，就有收获。一本书哪怕有一点启发，这也就够了。我想这是本书命名为《这样读书就够了》的缘由。

  2）为什么同一本书会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同一本书，有的人感觉很好，收获很大，有的人感觉一般般，没什么特殊之处。其中的原因可能就在于反思的深度不同，反思越多的人，越能够将理论与自己的经验联系起来，获得共鸣，同时可以进一步用理论来指导自己今后的工作，至少不要重蹈覆辙。读书，本质上就是从别人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

  我以前也读过许多实用类的图书，老美的书大多数还行，中国人写的书就感觉书本说的道理都太直白，没有什么新鲜的信息来吸引我读下去。

  3）边读边反思是进步的关键。三国、西游、杜拉拉升职记，这样的小说都可以拆解，而且不同的人拆解的结果各异。有的人悟出了A，有的人悟出了B。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类的叙事类图书只是一个刺激，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一个反思的契机。有点像德波诺发明的水平思维方法中的“随机词”，只是一个激发物，只要能够激发思考就行。

  当然，如果是实用性的书籍（例如经典的管理图书，或心理学图书），从大量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道理，比单纯的个人反思更深刻一些。

  4）同样的原理可以用来阅读专业文献。我们因为职业的缘故每天都要读一些英文的论文，常常遇到一种情况就是“读过就忘”。现在看来，可能主要是反思不够，没有跟自己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如果论文提供的信息不能与自己的经验（已经具备的专业知识）建立联系，那么是很难内化为自己的知识。

  总之，我很有收获。推荐每一个想读书，但又感觉效率不高的成年人来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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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的人物

  作者：erin 发布时间：2009-06-15 10:11:13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通过两个月中的事件探寻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出来。

          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发展民族工业，首先需 “国家象个国家，政府象个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司，时未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性格里。吴荪甫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

          除吴荪甫外，茅盾在《子夜》中还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深刻印记。狡狯、阴狠而剽悍的赵伯韬，在土地革命风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汗拿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同时在公债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的冯云卿，卖身权门、依靠资本家钱袋过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也都写得各具有特色。

          茅盾特别擅长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不是对它们作静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写，而是在时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里来时行细致、深入的刻绘。他让吴荪甫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让他不断处在胜利和失败的起伏的波澜里，时而兴奋，时而忧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急躁不安。这样，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就毫发毕露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杜竹斋的唯利是图的性格，在公债市场的决战阶段显得分外清楚。李玉亭两面讨好的豪门清客的心里，在吴、赵两家明争暗斗最为紧张的时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还在很多地方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借以鲜明地显示人物的性格。他决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写景即所以写人。有时是因情取景，有时是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

          《子夜》的语言具有简洁、细腻、生动的特点。它没有过度欧化的语言，偶尔运用古代成语，也是恰到好处，趣味盎然。人物的语言和叙述者的语言，都能随故事和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读者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

          《子夜》的产生，正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迈步前进的时候，它显示了左翼文学阵营的战斗实绩，从创作上证明了无产阶级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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