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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星|陈平《代谢增长论：技术小波和文明兴衰》：有点民科的味道

  作者：左其盛 发布时间：2020-01-18 16:55:44

  

  书中基本思想是说现代经济学所有流派都有问题，作者的理论完美解决了各派的问题。具体来说，各派都是静止的平衡的世界观，只有作者意识到经济活动像生命一样有周期，像生态系统一样开放且不断演化。

  作者头衔有点吓人，也拉了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推荐，但读后总体感觉不严谨不认真，有民科的味道。

  具体缺陷列举如下：

  1：书中内容不成体系，有不少前后重复；

  2：直接把几十年前的写的文章当成研究成果放到书中；

  3：随口命名了一些新学科（比如人口动态学、代谢经济学），不给出严格的定义，不提学术界的认可程度；

  4：文风不严谨，不断下结论，少有推理过程；

  5：最重要的，自认为超越了各派经济学，但是却不去学术圈发文章，而是出书向普通读者宣传；

  总体评价3星，有一些参考价值。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 专家推荐语

  陈平教授是一位物理学出身，关心中国和世界发展，熟悉中外历史，跨界研究经济学，具有批判精神，敢于提出革命性、系统性、创新性理论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林毅夫

  ◆ 总序

  本系列就方法论而言，更确切的名称是“经济复杂性的生态物理基础”。

  ◆ 序言

  第一，在理论框架上，我们把科技创新而非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以区分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经济和工业革命以前的传统经济。

  第二，在宇宙观上，我们强调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开放演化，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基础是非平衡理论主导下的多样发展过程，而非西方主流经济学依据的均衡理论和趋同过程。

  第三，在数理模型上，非线性经济动力学的出发点，是将生态约束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修正新古典经济学自然资源无限的隐含假设，直接否定从人性自私贪婪出发构建的均衡经济学的公理体系，把非均衡经济学置于生态学的基础之上。

  ◆ 第1部分 总论：经济演化的生态视角

  代谢经济学的发展可望实现经济学和物理学、生物学原理自洽的大统一理论。因为大至恒星，小到细胞，都是生命小波的此起彼伏。

  ◆ 1.1 基本问题

  代谢增长论方法论的革新在于引入动态的规模报酬。产业起飞阶段规模报酬递增，成熟阶段规模报酬不变，衰落阶段规模报酬递减。我们把新古典增长论的三种不同的规模报酬静态模型，整合为代谢增长非线性动态模型的三个不同阶段

  ◆ 1.2 基础模型：逻辑斯蒂曲线和逻辑斯蒂小波

  在工业社会技术不断更新的前提下，不可能存在一般均衡的理想市场。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是没有技术新陈代谢，也没有个人、家庭、产品、组织的生命周期，这即使对传统农业经济也是不成立的。

  ◆ 1.3 扩展模型：系统稳定性与复杂性之间的消长关系

  杨小凯强调西方宪政有“先发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应当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林毅夫强调技术赶超有“后发优势”，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和局限

  ◆ 1.4 代谢经济学对其他经济学领域的应用

  生态约束引入每种技术都有资源利用的上限，这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非线性机制，生命周期可以用来刻画不同经济层次的代谢规律。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私有产权的稳定性。演化经济学强调制度是演化的。代谢经济学认为任何组织的制度安排都有生命周期。产业的幼儿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老期需要不同的制度安排。

  笼统主张保护私有产权是极为有害的。在经济发展中，必须保护创新的产权，限制寻租的产权，监管投机的产权，打击破坏性的产权，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选优汰劣的竞争机制。

  20世纪最大的社会实验是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转型，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为分散竞争的市场经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设计的“休克疗法”同时推行市场自由化、企业私有化和宏观调控的紧缩政策（所谓预算的硬约束），导致苏东经济原有的分工体系突然瓦解，引发高通胀、货币大贬值、资本外逃，导致高失业和去工业化，社会秩序的动乱长达十年以上。

  ◆ 1.5 代谢经济学的演化视角

  政府在科技进步基础阶段的推动作用大于民间企业的投资，所以政府不只是科技进步的裁判。更恰当的比喻是把经济看成一个生命有机体。政府相当于神经系统，市场相当于循环系统，社会相当于骨骼肌肉和其他器官

  ◆ 2.3 有限增长的逻辑斯蒂模型和物种竞争模型

  逻辑斯蒂增长的规律，可以清楚地从产业部门的数据考察中获得。一个典型例子是汽车产业产值在美国GDP中的比重，如图2-2所示（Chen，2010）。

  具有有限生命的逻辑斯蒂小波是刻画技术生命周期最简单的非线性表象。熊彼特长波和创造性毁灭可以用技术竞争模型的一系列逻辑斯蒂小波来描述。

  方程（2-4）的数值解用图2-3表示。

  ◆ 2.5 方法论和哲学问题

  我们提出的人口动态学就是可以取代新古典经济学优化方法的理论框架。这一范式转变将引发一系列的革命性变革。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讨论。

  我们和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RBC）学派的分歧在于技术变革的本质。真实经济周期学派把技术进步描述为没有资源限制的随机游走（Kydland and Prescott，1982），而我们把技术进步描述为资源约束下的逻辑斯蒂小波。

  如果我们引入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即使采用最简单的逻辑斯蒂模型，所有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麻烦也会迎刃而解。例如，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并不意味着新旧技术无法并存。如果竞争参数较小，技术竞争将会产生互补的作用。

  ◆ 2.6 结论

  我们发现结构性失业的另一个来源是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而生物多样性是实现充分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们揭示出知识发展新陈代谢的本质，也就是知识不是如文史资料般简单地积累，而是如生命组织般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

  古典经济学的实质是把英美文化的特殊经验夸大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经验。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观违背了达尔文生物演化论的基本观念。

  ◆ 第2部分 历史的观察与启示

  “华勒斯坦佯谬”：西方地广人稀，中国地少人多，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逻辑，西方应当鼓励人口生育，中国应当鼓励对外殖民，为什么历史没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逻辑发展？显然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世界贫富差距的结构原因。

  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是最简单的平面（单层）结构，马克思的经济结构论是较为简单的两层结构。人类学家提出的是三层结构，即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之下，增加了一层生态技术结构

  中国从国防需要出发的屯田等经济自给自足政策，压制了发展国际分工的需要，才把工业革命的主导权让给了西欧

  时间相隔两千年的数据反映了我所观察到的中西劳动分工模式的基本差异，即西方模式发展的是资源密集—节省劳力的技术路线，而中国模式发展的是节省资源—劳力密集的技术路线。如果科技革命能不断拓展人类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则西方模式仍有发展空间。

  ◆ 3.2 对东西方文明差别的观察

  我认为，东西方文化差别的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欧农业的技术结构不同。西欧人的主食是肉、奶。气候湿润的环境导致西欧形成了以牧业为主的混合型农业，养一头母牛及其小牛需大片牧场，但增人不增畜，所以缺的是牧场，不是劳动力。西欧轮作的农业特点也是广种薄收。

  西方工业革命产生的一个重要触发原因是黑死病。瘟疫消灭了当时人口的约三分之一。牧业人口恢复慢，劳务价格猛涨，雇工签的长期合同，使土地贬值，贵族破产，庄园瓦解，所以工业革命的发生是以发展节省人力、消耗资源的技术为背景的

  ◆ 3.6 中国未来选择的几个问题

  中世纪西欧实行长子继承制，没有财产的贵族，须在外面抢地盘才有生存的余地。长子继承制使西欧庄园不能变小，于是迫使不少人向外冒险、扩张，促成十字军东征。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所以牧场、庄园很大。《拿破仑法典》规定遗产均分，法国小农经济遗留至今。

  ◆ 4.2 欧洲和中国科学道路的比较研究

  现有的材料表明，公元前40—公元15世纪，在农业技术、青铜器、铁器、造船、防腐、建筑以及数学等方面，巴比伦和埃及的科学技术比中国领先了10—20个世纪，并对后来欧洲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玻璃的制造、拼音字母的使用，这些重要的发明未曾在中国出现。

  ◆ 6.2 传输机革命的历史地位

  然而几千年以来，中国农业单一种植，生态被破坏，畜牧业和林业衰败。造成单一经营的原因，除了中国自古以来片面强调粮食生产的传统偏见之外，交通困难是多种经营的主要障碍。

  ◆ 6.3 技术革命的几个辩证关系

  马克思注意到，早在1580年左右，但泽就出现了花边织机，可是但泽市议会怕手工业者失业引起暴动，秘密将发明人处死。此后荷兰、德意志各邦一直禁用这种机器到18世纪中叶。[54]英国纺织机出现时也被手工业者捣毁，发明家被迫漂泊他乡。

  ◆ 7.1 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形成的历史原因

  以牧业为主的国家的军队以骑兵为主，给养中肉食占相当比重。肉类无法久藏，腌肉数量也不宜多。西欧骑士作战须自带给养和侍从，秋天打仗、冬春休战，无法维持庞大的常备军。

  ◆ 7.2 单一农业封闭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

  单纯游牧经济是极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以放牧、劫掠为生的民族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帝国和伊斯兰帝国都是短暂的军事行政联合，很快就归于瓦解，只留下部分稳定的已开发的农业区，如埃及和叙利亚。

  ◆ 7.3 我国农业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前途

  我国经济还面临第二个困难，即缺少优良海港和陆上交通网。在运输首先现代化之前，不能像日本那样利用优越的海运条件大量进口原料，迅速输出制成品。

  ◆ 8.3 农业生产方式对经济文化的影响

  世纪教会征收税额为1/10，庄园佃农向领主缴纳的实物，鸡和蛋为1/12，蜂蜜为1/10[129]，远低于中国1/2以上的田租率。

  如果说中国专制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区域中心城市的大量积谷[131]，则欧洲王权及领主权力的分散，实在是受到农牧混合经济的限制。欧洲史上战争的规模远较中国为小，大战很难持久，这一点从积聚粮草的困难上就容易理解。

  ◆ 8.4 经济结构的稳定性和进化度

  经济上来看，单纯游牧经济是稳定性最低的经济结构，亚历山大帝国、伊斯兰帝国，特别是蒙古帝国，都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144]

  中国专制统一而又不断分裂割据的封建帝国，就是建立在精耕细作、单一农业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欧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 9.2 环境因素在牧业天然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竺可桢的研究指出了中国五千年间有几次大的低温时期[167]，恰与几次少数民族的大举南下时间一致。一次低温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匈奴、鲜卑、羯、羌等少数民族大举入侵中国北方之时，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分裂割据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蛮族大举南下入侵罗马帝国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我

  第二次低温期是宋元时期，正值辽、金、蒙古先后入侵中国，而在12世纪寒冷达到顶点。公元1111年，太湖结冰坚可通车。

  500年间最冷的时期在17世纪，特别是1650—1700年，正是清兵入关的时期。

  我们可以得出游牧民族的若干经济特征。在环境良好的时候，牧业靠天吃肉，随时消耗，肉奶无法储藏，所以没有农业地主的囤积观念和做官欲望，只有军事贵族的尚武传统和荣誉观念。在不利的环境之下，牧民只有集体进行军事突围，才能杀出一条生路。在牧民之间搞分化瓦解、互相牵制的权术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的。

  ◆ 10.1 国家统一的不同道路

  欧洲和中国不同，罗马人用经济上的捐献来换取政治上的荣誉，做官可以成名却难以发财。屋大维用自己的钱修建庙宇、公共建筑、水道、剧场来讨好市民，用施舍和娱乐来安抚无产者。

  ◆ 14.2 经济的开放度和农业的稳定性

  但是对中国16世纪土地税的数量考察结果显示，中国的土地税一般仅约1％—10％，大大低于中世纪英国和日本的土地税（Huang，1974）。因此，李约瑟和黄仁宇认为，中国体制对定量管理的缺乏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Needham and Huang，1974）。韦伯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 14.3 环境涨落引起的历史分岔

  东西方的食物结构和农业结构的不同可以解决历史上的一个佯谬。虽然纪元初西欧和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但罗马帝国的士兵人数远少于汉朝。从春秋战国到中世纪，中国农民战争的规模可以和工业化时期的世界大战相比。

  ◆ 15.2 理性设计还是分权试验

  不错，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试验的方法。这样的例子包括，农村地区的迅速准私有化（家庭责任制），经济特区内系列小爆式的价格和贸易自由化的改革，价格和汇率的双轨制，以及国有部门种种渐进的和多样的制度改革。

  ◆ 16.2 大萧条和转型萧条的有关数据

  转型国家中，只有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转型过程中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迅速下降。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数据，中国2001年的贫困人口为10%，仅高于起点最佳的匈牙利（1993年为8.6%）。波兰2003年的贫困人口为17％，俄罗斯2004年为18％，乌克兰2003年为29％，格鲁吉亚2001年为54％，塔吉克斯坦2004年竟达64％。

  我们不禁要问：苏东转型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最清楚的回答来自最简单的案例：统一后的原民主德国地区。

  ◆ 16.3 非均衡世界中的货币强权和不平衡贸易

  我们发现，其实德国统一的经济政策与效果，已经为寻求苏东产出下跌的直接原因提供了明确线索：原有劳动分工网络的瓦解起源于汇率机制的突变。换言之，价格体系的背后不仅仅是简单的弹性供求关系，还和相应劳动分工体系下较具刚性的政治经济结构息息相关。

  彻底推行“休克疗法”的完美例子不是波兰，而是民主德国（Kolodko，2000；Burda，2006）。波兰经济学家很快意识到休克带来的只是痛苦而非治疗，在私有化导致大批企业破产与大量工人失业后，立即放慢了大型企业私有化的速度，从而在东欧较早地结束了转型萧条的困境。

  出乎意料的是，德国统一后位于东部地区的蔡司公司突然失去了90％以上苏东的市场份额。因为德国统一货币后，所有的交易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无形中打断了苏东的老顾客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

  出乎西方经济学家意料的是，西部注入东部的大量资金，不仅没有带动东部经济，反而拖累了西部经济。因为东部居民手中“飞来”的西部使用的马克，买的是西部的时尚商品而非东部的老式产品。

  “休克疗法”的倡导者鼓吹自由化的好处是减少西方外资进入的阻力，从而加速苏东向西方收敛的赶超过程。但结果却首先是经互会贸易体系的垮台和东欧企业的大量倒闭，引发一连串的宏观经济危机。

  ◆ 16.5 简单片面的均衡思维和互相矛盾的经济政策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把预算软约束作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Kornai，1986；科尔内，1988）。于是，苏东国家纷纷在转型过程中不加区别地削减政府给亏损企业的援助，原以为可以刺激企业提高效率，结果没有提高效率，反而加速了国企的倒闭。

  ◆ 17.3 东欧转型25年后的整体表现

  东欧转型国家中只有波兰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比较24年间经济增长的比例，中国为930%，世界为179%，美国为183%，西欧为153%，东欧为128%，匈牙利为120%，俄罗斯为116%，乌克兰的真实GDP只有1990年的70%。

  ◆ 17.6 “休克疗法”摧毁了东欧国家原有的分工协作网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占领下的联邦德国，一度实行战时经济的价格管制，结果物物交易，经济萧条。时任经济部长的德国经济学家艾哈德未和美军总部商量，在1948年6月引入新联邦德国马克之机，突然解除价格管制，很快恢复了市场的繁荣。这使西方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东欧转型可以重复“艾哈德奇迹”。

  为什么1948年的“艾哈德奇迹”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转型中没有重演？因为联邦德国战后一片废墟，分工回到原始的原子经济，这才是阿罗-德布鲁模型成立的前提。

  ◆ 17.14 西方给乌克兰设下的废核骗局和分裂代价

  原来乌克兰的经济优于俄罗斯和波兰，“休克疗法”使乌克兰成为东欧经济下降最严重的国家。

  ◆ 18.2 经济史的事实可以检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历史上有大量案例可以证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国际贸易问题上是不成立的。美国的贸易逆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几十年了，打了各种各样的热战、贸易战和汇率战，使用了压日元、人民币升值等非经济手段，美国实现贸易平衡了吗？没有。

  历史上最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失败的案例，当属贸易逆差引发的鸦片战争。

  历史上唯一一次自觉应用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决策，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在东欧和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导致比两次世界大战还要严重的经济损失，其与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价格双轨制”采取的渐进试验，结果大相径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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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总结

  作者：南水 发布时间：2016-03-19 11:30:31

          本书主要讲，一个可以计算的问题（有解答方法的问题）是否一定可以在现实中解决？比如一个问题的某个解答过程的算法需要目前的最快计算机计算一万年，那么是否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算法从而快速解决这个问题？现代的密码学中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保密模型，模型本身很简单，但它的算法却是需要最快的计算机计算上万年方能全部算完，亦即被破解。作者认为理论上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实中却不一定能够解决（短时间），但是却可以利用近似的方法快速得到近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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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东晋门阀政治》-胡宝国

  作者：天地玄黄 发布时间：2012-06-01 19:21:22

  我读《东晋门阀政治》

  胡宝国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

  　　《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

  　　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

  　　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

  　　《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

  　　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

  　　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

  　　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

  　　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

  　　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

  　　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

  　　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

  　　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

  　　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

  原载于《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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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淡的怜悯

  作者：沈落舟 发布时间：2014-07-28 12:49:51

  会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青梅竹马》，只是因为封面上的文案引用了一句余华的话：“她深入人心的叙述有着阳光的温暖和夜晚的凉爽。”樋口一叶这个名字我之前并未听过，对余华我亦没有什么特别的了解，但只是这句话，打动了我。要怎样的文字，才会有阳光的温暖与夜晚的凉爽呢？单是想象一下，就有如清风拂面啊。

  然而可能是终究翻译了一道的缘故，书中文字并没有非常优美，但她的叙述方式让她所构造的故事仍然美得十分温柔。

  书中几个故事里，最让我唏嘘的是《自焚》。一个女人嫁给一个虽然爱自己却不奋进的男人，看到旁人的光彩，终究动了心思，抛夫弃女，以求浮华。而阿町虽然拥有父亲遗留下来的万贯家财，却依然不得不忍气吞声地过着心里苦的日子，最后竟敌不过一句风言风语，就那样莫名地被遗弃。当我看到阿町得知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已有一个十多年的情妇和一个十一岁的儿子之后，仍然如常地和丈夫说话聊天时，我真的为她心酸了。而看到最后她的丈夫竟只因为听了一些谣言就将阿町遗弃，甚至连一丝辩解的机会也不给她时，我甚至都有些绝望了。

  如果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那么她是一贫如洗还是腰缠万贯又有什么区别呢？读完《自焚》，我甚至连那个丈夫都厌弃不起来，只是觉得那个社会，对女人实在太苛刻，太不公平了。

  然而那样的社会，樋口描述起来却不带任何激愤，她只是安静地描述着，怀着淡淡的怜悯。

  《埋没》里被理想折磨的哥哥，《大年夜》里为求些许钱财而被主母戏弄的小姑娘，《浊流》里为一个妓女而搞得自己家破人亡的男人，《十三夜》里孤独地踏上回家之路的阿关，还有《青梅竹马》里正慢慢被大人的思想所污染而却不自知的几个少男少女……樋口所写的这个世界，好像永远定格在她所写的那种连檐房之间，肮脏、阴暗、无奈，然而每个人的情感却仍然饱满而温暖。

  封底对《青梅竹马》的赞誉，不是不贴切，然而我却觉得，在樋口所描写的那个大环境下，那青涩的初恋感觉，永远是悲伤的基调。我在读到那个雨中红绳的情节时，心中的怜悯之情几乎要化泪了，那样美的画面，最终是要被现实与时间摧毁的。事实上，书中的哪一段纯粹的情感，是没有被摧毁的呢？

  我记得《十三夜》里阿关的父亲对阿关说的话：“既然不离婚也是痛苦，离婚也是痛苦，那为何不在‘夫人’的头衔下痛苦呢？”虽然不是原话，但意思是一样的啊。阿关大哭一场就明白：人，是不能只为自己而活的。于是她于深夜中又踏上了归家的路途。

  生活在底层的人，拥有的那么少，然而考虑的却又那么多，他们一个个被苦难与责任束缚着，又被命运戏弄着，在尘世里苦苦挣扎，所拥有的希望与美好，最终总是被现实砸碎。而樋口一叶就是诉说着这样的人与故事，她深知每个人的苦衷，无意苛责谁，我想象着，她在写下这些故事的时候，没有欢笑，亦不曾落泪。

  我总喜欢在文章里找出主旨，觉得一个作者写出一篇故事，应当有其想要说的道理。然而也许樋口不是的，她并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她写的这些故事，只能让人在掩卷的时候留下一声叹息，和心中徘徊不去的怜悯。

  我想，樋口一叶一定是一位非常非常温柔的女孩子，然而竟在24岁时就离开了，这短暂的生命，实在让人痛心啊。会一直记得你的，会一直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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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读词三 发布时间：2017-06-09 00:50:23

  空白可以是真的空白，既一无所有的苍白和彻底的无

  但是空白一旦出现在有之间便不可能变成彻底的无。

  空白的存在如果不能恰当的符合其应该承载的意向，也就是说如果空白不能成为一种具备合理功能的实体，那就会使整体出问题。

  之前对空一点理解都没，折算是有点理解，待进一步检验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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