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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换概念的推理，目中无人的历史——《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书评

  作者：wstdq 发布时间：2018-05-23 03:09:27

  零、

  戴蒙德的专业是生物学和新几内亚人类学考察，除此之外写的都是科普书，而且前后重复（后面所有的书不过是扩写他的第一本书第三种猩猩而已），观点陈旧（他的人类学理论训练很可能停留在人类学2.0版本的反思民族志之前，因此习以为常地使用人类学1.0版本的西方中心论或东方学的视角），思想保守，权威期刊不会有讨论的，有的话也是批评。历史学界更加不会当回事。有一个回答说学术期刊引用量多的，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可以看看是哪些专业在引用，不用猜就知道经济学是重灾区，因为戴蒙德用的就是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只懂数学不懂历史的经济学家喜欢拿来冒充历史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模型，Jeffery Sachs，Acemoglu之流都是顽固的美帝吹鼓手和西方中心论者，他们喜欢引用戴蒙德只能说明是同气相投。

  人类的社会系统和历史是多因素交织的，而且偶然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戴蒙德本人的知识储备和思维习惯都无力处理这类复杂问题，只能用简单的直线型因果推论来处理，结果就沦为了给自己没有察觉的偏见寻找理由。 看上去好像逻辑严密，实际上和阴谋论是一样的，用简单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一切。

  美国官方媒体大量吹捧此书，和窝果吹捧中国震撼之类的书是一个道理，宣扬的都是本族中心论。可以说是用科普的外衣给读者灌输西方优越论，也可以反过来说，是借西方优越论的春风做了点微小的科普工作，鉴于窝果大量读者对此书完全信以为真，所以我觉得应该强调前一个方面，并且适合发在知乎、豆瓣之类的网络科普平台。

  一、

  如果把人类历史比作一出戏，那么人类就是台上的演员，而环境则是演员的舞台。但自从人类从非洲迁移到世界各地之后，这个舞台就分成了几个特点各异、联系松散的区域，不同区域的演出剧目、演出进度和演出效果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区域编写出了新的剧本并强行带到别的区域演出或被别的区域主动模仿，有的区域还在反复上演传统的剧目，有的区域可能越演越差、甚至在某一时刻曲终人散。

  毫无疑问，自然环境（气候、地理、生物）对于人类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却经常被历史研究者所忽视。这就像观众往往集中注意力在演出上，而忽视了舞台本身就会限制演出的可能性。本书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了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对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主要说明了农业的起源和传播，也附带提及了以发达的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工业社会的起源。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把种族主义理论作为主要的批驳对象，这多少有点稻草人谬误的味道，因为种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理性的偏见或歧视虽然还很常见，但种族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名声在二战之后就一落千丈了。

  在本书所述的影响经济生产力发展的地理环境因素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大陆延伸轴线的走向，主轴为东西走向的欧亚大陆有利于驯化物种即农业的传播，而主轴为南北走向的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则不利于农业的传播。二是区域内部的交通便利程度，过于便利（平原与通航河流）和过于不便（山川、丛林、大海的阻隔）的交通条件都不利于技术和制度创新，前者如东亚的中国因长期的政治统一、缺乏内部和外部的竞争而大大减少了开展试验的机会，后者如南亚的印度则因长期的政治分裂而无力承担创新活动的成本，相比之下，欧洲内部的交通便利程度适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有实力的国家，这些国家之间互相竞争，于是在15世纪以后激发了航海冒险和一系列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导致海外殖民地的发现，从中获得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进一步激发了创新活动，并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

  如果说地理环境影响了农业的传播和工业的起源，那么，生物环境则影响了农业的起源，具体来说，某一地区物种的丰富性影响了该地区可供驯化的动植物品种的数量和成功驯化的可能性。进一步地，当地人与驯化动物的近距离接触使他们获得了对这些动物身上携带的致命细菌的免疫力，从而成为了在生物学意义上更加强大的人群。这对于并未经历过这种近距离接触的其他地区的人来说，相当于随身携带着致命的、无差别攻击并且能自动发射的生物武器。

  根据本书的观点，以上三种自然的、长期以来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就是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的根本原因。由这三个根本性的原因导致的一系列因素，则构成了人类社会间不平等的直接原因，包括了本书标题中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这三个可以直接被一个社会用来进行对外战争和有意或无意的种族灭绝的因素，以及没有被列入本书标题的文字、政治制度、宗教思想等用来加强一个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因素。

  二、

  这种解释带给读者很多启示，尤其是对于自然环境的作用的理解。然而，本书提到的环境因素中有不少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大陆内部交通的高度便利所带来的政治统一被作者认为不利于技术和制度创新，但这显然是夸大了哥伦布的案例和欧洲的特殊经验的适用性。例如，这并不能用来说明中国明朝把关注重点放在北方内陆边疆的政策，因为对于明朝政府来说，北方边疆的问题确实比海外贸易重要得多。任何一项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单独来看都不能预测创新发生的机率，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以特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特定的创新，也就是说，不同的新技术或新制度需要的是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的因素组合。

  其次，在农业兴起之前各地的生物物种的丰富性很可能并不是独立的自变量，而是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因变量。例如，美洲地区大型动物的缺乏，很可能与新石器晚期迁移到美洲大陆的拥有较高技术水平的人类的过度捕杀有关，这类似于1500年后欧洲人的登陆所导致的美洲原住民数量的迅速减少。因此，把这两个因素排除或暂时存疑之后，本书的主要论点中仍然经得起考验的其实只有一个，即大陆延伸轴线的走向对于农业传播的影响。

  三、

  与论点中的这些缺点相比，有两个更严重的缺点使得本书的历史叙述既在推理上不严密，又在内容上不客观。第一，本书主要问题的抽象形式和具体内容在时空尺度的选取上并不一致，因此，在回答时偷换了概念的尺度，错误地用大尺度的不变因素来解释小尺度的具体问题。本书过度强调了一些长期不变的自然环境因素，而忽视了近现代以来整个世界体系所经历的一次重大转变：生产组织的资本主义化、生产技术的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价值观念的世俗化。第二，作者提出的问题本身就存在着民族主义视角和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的错误偏见，这两个偏见都来自于现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惜的是作者对此完全没有任何反思，和普通群众一样陷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误区。本文的余下部分就来详细讨论这两个缺点。

  首先我们看到，作者用抽象的语言概括了本书想要解答的主要问题，即“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或“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这个问题在形式上似乎是采用了较大的时空尺度：时间上是从13000年前的农业起源开始，空间上则是以大陆为单位。因此，作者在解答问题时也采用了最大的时空尺度，追求“终极解释”和“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

  然而，这个抽象问题实际上是有具体指向的，即现代世界的形成，其中，与本书关注的问题最密切相关的，就是欧洲势力在全球的霸权地位的形成，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跨洋殖民征服和工业生产。关于跨洋殖民征服，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这种历史上的差异对现代世界投上了持久的阴影，因为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社会征服了或消灭了其他社会”，本书的标题“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指向这个方面。关于经济生产，作者则借用了新几内亚岛上的一个部落首领在1972年向作者发出的提问：“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新几内亚原住民所说的“货物”，指的是各种工业制成品，如钢斧、火柴、药品、服装、软饮料、雨伞等。

  现代世界的跨洋殖民征服始于公元1400年以后，而工业生产则始于公元1800年以后，但对于“终极原因”的偏爱却导致作者将这两件事的原因上溯到距今13000年之前的农业起源的年代。也就是说，作者在做因果推理的时候对原因和结果采取了不同的尺度，用大尺度的不变因素来解释小尺度的具体问题，这就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或不充分的结论。历史上的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维京海盗、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都进行了成功的军事远征，但并没有形成现代世界。所以，一般意义上的“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并不足以解释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形成现代世界的是一场特定的“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尤其是对于美洲的征服，而这仅仅始于公元1400年以后欧洲人苦于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东地中海航路而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

  同时，正是由于作者轻视了直接原因（作者称为“近因”），所以很多具体的问题也不能得到解释，甚至不能被注意到。首先，用较小的空间尺度来看，同样身处主要农业起源地的欧亚大陆，为什么是伊比利亚半岛和亚平宁半岛的欧洲人开启了海外殖民扩张的时代，而不是航海和造船技术领先的明朝中国人，或者是称霸地中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欧洲人为什么如此渴望找到通往东方“香料群岛”的新航路？其次，用较小的时间尺度来看，欧洲人偶然发现了美洲大陆，并将最初在非洲实行的黑奴种植园体系以更大的规模复制到南北美洲，从而开始了大西洋两岸之间持续几百年的不平等交换，以低廉的代价获得了大量的原材料、贵金属、制成品，这种从天而降的“打怪升级”的机会，对于后来的工业革命起到了多大的促进作用？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具体问题，用本书的大尺度的观察角度和因果推论是无法回答的。

  四、

  除了用大尺度的因素来解释小尺度的具体事件之外，本书所提出的问题本身也是有严重缺陷的：“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

  首先要问的是：什么是发展的“速度”？我们知道，由欧洲殖民者开启的新旧大陆之间的物种交换对于旧大陆的农业发展和人口迅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土豆的引入大大扩展了旧大陆的粮食产量和耕地面积，此外还有玉米、木薯、红薯、几种豆类、花生、可可、菠萝、南瓜、番茄、辣椒、可可、烟草等农作物也是从美洲引入旧大陆的。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问：什么是“发展”？“发展”只有一个方向、一种模式或一条路径吗？或者说，工业生产和军事技术能代表“发展”的全部内容或核心内容吗？换一种方式来问：如果没有外来的影响，新大陆上的人们是否也会逐渐发展出旧大陆的那些技术？答案是很可能不会。反过来，旧大陆上的文明至少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也没有发展出新大陆的一些技术，例如玛雅文明的天文观察和历法制度。

  于是，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去质疑隐含在本书中的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的错误偏见：为什么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会在不同地区之间造成强者主宰统治弱者的不对等关系，而不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和谐世界？是不是仅仅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体系之下，经济生产力和军事破坏力才是“发展”的核心指标？所以，问题应该改成：为什么在现代的世界体系中会如此盛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个问题将会把我们的目光一方面引向主导现代世界的资本主义逻辑，另一方面引向在生物界的各个层次（物种、群落、个体）和全部历史中都存在的资源争夺现象和既冲突又共生的相互关系。从后一个视角来看，作者在本书中所采用的13000年的尺度虽然已经很大了，但还不够大。

  最后，这种各地区之间不均衡发展的现象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或者说，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仍然要探讨这个过去出现的问题？这里，我们触及到了隐含在本书中的另一个错误偏见：民族主义的视角。如果我们用全人类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都是属于全人类的一部分，而且由于跨地区交流的存在，尤其是在连接全球的航路开辟之后，不同地区之间始终是在互相学习的，例如，英国舰队在鸦片战争中用来打败清朝中国的利炮，就是得益于在侵略印度的战争中对于印度火炮的学习。而到了互联网承载起全世界信息交流的今天，这个问题背后的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的客观限制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现实意义。今天的问题已经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而民族主义的狭隘立场已经成了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和之所以仍然顽固存在的头号原因。因此，问题应该改成：为什么在知识传播的地理限制已经消失的今天，人类仍然对于各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无所作为？谁在阻碍落后地区的进步，谁从不均衡的现状中获益？这个问题将会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当今垄断了全世界军事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统治精英，以及世界各地服务于这些全球统治精英的本地统治精英即买办阶层。由此可以发现，民族主义的视角既忽略了全人类的共同性，也忽略了单个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和阶级对立。

  总之，自然环境固然是人类活动的不可忽视的舞台，但更重要的还是舞台上的人的因素：人的知识与情感、人的合作与冲突、人的生活与生产、人的境况与理想。历史研究如果要对现实和未来有意义，这些才应该是真正的主题。而对于术业有专攻却又想要“究天人之际”的历史学者来说，如何意识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从而抵制住宏大叙事的冲动则是至关重要的一课，因为学者盲人摸象的错误观点很容易误导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没有经过广泛阅读的训练，缺乏成熟的判断力，很容易迷失在知识的海洋，盲目崇拜给他们带来新知识的学者。而本书虽然知识性很强，但论证主题和论证逻辑都是错误的，可以说是用大量的真实细节勾画出了一个扭曲失真的图像。如果你读了本书之后觉得收获了很多知识，那么这篇书评就是为你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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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性善到善治

  作者：鲤 发布时间：2021-04-05 15:39:16

  孟子政治思想的最大特点实行仁政，而不同于大多西方哲学从人是罪恶的角度出发，孟子理论的前提是性善论。他认为虽然人皆无耻，但是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人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路见不平，善良救之；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为他责己，正义使然；辞让之心，礼之端也，不争不抢，行之良善；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非判断，理性选择。孟子“从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说明人天生有此四端，那么向上推，就是人的本性是善的，如果把这种性善的内心外散出去，人便有了仁义礼智，社会就会变得和谐稳定。

  但是既然人本性是善的，为什么现实中社会上的君子还是那么少呢？比如高铁霸座、网络谩骂、你争我夺的现象仍然层出不穷。

  为此，我们可以用《告子章句上》中的牛山之木来说明：牛山这个地方位于一个大城市的郊区，其地树木葱郁繁茂，至真至美。但是城市的发展一定是需要建材的，那么城里的人就每天来这里伐木以此打建外表看起来繁华的城市。但是，没过多久，牛山的树木就被砍伐光了，不过，在大自然的滋润下，仍有新芽冒出。

  在经济学中，牛山之木可以定性为共有物品。共有物品是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其中竞争性是指商品本身会因为使用人更多而变少，代表的是稀缺性。排他性是指卖家可以排除那些没有付钱就享受该物品的人，是一种物品具有的可以阻止一个人使用该物品的特性。简单说来就是共有物品人人都可以免费得到，但是其资源是有限的。比如清洁的空气，过度污染导致清洁的空气是稀缺的，具有竞争性，但同时你呼吸并不能阻碍其他人呼吸，具有非排他性。其他的例子诸如拥挤的不收费道路、海洋中的鱼、清洁的环境等等。

  对于牛山之木，由于没有其他规定，人人都可以免费获得它，但是其资源是有限的。城里的人想要占有它，牛山附近的牧民也想在这里让自己的牛羊群吃到鲜嫩的食物。因此那些新长出来的嫩芽也被吃光了。久而久之，牛山就成了荒芜之地。

  人们从这里走过，见此情状，难免就会认为牛山本来就是如此荒凉。但是难道这是牛山的本性吗？显然并非如此。在孟子看来，人性亦是这样，难道人就没有仁义之心吗？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有些人之所以丧失了良心，是因为他们善的本性就像牛山之木，不仅每天被刀斧砍伐，而且还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最终善良之本心就被人们遗漏在了隐蔽的角落，不见踪影。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对于君子而言，他们仍葆有人与禽兽的不同之处—性善，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寻仁义。而对于大多普通人而言，他们虽然有善的品质，但是面对功名利禄的诱惑，不免会为了一点私利罔顾良心与道德，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丢掉了本心所在。因此，孟子主张实行教化。“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用君子的情怀与品质感召普通人的道德之心，就像用风吹动小草，小草一定会顺风而倒。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这说的就是我们的仁义之心吧。

  孟子同时还认为爵位有天爵和人爵之分。天爵就是自然的爵位，犹如自然法般存在，蕴含着公平与正义的原初理念，孟子认为这就是仁义礼智之心。君子修养自己的仁义之心，自然会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还有许多人假装或者也先修养与保持了自己的仁义之心，但是他们是为了追求崇高的社会地位—人爵，把自己当作实现目标的手段，即践行了康德所谓假言命令。等待自己的目标达到后，则弃仁义礼智之心于粪土之下。君子获得天爵得意忘言，而小人获得人爵得意忘形。当一些小人通过层层选拔，千淘万洗终坐上自己追求的地位之后，就拥有了“人爵”的自满心理，左拥权，右抱美人，而弃之仁义忠信，自觉全能。于婚姻不忠，与子女不慈，于父母不孝，于工作不敬，于朋友不仁。这种现象，我愿称其为——错位现象。天爵与人爵本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错位错的是得人忘天，得鱼忘筌。

  对于牛山之木令人惋惜的结局，经济学中称之为公地悲剧—对于这种虽然稀缺却可以免费使用的共有物品，普通人肯定愿意更多的去使用与占有该物品，直到该物品枯竭。就像牛山最后成为荒芜之地一般。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许多人公有的东西总是被关心得最少，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对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的关心。”

  孟子对此问题的阐释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对于没有归属的物品，普通人为了抢占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那么，对于公地悲剧的解决，就需要需要界定产权，制民之产，使其变成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私人物品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归自己所有，拥有“恒心”，可以自由支配。人们为了使有限的资源满足自己无限的欲望，添补欲望的深谷，就会对自己的“恒产”长远考虑，精心经营。最终不仅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还增进了社会经济福利，实现双赢。而如果不界定产权，公地悲剧的结果只能是人与社会两败俱伤。当然，如果产权界定过多又会造成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过高。你拥有牛山树木长得最高的地方，但是邻居拥有牛山草地最茂盛的地方。而你原本擅长放牛，邻居擅长做木工，此时你们俩就需要进行交易。交易的发生需要成本，而且你们当中有可能会出现拒不交易者，这就造成了产权界定过多而导致的效率无法实现最大化的问题，这在经济学中又被称为“反公悲剧”。

  除了界定产权能解决公地悲剧，另一种解决公地悲剧的方法是政府进行管制，比如朝廷可以通过征税的方式或者发放开发许可证的方式对牛山进行限制性开发。但是政府一旦参与进来，就会对老百姓产生额外的成本。税需要取之于民，许可证的获得也需要政府的同意，而政府的同意就是一些官员的同意。在孟子的时代很多官员又是得人爵而忘天爵之辈，所以为了实现良治，需要规范他们的言行，因此孟子对统治者主张实行仁政，以仁政治天下。

  在实行仁政中的一个很重要方面是税收，孟子认为：“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政府如果减少税收，那么天下之民，无论哪个行业都会有所受益。在经济学中，征税会造成市场上的无谓损失—由税收引起的社会总剩余减少。税收会带来无谓损失是因为征税前社会是有效率的，能使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征税后，在市场中买者购买同一物品的价格提高，而卖者得到的货币量减少，这会造成买者的需求量减少，卖者的供给量减少，市场规模缩小。

  而且，对于税收的获得，孟子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即需要取之有道，而且税率需要稳定与统一。孟子认为“夏后氏五十而贡， 殷人七十而助， 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即最好的税制是十分税一，以此才能实现富民之道。

  面对杨朱、墨翟之学充斥天下的现状，孟子敢于责难于君，陈善闭邪，践行自己的“恭敬”之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做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诗经》中说：“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多言必失。包括现如今，大多数人都认为多说无益，说多了甚至还会引来未知的骂名与罪名，得不到任何的同情与理解，只能获得别人的奉劝与讽刺。因此，一些仁人志士只能选择沉默，他们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说，在时间的洗磨中，最终变成不愿说。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写道：“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的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孟子和我们坦诚相见，告诉了我们战国时期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自己的仁政究竟如何实行。他的坦诚不仅是历史的典籍，更创造了一种思想的文明。若不可坦诚，何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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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公正与共和国的毁灭

  作者：奥德赛的暗流 发布时间：2016-05-17 18:39:47

  罗马共和国的覆灭和它自身的制度缺陷有着重大的关系,尽管共和政体成功地延续了三百多年的时间,然而在面对新的国际政治局势的挑战的时候,它暴露了自身无法有效改良的弱点。

  首先,共和国的法律机构缺乏稳定和权威性,执法官同其他所有公职一样,都是定期选举的——选举法律部门听上去像是一件好事,然而实际上,由于罗马法律根本没有公诉制度,所有的起诉都是由个人提出,执法官实际上像其他所有公职一样,被卷入了罗马城内永无休止的政治派系斗争——当罗马仍然只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地区国家的时候,这看上去倒也没多大问题,反正在过家家式的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人也无非落得个流放或逃亡的局面,只要有足够的财富,到远离罗马的地方依然能享受奢华的生活,毕竟失败者的对手只是要占据罗马城内的政治地位,对于追杀逃亡者并不热心。

  然而当罗马开始武力征服周边地区,将之变为自己的附庸和行省之后,局面就变得大为不同了,由于对外长期征服战争的需要,外部行省的军事长官获得了日益延长的任期和强大的军权,当罗马公民沉迷于对外征服的荣耀和从行省的其他民族那里武力掠夺来的财富的时候,他们大概没想到这种武力有一天会回过头来奴役自己,不得不说,这其中充分蕴含着报应的成分。

  当罗马的同胞们想和总督玩耍老一套的抢椅子游戏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规则变了。老将军马略试图在元老院夺走苏拉的西班牙行省军权的时候,,显然没仔细意识到自己在玩的游戏是何等危险——毕竟,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罗马人的军队进入过罗马城,然而他的对手苏拉既有威望又有人望,不甘心就这样服从于罗马城内的政治斗争对他的处置,于是带领自己在西班牙行省的军队向罗马城进军,罗马对此毫无防备,马略派轻易就被驱逐。

  长期对外征战的军团对军事长官的忠诚取代了对遥远的元老院大厅的忠诚,武力代替演说成为了决定政治的根本,更不要说军事长官才是那些许诺给老兵土地的人,而元老院贵族们常常站在这件事情的反面。

  然而苏拉在这次不合法的行动之后,仍然努力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共和国的捍卫者,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罗马贵族们没有就这一破天荒的局面认真思考、吸取教训,当三巨头的时代结束,他们跟随庞培对凯撒故技重施以后,贵族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贯的目光短浅和缺乏考量,再次轻易被凯撒赶出罗马,而在之后的战争中更因为这种目光短浅,而在资源占优势的情况下急于逼迫庞培和凯撒决战,导致庞培战败——而共和派主要人物在毫无本钱状态下拒绝妥协,换来的是凯撒对共和更加苛刻的对待。

  尽管他们在元老院刺杀了凯撒,却只是进一步敲响了共和的丧钟,因为凯撒的继承者们已经彻底将军队等于权力的现实牢记心中,而共和派一再表现出在军事层面的水平不足,最终,罗马的第二次三巨头局面结束,所有权力落入年轻的屋大维手中。

  而屋大维的长寿为共和国送上最后致命一击,当他获得权力的时候,他比所有残存的共和派人士都要年轻,而当他以75岁高龄逝世的时候,这些人早已先他而去,已经没有人还记得共和国曾经的样子。

  屋大维成为了神,而奥古斯都·凯撒成为了罗马皇帝的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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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往哪里去？”

  作者：Hello王錦鯉 发布时间：2009-05-23 22:30:36

  小王是和母亲一起买的这本《一句顶一万句》，说他和母亲一起买的，并不是说小王母亲也喜欢看刘震云写的书，也不是说他们娘俩凑钱买的书，而是小王和母亲去看病，回家途经一个大型盗版书场，小王拉着母亲去买的这本书，同时买的还有《遥远的救世主》和《三毛全集》。钱是小王的母亲拿的，因为小王不仅有病了，而且失业了。

  小王是辽宁抚顺人，父亲是工人，母亲下岗。

  小王接触刘震云的书是从《我叫刘跃进》开始的，小王第一次体验刘氏遣词造句的技法时，感到酣畅淋漓，又十分益智，因为小王常常被文字中无数的人名搞糊涂，但小王知道糊涂是暂时的，果然又往前读一会，便不糊涂了。

  小王忘了因为什么发现的这本《一句顶一万句》的，但凭着第一次的酣畅，小王决定再次拜读刘老师的作品。小王一开始的打算是在线阅读，但无奈只有半部作品。所以小王痛下决心，去买了一本伪盗版书，说是伪盗版书，并不是因为是正版书，也不是纯盗版书，而是打折的一本书，在小王看来只要一页中少于两个错别字，就不是盗版书。

  读罢不要紧，这书中的人物、情节，正击中了小王的心，因为小王一直以来困惑的一句话，和杨百顺，应该是杨摩西，不，应该是吴摩西一样，是一句“我往哪里去？”

  “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哪里去？”小王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是小王，一个普通的男生，不高不帅，家里没钱没势。小王也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是父母给了他生命。但小王一直不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去？

  小王和吴摩西一样，工作经历十分坎坷。小王毕业后先后做过影楼摄影助理，名片设计，酒类杂志编辑兼记者，墙画小工，工厂人事，后勤、行政和行政助理，文案，地产策划，DM杂志采编，动漫设计，影视后期制作。从抚顺到北京，再到大连，再到沈阳，小王在这五年里不断受挫，奋进，思索，变换。哎，到头来，却又回到了起点，一无所有。其实也不是一无所有，小王貌似明白了一些道理，又好像不明白了一些原本明白的道理，说不是一无所有，因为小王好像多了一些不知何处来的困惑。

  小王不知该往何处去，其实也不是真的不知该往何处去，也不是这去处有多么遥远，而是这去处的艰难，让小王感到精疲力尽。也不是因为精疲力竭而不愿去，而是整个大环境都不愿往那个地方去，所以小王仿佛浑河里逆流而上的一片树叶，打着旋儿，徘徊不前。

  小王现在很忧伤，忧伤不是因为有病了，也不是因为失业了，而是无人可以说得这忧伤。小王也常常自己“喷空”，但这“喷空”不是杨百利的“喷空”，而是幻化出了另外一个自己和小王对“喷”，而且“喷”的都是高深的哲理，说高深也不高深，是些很浅显的道理，但正因为太浅显了，反而显得高深，比如说“我要往何处去？”

  按说小王回到了家，有啥话可以和父母说一说，但小王恰恰和父母没话说。同是没话说，小王和父亲的没话说，又和母亲的没话说不同。和父亲的没话说，是一说父子俩个就顶起来，心里的火气“腾腾腾”往上窜。小王的父亲平日里老实，邻居都说小王的父亲是优秀丈夫，憨厚、实在，但实在人倔起来却堵人心。小王和母亲的没话说，是因为母亲对小王实在是太好了，好比小王只要一个糖球，小王的母亲却搬来了一个糖果工厂。母爱的泛滥让小王心里因甜腻而产生抵触情绪。小王的母亲早晨问小王，“想吃大米粥还是小米粥啊？”小王能有半分钟不说话，也不抬头，然后一个“嗯！”母亲转身出去，好似不敢再问，过了几分钟，又转回身，“吃小米粥吧，小米粥补身子。”小王又隔了半分钟，憋出来一个“嗯！”字。其实每次小王自己都想抽自己一个嘴巴，“妈拉个逼的大混蛋，你他妈装什么大爷啊你？？？”但每次小王都忍不住如此这般“装逼”一番。要不说人犯贱都是惯出来的！其实小王也不是装，而是不好意思，其实也不是不好意思，而是一时转不过弯来，突然改变态度，对母亲报以同样的热情，小王实在是觉得虚伪，而相比掺合了虚伪的亲情，小王宁愿保持现状。

  所以小王在家里感到父母和自己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好比是吴摩西还是杨百顺时，和卖豆腐的老杨的关系一样生疏。也不是生疏，而是一个“怕”字，这个“怕”也和当年的“怕”不一样，当年是小王怕自己的父母，而现在小王感到是父母反过来怕小王。

  父亲虽然和小王不对付，父子俩也轻易不开口，但父亲偶尔下班会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抚顺晚报》，走到小王的床前，一边用手抹平报纸一边说，“这是从班上带回来的两张报纸，上面有些有意思的事儿，给你看看！”小王抬眼看看，然后无奈的做感兴趣状，放下《一句顶一万句》，接过报纸，并同时“哦！”了一声。父亲看小王接过报纸，便转身出去张罗晚饭。

  母亲每次和小王对话，得不到答案时，有时会低头装忙，忙一些其他的事情，小王知道母亲此刻心里的琢磨，小王自己便和自己“喷空”，母亲：

  完了，孩子不满意，我该咋整呢？

  小王：

  哎！其实您完全不必搭理我，随便给我整点什么都行。

  母亲：

  要不，我再问问孩子这么办行不行，可别再惹他不高兴。

  小王：

  哎！！！！！！！

  母亲再次小心翼翼的询问小王意见，小王照例“嗯”一声，但这个“嗯”与前一个“嗯”又有不同，这个“嗯”带着抬头和微笑，并多说了一句，“行，就这么整吧！”于是母亲放心了，也微笑了，仿佛领了旨意，马上去照办了。

  小王心一酸，眼里却无泪。

  小王明白这一切的缘由，父母皆是大锅饭的一代，一切都由国家做主，还盼望着小王能找个混一辈子的大单位终老一生。而小王仍有自己的小梦想，虽然不断的换工作，而且多是私人企业，但小王仍知道想在这个社会立足，国家是指望不上了，自己长能耐才是正道。可是父母不理解，小王也说不通父母，因此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无法抹平，越来越深。

  有时小王实在郁闷，便给豆瓣里的豆友发个短信，互相简短问候几句，顿时觉得这世上还是有知己的，虽然穿山越岭，虽然素未蒙面，虽然仅仅是两三条短信，但话不在多，在同心，同理。因此小王感到忧伤，忧伤不是因为发短信太贵了，也不是因为豆友太少，而是因为和豆友同心，同理，和生他养他的父母却不能做到同心，同理，而且小王知道并不是他自己有这样的感受。因此小王感到更加忧伤。

  幸好有了刘老师的这本书，小王终于明白了，身为中国人，接受这样的局面，是必须的。

  谨以此小文，献于刘老师，和小王深爱的爹娘，和万千与小王有同样困惑的同龄人和他们的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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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盖骨里面的那个宇宙

  作者：豆友1033641 发布时间：2008-02-15 10:36:00

  【读品】罗豫/文

  都说浩瀚的宇宙和神秘的内心世界是人类智力的最后两块处女地，人往宇宙里扔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远，也越来越以此为傲。关于宇宙，人尚未了解全部，但大体已知如何探索，人类真正的“难问题”，其实是在自己脑子里。

  一个科学问题一旦能够表述清楚，它的解决也就指日可待。而意识这个真正的老大难问题，至今无法得到清晰一致的表述。不过这并不妨碍国际学术界众多重量级人物从哲学、信息科学、生物学乃至数学等领域纷纷出马，聚集到这块心理学探险的胜地，激烈地争论诸如做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石头有没有灵魂这样的问题。中国学界熟悉的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一般只知道他在语言哲学界的重要理论，但他晚近的学术兴趣更多集中在了有关意识的问题上。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美国在世最聪明的思想家之一，在意识研究大混战中常常以身怀绝技的武林前辈身份出场。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则是雄心勃勃的后起之秀，跟丹尼特频频交手，不过技艺似乎略逊一筹。就连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生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也加入进来，尝试寻找和意识相关的神经细胞群。

  至于这本集心理学、哲学、神经科学之大成的《人的意识》，其作者苏珊·布莱克默尔（Susan Blackmore）虽不算意识研究领域的一线大牛，写起科普著作却是简明易懂。她的《谜米机器》一书几年前译成中文出版，第一次让中国读者接触到详尽的谜米理论。简单地说，谜米就是文化领域和基因对应的概念。而谜米理论，就是试图对文化的演化作出描绘。布莱克默尔在《谜米机器》中将进化论与文化调成一味颇有新意的理论，显示了她广博的知识和学科融合的能力。

  《人的意识》中，布莱克默尔向我们展示了其知识体系的另一个半球。生理学、心理学背景，使之对神经科学、脑科学前沿的发展驾轻就熟。曾痴迷于超心理学后又放弃的她，又熟谙各种特异功能，还有那些超自然的力量经不起科学质疑的掌故。最为难得的是，她对宗教的冥想和修炼有过亲身尝试。编写一本关于意识的科普读物，恐怕很难找到比布莱克默尔更适合的人了。所以书中不仅全面介绍了意识的科学理论和争论，还对灵魂、濒死体验、特异功能等问题的科学研究进行了回顾，其中对禅宗和瑜伽的意识体验探讨尤为难得。任何一个问过“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感兴趣的内容。

  “我何以存在”？这一向是西方哲学最重要的议题。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说“人死了”，然而禅宗早就说过“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哲学家喋喋不休的主体意识问题在释迦牟尼那里，是一种可以抹去的幻觉，也就是说：“我，可以不存在。”强调主体意识的欧美文化在二十世纪暴露出种种弊端：冷漠、自私、缺乏责任感、强调个人享受……一些人反思的结果也称：“都是‘我’惹的祸。”

  与此同时，神经科学家们拿着精妙的科学武器在大脑中寻找颜色、味道、爱、恨，却只找到神经细胞、突触、化学递质和电活动。这些和拥有该大脑的人所体验到的东西似乎并不属于同一个宇宙。两者之间的关系怎样，成为症结所在。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思想问题而非技术问题。不管我们在大脑里发现的是细胞、分子，还是原子、夸克，我们都面临那个困扰过笛卡儿以降众多哲学家的问题：这些东西，和我当下的思考、感觉之间到底有何关系。

  这并不是学者们在形而上空间中的智力游戏。布莱克默尔也注意到，意识问题的一大魅力，在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意识状态。对宇宙了解再多，我们依旧要面临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即便将来人们可以周末去火星度个假，仍不能避免恐怖分子劫持宇宙飞船的可能。但人对自身意识的思考则会带来崭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禅宗，已经向人们展现了这种可能。在许多佛教故事中，觉悟成为精神危机者最彻底的心理治疗。这本《人的意识》，也尝试揭示其中原因。

  意识问题的外围也有许多十分有趣的现象。比如，如何制造一个机器人，甚或一个聊天程序，让人以为是真人。以此为题的图灵测试每年都能吸引一大帮人工智能天才。又如，致幻剂带来的究竟是怎样一种意识体验，以至于不少西方人沉迷其中，并将其作为艺术创作的灵感？许多文化中都存在的灵媒，究竟是真的能和另一个世界沟通，还是只是借助某种手段进入了另一种意识状态？许多人都有在梦里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的经历，这是如何发生的？布莱克默尔也对这些现象的科学解释做了阐述。

  当然，作者并不期望这本书能解答读者对意识的困惑，而是拉开厚重的帏幕一角，让读者初步体会自己头盖骨中这堆一千来克的老豆腐里，究竟蕴涵着怎样一个神奇的宇宙。照目前状况看，如果意识的问题并非假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学者，拿三五遍诺贝尔奖也不为过。倘若真的有这么一天，但愿不又是一小帮人在斯德哥尔摩弹冠相庆，地球上另外几十亿人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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