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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手账行动指南，适合入门

  作者：aubrey 发布时间：2021-10-20 16:31:53

  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在豆瓣一搜，发现评分人数很少，评分也不高，很惊讶，因为确实是对我很有帮助的一本书。

  好就好在，这本书的可操作性很强，适合以下人群：（1）习惯用纸笔，而不是电子笔记本的人；（2）习惯ALL IN ONE的人，就是把日程、计划、日记等等内容集中在一个笔记本的人；（3）喜欢自己设定版式，不喜欢套用现成模板的人。

  谈谈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几个点：

  1、 可操作性强。属于那种读完就可以立刻列入行动计划的书；

  2、 行文简洁、流畅，没有废话，也不讲大道理，直接展示如何做；

  3、 提供了很多可以参考的模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写日记和写索引那部分，才知道原来把所有吐槽邻居的日记集中起来那么好玩；

  目前自己正在借鉴这本书的一些模板，做自己的手账，体会是：1、手账实在是个太私人的东西，其他人的再好用的写法生搬硬套，也未必适合自己，只有不断尝试不断改良，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版式；2、做手账可以记录自己的人生，也是自己写给自己的传记；3、要真正通过手账管理好生活，必须坚持每天复盘、总结（其实就是花20min总结今日完成的，明天的计划，生活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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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写西读”之《绝对小孩》

  作者：赛宁 发布时间：2007-06-25 10:00:23

  自从出现了蜡笔小新之后，被小孩子整到抓狂早已不是新鲜事。小孩子，在大人们的眼里，仿佛是人类的另一个种群，他们有一颗幼稚到透明的心，却隐藏在表面的若有所思之下；他们有对这世界独到的看法，却总是用奇怪的词语加以表达；他们有着敏感而善良的情绪，却总是转瞬即逝，到最后，连他们自己都已不记得。

  从孩子身上，我们似乎总能发现对这个世界的盼望，而一旦希望刚刚被点燃起来，小孩又有本事使它立刻熄灭，只叫人后悔将他们生出来，等到一阵鸡飞狗跳之后，一切又平静下来，希望与甜蜜，就又一次来到了。如此周而复始，一个不小心，他们，却长大了。只留下，一段，幸福的惆怅。

  如果以传统的眼光看小孩，以为小孩只是小孩而已，怕是已经落伍了。如今的小孩，作为一个独特的种群，已经从大人这个种群里，吸收了许多元素过来，大人的世界，在他们眼里，既是陌生而恐怖的，同时，也充满了吸引与向往。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语气，甚至，他们的眼神，都有了成年的味道。就像是一个孩子穿上了大人的T恤，盖住了屁股，成为一条直筒的长睡衣。T恤虽然还是那件T恤，却有了喜剧的效果，孩子虽然还是那个孩子，却经常要被那条T恤绊倒。于是，大人们看见了孩子笨拙的模样，总是忍不住笑，这是温馨的一面，但是，另一面，关于孩子该不该穿上大T恤的问题，似乎总被忽略。

  在这本叫做《绝对小孩》的漫画书里，以前一直描绘成人世界的漫画家朱德庸第一次触及了小孩的世界。在全书200多个四格漫画里，朱德庸将他的画笔小心翼翼地延伸到了小孩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着粉红或粉蓝这样的温柔色彩，有着小孩的奇思妙想，有着大人的狡诘与世故，更多的，还有些令人捧腹的笑料，一共有六个小孩：披头、五毛、比赛小子、讨厌、贵族妞和宝儿，他们就是穿着大人T恤的小孩，他们都到了上学的年纪，每天要去讨厌的学校，小小的烦恼已经像气球一样被越吹越大了，还好，还有糖果，还有玩具，偶尔还可以倒过来看看这个世界。说到底，还是幸福的，被大T恤绊倒不算什么，就算有点疼，但看起来至少可爱，等到哪一天，T恤穿着正好了，才是大麻烦到来的时刻。

  每个人都有一次童年，但是，很遗憾的是，仅有一次，所以说，像动画片和漫画书这一类温馨而动人的东西，应该也给大人看看才好，小孩们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大人了，而大人，至少也该学学小孩，两个种群相互融合，大概才能叫做进化。《绝对小孩》就是这样一本漫画书，它像是一面镜子，倒映出每个长大成人的大人回忆里与理想中的小孩的世界。小孩子，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脆弱和需要保护，比起大人来，小孩甚至更坚强些，至少在心理上，这是他们的本能。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大人往往有太多的顾虑，而孩子，却总是能做出对自己对有利的决定，这也是一种本能。一个人长大的过程，也许根本就是一个逐渐失去自己本能的过程，身体渐渐地长大了，撑满了那条T恤，却也在不知觉中，失去了小孩的那一份笨拙跟天真，于是，看起来就一点也不好玩了。

  就像《绝对小孩》中所描绘的，现在的小孩，都已经穿上了大人的T恤，看起来很可爱，说话的语气与做事的方式已经很有大人的腔调了，于是，看上去就有了喜剧的效果。所以说，阅读本书的过程很令人感到愉悦，总让人忍不住想大声地笑出来。如果，可以再做一次小孩的话，可以再做一遍那些蠢事，可以再想一遍那些傻念头，该有多好，自己，会不会也大声地笑自己呢？但是，人生不是彩排，过去不会回来，如果，看完本书之后，心里会有再做一次小孩的想法，也已经算是安慰。再做一次小孩已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能做的，也许，只是让我们的，穿着大人T恤的小孩们，不会跌倒得那么疼。

  作者博客：

  http://zhoudakuan.spaces.l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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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作者：icancu 发布时间：2011-08-21 22:08:23

  一九八二年初，湖北江陵发掘马山一号楚墓，沈从文受荆州博物馆邀请前往鉴赏出土的极品丝绸。到了荆州，耄耊老人在那批无价的战国瑰宝面前下跪了。前一年，先生历时十五年完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关于沈从文的转业，汪曾祺的《沈从文转业之谜》和张新颖的《沈从文精读》末一章已经讲得很好。但我还是想趁此书再版之际，把自己的感受记下，保存切已真实的感动，哪怕只是细微暂时的。这也是沈从文一直在做的。

          

  　　　　　　　　　　　一、曲折十七年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后记开头写道：“本书的成稿、付印到和读者见面，经过许许多多曲折过程，前后拖延了约十七年。”我们现在读到的这篇后记，是由原先的一篇依据多种不完全手稿片断整理而成的文章压缩而来。张新颖指出，“《曲折十七年》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后记主要不同在于，前者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作者从编著这部书到这部书最终出版这十七年的经历，特别是下放阶段和回京之后的遭遇。”沈从文对这几段经历的记述仿佛家信般朴实生动，在此仅抄其中几节，一是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的一段：

  因为人已年近七十，心脏病早严重到随时可出问题程度，雨雪中山路极滑，看牛放羊都无资格，就让我带个小板凳，到后山坡看守菜园，专职是驱赶村前趁隙来偷菜吃的大小猪。手脚冻得发木时，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会会，活活血脉，避避风寒。夜里吃过饭后，就和同住的三个老工人，在一个煤油灯黄黯黯光影下轮流读报，明白全国“形势大好”。

  后来转到双溪，这是沈从文在湖北待得最久的地方，约一年。沈先生的记述有些“黑色幽默”：

  人事方面尽管十分融洽，可唯一不相熟的，是分配棺材那个小楼房，有点天然排斥因子。我即或血压最高时有二百五十，还只想尽我做公民的责任，从不担心会忽然间死去。

  1972来请病假回到北京故居，先生马上投入到书稿的修改中，全然不顾条件艰苦处境为难：

  为了工作便利，我拆散许多较贵的图录，尽可能把它分门别类钉贴到四壁上去，还另外在小卧房中，纵横牵了五条细铁线，把拟作的图像，分别夹挂到上面。……不到两个月，房中墙上就几乎全被一些奇奇怪怪图像占据了。

  即使删去这些细节，单看成书简历，仍旧十分曲折。1949年8月，沈从文由北大国文系转到历史博物馆，此后多年，他的工作只是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贴标签，参预部分陈列，收集购买文物，而其实最主要的工作，是后记从《曲折十七年》中删去的一句，“在陈列室里，不折不扣作了十年说明员”。1964年春夏间（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已十五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可编撰一部我国的历代服饰史，以作为出国访问的文化赠礼。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推荐沈从文来负责，历史博物馆从美术组调出李之檀、陈大章、范曾协助沈从文展开工作。工作方法由沈从文提供图像和实物资料，按时代排列先后秩序，分别加以摹绘。并就每一图试用不同方式，不同体例，适当引申文献，进行分析比证，各写出千百字说明。“进展格外迅速，由一九六四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本书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样稿就已基本完成。”（《后记》）本可望于当年冬季出版，但由于政治大动荡已经出现先兆，出版拖延。“文革”开始，这书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相关负责人受到冲击，出版更是无望。1969年，沈从文下放湖北，在手边无书又无其他资料的情况下，“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

  上面提到历博派作沈从文助手的三人，“文革”之后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由都各自离去了。帮助他完成《服饰研究》的两位主要助手，一位叫王㐨，金介甫是这么介绍他的：“1953年有一位参加抗美援朝的军人王㐨来参观后，从此就留下来，成了沈的长期助手。”（金介甫：《沈从文传》）沈从文临去世几年，王㐨常去看老先生，从来不敢进屋，就站在门外看着。因为沈先生一见了他就会哭。另一位叫王亚容，最早是学绘画出身。沈从文想把她调到自己身边工作，在征得历博默许后，王亚容想尽办法得到了原单位的调动批准，不想历博领导不让她与沈一起工作，而让她到馆里摹古画。王亚容不愿让老人寒心，选择了拒绝。因为原单位已停薪留职，历博又不肯接收，王亚容有半年时间只能依靠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的二十元解决生活问题。

  1978年，在胡乔木关注下，沈从文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关于工作、生活条件，他只提出：一、调王㐨、王亚容做助手；二、有个大些的工作室摊开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1979年初，《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整理完成，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稿后交北京轻工业出版社，该社拟与日本讲谈社合作，沈从文不同意。后转至人民美术出版社，该社也计划与日方合作，沈先生撤回书稿。后来由社科院领导向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推荐，后者决定从速出版。1981年2月，沈从文访美归国后赴广州校对清样。同年9月，此书正式在香港出版。同年底，台湾出版盗版，因沈从文、郭沫若在台湾属被禁作者，盗印本没有作者姓名，序言亦被删掉。1992年，沈从文去世四年之后，本书由王㐨执笔增订补正再版。

  两天前正好看到一段资料，可资补充。1992年3月24日的《新民晚报》在黄裳《沈从文的信》中附发沈从文1983年4月致黄的一信：

  出版原定六四年试印，不意“文化革命”一来，忽成为“毒草”，支持此书编印的齐燕铭先生，被绑起来“历博”斗了一整天，我则本为陪斗人物，但心脏病已明确，恐在斗中倒下，所以一会即放至隔室坐听各种丑恶凶狠辱骂，计上下午七小时。事实上却无什么人看得懂书中内容。甚至于根本还不曾看过此稿。最有趣处，即好几位首长（包括文化部某某副部长）审看此图稿时，曾在稿上另纸写有赞赏眉批的，到批斗时，亦早已将眉批撤去，免遭连累，真是绝顶聪明。还有一位，后来断定此书无事，搁于其手边，待付印送审时，却忽然发生兴趣，意以为将我姓名去掉，用彼姓名。照当时情形甚合理，所谓“首长出思想”，十分重要。以“文物”和“人美”均不同意而搁下。到书印出时，却又不高兴，以不曾提及他的“热情支持”一番美意，而大大不快。真十分有趣。不久又有聪明人出主意，以为应将一切文字说明删除，只印图像的，亦未能取得出版方面同意而搁置，一直搁下十七年，才有机会付印。

          

          　　　　　　二、无从驯服的斑马

  《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写于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这样总结自己的性格：“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只是因此，真像奇迹一样，还是仍然活下来了。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反观亲友怀念晚年沈从文的文章，多偏重言其温厚、平易，而常忽略其性情中强烈以至极端的“板质”一面。我更为认同的是张新颖的评论，他这样评价沈从文转业后的人生阶段：“一个知识分子实践的阶段，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强调“主动”而非“被动”，对于理解沈从文的最后生命阶段十分关键。

  张新颖把沈的转业比作“凤凰涅槃”。沈从文确实“死”过一次。据沈虎雏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所记，1949年“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1949年4月2日张兆和致田真逸、沈岳锟等），试图自杀，幸被家人发现救下。4月6日，他在精神病院写下了长长的日记，“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之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适。”

  在此之前，沈从文其实已逐渐明确自己与时代主流意识的分歧根源所在。“人近中年，情结凝固，又或因情结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这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1948年12月7日，沈从文致吉六）据巴金回忆，沈从文说过巴金的“信念是空的”。（李辉：《与巴金谈沈从文》1990年5期《随笔》）沈从文说过自己不懂政治，这或许可以解释他在特殊时代环境下的失据，但其精神上沦入疯毁的原由，根本应是：他无法去信一个“空”的东西。无法在时代洪流中找到一已立足之地，而又无法与之随波同流，使他惊惶失措，“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1949年4月6日日记）

  1949年8月，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1949年9月8日沈致丁玲）虽然面对的仍是艰苦的条件和动荡的环境，但沈从文总算是找到了重新支撑起生命的东西。“我似乎第一次新发现了自己。”“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1949年9月20日致张兆和）“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1951年11月19日致张兆和）

  自此，尽管外界干扰不断，沈从文始终坚持自己的工作和抱负。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因为沈的作品已经陈旧过时，所以已将他的一切著作的纸型完全销毁。与此同时，台湾也查禁了沈的作品。沈的名字在大陆的文学史著作中实际上完全消失。到80年代初也是如此。1956年，历史博物馆在内部举行“反浪费展览”，其中沈从文为公家廉价收购的一些文物被作为“废品”展出。至1958年写作《我为什么始终离不开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他在历博约十八年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

  下面这段引文常被用来说明沈从文的甘于平淡，但是恰恰相反，由这段文字可看出他内心究竟难平的波澜，但也正因如此，三十余年的坚守和付出尤为可贵：

  从生活表面来看，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有名，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来，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即从来不找他们，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

  这些处境他都能平静面对，王㐨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次，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几乎无所措手足，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凌宇：《沈从文传》引子）王㐨又说，沈先生有时固执得让人担心。历史博物馆打算把他的书删去文章单出图，有人说建议沈去找江青姚文元，因为江青曾自称是沈从文的学生，沈从文说宁愿不出书，也不找他们。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至今读来从主题构想到语言风格上都很少沾染彼一时代的色彩。我原来视作寻常，直到读到这一段，才知道并非容易。沈从文由“思”字出发的用笔方式，从文学写作转移到了文史研究中：

  近人编《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有摹绘展开复原图。序言第5页以为本图内容反映的是当时仕女风俗画，还近情理。又以为“反映出战国时代贵族宫闱阴暗的一角”，因为“女子多细腰欲折，和古谚‘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宫廷残酷情况相适应”，意见实可商讨。图中有好几位近似男性，不像女人。又因为画面有一妇女，双手分张，有一线横贯两手间，近似执鞭作嗔怒状，即以为系教舞时虐待舞女情形，说明证据不足。就原物仔细分析，所谓鞭子，只是漆器上一道破裂痕迹。

  与此相一致的是这部书“札记”式的结构，这不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中国历代服装史”，不是先有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精细的大纲，再来搜集资料，论证成书的。它是从大量的具体的历史实物出发，进行先是个别的、然后是比较的研究，终于得到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正如黄裳所言，“完整的、严密的体系的形成也许还是将来的事。但现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也已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黄裳：《沈从文和他的新书——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2年《读书》）钱钟书说过，古往今来，多少哲人建筑的理论大厦都倾塌了，只有瓦砾堆里的零星材料还可以供人使用。《管锥编》也是由零星材料组成的。一定程度上，“札记”也是文体中“无从驯服的斑马”。那个时代“札记”式的写作，似可看作某类思想方式和精神原则的隐喻。

  写到这，想起郭沫若为《服饰研究》作的序。在书未成稿之前，有次宴会沈先生与郭沫若邻座，谈到这本书，郭主动说：“我给你写个序吧！”并很快就送来了。序成于书稿之前，郭未看过，故与内容不符。　

          

          　　　　　　三、抒情考古学

  孙机先生称此书为“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沈从文却这样评价自己的著作：“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给人印象，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服饰研究》引言）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应是理解乃师的，“沈从文后来‘改行’搞文物研究，乐此不疲，每日孜孜，一坐下去就是十几个小时，也跟这点诗人气质有关。他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抒情考古学’。”（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沈从文“能把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王㐨指出，沈从文做服饰研究，首要的工作就是为文物断定时代，“先替后人把这个东西的时代准确性弄清”，“考察这个资料的可靠性”。（1985年王㐨王亚蓉答《光明日报》记者问）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出沈从文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对许多为专家所不易判断时代的画幅，特别是人物故事画，或有车乘马匹日用家具的山水卷画，沈从文从衣服制度和身旁携带日用家什等文物常识，得到许多有力旁证，从而帮助判断出相对年代。沈先生说：“我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的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而是要解决一系列的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有学者指出，沈先生利用出土文物等资料还解决了一些古代名物训诂方面的难题，如衽、小山、便面、步障、捉鹰等。兹举一例。《礼记·玉藻》中的“深衣三袪，……衽当旁”的“衽”，因郑玄注过简，成为古深衣制度中百注未解的问题。《服饰研究》中介绍江陵马山战国楚墓里发现的一件小菱纹绛地锦绵衣时，仔细说明了“缝于腋下的‘嵌片’”就是“衽”，这恰可以解释当时“衽”亦被用来称缀合棺板的木榫。（董志翘：《〈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名物训诂方面的价值》）黄裳评论此书亦说，“如试将每章的研究内容各拟一题，那就将有《半臂考》、《幞头考》、《关于‘啼妆’》、《哈巴狗的起源》、《足球古史征》、《唐代时妆的衍变》等许多小论文。”

  沈生先的研究，不仅重实证，而且还重“常理”。古如书中常提到的“布障”，《世说新语·汰侈》：“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晋书·石崇传》亦载：“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布障五十里以敌之”，对此历来各家均无异议。沈从文在“南北朝宁懋石棺线刻各阶层人物”一节中指出，所谓“步障”，实一重重用整幅丝绸做成，长约三五尺，应用方法，多是随车乘行进，或在路旁交叉处阻挡行人。主要是遮隔路人窥视，或避风日沙尘，作用和掌扇差不多。《世说新语》记西晋豪富王恺、石崇斗富，一用紫丝步，一用锦步障，数目到三四十里，历来不知步障形象，却少有人怀疑这个延长三四十里的手执障子得用多少人来掌握，平常时候又得用多大仓库来贮藏。如据画刻所见，则“里”字当是“连”或“重”字误写。在另外同时关于步障记载，和《唐六典》关于帷账记载，也可知当时必是若干“连”或“重”。　

  沈从文转业虽然在许多人看起来像是“逼上梁山”，但对他来说却并非全然没有准备。早在1932年写作的《从文自传》时，他记述自己的童年，就已在追问：“为什么雕佛像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作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他在1961年的一篇未完稿中说道：

  我从这方面对这个民族在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各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抽象的抒情》）

  他转业前对文物的兴趣，许多亲友的回忆文章中都有记录，以张充和的记叙最富生趣：

  沈二哥最初由于广泛地看文物字画，以后渐渐转向专门路子。在云南专收耿马漆盒，在苏州北平专收瓷器，他收集青花，远在外国人注意之前。他虽喜欢收集，却不据为己有，往往是送了人；送了，再买。后来又收集锦锻丝绸，也无处不钻，从正统《大藏经》的封面到三姐唯一的收藏宋拓集王圣教序的封面。他把一切图案颜色及其相关处印在脑子里，却不象守财者一样，守住古董不放。大批大批的文物，如漆盒旧纸，都送给博物馆，因为真正的财富是在他脑子里。

  沈从文是个对一切留下生活印记的事物都有兴趣，都会执着地进行观察、思索、记录的人。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沈从文曾在昆明滇池边乡下住过很久，他就趁机会在那些来自四乡装备不同的马背上，仔细观察探索究竟，“结果明白不仅有犀皮漆云斑，还有五色相杂牛毛纹，正是宋代‘绮纹刷丝漆’的作法。至于宋明铁错银马镫，更是随处可见。这些小发现，对我来说意义深长，因为明白‘由物证史’的方法。此后应用到研究物质文化史和工艺图案发展史，都可得到不少新发现。”（《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

  他欣赏的是工艺品中的“匠心”。“不同的为材料，一是石头，顽固而坚硬的石头，一是人生，复杂万状充满可塑性的人生。可是不拘是石头还是人生，若缺少那点创造者的‘匠心独运’，是不会成为特出艺术品的。（1941年《创作杂谈》）　　

  　

  沈先生提及某种文物时常是赞叹不已。马王堆那副不到一两重的纱衣，他不知说了多少次。刺绣用的金线原来是盲人用一把刀，全凭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来的。他说起时非常感动。有一个木偶（大概是楚俑）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别：上衣的一半（连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红的；下装正好相反，一半是红的，一半是黑的。沈先生说：“这真是现代派！”如果照这样式（一点不用修改）做一件时装，拿到巴黎去，由一个长身细腰的模特儿穿起来，到表演台上转那么一转，准能把全巴黎都“镇”了！ （汪曾祺：《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董志翘先生曾去拜访沈从文，沈先生在谈话中“多次流露出对江青一伙的不满，特别是对江青设计的所谓连衣裙，更斥之为‘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伦不类’。”之所以有这样的评价，正因为沈从文心中美的标准，是创作者的“心”。

  沈从文文物研究的“诗性”或“抒情性”，最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的关心。“有一点还想特别指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关于云南漆器及其他》）还是张新颖说得好：

  他的文物研究关注的是那些普通的东西，他从这些普通的东西上能够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体会到普通人的情感。他对这个一往情深的。他看到银琐银鱼，会想到小银匠一边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铜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能发现手艺人的情结和手艺之间的紧贴或者游离。他用心于工艺美术，用心于物质文化史，对普通人的哀乐和智慧“有情”，和一般的关注文人字画什么的有很大距离。根本上看，这个文物研究的着眼点，其实也是他的文学的着眼点。

  读《服饰研究》也能感受到沈从文的“有情”，《敦煌壁画唐代船夫摹本》一节中，他极自然便谈到黄河三门峡地区船夫沉重而危险的负担，“据《新唐书·食货志》关于漕运部分记载，更远比一般水边驿运船夫惨剧。每天有成百上千船夫背牵上行，两旁崖石锋利如刀，每遇崖石割断竹缆，船夫必随同坠崖，断颈折臂，死亡相继。近年发现洛阳含喜仓遗迹，也多只知赞赏当时储粮丰富，地下仓库制度组织严密，却少有人注意到年以数百万石计的粮食转运过程中，船夫的劳役是什么情形。”

  这让我想起一九三四年，沈从文回家乡凤凰途中写给新婚不久的妻子的信：

  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

  “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是用自己的生命和情感来‘还原’各种存留形式的生命和情感，‘恢复’它们生动活泼的气息和承启流转的性质，汇入历史文化的长河。”（张新颖：《沈从文精读》代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文史研究实是一回事，是一条长河的上下游。沈从文自己的生命也是一条河。他在三十岁的时候追溯自己的过去，写下《从文自传》，满以为可为后半生准备好一个“自己”，却不料走向了从未想过的道路。然而他却让这条生命之河在急转之后流出了别样的宏阔，从他的一生，读者可知“生命流转如水的可爱处”（《抽象的抒情》），及在特殊环境下个人重塑自身存在意义的可能。

  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人生。蝼蚁昆蜉，伟大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屋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火，煜煜照人，如烛如金。（《烛虚》）

          

          　　　　　　　　　　　　　　　　　　　　　　　　　　　　　　　　　　　　　　　　　　　　　　　　　　　　2011.8.21

          

  附记：

  这篇文章取资于张新颖老师《沈从文研究》不少。我对于沈从文最初的喜爱和理解，也要归诸张老师的若干堂课的影响。谨以此文致谢，有机会要把这本书送给老师。

  1980年沈先生在哥大演讲，听众中有不少读者都已鬓须双白，他说：“我同我的读者都已老去。”这两天我在书展现场，亲眼看到很多买书的读者，多是很年轻的面孔。他也会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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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永嘉：毛泽东为什么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

  作者：蓟门客 发布时间：2013-05-09 09:55:20

  朱永嘉：毛泽东为什么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

  关于要立流落在民间牧羊的楚怀王的孙子姓熊名心者，那是因为这个地区原来是楚国统治的，历史有它因袭的因素，正如西汉末，在人们心目中只有姓刘的人才能称王称帝那样，绿林军要找姓刘的叫刘玄做王，即更始帝。赤眉军也要找一个姓刘的放牛娃做王，那赤眉军中的“诸三老、从事皆大会陛下，刘盆子等三人居中立，（这三个人是刘盆子与他的二个哥哥刘恭、刘茂，当年与王洪文一起进京的不也还有二人，华国锋与纪登奎），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后探得符，诸将乃皆称臣拜。盆子时年十五，被发徒跣，敝衣赭汗，见众拜，恐畏欲啼。茂谓曰：‘善藏符。’盆子即啮折弃之，”刘盆子坐上王位，“而犹从牧儿遨。”（《后汉书•刘盆子传》）这就是刘盆子了。从王洪文讲，他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刘盆子那样的人物。《韩非子•显学》有那么一句话：“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用现在的话讲，宰相要曾经在地方上掌握过全局的人中选择，将军要来自行伍出身，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实际斗争的磨练。1972年，毛泽东经周恩来设法提拔到中央的三个人，一个在河南，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湖南都是中年便负责过全局的工作，当时一起上调这三个人物，应该说都是经过毛与周深思熟虑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还应该说纪登奎在这三个人中，比较起来最成熟一点，他组织工作的能力，判别是非的能力比其他二人强，结果是王洪文“探得符”。毛所以要找王洪文，并要他读《后汉书》的《刘盆子传》，反映了既选择他，又感到没有把握的矛盾心理。所以选他无非因他工人出身，当过兵，文革造反起家，那时讲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正由于这一点，他可以成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这反映了毛难以割舍的对文革的情结，没有把握的是他在叶剑英、李先念面前不过是一个儿童团，要他去指挥他们那不可能。所以毛要王洪文拜邓小平为师，能扶他一把，还因为在文革中王与他们在过去没有直接的冲突和矛盾，在他们与江青、张春桥之间可以有一个缓冲地带。他的前途是平衡好这二边的关系，倒向那一边都不行。但王洪文不懂得这一点，江青让王洪文为风庆轮事件的争论去长沙告状，问题出在这件事上，江青因小失大，班子的团结稳定是大局，风庆轮的争论是小局，所以毛泽东便批评王，有意见可当面谈，这么搞不好！毛为什么说这么搞不好呢？因为十大重组的领导班子，是老中青三结合，老的本来对文革一肚子怨气，为这么一件小事政治局的会议都开不下去，怎么能团结一致呢？毛还说王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还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文件，王洪文听了这一番话能回去给江青说吗？谅他也不敢，对张姚会说一点，也不会太露，能给邓、叶说吗？也难，人家更瞧不起你，一腔苦水，只能往肚子里咽，当然也不会给上海马徐王传达，那时他垂头丧气也就难怪了。但王洪文恐怕并没有完全理解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其地位的稳固还不是靠江、张、姚的支持，关键是邓和叶能不能接纳他，那时如果要邓能接纳他，那么能不能做好江的工作是关键，不能跟着江瞎呼喝。但这也难，王是江与张一手扶持起来的，他怎么敢与他们去论理呢？怎敢违拗他们的意志呢？总之王失去了成为双方缓冲地带的条件，他没有那一股子虎气，发不出威来，左右两边都不把他当一回事，他有他的难处。

  毛泽东要他读《刘盆子传》，其中另一层意思，无非是告诉他，靠别人来扶持是靠不住的，如果你靠在别人身上，那只能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将来谁来当领袖，或许还是要在斗争中形成的。刘盆子最终是随赤眉军退出长安以后，一起当了光武帝的俘虏，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在那时，谁都想不到它会变成了对王洪文的谶言了。光武帝刘秀是在斗争中形成自己地位的，扶是扶不起来的，靠别人扶，那就是刘备的儿子阿斗了。尽管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辅佐，他最终还是被送到洛阳，说“乐不思蜀”以图自存，岂不可悲。楚怀王的孙子熊心，实际上也就是这样的人物，是项梁扶他起来，项羽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之所以没有马上收拾他，也只是碍于各个山头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这个傀儡来平衡一下，等项羽称霸王时，楚怀王孙心便成为多余的了，项羽就让英布把他淹死在江中。最终王洪文只能是如楚怀王孙心那样的悲剧人物。

  对王洪文当时的处境我还是同情的，七二年十月间，王洪文在上海要找《后汉书•刘盆子传》来读，我只是感觉不是好兆头，还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时他刚去北京，没有安排什么实际职务，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大召开了，他的职务和地位变化，他势必成为矛盾的焦点了。毛泽东在七六年一、二月间，与毛远新谈话中说：“王洪文当时提得快了，没有考虑好，这是我的错误，此人没有经过风雨，以后恐怕要补课。”这话还是恰如其分的。在一般人心目中，王洪文作为造反派的头头应该是头上长角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其实不然，一九六七年安亭事件时，他也不是冲在第一线的，冲在第一线的是潘国平、耿金章、谢鹏飞他们，他是在幕后决策的人，另外他不是造反以后入党的，早就入党了，是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部出身。在那么多造反派头头中，他比较听话，在联系上中央文革的张春桥以后，他是事事都去请示张的人。后来进中央以前，他在上海事事都是依靠张春桥的，张春桥去北京，他在主持上海工作时，是马天水起关键作用。毛泽东问张春桥关于王洪文的情况，张当然只能说好话。毛泽东不会知道他在上海靠张春桥扶着他，还有马天水这样的老干部左辅右弼地帮着他。人有二种角色，一种是令者，一种是受令者；令者是决策者的角色，比较有独立判断的精神；而受令者能很好地贯彻令者的意志，在实施过程中取得实际效果。毛泽东是令者，周总理是受令者。如果既不能令，又不受令，那绝物也。王洪文的才能他只能是一个受令者。后来让他去中央也不是他伸手去要的，周总理又很快病倒了，毛那时又重病在身，不能事事都去请示，即使毛泽东讲话了，也有一个理解的能力，和实施的水平问题，现在一下子把他从受令转变为发令者，突然要他去掌控这样的局面，现在他与张春桥的地位，两个人倒过来了，他不能再事事去请示张春桥，张也不能对他发号施令了。他怎么应对得了呢？那里的情况远比上海复杂，且是没有左臂右膀相助的局面。说实在的，要他主持好一次政治局会议也很困难呀！讲的每一句话要看看两边的颜色。高处不胜寒啊！他的结局，也许只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那个命运，也许他的结局只能如此。听说，他发过牢骚，称这个活儿不是人干的。我们知道，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固然需要有一个有威望的好带头人，更需要班子中所有成员之间团结一致、思想一致、互相协调。有矛盾并不奇怪，问题是要有能力妥善处理矛盾，且大家都有顾全大局并能委曲求全的观念，在那时最缺少的就是这一点。

  历史总会给每一个人以某种机会，你驾驭得了吗？历史的结局总是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只有识时务者才能成俊杰。话说回来，问题的关键是能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及其趋势，也就是正确认识形势，然后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从实际出发顺势而为，时势造英雄；当然，有适当的时机英雄也能造时势啊！记得王洪文在“十大”做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谈了一句“马克思主义反潮流”的精神，是毛赞赏的，也是毛加上去的，是毛对王的期望，也是毛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话是王洪文在台上讲的，文章是肖木起草的，肖木顺着它作了进一步阐释，可惜王洪文并没有真正理解其内涵呀！所以他缺少独立的精神，不能如毛那样驾驭左右，掌控局势，而是左右为难，后来只能如刘盆子那样回上海与自己一起造反的小兄弟们厮混了。

  所以，任何一个人，不管你处在什么地位，多一点历史知识或许能帮助你冷静地观察所经历的一切事件，打破一切偏见，求得真知，或许还能启发你思考你眼前所面临的形势，帮助你正确地给自己定位，帮助你如何知己知彼地趋利避害。一部中国历史，它能为你提供许许多多案例，每个案例都有错综复杂的矛盾，不断地剖析这些案例，会为你提供无穷无尽的智慧，那比西方课堂上讲的那些案例要丰富得多。毛泽东熟悉中国历史，无非是对历史上各种类型成或败的案例，能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让这许许多多案例因时因地地能为我所用。毛泽东总能从古人身上看到今人的影子，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既要看透古人，更要看透今人，达到古为今用。这可不是前些日子平遥那个县委副书记，装扮清代的县太爷作小丑来吸引游客，那既是戏弄古人，也是有失身份地戏弄自己。

  （本文节选自朱永嘉读史作品《刘邦与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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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说难看会不会被拍死

  作者：雨滴落青青草地 发布时间：2012-04-30 14:21:14

  作者写这本书的人称很混乱啊，撇开这个不谈，有时候的第三人称，那人物的内心不用剖析的那么细吧，显得有的孤芳自赏，无病呻吟。我看评分如此高，抱了大期望。心理预期太高不是好事啊。。。。。。。。。。。。。。。。。。。。。。。。。。。。。。。。。。。。。。。。。。。。。。。。。。。。。。。。。。。。。。。。。。。。。。。。。。。。。。。。。。。。。。。。。。。。。。。。。。。。。。。。。。。。。。。。。。。。。（没办法，说我评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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