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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PPT和Excel从此不求人，6星推荐

  作者：杰彬 | 闭关中 发布时间：2022-10-21 10:26:40

  以前在职场做遇到PPT或者Excel问题，非常苦恼，因为又要问同事求同事。现在有了这本书，一碰上办公应用的疑难杂症，我就直接翻书，对应问题去寻找答案和方法。书教的方法论简单直接，像我这种小白按照步骤去做，就立刻解决职场真实问题了。非常快，非常高效，9字总结“爽”：不求人！不发愁！不加班！

  前段时间，我也将本书推荐给我几个朋友，他们很感谢我，说这书很实用，说还要请我吃饭哈。现在我也6星推荐给到大家，希望帮到大家解决Office办公中遇到的问题，高效办公，从此不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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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应该如何自处

  作者：鬼柳星 发布时间：2020-08-12 23:07:35

  町为多音字，读为丁或挺，本意为田界小路，后引申为乡间小路。流传至今，除了在某些乡镇名字上有所保留之外，这个字在中文世界差不多绝迹了,但在日本汉字中仍被频繁使用（读为挺），多用于地名，按大小不同相当于中国城镇、社区、街道的概念，如府中町、八丈町、奥多摩町等。江户时代初期，德川家康刚入主江户(即现在的东京都)的时候，在地势较高的开阔地修建了宅院，被称为“山手”，而在地势较低的洼地修建了街道和住宅区，以供庶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这就是“下町”的起源，她指的不是一块具体的区域，而是泛指东京都一般庶民居住、工作、活动的地区，充斥着商店街、手工艺品、街道工厂等富有活力与人情的元素。池井户润将如此朴实无华的地方和火箭这种高尖物事联系到一起，本身就充满了戏剧张力。只不过，故事讲的并不是下町地区真的造出了火箭，而是下町地区一家不太起眼的中小企业用他们精研的技术为火箭提供核心部件的故事。

  故事主人公佃航平曾经是火箭发动机的专家，为一次失败发射任务承担责任而辞职，回家继承了父亲留下的电子零部件代工厂——佃制作所。在经营工厂的时候，佃航平始终坚持投入研发阀门系统（为此给公司财务带来极大的压力），开发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但还无法转化为实用产品的专利，其中一个专利恰恰是国内火箭发射巨头所不可或缺的技术。以此为契机，下町工厂开始参与到火箭发射的大型项目中去。相比于技术转让，胸怀梦想的佃航平选择制作并供应零部件这种风险极高的合作方式——这大概就是身为技术人员的尊严。然而，专利终究只是技术原型，距离实际应用到火箭发射这种误差容忍度很低的产品中，还需要大量的研究、试验工作。为什么明明可以轻松赚钱，却要选择一条充满泥泞、汗水与风险的道路？这是悬浮在佃制作所许多人心头的疑虑，也是佃航平需要去面对、理解的内心的渴望。

  要理解这个选择，我们需要先明白人为什么而工作？日本京瓷集团创始人稻盛和夫在他的《活法》一书中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的人生无非就是提升人性、提升心志的过程……仅仅把工作当成获取生活食粮的物质手段也是错误的……工作蕴含着磨炼心志、提升人格等精神方面的意义。过去的日本，或者说东方，曾经很重视劳动所伴随的精神价值——把劳动看作塑造人性的精进的道场……全神贯注于一事一业，拼命努力，持之以恒，精益求精，人在这个过程中，灵魂自然而然获得净化，形成其厚重的人格……”这个见解是对日本匠人精神的最好诠释。日本传统匠人有一种所谓“一生悬命”的追求，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手艺，他们都能日复一日的专注地劳作下去，而其中出类拔萃者，如坊间所颂扬的拉面达人、寿司之神，已由技近乎道，是所谓得之手而应于心。除了个人的野心与价值实现需求外，正是这种融入血液的精神共识（或者说价值观），才令佃航平不愿割舍手艺。只有用自己的双手实践技艺，一遍遍的打磨产品，一步步的接近完美，一点点的用手的温度赋作品予生命，人才能由对器物的深刻理解中趋向得到的体悟——这几乎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格物致知”的具体实践。日本的工业技术才得以独领世界风骚数十年，跟这种技艺追求不无关系。

  技术日新月异，但人与器物的关系其实没有太大的变迁。也许是察觉到工业化产品的冰冷与千篇一律，池井户润借由这个故事，隐隐约在呼吁着不要过份依赖冰冷的自动化机床，而要重视人与器物的互动，就算精密如火箭零部件，人也可以凭借精湛敏锐的感受力制作出严丝合缝的部件。或者我们应该说，人在与器物的互动中，实际上是通过对器物的打磨而提升自己的感受力，感受力越敏锐，就越可以洞察到微妙的变化，也就越有可能掌握到器物的变化与属性，从而制作出不断精密契合的产品。日本传统中对于人与器物的关系，有个“入魂”说法，做拉面的要一面入魂，弯弓射箭的要一箭入魂。魂，在中国五行的符号系统里表示人向物质世界投射的能量。人时刻都在将自身的能量作用于物质世界，不管是洒扫庭除，还是沉思冥想，大多数时候我们的能量都漫洒在物质世界里，而所谓“入魂”，就是将自身能量凝聚、注入器物之中，使之镌刻上制作者的生命力，从而拥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在欣赏一幅字画，享受一份美食，观看一场体育竞技，有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很大可能就是因为看到、品尝到这种力道——实际上我们是在吮吸着艺术家们的能量啊！失去了与器物相互砥砺的关系，可能会让技术失去进步的活力与途径。这大概就是池井户润对现代机械化生产体系的一点反思。这一点，似乎可以从佃制作所财务经理的故事得到印证。殿村是一个世代务农的家族的孩子，却走上了读书、就业的上班族之路，家族的田地、农活，原本打算就在父亲这代人手里终结，可是在因父亲生病而回家帮忙收割稻子期间，殿村重新认识到人与土地，与粮食，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期间，农业团体提出承租殿村家田地开展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的合同，但是殿村看到了父亲精耕细作的大米在市场上备受好评，看到了父亲双手合十在向养育他们上百年的土地表示感激之情，看到了农业团体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他开始感受到通过双手耕作一片土地要比面对抽象的财务数据有意义且鲜活得多，因此决定辞职回家继承土地，与父亲一同耕作下去。如果能亲自用双手制作出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粮食，谁又能说这不是一桩可以一生悬命的技艺修炼？殿村的选择也触发了佃航平改良农业机械，通过卫星定位精准地进行自动化作业，从而弥补日本农业人力短缺的梦想，故事于此开始交织榫合，推进到了农业器械自动化领域的竞争。

  无论工业生产，还是农业劳作，在现代社会中大概都无法逃脱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的发展趋势，池井户润一直在反思这种趋势的过当之处。使用自动化器械辅助人的劳作是人类技艺的一种进步，本身无可厚非，甚至是一种必要。然而，如果一味以高效率、高收益的方式来经营，则终究会将一个组织变成一台赚钱机器，商业伦理也降格为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关于这一点，最好的隐喻莫过于拥有精细核算、管理体系的大企业对员工的裁抑，对供应商的压榨，以及必然的对客户的冷漠。佃制作所的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帝国重工，就是一个航母级的超大型财阀企业，在供应链中处于绝对优势，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其每项经营活动能获得利润，相反帝国重工的体制臃肿、流程繁琐、思维僵硬、设计语言保守，导致许多产品缺乏竞争力，在农业器械方面被中小企业联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只能祭出商业手段胁迫竞争对手就范；而独占鳌头的火箭发射事业才刚刚起步，没有利润可言。集中力量办大事固然有其优越性，但如果沉迷于自身的体量与成就，忘了为用户制作优秀产品的本心，那无论如何都会走偏的。这一点对帝国重工的对手们一样有意义。在农业器械领域跟帝国重工展开竞争的，实际上是几个深受帝国重工伤害的人——文中说的“被帝国重工践踏的男人们”创立的中小企业的联盟，他们凭借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资源协调能力，在与帝国重工的竞争中拔得头筹。然而，他们为仇恨蒙蔽了双眼，失去了对技术和用户的敬畏之心，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最终因为一个致命的设计缺陷而自食其果，一败涂地。

  技术终究只是手段，造福于社会民生才是目的，而只有秉持公平正直信条的竞争者，才能创造良好的商业氛围，共同推进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福祉——池井户润对于企业是寄托着重望的。也正是基于此信念，佃航平才会尝试调解帝国重工和中小企业联盟的矛盾，帮助中小企业联盟回到赛场，重新为商业市场注入竞争的活力。这种胸襟气度与责任感，恐怕才是池井户润对日本企业家所抱持的寄望吧。归根到底，《下町火箭》讲的就是一个拥有尊严与梦想的企业在面对着社会赋予的责任与挑战时所作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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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吉思汗阴影下的忽必烈，有着怎样的成败得失？

  作者：自有我在 发布时间：2023-01-16 19:18:03

  对于元朝那段历史，我们很多人都会略显陌生，不但因为它过于短暂，是由蒙古人统治，对于汉人并不友好，这会让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有着心理上的隔阂，而且，因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前，建立起了丰功伟业，也让他后代们的故事隐藏在了他的背景色之下。

  

  但元朝，毕竟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更需要用科学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

  元朝，国号来自于忽必烈，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这被视为元朝的开端。而1279年，元朝彻底灭亡南宋流亡政权，统一了中国，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从这样一段记载，我们了解忽必烈对于元朝的重要作用，它就是元朝的开创者，属于开国皇帝。那么历史上的忽必烈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皇帝呢？他的成长道路是怎么的呢？他从从怎样的环境之中继承了这样一个政权呢？他统治的理念又是怎样的呢？他为这段历史又做了些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有着怎么的是非成败？这都是历史学家对于这段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周良宵，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是中国元代历史研究的领军人物，而他的这一本书《忽必烈》，就是带我们走进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成长世界，去深挖这样一个皇帝历史的真实性。

  

  提到忽必烈，必然还是要从成吉思汗开始讲起，成吉思汗创造了一个蒙古人就能达到的最新高度。而当他死后，他的继承人们也就对于这个世界进行了重新的分配，而他的小儿子拖雷继承了他的大部分遗产。

  

  可是从托雷到忽必烈，中间还经过了一个蒙哥统治的时代，这中间也有着一段历史的恩怨，权力的斗争。

  忽必烈是怎样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之中脱颖而出呢？他开府金莲川，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在身边，不断学习着治国的理念，让自己和身边人都更加优秀，更加有能力，最终实现了权力的更迭，实现了统一整个中国的任务。

  

  忽必烈在政治斗争中胜出之后，更是开创出了他鼎盛的统治时期，建立了大元王朝仅仅是他成就的一个方面。而提到忽必烈，我们必然要了解他所建立的都城大都，而这就是现在北京城的前身。这样一个新兴的城市，曾经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被提交，展现出了独特的繁荣和昌盛。

  

  在忽必烈的统治中，必然有着非常多可圈可点之处，这都是这本书的内容，从历史之中梳理关于忽必烈的一切，让我们再次忽必烈的所有政治抱负。

  

  公元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病死，在位三十五年。而作为一个王朝的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他的所有功过得失也就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梳理。这样一本历史学家的著作，无疑就是在完成着这样一个任务。带我们走进忽必烈的世界，带我们重新认识这样一位元朝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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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梦想——禾下乘凉

  作者：智慧为师 发布时间：2021-06-05 18:40:23

  自古以来，就是民以“食”为天。没有经历过挨饿的人，是不会体会到那种悲哀的。而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富足的年代。

  还是从我父母那里知道，他们经历过饥荒，每天别说米饭，就是大碴子这种粗粮都没有多少。只能吃土豆、地瓜这样的东西来饱腹。上顿吃，下顿吃，吃到怀疑人生。要说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原来我还真不知道，只以为是现在的年代好。

  其实，这都要感谢一位种粮的科学家，他，就是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人们总是会这样，得到的不曾珍惜，而失去的却又会懊悔。而我，也是一样，避免不了人性的弱点。当我吃着香喷喷的米饭时，我从来不知道，这样的一碗米饭，是经历过了多少磨难，才送到了我的面前。

  直到今天，有幸读了这本《袁隆平的故事》，才从这些故事当中，从那个贫困的年代，知道了这个英雄传奇的一生。我想，再多华丽的词语，都比不上他的丰功伟绩。

  

  如果有人持反对意见，那么，他一定是不了解这个慈爱的老人，不了解这个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的老人，“一不小心”地把一件事做到了极致的老人。我一定一定要建议他来读这本书，这本完整记录袁隆平院士一生的书——《袁隆平的故事》。

  讲真，这本《袁隆平的故事》是我含着热泪读完的，书中的任何一篇文章，你拿出来读，都能读到让你热血沸腾，让你激情澎湃，让你感动莫名。

  

  当所有的人都在关注袁隆平老先生，现在所拥有的荣誉的时候，我却在书中看到了袁老先生的年少时，所拥有的坚韧而又聪慧的品质。还有他那优秀的父亲袁兴烈和同样优秀的母亲华静。

  父亲袁兴烈是一位知识分子，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朋友共同捐献了500多把大刀给冯玉祥的部队。母亲华静，是个扬州姑娘，自幼在英国教会学校读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生活在这样一个知识家庭里，可以想象得到，袁隆平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该是多么的好。

  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袁隆平对土地的热爱，最开始的源头，让我记忆深刻。就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有好奇心的时候，小时候的袁隆平也不例外，他好奇地问母亲：“人是从哪里来的？”这要是现在，妈妈可能都会说，是猿猴变的。孩子们还会继续往下问，为什么猴子会变成人？

  而袁隆平母亲的回答，特别有智慧。是这样的，母亲告诉他，西方《圣经》故事说，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始祖，他们都是上帝用泥土造的。中国呢，也有“女娲造人”的传说，女娲用她那双神奇的手，把黄土和成泥，然后捏成一个个人，之后朝这些泥人吹口气，于是，泥人们就有了生命。而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知道，不管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归根到底，我们人类的根源都是黄土地。

  母亲告诉他：我们吃的粮食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我们穿的衣服是从黄土地上收获的棉花织成的布做的，我们住的房子是用黄土烧成的砖盖起来的……总之，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土地，所以说，土地是生命之源。

  

  而我们的袁隆平先生就从那个时候，就听懂了母亲的话，悟出其中的道理，“土地是生命之源”。所以，从那时，袁隆平就对土地有着一种神圣的敬意。为以后的种水稻打下了精神上的坚实基础。

  其次，袁隆平老先生选择种水稻，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中国上一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三年困难时候，出现了空前的粮食危机。农村严重缺粮，农民连糠菜杂粮都吃不上，纷纷去山上寻野菜吃。他亲眼目睹过一位的少女，因吃了观音土，被活活憋死了。

  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带头节食，才真切地让他感受到“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是说得那么实在。但是哪朝哪代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中国人民解决吃饭问题，是他这学农的知识分子的天职。

  所以，从那以后，他深入研究水稻的种植技术，从三系水稻到两系水稻，接着又研究单系水稻，他和他的学生们研究的水稻技术，领先于世界各国水平。为我国赢得了多国的尊重与荣誉。

  特别是当他发现还可以继续研究新的课题时，别人都劝他别再冒险，砸了现有的牌子就不好了。但是袁老先生，不会因这些外在因素而躲避困难，反而是坚持研究。带领团队屡破超级稻单产700公斤、800公斤、1000公斤、1149公斤等世界纪录。

  

  最后，袁老先生他也有家，也有父母，但是当亲情与工作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通常都是选择了后者。1975年，当他结束实验，从海南经长沙风尘仆仆地回到家，回到妻子的身边时。才知道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而他毫不知情，没有回来尽孝。妻子对他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正在攻克难关，耽误一刻，或许就是耽误一年。亲人们都认为国事为大，家事为小，因此都体谅他的难处，没有告诉他。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这是多么让人悲伤的事情啊！袁老先生听了妻子的话，只觉体内燃烧起了熊熊火焰，发誓，要以优异的科研成果来告慰父亲。

  袁老先生的故事还有好多好多，哪一个故事中体现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去学习。跟他的卓越的品质相比，哪种语言都黯然失色。如果你也读了这本《袁隆平的故事》，欢迎一起来交流一下感想。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 ——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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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盖尔归来》与人文主义者

  作者：QBY 发布时间：2010-10-13 14:34:30

   　　虽然美国历史学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所著《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一书的叙述对象是一宗发生在下层农民社会的真实离奇案件,但在历史上,对这一真实事件进行记述的人,即“讲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s),却大多是当时处于上层社会的人文学者。戴维斯认为,这些“讲故事的人”对案情的态度,以及他们写作的文本,对了解马丁事件的全貌和性质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尽管此书的篇幅不长,但为了对这一历史事件做全方位的史学分析,戴维斯竟用了三个章节来讨论这些“讲故事的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戴维斯的这一做法,使我们有机会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认识和了解十六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它改变了以往众人对欧洲近代早期这一特殊群体的抽象和笼统的印象。戴维斯不仅关注人文主义者自身的状况,她还刻意通过当时这些上层社会精英人物对真假马丁案的态度和反思,去发掘上层社会精英与普通农民之间的联系;一个发生在农村社会的案件,竟能引起上层精英的兴致,并激发了他们对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和一些普遍问题的讨论。更值得注意的是,戴维斯在以新视角和新方法重构真假马丁案的历史叙述的过程中,揭示了二十世纪的现代学术与欧洲近代早期人文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十六世纪科拉斯对真假马丁案的审理态度和所制作的文本,蒙田对审判的批评、质疑和对人类理性的讨论,到二十世纪戴维斯对这一案件全方位的历史分析,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和突破得到彰显,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历史叙述的范畴。

  　　

  　　 一

  　　

  　　《马丁·盖尔归来》所涉及的三位“讲故事的人”,属于三种不同类型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s)。他们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因各自的社会地位、职业、性格、价值判断等存在诸多差异,故在对马丁案进行记述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态度。戴维斯的比较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组十六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的肖像。

  　　这三位“讲故事的人”中,首先要介绍的是审理真假马丁案的法官让·科拉斯(Jean de Coras)。作为复审真假马丁案的法官,科拉斯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扮演着特殊重要的角色,所以,由他撰写的《难忘的判决》(Arrest Memorable)一书,似乎很自然地获得了许多人的信任。三百多年来,几乎无人挑战和质疑科拉斯对这一案件的叙述权威,尽管他的判案和解释曾受到几乎与他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蒙田的质疑。科拉斯是那个时代一位既典型又特殊的人文主义者,他一直是戴维斯关注的核心人物。

  　　另一位人文主义者是当时关心此案并著有《图卢兹冒牌马丁的奇妙的故事》(Admirable History of the Pseudo-Martin of Toulouse)的纪尧姆·勒叙厄尔(Guillaume Le Sueur)。同科拉斯不同,勒叙厄尔在当时的图卢兹地区没有什么影响力和社会地位,他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文人。此人出生于一个富庶的商人家庭,早期接受法律教育和训练,这恐怕是他对此案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在宗教上,他认同当时兴起的新教,并是一位精通拉丁文、希腊语和法语的诗人、译者和历史学者,一位对文学和古典学感兴趣的博学之人。根据戴维斯的考察,纪尧姆可能担任法庭的小职员,得以出席和观察法庭的审判,并有可能获得法庭的一些文件。再加上纪尧姆与法庭庭长相识,此文本中的一些材料来自他与庭长的谈话。尽管该文本可能是纪尧姆希望在“法律和法学修辞文化界”出人头地的敲门砖,但戴维斯将它纳入真假马丁案的叙述结构的做法,无疑丰富了我们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维度。

  　　真假马丁案的判决还引起了十六世纪另一位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大名鼎鼎的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注意。其实,严格说来,蒙田并不是“讲故事的人”,他只不过是对真假马丁案和别人讲述的故事发表评论的人。蒙田早年曾读过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书中所记载的离奇案件给蒙田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蒙田据此写下了《论瘸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蒙田除了关注这一案件的特殊与离奇之外,还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审理此案的法官对案件的态度和陈述上。《论瘸子》是一篇外部观察与内心自省结合的杰作。蒙田认为,真假马丁案不是一宗普通的案件,它超乎了一般人、甚至包括博学的办案法官的理解力,这导致了法官对此案做出鲁莽和轻率的判决。不仅如此,蒙田更以他的睿智,感受到了此案所涉及的一些更为普遍性的问题: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和理性的非绝对化。

  　　

  　　 二

  　　

  　　为什么发生在普通农村社会里的一件“只适合通俗小册子的故事”,会引起当时的社会精英和人文主义者的兴趣,并为此著书立说?难道只是好奇心所为?还是另有其更深层的原因?从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所涉及的三位处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文主义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即对社会下层普通民众及其事物的关注和同情。通过分析真假马丁案,戴维斯发现,尽管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农民大多被排斥在公众政治生活之外,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能引起人文主义者对其遭遇和命运的关注。这种关注,体现了当时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结构和联系;而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又突破了十六世纪中叶法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科拉斯有机会接触假马丁——阿诺·迪蒂尔,就近观察这个人物。他很欣赏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在试图“自我塑造”上所做出的努力,并对他的沉着、机智、能言善辩和出类拔萃的记忆力甚至创造力表示欣赏。科拉斯还表现出一种对矛盾情感的理解和对下层社会人物处境的同情。例如,在对待假马丁和贝特朗私定婚姻的态度上,他认为这既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又有它“意味深长的合理之处”。尽管阿诺·迪蒂尔作为罪犯被判处了死刑,但在科拉斯的笔下,他仍然是一位颇具创造性的人物,是一位“让人既羡慕又害怕,既嫉妒又排斥的人”。这是一种对人类生存状态和命运的超阶级的同情之理解,已经超越了一个判案法官的专业范围。蒙田也对下层人物有独特的观察。他认为,尽管这一阶层的人在当时常被人看不起,但他们的生活却是有条不紊的。有时农民的习俗和谈吐,要比那些哲学家的习性和谈话更加符合真正的哲学规范。在蒙田眼里,这些平民更加明智,因为他们的明智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的。贝特朗和阿诺就是蒙田所羡慕的那种“懂得考虑自己的生活”的人。很可惜下层社会的农民并没有留下多少他们看待自己和评价上层社会的文本,这是一个令人感叹却无法弥补的缺憾。

  　　戴维斯凭借敏锐的观察力,不仅发现了下层社会普通农民与上层社会人文主义者之间的某种联系,还揭示出他们的命运“竟然存在着罕见的相似之处”,下层农民生活中发生的一个案件竟可让上层的精英看到“某些令人不安和使人惊讶的东西”,这些东西居然还触及和引发了他们对自身生活的反思。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为了追求历史叙述的完整性,戴维斯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对待某个具体问题上的态度联系起来考察,通过比较不同社会阶层人物在真假马丁案上的反应,来展示十六世纪中叶法国多元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异同。这是戴维斯微观史学中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对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社会或人物的观念进行比较,从而避免历史学者仅从自身的历史关切提出问题的局限性。

  　　这一案件对上层精英的冲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蒙田的反应,以及他对此案审判的观察和思考,其中有些竟触及极为普遍和本质的问题。比如,科拉斯在面对复杂诡异的案情时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几乎错判的行为,引起了蒙田对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绝对理性的质疑。他感叹道:“我越是频繁地回归和理解自己,我的变体越是让我惊讶,我越是无法理解自己。”这让人联想到苏格拉底当年的命题——要认识你自己。蒙田注意到,对法官科拉斯来说,要分辨真情与谎言并非一件易事。若不是真马丁最后拖着一条假腿出现在法庭上,科拉斯恐怕就要错判此案。对此,蒙田说,“人类的理性是怎样一种不受约束不明确的工具”,判案是这样,对待真理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人文主义者眼中,人性的盲点和局限往往体现在理性的残缺和想象力的缺乏。“真相和假象是如此的相似……我们却只能用同一双眼睛来打量它们。”蒙田坦承:人们在“讨论中被冲昏了头脑,言过其辞,夸大了真相”,甚至固执己见,还“借助强权将之强加于别人”。在品学论事之时,“宁要试探性的提议,不要毫无顾忌的确信,宁可六十岁做徒弟,也不要十岁当博士”。正是基于这种态度,蒙田进一步提醒:“我并不保证我讲过的东西十分可靠,而只说那是当时我脑子里闪过的思想,混乱的、不确定的思想。”正是这种对待理性的慎重态度和服从理性的自觉,使得蒙田和科拉斯有一种“愿意自我改进、反思和重新阐释的倾向”。

  　　其实,不单蒙田关注这些问题,科拉斯在审理真假马丁案的过程中,也时常表现出对人类本性认知的困惑。他在早年曾有过“服从理性”的誓言,但后来多年判案的经历却愈来愈让他感到,理性有时竟会误导自己。即使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法官和阅历丰富的人,“要分辨实话与谎言”,其实并不容易。诚如戴维斯所讲:“他(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的核心,是像蒙田那样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对人性不确定性的关注其实是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传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就曾说,人“可以往上达到天使一般的成就,也可以堕落到可悲的事物之中,做出魔鬼一般的行为”。

  　　戴维斯认为,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是“一本质疑法律运作的法学著作,一本质疑历史记载自身的真实性的历史叙述”。蒙田在观察和评论真假马丁案的审判时,他的质疑和谨慎是明确的:“我赞同圣奥古斯丁的意见,对难于证实而人们又相信到危险程度的事最好倾向于怀疑而别倾向于肯定。”在蒙田看来,“当时科拉斯把被判有罪的人的假冒行为描绘得那样不可思议,那样超乎我们的理解力,也超乎这位法官的理解力,所以我认为判他绞刑的判决书是非常鲁莽的”。蒙田甚至还质疑图卢兹最高法院的权威和做法,他认为在处理真假马丁案时,法院也有不当之处。尽管法庭在审判真假马丁案的过程中先后听取了一百多位证人的证词,但蒙田还是认为科拉斯的判决过于轻率。

  　　

  　　 三

  　　

  　　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位人文主义者,戴维斯在试图对真假马丁案做全方位的历史分析和建构全新的历史叙述时,其实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即使在她完成了令人称奇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时,戴维斯还是谨慎地宣称自己“或许”已经发现了过去的真实面目。这种审慎质疑的态度,是人文主义者令人敬佩的一个核心特征。

  　　其实,戴维斯经常关注和试图建立自己的学术与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她常常引用一些人文主义者的言论和思想。例如,被她称为“伟大的观察家”的拉伯雷和蒙田的话语和思想就经常出现在她的历史叙述中。在建构关于真假马丁案的历史叙述时,戴维斯还提议要“将《难忘的判决》和蒙田的文章摆在一起阅读,会给它们各自都赋予一层新的意义”。尽管这些人文主义者不是权威的理论家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者,但戴维斯极为佩服他们对所处世界的敏锐观察和深入了解。从这个角度,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戴维斯会选择“论瘸子”这个与蒙田散文同名的题目作为她回应批评者文章的标题。在戴维斯的阅读史和学术生涯中,她曾受到历史上多位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响和熏陶,特别是蒙田、拉伯雷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等。戴维斯一直以为,自己的学术研究要是走在正轨上,就会在拉伯雷和蒙田那里得到某种回响。

  　　在戴维斯眼里,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是一本“富有新意,将矛盾的形象和混杂的问题融于一体”的文本。蒙田的《论瘸子》所涉及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对一个法庭审判的评论,它是一篇十六世纪人文主义的杰作。这些文本的作用是多重的:它们既是重新建构历史叙述的史料,又是了解和认识历史上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意识、性格和生存状态的稀珍文本。而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则是二十世纪一部独特的人文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三个文本之间有一种发人深省的内在联系。将十六世纪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和蒙田的《论瘸子》与二十世纪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结合起来读,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一种绵延不断的人文主义传统,并且惊叹,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与现代历史学者之间竟然如此贴近和相像,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事件中的人物并非如此地遥远和陌生,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有时仿佛也是今人可能面临的困境。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故事才会被不断讲述,而类似的事情还可能再次发生。

  　　如果没有戴维斯对“讲故事的人”的特殊关注,没有对这些“讲故事的人”所制造的文本进行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没有对下层农民与上层社会精英的联系和相关性进行讨论,那么,戴维斯的这本著作只不过是一部关于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历史叙述;但由于这些越境的讨论,使得这本书的主题和范围扩展了,变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叙述。戴维斯是第一位试图对真假马丁案做全方位历史解析的人文主义学者。更为重要的是,在建构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戴维斯一直想方设法要以故事的当事人,即一群普通的下层社会的农民的立场,来表述他们的感受和处境。在叙述的同时,戴维斯尽量避免局外人的主观立场和武断,让各种当事人的多重声音来说话。她其实是在为历史上曾经失去声音的一群弱势者争取话语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戴维斯的勇气、见解和智慧超越了历史上诸多人文主义者对待此事的态度和作为。

  原载《读书》2010年第10期，作者盛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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