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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销售，人际很有用

  作者：もし,爱して 发布时间：2011-03-10 17:34:48

  一般心理学的进阶类图书，一般心理描述的是宏观理论和常见现象，行为心理进一步阐述人类不同行为所产生的种种心理特征，喜欢朋友可以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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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诗人和煽情的角度进行历史马后炮

  作者：Sying 发布时间：2013-06-04 13:38:25

  因为此书在豆瓣上的分高，故从众而看之。

  通篇看完，以茨威格的角度告诉我有如下感觉： 很多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由偶然的小事情来决定其发展方向的。

  我的感觉是，茨威格从现在回头看过去的历史，就好比央视的篮球评论员在评球时候，看见某个球没有进，长叹一声”哎呀，这个球要是再多传一下，打到内线，一定进啊“，比如这场比赛赢了，他就会说”某某球员在关键时刻，投进了关键的三分，他主宰了这场比赛“

  于是这种”关键时刻“被放大，而产生关键时刻的”基础时刻“被潜意识的忽略。

  个人历史，和社会历史都是由无数个偶尔加偶然加偶然形成的，如果放大某个”偶然“那么我们会称之为”关键历史时刻“”伟大的历史人物“

  作为电视编剧，和小说，电影的手法，当然会赢得观众的欣赏。但是这并不是完全的历史真相。

  这里面能够看到的历史，实际就是”片面的放大史“

  我们的生活都是以秒为单位的像一个贪吃蛇射线一样不回头的过程，每一个点都很重要，每一个点都决定了后面的走向，除非我们的生命可以出现，中途间歇性死亡，后来又复活，那么我们可以把生命分为重要不重要，闪耀或者不闪耀。既然没有间歇性死亡，那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历史就不分，重要，不重要。因为高潮的基础是低潮，低潮也决定了高潮。

  这本书里，隐藏了以下属性

  1 小说试的煽情

  2 评论员式的马后炮

  3 个人崇拜，和民族主义情结

  这是一部可以调动人情绪的历史故事。

  从茨威格后来自杀的行为来看，也证实了他诗人浪漫的生活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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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方法破解读书读不快、读不进去的问题

  作者：临轩溪月 发布时间：2022-10-25 19: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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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你走后

  作者：李小丢 发布时间：2013-06-13 11:41:37

  “现在的人，总是少见多怪，我们就是普普通通一对夫妻罢啦。” 我常常想，如果美棠看到平如的这本书，知道他俩的故事感动了这么多人的话，大概也不觉得稀奇，只会调皮的这么评价而已。

  和多数人一样，第一次听说饶平如和毛美棠的故事，是来自柴静的《看见》栏目。它具备一切可以打动现代人软肋的情感要素。它有横亘半个多世纪的沧桑感，有大时代下的悲欢离合，承受住了一切现在人难以想象的考验，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时间空间上的。而且有个光明温暖的结局，和念念不忘的回响。节目组特意选取了平如一生中的几个关键的转折点来叙述，使他们的故事看起来像是一个现实版本的神雕侠侣，充满了传奇色彩。

  “杨过和小龙女也只是分开了十六年，平如和美棠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再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爱情故事了。”微博上疯狂的转发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深刻的悲哀，悲观的认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我们祖辈看来这不过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在现代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爱情俨然已经成为了奢侈品。我并没有那么悲观，因为我身边有无数生活的平凡喜乐的夫妻，并未因生活的艰难而轻易放弃彼此，比如我的父母，和我的祖父母们等等。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像平如和美棠的故事那样轻易打动我们，大概是因为少了一些仪式感的缘故。

  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抱怨传统的中国节日没有感觉，而更热衷于过西方节日？因为我们正在逐渐消除传统节日中的仪式感。节日其实就是一场仪式。就像平如在书中描述的那样，他们小时候过的春节有着非常繁琐的习俗：过小年、过大年、做年夜饭、吃“大块文章”、放爆竹、包红包、走亲戚等，这些都是让过年更有“年味”的构成元素。而这些元素渐渐地被饭店包席、短信拜年等方便的现代化手段给破坏了。仪式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一件事和一些行为的认同感和主观感受，当构成元素缺失的越多，仪式的完成度就越低，我们也就越来越感觉不到“年味”。而西方圣诞节和情人节则用布置圣诞树、互送礼物、互送巧克力和鲜花的元素维持着仪式的传承。

  正如我们总是抱怨年味变淡了一样，抱怨爱情不再传奇其实和爱情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构成元素逐渐缺失的缘故罢了。少了波折重重的考验，少了百转千回的等待，少了至死不渝的纪念，现代的爱情似乎太过平淡乏味，因为太容易得到往往不被珍惜，因此也就太容易失去。所以我们看到平如和美棠的故事，才会惊觉自己失去的是什么。而耄耋老人平如悼妻作画的举动，则为这场纪念爱情的仪式，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从你走后，我不知道你是近是远/我只知道大自然变苍白了/我的心也因无尽的思念而无比压抑 ”李小龙的这几句诗传达出了美棠离去后平如的心情。对平如而言，美棠不仅是与他患难与共情深意笃的妻子，更是维系了他与过去中国的纽带。美棠一走，他似乎也失去了那个在他们脑海中共同的旧时中国。他还能与谁回味少时故乡的咸水棕？和谁谈起战时在柳州喝到的那一碗生滚鱼片粥？因此，如果期望在这本书里看到一个传奇爱情故事的读者可能会失望，平如绝少提到他们经历过的苦难，他笔下的展现的，只是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几十年的流水账，剔去别恨离愁，只留下记忆里在一起的快乐点滴。

  平如心中并非没有怨怼，但是他怨的不是时代和社会，而是没有让美棠过上几天安乐日子的歉疚。平如说：“她原是那样天真爱玩却也要求不多的一个人，在分隔两地的时候，她写信来，‘我们身体好，没病痛，老了大家一块出去走走，看看电影，买点吃吃，多好。’她对生活那样简单的想往，竟终不得实现。”他们颠沛流离这许多年，订婚的小金戒指当掉了，结婚的纪念照片遗失了，美棠没埋怨过，平如却一一记得，日子好了，他买来戒指补上，美棠走后，他又凭回忆画下了婚礼照片，那个只能看到背影的大全景，带着一种隔着时空凝视的苍凉。他在画里终于完成了永远在一起的愿望，再也不怕失去彼此。

  平如和美棠颠沛流离之时，在贵州看到市场上的苗族妇女，“生活于他们确是艰难的，她们都着蓝色衣裙，上面绣着花纹图案，头上也以蓝布一层层包裹好，神色纯净，置身其间仿佛走进几百年前的社会一般。”而我们也可以经由平如的图文，走进已经远去的旧时中国，重温一对平凡夫妇的难舍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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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名潞：认识自己的最好方式是通过他者

  作者：fushia 发布时间：2016-10-14 23:00:08

   从90年代初到哈佛求学，高名潞就一直辗转于中美两国，一边吸收西方的艺术史理论，一边关注和参与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作为一个长期游走于东西方的学者，如何将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进行衔接，是他长期关注的问题。

           2009年，高名潞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意派论》。他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意”放入当代艺术的语境之中，抽象成“意派”的概念。他希望借此概念来阐述中国艺术，而非照搬西方的艺术史认识论。这在学界引发了不小波澜。有人说高名潞是文化复古主义者，在宣扬文化保守论，也有人觉得他在提倡一种宿命观。高名潞的回应并不多，同年，在一篇题为《给意派批评者的几点提示》的文章中，他直接指出目前的批评“基本没有涉及意派论的哲学本体论问题，我喜欢直接进入论题的批评，如果有人能够直接进入我的理论核心和逻辑，去讨论我的谬误，这是我喜欢看到的，也是我所期待的”。

           时隔7年，高名潞终于拿出了这本厚重的《西方艺术史观念——再现与艺术史转向》。在这本书中，他通过“再现”这个西方艺术史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梳理了西方艺术史的三个转向，并提出其目前面临的危机。在书的末尾，高名潞指出这种危机的可能解决方式之一，是将目光望向非西方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意派论》实则是这本书的延伸。而也正是《意派论》当时引发的争议和不被理解，促使高名潞写出此书。 “《意派论》之后，不少人提出批评，我发现他们批评主要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文化背景、文化环境、文化战略的角度，批评这个视角保守、传统。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什么是再现，所以我就觉得更有必要把背后所铺陈的东西和盘托出。这就促使我又回到这本书，更加细致的把工作完成。”在8月21日澎湃新闻对高名潞的专访中，他这样说道。

         高名潞告诉澎湃新闻，虽然这本新书探讨的是西方艺术史认识论的问题，但其最终目的，是通过认识他人认识自己。有了认识他者的基础，高名潞打算接下来好好梳理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化内部，建构起一种适合阐释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

          

  认识自己最好的方式，是通过他者

  澎湃新闻：您在书里以及其他访谈中都提到，《意派论》是结合中西方艺术理论和实践，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理论，现在据您第一次正式提出意派论已经将近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您看到了什么变化，您觉得这个理论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更新或者修正？

  高名潞： 这本书写完了以后， 我觉得有些讨论要更加精致化、完善化。要加强的阐释得从这本书最后的结论出发。意派论的灵魂、核心主要是在艺术认识论的角度上要提出“差意性”，它不是不同，而是一种缺失、不足、非饱满、非完美性。追求完全的对称、百分之百的绝对、完美和自足，这种理想是好的，但实际上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认识、解读作品，会进入一种误区。

          这本书引出这样一个结论是因为西方的再现理论就是建立在对称、完美和绝对性质的基础上。最后解构主义走了一个极端，即完全颠覆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没必要走那么极端，因为我们自身的传统当中就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思考传统如何和西方嫁接起来，形成一个自己的新的理论系统。我觉得这点上要更多的阐释。

          还有就是我讲到的“不是之是”，它避免了再现论里假象和真理的二元对立。如果吸收东方的一些哲学的话，应该避免用二元对立去谈。因为这是个表象的东西，是一种误区。内在的东西总是非自足的、非对称的，但是它自身呈现了一种我们所认为“是”。所以它呈现的东西总有一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在里面。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我把它概括为“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不仅把这种“不是”作为研究的对象，同时还能把它看成艺术的一种境界，那么就有可能从“不是之是”当中捕捉到集大成的有价值或者有味道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意派论中需要进一步的阐释。

        另外还有一些更加精致的问题，比如说西方再现的三个阶段（象征再现、符号再现、语词再现），有哪些东西和一些传统概念能够对应讨论一下，比如说象征和赋比兴之间有什么对应性和差异性。还有后现代提出来的隐喻性（allegory），隐喻性又涉及到第二阶段符号再现的问题，这个东西跟东方的文论、哲学当中那些内容可以发生关系。但因为它是从东方背景中出来的，所有又不一样。怎么样能转化成为意派的、新的理论概念、或者这个理论系统当中的新的方法论，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东西我都会更深入地去探讨。

  澎湃新闻：关于西方的部分，您在本书的最后指出西方的艺术理论一直在进行一种钟摆式的反复运动，之后您试图从非西方传统中寻找对于西方艺术的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是否可行呢？西方传统的问题是否能够从其内部解决？还是说一定要从非西方的理论中汲取灵感？

  高名潞：首先不同的文化都会产生危机 。西方的这个危机的特点就是钟摆式的。它体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 第一点是主体性的危机，是启蒙运动之后人从神学走出来，要征服自然，对外在对象的绝对的征服和控制的欲望，发展到后现代以后极端的个人主义。 主体性的问题不单单是哲学问题，在艺术领域也是摆脱不了的。如果出现钟摆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不仅是在西方当代艺术当中，在中国当代艺术中这也面临危机。

         第二个危机是前和后，传统和现代，过去和未来的危机。这个在西方很明显。在中国也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传统与当代、传统与现代也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但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像西方现代主义以来那么极端。

         第三就是语言上的，语词与图像、概念与形象之间的摇摆 。这些正是造成了目前西方在艺术史理论方面提出的危机。这些危机和二元极端对立，又强制的要求极端统一有关。 所以这种钟摆论的东西也影响了中国。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这个、尝试摆脱这个，寻找到一种相对来说能够平衡合理的认识论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

  澎湃新闻：所以这个解决方法不单单是针对中国的，而是用非西方的方式去解决西方的问题？

  高名潞：对，其实我觉得这是相互的。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经过一二百年的思考和反思。再加上我在中国、西方都待过，既参与了实践、也参与了理论的研究，我发现认识自己的最好途径就是通过别人。所以这本书的目的也在这，就是最后要回到自己。

         从西方的角度也是这样。西方要想解决这种危机，应该好好看看非西方。在认识非西方的同时更深刻的认识自己。其实在现代主义时期已经有过这个阶段。但是现在主义时期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所以那个时候它只是pick up，拿来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自足性质锦上添花。我们也知道艺术里像John Cage，哲学家里像维特根斯坦，包括海德格尔，他们都是使自己的艺术更加丰满，使自己的艺术受禅宗的影响能够有一个突破。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从西方文化自身呈现出来的危机来看，他们应该更加有意识的看看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了解一下非西方用艺术认识世界的角度是什么，和我们不同的是什么。他们如果也像我这样把中国梳理一下，那也许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但往往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的态度是傲慢的。他们的傲慢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他们自身的优越感。只要有人提到什么不同，他们就会觉得这只是西方现当代艺术的衍生品。

  所以虽然写这本书用了那么多年、那么多力量，但我也深知自己一个非西方人，西方有很多理论家、哲学家，他们已经把自己的东西描述了很多了。但我不是要在这方面跟他们去pk。我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我也有我的优势，那就是不同的视角，我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去看不同的文化，把它梳理出来。同时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梳理，反过来能够认识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思维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目的。

  澎湃新闻：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根据您多年游走于东西方的经验，您觉得意派论这样的反对西方中心主义霸权的理论，是否能抵制国际上制度性的知识生产中内置的霸权？它是否只能存在在非西方土壤，它是否能在西方世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高名潞：这本书最终我肯定要把它翻译成英文。因为我还是希望让欧美的同事们去看看。有一些西方艺术史专家他们也写过类似的书， 但我觉得欠缺他者的眼光，因为站在自身的文化逻辑上，有时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写着本书，不管将来是全部的，还是缩减的翻译成英文，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于在西方的非西方理论，他们还是重视的，比如说印度的艺术史家在提出印度自己的现代性问题，也在英文发表。我觉得这一点上西方在学术发表的包容性上是很好的。如果出现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有影响力的东西，他们也愿意拿过来去发表。但总的来说，在深入研究怎么样能够像我们这样认识别人主要还是为了反省认识自己的，站在这个立场有强烈欲望的角度来说，显然西方还是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因为相较于非西方而言，它在理论系统性等方面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当下的艺术家要有定力，不要在疲于奔命中丧失自我

  澎湃新闻：您在《墙》那本书中说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中国艺术的美术馆时代，您对这个概括是否有更新？

  高名潞：我觉得还是美术馆时代，而且是更完善的美术馆时代。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术馆的类型开始多样化，有画廊、有民营美术馆、还有政府的、地方政府的。 这就形成了庞大的美术馆机制，当然这里面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一大问题是硬件很好，软件不行。好的策展人严重缺乏，另外就是缺少项目，特别是长远的、学术性的，能够真正对艺术史和当代艺术发生影响的项目。

  第二个问题是美术馆理念。90年代的时候美术馆没有强烈的、稳定性的欲望和目的。因为那个时候生存是第一需要。但今天就不同了，今天还要考虑到美术馆的形象，自身的特点，并且有了要对当代艺术施加影响的意图。一旦它要对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对当代艺术史施加影响的时候，它就要在选取的项目、艺术家、艺术史范围方面思考的就更加多。而这个时候他所运用的资源就更加多了，它可以把策划人、批评家、收藏家（特别重要）、媒体甚至国外的美术馆或者是有影响的艺术机制，都把他们融进来。这么看来，它的项目就变成社会化的大项目，这种项目确实能对当代艺术发生很大的影响。美术馆时代从机制和理念上，我觉得在过去的十年发展得非常快、势头很猛。我觉得从我提出来美术馆时代的时候，并没有式微，还没有终结，还得往下发展。但是它的结果是什么，有什么优势、弊端，我觉得都是很值得探讨的。

  澎湃新闻：在这样一个美术馆时代，您觉得当代中国的艺术家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高名潞：我们说到美术馆的时候自然会想到艺术家和艺术创作，因为这是灵魂，是当代艺术的支撑点。正是在美术馆机制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艺术家处在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位置上。艺术家会很兴奋，因为展览多了，机会多了，很多时候还是个展，场面很大。 艺术家在里面似乎感觉自己成为一个主角。但事实上不是，艺术家正在被吞没，因为真正展览的理念不是为了把艺术家个体的创造性、它的根源、特点、未来的发展有效性发扬光大。它主要还是为了美术馆自身的形象、为了美术馆自身的壮大、为了它的社会关系、甚至是为了资本收藏等等去服务和考虑。这样一来它就并非是一个纯粹艺术史和学术的问题。所以在美术馆时代，艺术家的主体性就很容易丧失。但是悖论的是艺术家自己感觉不到。艺术家觉得在这里面他是个宠儿。

         所以我觉得现在特别有必要呼吁艺术家能够尊重自己，而非尊重场面、尊重光环性的东西，更多的尊重自己，你是谁，什么东西是你真正要表现的东西，什么是你认为在当代艺术和文化生态当中最需要的东西，在语言上不但是你自己的、而且放在当代艺术中也是有创新性的。这才是艺术家应该思考的。 是要有定力，你不要追逐。当然有一些机会，你是可以去参与，但是从长远来说，是不能疲于奔命的。

  原文发表于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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