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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作者：厚积薄发 发布时间：2011-06-11 13:39:53

  LAHv2，好看！不愧是Linus Torvalds推荐的东东！写书的还是要文笔好，语言流畅并尽量幽默——这本书让我想到了Paul Graham的H&P，思维曲线尽量明显，有线条感和立体感——这本书又让我想到了Nicolai Josuttis的TC++SL，好书啊！严重推荐！

  这本书的厚度是有原因的，对于每一个知识和操作点，作者都从基础的概念入手，然后将到基本用法，尤其，还涉及到了非常多自己在工程实践中的经验之谈，甚至也会八卦到很多UNIX/Linux哲学的东东，总之无所不包。建议耐心比较好的人都可以抱本回家慢慢看，我是每天看50页左右的样子，反反复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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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为什么能够获得天下？

  作者：benu 发布时间：2014-12-31 16:14:39

   

      秦朝末年，群雄逐鹿天下，陈胜，项羽，刘邦，张耳，彭越等十几股势力先后揭竿而起…..陈胜占据了先机，本来说应该最有机会争夺天下，但是半年后就兵败被杀；项羽以其战无不胜的武力所向披靡，但最终却败于垓下；张耳，彭越之类的，也不能说缺乏政治才干，政治抱负，但是始终是次要力量，等刘邦打败项羽，刘邦作为名义上的盟主，团结了最大的几股力量，任何一股力量的反叛，都是得不偿失的了。最后汉帝国成立了，被各个突破。

      与其说老天最终选择了刘邦，不如说刘邦所做的事情，最符合那个时代的要求。或者说，针对争夺天下这件事情，刘邦采取了最正确的做法，犯了最少的错误。对于一个开创帝国的创始人来说，他的个人性格最符合帝国开创者的素质。即使是对于我们当代的人来说，他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学习，因为人性从不改变。

      刘邦夺取天下的直接原因有两个：

      第一，确立了“以关中为根据地，进则争雄天下，退则据关而守”的战略。因为此战略，所以刘邦即使每次都是逢项羽必败，但是只要性命在，大后方都能送过来粮草士兵，从而东山再起。这也是萧何被列为汉朝建立第一功臣的原因。刘邦没有韩信，最终也还是会得到天下，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因为环顾四方诸侯，有这样大战略，而且占据这样的地利条件的领袖的确是很少，刘邦耗得起，其他人都耗不起。当然，项羽也有大后方，也有大战略，那就是占据彭城这个四战之地，便于四面出击，谁不听话就打谁。从这个战略就可以看出，项羽的确是霸王而不是帝王的素质。彭城虽然便于出兵天下，但是却易攻难守。在兵力占优势时，可威慑天下，群雄拜服。一旦弱势，就容易被围剿。彭城战略决定了项羽出兵只能够速战速决，一旦被拖入战争泥潭，打起了消耗战，则容易后方起火，陷入被围歼的命运。后来，楚军粮草被彭越切断，彭城被韩信占领，根据地周殷被黥布策反，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项羽的失败乃是典型的战略失败。他不是战死的，而是困死的。虽是猛兽，无奈落入陷阱，利齿又有何用？！

      战略的背后是政治意图。刘邦的战略部署，反应出其欲一统天下的构想，这个构想应该是在第一次“破武关，入关中”时成型，不然又如何会有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的气魄。因为有了更长远的计划，所以才能克己以争取天下民心。相对而言，项羽则短视的多。一进入关中，就让士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依然是十足的流寇作风。至于后来建都彭城，更可看出，他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政治方针，只是想做个天下诸侯的霸主而已，谁不服就打谁。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项羽只是个战无不胜的战神而已，身上的政治细胞少的可怜。如果项梁未死，他叔父二人应该可以荡平天下吧。

      第二，注重外交，善于结盟，孤立了项羽。不得不说，刘邦十分善于结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对付最主要的敌人。TG后来在这个方面，的确是进行了发扬光大。原来属于项羽的力量，比如黥布、张耳等最后都加入了刘邦的阵营。与其说刘邦做得好，不如说项羽做得太差，老是被刘邦挖墙脚。项羽过于笃信武力，刚愎自用，他所需要的，只是别人臣服于他，畏惧他。所以诸侯对他只能是敢怒不敢言吧，虽然怕，却是心怀怨恨的怕。在自己威势重时，其他诸侯还不敢轻举妄动，一旦虎落平阳，新怨旧恨一起爆发，恐怕诸侯就是欲除之而后快了。他既缺乏从根本上让各路诸侯依附自己的意愿，又怎么会花费心思浪费在这些势力上呢？用武力压制他们好了，谁反叛就灭了谁！只是想不到，压制的越狠，反噬的力量就越强！刘邦则相反，不是靠武力压制，而是以“利”诱之。靠着利害分析，得失计算来说服诸侯，以划分天下，裂土封王的承诺诱惑诸侯，从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团结了共同对付项羽的系统力量。个人的力量再强大，也是敌不过系统的力量的。项羽的“大棒”外交最终难敌刘邦的“胡萝卜”外交了。这一推一拉的力量最终使项羽成了孤家寡人。

       以上两点应该是主要原因，当然还有许多次要的因素，包括一些偶然性的机会等等。项羽由于自己的一些弱点没能抓住，从根本上源于其性格上的缺陷。

       刘邦与项羽作为两大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自身的性格是形成最终结果的根本因素。要说这两个人的性格，还要从他们各自的发迹轨迹来说。公元前209年，刘邦举兵，时年48岁，之前一直混迹于社会的基层。经常看到评论说刘邦本是无赖流氓，我只能笑而不语了。公元前的历史，比耶稣还早，所以评价一定基于客观事实，而不是建立在他人的看法之上。

      第一个事实，刘邦不事生产，反而经常带小兄弟们回家吃饭。这个事实说明了刘邦并不是安分守己的性格，反而具有游侠的气质，并且是个慷慨大度的人，有饭大家一起吃，朋友多，重义气。

      第二个事实，刘邦当上了亭长。相遇于现在一个镇的派出所所长。那个时候，亭长也算是吏了，必须能读书识字，还需要通过考试，所以刘邦是读过书的，从后来其咏诵《大风歌》也看得出来。亭长专门负责治安，抓捕犯人。所以，其身体素质应该比较好，按其想成为游侠的个性，应该是习过武的。

      第三，萧何、曹参等推荐刘邦为沛公，举事反秦。为什么推荐刘邦为老大？原来看到一个观念，说因为萧何、曹参他们不愿意冒风险，所以推荐无产阶级刘邦为党首？听起来有道理，其实不然。因为按照秦的法律，谋反是要诛九族的，哪里分什么主从呢？萧何，曹参都参与了杀害当地县令，绝对的核心人员，如果失败了，一样的诛九族。所以说他们为规避风险不愿当老大是不成立的。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刘邦最合适。具体表现在：（1）虽然职位没有萧何，曹参高，但是一直做得是派出所所长，负的是保一方平安的职责，相对而言，对领兵打仗更有经验；（2）刘邦当时已经有十几名追随者了，当时刘邦放走修建陵墓的罪犯，有十几名罪犯愿意跟着他。他已经具有自己的势力了；（3）最重要的，大家相信他。刘邦是本地人，萧何，曹参也是本地人，应该彼此都十分熟悉。刘邦的慷慨，侠义的个性让大家都信服他。

      活到48岁谋反的刘邦，经过了生活的历练，充分了解基层群众的想法，成为了首领。应该说，是他本身慷慨侠义的个性，使大家都团结在他的周围。如果一个老男人，如同兄弟一样对你，自己有好吃的，就邀你一起吃，没事就跟你谈天说地，赌博玩牌，有困难就替你解决，大概你也会选择跟随他吧！

      所以说，刘邦成为核心，一方面是他刚开始具有的“武”的条件，相对能守卫沛县，最主要的是其慷慨大度，能够凝聚人心，团结众人的个性。

      项羽则太年轻了。项羽出身于楚国贵族豪门，一直跟随着叔父项梁游历天下。刚开始谋反时，一直是项梁主持大局，他是听命行事。因为年轻，所以缺乏阅历，缺乏对人性的洞察。同时，血气方刚，笃信武力；因为出身豪门，所以缺乏对劳动者的理解，也缺乏同情。所以后来，动不动就烧杀抢掠，坑杀士兵；因为是项梁主持大局，所以缺乏宏观的战略性思维，没有政治头脑。历史书上说，项梁死，所以项羽才有机会出来。在我看来，这是项羽的悲剧。从项梁谋反的政治布局，遵楚怀王熊心为王的举动可以看出，项梁的确是个非常有政治谋略的人才。他是项羽的大脑，他一死，项羽就失去了更高的视野了。

      在楚汉争霸的过程中，刘邦以其“自知知人、宽容慷慨、从谏如流”的气魄加强了自己的力量。项羽则由于“刚愎自用、外宽而内忌”的个性不断削弱自己的力量。刘邦在“织网”，他打造了一个刘邦系统，使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着最大的力量，宽容他们的错误，发挥他们的长处，所以大家也乐于为其效力。关键是，刘邦做得一切并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识的，他很清楚自己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才是最可怕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出其大智若愚的智慧。从其后面“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这段经典论断中，可以看出刘邦是很清楚如何做一个领导者的。为了发挥出系统最大的功效，他很好的扮演了一个遇事无主张的“如之奈何”先生，同时以共同的利益、容人过失的大度将大家都凝聚在自己周围，以系统的力量来补充个人的不足，用人之长而容人之短。帝王的素养也不过如此了。

      项羽的则是典型的刚愎自用。因为个人本身是个战神，所以更强化了这种倾向。但是，个人的光芒太胜，则发挥不出系统的作用。由于他本人笃信武力，战无不胜的霸气，所以一切的谋略在他看来都是多余的吧。他是试图以武力来奴役天下的人，相信武力可以无所不能，任何人胆敢反叛，即灭其家族。所以，烧杀掳虐，不重视民心；用不了范增、陈平、韩信。他的盲点无人来补，最终也败于其盲点。他的悲剧在于其性格的悲剧。至于说他“外宽而内忌”则是对谋士外表十分尊敬，却不用其谋略，将士有功劳，却舍不得封赏官爵土地，只相信项氏家族的人，身边的优秀人才一个一个离去，剩下一群平庸之徒。他的胸怀恐怕装不下天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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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英雄----蛋疼的浪子

  作者：麻花十 发布时间：2012-10-27 20:14:49

  首先要说，这个书名翻译的有问题。原文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其中Герой 相当于英语的 hero 也可以做 主角的意思

  作者在序言也说了这个意思

  我是学俄语文学专业的，专业课要求看的，暂时程度看不了原文，先看中文的

  长大的以后，娱乐的东西太多，古典文学真的有点看不进去，看得很快，但是仔细一琢磨，不愧是经典，真的有味道

  先来说说主角毕巧林

  衡量一个人，我已经摆脱了先拿善恶的尺子去衡量的简单时代

  毕巧林肯定是个坏人

  他“玩弄女性” 对朋友也不讲义气

  我觉得他，非常像古龙笔下的 浪子

  但是少了李寻欢对林诗音那样的痴情

  也少了武侠小说中最重要的侠气 和 对兄弟的 义气

  毕巧林 玩弄梅丽小姐 对他的旧情人维拉也就那么回事 ，最后失去她的时候在旷野里恸哭，虽然可怜，但真的-----今天的主题，蛋疼

  浪子，一个很有魅力的词

  一般漂泊在外的人，那叫流浪汉，犀利哥

  可是浪子

  夕阳西下啊，断肠人在天涯的，呃，不是天涯社区

  浪子的出身一般都不错

  李寻欢是什么出身！

  毕巧林也不错，彼得堡出来的，上流交际圈一听他名字，都知道他，可见毕巧林起点比较高

  世袭贵族的子弟，啥也不用干就是军官，级数还不低，葛鲁式尼茨基才是个士官，还在毕巧林面前得瑟他的身份，怪不得毕巧林看不上他

  ，一想他的那个嘴脸就可笑。

  他还年轻，要是好好混，肯定能享受到一般人嫉妒的要死的荣华富贵

  可是他不

  他远离了扯淡的彼得堡，来到了当时被视为老少边穷地区的高加索、伊朗这些地方，放逐自己，走上了自己的蛋疼之路

  所以毕巧林这个浪子，不是俗人，很有魅力

  浪子不仅有魅力，还很有能力

  浪子就得“浪”

  第一章的贝拉，先利用当地矛盾，成功的把姑娘抢到自己的房间里

  然后开始征服姑娘，没有用强，人家姑娘是自愿的哦

  这一章节让我想起碧血剑的金蛇郎君来

  PS，发现金庸借用了不少俄罗斯文学的经典桥段，向能学能用的标兵金大侠致敬！

  第二章的塔曼

  自己跟踪走私分子，相当刺激

  配合上那汹涌澎湃的景物描写，我觉得是最好看的一章！

  第三章梅丽公爵小姐

  说能追到姑娘就能追到，让葛鲁式尼茨基吐血去吧

  想吸引众人的注意，成为谈话的中心就能成功

  但是不想说话，却是人群中最寂寞的那一个

  决斗的时候虽然掌握了关键的情报，但是也是非常有胆色的，毕竟那是一个玩命的角色，结果把葛鲁式尼茨基给玩死了

  虽然这一桥段有模仿《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嫌疑

  浪子还很聪明智慧

  聪明在上头的能力里就有体现

  更难得的是智慧

  有的人很聪明，反应很快，思维很敏捷，但，那不是智慧

  第三章有一个人物，毕巧林的一个朋友，就是那个医生

  他俩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分别找个舒服的地方舒服的姿势坐着躺着，谁也不说话

  因为他俩都是聪明人，一人开口说一句话

  另一个人马上就明白他要说什么，然后接上

  两个人的谈话不多，但是非常有意思，都非常智慧，那种看透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庸俗的到底的智慧

  这种对话风格被古龙继承，我们可以经常在古龙的书中看到这种对话，三言两语，但是非常有意思

  来个转折，这一切的美好的品质，可惜，被一个烂人所拥有了

  这个烂人烂的表现形式就是------当当当-------题目-------他很蛋疼

  他爱上贝拉，得到贝拉之后，玩了玩，就一点都不放在心上了，贝拉最后惨死，他连一滴眼泪都没留

  马克西姆老爷子在他困难的时候，跑来跑去的帮助他，在重逢的时候，特意等他都耽误了平常最上心的公事，结果毕巧林几乎鸟都没鸟他，伤透了老爷子的心

  在塔曼，他闲的蛋疼，发现了走私贩子（也可见毕巧林的洞察力），本来跟他一点事都没有，人家贫苦的少女残疾的孩子走私点东西糊口多不容易，也没妨碍谁。可是他不，他偏偏威胁人家要告发人家，结果让人家骗到海上，差点没死。走私贩子赶紧风紧扯呼了，留下一个残疾孩子，你叫人家怎么办

  梅丽公爵小姐那一章是最蛋疼的一章了，本来他和葛鲁式尼茨基还是哥们呢。葛鲁式尼茨基正在追新来的梅丽。这时候毕巧林的旧情人维拉来了，都嫁人了，他又不老实了。正好维拉和梅丽这两个女的是朋友，为了名正言顺的接近维拉，他对外号称追梅丽。他一下子把哥们女人抢了，哥们不忿啊，就和他决斗。决斗也不是真决斗，本身想吓唬一下就完事了，结果他把假决斗弄成了真决斗。葛鲁式尼茨基挂了。维拉也终于决定远离这位浪子，忠于自己的丈夫了，悄悄的走了。毕巧林拼命的去追，没追上，在旷野里像神经病一样的大哭。回去梅丽小姐他娘让他俩结婚，毕巧林又蛋疼了，死活不答应。

  基本故事就是这么回事了，最后这个蛋疼的人终于死在路上了。

  毕巧林这个人，用东北话说，就是欠er登的，现在叫蛋疼。按作者的说法就是，当时有很多这种蛋疼的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社会黑暗，但是有想法的年轻人又不想同流合污，这能这么瞎折腾，所以是以小见大，抨击黑暗的社会。

  其实在读俄罗斯经典文学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咱们现在现实的影子，这，就是文学的不朽和作家的伟大吧。

  还值得一说的就是，小说的结构和心理描写

  小说分5章，前2章是从别人的眼睛看毕巧林，引起读者的兴趣

  后三张是毕巧林的日记，让毕巧林自己来说心里话，解释他所作所为的原因和“心路历程”

  后三章的心理描写有些大段的议论兼理性和感情为一体，熔深度和激动为一炉，让人读起来非常有共鸣

  总而言之，不愧为经典，好书一本，还是值得一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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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书大梗

  作者：水上由岐 发布时间：2020-08-18 2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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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评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转载）

  作者：名字写在水上 发布时间：2013-02-21 17:18:52

  探讨一个业已不存在的实体，而暗暗寄托了自己对现实的评价和希望，这大约是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能够唤起诸多读者共鸣的原因。今就《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敬陈鄙意若干。

   

  一

   

  　　余先生兼通中西之学，《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正如他在引言中所说，要“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力图整理岀中国士人思想变化的脉络。特别是其前三篇的论述拓开了一片全新而广阔的研究视野。

   

  　　余先生的诸多议论均以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的核心理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All history is history of thought），作为支撑。比如，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家在研讨任何过去的事件时，都应采取外在性与内在性的两面看法（《历史的观念》第五编，本文引述的柯氏观点均出于此书商务版汉译本）。对于士的整体研究来说，所谓外在性指“社会背景、文化背景”，而内在性则指士本身的思想；对于士的个体研究来说，所谓外在性指士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外在表现，内在性则指士的个人思想。"俳优"、"魏晋"人物都是极好的分析例证。另外，柯氏认为，单纯的事件之外还要探讨历史的行动，行动才是事件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余先生也深得其旨。第七篇《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第358页），开宗明义就提出要关注士的两个方面--思想与行为。史料的广博与精微也是《士与中国文化》另一大特点，更令我们叹服的是，余先生运用材料而不被其所困。

   

  　　从他开篇讨论士的起源引用顾颉刚的名文《武士与文士之蜕化》开始，所有的论述从不被任何一家所束缚。如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认为，清谈之起源为太和初年傅嘏与荀粲的谈论（作者按：刘季高先生《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亦以荀粲为"谈论"向"清谈"转化最明显一证，然所持之观点与青木氏有异）。多数日本学者以为定论。余先生发现，青木氏所引证据最有力的一条为《三国志》所引《荀粲传》"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青木氏由此划分了玄学名理、析玄与旷代三派。但余先生却分三点考证此处的"道"其实不必定指道家，解以"天道"或是"玄远"较为妥当（第320页）。此处驳正，正中靶心。

   

  二

   

  　　恰当的注解是体现一位学者老成的重要标识。余先生此书的注解包含了考辨，具有丰富的信息量。阅读注解也是一次很愉悦的学习过程。其注解类型大致有如下几种：

   

  　　1、驳斥旧说。如驳日人村城太郎《汉代の循吏》误引史料（第186页）。认为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一书过于强调政治背景而未能深入士大夫类型转变之隐微（第347页）。对于徐复观在《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一书中将吴承仕和杨树达关于《释士》的学说混淆，提出质疑（第57页）。顺便说一下，徐复观这本书，即后来修订的《两汉思想史》第一卷，重印多次。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了《两汉思想史》简体字版。但这一错误一直没有修正。

   

  　　2、与他人商榷。日本六朝思想史研究大家森三树三郎针对汉末孔融那段著名"父之于子""母之于子"的狂论认为，此论是早期清谈之表现。余先生赞成此点，但不同意森三树三郎又以为此论在"否定名分"。余先生认为，这是"汉晋间探求原理之风气"（第351页）。京都学派传人宫崎市定对于清谈、清议的划分不同于余先生，但是余先生不盲从，亦不排斥他说（第347页）。

   

  　　3、推荐优秀著作。余先生认为，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の家族と国家》和宇都宫清吉《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是研究"累世同居"及汉代家族形态"最勤"者（第388页）。这两部书时至今日还是日本东洋史的博士生们必读书。又如余先生在论及阮籍的思想时说，侯思蒙（Donald Holzman）的《阮籍的生平与志业》（Poetry and politics: 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与松本幸男《阮籍の生涯と咏怀诗》应该参考（第387页）。这两本书虽然出版于70年代，但可谓代表欧美、日本汉学家对于阮籍研究的最高成果。可惜迄今只有其中寥寥几篇被译介（如侯思蒙书中仅有一章被译载于南京大学钱林森编《牧女与蚕娘》汉学论集中）。

   

  三

   

  　　我们认为，《士与中国文化》中最大的两处遗憾却也来自于它的优点。首先，作为思想史的讨论，余先生没有限定好“士”、“道”、“势”三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我们为此书前三篇的论述把周代春秋时期社会阶级的金字塔作出如下说明：

   

  　　1.金字塔塔尖：天子

   

  　　2.金字塔第二层：诸侯

   

  　　3.金字塔第三层：大夫

   

  　　4.金字塔第四层：士

   

  　　5.金字塔第五层：庶人

   

  　　6.金字塔底层：奴隶、蛮裔等等

   

  　　第一到第四层属于贵族。士从社会身份上讲，经历了从贵族阶层到庶民阶层的转变。这一点，的确适用于春秋晚期直到西汉初年的中国社会。但对于士的内涵，余先生说：

   

  　　中国的"士"毋宁更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

   

  　　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地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第6～7页）

   

  　　余先生多次提及"士"的基本精神，或者说核心精神就是超越本人、本阶层利益。但是余先生又认为六朝是以家族本位之儒学的光大时代，东汉以降的社会里，大部分那些所谓自觉了的"士"，顶多称得上关怀家族的利益，更不必谈承担先秦以来的"道"了。如果按照余先生的定义，这样的知识分子没有资格成为"士"。那么从第五篇开始，到底在讨论什么？如果不按照余先生的定义，继续把他们当作"士"研究，那么就对同一概念实行了两重性判断。总之，一系列问题就此产生了：

   

  　　1.论及汉代循吏时，原本模糊的"士"与同样不明晰的"循吏"搅在了一起。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划分"士"（学者型官僚）与"吏"（技术型官僚）？日本学者堀敏一认为，汉宣、元帝以后，产生了从酷吏到循吏，从法术政治到儒教政治的转变（参其《均田制の研究--中国古代国家の土地政策と土地所有制》）。不知这两种"吏"是余先生认为的平行关系，还是堀敏一的转变关系？另外，六朝由寒人充当"吏"，他们有无像两汉的"吏"那样承担一部分"师"的功能？这些都不可避而不谈。

   

  　　2.论及两汉之交时何为"士族"，由于一开始"士"概念的畛域不清，这一界定的工作显得异常困难。所以单单在第五篇文章里，就出现了"群雄"、"强宗大姓"、"豪杰"、"豪族"等模棱两可的概念。谷川道雄认为真正划分士大夫和豪族的关键还是精神因素。如果不能在贵族中间把"士"的概念说清楚，那么前三章所做的努力很难得到延续。

   

  　　3.余先生说六朝人有群体和个体的自觉，又说两宋的重返古代"有为"精神也是觉醒。同样一个"觉"字，六朝士族不以社稷而以家族本位为重，而两宋之际士人则纷纷以天下为己任。陈寅恪有云"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见《论再生缘》），这共通性的"自由"思想为何衍生岀完全不同的"觉"？

   

  　　以上是由于思想方面引发的问题。再次，在广博的材料背后，余先生似乎多多少少也舍弃了一些不利材料。书中讨论士风的变迁，道势的消长，很少涉及隋初唐，仅仅谈到的佛教思想--新禅宗也不能涵盖这一段的士大夫文化。或者说，单单把这段历史上的士之思想上接魏晋，或是下归唐宋，都是不妥的。余先生自己在引言中说：

   

  　　魏晋南北朝儒教中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如阮籍、嵇康等人）以及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如道安、惠远等人）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这一时代的"高僧"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此时的中国是处于孔子救不得、唯佛陀救得的局面；"教化"的大任已从儒家转入释氏的手中了。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徒（特别是禅宗）继续其拯救众生的悲愿外，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更足以代表当时"社会的良心"。（第6～7页）

   

  　　这段叙述至少证明，余先生也看出南北朝以来的佛教以及佛教徒是一个构成他"士与中国文化"体系绕不过的话题。其实，单单对于经学阐释领域，佛教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伯伟先生《得意忘言与义疏之学》（载《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对此有所论述。

   

  　　另外，余先生常常明清并举来探讨社会思想背景以及士人思潮，但明清的社会相似性的背后又有巨大的不同：明代的东林党人隐约可以追述到东汉党锢诸君子等。这些被略过的地方都有待进一步的展开。这里借用钱穆的一句话："作历史性的研究，最要在能划清时代界限。"（参见《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士"概念的外延和范畴在该书没有得到严格意义上划分。我们更需要探求的应该是它们的时代相异性以及术语间的联系性。《士与中国文化》试图解决的内在问题可以简单表示为：士处于"道"和势之间，士为"道"的承担主体，"道"依靠"士"来实现；士运用"势"来行"道"，势则通过控制"士"以控制"道"。

   

  　　由此不禁要问：在漫长的六朝社会中由谁承担这个超越本阶层的"道"？退一步说，即使六朝人企图把"道"保留在精神的最深层次，以待后世的知者--这也是和余先生自己提出中国"道"的一个显著特征"人间性"（第33页）。以及三者内在理路相矛盾。三者之间如何衍变，如何深入体察"士"在道势之间的存在，都还有待再归纳研究。

   

  　　此外，书中某些文字上似应斟酌。比如：论及六朝南北中国家庭组织异同时，引用《能改斋漫录》"北土重同姓"条。其中"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句源出《颜氏家训》，此处误把"世"作"里"（第385页）。

  清儒沈垚《落帆楼文集》前作"落颿"（第377页），后作"落帆"（第451页），有不妥。《说文》颿下段注："今有帆字，船上幔以使风者也。自杜注《左传》已用此字，不必借颿。"

   

  　　"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岀于《南史》卷三十六，用此可以揭示士在道、势消长之中的一种基本精神状态，余先生文中误以为是齐高帝品评之辞（第262页）。实际应该是寒人纪僧真在"风流不坠"的士大夫江斆那里吃了瘪后，退而略含懊恼地回禀齐高帝之语。

   

  四

   

  　　我们虽然对余先生这本著作大放一通厥词，但必须承认，读《士与中国文化》及李泽厚、黄仁宇先生的书，对于当时的我们--90年代末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的震撼，不啻于石破天惊。脑中闪电般地掠过古来的有道之士：孔子的"士志于道"；孟子的"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王安石的"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直至近代康有为"大同犹有道，我欲度生民"。引发读者的思考是一部优秀的思想史著作重要的价值。余先生在《怎样读中国书》一文中说："中国学问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岀新。"希望此篇小文能够再次唤起读者的兴趣，重温这部为中国学人博得光荣的思想史著作。

  来源： 《博览群书》作者 童岭、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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