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温柔的陷阱/柔情慢摇舞曲 电子书网盘下载 2024 pdf mobi txt

展开

展开

展开

展开

展开

在线阅读地址：(CD)温柔的陷阱/柔情慢摇舞曲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CD)温柔的陷阱/柔情慢摇舞曲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CD)温柔的陷阱/柔情慢摇舞曲在线购买

PDF下载地址：(CD)温柔的陷阱/柔情慢摇舞曲PDF下载

展开

展开

展开

查看其它书籍精彩书评

• 荷西的三大罪状

  作者：rosered 发布时间：2010-01-27 11:55:35

  关于三毛荷西。很多人说三毛在作品里美化了自己的生活，其实她与荷西原本没有书中描写的那么恩爱。他们所谓恩爱的定义是什么呢？在《稻草人手记》里，我们看到的又是个怎样的荷西呢？

  我看稻草人手记，觉得荷西远不是什么完美的丈夫，相反他有如下三大罪状。

  1。大男子主义荷西。他会在太太为照顾婆婆亲戚忙得团团转而求助时，不屑的说一句“那是女人的事”； 会在母亲面前冷落太太“三次不认主“；会在和家人团聚时高兴得让太太跟在后面拎着大皮箱。。。此条罪状之证据举不胜举。（详见《这样的家庭生活》，《亲爱的婆婆大人》）

  2。叛逆荷西。”大胡子，是一个反抗心特重的人，如果太太叫他去东，他一定往西；请他穿红，他一定着绿。做了稀的，他要吃干的；做了甜的，他说还是咸的好。这样在家作对，是他很大的娱乐之一。“（《大胡子和我》）

  3。穷小子荷西。三毛在给母亲的家书中说:"他是我的男朋友中，唯一没有车的。“ 三毛和荷西在马德里买了一套公寓，分期付款做了一对房奴。荷西又时不时失业。还经常大方的把家当成朋友的免费饭店。更有甚者常常借钱给朋友不顾太太在家暗自落泪（《梦里花落知多少》）。综上荷西是既没车也没房且没稳定工作又不会理财的穷小子一个，如果生在现在的中国，恐怕找老婆都很难。

  如上荷西三大罪状，是真实的出自三毛笔下。可见三毛并未刻意的在书中营造“恩爱”。可是读者尽管对荷西的三大罪状了然于胸，仍然认定他是三毛的好丈夫。大概因为三毛在数落荷西罪状的同时，笔端总是不经意的在透出她的包容吧。而这份包容，似乎是在对另一份包容的回应——荷西对三毛的包容。这份来自双方的包容，让读者觉得荷西和三毛是一对神仙眷侣。我想怀疑三毛和荷西恩爱的人一定没有读懂这份包容。

  ps：这是我读过的第三种版本了。这个版本附了三毛在加纳利时的家书,其中还有荷西三毛刚到大加纳利岛时租的房子的照片。只是这个版本里似乎少了《西风不识相》，不知被编到这套全集的哪一本里了。读《守望的天使》时哭了。

  展开

• 男孩儿父母别慌张，掌握育儿大方向，早期陪伴成长不迷茫

  作者：安之腾 发布时间：2022-07-14 12:25:46

  1.0~6岁，儿童成长关键期

  我一直很认同一个理念，那就是早期的育儿，影响深远。从一个孩子出生，到6岁，这6年的时光，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6岁以后，他们就要背上书包，正式地走进学校了。很多家长以为，送进学校了，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殊不知，很多后期出现的问题，都与0~6岁的早期育儿关系密切。

  想要让孩子拥有好的学习习惯和个人品质，我们是没法偷懒的

  。在孩子0~6岁的整个过程中，多多陪伴孩子，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是我们做父母义不容辞的责任。

  阅读习惯的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的提升，表达能力的锻炼，这些品质的培养，都需要我们家长的参与。

  只有帮助孩子顺利地度过人生的这一初始阶段，我们在后面的养育过程中，才能更加顺心顺意。

  

  2.男孩女孩大不同

  男孩子和女孩子，在养育的过程中，有很大的不同。正如日本作家

  竹内爱莉花

  说的，男孩和女孩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特质。

  尤其是男孩子，男孩子的生长发育，总是要比同龄的女孩子慢一点。作为养育者，我们更应该有耐心。而且，相对于女孩子来说，男孩子更应该多多运动，去排泄旺盛的精力。与此同时，和女孩子的乖巧不同，男孩子的创造力，更多的时候，需要我们给他们试错的空间。

  我家就是男孩子，竹内爱莉花的这本《0~6岁决定男孩的一生》，特别适合我这种家有男孩儿的家长。

  

  有人调侃说，广大的育儿专家，他们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女孩。而家里有男孩子，恐怕专家也会忙得没时间写书。

  家有男孩儿的父母，也不用为此而焦虑。我们不用处处和专家作比较，我们只需知道，男孩女孩有很大的不同，把握好育儿的大方向，其他的就顺其自然吧。

  3.把握育儿大方向

  对于家中男孩儿的养育，我参照竹内爱莉花的这本《0~6岁决定男孩的一生》，为大家总结出了一些育儿过程中的关键点。

  3-1：安全的前提下，给足自由

  我们不得不说，现在的父母们，整天提心吊胆，其实，不是没有缘由的。路上的车太多，我们很难放开手，让孩子自由地奔跑。

  不管怎样的理念，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给孩子足够的自由和试错的机会，这对男孩子的发展，大有裨益。

  同时，孩子也在不断地探索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尊重孩子们的思考过程，多跟孩子们讨论，孩子们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这是养育男孩子，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放手虽难，但把男孩子呵护得太好，反而也是没有一点好处的。

  

  3-2：父母的爱与包容，促进成长

  很多人的不幸福，都可以追溯到过往的原生家庭。而我们作为父母，其实就是孩子原生家庭的创造者。

  我也理解，当下的生存压力之大，每个人都不得喘息。但在这里，我还是要说，

  幼小的孩子，他最初的世界里，只有你！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能幸福的原因。不被父母包容，不被父母信赖，不被父母无条件的爱，这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所以，在陪伴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多多充盈自己，提升自己。用饱满的爱，陪伴着孩子长大。

  细枝末节不用太过担心，有人爱的孩子，不会变坏。

  男孩子的成长过程，必然还要面临更多的挫折和失败。这种无言的陪伴，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孩子们会从父母的耐心深处，找到自己向上生长的力量。

  

  3-3：有关学习能力和社会生存能力的培养

  这一部分，是《0~6岁决定男孩的一生》这本书的重点所在。作者把0~6岁，分为7个阶段，分别专注于孩子好奇心、积极性、专注力以及自立心、自控力、同理心和自信心。

  基本上，每一年，对应着一项品质的发展。这也正回扣了整本书的主题：0~6岁决定男孩的一生。

  我认同作者的观点，但这种细致的分类，其实也不见得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更觉得，与其严格地按照年龄分段，不如把这些品质，无形地浸润在前六年我们陪伴在孩子身边的每一天。

  孩子想要成长的愿望，是自发的。我们作为父母，要多鼓励，不要打击。对于男孩子，要更“狠心”点，不要溺爱，要让孩子多体验，多尝试。

  在相关的领域，孩子能沉静下来，那我们就多观察孩子，必要的时候，给孩子以帮助。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适当地加以引导。对孩子的成绩，哪怕是很微小的行为，我们也应该多多肯定。

  

  孩子就是这样，经过一个个小事儿，逐渐地成长起来了。

  《0~6岁决定男孩的一生》最突出的一个点，就是把男孩养育和女孩养育的方法分开来论述。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少启发。

  总之呢，6年的时间，别荒废，也别焦虑。用心感受，用爱陪伴，不苛求，多鼓励。孩子的人生底色，就在当下。请务必珍惜。

  展开

• 回忆，青葱岁月

  作者：酷酷半兽人 发布时间：2013-07-31 22:17:34

  跟候从02年相识，共同经历了初中、高中，后来我去了哈尔滨，又去了上海，大学期间我唯一参加的一次聚会你却没来，没想到却会从你的书中去再次看到你，书已入手，待读（我可是在距北京1300公里的地方读你写的书啊，哈哈！）

  展开

• 转型与逻辑分析——浅论名侦探的牺牲

  作者：lantern 发布时间：2023-05-12 15:21:01

  首先，感谢民翻。

  其次，如因为笔者阅读习惯，有什么缺失疏漏也请各位不吝赐教。

  然后，全文会对《名侦探的牺牲》（下文以人民教会代称）有严重剧透。如有其他书目的剧透，也会在每一部分之前标注，请读者留意。

  最后，欢迎任何有解释的反驳与指正。

  那么，本文从“故事叙述”“逻辑结构设置”“逻辑问题考察”“虚假叙述的辩驳”四个方面展开。其中前四个方面会主要聚焦于人民教会这一本。（原定有第五个方面论述白井的设定问题，但没有全通白井暂时搁置了）

  至少在我看来，人民教会的强大几乎是无可辩驳的，其成绩也是有目共睹，兼具白井智之惯有的高密度伏线与逻辑结构美感，同时还在故事性上做出了尝试。

  那么开始吧。

  一．故事叙述

  注意：本部分会泄底《名侦探原田亘》，轻微涉及《黑牢城》《镜之孤城》，但不泄底具体情节，

  《名侦探原田亘》与《名侦探的牺牲》，是被公认为白井智之尝试上岸后完成的作品，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白井在大幅减少其猎奇风格设定的同时，在故事性上开始做出尝试。

  而在笔者看来，白井在增加故事性一点上使用了相同的手段，即类似场景的叠加、复现、同构，并使侦探与助手的理念发生分歧，结合推理来产生故事性。

  在《名侦探原田亘》中，这一点体现为“防弹背心”这一关键道具多次强调了原侦探炙野与原田亘之间的纠葛，以及通过第一篇与最后一篇的相同场景，复现炙野的死亡。另外，白井还通过两人的年代差距、经历差距、心态区别等方面，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古城的自大，最终将两人理念、情感上的矛盾归结于最后的“多重解答”，以推理来处置原田亘的女友美代子，使矛盾爆发并完成了人物的转变。

  同样的，在人民教会一书中也可以看出，不少场景其实是在完成案件主体设计之后，构造出的相似片段，例如开篇对患有小体症的“108 号”的射杀，大埘与乃木探讨侦探横薮，凛凛子与百津商社的纠葛与人民教会产生对照，而久仁雄对大埘关于“侦探”及“最后一案”的启蒙无疑也是与后文的“Q”形成呼应。同时，最终形成交锋的，是凛凛子与大埘关于侦探意义的理念分歧，基于此也产生了多重解答。

  然而，这些故事片段也不完全只是为了故事性服务，尤其在人民教会中，凛凛子与大埘关于“108号”案件的交流、大埘对百津商社的调查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呈现出“侦探有可能会成为加害者”这句话，进而为后文的多重解答、理念分歧进行铺垫，大埘对于“两种选择”的应用与最终的两重推理本质上是相同构造，而“108号”案件的构造、对侦探横薮的讨论，明显则是为了最终大埘的动机反转留下的线索。

  基于此，笔者认为，白井在故事性上所做的设置，实际上仍是为推理服务。当然，这一点可见于不少推理小说，但笔者认为仍有区隔。

  在大部分推理小说中，故事和推理部分总是并行的，故事的主体常常是案件，而故事的大体内容也只是在应对案件，并最终来到推理部分。

  而有部分故事性较强的小说，例如《黑牢城》《镜之孤城》，可以认为推理部分是内置于整个故事的，故事本身就在流动，而推理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左右故事的作用，然而却不是整本书强调的重点。

  而白井在保有强大逻辑性，又在故事上取得一定进步的时候，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感觉，其故事反而是内置于推理部分的。主题由推理衍生且与推理部分高度统一，在设计思路上故事部分显然是推理的衍生，而通过同构、理念分歧等方法，故事实际上也紧密依附于推理，同时也能为推理留下清晰的伏线，提高了读者对于伏线的记忆清晰度。不同于一般情况下案件与故事的一体性，人民教会反而体现出故事与逻辑推演的一体性。

  当然这还只是笔者个人的感觉，至于能否被归于普通情况的衍生，亦或是白井对于故事的配置思路是否确实明确，还交由读者定夺。

  二．逻辑结构设置

  注意：本部分会泄底《东京结合人间》《药瘾侦探》《暹罗连体人之谜》

  本部分较为简略，主要是个人对人民教会的推演部分的感想。

  开场一个简单的案件推理，同时铺垫了人物与后续案件真相，通过一个简单的日期调查过渡到主体案件部分。伏线部分就不做梳理了，凛凛子提出伪解答（并且预告犯人是校长），解决人民教会遭逢的信仰危机后被杀，最终由大埘提出并行的两重解答，唯一的区别在于“奇迹是否存在”的前提，而最精妙的一点在于，在奇迹存在的解答之中教主被指认为凶手，本身也破坏了教主的说服力，两个解答彼此咬合，却最终指向共同的结果——终结。而最后，仅仅通过一张纸条，就完成了复杂的推演，逆转了下毒的时序而得出了惊人的真相，并最终完成动机的反转。

  笔者认为，这一设计将两难悖论玩弄到了极致。值得注意的是，白井同样利用了“同构”的思路，在前文也进行了一些两难悖论的呈现，例如对第一重推理的否定中，出现了“如果是因看到海报，雨衣就不可能完好，如果要保证雨衣完好，就不可能看到海报”“如果红茶无毒，三人不可能伪造，如果红茶有毒，狗又不可能无事”的设计，而最终导向的必然是对于前提的颠覆——“不是因为看到海报而死”与“下毒时间在喝茶之前”。其实两难问题并不罕见，在奎因的《暹罗连体人之谜》中针对扑克与左右手的分析中便出现过，可是同样导向的是其他结论。而白井最终对两难悖论的设计更为宏大也更为有趣，构成两难的是解答而不是某条逻辑，同时两条解答并行不悖，各自成立，却共同产生了效果。

  阅读白井逻辑流的趣味，常常在于逻辑结构的设置上别出心裁，无论是《东京结合人间》中的循环排除，还是《药瘾侦探》中的列表排除，都具有逻辑上的美感。同时，在这两本书中白井还做了有趣的拓新，区别于一般的分析物证得出解答，白井对证据进行了多种分析假设，再将假设并列进行分析，通过纯粹逻辑的方式得出解答，颇有趣味。

  而人民教会，也没有让人失望。

  三．逻辑问题考查

  尽管白井在逻辑与伏线上无可置疑得强大，仍然也些许问题有待考察。

  首先是个人注意到的两个细小的问题，其一是侦探视角下无法确认乔迪死前没有说话，其二是实在很难想象出取雨衣时，为何明明是在溅血后关衣柜门，衣柜内却没有任何血迹。

  其他细节上的问题，年大的长评已经十分详尽，接下来笔者想要探讨两个更为根基性的问题。

  第二重解答中，白井大量地使用了“低熔点合金”这一道具，然而这一道具实则并无可信度。

  因为，低熔点合金的提出完全是建立在“教主治愈蜥蜴是靠合金完成的把戏”这一前提上。然而，根据Q的表现他显然相信教主拥有治愈蜥蜴的、奇迹般的能力，同时教主自己也宣扬对于动物不需要信仰治疗也能起到作用。因而，对把戏的推断无疑与信徒们的信念相违背，“低熔点合金”的提出乃至使用，在信徒的立场上实在缺乏根基。

  第三重解答之中，同样有一点值得考察。第三重解答的角度是“外来者”，换言之，大埘需要在“奇迹不存在，但信众们都相信奇迹”的前提之下进行推理。需要注意的是，信众中也包含了莫尔顿校长，而根据富兰克林的心理，我们可以推知校长自己与周边的所有信众，都将莫尔顿校长（即W）认知为成年人，且认为乔登镇内没有疾病与死亡。

  那么，第二案中莫尔顿掰断瑞秋右手手指的行为便显得非常奇怪。这一行为的目的是使瑞秋不再使用右手，但在莫尔顿的认知之内，奇迹存在，即便右手手指被掰断，仍然可以使用右手（这与富兰克林对待腿的逻辑如出一辙），那么便不可能达成其想要的完美毒杀的效果。当然，从瑞秋的角度来看，她自然会编造出一套解释来让自己使用左手，但这在莫尔顿的认知结构内是不成立的。

  同样的，在第三案中，也需要莫尔顿对富兰克林的昏迷有所了解，只有在富兰克林确实昏迷却不自知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不可能犯罪的效果。但在莫尔顿的认知之内，富兰克林的病症已然痊愈，那么这时击晕富兰克林（且是反复），只会导致富兰克林认为自己是因外力昏迷，即能够确切地记住自己昏迷，然而这样案件便不再是“不可能”的了。

  而只有第一案与第四案还勉强能够解释。第一案中莫尔顿发觉了登特的秘密，在莫尔顿的认知中不信教的外人可以被杀死，而不了解登特身份的目击者Q，仍然产生了登特没有受伤的幻觉，由此产生不可能性。由于Q的出现是偶然，还不会有明显的矛盾。

  同样，第四起案件的不可能性建立在信众的认知与大埘认知的差异之上，在莫尔顿的认知中这可以只是信仰之别，而由其目击确保密室的成立。尽管大埘来到墓地对于莫尔顿仍是不可预知也不可控制的，但这一问题尚未直接涉及信仰的矛盾。

  不过，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可以看出莫尔顿在至少两起案件中必须破坏对奇迹的信仰才可能完成其犯罪行为并达成不可能犯罪的效果。而在第一起案件之中，在凛凛子的公开推理之中已经提及了Q的证词，且考虑到在第一起案件寻找目击者的过程中，Q是由W带来的（也很可能是由他找到的），莫尔顿无论如何都会了解到Q的证词。而在此基础上再对第一案进行审视，在莫尔顿的视角中登特因为不信教而受伤，在Q的视角中登特信教而受伤。然而，登特是否信教这一问题本身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即至少与莫尔顿和Q两人的看法完全无关。因而，如果登特事实上信教，任何信徒都不会意识到他的伤痕，如果登特事实上不信教，任何信徒都不应该意识到他受伤。可是，这里莫尔顿和Q的看法产生了差异，对于莫尔顿而言理应意识到“信教便不会得病受伤”这件事是一个共同的幻觉，即在此时他完全可能对教义产生怀疑。当然，这里能解释后几起案件中的矛盾，但在这里动机便不再成立。

  原文中认为，动机是莫尔顿为了弥补现实与预言的矛盾，决心化身恶魔降下惩罚。然而，弥合矛盾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莫尔顿信教的事实，也说明他应当处于共同幻觉之中，因而再次产生矛盾，换言之，我们陷入了两难。（即便莫尔顿在前三起案件结束之后意识到了信仰的错误，也没有理由再犯下第四起案件）

  当然，是否全无解释的可能呢？不一定。尽管笔者在原文中没有找到任何相关描述，不过白井留下了一条关键设定，信徒为了弥合信仰与现实的矛盾，会自行创造合理的解释，正如富兰克林对轮椅的“感情”。然而，莫尔顿究竟对自己进行了怎样的欺骗，恐怕书中全无涉及。如果由笔者来脑补，那么最坏的情况可能就是必须使用“人格分裂”一般的无趣解释，即莫尔顿同时具有不信教的人格和信教的人格，而平时生活中都是信教的人格，甚至不信教的人格是为弥合矛盾而创造出的。亦或是基于不信教的潜意识产生的计划进行了行动之类的解释，也只能交由读者。

  至此，笔者完成了对后两重解答根基性的论述。如果尚有读者认为这两重解答本身也只是大埘编造出来逼迫吉姆乔登的，自然也是一种解释。笔者仅依据书中的呈现，给出自己的怀疑。

  四．虚假叙述的辩驳

  注意：本部分会完全泄底《无人生还》

  关于莫尔顿是W一点，白井在书中也给出一些误导，笔者想对个人印象深刻的三点进行说明，并关于其中一点是否具有虚假叙述的嫌疑进行延伸讨论。

  第一点是当乔迪遇害后众人来到学校，看到“门口有个长着迪士尼电影里魔法师胡子的男人——大概就是校长雷·莫尔顿吧”，最初笔者以为这是为误导而损害了公平性，后来在重读时发现这位男人在前文中已然出现过，在调查团造访学校的时候，书中有这样的描写：“讲台上面，一个小个子男人留着迪士尼电影里的魔法师般的小胡子，正抑铿锵顿挫地读着教科书。”既然如此，这处误导便是完全公平的。

  第二点是在第三天路易斯观察教室时莫尔顿与孩子的对话。在莫尔顿看向窗外的路易斯时出现了这么一段话：

  当她靠到距离窗户更近的地方时，与那个正跟孩子玩耍的男人对视上了。

  “W ，不好意思。”

  男人将目光转回了孩子身上。

  “校长（Mr.Principal），怎么了？”

  “老师要出去说几句话，能休息五分钟吗？”

  孩子奔出教室，跑到另一个孩子身边。男人目送着孩子，然后去往了路易丝身边。

  初读之时，极容易认为“W，不好意思”这句话是莫尔顿准备中断与孩子的玩耍而对孩子进行的道歉，然而在了解真相之后回看，显然这句话应该是孩子说的。如果我们从最挑剔的角度来看这段话，设身处地地思考，也许“W，不好意思。”这句话应该带有疑问的语气，包含着孩子想要询问“怎么了”的意图，应当用问号，因而有虚假叙述的嫌疑。不过，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解释，虽然没有提及对面的孩子是谁（如果是路易斯的女儿雪莉可以用W是男性来反驳误导的方向），但如果我们为孩子安上一个类似于“必须打断校长向外看而出于礼貌”的心理，出于礼貌先说一句“不好意思”也并非不可理解。总而言之，即使使用陈述语气，在真实环境下结合前后文依然是连贯的。

  接下来是第三点，也是笔者认为最值得考察的一点，同样出自第三天中路易斯来到学校这一段，书中的描述是“发现大人和孩子在那里相对而坐”。显然，这个大人指的是莫尔顿。然后我们知道，（客观视角下）仅仅通过观看并不可能发现莫尔顿是大人，那么这一段完全来自于路易斯的视角。但是在第三人称的背景下，读者极其容易认为这就是客观事实，非常容易误以为莫尔顿就是大人的模样。如果怀有“第三人称是上帝视角，因而描述的应该是完全客观的事”的认知，此处便应当被归于虚假叙述。

  然而，笔者想在此引入一个概念，第三人称同样有分类：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中，读者完全处于上帝的地位，从客观角度俯瞰故事中发生的一切。然而，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中，文字同样有视点人物，即一切同样是从某个人物的角度呈现的。这种视角可以与第一人称进行类比，在第一人称中的读者代入的视角是“我”，而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中读者所代入的视角是某一具体人物，一切仍然是通过书中某一具体角色的“眼睛”反映给读者的。

  而反过来看第三天一章的开头，显然此处是路易斯的视角。同时我们反过来看前文部分，显然白井的每段描写都是跟随着某一特定人物，在前文中这一视角大部分是大埘。直到整本书的结尾（后日谈二）才进入到Q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也就是说，除开第一人称部分，全书采用的都是第三人称限知视角，那么，笔者所讨论的这一处叙述便是完全通过路易斯的视角展现，所写出的一切也是经过路易斯意识加工的。

  而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中，视点人物本就不可能知道同时发生的一切，相比于上帝视角仍然遮蔽了相当多的信息，但这一点在此视角下是完全允许的，事实上有相当多的悬念本身也源自于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下对信息的遮蔽。

  因而我们能得出结论，此处也非虚假叙述。

  更进一步，在《无人生还》一书中也存在关于虚假叙述的争议。在朋友的推荐下笔者拜读了羊佬的文章，其中对这一点做出了非常详尽的解释。而这里，笔者也想就视角问题简单地说几句。

  《无人生还》显然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在这一视角下向读者进行隐瞒显然是不公平的。而基于剧情考虑阿婆显然没有展示法官的完整心路，而只是展示了他与其他人的相似反应，使法官也处于无辜者的假象。笔者认为这里仍然是嫌疑的，因为这一“截取”的行为，明显是作家基于对读者思维的预测而进行的取舍，对于法官而言并不存在什么读者，因而从法官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必要对思维进行隐瞒。当然，瓦格雷夫法官产生与旁人相似的心理，按照“构建一套正常状况下的反应逻辑”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只是笔者认为这一呈现夹杂着作者可以进行的隐瞒，仍然是有失妥当的。

  那么回到本书，在笔者的认识下，人民教会中并不存在虚假叙述的问题，至少是可以解释通的。

  展开

• 【转】蓝江、董金平：生命政治——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2-21 19:15:21

  在今天的西方激进哲学中，生命政治（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是最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的词汇。很多人将这个词与柏格森、德勒兹等人的生命概念等同起来，也有人将这种生命政治狭义地限定在转基因食品和基因改造等生物技术中所展现出来的政治问题，但是这与福柯、阿甘本、埃斯波西托所谈的生命政治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为了更为准确地理解生命政治的概念，我们需要回溯到当代生命政治概念的源头福柯那里，并思考在福柯之后的阿甘本、埃斯波西托等人所理解的生命政治是什么。

  一、福柯：作为安全机制的生命政治

  当代生命政治问题的开创者是福柯。托马斯·兰克（Ｌｅｍｋｅ）在《生命政治学：进阶导论》中指出：“生命政治学的历史观念首先是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按照福柯的说法，生命既不是政治的接触，也不是政治的对象。”（Ｌｅｍｋｅ，ｐ．４）１９７６年的“必须保卫社会”讲座，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的讲座“领土、安全、人口”，１９７８—１９７９的讲座“生命政治的诞生”，是福柯探讨生命政治概念的阶段。在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７日的课堂上，福柯表达了他对生命政治的最初界定：“君主的权力只能从君主可以杀人开始才有效果。归根结底，他身上掌握的生与死的权力本质实际上是杀人的权力。”（福柯，１９９９年ａ，第２２７页）福柯将之表述为“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利”。１９世纪之后的政治权力被归纳为“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当代社会存在的关键，或者说保卫社会的关键在于作为本种族个体的生存状况。在这里，最为重要的不再是去消灭威胁，而是保障自己种族的生命。因此，这个时期的政治治理的核心指向了本共同体内部个体的生命。那么法律和制度的目的不再是对人的惩罚或处死，而是如何让个体“活”下来。福柯说：“这个新的非惩戒权力的技术运营的对象是人的生命，或者说，如果你们不反对，它不是针对肉体的人，而是针对活着的人，……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技术也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相反，使人群组成的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等的影响。”（福柯，１９９９年ａ，第２２９页） 这种所谓的新的权力技术，核心并不是个体，而是作为种群的人，一种人的类。为了保障这个类的存在，必须从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方面对之进行影响和干预。这样出生率、死亡率、疾病率这些概念，对于现代国家的治理来说就变得格外重要。为了人口的总体质量，除了进行优生学的研究，对于普通大众的健康水平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上来，因为这是降低死亡率的一个重要途径。

  于是，在现代国家中出现了公共卫生的概念，又形成了卫生防疫的概念，用预防医生来降低人们感染流行病的几率。所有这些，用福柯的说法，就是“能够确立一种平衡，保持一个平均值，建立某种生理平均常数，保证补偿；简单说，围绕内在于人口的偶然，建立保障机制，并优化生活状态”。（同上，第２３２页）这就是福柯所谓的“使人活”的权力，这是治理和权力直接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干预的权力，从而提高生命的价值，降低了偶然事件对于人口的影响，死亡不再是权力干预的内容，它“现在落人私人以及更加私人的一遍是很正常的”。（同上，第２３４页）易言之，现代治理的范式，让死亡变成了私人领域中的事情，死亡不再受权力的干预。这样，“使人活和让人死”成为了福柯所界定的生命政治的内涵。在《安全、领土和人口》中，福柯将生命政治变成三个阶段，与之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治理机制：第一种是古代机制，它是以允许和禁止的二元划分为基础的，并与某种惩罚机制衔接为一个系统；第二种机制是现代的规训机制，由监视和矫正的法律所构成，旨在对于机制内的个体进行管制；第三种机制被福柯称作安全机制，即这种机制不再针对每一个体起作用，它的核心要素是预防以及对突发事件作出反应。在《安全、领土和人口》中，福柯所思考的安全配置（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ｆ）是在整个人口概念上实施的，它并不负责对每一个体的监控和约束，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总体目标——人口。福柯说：“人口同时是这些安全机制的客体和主体，不仅仅是人口概念，还有人口的现实。毫无疑问，人口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现实，关系到政治运作。”（福柯，２０１０年，第９页）生命政治下的安全机制与规训机制是完全不同的，它有三个重要区别：

  首先，“规训重要是向心的，规训在运作的时候划定了一个空间，确定了一个部分。规训集中于一点，包围和封闭。”（同上，第３５页）如福柯所描述的边沁的圆形监狱是围绕监控者形成的向心结构，而在这个向心结构中，规训机制完成了对每一个体的监控和矫正。相反，安全机制是“倾向于扩展的，它是离心性的”（同上），即安全机制是一种放任型的治理，它并不在乎每一个个体的具体方式，它只通过一些调节性杠杆对总体的量发生作用。

  其次，规训机制“不放过任何东西，不会放任自流，而且其原则就是不让最细微的事物摆脱其统治”。（同上）规训机制下是没有人口的概念的，他们看到的是每一个个体组成的人民，因此规训的统治会事无巨细地掌控其所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个体的行为。相反，安全机制考虑的问题并不是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和管制，它直接作用的是一个整体，对于个体，安全机制许诺的是让他们去干（ｌａｉｓｓｅｒｆａｉｒｅ）。比如针对饥荒时，安全机制考虑的不是每一个体会不会饿死的问题，相反，饿死少数几个人，并不在安全机制的考察范围之列。安全机制所关注的是整体人口的安全，而不是个体的安全。同样，对于犯罪问题，安全机制也在于让每一个公民都成为守法公民，这样做不仅是成本过高，而且根本无法做到。安全机制考虑的也是犯罪率，某个地区的犯罪率升高，会引起安全机制的重视，并会采取一定的干预和介人措施来降低犯罪率。

  最后，对于干预的政治措施和政策，规训机制的基本做法是禁止。面对规训体制，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超级庞大的允许和禁止的规则，而且随着社会的变化，这些允许和禁止的规则变得越来越庞大，“规训机制就是这样，它不断地贬值允许和禁止的规则”。（同上，第３６页）甚至他们以编制出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和法规为宏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行为，都有相应的法规作出界定。相反，“安全的主要功能是回应某种现实，而这个回应要消除这个现实——消除它，或者控制它，或者制止它，或者调整它。”（福柯，２０１０年，第３７页）安全机制在于通过政治的介人得到转换，即能刺激群体从整体上对某种环境做出反应。它更多地是提供外在的条件，如饥荒时，考虑到如何让粮食的供给关系变得正常，而不是一味地对那些借囤积抬高价格的奸商进行打压和限制。

  显然，福柯意义上的以安全机制为主要形式的生命政治意指的安全配置的生命政治正是２０世纪末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政治。新自由主义政治，在福柯看来是一种看似放任自由，但实际上从一个更高层面完成了对社会治理的形态，也只有从总体上来思考人口问题，从人口统计学上进行宏观控制，才能保证个体层面的自由。但是，这种控制在福柯那里，仍然不是积极的，也就是说，个体的自由是一种纯生命层次上的自由。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在治理者看来，其中的一切差异和风格、一切的独特性都被还原成生与死的问题。生命政治学只关心生命，它所有的统计的数据、治理的行为，仅仅只有在个体的生命存在下才具有意义。那么，生活的质性问题被彻底还原了，我作为一个积极生活的个体，在人口统计学和生命政治层次上，与监狱中正在服刑的个体没有太大区别。我们都被还原成人口统计学上的那个消极的生命性的１，我们只有作为这个消极的１，对于政治才有意义。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生命政治的诞生》恰恰没有怎么去谈生命政治。福柯在谈新自由主义及其前现代的起源，因为在福柯眼中，当代新自由主义就是生命政治：“一旦我们知道了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掌握什么是生命政治了。”（福柯，２０１１年，第１９页）二、阿甘本：赤裸生命与例外状态

  可以说，福柯对于生命政治的态度是暧昧的，即一方面他将生命政治看成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从而具有积极的一面，因为生命政治作用的对象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是整体性的基于统计分析的人口；另一方面，他看到了生命政治将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人还原为一个个惰性的１，在这个被统计的１之中，唯一剩下的是那个大家彼此没有差别的生命。这样，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就具有了两个趋向：一是走向乐观积极的生命政治概念，并不认为生命政治是灰暗的，甚至生命政治为资本主义未来的替代方案做好了选择，如哈特和奈格里的大众概念就是在生命政治的肯定性思考上形成。二是会有人看到一种生命的活性被剥夺，被还原为纯粹的赤裸生命形式的方向。这个方向，势必会让生命政治走向一条否定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的人是阿甘本。

  阿甘本几乎完全在自己的地基上重构了生命政治的概念。他没像福柯一样，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出发来审视生命政治的问题。在《神圣人》（ＨｏｍｏＳａｃｅｒ）一书中，阿甘本写道：“在现代时期的肇始处，自然生命已开始被纳人到国家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之中，政治转变成生命政治（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０＂（Ａｇａｍｂｅｎ，１９９８，ｐ．３）阿甘本在词源学上对这种生命的还原机制进行了追溯。在古希腊语中，有两个词都可以用来表达生命：一个是ｚｏｅ，它“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诸种动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ｉｂｉｄ，ｐ．ｌ）；另一个是ｂｉｏｓ，它并不单纯是作为人或其他生物“活着”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这种活着会具有一定的质性，即它代表着一定善的生活方式。阿甘本认为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的实质：ｚｏｅ是在人和动物之间毫无区别的纯粹生命性的事实，这个事实是生物学的，没有任何人类的实质内容；而ｂｉｏｓＷ—开始就指向了人类共同体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ｂｉｏｓ指向的是城邦生活，只有在一个城邦之中充当公民，并享受一定的权利和义务时，他才可能具有ｂｉｏｓ。但更为阿甘本看重的是，政治作用的对象是ｂｉｏｓ，而不是ｚｏｅ。ｂｉｏｓ是可以被政治所褫夺的，城邦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流放某个公民，流放意味着剥夺了某种ｂｉｏｓ。从此，他不再是城邦的公民，变成了一个ｚｏｅ意义上的存在，政治不再对之发挥作用，他既无政治权利，也不能承担政治义务，他根本不能踏足城邦一步，否则可以随意地被城邦中任何人杀死，他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神圣人（ｈｏｍｏｓａｃｅｒ）。

  Ｈｏｍｏｓａｃｅｒ—词既可以指神圣的存在，同时也是指被诅咒的存在。在罗马法中，ｈｏｍｏｓａｃｅｒ指的是“即一个人被禁绝，可以随意被任何人杀死，但绝不能在作为牺牲来献祭”。ｈｏｍｏｓａｃｅｒ意味着一个从社会中被驱除的人，并被剥夺了在公民宗教中的所有权利与职能。在法学术语中，ｈｏｍｏｓａｃｅｒ被界定为某种可以被杀死，但是杀死他的人不被视为凶手。所以，“神圣人”可以理解为某种外在于法律的人。在《语言的圣礼》Ｑｓａｃｒａ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中，阿甘本将ｈｏｍｏｓａｃｅｒ的意思与誓言联系起来。ｈｏｍｏｓａｃｅｒ是由于某种违誓的结果而导致的，违誓之后，要求自我惩罚。如果违誓者被杀死，这可以看成是发誓者已经将权力交付的诸神所进行的报复。由于违誓者已经成为了所发誓的诸神的进行惩罚的对象，他就不再属于人类社会，或者已经被逐出神所照耀的范围。因此，阿甘本所关注的生命政治正是一种将人的ｂｉｏｓ还原成ｚｏｅ，原先属于人类社会的成员的ｂｉｏｓ被彻底地剥夺了，剩下的是纯粹的 “命”。这条“命”，由于丧失了ｂｉ０Ｓ，可以让人随意而合法地宰割。

  在阿甘本看来，最为典型的生命政治的体现，就是纳粹政治之下的奥斯维辛。在奥斯维辛之中，他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个具有生命质性的人，而是行走在生死的门槛（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之上一个个赤裸生命，即ｚｏｅ。在《奥斯维辛的残余》中，阿甘本在整理那些幸存者所记录的档案时，发现在集中营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个体。这些人，由于过度的营养不良（在阿甘本看来，这是营养不良的第二阶段，处在这个阶段上的人，身体骨瘦如柴，眼睛深度凹陷，暗淡无光），已经对周围的一切丧失感觉，他们没有人关心，甚至他们的生死也没有人在乎。在集中营里，他们犹如行尸走肉一样。即便是有朝一日，他们突然消失了，也没有太多过问。但是，无论是其他集中营的营员，还是纳粹的看守，都不愿意看到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其他营员甚至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穆斯林”。在这些＂穆斯林”身上，已经和从营地里爬过的蚯蚓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唯一剩下的就是他们仍然能喘气，能够走动，甚至是爬动。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生命，在这种生命之下，他们唯一具有的意义仅仅是在集中营里还生存着多少人这样统计学上的意义。在这里，阿甘本有意曲解了福柯“使人活和让人死”的生命政治的内涵。阿甘本说：“在希特勒的德国，史无前例地将使人活的生命权力绝对化了，它与使人死的主权权力交织在一起，这样，生命政治与死亡政治立即变得一致。”（Ａｇａｍｂｅｎ，１９９９，ｐ．８３）之所以造成特殊的后果，是因为，在阿甘本看来，当代国家的治理所作用的对象不再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ｂｉｏｓ，而毋宁直接是ｚｏｅ。当政治剥夺了他们作为共同体成员的ｂｉｏｓ之后，政治只能将他们的直接生物性的生命，即赤裸生命作为治理的对象。对于阿甘本来说，“民族国家变得极为关注自然的生命，在其中区分出一种可谓本真的生命和一种没有什么政治价值的生命”。（Ａｇａｍｂｅｎ，１９９８，Ｐ－１３２）在这种区分下，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穆斯林＂，而是在世界政治下，存在着众多被边缘化的赤裸生命和神圣人的可能性。他们被认为是不值得活的生命，他们被置于生物学上的生与死的门檻上。也正是在这个极端的点上，生与死的政治交织在一起。阿甘本似乎更为悲观，在他这里，全世界都变成了奥斯维辛，而我们都在资本主义治理之下，变成了被剥夺了ｂｉｏｓ的赤裸生命，一旦如此，我们的生死随时可以在政治的旗号下灰飞烟灭。

  阿甘本不仅指出，当代生命政治的内涵是政治直接将赤裸生命作为其对象，更重要的是，阿甘本分析了现代生命政治的赤裸生命状态是如何发生的。当我们作为ｂｉｏｓ的生命而存在时，我们生活在一种公民权利之下。这种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让我们受到侵犯，或置于危险之中。但是，正如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法律都不会是无界限的。施密特指出，任何法律都有一个极限，即便是最普通的法律，在一定情况下，会变得无效。这种情况就是例外状态，法律的运行与正常状态有关。在正常状态下，我们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法律保障，一旦我们的权益受到侵害，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但是存在着正常状态之外的例外状态，相对于具有法律进行裁决判断的正常状态，例外状态悬搁了法律，或者说，法律在例外状态下无法实施，保障人们的安全，而处置的权力完全归属于一种主权的临机处断。阿甘本说：“例外手段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法以法律语言来理解的法律手段的吊诡情境，而例外状态则呈现为无法具有法律形式者的法律形式。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利用例外——也就是法律本身的悬置——作为它指涉与涵纳生命的原初手段，那么例外状态的理论就是对于任何同时将生命拘束和弃置法律的关系的定义的准备条件。”（阿甘本，第５４页）阿甘本的意思是，例外状态的存在，导致正常状态下起作用的法律被悬置，最终我们在法律被悬置之下，丧失了ｂｉｏｓ，从而变成了生物性上的赤裸生命。在法律被悬置的情况下，我们的生物性生命等待着不知名的主权者的裁决。这样，在例外状态，我们都变成了赤裸生命。可以想象，一个身着华服，平常到处颐指气使的家伙，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比一只阴沟的老鼠还可怜。其原因正是在于，在平日里导致其获得优越地位的法律被悬置，他立刻与一般人一样被还原为赤裸生命，在这一刻，他和我们一样，没有分别。

  不过，例外状态总体说来是临时的，在例外状态过后，立即恢复了正常状态，这样，我们原先被剥夺的ｂｉｏｓ会重新发挥作用。关键是，当代生命政治不会允许这一切发生，也就是说，当代生命政治的吊诡在于，国家，包括一些标榜为民主的国家，“故意创造永久性的例外状态”（同上，第５６页），从而永久性地宣布悬置正常的法律，将我们永恒地变成赤裸生命。阿甘本的例子是小布什总统在发生９１１之后宣布进人“战争状态”。对这种战争状态，总统并没有给出一个结束的期限。于是，美国以紧急状态为名，加强飞行器的安保措施，加强美国的出人境管理（尤其对于一些具有敌对倾向的国家）。阿甘本在一次到美国讲学时，因为拒绝在人境口留下指纹而被拒绝入境。在阿甘本看来，这些措施都是例外状态常态化的表现，他们借一种安全的名义，剥夺了我们的ｂｉｏｓ，将我们永远地还原为赤裸生命。

  三、埃斯波西托：免疫体与共同体

  相对于阿甘本那种极富阴郁色彩的生命政治，他的同胞罗伯托？埃斯波西托（ＲｏｂｅｒｔｏＥｓｐｏｓｉｔｏ）以相对更为平常的心态进人到生命政治领域。他并不像阿甘本那样，得出我们都是在永恒的例外状态下变成生物性的赤裸生命的存在物。他更愿意回到一种更为实际的层面上来探讨生命政治，即从福柯提出的“必须保卫社会”的视角重新思考生命政治的问题。

  埃斯波西托也用了两个基本范畴来思考生命政治问题，分别是免疫体（ｉｍｍｕｎｉｔａｓ）和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ｓ）。这两个拉丁语词汇具有共同的词根ｍｕｎｕｓ。在拉丁语中，ｍｕｎｕｓ指向一种岗位（ｏｆｆｉｃｉｕｓ），这个岗位对应于某种义务（ｏｎｕｓ），因此，ｍｕｎｕｓ表示拥有某种职位并对其负责。那么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ｓ就是由这些拥有ｍｕｎｕｓ的个体所组成的。他指出，ｍｕｎｕｓ“是一个人给出的礼物，而不是接受的礼物”，最终接受礼物者的“感谢之情要求进行新的馈赠”。这样，埃斯波西托所界定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ｓ是一个不断进行礼物赠送的地方。在相互给予礼物过程中，礼物并不属于某人自身。因此，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ｓ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缺失的礼物之上，共同体的成员自己并不能保存礼物，接受ｍｕｎｕｓ直接摧毁了个体的自主性，并让他自觉地等同于共同体的一部分。

  正是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ｓ的这种在原初的残缺的特性，让免疫体（ｉｍｍｕｎｉｔａｓ）问题成为了必然，正是豁免机制将共同体同生命政治学联系在一起。在埃斯波西托看来，ｉｍｍｕｎｉｔａｓ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ｓ是如影随形的。ｉｍｍｕｎｉｔａｓ并不是在外部通过保护自己来否定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ｓ，而毋宁是在共同的ｍｕｎｕｓ的地平上刻画出来的。免疫体（ｉｍｍｕｎｅ）——在古罗马时代，豁免者一般为男性——是被免罪的人，他是相互赠与礼物过程中的例外（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ｔｉｏ）。他不受共同义务的约束，从而享有一种特殊的ｉｍｍｕｎｉｔａｓ的权力。（Ｅｓｐｏｓｉｔｏ，ｐ．６）每当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发生替换时，将特殊豁免者与一般人区别开来的界限会重新形成。不管怎样，豁免的条件假定的是非同一般之人，所以，豁免在假定一个共同体存在的同时，也是对这个共同体的否定。埃斯波西托认为，现代主体在享受自己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同时，也试图去追求共同体中不同凡响的豁免权，企图让自己豁免则将共同体置于风险之中。

  这样，借助免疫体和共同体的范畴，埃斯波西托化解了阿甘本的ｂｉｏｓ和ｚｏｅ的困境。埃斯波西托认为，阿甘本所谓的被剥夺了ｂｉｏｓ的纯粹赤裸生命一点也不赤裸，在法律被悬置之后，只要例外状态被主权者所裁决，就会变成另一种具有常态化的状态，其中的法则和规律完全不同之前的正常状态。但是，必须承认，在主权者做出裁决之后，再极端的例外状态也具有一定的规则（即使这个规则不合理）。奥斯维辛之中不是没有规则的，每一个营员以异于集中营之外的规则而行事，一旦如此，他们便会在集中营里形成新的ｂｉｏｓ。在埃斯波西托看来，不存在脱离ｚｏｅ的ｂｉｏｓ，但同时也不存在脱离ｂｉｏｓ的ｚｏｅ，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是阿甘本所强调的ｂｉｏｓ在例外状态下被还原成问题，毋宁是免疫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埃斯波西托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任何共同体都会存在着免疫体。这样，针对免疫体，一定会存在某种免疫机制，从而确保了共同体的安全。对于共同体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障共同体的存在，即福柯意义上的“必须保卫社会”。

  我们可以将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机制与福柯的安全机制嫁接起来。在福柯那里，安全机制是一种从总体上对人口进行干预和操作的机制，但其不对个体负责。但是福柯并没有说明，这种安全机制如何能够运行。埃斯波西托很好地从免疫问题上解决了福柯的这个缺憾，即安全机制需要一种内部的免疫机制，这种免疫机制并不是保护社会和共同体不受外在因素的侵害。因此，我们可以将埃斯波西托的生命政治看成是一种积极肯定的生命政治，他更为关心的是共同体层面的存活。这种共同体的存在不是以绝对平等、联合为基础上，恰恰相反，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免疫体，而正是免疫机制让共同体之间的个体凝聚起来，从而不断地去适应复杂多变的外在环境。

  参考文献

  阿甘本，２０１０年：《例外状态》，薛熙平译，台北：麦田出版社。

  福柯，１９９９年ａ：《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ｂ：《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２０１０年：《安全、领土和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Ａｇａｍｂｅｎ，Ｇ．，１９９８，ＨｏｍｏＳａｃｅｒ：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ＢａｒｅＬｉｆｅｔ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ＲｅｍｎａｎｔｓｏｆＡｕｓｃｈｗｉｔｚ：ＴｈｅＷｉｔ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ＺｏｎｅＢｏｏｋｓ．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Ｒ．，２００８，Ｂｉｏｓ：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Ｐｒｅｓｓ．

  Ｌｅｍｋｅ，Ｔ．，２０１１，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作者单位：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董金平，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