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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齐老的点心那件事

  作者：李青菜 发布时间：2018-04-04 15:58:13

  心疼钱是穷人的通病，富人也有这毛病也许会病的更厉害。名满天下的白石老人也是一个非常心疼钱的人，但是无法把他归于穷人或者富人，这本自述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对润笔非常在意，也非常抠门。这麽说好象白辜负了这位大师的艺术成就，但这是我的真心话，看传记我最爱看该人的缺点，然后心里暗笑：“呦，原来这样啊——。”

  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儿。一个非常街坊气的老头儿，他白胡子飘飘，手持朱漆仙杖，他是世界文化名人，他仍然每天用小碗给家人量米，仍然点心长毛了也舍不得吃，仍然屏门贴润格、客厅贴润格┅┅。

  此书成于白石老人七十一岁时至八十八岁的断断续续的述说，请他的门人记录的，所以是老人最原汁原味的语言：“┅┅那年的年景，不十分好，田里的收成很薄。我们家，平常过日子，本已是穷对付，一遇到田里收不多，日子就更不好过，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穷的连粮食都没得吃了，我母亲从早到晚发愁。等我病好了，母亲对我说：‘年头这麽紧，糊住了嘴再说吧！’家里人手不够用┅┅田里有点芋头，母亲叫我去刨，拿回家，用牛粪煨着吃。后来我每回画着芋头，总会想起当年的情景┅┅芋头刨完了，又去掘野菜吃┅┅穷人家的苦滋味，只有穷人自己明白┅┅。”

  书里没有老人画的芋头，我最喜欢的是他老人家画的桃子，看着有香气；还有藤萝，过眼满纸微风；还有那著名的虾——看上去特别“鲜”。我不知道行家如何评论老人的画，对我这个外行而言，他的画亲切、鲜活、古意盎然。

  白石老人确实是人民的艺术家，他身上“人民”的味道特别浓厚——八十岁了，还生了娃。呵呵。

  本书的菲后语如下：“这是一本很好的自传，很好的理由是朴实无华，而且充满了作者的乡土气味。我常觉得最动人的文学是最真诚的文学。不掩饰、不玩弄笔调、以诚挚的心情，说质朴的事实，哪能使人不感动？”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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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和信息量成反比

  作者：艾庄笔 发布时间：2021-06-25 21:34:21

  又是一本典型的欧美小说，有一个好的idea，但是缺乏耐心去构思细节，无法架构出一个完整精彩的故事，只能是用废话堆砌。人物对话极多，但是信息量极少。一开口必要开一堆无关痛痒的玩笑，互相调侃斗嘴，就是不能正儿八经地让你读到有用的信息。安排如此多的出场人物，却又缺乏刻画人物的能力，每个人物看完就忘了。而且欧美人的first name和last name都比亚洲人长，描述一个人出场一会儿用first name，一会儿用last name，十个人读起来就像变成了二十个人，简直是个噩梦。可能是文化差异吧，欧美人读起来也许比较容易记这些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就是种折磨。设定其实很不错的，后面的反转也不赖，但是就是前面读起来把人的耐心都耗光了，只想早点看到谜底结束这本书。一场糟心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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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合初学者

  作者：sudoer 发布时间：2009-04-21 22: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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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宁镇疆：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4-16 15:36:46

  王广谋“句解”本《孔子家语》虽自元中叶以来流传甚广，但宋本王肃注《家语》也并未失传，且王广谋本亦是王肃注本之衍生，学者以王广谋本当“今本”实辨之不察。刘氏玉海堂本与汲古阁刊本虽同出毛氏旧藏，但亦不尽相同：刘本前半多将后人之校语或按语误成王肃注文，而汲古阁刊本则多有据他书校改正文者。黄鲁曾刊本虽偶有残缺，但其源出甚早，版本学特征也较纯粹，故佳处往往出诸本上。

  晚近以来，由于出土文献的陆续发现，向称“伪书”的《孔子家语》重获重视，研究渐夥。但由于长期乏人关注，现在当我们重新面对此书时，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可能亟须弄清：此书之“善本”何在？今之传本又如何承传而来？本文试图对现今《家语》一书的版本传承线索作一简要梳理，希望能对我们利用现有的《家语》传本有所借鉴。

  今之《孔子家语》传本，多号称源自“宋本”，此说是否有据，尚俟深究。不过，这其中元王广谋本倒是个例外。广谋其人事迹不详，但其注《家语》自元代中期以来却多次刊行。尤其是明初以来，由于宋本王肃注《家语》十卷流传极稀，学者甚至以为王肃注《家语》十卷世间已无存，转而把王广谋本当成今本，似乎广谋本是横向上独立于王肃本之外的别一传本。持这一看法的甚至包括了许多知名的学者，时间则自明代前期直至晚清，甚至现代，可见为害非浅，因此需要着意一辨。

  学者有上述误判，除了宋本流传极稀少外，主要还在于王广谋之《孔子家语》“句解”本流传极广，公、私目录书及时人著作对它都屡屡提到。明彭大翼《山堂肆考》云：“《孔子家语》总目：自《相鲁》至《公西赤》，共四十四篇，猷堂王广谋句解。”《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九，录“《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一函三册”，《千顷堂书目》：“王广谋《孔子家语句解》四卷。字景猷。延祐三年(1316)刊。”《经义考》载：“王氏(广谋)《家语句解》三卷，存。马思赞曰：其书有延祐丁巳(1317)刊本。”《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新刊标题)孔子家语句解》六卷、《素王记事》一卷，元王广谋撰，元泰定二年(1325)崇文书塾刊本，藏中央图书馆。”《贩书偶记(附续编)》：“《新编孔子家语章句十卷》——魏王肃注。元刘祥卿刊。首有原序。次目录，卷一首页第二行题‘并依王肃注义详为注解’等字。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十九字不等。小字双行。两截楼版式。上列评语音义。版心上下黑口。惟原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至书中有两处半页九行者，较覆宋刊本颇多不同。……其编次较他本殊异，如此书在卷五，他本在卷六。……卷五之尾刊有‘清泉刘祥卿家丁未春新刊行’十二字木记。”可见王广谋的这个本子流传是很广泛的，甚至在卷册、书名上产生了略有不同的很多版本。正因为此，明何孟春作《孔子家语注》时特别提到：“今本而不同于唐，未必非广谋之妄庸，有所删除而致然也。”因此可以说何氏是把王广谋本误会成“今本”的第一人。王鏊是见过王肃注《家语》的，但也认为“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也”，实际上也是承何氏之说，主王广谋所删为“今本”。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明黄鲁曾之仿宋刻本及毛子晋访得之宋本王肃注《家语》多有刊刻行世，但学者对“今本”的看法仍存在误解。如清初陆陇其《松阳钞存》云：“今《家语》元王广谋所注本也。”陆氏甚至还对王鏊曾说见过王肃注《家语》一事表示怀疑。另外，姚际恒引何孟春之说，也从为“然则今世《家语》殆元王广谋本也”。今亦有学者以敦煌本与今本比较，认为除文字异同外，今本并王肃注亦大加删除，因此也说：“明代何孟春《家语序》云‘未必非(王)广谋之庸妄，有所删除而致然也’，元代王广谋亦注有《家语》。”明显也是以广谋本当“今本”。

  现今在王肃注《家语》有多种版本流行的情况下，再持广谋本为“今本”之说，显然是很不恰当的。从《贩书偶记》所记看，既云“并依王肃注义详为句解”，则说明王广谋注本其实亦是依王肃注而稍加敷演，实亦源出王肃注本，因此从横向上说，它并非独立于王肃注本之外的其他传本。台湾金镐先生曾详考《家语》版本之源流，一则认为“魏晋以来，所流传下来的本子，都是王肃注本”，但又感于元王广谋本每与王肃注不同，且元明以来王广谋本大为流行，遂将王广谋本视为横向上与王肃注本并列的别一系统：前后是矛盾的。其实王广谋本不过系王肃注本之衍生，并不具有与王肃注本横向并峙的版本学特质。广谋本既是源出王肃注本，也间接说明王肃注本并未绝迹，不只元代如此，明初亦然。虽然何孟春注《家语》时感叹王肃注未见，但我们看和他同时代的王鏊却见到了，只能说明何氏之搜求尚有未逮。况且，王鏊得见王肃注《家语》是偶得于“书市”，此等际会也说明王注本并非什么稀罕之物。如果说王鏊时代还不够早的话，那么明初宋濂《文宪集》曾提到《家语》之“孔子遭齐程子于郯”事，而查此事不见王广谋节略之“句解”本，而今传宋本皆有，说明宋氏所见非广谋本，而应该是完整的王肃注本。实际上，王肃注十卷本虽然明代流传极稀，但由于学者多方搜求，自嘉靖、隆庆后，王肃注《家语》之仿宋刻本已不稀见，甚至后来毛晋还能得大字宋本。而且，毛氏在所得大字本残缺的情况下，还能用“别本”补之，这个“别本”显然也不是节略得内容大减的王广谋本，而应该是完整的王肃注本。周亮工《书影》还提到，在毛晋所得宋本之外，徐家亦藏有宋本，而且二者也间或不同。这些事实说明，在王广谋本之外，王肃注本(包括宋刻和明仿宋刻)于明代的流传链条也始终未断。今传王肃注诸本均承明而来，以唐、宋类书及注疏所引《家语》相比较，可以说基本可信，证明宋本王注《家语》虽命运多舛，但却一直承传不坠。四库馆臣所谓：“至崇祯末毛晋始得北宋本刻之，故崇祯以前明人无见旧本者。”显然是疏于考证。当然，这种看法其实与各种序跋所见何孟春之感叹、毛晋所述得书之幸并自张其本，可谓如出一辙。而前述以王注宋本亡，并将王广谋本误会成“今本”的错误认识正是因之而起。在没有深考文献流传线索，亦未能详列诸本以参稽彼此异同的情况下，学者仅通过序跋之类目录学路径而陈陈相因，并遽断是非，不亦难乎？

  现今所能见到的所谓“宋本”，主要源出三大系统，分别为汲古阁刊本、同文书局所据的玉海堂影宋本以及四部丛刊所收的明覆宋刊本。虽说是三个系统，究其实可能只有两个，因为玉海堂影宋本实际上就是据汲古阁旧藏，因此它与汲古阁刊本自然关系密切。不过，汲古阁刊本显然是个经过校定的本子(今上海图书馆藏明汲古阁刻本，明属“汲古阁校”)，故而它与毛氏旧藏的原本也不尽相同。再者，毛氏是两次得宋本：第一次得之于“吴兴贾人”，但这一次所得之本二卷十六页以前皆已残蚀无存；第二次得之于“惠山酒家”，但八至十卷亦残缺无存，因前半完好，故毛氏依此本将二卷十六页以前“倩善书者用宣纸补抄”，这样“吴兴贾人”本才勉强完整。这样看来，为刘世珩所珍的所谓毛氏旧藏，实是拼合了两个本子，版本属性已不纯粹。正因为是拼合二本所成，故而学者注意到该本前后差异很大，晚清大儒孙诒让即云：“前二卷影写宋本异同颇多，不甚可据。”玉海堂所据之毛氏旧藏业已亡失，我们只能通过同文书局所收之影宋本来考察其面貌。将同文书局本与汲古阁刊本对校可以发现，前者多出了很多注文，前人曾误以为这些注文是宋本之旧，其实是辨之不察。今以四部丛刊所收明覆宋本校之，可以发现这些多出的所谓“注文”其实并非宋本王注，而是后人的按语、校语。如《家语·相鲁》篇“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四库全书》所据毛氏汲古阁刊本“汶阳之田”下注云：“四邑：郓、言雚、龟阴之地也。汶阳之田，本鲁界。”明黄鲁曾仿宋刊本与之基本一致，但刘氏玉海堂本此处作：“四邑：郓、言雚、龟阴也。汶阳在鲁界。按《春秋传》及《史记》：郓、言雚、龟阴为三邑，今言雚亭、龟山及郓皆在汶北，岂并汶而言之乎？”可以看出，刘本前半本来当系王注，而“春秋传”以下，则当系按语，后人辨之不察，遂致王注与按语连贯而书，未加分别。如果以这样的本子来校黄鲁曾刊本，表面上似乎是黄本注文有脱漏，其实不然。刘本前面数篇此种情况可谓比比皆是，于此不能备举。再如《儒行解》篇“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下，四库及黄本均有王注作“陨获，忧闷不安之貌”，而刘本独作“陨获，坠割也；一说忧闷不安之貌”。“坠割”之说，当非王注之旧，而“一说忧闷不安之貌”，明显又是用类似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来参校，其校语之迹，可谓昭昭明甚。刘本不仅多将按语混成王注，即王注亦有不若他本者。同是《相鲁》篇“牺象不出门”下，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注文作“作牺牛及象于其背为罇”，此处王注与《周礼·春官·司尊彝》贾公彦疏引王肃《礼器注》“为牺牛及象之形，凿背以为尊，故谓之牺、象”，基本一致，今之学者多认为王氏此处“牺尊”之注能够突破郑氏从文献到文献的圈子，转而以地下出土古物作证，遂成考据学之一段佳话。而此处刘本仅作“牺象，罇名”，味同嚼蜡，大失王注本意。又《家语·王言解》“田猎罩弋”下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有王注：“罩，掩网；弋，缴射。”而刘本作“罩，鱼笼；弋，缴射也。罩，陟教切”，《群书治要》本此处作：“罩，掩网也；弋，缴射也。”可证刘本之误，不仅在于将“掩网”讹成“鱼笼”，甚至还将后人的反切阑入。而汲古阁刊本在这些地方都与明覆宋本同，没有这些按语或校语反倒是正确的。我们推测，其中校语可能出自毛斧季，玉海堂本载斧季跋文明云：“又借得小字宋本参校至六本篇，小字本作‘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此本独作‘药酒’，及读《盐铁论》亦同，益证此本之善。”(笔者按，毛氏率尔以他书来校《家语》是不严谨的，今传其他宋本及唐宋类书都作“良药”不作“药酒”，恰证明毛校之非，又说明即使是宋蜀原刻亦非尽善也)看来斧季对前面几篇曾做过校勘(今同文书局所据之玉海堂本正作“药酒”，良可证)。毛斧季作为汲古阁后人，对于这些按语及校语的性质自然是清楚的，因此汲古阁刊本并没有把它们混成王注。就此而言，虽同为源出汲古阁，但汲古阁刊本的价值显然要超过玉海堂影宋本，故而后来王国维在为日本宽永本《家语》所作跋语时也提到：“昔桐城萧敬孚得此本，乃谓宋刊大字本不足存，以归贵池刘氏。”汲古阁校勘本在清代颇受重视，曾多有翻刻。清修四库全书，其中《孔子家语》据四库馆臣云：“此本则毛晋所校勘”，明显也是据汲古阁刊本。不过，四库在收入汲古阁本时对其又有所校订，这一点我们从《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书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今日学者如果要以汲古阁本为准做研究，四库全书本显然也并非理想的本子。

  明覆宋刊本署“岁甲寅端阳望，吴时用书，黄周贤、金贤刻”，此为明嘉靖三十三年即1554年黄鲁曾刊本，莫友芝说此本即《天禄琳琅后目》之宋刻本十卷，其实是明仿宋刻。就目前所知材料来看，此本是明代王注《家语》十卷最早行世且流传至今者。据此本后所附黄鲁曾之《孔子家语后序》云：“余颇惜王肃所注之少播于世，力求宋刻者而校雠之，仅得十七八。虽宋刻亦有讹谬者也。”看来此本系经黄氏校勘之本，其所据“宋刻”之来源则未明。黄氏在明代前期宋本王注《家语》流传极稀的情况下，为搜求王注《家语》可以说付出巨大努力。将该本与汲古阁刊本互校，可以看出它确实不完整，有所脱漏、错讹，尤其以此本后面为甚。比如最后一篇《曲礼公西赤问》之最后四章该本残掉无存，该篇前面数章内容又误入上篇，另外，像《七十二弟子解》等篇也有不少脱漏。正因为此，自毛氏汲古阁本出，学者多扬毛本(包括刘氏玉海堂本)而抑此本，其实失之草率。需要指出的是，此本后面之错讹，可能系技术性的写刻过程中之疏失，而并非其所据本即如此。比如清陈士珂撰《孔子家语疏证》，其所据底本当与黄鲁曾本源出同一系统(末一篇最后四章亦残掉无存)，但陈本却并不存在后篇内容误入上篇的情况，说明其所据本虽总体上与黄本同出一系，但局部甚或胜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黄本虽于后面局部略有瑕疵，但整体上还是颇可信据的，将其与汲古阁刊本比较也是大同小异，甚至有些地方黄本还要优于汲古阁本。孙诒让曾校汲古阁本，有不少地方明确指出汲古阁本之误，但我们看在这些地方黄本却每每不误，即是黄本价值的绝佳证明。所以，今天虽然汲古阁本(包括刘氏玉海堂本)大为流行，但此本仍然与之并行于世而终不能废。

  上面提到，汲古阁本系拼合二本而成，尤其是二卷十六页以前系影抄“酒家本”足之。“酒家本”虽亦系大字本，但也未必就与“吴兴贾人本”恰是一书，因此，其版本属性已不纯粹。另外，将汲古阁刊本与刘氏玉海堂影宋本二卷十六页之前比较看，除了上文提到的注文互有出入，正文也不尽相同，而正文汲古阁本倒是每每与黄本悉合。看来作为校定的本子，毛氏很可能用了黄本进行校勘，说明汲古阁本的版本属性就更加复杂。还有更复杂者，我们发现汲古阁本每每存在以他书及唐代注疏引《家语》校改正文者。如今汲古阁本《家语·好生》篇云：“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刘氏玉海堂本与之同，但黄本无“入其邑”一句，何所为证？我们看《艺文类聚·卷二十一·人部五》引《家语》也是没有此句，而且同书卷六十五《军器部》再次引此章，同样没有此句，看来黄本所见当比前二本为优。又按，《家语》此章所载，又见于《诗·绵》毛传，而毛传所载与前二本同，亦有此一句。看来汲古阁本、刘本所见，当系据毛传妄改，原貌当即如黄本及《艺文类聚》所引。且孔颖达之《诗·绵》“正义”也说《家语》所载“与毛传小异大同”，这“小异”的存在，说明孔氏所见之《家语》很可能亦与《艺文类聚》一致，而汲古阁、刘本参考毛传而妄改，可成定案矣。又，汲古阁本《家语·正论解》“招虞人以弓，不进”，刘氏玉海堂本同，但黄本“弓”作“旌”。宋杨简《先圣大训》卷三云：“《孟子》及《孔子家语》皆作‘招虞人以旌不至’唯左氏传‘旌’作‘弓’。”杨氏所见自当属“宋本”，而汲古阁、刘本虽以“宋本”相标榜，此处却与《左传》同，说明其已不复“宋本”原貌，此处“旌”作“弓”，又说明它们据他书妄改《家语》正文(二本下文之“旃”，显然是“旌”之形讹，又说明改之未尽也)。比较而言，倒是黄本更忠实于宋本原貌。前人曾说，明人喜刻书而善本亡，以上述汲古阁及刘本据他书将“宋本”改得面目全非看，此论不能不说切中肯綮。所以，如果说纵向上王肃注《家语》的流传链条始终未断、迤逦至今，终是幸事的话，但王注本横向上并陈的几大版本，能够拥有较为纯粹的版本属性的可能只有黄本。刘氏玉海堂本事涉拼凑和按语混入，而汲古阁刊本则后人校改之处又多。要之，今之治《家语》者，绝不能唯某一版本是从，而必须于众本间折中去取，必要时还要参考唐宋注疏及类书中所引以定是非，如此则离《家语》文本之原貌不远矣。

  来源：中国典籍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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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荣格的哲学想象：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神话里？

  作者：红绡夜盗 发布时间：2023-01-29 08:38:54

  “遗稿”“未版”一类的标签总是对我有着莫名的吸引力，《红书》起初就以其浓郁的私人性，让人对作者产生某种神秘的亲切。

  一如荣格的顾虑，这本私人日记“缺乏学术性”。它以但丁的象征手段描绘了自我与灵魂、魔鬼、圣灵的对话，并将之具象化为通向沙漠、郊野、殿堂等未知地的冒险。承袭尼采遗风，通篇不外酒神式的呓语与谵妄。而透过梦境材料的跳跃、无序，其所呈现的是一条清晰、真诚的，自我实验之心理轨迹。

  1.杀死英雄的反价值主义

  荣格开篇即强调——“生命与榜样相悖”。

  “英雄”，作为一种集体的神话产物，其树立的标准意味着人类通过“模仿”来塑造自己。

  “你身上的英雄主义实际上是你在被一种思想统治着”，这种思想规定着什么是好的、必须的、可接受的，并整体上规定着你人生的目的。

  “通过相互的模仿，你按照普通人的期望去生活”。在荣格看来，依据这样的规定，我们塑造出的实际不是自己，而是他人的期望。这种虚伪的游戏令他作呕，“让自己的表现符合世界上他人的期待是不明智的。”

  因此荣格将对英雄的认同视作一种危险，“为了我们的救赎，英雄必须倒下”。在描述“集体无意识的结构”时他写道，“人类拥有一项能力，虽然这项能力是集体目的的最实用之处，但对于个体化而言，它是最有害的，这项能力就是模仿。集体心理几乎无法避免模仿。”

  通过杀死英雄，也即驳倒先于行动的价值成规，人性获得一种独立生活的尊严。这种尊严是创造的尊严，是给予“存在”与“可能性”的肯定。

  独立选择的价值得到彰显，正是“英雄被杀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无异沿袭了启蒙时代对“自由”的追寻——区别在于后者欲镇压的魔鬼是不被限制的理性，前者则试图在集体规范中保全个性。

  尼采已有类似宣言——为了我们的尊严，偶像必须黄昏。只是荣格屠戮英雄的方式相对宽厚，不似尼采挨个刨坟并朝里啐一口。

  2.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

  “我们的神希望被战胜，因为他们需要重生。”

  一如“摧毁”是对尼采的误解，荣格之意亦不在此。通过对既有的普遍否定，他完成的是崭新的重构。这正是尼采的逻辑展开——虚无（杀死英雄）是他的出发点，而非目的地。

  这部遗稿围绕着终极意义的探讨展开。曾作为终极意义的上帝已被证实为虚弱想象的产物，且被宣告无限期下岗。“路标已经倒下，我们前方都是未被开拓过的道路。”在关于何者是今后之价值皈依的问题上，荣格以个体化努力给出答案。

  “如果你被时代的镣铐束缚在世界上，沙漠的呼唤会摧毁所有的锁链。一点也不错，我为你准备的是孤独。”

  荣格的兴趣透露出一种对“外在”——或言“客体”——的强烈排斥。在哲学上，他承认是叔本华的后来人。

  Schopenhauer，这个思想比名字更狰狞的德国佬，宣称世界充满恶与苦难。在这点上，我不免觉得荣格的学养性格是极温厚的，他在教人寻找道路时不忘为罪恶说情，“神性的一只眼看不到，一只耳朵听不到，它的秩序一团混乱。所以，要对世界的残缺有耐心，不要高估完美的美丽。”

  这场自我实验的第一程，便是走向沙漠的回归之旅。事实上，这种渴求孤独的情绪弥漫在整个后现代，在萨特那里，对客体的排异甚至发展为恐惧——对充斥于他周围、无时不有的“存在”之恐惧。

  萨特在“匮乏”的普遍处境下得出“他人即地狱”的结论，而荣格对客体的“警惕”，则更多针对外在的“时代精神”对独立选择的破坏，甚至不惜将自己的思想亦看作一种危险的“外在”，进而潜向无意识寻找更深处的生命——深度精神。

  “我们身上有路、真理和生命。”

  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我们去走自己的路。不是诸神的路、说教的路、律法的路，更不是这本书教导的什么。“你仅仅通过外在表现去寻找，你们去读书和听从各种意见。这一切有什么用处？”

  唯一的道路就是你自己的道路。

  你要成为自己的创造者。

  与过往思想者对世界本原、上帝论证、道德立法等问题的形而上兴趣不同，荣格所处的后现代，随着工业化集体化进程越来越导致“风格的泯灭”与“指涉的消失”（列斐伏尔言），哲学的对象越来越从抽象回归具体，人类生活本身、尤其日常生活成为唯一具有价值的主题。

  作为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有着共同精神谱系的思想者，荣格亦处处流露出对人类生活的关怀。

  初读红书时，被卷首一句问住——

  “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神话里？”

  理解“神话”的涵义便费去我一番功夫。

  荣格把“心灵的神话创造功能”与“幻想”划等号。幻想，一种不纯粹的思想形式，他对其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到关注的过程。

  当开始研究幻想所创造的无序材料时，荣格发现了“无意识”对过去和未来的连接。1913-1914年的梦境对一战的预言便是其中一例，在这些神秘的“预言”中，他看到无意识不仅是由死气沉沉的材料构成，而是包含许多有生命力的内容。

  我将此种“生命力”理解为过去、当下、未来的联系及其可能性。这就是神话——一种关于生活的神秘叙事。它克服了时代，在深度精神的层次展开，是完全由自我创造的叙事。

  至于“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神话里？”，亦可解题为“你为自己创造着怎样的叙事？”，这注定是一个无解的问题，答案以生命的每分每秒为材料书写。

  荣格意识到没有神话的生命会意味着什么。一个没有神话的人“就像被连根拔起一样，与过去、与自己身上延续的祖先生活、与他所处的人类社会皆失去联系”。

  在此意义上，他一再强调“活出你自己”，换言之即是“活出自我叙事”。

  “给人尊严，让他们各自独立，这样，每个人才能够找到自己所属的团体，并去爱它。”这是荣格的期待，人从现代性的异化与集体规范中解脱出来，获得独立创造的尊严。

  他相信，当人性获得这种尊严，爱会指引它们找到更好的路。

  到这里，个人难免觉得荣格过于浪漫，或怀抱一些天真的革命幻想。人类会否遵从爱的指引？他会自觉选择那最好的吗？自由是道德的充要条件吗？至少在荣格构筑的理论图景中推演，以上答案是否。

  这是一系列康德式的疑问，一个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意志”，其含义是“他能做某事是因为他意识到应当做某事”，顺此逻辑，理性存在者才会自觉地依据“法则”行动。相对荣格，康德式的道德实现路径，一大特征即在于“法则”、“道德律”的自我规定。

  而荣格的出发点恰是消解这些伦理范式的，这就导致解构哲学普遍的理论困境，——当法则被消解，自由落入尘世，这种自由却并不能如思想者所设想的那样，依据“爱”的指引去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非道德主义的矛盾在于，尽管它试图重构新的价值，却没有任何一则标准能够帮助它检验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确、是否道德，因为所有的神已被逐向黄昏，所有的准则已被推翻。

  而这种失去检验准则的自由，终究不可避免地滑向空虚、茫然。

  但我们依然不能说“反偶像”是无意义且多余的。

  支撑起思想史的那根脊柱，便是人类批判枷锁、争取自由的恒久努力——无论这种努力有多么悲剧性。

  3.“拉康的弟子”：与弗洛伊德的比较

  我记得在一节普通心理学的课堂，讲师如是说起现代心理学家，“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拉康的弟子。”

  主观而言，我对结构主义实无好感。中学读弗洛伊德，便是带着一种不得不与厌恶之人共事的心情。出于对童年自我保护式的捍卫，精神分析让我感到极度冒犯，以至于弗洛伊德在彼时的我眼中，就像一个半生不熟但总爱打听家人、毫无边界感的低情商烦人精。

  诚然，对一种事物的抵抗恰是其价值的证明。（尽管如此，我也坚持厌恶弗洛伊德）

  相对于弗洛伊德以性本能作为一切的解释原则，荣格对精神崇高的显扬实际更接近现实，也契合了他一以贯之的对人性尊严的吁求。在批判弗洛伊德时他指出，“由于生命本质是在不断更新，仅仅通过回溯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与机能主义强调人与环境的持续相互作用、性格流变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荣格关注生命的展开过程，突显这一过程中所有的可能性，并将生命在种种可能性中的创造性看作世界的意义。这是一种可贵的人学观点，在历代人道主义者中都可找到其精神苗裔。

  弗洛伊德之性本能的解释则是消极的，完全将人置于动物性的原始欲求之下。在拉康指导下，以弗洛伊德为中心建立的正统精神分析学，实在是一堆没有温度的灰烬。

  我无比赞成尤瑟纳尔的说法：“弗洛伊德把性变成了一种隐喻，一种不太生效的隐喻。看起来他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第一次如此坦白无遮地谈论性本身。基于一些非常局限的、有限的和无关紧要的前提，他做出了大量过了头的推断。当然这也是现代社会为此着迷的原因。当性还是禁忌话题时，他是第一个诚挚地、坦率地谈论它的人。因此，所有人都被迷住了。现在，我们可以这么对他说：感谢你开拓性的努力，但对我们来说，这既不是一种新的冒险，也不是一种全面性的发现。说到伟大的心理学家，我更喜欢荣格。他有时很古怪，但在他的疯狂中有真正的天才。他更像个诗人，对人性有更好的理解。”

  应当承认，对弗洛伊德的阅读是我最初从道德权威下解脱的部分因素。凝视人性之恶与道德的根基，思考恋母、父名、阉割、大他者......是弗洛伊德令人厌恶又着迷的所在。

  但也如尤瑟纳尔所观，荣格对人性有更好的理解，这才是我想说的。

  4.荣格的东方性格

  荣格渴求的孤独，实际允许一种“无为”，让生命顺其自然地发生，这是他所看重的路径。世界意义即存在于“发生”的可能性之中，在自然无为的方法论上，荣格无疑堪称老庄素未谋面的门徒。

  包括此前使我兴味盎然的，尼采的东方性格。我对这部分向来是很感兴趣的，可惜这种链接在《红书》中体现不多，大抵阅读《金花的秘密》能带来更多参考与启发。此处便暂将这部分悬置，待有所观览再另作补充。

  “去体验一个人肉体的每一种形式的爱、恨和激情”，生命力的含义“只存在于我们通过自己体验它并沉浸其中的时候”——荣格对自我还原的努力，使我想起兰波的生命，这个早夭的天才说过一个惊人的愿望，“我想要成为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以及刚写过的王阳明——心外无物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人既生活着，便应尽力拓展自己的意义世界，让外物的意义被心灵之光照亮。

  既然存在应当被感知，那便去感知。

  到一切可能性中寻觅你至善的道路吧，神已悄然倒下，你也不再是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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