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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刘丰：论《礼记·乡饮酒义》中的方位图式及其思想史意义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3-22 14:16:20

  摘要：以往学者主要研究乡饮酒礼举行的场合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乡饮酒礼的起源,以及《礼记·乡饮酒义》中体现出来的阴阳五行思想。其实,《礼记·乡饮酒义》对举行乡饮酒礼时宾主座次的解释更具思想史的意义。《乡饮酒义》提出了两种方位图式,前者以八方为基础,并暗合了《易传》的八卦方位;后一种图式将主宾介僎和四方以及圣、仁、义、藏四德相配,其中包含思孟一系比较重视的“圣”德,以及不为后世儒家特别强调的“藏”德。《乡饮酒义》提出圣和藏作为与仁义并列的德目,说明战国时期儒家有关道德规范和德目体系还是很丰富的,同时也可以更充分地说明此篇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以及思想史意义。

  原载：《江汉论坛》2021年第12期

  作者简介：刘丰，1972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200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中国思想史）博士学位。2001年7月至2002年8月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工作。2002年9月至2004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从事儒家哲学、礼学思想史的研究，出版专著《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北宋礼学研究》《经典与意义：礼与早期儒学的衍变》。

  一

  《乡饮酒义》为《礼记》之一篇，郑玄《三礼目录》说：“《乡饮酒义》者，以其记乡大夫饮宾于庠序之礼，尊贤养老之义也。《别录》属《吉礼》。”1其内容主要是解释《仪礼·乡饮酒礼》所记各种仪式背后蕴含的思想，相较而言，其主体内容比较集中，不似《礼记》书中有的篇（如《檀弓》《曾子问》等）那么驳杂。一般来说，《乡饮酒义》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引发的问题不多，因此历来不太受到学者的关注。总结起来，古今学者关注《乡饮酒礼》篇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举行乡饮酒礼的场合。孔颖达说：

  此篇前后凡有四事：一则三年宾贤能，二则卿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四则党正蜡祭饮酒。总而言之，皆谓之乡饮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郑注：“乡人，乡大夫。”又云：“士，州长、党正。”郑又云：“饮国中贤者，亦用此礼也。”郑必知此篇乡大夫宾贤能，及饮国中贤者，并州长、党正者，以此经云乡人即乡大夫，士则州长、党正；又云君子，谓卿大夫饮国中贤者。下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党正饮酒之事。下又云“合诸乡射”，是亦州长习射之礼。郑以此参之，故知此篇兼有四事。1

  

  禮記正義

  9.5

  [東漢] 鄭玄 註 [唐] 孔穎達 疏 郜同麟 點校 郑玄 / 2019 / 浙江大学出版社

  按孔疏的解释，以下四种场合要举行乡饮酒礼：一，为兴贤举能而每三年举行一次的酒会，这是依据《周礼·地官·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郑玄曰：“诸侯之乡大夫，三年大比，献贤者、能者于其君，以礼宾之，与之饮酒，于五礼属嘉礼。”2二，卿大夫为一国之贤者而举行的酒会，也就是郑玄《三礼目录》所说的乡大夫于庠序举行的宴饮宾客之礼。三，卿大夫、士于射礼之前举行的酒会，如《礼记·射义》说：“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四，蜡祭举行的酒会，这是据《周礼·地官·党正》：“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

  孔疏依据三礼经典（尤其是《周礼》）而归纳出有四种场合要举行乡饮酒礼。又，贾公彦在《仪礼注疏》中也指出要在四种场合举行乡饮酒礼：

  凡乡饮酒之礼，其名有四：案此宾贤能谓之乡饮酒，一也；又案《乡饮酒义》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党正饮酒亦谓之乡饮酒，二也；《乡射》州长春秋习射于州序，先行乡饮酒，亦谓之乡饮酒，三也；案《乡饮酒义》又有卿大夫、士饮国中贤者用乡饮酒，四也。2

  

  仪礼注疏（全三册）

  9.0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王辉 点校 / 2008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其实，贾公彦的说法和孔颖达基本相同。只是关于党正饮酒，表面来看孔、贾的说法不一，其实是一致的。孔疏是据《周礼》，认为在蜡祭时举行乡饮酒礼；贾疏依据的是《礼记·乡饮酒义》“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一章的郑注，而郑注则明确指出：“此说乡饮酒礼，谓《党正》‘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礼也。”1认为这一饮酒礼就是为了体现《党正》饮酒所说的“以正齿位”的意义。

  后来的经学家基本都同意孔、贾关于举行乡饮酒礼分作四种场合的说法，但也有个别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吕大临就据《论语》“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一句，认为乡饮酒礼恐怕不限于四种情况。此后敖继公更认为，“乡饮酒者，士与其同乡之士大夫会聚于乡学而饮酒之礼也”3。这样的理解就更泛化了，士人在乡学的一切聚会饮酒之礼皆可称作乡饮酒礼。另外，礼学家着重探讨的问题还有通过乡饮酒礼考证古代的房室制度、乡饮酒礼的用乐制度等4，这些问题都越来越专门化，与本文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因此暂且不论。

  

  周禮注疏

  8.7

  鄭玄 注 賈公彥 疏 郑玄 / 2010 /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二，探讨乡饮酒礼所蕴含的意义，也是古今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点。《礼记·乡饮酒义》明确指出，行乡饮酒礼是为了“明尊长”“明养老”，“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射义》又说：“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褚寅亮也指出，乡饮酒礼之中蕴含的兴贤能、选有德与序齿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关系，“选贤之中，仍寓尚齿贵贵之义”“尚齿之中，仍存贵贵之义”“此礼虽曰饮贤，然不过在坐皆贤者耳”5。这个说法比较全面。儒家看重的也正是乡饮酒礼中的社会和政治含义。《礼记》记孔子曾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记·乡饮酒义》）又说：“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礼记·经解》）陈寿祺《拟请郡县广行乡饮酒礼议》也说：“三代之法，有留之百世而可行，行之一日而立效者，乡饮酒之礼是也。”5又说：“礼教之上下相亲，长幼相受，使民有所观感而兴起者，莫若乡饮。”5由此可知，历代儒家所重视的都是乡饮酒礼中蕴含的政治意义，以乡饮酒礼为“政教之本”。

  第三，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着重重新探讨乡饮酒礼的起源及其含义，其中以杨宽先生《“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一文最具代表性。此文对乡饮酒礼的起源、意义做了新颖而深入的研究。杨宽指出，乡饮酒礼起源于氏族聚落的会食中，因此自然就有尊长和重老的意义和功能。更为重要的是，乡饮酒礼还具有议会的性质。“既要通过酒会的仪式，表示对贵者、长者的尊敬，分别贵贱、长幼；又要通过议会的方式，商定国家大事，特别是‘定兵谋’。”6“‘乡饮酒礼’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议事会’转变来的，它不仅是尊敬长老的酒会，而且具有长老会议的性质，是借用酒会来商讨和决定军政大事的，也可以说是执政者的咨询机关，这在维护贵族统治上当然有其一定的作用。后来元老的政治权力缩小，这种‘礼’成为单纯的酒会仪式，用来尊敬贵宾和族长，着重于分别贵贱、长幼的等次，依然是维护贵族统治秩序的一种手段。”6杨宽先生还据乡饮酒礼的这种起源，进而推断礼的起源，认为饮酒的“醴”和“禮”本是一字。“醴”是当时高级的礼品，如同盛在礼器中所献的玉一样，是一种更加形式化、仪式化的物品。杨宽引凌廷堪《礼经释例》的“宾客之礼”中的一例以作说明：“凡宾主人行礼毕，主人待宾用醴，则谓之礼；不用醴，则谓之傧。”杨宽先生总结说：

  大概古人首先在分配生活资料特别是饮食中讲究敬献的仪式，敬献用的高贵礼品是“醴”，因而这种敬献仪式称为“礼”，后来就把所有各种尊敬神和人的仪式一概称为“礼”了。后来更推而广之，把生产和生活中所有的传统习惯和需要遵守的规范，一概称为“礼”。等到贵族利用其中某些仪式和习惯，加以改变和发展，作为维护贵族统治用的制度和手段，仍然叫做“礼”。6

  杨宽先生通过文字分析得出的这个看法无论是否准确，是否还有讨论的余地，都极大地推动了乡饮酒礼的研究，并进而也推动了礼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

  纵观以往对乡饮酒礼以及《礼记·乡饮酒义》篇的研究，可以看出，经学中对乡饮酒各种礼仪节的解释、考证、史学的探源，学界都已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礼记·乡饮酒义》中对行礼时主宾座次的解释，以往学者虽然有所涉及，却只是泛泛地指出这是受到了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笔者也曾据此认为这是战国时期的儒家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模式建构礼的哲学体系的体现7。其实，若从思想史的角度，从战国时期礼学思想以及整个儒学的发展来看，此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古礼纷繁复杂，各种进退揖让的仪节更是让人炫目。但是如果把握住礼的方位，就把握住了纲领，因此这是研究礼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清代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如凌廷堪《礼经释例》中就概括出很多有关方位的礼例：

  凡门外之拜皆东西面，堂上之拜皆北面。

  凡室中、房中拜以西面为敬，堂下拜以北面为敬。8

  凌廷堪指出：“室中之拜，事神与尸也。”凌氏进而举出《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等内容为证。之所以如此，“盖堂上以南乡为尊，故拜以北面为敬。室中以东乡为尊，故拜以西面为敬。房中则统于室，亦以西面为敬欤？若堂下之拜，自臣与君行礼外，皆礼之杀者”8。

  

  礼经释例

  9.4

  凌廷堪 / 2012 /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除此之外，凌廷堪还总结出一些行礼时的通例：

  凡庭洗设于阼阶东南，南北以堂深，天子诸侯当东霤，卿大夫士当东荣，水在洗东。

  凡内洗设于北堂上，南北直室东隅，东南直房户与隅间。

  凡设尊，宾、主人敌者于房户之间，君臣则于东楹之西，并两壶，有玄酒，有禁。

  凡醴尊皆设于房中，侧尊，无玄酒。

  凡堂上之篚，在尊南，东肆。

  凡堂下之篚，在洗西，南肆。

  凡陈鼎，大夫、士，门外北面，北上；诸侯，门外南面，西上。反吉，则西面。”

  凡设席，南乡、北乡，于神则西上，于人则东上；东乡、西乡，于神则南上，于人则北上。

  凌廷堪指出，以上八例“皆行礼之大节，故不入《饮食》及《器服之例》而入《通例》”9。

  从《仪礼》可知，礼之方位虽然极为复杂，但其宗旨不外是通过方位表示阴阳、凶吉，并且最终通过阴阳、凶吉来表示尊卑之义。例如吉事为阳，凶事为阴，故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如《仪礼·既夕礼》：“祝降，与夏祝交于阶下。”郑玄注：“祝降者，祝彻宿奠降也。与夏祝交，事相接也。……吉事相交左，凶事相交右。”10《老子·三十一章》也有：“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凌廷堪归纳的礼例，“凡设席，南乡、北乡，于神则西上，于人则东上；东乡、西乡，于神则南上，于人则北上”。这是因为按古礼方位，东、南、左为阳，西、北、右为阴。人以阳为上，鬼神以阴为上，因而行礼时堂上设席，南向北向，神以西为上，人以东为上。

  《乡饮酒义》中关于宾主的座次有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宾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阴阳也。三宾，象三光也。让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时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接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仁义接，宾主有事，俎豆有数，曰圣。圣立而将之以敬曰礼，礼以体长幼曰德。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

  我们先把主宾介僎的方位简要表示如下：

  西北：宾 东北：僎

  西南：介 东南：主

  

  依据一般行礼的通例，凡在室以向东为尊。如《仪礼·特牲馈食礼》：“祝筵几于室中东面。”《仪礼·少牢馈食礼》：“司宫筵于奥。祝设几于筵上，右之。”郑注：“布陈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谓之奥。席东面近南为右。”11这是祭祖礼，祝和司宫为尊，因此他们的方位是（位西）向东。按照《乡饮酒义》的安排，宾位居西北，介位居西南，他们在饮酒礼中地位为尊，因而他们的方位都是（位西）向东。

  但是，《乡饮酒义》对这一座次安排的进一步的解释，则已超出了古礼的范围，而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对此的新解，这也是《乡饮酒义》最具思想史意义的地方。

  首先，从这一段的解释可以看出，宾介位于西侧，主僎位于东侧，《乡饮酒义》的解释是，西侧体现了天地尊严之气，东侧体现了天地盛德之气；东方属仁，西方属义。据《管子·四时》《礼记·月令》的模式，东方属春，“其德喜嬴”，为仁；西方属秋，“其德忧哀、静正、严顺”，为义。从西南至西北方向，是季节从夏末秋初逐渐过渡到秋季和秋末冬初，天气逐渐转冷。《乡饮酒义》说：“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这就是“天地严凝之气”和“义气”。而从东北至东南方向，则是季节从冬末春初逐渐过渡到春季和春末夏初，天气逐渐转暖，这也就是《乡饮酒义》所说的“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这也就是“天地温厚之气”和“仁气”。因此，《乡饮酒义》认为的宾介主僎的座次体现的是“天地之尊严气”和“天地之盛德气”，这种解释和《月令》模式相合，完全遵循的是阴阳五行模式。

  其次，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段中主宾介僎方位的安排，是以八方为基础的。在早期思想中，有关八方最为典型的论述，当为《易传·说卦》“帝出乎震”一章详论八卦方位的思想：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说卦》下文还接着解释道：

  震为东方，巽为东南，离为南方，坤为西南，兑为西方，乾为西北，坎为北方，艮为东北。

  以四方配四时，应该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而且也是最基本的阴阳五行图式，在战国时期的文献如《管子·四时》《月令》等文献中，已经非常成熟了。《说卦》又将这一模式和八卦联系起来，形成八卦和八方以及四时相配的格局。（《说卦》分一年为八季，每卦配一季节，每季四十五日。）震为东方，为春季；离为南方，为夏季；兑为西方，为秋季；坎为北方，为冬季。巽为东南，为春末夏初之季节；坤为夏末秋初之季节；乾为秋末冬初之季节；艮为冬末春初之季节。而《乡饮酒义》中对宾主介僎座次的解释，符合《说卦》的理论。按《乡饮酒义》，宾坐西北，而西北方位为乾卦，篇中也说，宾坐西北是主人为了尊宾。这既符合宾之地位，也符合乾的含义。介为助宾行礼者，位居西南方，而《说卦》则说：“致役乎坤”。坤为地，万物皆取养于地，因此位于西南的坤有资助之义，这和介的功能是一致的。僎为辅助主人行礼者，位居东北，而《说卦》则说：“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艮卦有终成之义，这也和协助主人成礼的僎的地位和功能是一致的。主人位居东南方，东南方为巽卦，按《说卦》的解释“齐乎巽”，“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巽卦有整齐、协调万物的功能，有主动之意，这也恰合主人之身份。

  这样看来，《乡饮酒义》对主宾介僎方位的解释，其实主要依照的是《易传·说卦》的方位及其含义。因此，《礼记·乡饮酒义》对乡饮酒礼座次的解释是以易学为依据的。

  

  周易注

  评价人数不足

  (魏) 王弼 注 (东晋) 韩康伯 补注 谷继明 整理 / 2023 / 商务印书馆

  当然，《说卦》中也有比较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汉书·魏相传》记载：

  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曰：……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汉书》卷七十四）

  这个方位，即震—东，离—南，兑—西，坎—北，正和《说卦》“帝出乎震”一章是一致的。这里明确说这种思想模式是根据《易阴阳》和《明堂月令》而来的。这也说明《说卦》“帝出乎震”一章的思想和阴阳五行有关。因此朱伯崑先生认为，《说卦》的八卦方位说“是受了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12。《乡饮酒义》一篇是依据战国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来解释礼义的，这是我们一般的看法。但进一步来看，《乡饮酒义》所依据的理论除了阴阳五行思想之外，同时又和易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也就使得战国时期的礼学和易学之间建立了关系。这些现象表明了战国时期儒学内部的交流互动是非常密切的，而且也是非常丰富的。

  三

  《说卦》在《周易》“十翼”当中是较有争议的一篇。《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汉代学者普遍认为，包括《说卦》在内的“十翼”是孔子所作。王充《论衡·正说篇》又记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学者普遍认为，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逸易》一篇，就是《说卦》。

  《隋书·经籍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王充说河内女子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而《隋志》认为是《说卦》三篇，刘盼遂先生认为，这是因为“《说卦》本合《序卦》《杂卦》而为一篇，故韩康伯注本及唐石经仍以《说卦》《序卦》《杂卦》为一卷。后人猥称为三篇，实不足究。”13这是学术界主流的看法。又据《晋书·束皙传》，汲冢竹书中有《周易》数种，其中有《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综合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说卦》在战国时期已经流行，但是文字或篇章与后世流传的本子有异。可以说明这一现象的还有另外一个证据。马王堆帛书《易传》被称为《易之义》的一篇14，其第三段就是今本《说卦》的前三章15，而《说卦》“帝出乎震”一章则不见于帛书《易传》。这些情况说明，今本《易传》的篇章及其在先秦时代的流传是很复杂的，至少其篇章结构还没有固定下来。

  

  马王堆帛书《周易》

  与我们这里的研究相关的是，战国时期的一些儒家学者参考并用来建构礼学思想的《说卦》“帝出乎震”一章，并不见于帛书《易传》。很多研究帛书《易传》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帛书《易传》是流传于楚地的易学，可能和北方邹鲁以及三晋地区的易学有所不同。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礼学吸收了不流行于楚地的易学思想资源，这正和礼学本为鲁地儒学，也是北方儒学主流的现象是一致的。

  蒙文通先生研究两汉经学以及战国秦汉思想史的一些看法极具启发意义。他认为，两汉今古文经学以及今文经学内部的齐学、鲁学的对立，都要上溯到战国时期思想学术的分野，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理解。具体来说，今文学内部齐学、鲁学的分立，其实就是战国时期齐学和鲁学分立的延续。就其特点来说，“鲁学谨严，齐学杂驳”16，“齐学恢宏”16，“齐学不如鲁学之纯”16。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是因为鲁学重在六艺，而齐学则以诸子为最盛，“鲁国儒学之正宗，而齐乃诸子所荟聚也”16。这个看法是极有启发意义的，同时对我们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就礼学来看，鲁国本是礼学正统，尤以《礼经》所代表的各种仪节、仪容为主，而齐地礼学则相对来说更加突出融汇诸子思想，重在礼学思想的发挥。齐国诸子学之盛，以稷下最为代表。《史记》称“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稷下学者中儒、道、墨、法、阴阳、刑名等各家皆有，诸子思想相互融合是齐国思想（尤其是稷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其中，邹衍为齐人，他主张的五德终始说盛极一时，在当时齐国思想界独具特色。在这样的思想相互交融的氛围中，礼学、易学与阴阳五行思想相互融合也是极为正常的。

  《乡饮酒义》对饮酒时主宾介僎座次的解释，气势宏大，既体现了融合阴阳五行思想的特点，同时也暗合了《易传》对八卦方位的解释。这样的思想特点非常符合北方齐学“恢宏”“杂驳”的特点。

  在战国儒学的发展过程中，既重视礼，又有易学的根基，同时体现出齐学思想的特点，这样很自然地就和荀子思想联系在了一起。从儒学思想发展的定位来看，《礼记》中有很多篇位于孔荀之间，它们在学术思想上既是孔子儒学思想的延续，同时也鲜明地体现出导向荀学的思想路径。《乡饮酒义》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另外，还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说卦》关于卦序方位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一章，这在易学史上也就是所谓的先天卦位。帛书《周易》的卦位与此类似。后来邵雍据“天地定位”而发展出的先天卦位与帛书《易传》有暗合之处。帛书《易传》的卦位和邵雍的先天卦位更加突出了易卦阴阳交错、两两对立的思想，更具哲理意义。但是从战国两汉易学史的实际来看，汉代孟喜、京房的卦气说，其卦位正是来源于《说卦》“帝出乎震”一章所表示的卦位，这一系是两汉易学的主流。这一现象也再次说明，“帝出乎震”一章所含的卦位是战国时期易学的主流看法，因此这就成为部分儒家学者相互吸收、实现易礼融合的思想资源。

  四

  《礼记》一书来源复杂，多是汉代学者根据当时发现的大量先秦古《记》整理、拼合而成，在这个过程中将一些内容、主题相关，或同一学派的一些作品合并为一篇是极为正常的，因此今本《礼记》多篇都是由两章或多章合并组成的。《乡饮酒义》也是如此，它其实也是由两部分构成。篇中后半部分“乡饮酒之义：立宾以象天”至篇末，别为一章。孔颖达就说：“此记者更覆说乡饮酒之义有所法象之事，前文虽备，故此更详也。”17孙希旦将《乡饮酒义》全篇划分为四段，其中第四段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二章，他也认为“本别为一篇，而记者合之”18。前人就已经看出了篇中前后的差异。从文意来看，篇末的第二章又提出了另外一种饮酒座次，而且也作了不同的解释。其文曰：

  宾必南乡。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南方者夏，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为言愁也，愁之以时察，守义者也。北方者冬，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圣乡仁，右义背藏也。介必东乡，介宾主也。主人必居东方。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也。主人者造之，产万物者也。月者三日则成魄，三月则成时。是以礼有三让，建国必立三卿。三宾者，政教之本，礼之大参也。

  孔疏：

  此一节更总明乡饮酒坐位所在，并明三揖三让，每事皆三之义。1

  前一章的方位是以八方为基础的，而这里的方位则是以四方为基础。这个方位图同样也是将饮酒之主客与四方、四季、四德统合在一起。按照这里的方位设置，主人居东方。这与东方为春季、是万物萌生的季节相一致。孔疏曰：“东方产育万物，主人供客所须，故主人造为产万物之事也。”1孙希旦的解释更加明确：“主人为礼之所从出，犹春为万物之所从生也。此明主人坐位之义也。”18

  宾的方位是坐北向南。按礼，君尊向南，同时宾之尊者，堂上亦南向。例如，《仪礼·乡饮酒礼》：“乃席宾、主人、介。”郑注：“席，敷席也。……宾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阶阼上，西面。介席西阶上，东面。”2《仪礼·乡射礼》：“乃席宾，南面东上。”《仪礼·大射》：“小臣设公席于阶阼上，西向。司宫设宾席于户西，南面，有加席。卿席宾东，东上。小卿宾西，东上。大夫继而东上。若有东面者，则北上。”礼书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乡饮酒义》也同意这样的礼例，但同时篇中又借用天子之位来说明宾之尊贵。孙希旦进一步解释说：

  天地以仁之德生物，生物之功成于夏，而圣则其气之初通者也。天地以义之德成物，成物之功始于秋，而藏则其气之归根者也。圣人法天，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二者不可偏废。故其立也，于圣则左之，法天之生物于春也；于义则右之，法天之成物于秋也。然天虽生、成并用，而当以生物为本；圣人虽仁义并施，而常以仁民为先。故圣人于仁则乡之，法天地之阳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也；于藏则偕之，法天之阴居大冬，而积于虚空不用之处也。圣人之立如此，而宾之南乡亦如之，尊宾之至也。18

  据《乡饮酒义》，“介必东乡，介宾主也”，那么介的位置应当是位西向东。孔疏曰：“主人献宾，将西行就宾，宾又南行，将就主人。介在西阶之上，以介瞯隔宾主之间也。”1从这个动态图中我们可以想见，在行礼时，主向西，客向南，而介则向东，位于主客之间。孙希旦也说：“介犹间也。宾在牖间，主人在阼，介在西阶上东乡。盖介亦主人之所敬事，而其尊次于宾，故其位间侧于主宾之间也。此明介之坐位之义也。”18这是从静态的方面说明介位居西方之义。这里没有提到僎之位次。据此段文字推想，僎应该位居南方。

  

  《乡饮酒义》的这个图式将主宾介僎和四方相配，同时相配的还有圣、仁、义、藏四德。表面来看，这里的座次安排和前一章虽有不同，但其解释则差别不大，可若仔细分析，这两章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首先，前一章是以八方为基础，而这里则以四方为基础。其次，前一章的理论基础其实是《说卦》的八卦方位，而这里则没有易学影响的痕迹。前文已经指出，《说卦》的卦位受到了战国后期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因此，《乡饮酒义》的前一章也应该是战国后期甚至汉初的作品。但后一章没有卦位思想的痕迹，只是将宾主介僎和四方、四季相对应，思想还比较简单，因此，它的时代应当比首章早一些，当为战国中后期的作品。

  这一章最有意义的，是与四方和四季相配的圣、仁、义、藏四德，这个德目体系在早期儒家思想中还是比较独特的。如果说上一章依据八方来解释主宾座次，体现的是八方的含义，那么这一章主宾介僎按四方设置，其主要体现的是四德。

  德是西周以来中国思想传统的主流。在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德目体系，如“九德”“十一德”。在《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们也提到了很多德目，如“智仁勇”“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但孔子之为孔子，是发明了仁，以仁为道德的最高标准，并且以仁为统领，将之前的各种德目都纳入仁的体系之下。孔子之后，孟子又突出了义，孔孟之道也就是仁义之道。仁义是儒学的主要特征。因此，这里的四德中有仁义，应该说是反映了儒家的基本特征，并无特别之处。比较特殊的是“圣”和“藏”。《说文》：“圣，通也。”《诗·小宛》：“人之齐圣”，郑笺：“中正通知之人。”孔疏：“中正谓齐，通智谓圣。圣者，通也。”19《荀子·仲尼》“以为仁则必圣。”杨倞注：“圣，亦通也。”20具体来说，又有通达物理之义，如《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孔疏：“圣者通达物理。”21还有于事无所不通之义，如《尚书·洪范》：“睿作圣。”孔传：“于事无不通谓之圣。”22由此可知，“圣”的本义就是通达，通达物理，通达人事。因此后来儒家也将之作为一种可贵的德行而纳入儒学的德目当中。《礼记·经解》：“仁、圣、礼、义。”《大戴礼记·四代》引孔子所说的五种德行是“圣、知、仁、信、义”，这里都将“圣”列为诸种德行之一。

  从简、帛《五行》篇可知，子思、孟子所说的五行就是仁义礼智圣，圣为思孟五行之一。《乡饮酒义》将圣列为四德之一，并且认为圣为东方、春季之德，“产万物者圣也”。孔疏曰：“圣之言生也。东方产育万物，故为圣也。”1这里圣德之义与通常之义并不相同，但实际上它对圣德更为重视，将它与仁相提并论。孔疏接着说：“五行春为仁，夏为礼，今春为圣，夏为仁者，春夏皆生养万物，俱有仁恩之义，故此夏亦仁也。圣既生物，以生物言之则谓之圣，故东方为圣也。”1孔颖达是按照后来五行图式来解释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圣和仁都有生养之义，因此圣和仁也具有同等的含义。这都是突出了圣在儒家道德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藏”本为隐匿之义。《玉篇·艸部》：“藏，隐也。”“藏，隐匿也。”如《大戴礼记·曾子制言》“良贾深藏如虚”，也引申为收敛、含蓄以及停止之义。《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皇侃《义疏》曰：“藏者，谓时世不宜行之事。”23儒家特别重视士人的出处之道。孟子说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孟子·公孙丑上》）。行与藏，或仕与止，本身并不具备道德含义，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或“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就是一种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行为，因而也是一种德行。孔子还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朱子《集注》说：“无道，则隐其身而不见也。此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者能之。”24孔子又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这更是明确把该隐则隐视为一种美德。

  

  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上下）

  7.6

  方向东 / 2008 / 中华书局

  儒家把藏或隐主要理解为一种对待社会政治的态度，认为如果政治黑暗，不合儒家之理想，那么就应该“隐藏”。从这个方面来看，“藏”是孔子儒家的一种政治伦理。而道家则把“藏”更多地理解为个人为全性保身而应该持有的一种人生态度。其实，这种否定性的、消极性的德行，也更符合道家思想的一些特征。如《庄子》书中说：“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达生》）这是说圣人具有含藏于自然的品性，因此外物都不能伤害他。可见能“藏”是庄子理想中的圣人所具有的一种品德。同篇又说：“仲尼曰：‘无入而藏，无出而阳。’”郭象注曰：“藏既内矣，而又入之，此过于人也。”成玄英疏：“入既入矣，而又藏之。偏滞于处，此单豹也。”“出既出矣，而又显之。偏滞于出，此张毅也。”25按照庄子的思想，如果能够随机出处，不固执于一偏，即处于材与不材之间，那么“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极”（《达生》）。这样就可以为圣人了。另外，庄子还说：“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厌深眇而已矣。”（《庚桑楚》）懂得藏身的道理是庄子所说的全形养性之圣人的必备品格。

  道家的这种思想后来也被儒家所吸收，儒家有时也会讲“藏身”。《礼记·礼运》篇中有：“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郑注：“藏，谓辉光于外而形体不见，若日月星辰之神。”26《礼运》又说：“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孔疏曰：“政既法天地，法祖庙、山川、五祀，所重若此，谨慎行之，所以藏其身而坚固。”26但是很明显，《礼运》以及郑注、孔疏所说的“藏身”，还是指圣人为政所达到的理想境地，依然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的。

  《乡饮酒义》将藏与仁、义、圣并列为“四德”，并将藏和四季之冬、四方之北相联系，这样来看，藏作为一种德性，首先应是取藏之本意，即把隐匿、收敛也作为一种德性。《礼记·乐记》说：“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这就更明显地将敛藏看作是义和礼，更接近于儒家主流的道德价值标准了。其次，由于《乡饮酒义》文本本身比较简略，其中并未对作为德性之一的藏作过多的说明，因此从中并不能做过多的分析。但从前面我们对儒道两家关于藏德的分析来看，《乡饮酒义》篇中所指出的作为“四德”之一的藏德，至少和儒家作为政治伦理原则之一的藏德是可以兼容的。

  综上所述，《礼记·乡饮酒义》对《仪礼·乡饮酒礼》的解释，除了说明乡饮酒礼中蕴涵的尊长、养老的含义之外，还对乡饮酒礼的座次和方位作出了伦理的诠释，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乡饮酒义》对饮酒时宾主座次有两种解释，其中一种是宾位于西北，介位于西南，僎位于东北，主人位于西南。这种座次和方位的解释是以八方为基础的，并暗合了易学的八卦方位。另外一种解释图式则是将主宾介僎和四方以及圣、仁、义、藏四德相配。这里的四德既有儒家主流的仁义，又有思孟一系比较重视的“圣”德，同时还有不为后世儒家特别强调的“藏”德。我们通过思想史的梳理发现，藏既是从孔子开始就比较看重的一种政治伦理，同时又是道家所重视的个人全身保性的一种修行方式和道德品性，为先秦儒道两家所重视。汉代以后儒家的各种德目系统和道德规范逐渐规约为“六纪”或“五常”，《乡饮酒义》提出的圣、仁、义、藏四种德目体系，正说明战国时期儒家有关道德规范和德目体系还是很丰富的。以往对《乡饮酒义》的思想史研究，大多只是指出其中所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但通过我们这里比较深入的分析之后，可以更充分地说明此篇所具有的思想内涵以及思想史意义。

  

  经典与意义

  评价人数不足

  刘丰 / 2022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释

  1(2)(5)(30)(31)(35)(41)(42)《礼记正义》卷68《乡饮酒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4、2284-2285、2292、2301、2301、2301、2301、2301页。

  2(3)(4)(33)《仪礼注疏》卷8《乡饮酒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193、197页。

  3(6)敖继公:《仪礼集说》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页。

  4(7)如曹元弼《礼经学·解纷第五》就有“乡饮酒宾席所在并礼经房室制度通考”“乡饮酒燕礼升歌合乐并天子以下飨燕用乐大例述”这样非常专深的考证。

  5(8)(9)(10)参见曹元弼:《礼经学·解纷第五·乡饮酒礼通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84、86页。

  6(11)(12)(13)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收入《古史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311、313页。

  7(14)参见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第二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尤其是第78-85页。

  8(15)(16)凌廷堪:《礼经释例》卷1,(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4年版,第87、90-92页。

  9(17)凌廷堪:《礼经释例》卷2,(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2014年版,第118页。

  10(18)《仪礼注疏》卷38《既夕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1页。

  11(19)《仪礼注疏》卷47《少牢馈食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8页。

  12(20)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13(21)黄晖:《论衡校释》卷28《正说》,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4页。

  14(22)邢文又将此篇称为《易赞》。参见邢文:《帛书周易研究》第二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5页。

  15(23)参见李学勤:《帛书〈易传〉〈易之义〉研究》,《古文献论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5页。

  16(24)(25)(26)(27)蒙文通:《经学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88、90、89、90页。

  17(28)《礼记正义》卷68《乡饮酒义》,第2299页。按,据校勘记,“前文虽备”,各本同。浦镗校云:“虽”,疑“未”字误。见《礼记正义》,第2304页。就文意来看,作“未”更好。

  18(29)(32)(34)(36)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24、1435、1435、1435页。

  19(37)《毛诗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9页。

  20(38)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3页。

  21(39)《礼记正义》卷47《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7页。

  22(40)《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

  23(43)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85页。

  24(4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6页。

  25(45)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47页。

  26(46)(47)《礼记正义》卷30《礼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08、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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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A到A+

  作者：铂程斋@喷嚏网 发布时间：2006-08-14 12:40:51

    老子说：合抱之木，始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同样，企业从优秀到卓越，并不象想象中那样始于某个天才的灵光突现而一挥而就。一切伟大的成就，始于意识和行动的积累，由慢到快，最后形成旋转的“飞轮”，不可小视，也不可阻挡。

    拥有卓越是一种过程，也是平凡而非凡的品质：

  （1）第五级领导

     所谓的第五级领导，都应该是造钟而非报时者。他们往往不会站在前台锋芒毕露，成为媒体的宠儿：谈论自己的理念，成为社会名流。他们大多象外星人，沉默内敛、不爱出风头，甚至有点害羞，谦逊为怀的个人特质和不屈不挠的专业精神齐集于一身。深藏在团队后面，协调着团队的交响乐

  （2）先人后事

     企业界有句老生常谈：“员工是你最重要的资产。”这句话其实说得不对，员工不是你最重要的资产，适合的人才，才是你最重要的资产。

     注重培养从自己文化里成长的员工，多于直接引用空降兵。

   

  （3）坚持就是胜利

      在任何困难面前，牺牲的往往都是乐观主义者。原则和信念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要坚信坚持就是胜利。但不要相信胜利明天就会来到。在坚持中，要永远保留一份坦然面对任何结果的心态。

      能坚持做好一件事情，才有希望做好其他任何事情。

  （4）成为刺猬

      刺猬的原则很简单：活着并保持自己的尖锐。

      很多情况的关键，不是能力不够，或资源不够。而是定位的问题和是否倾尽全力。

      如果不想压迫自己，释放自己的能量。拥有太多的知识、技能和策略都是无济于事的。

      简单的行动常常比复杂的思维权衡更直接、明了。

      just do it.

  (5)惟有文化，生生不息

       一个企业过于依赖领导的传奇色彩，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就会有更多的隐患：因为强者可以摆平一切，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不算问题，都可以推迟、拖延、忽略不计...；因为强者可以成为靠山，所以大家可以无须有太大的压力，优秀的人显得无关紧要，纷纷离开，懒散的人乐在其中；因为强者在，强势成为一种文化，企业只有一种声音，这样的强，失去了理智的质询，失去了平衡，为今后的崩溃，埋下了种种伏笔。

       领导会变，产品会变，市场也会变。

       惟有健康有序，有执行力的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6）技术加速器

       技术从来没有作为成为卓越品质的必要条件。新技术是一种工具，是加速前进，还是加速毁灭一切全在自己！

       对于科技所扮演的角色，“从优秀到卓越”的公司有与众不同的想法。他们从来不把科技当成驱动改变的主要力量，但他们能开风气之先，率先应用精选的科技。

      《从优秀到卓越》是吉姆·柯林斯继《基业常青》后推出的有影响力的大作。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可以不被看成是一本关于企业管理的著作，而是一本用企业管理素材讨论从优秀到卓越永恒规律的创新实践。

  原发：喷嚏网（读书、培训、8小时外的健康生活！）之 铂程斋 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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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进步的人性

  作者：小雨 发布时间：2012-09-18 01:03:02

  我们常说某部作品有没有“诚意”。真的，小说作者或者电影导演有没有倾心创作，大家能看出来。

  这部四世同堂，完全可称得上呕心沥血之作。读到很多段落，我都能感觉到老舍先生自己就存在于这些字里行间，他的灵魂在文字之间弥漫着。我能感觉到他在写作的时候在仰天长叹，在捶胸顿足，在滴血滴泪地强迫自己写下去。

  他简直就不是一个作者，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军统治下的小羊圈胡同的一个居民。这也简直不是一部小说，而是报告文学。

  之前看的宏大的长片，无论是白鹿原，还是平凡的世界，都给我极大的震动。但是，阅读的感受总是不忘自己在读一部作者创作的小说。而这，就是在说自己经历的故事，而且是正正反反中中庸庸很多人的故事，都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别人根据事实创作的。

  我时不时地为顺民们憋屈与难过。你们想要苟活，丢不下这个，放不开那个，看看吧，最后什么也没保住。常二爷的乡亲们说得话更让人难过。我知道，如果现在再来这么一次，或者说，把我们现在的人都放到当时，结果也是一样。我感觉我像极了瑞宣，走不开又丢不下。要关心，想做事，又瞻前顾后。中国啊，文人啊！！！

  科技在进步，但是人性可从来没有进步。有善必有恶。如今，不管大家对国家有多不满，不可否认我们强大了，日军无法占领北京了。也就不会出现冠晓荷，蓝东阳之类的汉奸。这些天钓鱼岛问题正处在风口浪尖，全国正在声讨日本的又一波浪潮之中。但是，败类依旧适时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不少人借机闹事，砸商店，抢东西。一条微博说，明天去砸平和堂，争取能抢两块劳力士出来。你们！你们也只是与蓝东阳同流合污的人。

  很遗憾，我只能像祈瑞宣一样，懦弱地内心谴责一下。

  在浮躁的现代社会，浮躁的都市里生活，还是要继续读书。什么话呢。我怕我也免不了变成个抱孩子，骂老婆，喝两盅酒酒琐碎唠叨的人。这年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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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洞察力——透过表象看本质

  作者：医院防漏费系统 发布时间：2021-01-30 23:38:59

  一，大前提：很多事情，要放到大前提下去看，同样的人，做同样的事，前提条件不同，结果相差甚远，这是人的问题还是事情的问题？除了人和事物本身之外还有前提，这是容易忽略的，或是觉得不重要的，缺少大前提来评判一件事情的得失，是不准确的。

  二，看透人心：

  在职场中“有事我来干，有钱大家分”这种坏制度的情况屡见不鲜，自己抢着干活的行为会让其他人，逐渐变成一个旁观者。

  类似的情况还有，看到下属有一个小问题不会了，自己非常积极主动抢着帮别人解决，解决完后不停的说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多爽，大概率情况下会把一个喜欢思考钻研人，逼成一个遇到问题就向你寻求帮助，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太多这种。

  “改变人心，就像一场手术。它的本质不是改变心脏，而是改变心脏和周围器官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改变模型。”

  三种改变人心模型的方式：

  1，激活正向增强回路，

  通过表格记录当天业绩的方式，让每个人都清晰看到自己的奖金数额，自己的努力和收益能直观感受到，做的好做的多了奖金多，少有懈怠也能看到自己奖金减少。正增强回路一旦被激活就大家的工作热情也来了。

  2，切断负增强回路

  有效的方法是把年度目标，考核方法公布出来。CEO每月发全员邮件，沟通方向。战略组织的调整。

  保持开放心态经常沟通，信息越透明沟通越顺畅，只有切断信息不透明的负增强回路，才能更顺畅。

  3，增加安全调节回路，

  有压力是正常的，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下，任何人也受不了，“电流过大，保险丝会熔断”。适当休息和放松，帮助员工疏解压力。

  总结：

  1，好的流程才能让员工更积极的为自己工作。

  2，只有信息透明，员工才更愿意沟通。

  3，适当的休息和放松，才能更好地继续工作。

  三：预测未来：

  九个系统动力学中的基础模型

  1，公地悲剧基模：如果双方的收益都是建立在抢夺有限的公共资源上，就会导致双方受益最终都降为零的悲剧。

  2，成长上限基模：如果快速增长触发了一个抑制增长的调节回路，增长就会减缓，停顿，甚至出现下滑。

  3，成长与投资不足基模：如果快速增长导致研发，生产，投资等能力被忽视，就会进一步增强减缓。停顿，下滑的态势，甚至导致衰败。

  4，舍本逐末基模：如果我们采取一个治标的方案解决问题，就会离治本的方案越来越远。

  5，饮鸩止渴基模：如果我们采取一个带有严重副作用的方案解决问题，就会出现情况越来越恶化的结果。

  6，意外之敌基模：如果我们的行为误伤到盟友，就会导致双方对抗，然后两败俱伤。

  7，富者愈富基模：如果双方在一个有限资源的系统中激活了增强回路，就会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8，恶性竞争基模：如果双方都以超过对手为目标，就会把竞争推到谁都不想看到的激烈程度。

  9，目标侵蚀基模：如果我们通过降低目标来完成难以实现的目标，就会导致目标越来越低，得过且过。

  这九个基模型，我印象深的就是公地悲剧了，16年17年共享单车的快速发展的事情还历历在目，资本的大量进去一时间让共享经济成为了巨大的风口，很多公司都开始做单车，厂家多到车辆的颜色都不够用了。

  各个公司之间的强烈竞争，也让本来就拥挤的马路边，挤得水泄不通， 在有限的公共资源中，为了竞争，为了占领市场，大家免押金，更有甚者，免费骑。

  最后在一场厮杀过后，一片狼藉。

  只留下了堆成山的废车，和退不回的押金。

  四，终身学习：

  建立自己的公式思维，有层次地看待问题，你是站在什么位置来看待和解决问题？

  分析事情要加上时间这个重要元素，什么时期，做了什么的事，影响了后来的发展，而不是只看到现在的光鲜亮丽，而忽略了，曾经的那些重要决定。

  我们要储备更多的思维模型，不断追问，多打比方，这是我们训练商业洞察力重要的方法。

  本书最后写到了要“敬畏万物”，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上帝，要常怀敬畏之心，要明白人的能力就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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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戈谈波斯纳的思想与学说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2-12-04 11:53:12

  

  郑戈（章静绘）

  理

  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是美国当代法学界的传奇人物，长期被视作“天才”的他集法官、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三者于一身，以产量惊人的著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郑戈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宪法、比较宪法、政治思想史和法理学，也长期关注法和经济学领域，译有大量西方法学名著，如《法律的道德性》《公法的变迁》和《普通法》等。他翻译的传记《波斯纳》（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8月版）已于近日问世。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他对波斯纳思想形成的关键与学说风格的由来做了深入评说。

  

  《波斯纳》书影

  采访︱

  郑诗亮

  能否请您谈谈翻译《波斯纳》的缘起？

  郑戈：

  翻译《波斯纳》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一直关注法和经济学这个领域，对相关的脉络、传统之类都比较熟悉，而只要对法和经济学感兴趣，就不可能绕开波斯纳，特别是他1973年出版的《法律的经济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奠基性著作。我还在北大法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对法和经济学感兴趣，之前也译过两本法和经济学领域的著作，一本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切尔·波林斯基（Mitchell Polinsky）的《法和经济学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Law and Economics

  ），另一本是耶鲁大学教授圭多·卡拉布雷西（Guido Calabresi）的《法和经济学的未来》（

  The Future of Law and Economics:Essays in Reform and Recollection

  ）——卡拉布雷西和波斯纳一样，也是法和经济学这个领域的开山鼻祖。所以，出版社编辑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翻译《波斯纳》，我很爽快地就答应下来了。

  《波斯纳》的作者威廉·唐纳尔斯基（William Domnarski）本人在美国一所不知名的法学院做教授，大家对书感兴趣，主要还是因为传主波斯纳。我觉得这本传记还是挺有意思的，作者谈不上多么有文采，但是好处在于忠实地描述了很多细节，用一种扎扎实实甚至称得上是老老实实的态度，一本书一本书地细细去讲，读者哪怕缺乏背景知识，也可以轻松理解波斯纳作为一个学者有哪些重要的著作与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另外，作者还有选择地介绍了波斯纳作为法官判决的一些重要案子。因为传主波斯纳本身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这种比较“拙”的写作方式能够通过描述种种细节，来全面地呈现他的精神面貌。

  我对波斯纳其实没有特别的兴趣，在法和经济学这个领域，我更欣赏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还有卡拉布雷西这样的学者，当然，对波斯纳也谈不上特别的反感。只不过，对那些著述太过丰富的作者，我会天然地抱有怀疑态度，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而波斯纳是一个一年能出好几本书的作者，美国法学界除了他之外，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也是这样一个作者。相较于他们的著作，我更愿意去打开一本十年磨一剑的书，虽然写作时间长的并不见得一定是好书，但是沉淀的时间越久，写出好书的可能性总会来得更高一些。话说回来，最近两年译完《波斯纳》，我对波斯纳的印象倒确实是有所改观，这本书可以说纠正了以前我对他的一些偏见。我发现，他写的东西虽然多，但还是有一条清晰的主线——终其一生，波斯纳都在用“财富最大化”这条经济学标准来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波斯纳可能比其他大多数学者都更为专注，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地方。

  关于波斯纳，不止一个人提到，他的好奇心极强，且阅读极为广泛，涉猎领域众多，著述也非常丰富。针对他的这种风格，有人评价波斯纳“不务正业”，频频介入与法学无关的领域，也有人评价波斯纳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跨界学者”。对此，您怎么看？您觉得波斯纳所提倡和实践的那套分析方法能够很好地适应跨界研究的需求吗？

  郑戈：

  我们评价一个知识分子的观点可不可取，总是希望他要么能够针对某个公共话题，提供一种全面的通盘考虑，要么能够针对某个具体领域，提供一种深入的专家意见。而当下社会的多元化色彩较浓，专家在自己所属的那个专业领域会钻得比较深，但是一旦讨论公共话题，反而可能缺乏通盘认识。不少学者都分析过这个问题，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又如美国的保守派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施特劳斯说过：“专家就是在越来越少的事情上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人”。此外，他还说过，由专家主导的社会，会导致“零售的理性和批发的疯狂”——举个例子，中国有些父母在给子女择校、报补习班这些小事上精打细算，显得非常理性，可是一旦遇上大事关头，判断却往往容易出错。所以，这个时代还是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他虽然对某个单一领域知道得不像顶尖专家那么多，但是他能够跨界，能够打通和整合。

  波斯纳首先是一个靠谱的法学家，法学界内部对他的评价极高。在我看来，法律就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语法，因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法律。此外，当下社会各种公共政策的背后都有着经济学的影子，尤其是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方法，更是贯穿于所有公共政策的讨论与制定之中。那么，像波斯纳这种基于法学和经济学的专业背景的学者去介入公共议题的讨论，我觉得还是靠谱的，因为他的专业研究领域本来就涉及社会生活与公共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且，波斯纳虽然跨的领域比较多，但是讨论的议题其实都与他的专业相关，或者可以由他的专业延伸过去，比如说他讨论弹劾克林顿的事件，这就是一个宪法学问题，恰恰属于他的专业范畴，又如他讨论性与理性这种话题，因为性、婚姻、家庭关系本身就是法律调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波斯纳本人的工作能力很强，也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就是喜欢阅读和写作——其实专业领域的学者著述他读的也不多，主要就是读小说和报刊，然后，绝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如果了解他的生活方式，知道他是这样一个精力充沛、心无旁骛的人，也就不难理解他的高产了。

  之前看过一些关于波斯纳的段子，比如读者读书的速度没有波斯纳写书的速度快，又如波斯纳是一台无情的判决书写作机器。这些在《波斯纳》中也有所体现。我好奇的是，这么快的写作速度，对深度不会产生影响吗？

  郑戈：

  一般所理解的“深度”，可能是思想的厚度，文史哲背景的人尤其会这么去理解。我们去读波斯纳的著作文章，会发现他确实没有多少哲学意义上的深度，但是比较符合Common Sense（常识），他本人也特别主张法律人要“说人话”。所以，他的判决书也好，著作也罢，都不会使用太多普通人难以理解的东西来说事。他这种写作方式也不需要阅读很多专业文献，比如说我本人写论文就喜欢旁征博引，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可能远远超过写作，就像我前面所说，波斯纳平常读的大多是文学作品和报刊文章，不怎么阅读专业文献，等到写作时就直接运用一般人都能理解的常理来分析问题，哪怕用的是经济分析方法，也不是那种专业性的理论和模型，没有高深的数学内容，而是经济学中“财富最大化”这种基础性的效率理论。

  这让我想起《波斯纳》一开始介绍的美国法学院所普遍采用的苏格拉底教学法。波斯纳的写作风格是不是受到了这种教学方法的影响？

  郑戈：

  这是肯定的，他的写作风格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法学院的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影响。拿中国的法学院教学来说，老师一般都强调知识的体系性，也很重视结论，会向学生成体系地介绍某个专业领域的知识，但苏格拉底教学法并不假定老师比学生懂得多，而是要求老师和学生面对同样的阅读材料，平等地对话和交锋。对美国法学院来说，阅读材料就是法院的判决书，每一堂课开始之前，老师会给学生布置大量的阅读材料，而能够进入美国法学院教材的判决书一般都是一两百页。学生必须努力啃完这些阅读材料，到了课堂上，老师一开始连基础性的知识也不向学生介绍，就开始和学生讨论判决书里的某个案例。老师首先会随机点一个学生起来，让学生介绍一下案情，之后就进入法律分析部分，也是先让学生来说，比如陈述哪个判决理由是重要的，之后由老师来反驳，就是这个判决理由到底重不重要，或者到底站不站得住脚，又或者有没有符合遵循先例的原则，等等，再之后就是学生又来反驳老师。如此来来回回的交锋。

  《波斯纳》里也提到了，波斯纳就是一个在苏格拉底教学法下表现特别优异的学生，他非常习惯这种教学方法，因为他的脑袋转得非常快，在和教授交锋的过程当中，他能够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很显然，这种教学法并不基于经典的专业文献，所以你会看到波斯纳经常援引他本科时读过的文学作品，比如莎士比亚、叶芝等，因为他本科是学文学的，他引用得最多的都是他本科专业范围内的作品，很少援引所谓的经典法学家的著作。这种风格和苏格拉底教学法高度相关，因为这种教学方法是问题导向的，它把各种案件都视作一起纠纷，而在每一起纠纷之中都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法官做出判决就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纠纷，这个职业是“说事”而不是“说词”，以解决问题为主要目的，因此，它并不强调法官要引经据典，而是试图把某件具体的事情说清楚，看看在这件事情上谁更有道理。波斯纳可以说是把这种思维方式推到了极致，所以他这种写作风格并不注重阅读专业文献，而是着眼于将自己心目中的正义观用普通人也能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

  您怎么评价波斯纳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郑戈：

  波斯纳的三种身份，学者、法官和公共知识分子，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

  先来说说他的学者身份。评价一个学者的影响力大小，主要是看引用率。2000年在一篇专门讨论引用率的文章里，美国著名法学家布莱恩·莱特（Brian Leiter）就已指出，波斯纳是在世的引用率最高的法学家（有趣的是，此文后来也有很高的引用率）。当然，波斯纳的引用率有一个问题，没有任何单篇作品——无论书籍还是文章——引用率在前十，他的引用率之所以高，主要原因是他写的实在太多。我们可以把他和法与经济学领域的其他作者做个比较，就以科斯为例，他一生写的文章屈指可数，人们经常提到的也就是《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联邦通讯委员会》还有《灯塔的故事》这几篇，可是每一篇的引用率都极高，单篇作品的影响力远超波斯纳的任何单篇作品。所以，波斯纳的引用率最高是从总体而言的，他的影响力主要通过大量写作来形成。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轻视他，因为其他同样写得很多的学者，绝大部分成果都湮没无闻，像波斯纳这样的学者毕竟是极少数。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科斯虽然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却一直被视为经济学家，引用科斯的人主要来自经济学界而不是法学界，引用波斯纳的人则主要来自法学界。

  

  罗纳德·科斯

  其次，波斯纳作为法官撰写了大量判决书，由此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这是美国司法界公认的。美国有相当多的法学教授和法官都认为，作为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波斯纳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与他同时代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总共有两百个左右，其中能够产生公众影响力的可谓寥寥无几，很难被法律圈子之外的普通民众知晓，这也很好理解，毕竟美国最高法院只有九个大法官，相对更容易得到关注。波斯纳和之前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传奇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Hand）、亨利·弗兰德利（Henry Friendly）一样，同在美国最知名的法官之列，而且这个“法官”前是不用加任何限定语的。

  最后，波斯纳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美国的知识分子一般爱读的那些刊物——比如《纽约书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以及《新共和》，他都经常发表文章。因此，波斯纳为自己赢得公众影响力主要不是通过出版书籍，因为他的书无非都是文章结集，而是通过在那些读者较多，且文化品位也相对较高的报刊上发表文章。

  德沃金和波斯纳这两位美国法学界的领军人物长期以来存在争论。这让我想到以赛亚·伯林喜欢引用的那个比喻：“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而德沃金有一本名著恰恰就叫《刺猬的正义》。他们之间是不是有点刺猬与狐狸之争的意味？

  

  罗纳德·德沃金

  

  《刺猬的正义》英文书影

  郑戈：

  这个问题其实是最有意思的，也最能帮助我们理解波斯纳。

  波斯纳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非常重视司法判决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而不去考虑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也就是说，有些道德原则是压倒一切的，就像那句法谚所说的：“为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Fiat justitia ruat caelum）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如果你违反了某些伦理上的第一原则，哪怕你是为了一个比较好的分配正义意义上的结果，那也是错误的。我个人在诸多法谚中最反感的就是这一句。原因很简单：你为了实现自己所谓的正义而导致天崩地裂，其实是给其他无数人带来了非正义，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它没有考虑实现个案正义本身的成本问题，司法机关需要处理大量案件，花在任何单个案件上的时间和资源都必定是有限的，不然又会导致“迟来的正义就是非正义”。不过，很多法律人确实很喜欢这句法谚，因为他们对正义的理解是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这压倒了其他一切后果意义上的考量。波斯纳显然反对这种立场，他极其在意一个人的决策对社会、对他人造成的影响，而且他评价这种影响的标准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最大化或者财富最大化，简单来说，就是能不能在总体上增加社会福祉。这种思路当然是历史悠久的功利主义，只不过换成了另外一种表达而已。

  德沃金就不一样了。他认为所有的法律问题都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至于法官能不能找到这个答案，那就是水平问题了，并非这个答案不存在。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有一整套标准，这套标准首先是一个压倒政策考量的伦理原则，是一种康德的绝对命令意义上的原则。而德沃金眼中的政策较量，就是成本-收益分析这一类东西。在他看来，首先，只要你找到了正确的指导原则，那么就能找到正确的答案，其次，法官不是在虚空中做判决，而是在某个法律传统中做判决，之前有先辈法官，之后还有后辈法官，因此，一个法官的判决必须能够很好地嵌入（fit in）整个法律传统之中，只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才能完美无缺地实现这种嵌入。因此，德沃金常用一个chain novel（章回小说）的比喻。他说，章回小说的作者写的每一章肯定都不是孤立的，既要考虑到前面的章节，也要考虑到后面的章节，这些因素都限定了这一章如何去写。所以，德沃金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标准来判断每一个法律问题的那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对他而言，一个道德真理永远是存在的，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法官的水平问题。当然，他也知道现实世界没有这种总是能找到唯一正确答案的法官，因此他用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来形容这种理想的法官，希望现实中的法官努力去接近理想的水平。

  波斯纳就非常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法律问题的解答是为了获得一个效率考量下较优的结果，法官要找到一个sensible（入情入理）的解决方案，然后再去看成文法和先例有没有为这种解决方案设置障碍，并且对这种障碍做出一定妥协。司法过程不是面向过去，也不是面向高高在上的第一原则，而是面向未来的。他注重的是纠纷如何得到解决，以及解决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种后果主义的考虑。注意，波斯纳喜欢用的形容词是sensible（入情入理）——他甚至不用reasonable（合理）这样的词，这表明他非常强调常情常理，然后，他还强调法官的判决必须make sense，也就是让普通人觉得有道理，而这样的答案必然是高度语境敏感化的，有一百个法律问题可能就有一百个不同的答案，因为它们出现在完全不同的事实语境之中。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位法学家的观点可谓南辕北辙。

  波斯纳本人的政治立场倾向于保守主义，但好像也不是特别坚定，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就说，“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也许会质疑他是否忠诚”，这也挺有意思的。您能谈谈波斯纳的这种矛盾吗？

  郑戈：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波斯纳1981年出任联邦第七上诉法院法官是里根总统提名的，因此一般人都认为他的政治立场倾向于保守主义。但是，波斯纳的保守主义主要体现为经济上的Libertarianism（自由放任主义），他非常强调市场的作用，主张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而美国的保守主义——特别是当下主流的保守主义——其实是文化保守主义，保守性主要体现为对堕胎、同性恋这类问题持反对态度。波斯纳绝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比如说他的一些判决支持堕胎合法化，也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这就和美国主流的保守主义存在很大区别。所以，他在经济上持保守主义立场，但是在文化、道德、家庭生活等方面的立场又相当自由主义。从波斯纳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态度上，也可以一窥他的政治立场。他认为，总体而言，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并不能代表美国法律界的最高水平。他曾经说过，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绝不是美国全部法律人中最顶尖的九个人，如果问他这些大法官能不能排进前一万，他说自己倒是乐于承认。所以，他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评价并不是那么高，但是他认为其中有两个极为出色的例外，一个是布雷耶（Stephen Breyer）大法官，另一个是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这是他最欣赏的两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他俩都是自由派的领军人物。波斯纳最反感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斯卡利亚（Antonin Gregory Scalia），他生前是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领袖，2015年去世以后，奥巴马总统想要提名一位自由派法官顶替他，结果没有成功。波斯纳认为斯卡利亚蠢不可及，非常僵化。他看很多保守派法官都像仇人一样，比较欣赏的反而是一些自由派法官。从他的私人关系来看，也很难将他纳入保守派阵营。

  有意思的是，尽管波斯纳作为法官曾在判决中支持堕胎和同性婚姻，但是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却很少讨论这类议题，至少没有集中地直面美国社会文化的深刻撕裂，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战争”（Cultural War）。这不免让人诧异，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不关注美国的“文化战争”呢？像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这样的美国顶尖公共知识分子就会去讨论这类问题。此外，像法国学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集中关注的经济层面的贫富分化问题，也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百分之一的人所占有的财富越来越多，波斯纳也很少去触及。在我看来，波斯纳其实是不太接地气的，《波斯纳》中，他也承认自己从小是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并没有太多机会去接触社会现实。他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后，先在美国政府部门里工作了差不多六年时间，而且是相当于中国语境下中央部委这个级别的政府部门，随后就进入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再之后进入美国联邦的巡回上诉法院工作。从他的职业圈子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机会去接触美国真实社会，所以无论经济不平等问题、种族问题还是文化战争问题，他都没有直接去进行讨论。

  您怎么评价波斯纳的论辩式写作风格？您觉得，这种风格有可能在中国的语境下发展吗？我们有希望看到一个本土化的波斯纳吗？

  郑戈：

  这个问题也提得很好。波斯纳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论辩性——他会故意去找各种各样的话题作为靶子来打，与这些话题中的某一方展开论辩。因为他找的这些靶子、选定的这些话题都是公众所关注的，这就导致他拥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在我国，尤其是在当下，我觉得很难产生这种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不同立场之间很少对话。双方各有一个大家支持的、愿意去看的“公知”，但是基本上就不去看对方那个“公知”说了些什么，如果不小心碰到了一起，基本上就是对骂。这样是很难展开对话的，也无助于形成公共理性。

  另外，造成波斯纳影响力较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找到了一条极为简化而又明确的标准，用来解释所有的问题，而且还相当有说服力。这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所贯彻的“财富最大化”标准，他一开始选择的其实是“效用最大化”，之所以后来放弃，是因为这条标准比较主观，而“财富最大化”更为客观。但是“财富最大化”有一个很大的缺陷——不考虑分配问题，他认为只要最终能把一块饼做大就是好的，而不用去管谁分走了这块饼上最多的部分。波斯纳旗帜鲜明地用这条标准来分析所有问题，他那个支持婴儿市场买卖的臭名昭著的观点就是这么来的。他认为，解决收养问题的办法不是靠政府监管来规制拐卖儿童、保护家庭利益，主张建立一个开放、透明的婴儿交易市场，交易双方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来买卖婴儿。波斯纳认为这样就可以彻底地解决婴儿拐卖的问题，以及一些家庭想要收养孩子却无法满足需求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供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有一整套说法加以支持。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他有一套一以贯之的逻辑在里面。

  您觉得最有价值或者最有意义的波斯纳著作是哪些？

  郑戈：

  波斯纳的作品实在太多了，我就谈三本我读后感到最有收获的书吧。

  第一本是

  Overcoming Law

  ，中译本是《超越法律》。我读的时候感到启发非常大，因为波斯纳在这本书中的观点其实一直贯彻到他退休以后，我在《波斯纳》译者序言里也说了，他的一个主张就是从律师手中拯救法律。他认为，现在美国的法律已经被律师垄断了，以至于那些不请律师自己给自己打官司的人会受到法院排斥。所以，波斯纳会试图超越职业法律职业人所垄断的法律，去讨论法律当中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本书是很有价值的。

  

  《超越法律》英文书影

  第二本是

  Sex and Reason

  ，中译本是《性与理性》。我觉得这本书的受众面会大一些，因为它没有那么高的法律专业门槛，讨论得更多的是“性”这个人类自古以来就非常关注也极为感兴趣的问题，广泛地采用了包括文学、生物学在内的各种材料来讨论这个问题，很有启发性。

  

  《性与理性》英文书影

  第三本是

  Law and Literature

  ，中译本是《法律与文学》。这本书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我们会发现，一切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和人性的知识都可以运用到法律问题的分析上，因为法律所处理的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特别是产生纠纷的时候，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论是站在律师的角度去试图打赢这场官司，还是站在法官的角度去试图做出公允判决，都需要一套有助于你理解社会和人性的知识。通过这本书，我们也可以看到，波斯纳本科的文学专业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会经常借助文学来梳理纠纷。法律往往把一件事情从它的社会语境中抽象出来，而文学不同于法律，有着非常厚重的叙事部分，对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通过厚重的叙事来加以支撑，由此可以营造一个非常强的语境，这种语境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地理解文本本身，这也是文学批评界经常讨论的text（文本）和context（语境）。所以，《法律与文学》集中体现了波斯纳对不同人生阶段积累的教育和知识的综合性的应用，他把本科时学的文学、后来学的法律以及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积累和储备都打通了。

  

  《法律与文学》英文书影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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