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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淡泊乐梦 发布时间：2020-12-19 23:23:10

  否认布迪厄的晦涩难懂就如同忽视他在社会学上的地位一样都是不恰当的。《再生产》是他在教育社会学被引用次数最高的作品，其意义也可以看作为对《国家精英》的铺垫，但这也意味着相比于后者它的抽象性。显然，第一部分含沙折影地参照了《伦理学》那种诡谲的公理构建——我也分不清他究竟是在借鉴还是在讽刺。布迪厄的文风是辛辣怪诞，甚至有些阴阳怪气的，尤其是他在评述一些肤浅的“大师”们的理论和行为之时——这无疑就给阅读平添了许多困难。因而我才会想把自己的笔记丢到这个平台之上，这似乎也可以成为一种不可靠的借鉴。

  布迪厄的主要目的在我看来似乎就是揭示教育与权力隐藏的共谋关系。因此，他在一开始就[1.3；2.1]就指出了，不是因为退让教育的权力才会成为间接的；恰恰相反，这是一种为自己披上的伪装。也就是说，一个系统只有自身能够将最赤裸裸的，符号暴力的，为了实行双重专断的动机掩藏得不为人察觉时；让自己所宣扬的信条变为被人认同的合法信条时，这个系统才会成为一种“有机”的再生产系统，一个惰性的，成熟的，传统的，被统治阶级所委托的，披着宗教外衣的权力机器。而教育系统就是满足上述条件的最佳候选人。

  因此，第一部分的四个公理就是为了揭露这个事实。公理1就是对教育系统最赤裸，可怕的目的的阐述；公理2则是勾勒这赤身裸体的暴力之上精致的掩饰面纱——它的妆容；公理3则简述了这个委托式的权力机器的运作模式：即习性的培养；公理4则综述了这个系统长存的目的，即就是全书的标题所蕴含的价值。

  然后，第二卷离开了抽象的理论，开始了一种再生产的现象学分析。里面的几乎所有视点都可以和《国家精英》与《继承人》的研究交相呼应：例如在第一章里提到了下层阶级的成功实际上是超优选拔，也就是说“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的结果；而上层阶级可以利用某些庇护学校，庇护学科来“舒适度日”；第二章把现代学校比作一个“宗教机构”，教师的演讲就如布道的箴言，颁发的文凭如图圣礼上的授勋，讲授的内容如同晦涩玄妙的经文，而转译的方式就如同“启示，悟道”一般的映射。那些象征，模棱两可的论述因此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拐弯抹角的“才华展现”。然而，这被教育系统所倚重的"天才的风格"，"细腻的艺术"，"高雅的游戏"显然是为特权阶级书写的。相反，对于非特权阶级，正如布迪厄在第三章强调的：不仅仅是考试本身淘汰了他们，而是整个社会所施加的

  “自我实现预言”

  使他们在考试之前就自行淘汰，接受并内化屈服的命运。然后一些“自作聪明”的理论家竟然倒行逆施，把这种屈辱的遵从看做社会结构合理的标志。布迪厄沉痛地讽刺了他们，但用了一种晦涩又文明的方式。最后，在附录中，他指出了一些研究方法论的局限，例如只注重单纯人数上升忽略了文凭贬值和学科等级问题等等。不论如何，布迪厄的结论是悲观的（对于非特权阶级来说），在之后的《国家精英》中更是深化了这种消极的色调：随着教育的“民主化”，它远远没有达到其原来所承诺的社会正义；恰恰相反，体系的成熟让特权阶级能更加“如鱼得水”地利用它，从而延续自己的利益。布迪厄想要揭示这一可怕的现实，然而遗憾的是，所谓的揭露，讽刺，对于现在教育的现状的改变力量仍然是有限的。《再生产》中的成熟系统模式简直如同当代中国教育的一个肖像；《国家精英》则是一卷更加细腻的“风俗画”。但不论如何，面对惨淡的现状，也只有先认清它，抓住它的结构，才可能有真正批判性反思的可能以及与其斗争的前提条件吧。

  书签我用截图表明。第一卷因为公理提纲很详细就不标页码，第二卷标有页码，希望这种总结会有所价值。

  

  公理1-2

  

  公理3-4

  

  第1-2章

  

  第3章

  

  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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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路

  作者：九叶 发布时间：2012-02-06 22: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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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学勤 发布时间：2019-12-26 10:18:45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在《论短篇小说》中说，所谓短篇小说，并不是篇幅短小的意思，而是有一种特别的性质。他为短篇小说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的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鲁迅有时走得更远，他的《狂人日记》几乎是废除了情节。而《孔乙己》则把孔乙己之所以成为孔乙己的故事全都放在背景的交代中去，只写酒店的三个场景，其中一个孔乙己还没有出场。

  “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个理论，不但落伍于胡适，而且落伍于亚里士多德。我们的教育家实在太懒了，对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两千多年前的学问一无所知，对胡适九十年前的文章也没有印象，也算情有可原，但是，1980年代的小说理论应该略知一二吧。

  欣赏小说的情节，有一个关键，就是什么样的情节是好情节，什么样的情节是不好的情节？如果是非常理性的因果关系，那是不好的情节，很粗糙，或者说很干巴。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早就提出过“突变”和“对转”。什么叫做突变，就是打破了常规；什么叫做对转，就是事情向相反方向变化。对于情节来说，其功能是探索人物内心潜在的情感、深层的奥秘。

  人身上有各种品性的根苗，不过有时这种品性流露出来，有时那种品性流露出来罢了。人往往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其实，他仍旧是原来那个人。

  为什么我们中学语文老师，包括大学教授，分析文学文本往往束手无策？困难在哪里？有两个：第一，你要喜欢文学，用生命去体悟它，让它转化为逻辑严密的话语，这是需要一点原创性的。第二，如果没有原创性，就只好依赖西方理论。但是，一些老师所依赖的西方理论，却是陈年的古董，太落后，太腐朽；而我们文艺理论界又太尖端，更新太快了，都在占据话语制高点，都在解构，都忙着颠覆。最奇怪的是，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和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他们的书名都是“文学理论”，但是，结论却是没有文学这回事。我看了非常愤怒，我本来是研究文学，希望你提供一点文学理论，他却说没有文学，只有文学性，在广告、时装里什么地方都有，就是没有文学本身在内。

  但是，在我们学院里，在我们的中学语文课堂上，那些没有用的空头理论、蒙蔽人的理论占据了主流，我们拿它没办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小说，包括写小说，其实也不难，只要心肠狠一点，不让相爱的人心心相印，不停地让他们心心相错。但是也不能错位得完全没关系。

  我觉得，文学理论、小说理论，洋人说一大车子的理论，神乎其神，玄乎其玄，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甚至还把文学、把小说说没有了。在我看来，他们有点自我折腾，还不如我这个打出常规、深化心理层次、拉开错位距离管用。

  要知道，诗歌的趣味并不只限于情趣，而且还有谐趣。这在诗歌中也是一格。相传苏东坡的脸很长而且多须，其妹苏小妹额头相当突出，眼窝深陷，苏东坡以诗非常夸张地强调了他妹妹的深眼窝：“数次拭脸深难到，留却汪汪两道泉。”妹妹反过来讥讽哥哥的络腮胡子：“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须内有声传。”哥哥又回过来嘲笑妹妹的“奔儿头”：“迈出房门将半步，额头已然至前庭。”妹妹又戏谑性地嘲笑哥哥的长脸：“去年一滴相思泪，今朝方流到腮边。”虽然是极度夸张双方长相的某一特点，甚至达到怪诞化的程度，但却没有丑化，至多是让人感到可笑，这就叫做谐趣或者幽默感。

  意境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至少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最常见的，有统一的意脉贯穿其间。有了统一的意脉，意脉贯穿首尾，意象与意象具有某种线性的相关性，在性质和量度上精密地相应。

  意境之美，这并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部精华所在。王昌龄《出塞》之一，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它的后面两句，把豪情直截了当地抒发出来了。王昌龄的绝句，被赞为唐人第一，其实是需要分析的。他有时直抒豪情的诗句，其实不是绝句之所长。

  意境艺术最忌直接抒发，一旦直接抒发出来，把话说明了，意境就消解了，或者转化为另一种境界了。

  “是真名士自风流”来概括。风流总是和名士，也就是落拓不羁的文化精英互为表里。“风流”作为一个范畴，是中国古代精英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想精神范畴。西方美学的崇高与优美两个方面都可以纳入其中，但又不同，那就是把深邃和从容、艰巨和轻松、高雅和放任结合在一起。在西方只有骑士精神可能与之相称，但骑士献身国王和美女，缺乏智性的深邃，更无名士的高雅。

  这种交叉的深刻性在于，苏东坡的赤壁诗赋中不但出现了两个赤壁，而且出现了两个苏东坡：一个是出世的智者，在逆境中放浪山水，作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享受生命的欢乐；一个是入世的英才，明知生命短暂，仍然珍惜建功立业的豪情。

  谈《再别康桥》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本细读之所以水平不高，除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美学观念和狭隘功利论的局限以外，就是在方法论上落伍和不自觉，口头上大家都在喊具体分析，可是一到具体文本，却还是印象和感想泛滥。

  大量所谓赏析文章，有效的分析非常稀缺，无效信息被空洞的赞叹、华丽辞藻的渲染所掩盖。

  五四以后，从最早的康白情的《送别黄浦》，到后来殷夫的《别了，哥哥》就一点都没有离愁了。现代的交通和交往方式与古代已经有根本不同，送别时的感情肯定比古代多样化，徐志摩自己的名作《沙扬娜拉》虽然写到离别的忧愁，但也是一种“甜蜜的忧愁”。

  在新诗草创时期郭沫若片面地理解了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所说的“一切的好诗都是强烈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诗歌美学纲领。受到这种诗风影响的郭沫若早期的诗歌往往以“暴躁凌厉”著称。但是，华兹华斯又强调说，这种感情是要经过沉思（contemplation）的提纯的。郭沫若还只能比较自如地表现诗人的激情，而到徐志摩则进了一步，不但可以表现激情，而且可以表现潇洒的温情了。

  谈《死水》

  在19世纪末，在欧洲出现了对浪漫主义的反拨。有一个大诗人，他不写美好、善良的花，他写的是“恶之花”，这个人叫波德莱尔。中国新诗的浪漫主义，来得比较晚，都20世纪初了，人家欧洲象征派已经把浪漫派取代了，我们才开始学习浪漫主义的美化。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徐志摩和闻一多浪漫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也就受到反浪漫的象征艺术的熏陶。

  象征派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不是直接抒情，而是把感情寄托在一个客观对应物上，让读者有感觉。这是因为，欧美诗歌传统过分依赖直接抒情，一方面造成了把诗歌当做“感情的喷射器”，带来滥情、矫情的潮流；另一方面又造成概念泛滥，后浪漫派的诗歌越写越陷于抽象。象征派在艺术就逃避直接抒情，感情不能直接讲出来，要有一个“客观对应物”，让读者有感觉，“像闻到玫瑰花的香气一样闻到你的思想”。

  闻一多是五四新诗的前驱，他较早期的作品是以打破旧体诗词僵化的格律为能事的。但是，后来他感到，完全不讲格律，带来了诗的艺术在内在和外在节奏上的混乱，于是勇敢地提出为新诗创造一种格律。

  谈散文

  阅读李白的全部作品，会发现有两个李白：一个是在诗里，是颇为纯洁而且清高的；一个是在散文里，是非常世俗的。

  两种文学形式的微妙而重大的区别，归纳起来说，诗是形而上的，而散文是形而下的。

  不抒情、反抒情，没有感情就不能说是美文，而是美文的反面。我们直接把这种散文归纳为“审丑”散文。

  审丑，不一定是对象丑，而是情感非常冷，接近零度。冷漠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丑。爱情、友情、亲情、热情、滥情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因为仇恨还不失为感情，而且是强烈的感情，哪怕是丑的。

  我们对于大量的智性文章往往以审美的“真情实感”论去演绎，其结果是窒息了审智，散文理论长期处于跛足的落伍状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学者散文成了气候，产生了一种以智取胜的倾向。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逻辑的自然。抒情太滥，幽默太油，走向极端，走向反面，必然要逼出反审美、反抒情、反幽默的审智散文来。余秋雨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成了这一历史关键的桥梁，他在抒情散文中水乳交融地渗入了文化人格的思考，达到了情智交融的境界。

  具有鲜明的智性倾向的散文，周国平可以作为代表之一。

  谈散文分析

  必须在课堂上提出问题，来讲学生自己觉得是一望而知的东西，实际里面包含着他一无所知的东西。如果教师不能提出问题，有助于学生深层解密，那堂课就浪费了。教师自己生命的一种付出，就没有价值。

  我们面对一个文学作品，为什么不会分析呢？因为作品的表层是天衣无缝，带着很强的封闭性的。而意脉是深层的、隐性的，其连续性是在语言的空白处，我们的任务就是突破它的表层进入深层的情感的意脉，这是一。

  分析散文的特点，第一个办法，是用还原的办法，本来不是这样的，而你却这样写了，这就有了矛盾了，就可能加以分析了。分析的目的就是要理清贯穿于全文的意脉。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叫比较的办法。就是同一类散文，同样一个春天的题材，换一个人来写它就不一样了。

  黑格尔提出过“这一个”，也就是个性不可重复的意思，但是，对于文本个案来说，这是不够的。一篇文章，哪怕是一部长篇小说，都不可能穷尽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一个文本个案只能是一个人心灵的一个片断、一个侧面，甚至是一刹那。

  余光中先生强调，中国古典散文，包括他所追求的散文，除情感以外，就是节奏，节奏也是抒情。

  孤立地分析一篇文章非常困难，最难的就是孤立地分析一篇文章。分析的对象是矛盾和差异，有了差异才能分析。这就有了第二个办法，就是比较。比较有两种，第一种是同类的，第二种是异类的。同类的比较用得多一些，因为同类，就有现成的可比性。前面我们就比较了同一作者两种不同形式的作品。

  作为一个文学老师、语文老师，他的任务跟学生不一样，学生一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觉得都懂了，你要告诉他，这不是真懂，其中有些深邃的东西，你就是不懂，为什么孟夫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不如范仲淹。

  《醉翁亭记》。有人说，“环滁皆山也”原来有几十个字，后来删掉了变成一句话。这是朱熹提出来的，我们姑且当做有这么回事。

  以至于有人提出：诗是青年的艺术，小说是中年的艺术，而散文是老年的艺术。这当然只是现象，实质是五四散文传统对极度狭隘模式的冲击。

  杨朔模式开始反思，加以批判，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只是限于杨朔而已，缺乏历史的回顾和前瞻；对杨朔模式背后流布于散文领域中的滥情，熟视无睹；对同时在诗歌和小说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的对滥情的声讨，毫无感应。

  纵观1980年代，抒情散文显然向两个方面流动，一个是滥情的潮流，小女子散文、小男人散文，夸耀、放纵，一任感情泛滥，唯独没有思想。这种“泛滥性抒情”，很快引起诟病，遂得了“放一个屁都可以写一千字”的恶谥。而相反的倾向则是“潜隐性抒情”。当诗歌中早已提出“放逐抒情”，小说中也有“冰山风格”之说，散文的抒情不能不受到牵制，隐性抒情就成为有出息的作家不约而同的倾向。

  早在1940年代，幽默就和杂文一起被当做并不适合“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这是周扬1949年秋天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报告的题目，以区别于旧的表现个人的时代。

  幸而，到了1990年代初期，政治形势大为改观。在毛泽东著作的注解中，梁实秋头上的政治帽子已经删却，林语堂也解除了资产阶级文人的恶谥。在商业大潮中，社会公关产生了迫切需求，对于幽默普遍有饥渴之感。钱锺书的幽默散文因为《围城》电视剧的成功，引起了读者的极大惊异。王力先生虽然已经过世，他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再版，严肃学者内心的谐趣，不能不使读者惊叹。再加上两岸关系的解冻，台港幽默散文如潮水般涌入，余光中、柏杨、李敖、颜元叔、王鼎钧、梁锡华、思果、吴望尧、林今开、夏元瑜等的幽默散文，可以用长驱直入来形容，被广泛重复印行。

  在钱锺书搁笔近四十年之后出现的王小波，却与郁达夫五十年前对于幽默散文“‘情’‘智’合致”的期望不谋而合。在中国当代抒情散文过分轻浮，幽默散文又缺乏思想深度的时候，他竖起了睿智与幽默结合、情理交融、谐趣与智趣统一的旗帜。

  周作人强调散文以抒情叙事为主，而郁达夫主张“散文是偏重在智的方面的”，本该两种风格平分秋色，但实际上却是智性长期遭到冷落。抒情的、诗化的潮流声势浩大，智性的追求则凤毛麟角。

  1990年代是中国严肃文学遭受严峻考验的时期，纸质传媒纷纷为娱乐新闻占据，小说、诗歌几乎从所有报刊中撤退，唯一的例外是散文。虽有些报刊的散文版面无声地消失，或者大量压缩，但是在一些正统报刊上，甚至在像《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市民报纸上，散文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散文家不像小说、诗歌作家，比较重要的作者背后都有一个洋人的身影，果戈理、安特烈夫之于鲁迅，左拉之于茅盾，托尔斯泰之于巴金，奥尼尔之于曹禺，惠特曼、歌德之于郭沫若，里尔克之于冯至，波德莱尔、韩波之于艾青，奥登之于卞之琳，马雅可夫斯基之于田间、贺敬之与郭小川，马尔克斯之于莫言，《扎哈尔词典》之于《马桥词典》等等，有出息的散文家背后站着的就是中国人文和自然景观。

  余光中在《幽默的境界》中引用西人谚语说，“幽默是浪漫的致命伤”，意思是幽默具有反抒情的性质，与抒情相比，幽默是另一路工夫、另一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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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姆•索亚历险记

  作者：嘎嘣嘎嘣脆 发布时间：2011-09-20 11:14:00

  摘自《文学报》 作者：彭 懿

      说到儿童文学中的经典顽童形象，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汤姆•索亚。可是这个形象并不是马克•吐温的首创，它的开山鼻祖是另一位美国作家托马斯•巴雷•奥尔德里奇，他那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坏孩子的故事》比《汤姆•索亚历险记》整整早发表了七年。它的原书名是The Story of a Bad Boy，讲的是一个善良的坏男孩的故事——他并不坏，没有犯下什么令人发指的越轨行为，他的坏，只是相对于他身边的那些好孩子而言。

  　　那么，汤姆这样一个顽童，到底对大人和社会做出了怎样的挑战呢？

  　　先让我们来看看汤姆几岁了。很奇怪，马克•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里没有为汤姆设定年龄，我们只能推测。这是发生在一个夏天里的故事。故事开始时，汤姆似乎不大，是个调皮捣蛋的小小孩，因为他的那些所作所为实在是太幼稚、太让人哭笑不得了：给别的孩子刷木板篱笆的机会，换来的东西却是一把什么也开不了的钥匙，两条蝌蚪，四块橙子皮；在姨妈的眼皮底下偷糖吃﹔在教堂里逗狗跟甲虫咬架……可到了后来，汤姆却又像是一个成熟而又冷静的大男孩，比如最后他和心爱的女孩蓓姬身陷迷宫般洞窟那场戏，饥饿、干渴、黑暗，再加上恐惧，换作一个小小孩早就绝望地放声痛哭了，但汤姆表现得比大人还理智、坚强，给人的感觉完全是一个心智成熟的少年。这样推测下来，汤姆的年龄应该是界于十至十二岁之间吧。

  　　汤姆绝不仅仅是一个逗人发笑的顽童，作为马克•吐温用来颠覆当时流行的说教式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个角色，他首先反抗的就是大人社会的道德标准。比如，他蔑视大人眼中的好孩子。即便是他的种种恶作剧和冒险，如果细细追究起来，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渴望别人承认，要成为一个英雄。

  　　这本书争议最大的是结尾。因为在故事最后，一直反抗大人世界的汤姆居然妥协了，被一直渴望逃离的所谓文明社会收编了，和大人站到了一起，不但自己成为了一个好市民，还把逃走的哈克贝利找了回来，规劝他做一个体面人，接受那个有钱寡妇的收养，不然连他汤姆自己都会被人瞧不起。这，显然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然而，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汤姆的这种变化，这本书的原版编者约翰•

  　　C•葛伯就指出：“作品其实是对成长进程的一种嘲讽性的说明，因为汤姆最后更接近于圣彼得堡的成人，这些成人往好里说是虔诚而善感﹔往坏里说则遇事不能容忍，生性残酷……马克•吐温很可能是想提醒我们：我们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往往越来越看重社会习俗和社会的赞许与否，越来越丧失我们对个人自由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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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货内容

  作者：绝命读书 发布时间：2023-10-18 09:01:53

  反欺诈手法分析的很透彻，对黑灰产的剖析也非常到位，一样以后这种的深度好书越来越多！！腾讯的工作人员兢兢业业，作为一个大互联网平台，承担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创造了行业价值，这样的企业这样的工作人员，才是值得社会各个部门行业去进行学习，效仿的优秀企业！希望以后越来越好！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方便了生活，也催生了一些不法分子的犯罪活动，只有掌握最全面的对抗手段，才能减少广大人民群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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