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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中国民居

  作者：anna 发布时间：2023-04-23 01:51:31

  《走进中国民居》

  刘文文 张怡•著 梁灵惠•绘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中国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

  在中国民居中，最具特色的有北京四合院、西北黄土高原的窑洞、安徽的古民居、福建和广东等地的客家土楼等。

  前段时间，在《你好，中国的房子》这套书中了解了傣族的竹楼、黎族的船形屋、蒙古族的蒙古包、苗族的吊脚楼、羌族的碉堡、哈尼族的蘑菇房、京族的石条房、彝族的土掌房、侗族的鼓楼、鄂伦春族的撮罗子，直感叹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走进中国民居》全套6册，挑选了中国各城市的特色建筑，包括《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弄堂》《徽州的村落》《陕北的窑洞》《江南的园林》《新疆的阿以旺》。

  从各建筑的历史入手，介绍各地民居的布局、构造、装饰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不同城市的传统建筑风格，让孩子了解建筑的历史、构造、装饰和建造房屋背后的过程。

  北京四合院历经沧桑，方方正正的院落、大大小小的胡同、鳞次栉比的屋顶，承载了古都北京的城市记忆，保有其独特的风韵与深邃的意境。上次在景山公园一览故宫全景的时候，真的是被这古建筑给震撼到了，太宏伟壮观了。

  弄堂是上海特有的民居，不同于传统的江南民居，也不同于西方的建筑，弄堂的特色是中西结合，是代表上海城市文化的特征。弄堂是孩子们最好的游戏场所，有各种各样的手艺人，弄堂口有各色各样的店铺和摊位，弄堂里的生活是大上海故事的缩影。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弄堂大片消失，或者隐没在高楼之下。

  徽州山水环绕，在选举和布局上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村落依山傍水，高耸的山墙、飞翘的檐角、精巧的院落，湖光山色映衬着屋舍院落，行走其间，仿若置身画中。

  陕北的窑洞分为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独立式窑洞，星罗棋布地点缀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春节期间，参观了下沉式窑洞——陕北地坑院，

  江南的园林面积较小，变换无穷，造景不拘一格，以小见大，假山树木、亭台楼阁、池塘小桥、曲径通幽，园林中的一山一石都耐人寻味。

  西游记里的火焰山、丝绸之路、戈壁滩、沙漠驼铃、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让我们认识了新疆，但是说到阿以旺却是陌生的，因为地理位置和环境因素，阿以旺的建造要考虑风沙、寒冷、酷暑等因素，因此分为封闭的居室和开敞的庭院。

  一砖一瓦一廊一壁的全景手绘图，让孩子感受各种民居的建筑构造和空间魅力，感受中国建筑乃至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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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书

  作者：时飞 发布时间：2007-02-07 09:00:22

  原来京剧里有这么多有意思的历史，貂蝉是虚构的，草船借箭和空城计都是没有的，比易中天考察的更详。来新夏是我敬仰的学者。每出戏一幅线描插图，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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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只有临在当下

  作者：九吉吉祥 发布时间：2017-10-27 18: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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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芬奇答：天才怎么练成？迷茫 、拖延症怎么办？

  作者：疯狂的番茄 发布时间：2018-08-21 14: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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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式资本主义

  作者：匕匕七 发布时间：2020-06-30 08:43:47

  大韩民国实现正义资本主义的第一步，首先应该确保绝大多数通过劳动谋求生计的国民享有政治民主，并制约和规范资本家在正确的方向和范围从事经济活动。

  所谓的体制危机，是指由于该体制已经失去其正当性、合理性而引发的危机。

  现在的问题在于社会收入与财富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且不平等现象持续恶化，而这种恶化与周期性的经济

  现在的问题在于社会收入与财富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且不平等现象持续恶化，而这种恶化与周期性的经济循环并无关系。

  市场竞争结构极度不公平；社会财富和经济支持向财阀集中倾斜；临时性劳动者和个体经营劳动者比例严重过高，雇用就业结构极度不稳定。

  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是以充分市场竞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产物，那么，韩国的问题则来自不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派生了诸多具有韩国特色的问题。

  收入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经济发展却无法创造就业机会，无就业增长现象严重，雇用与就业的结构恶化、质量低下。

  收入比例最大的部分为劳动收入，即工资收入。韩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扩大的最重要的原因便是贫富阶层间工资收入的不平等扩大化。

  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劳动力工资收入不平等成为收入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

  结果反映在居民收入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的贫富差距，换句话说，居民收入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的贫富差距表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失败。居民收入是指劳动工资收入、利息及其他投资收入

  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直接原因虽然是劳动工资收入的不平等，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韩国改善这一问题的努力不足。不仅缩小收入不平等差距的制度性建设薄弱，而且政府的决心不足，在对策与措施方面行动不积极。收入再分配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执行，

  居民收入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的贫富差距表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失败。居民收入是指劳动工资收入、利息及其他投资收入共同组成的财产收入的总和。

  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在居民收入中扣除税收之后，再加上年金、政府补助、福利待遇等的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消费与购买力的源泉。

  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在居民收入中扣除税收之后，再加上年金、政府补助、福利待遇等的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消费与购买力的源泉。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的是政府的税收政策、福利政策等收入再分配政策作用后的收入。

  居民收入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的贫富差距表明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失败。居民收入是指劳动工资收入、利息及其他投资收入共同组成的财产收入的总和。居民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市场容量的大小，市场容量一方面受制于宏观经济状况，另一方面受国家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的影响。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在居民收入中扣除税收之后，再加上年金、政府补助、福利待遇等的收入，可支配收入是消费与购买力的源泉。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的是政府的税收政策、福利政策等收入再分配政策作用后的收入。

  韩国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未能像其他国家一样缓解收入不平等。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韩国的两极分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不是非常明显，20世纪90年代亦保持在平稳水平，直到1997年外汇危机爆发之后，两极分化才开始急剧恶化。

  尤其是1998年，受到外汇危机的直接影响，中产阶层急剧缩小，上层与下层的分化现象进一步凸显。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在经济好转或发展的大背景下，民众却逐渐变身为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事实足以威胁到现有的体制，由此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也便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了。

  在经济好转或发展的大背景下，民众却逐渐变身为低收入阶层

  经济发展成果未能得到公平分配，分配制度与福利制度建设薄弱。

  韩国的就业岗位不仅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就业供给效率反而比过去大幅下降。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韩国经济虽然取得了持续发展，但进入21世纪以来就业率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韩国“无就业增长”已成为既定事实。

  经济不景气将导致就业萎缩，而就业将随着经济回温有所恢复，这是经济与就业之间正常的循环关系。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和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在经历了经济萎缩之后，就业并没有随着其经济增长恢复到之前的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无就业恢复”或“无就业增长”。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韩国的失业率和就业率全部偏低是一种矛盾的状态。失业率低说明找不到工作的民众占比小，而就业率低说明已经就业的民众占比低，换言之，找到工作的概率很大却没有去工作，这是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状态。

  恰恰是因为就业岗位不足或者就业成功的可能性小，因此没能加入就业的阵营。

  如果说有很多韩国人明明可以轻易地求得就业岗位却不去努力工作，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韩国在经济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汉江奇迹”，但1997年底外汇危机爆发使韩国经济全面下降。此次外汇危机不仅是因为韩国经济停滞、经常收支逆差等实体经济的恶化，而且

  政府公布的失业率数据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甚至在外汇危机时期，伴随着大量企业破产，大量劳动者被解雇，露宿街头的流浪汉随处可见，面临如此严重的失业问题，韩国在OECD国家中的失业率排名竟然还是中间水平。

  1997年底外汇危机爆发使韩国经济全面下降。此次外汇危机不仅是因为韩国经济停滞、经常收支逆差等实体经济的恶化，而且是东南亚外汇危机、国际金融资本新兴市场脱离等外部环境要素的变动、政府应对危机管理能力不够和老百姓的泡沫消费等多种原因所导致的结果。

  笔记

  银行无限制贷款。

  外汇危机期间出口停滞，出口产品对外竞争力下降，对出口依存度高的韩国经济遭受重挫，大型企业连续倒闭，发生了所谓的产业危机。

  外汇危机期间出口停滞，出口产品对外竞争力下降，对出口依存度高的韩国经济遭受重挫，大型企业连续倒闭，发生了所谓的产业危机。由于大型企业开始倒闭，外国的银行和企业不再与韩国银行和企业合作，要求偿还贷款，结果不可避免地发生外汇危机。

  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连续破产造成大量劳动者失业。

  无就业的制造业增长

  韩国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严重不足，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要从韩国的产业结构中寻找原因。

  在韩国，传统的制造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原动力，

  在不发达国家，服务业之所以发展缓慢，一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服务业是一种浪费，二是由于经济上对服务型产品的消费能力不足。

  金融危机之后服务业出现的此种现象，意味着质量低下的就业岗位增多。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一般性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进入成熟期后，服务业便会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在韩国这种现象被称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经济学中将这种现象称作“经济服务化”。经济服务化是工业化高度发展阶段以后产业结构的一种转变过程，表现为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比重超过工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因此，经济服务化又称为第三产业化。随着产业规模及结构升级，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必然要从农业流向制造业，进而再向服务业转移。

  一国的服务业在GDP中的产值和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均超过一半以上并不断增加，就表明该国进入经济服务化阶段。

  这是人类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一种现象，是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

  生产性增加的制造业反而就业减少，在制造业就业中减少的劳动力被服务业大量吸收。当然，这种情况的前提是制造业创造的高附加值可以转化为服务业的消费能力，即把制造业中挣到的钱花到服务业中去。取得经济增长不是终极目标，而仅仅是提高生活水平的手段，因此居民家庭总收入随着经济发展有所增长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但是，这种结果只有在生产高附加值的制造业的发展与消费实现转化，财富实现再分配时才会成为可能。

  韩国制造业实现的增长和创造的高附加值真的对韩国整体经济做出贡献了吗？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韩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8%，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的增长率仅为2.1%；韩国经济整体增长了45.6%，但居民实际工资收入却只有经济整体增长率的一半，为23.2%。经济增长与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2%，而实际工资收入增长率仅为0.5%。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五年里，韩国经济增长了17%，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增长仅停留在2.5%，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五年里，韩国经济增长了17%，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增长仅停留在2.5%，劳动者们逐渐被排除在享受经济增长成果的阵营之外，而这种结构已发展成为常态。

  韩国居民工资增长水平与单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之间也呈现出差异。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人均GDP增加了38.8%，年均增长率为3.3%，但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仅为2.1%。2007年到2012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五年间，人均GDP虽然增长了13.7%，但实际工资仅增加2.5%，

  国家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却没有增长的事实，意味着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在劳动者之间实现分配。

  站在普通劳动大众的立场上，就不得不问到底国家发展经济是为了什么。

  经济发展成果应作为工资收入进行分配，从而释放消费需求，而且新的需求又拉动新的投资，只有实现这种良性循环，经济才有可能取得持续性、增长性的发展。

  经济取得增长意味着企业创造的附加值增长。因此，工资收入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事实应该被看作企业创造的附加值在分配时流向劳动者的份额减少。

  韩国的劳动收入分配率在过去十年呈现持续减少的趋势。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由于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收入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劳动收入分配率走低，最终反映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不到任何提高。

  韩国在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8%，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8%，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平均低2.0%。十年间经济增长了45.6%，居民家庭收入仅增长17.1%，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韩国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与国家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落差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五。2001年到2012年的数据显示，26个成员中有12个国家出现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高于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另外14个国家的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低于国家经济增长率。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一般来讲，老百姓在生活条件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将会有能力扩大存款或投资等金融资产。因此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劳动收入所占比重降低，资产收入比重增大是必然发展方向。但是，韩国的情况值得关注，居民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对工资性收入的依存度不降反增。

  一般来讲，老百姓在生活条件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将会有能力扩大存款或投资等金融资产。因此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劳动收入所占比重降低，资产收入比重增大是必然发展方向。但是，韩国的情况值得关注，居民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对工资性收入的依存度不降反增。2012年劳动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为86.3%，这一数据甚至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

  劳动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高比例说明大部分居民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无法积累并形成财产，基本的吃穿用度依然不得不依靠工资性收入来维持。

  劳动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高比例说明大部分居民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无法积累并形成财产，基本的吃穿用度依然不得不依靠工资性收入来维持。通常一个家庭有一名以上的家庭成员通过就业赚取劳动性收入，而且多名家庭成员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多，但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速度虽然略微高于工资收入涨幅，但远远达不到国家经济整体增长的幅度。由于劳动性收入占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高，“无工资收入增长”与“无分配增长”便会持续下去，从而居民家庭收入得不到提高便成为理所当然的结果。

  非正式就业劳动者 非正式就业问题的恶化 韩国劳动力市场最大的问题是非正式就业的问题。

  即使是按照政府的统计方法选取一个比较漂亮的数字来分析，目前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依然占到全体工资性劳动者总数的1/3。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非正式就业与正式就业的工资收入差异巨大，而且差异一路攀升。

  金融危机之后，非正式就业与正式就业的工资收入的差异急剧扩大，

  金融危机之后，非正式就业与正式就业的工资收入的差异急剧扩大，2013年非正式就业月平均工资约为正式就业月平均工资一半的水平，为56%。

  非正式就业与正式就业的工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

  按照企业界的统计，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人数占全体劳动者人数的46%，这个数字接近全体劳动者人数的一半之多。

  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不仅在工资收入方面比正式就业劳动者低，在社会福利等方面更是处于劣势。

  只要在韩国居住且满18周岁、60岁以下的所有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员，并有固定收入者均可缴纳国民年金。韩国国民年金制度指为预防因年老无法从事生产生活或发生无法预料的伤残及死亡而支付保险费，在年老、伤残及死亡时，由国家实施的向本人或其遗属支付年金，为生活安定做出贡献的社会保障制度。

  正式就业劳动者加入国民年金保障体系的缴费比例为81%，而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参保率仅为40%，加入国民年金保障福利体系的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人数连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总数的一半都不到。而就业保险和健康医疗保险的情况亦不容乐观，正式就业劳动者与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同样巨大。

  正式就业劳动者加入国民年金保障体系的缴费比例为81%，而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参保率仅为40%，加入国民年金保障福利体系的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人数连非正式就业劳动者总数的一半都不到。而就业保险和健康医疗保险的情况亦不容乐观，正式就业劳动者与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同样巨大。正式就业劳动者就业保险的参保率为71%，而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参保率仅为43%；正式就业劳动者健康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83%，而非正式就业仅为46%。从退休金与伤亡金的给付率来看，正式就业劳动者的比例超过80%，而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不足40%。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取得加班津贴的比例仅为25%，带薪休假的比例不超过33%。另外，正式就业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等劳动者协助组织的比例为17%，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加入率仅为3%，因此能够得到工会等劳动协助组织帮助和保护的非正式就业劳动者少之又少。

  原因在于很多用工单位在《非全日制劳动者保护法》规定的两年期满之前便解除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雇用合同，改为重新雇用新的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非正式就业劳动者的问题在青年一代尤为突出，是不可视而不见的严峻的社会问题。

  第一份工作尽管是以非正式就业作为开端，如果能够按照法律规定在两年期满后转为正式就业劳动者，或者说在第一份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与经历可以帮助该青年在接下来的就业中得到一份正式就业的工作，那么第一份工作的非正式就业经历也不失为人生的垫脚石。但是，在韩国非正式就业很难转换为正式就业的残酷现实中，与其说第一份非正式工作是第二份正式工作的垫脚石，不如说第一份工作的非正式就业经历是走向第二次乃至连续性非正式就业的陷阱。

  企业创造的利润应分配给创造该利润的各方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扣除给予劳动者的工资，剩下的利润将分配给股东、债权人和国家，股东得到股利分红，债权人得到利息，国家收取税收。

  企业创造的利润应分配给创造该利润的各方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扣除给予劳动者的工资，剩下的利润将分配给股东、债权人和国家，股东得到股利分红，债权人得到利息，国家收取税收。企业创造的附加值中，流向劳动者的份额减少，即意味着某个群体或部门的份额增多。

  笔记

  常识。

  企业股东分红并没有随着企业成长而增长。而且，企业的股东分红规模与工资支出规模相比非常小，这一比例并没有呈现明显持续的增加趋势，而是根据年度不同上升或下降。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没有证据表明劳动者的利润分配份额之所以减少，是因为股东们以分红的形式占有了更多的利润分配。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即使有余力支付更多的工资，也会把这部分支出用来分配到企业留存收益，加大企业留存收益的比例，用于企业的持续发展。

  即使有余力支付更多的工资，也会把这部分支出用来分配到企业留存收益，加大企业留存收益的比例，用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可以说劳动者比起企业股东，得到了更多的利润分配份额。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企业利润的劳动分配率减少，股利分配倾向也没有增加，只有企业利润留存率出现了增长。

  韩国的企业在上市之前可以通过过度分红的形式向少数大股东分配利润，一旦上市之后，对数万名持有小额股票的广大股东们在分红方面显得比较吝啬。

  劳动者可以组成工会等劳动联合会，从而提高与企业的谈判力，并通过劳资协商要求更高的工资待遇。

  工资是雇主单位按照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规定支付给劳动者的固定金额，工资与利润规模没有关系，必须如期支付，除企业面临破产等经营困难的特殊情况，不得任意减少，即使在出现企业亏损情况下，仍然需要按照合同规定支付。而股东分红则没有规定金额，通常企业有盈利的情况下给股东分红，企业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则不给股东分红。

  工资是雇主单位按照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规定支付给劳动者的固定金额，工资与利润规模没有关系，必须如期支付，除企业面临破产等经营困难的特殊情况，不得任意减少，即使在出现企业亏损情况下，仍然需要按照合同规定支付。而股东分红则没有规定金额，通常企业有盈利的情况下给股东分红，企业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则不给股东分红。而且股东分红需要在企业支付完工资、利息、税金后对剩余利润进行分配，因此股东分红可以随着利润规模增加或减少。

  股东分红不仅没有固定的金额，还具有随着利润规模变化的特性。

  在工资增加和股东分红增加之间，不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凯恩斯主义者声称强化股东权限的企业支配结构重组和经济的金融化加剧了劳动收入分配率的恶化，这种见解更是没有经过实证分析的。

  另外，在韩国几乎没有像英美国家那样，股东向经营团队施加压力要求加大股利分红的情况。

  股息收益率是股息与股票价格的比率。在投资实践中，股息收益率是衡量企业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重要标尺之一，对于投资者或者股东来说，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市盈率。

  笔记

  常识。

  股息收益率是股息与股票价格的比率。在投资实践中，股息收益率是衡量企业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重要标尺之一，对于投资者或者股东来说，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市盈率。韩国企业的股息收益率在过去十年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呈现持续减少的趋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可以说是支付股利分红最低的国家。美国则与韩国不同，在美国利润用于支付股利分红的比例非常高，因此伴随股利分红增加的是职业经理人报酬的增加以及居民家庭分红收入的增加，居民家庭和企业间的平均收入不平等问题比较温和。但是，在美国，分红增加成为遏制工资支出的原因，不同阶层间的收入与工资会出现两极分化。

  韩国的劳动者与无数小股东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都无法享受企业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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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记

  常识。

  居民家庭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都属于国民总收入。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居民家庭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走低，企业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持续增高，政府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则相对稳定。

  通过经济活动产生的附加值没有转化为居民家庭收入，而是转化为企业收入，从而形成企业越来越富、居民越来越困难的经济结构。

  20世纪90年代，国民总收入中，居民家庭收入和企业收入都随整体经济的发展取得了相同程度的增长，企业与居民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率在1990年到1999年间没有大的差异，企业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为6.0%，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率为5.7%。而同期实际国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5.9%，因此居民家庭收入和企业收入与国家经济几乎实现了同步增长。但是，21世纪以来，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的成果流向企业的份额不断加大，而居民家庭分配到的收入份额却持续减少。

  2000年到2009年间，实际国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3.5%，实际企业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7.5%。然而，实际居民家庭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4%，不仅低于实际国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连实际企业收入年均增长率的1/3都不到。

  在2008年到2012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困难时期，实际国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1%，企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为5.1%，而居民家庭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1.4%。

  在2008年到2012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困难时期，实际国民总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1%，企业收入年均增长率为5.1%，而居民家庭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1.4%。不论经济状况好坏，企业收入都占据较大比重，而居民家庭收入的份额却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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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在过去的十年间，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配到居民家庭生活的份额减少了6.4%，而企业收入的增幅几乎与居民家庭收入的减幅持平，为6.8%。这意味着居民家庭生活收入减少的份额流入企业收入中。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韩国在OECD国家中，在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是企业收入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劳动工资收入没有随经济发展而增加，劳动收入分配率也在下降，最终居民生活水平没能得到提高，可以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被企业占有的结果。

  企业不将利润分配给劳动者或股东，而是用作企业公积金的情况，都会如实反映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企业将纯利润中的一部分作为股利分红，剩余部分用作再次投资或盈余利润留存在企业内部。

  企业不将利润分配给劳动者或股东，而是用作企业公积金的情况，都会如实反映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企业将纯利润中的一部分作为股利分红，剩余部分用作再次投资或盈余利润留存在企业内部。利润留存率是盈余利润和公积金在企业内部留存的比例，利润留存率代表企业不分配经营成果而是将经营成果留存用作再发展的比例。利润留存率表明公司的税后利润有多少用于发放股利，多少用于保留盈余和扩展经营。

  笔记

  常识。

  企业的利润留存率在2002年为89.5%，2003年为88.4%，2004年为88.9%，这期间相对稳定，从2005年开始企业利润留存率从90.9%上涨到2006年的92.1%，到2012年高达95.2%。

  89.5%和95.2%的企业利润留存率意味着企业在可分配的利润中分别分配了10.5%和4.8%，剩余部分全部留存在企业内部。1990年开始统计的制造业数据显示，制造业的利润留存率由1990年的83.1%上升到2012年的94.7%，这意味着制造业企业1990年在可分配的利润中分配了16.9%，在2012年分配了5.3%。

  韩国企业储蓄率的增加是随着企业将利润用作企业公积金而必然发生的结果。全球

  89.5%和95.2%的企业利润留存率意味着企业在可分配的利润中分别分配了10.5%和4.8%，剩余部分全部留存在企业内部。

  制造业的利润留存率由1990年的83.1%上升到2012年的94.7%，这意味着制造业企业1990年在可分配的利润中分配了16.9%，在2012年分配了5.3%。

  虽然韩国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比其他国家小，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仍出现韩国企业加大留存企业收益的现象。

  20世纪90年代居民家庭收入的4/5用来消费，1/5用来储存，而最近居民家庭储蓄率出现如此巨大的落差，说明居民生活收入的大部分用来维持基本的生存生活，没有其他购买力。或者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解读，20世纪90年代时，人们每五年可以积累一年的财产，现在每二三十年才能够攒够相当于一年的财产。

  韩国遭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增长率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五位。虽然韩国的经济增长率处于高位，但居民家庭储蓄率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这意味着韩国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发展成果没能分配到居民家庭领域的程度有可能加剧。

  韩国总储蓄率高而居民家庭储蓄率低的事实再次说明经济增长成果分配到居民家庭领域的份额较少。

  由于企业不消费，那么可以说企业储蓄基本等于企业可支配收入，企业储蓄是在必要时用于分红或进行再投资的那部分份额。但是，韩国在最近十多年间，分红与投资均未出现增长，反而出现只有企业公积金不断积累增长的特殊现象。

  随着企业创造的利润作为工资或分红进行分配，居民家庭收入会相应增加，居民将家庭收入用于消费或储蓄，这一行为将促进再投资并贡献于经济增长，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的结构。

  笔记

  常识。

  韩国的居民家庭储蓄率降低到不足5%的水平，因此居民家庭收入作为投资蓄水池的后盾功能正在逐步消失。而且，只要韩国居民家庭收入的95%用于消费支出，只要居民家庭收入不再增长，那么以目前的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将没有多余的购买力继续增加消费，从而丧失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

  可以推定企业终将会把利润储蓄的大部分用于投资。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消费的贡献度开始远高于投资的贡献度，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甚至呈现负增长态势。

  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消费的贡献度开始远高于投资的贡献度，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甚至呈现负增长态势。2012年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最终消费支出（消费）的贡献率虽然达到75%，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投资）的贡献率却为负25.0%。

  在过去十年，韩国投资甚至曾出现三四次对经济增长负贡献的情况，不仅没有发挥促进韩国经济发展的功能，反而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当然，设备投资虽然比民间消费的贡献度低，却在长期经济增长之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五年，由于企业收入与企业内部公积金急剧增加，成为企业留存资金增长最快的五年。尽管如此，不仅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度远低于消费，五年间总投资出现四次对经济增长的负贡献率，设备投资出现三次对经济增长的负贡献率。这一事实说明企业通过减少对劳动者和股东的分配份额而导致的企业收入的缓慢增加，对经济发展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先不说在政策上放宽各项限制是否真的可以拉动投资，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低于消费的背景事实下，历届政府对提高居民家庭收入和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制定却毫不关心，而只对拉动投资不遗余力，这种做法最终只能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

  目前，不仅韩国政府，一部分政治研究者、舆论界、金融界甚至学界普遍相信韩国经济之所以未能取得进一步发展是因为投资放缓。但是，正如前面所论证的，投资对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逐步萎缩。

  目前，不仅韩国政府，一部分政治研究者、舆论界、金融界甚至学界普遍相信韩国经济之所以未能取得进一步发展是因为投资放缓。但是，正如前面所论证的，投资对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正在逐步萎缩。况且，韩国也不属于投资不足的国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占韩国GDP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下降的是建设投资，设备投资并没有下降趋势。金融危机之后建设投资的下降是因为大量楼盘滞销，房地产市场大幅萎缩引起的，而设备投资似乎没有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

  既然韩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在OECD国家中名列前茅，就没有理由说投资不足是造成经济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原因并非“投资不足”，而是“消费不足”。

  高附加值部门的劳动就业者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有能力进行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的较高消费，而这种消费会促进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释放更多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现实情况非常残酷，劳动力工资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居民家庭收入没有增长，消费没有增长，服务业发展停滞，就业市场亦没有增长。

  高附加值部门的劳动就业者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有能力进行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的较高消费，而这种消费会促进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释放更多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现实情况非常残酷，劳动力工资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居民家庭收入没有增长，消费没有增长，服务业发展停滞，就业市场亦没有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制造业不论怎样实现生产的高附加值，无论怎样增加投资，对整体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都如同水中捞月。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2000年以后，韩国的消费需求疲软程度在世界各国中非常严重。“

  2000年以后，韩国的消费需求疲软程度在世界各国中非常严重。

  韩国企业留存的内部资金既没有用于工资和股利分红的分配，也没有用于积极的投资，而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状态会发生改变。

  企业将内部公积金用于设备投资的比重远远低于内部公积金用于投资可以迅速转换为现金或已经是现金形式的速动资产（

  和证券资产等与实物投资没有关系的领域。

  企业完全可以通过股票或债券进行外部融资，如果非要在内部不断累积自有资金作为投资资金，则很有可能是为了回避股市或债券发行带来的市场监督与约束。

  韩国证券市场上规模大、信用度高、总市值排名前十位的大企业在过去十年都没有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市值总额排名第一的三星电子情况更为突出，自1999年起的15年间，未发行过一次股票。

  韩国证券市场上规模大、信用度高、总市值排名前十位的大企业在过去十年都没有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市值总额排名第一的三星电子情况更为突出，自1999年起的15年间，未发行过一次股票。排名第二的现代汽车和排名第三的浦项制铁（Posco）自1998年后也未发行过任何股票。

  韩国证券市场上规模大、信用度高、总市值排名前十位的大企业在过去十年都没有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市值总额排名第一的三星电子情况更为突出，自1999年起的15年间，未发行过一次股票。排名第二的现代汽车和排名第三的浦项制铁（Posco）自1998年后也未发行过任何股票。除了金融企业，市价总额排名前十位的企业中，没有一家企业在过去12年间以一般投资者为对象通过股票进行过外部融资。

  韩国企业在海外证券市场也没有股票等外部融资，

  众所周知，上市公司在发行股票进行外部融资之前，需要向投资者公开详细的经营情况且说明融资目的，并接受市场的核查与监督。因此，对韩国的大企业来说，使用企业内部留存资金，可以避免上述一系列麻烦。

  韩国企业在海外证券市场也没有股票等外部融资，而是只使用企业的内部公积金。

  韩国大企业回避外部融资方式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少数持股控制管理层的掌门人为了维持自己的持股率，避免发行股票外部融资则可以避免自身的持股率被稀释，避免对管理层的控制权旁落他手。但是，由于使用企业内部留存资金可以避免接受市场的核查与监督，因此可能会成为引发道德风险事件的原因。特别是在那些被大股东和控股股东掌握管理层、不容易接受外部监督的企业，道德风险只能越来越大。事实上，近几年来，很多财阀集团频频发生公司董事会像使用个人资金一样随意使用企业资金的情况，或者向分公司支付不当补贴等情况，在这种背景下，韩国大企业只能打起固执地留存企业公积金、不进行股市外部融资的如意算盘了。

  西方发达国家的病因在于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大框架下，极端的市场自由化、限制政策的过度取消、过度的财政缩减和福利削减政策等。

  金泳三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实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并造成金融市场管制政策过于宽松，最终导致外汇流动性危机。

  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根本原因是因为朴正熙式的政府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社会各方矛盾集中加剧的结果。朴正熙式政府发展模式的特征是计划经济、集中调度资源、政府主导以及由此派生的政府腐败，由地缘、学缘、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裙带主义（cronyism），道德解体，发展不平衡和不均等增长。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没有市场的立足之地，或者更确切地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正在被政企联合体和官办经济蚕食，摆在韩国人面前的是一个无原则、无秩序的市场。所谓的“公平竞争”“透明经营”都只是在教科书上看到的词条罢了，现实中却上演了反教科书的一幕。

  1987年“六月抗争”之后，1988年修订的《大韩民国宪法》第119条中如下规定：

  一、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从根本上尊重个人及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倡议。

  二、国家负责维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和稳定，以及适度的收入分配。为了防止市场垄断和经济权力滥用，并通过维持经济主体间的和谐关系等手段实现经济民主化，国家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规定与政策。

  第一项规定了韩国的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第二项规定了经济民主化的内容。尤其是第二项内容中，说明当发生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或财阀等特定势力垄断市场时，公民有权利依法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而政府有义务保障公民的该项权利。

  经济民主化的意思是努力让国家不被某一个特定的经济势力和阶层左右。”

  “经济民主化的意思是努力让国家不被某一个特定的经济势力和阶层左右。”

  按照约翰·罗尔斯的观点，市场经济中发生的不平等本身不是非正义的，“评价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标准，在于社会成员中最困难的人们是否能够拥有最有利于他们的不平等”，如果这种不平等令地位最不利的人获得最大利益，那么就可以定义为“正义的”。就是说，由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平等和两极化可以存在，而将它们向有利于低收入阶层的方向引导，这便是符合“正义”的。

  韩国宪法中规定的经济民主化的定义正符合罗尔斯的观点，应该为韩国社会最困难最底层的穷人和低收入阶层带来最有利于他们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有效约束和调整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建立“正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秩序。

  最近经济民主化之所以引起民众热议，是由于国家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广大中产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或提高，收入不平等与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恶化，广大民众对此不满和愤怒的情绪日益高涨，“经济民主化”的话题恰好成为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口。

  对财阀掌门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领导层通过一场企业答谢会就可以为进行房地产投机的大财团免罪，这便是韩国社会的现实。

  国家机关甚至都不调查，广大股民无法依法享有基本权益。

  韩国公民有时会根据财富多寡得到差别化对待。

  在现有法律体系都不能正常执行的现状下，追寻更积极的财富分配体系与经济正义，并为此制定与推行新制度的做法，无疑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至少现在提起经济民主化，不会再像过去一样，被贴上“赤色分子”的标签了。

  收入不平等、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没落、无就业增长、无工资增长、家庭生计破产、就业岗位质量低下、青年失业等社会矛盾和紧张正进一步蔓延，已经扩大到可能威胁到资本主义体制的严重程度。

  收入不平等、贫富两极分化、中产阶层没落、无就业增长、无工资增长、家庭生计破产、就业岗位质量低下、青年失业等社会矛盾和紧张正进一步蔓延，已经扩大到可能威胁到资本主义体制的严重程度。财阀问题、劳资矛盾、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老龄化、教育破产、老人贫穷、高自杀率等问题中，其他国家可能存在其中某个或几个，但这些问题几乎在韩国同时扎根。

  韩国背负着如此严重、如此之多的问题还能够走多远。

  韩国背负着如此严重、如此之多的问题还能够走多远。如果说有人认为这些问题都不会影响韩国的发展，那么这个人只能来自目前韩国矛盾的既得利益集团。

  可以将1995年视为韩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正式转变的新元年。

  从1995年开始，包含“民营化”在内的“市场自由化”政策落地实行。

  可以将1995年视为韩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正式转变的新元年。也有学者将20世纪80年代看作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始，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部分市场自由化政策开始实行。但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市场自由化政策不是为了用市场职能代替国家作用”，而只不过是一种“国家介入的新形式，国家绝对没有放弃对垄断资本、市场和劳动的主导性。

  原则上针对不降价的饭店实施卫生检查或提请税务厅进行税务调查。

  笔记

  将合法行政行为作为对部分不服从者的惩罚。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公务员即使明知“行政指导”是不当的行为，但碍于上级命令对浴室经营者实施不当的降价压力，以上新闻报道再现了当时的情形。如果经营者不服从“行政指导”，政府甚至采取与洗浴费和炸酱面价格无关的卫生检查、税务调查等高压手段，这种行政行为在今天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来看十分荒唐。

  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朝鲜比韩国更早实行经济开发计划，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朝鲜经济远好于韩国。朝鲜战争之后，朝鲜于“1954年开始实施经济复兴三年计划，1957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实现了战后经济恢复，取得了年均2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朝鲜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目标，随即制订了以重工业发展为重心的“第一个七年发展计划”（1961—1967）。这一计划推迟了三年，直到1970年方才完成。1961年到1970年间，朝鲜的工业发展实现了年均12.8%的高增长。得益于朝鲜早于韩国实施的经济发展计划，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朝鲜经济规模和单位国民收入均领先于韩国。部分研究表明，朝鲜的单位国民收入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领先于韩国。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论文中常见“高丽奇迹”（Korean miracle）的表述，这个“高丽”指的是北高丽（North Korean）朝鲜，而非南高丽（South Korean）韩国。

  [ ⊙ω⊙ 主人，这是一个空标注耶! ]

  瑞典和德国与韩国的情况相似，在经历了社会民主主义之后向市场经济转换，而转换成市场经济之后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反而是通过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计划经济实现的，这是对社会与历史的一种讽刺。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是，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仍然存有计划经济时代根深蒂固的烙印。最近韩国五六十岁以上的人群中出现了所谓“朴正熙乡愁”的现象，从而为保守右派提供了政治资本。

  朴正熙强大的领导力是以“5·16”军事政变后“维新宪法”独裁统治体制为基础的，否则不可能实现这种领导力。因此，抛开独裁体制的背景讨论朴正熙的领导力是毫无意义的。

  怀有“朴正熙乡愁”的人们更多怀念的是朴正熙时代的经济高速发展。

  怀有“朴正熙乡愁”的人们更多怀念的是朴正熙时代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无论是朴槿惠政府，还是同时期的其他政府，都无法再现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奇迹。因为这不是乡愁，经济规律、韩国内部原因和外部环境决定了这只不过是幻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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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时人均国民收入不足2000美元，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后期阶段或中等发达国家的初级阶段。而朴槿惠政府时期，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两万美元，要求朴槿惠政府实现三十年前8%～10%的高速发展，在经济规律上和结构上都是不可能的。

  产业化初期，即使很少的投入都有可能带来很大的收益，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无法取得产业化初级阶段的收益成果。

  朴正熙时代是政府直接管理国家经济运营的计划经济体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Kumar Sen）甚至曾经评价过，韩国政府广泛参与市场，实行强大的管控，在世界各地都是不多见的。在实行独裁统治的朴正熙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不仅全面掌控经济领域，在政治、社会等所有领域都拥有绝对的支配权。

  朴正熙时代，政府不仅直接配置资源、管控价格，还可以以公共目的的名义对自由财产进行限制。作为劳动者理当拥有的权利，劳动联盟的成立也需要经过政府许可。工资必须根据政府所谓的“工资指南”进行设置，在当时甚至没有消费者权利、投资者权利的概念。韩国社会陷入令人窒息的“极权主义”统治体系的深渊，年轻人头发与裙子的长度是反映社会顺应程度的尺度。警察发现有蓄发倾向的“危险青年”时，会将他们抓起来当场在路边为其理发，巡逻警察手持尺棍，禁止女性穿着“有伤风化”的短裙出现在大街上，总之，当时是一个连琐碎的日常生活都被统一管控的社会。民众只能赞扬总统，不用说批评总统，哪怕仅是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话题加以议论都会被扣上“国家元首亵渎罪”的罪名，法律变成一场闹剧。

  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统治达到极致的产物是维新体制。在维新体制下，总统可以有权限不经过国会批准，以“紧急措施”的名义制定法律。“紧急措施”中最有代表性的荒唐之举是1975年4月以高丽大学为对象制定的“紧急措施7号”。“紧急措施7号”的内容是，命令高丽大学闭校，由军队占领高丽大学，在校内禁止示威游行，违反者将被逮捕，逮捕不需要事先取得法院判决书，并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

  朴正熙时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不允许任何可能成为政府执政绊脚石的障碍物存在，政府实现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彻底统治。

  韩国民主主义是韩国民众为之奋斗了二十五年争取来的结果，实属来之不易。

  即使说韩国目前有一部分民众期待从市场经济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韩国民主主义也不会容忍这种历史上的倒退，

  计划经济时期，韩国实际上实施了变相的封锁经济。虽然当时实施积极的出口政策，似乎可以看作开放性的经济体制，但是对进口却实施彻底的管控。以外汇为例，持有一美元都是违法的，韩国对外汇从“国家安保”的层面进行全面管控。当出口竞争力下降时，政府给予各种优惠、支持和补贴，从而激活出口单价。针对“浪费性”的品种，禁止进口或者大幅提高进口关税，实际上起到禁止进口的效果，而当出口原材料或进口半成品价格上涨时，则给予减免关税的优惠政策，甚至连运费都给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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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的竞争国对此颇为不满，但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对处于“贫穷”最底端的韩国给予支援和拥护。

  随着经济规模，尤其是贸易规模的扩大，韩国越来越难以继续维持封锁性的经济体制。随着韩国政府加入1995年成立的WTO，经济开始向开放体制转变。在WTO体制下，韩国在进口和出口方面，无法继续实行对韩国有利的非对称性规定，否则将有可能遭受贸易对象国的报复，也可能会冲击对出口高度依赖的韩国经济。朴正熙时代经济高度增长的引擎恰恰是出口，出口的爆发性增长是基于极度歪曲的非对称性贸易体系。因此，如果想使经济恢复到之前的高速发展水平，应重新回归到之前的封锁经济，但是，从韩国的经济构造来看，这无疑是一种自杀行为。

  事实上，在韩国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体制之后，韩国政府仍然采取与过去相似的措施进行经济管理，并曾经由此引发了激烈的国际纷争。以大蒜为例，中国大蒜的价格远低于韩国国内价格，随着中国大蒜的大量进口，韩国本土的大蒜种植户遭受巨大冲击，2000年6月韩国政府针对中国产大蒜大幅提高进口关税，试图遏制大蒜进口。对此，中国在一周之后采取了报复性措施，针对韩国产的手机和聚乙烯采取了禁止进口的措施。虽然韩国认为提高大蒜进口关税从而保护国内产业是符合WTO规定的正当性措施，但对高度依赖中国消费市场的韩国经济来说，却失去了对中国的协商权。当时韩国针对中国大蒜的年度进口额不过1800万美元，但手机和聚乙烯针对中国市场的年度出口额却高达8亿美元，为大蒜进口额的50倍之多。显然，韩国是“大蒜纷争”最大的损失者。最终，在“大蒜纷争”持续了两个月之后，双方达成协议，韩国政府重新降低了大蒜的进口关税，中国政府则取消了禁止进口韩国手机和聚乙烯的规定。

  五六十岁的一代人是韩国经济开发时代的主力军，他们经历过朴正熙时代的经济高度繁荣，而目前的韩国经济连续多年陷入停滞不前的泥潭，他们怀念朴正熙时代的经济繁荣也是人之常情。

  称为“产业主力军”的一代人，他们穷其一生努力工作，成就了今日的富裕生活，却对自己的养老问题束手无策，以平生积蓄换来的唯一房产也在贬值，这一代人内心不安全感的与日俱增可想而知。

  五六十岁的一代人是韩国经济开发时代的主力军，他们经历过朴正熙时代的经济高度繁荣，而目前的韩国经济连续多年陷入停滞不前的泥潭，他们怀念朴正熙时代的经济繁荣也是人之常情。被称为“产业主力军”的一代人，他们穷其一生努力工作，成就了今日的富裕生活，却对自己的养老问题束手无策，以平生积蓄换来的唯一房产也在贬值，这一代人内心不安全感的与日俱增可想而知。

  他们所说的自由，是保证既得利益群体不受侵害的自由，如果妨碍了这种自由，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名义下，可以享有压制反对者的自由。而且，他们所说的市场，意味着保障既得利益群体不受任何干涉的市场，是一种为了捍卫这种既得利益可以无所不为的放任，任何公正透明的竞争规则或秩序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弱势群体无能的嫉妒，或者是所谓的“左派赤匪”们的理念攻击。

  有观点认为工会的存在造成企业竞争力低下，过度重视工会的发展是一种“就汤下面”，本末倒置的现象，由此展开了关于劳动市场柔软性的争论，最后发展成为针对工会开展全面攻势的政治理念。

  有观点认为工会的存在造成企业竞争力低下，过度重视工会的发展是一种“就汤下面”，本末倒置的现象，由此展开了关于劳动市场柔软性的争论，最后发展成为针对工会开展全面攻势的政治理念。以上便是“新自由主义”前身“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登场亮相的背景。

  左派倾向较强的阵营更多地倾向于以政府为中心的市场。市场本身具有结构性的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竞争混乱、市场无序与腐败滋生。他们虽然承认在一部分经济领域中市场的职能与作用，但是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终极责任主体应该是政府，或者说是广义上的国家。

  从关于福利预算缩减和政府财政缩减的争论，到一般性的减税争论，最后发展成为针对企业活动的极端放任与限制松绑的争论。有观点认为工会的存在造成企业竞争力低下，过度重视工会的发展是一种“就汤下面”，本末倒置的现象，由此展开了关于劳动市场柔软性的争论，最后发展成为针对工会开展全面攻势的政治理念。以上便是“新自由主义”前身“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登场亮相的背景。

  韩国外汇危机之后，作为改革的重要一环，市场职能比过去有大幅提高，但是，这也只是相对而言，不能将其等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自由主义”政策，否则将是小题大做了。

  韩国外汇危机之后，作为改革的重要一环，市场职能比过去有大幅提高，但是，这也只是相对而言，不能将其等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自由主义”政策，否则将是小题大做了。一部分左派将韩国资本主义的矛盾结构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结果致使“新自由主义”这几个字成为引发韩国社会所有矛盾的“血淋淋的事实”。“新自由主义”的说法几乎成为“矛盾”的代名词，虽然使用起来非常便利，但以此对社会矛盾进行简单的诊断却难免偏颇，可想而知，基于错误诊断的治疗方案将只能是南辕北辙。另外，韩国这些年小心翼翼取得的市场改革的成果也将有可能瞬间化为泡影。

  韩国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实行过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没有出现过像西方国家一样的福利副作用。别说是福利政策的副作用，可以说韩国本身甚至没有存在过福利政策。

  韩国不存在为了高福利费用的高税收政策，也没有过度的财政赤字，亦没有出现过通货膨胀妨碍经济增长和诱发失业率攀升的情况。

  韩国政府的规定与限制从立案到执行，很难看到最基本的严谨性与公正性，反而随处可见官僚式“嘴是两张皮，咋说咋有理”的随意性。

  在产业政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政府激励（initiative）政策以追求产学研政全面的合作体制为主体，但韩国政府的政策则是给予特定企业或个人以优惠和支持，

  当然，发达国家也有针对特定部门或企业的产业支持政策，但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尽最大努力保障市场效率不受影响，其产业政策必须被证明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并具有正当性。

  当然，发达国家也有针对特定部门或企业的产业支持政策，但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尽最大努力保障市场效率不受影响，其产业政策必须被证明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并具有正当性。虽然各个发达国家的做法有所差异，但在程序与评价设计上，都遵循了透明性和公正性的制度建设前提。

  当然，发达国家也有针对特定部门或企业的产业支持政策，但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尽最大努力保障市场效率不受影响，其产业政策必须被证明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并具有正当性。虽然各个发达国家的做法有所差异，但在程序与评价设计上，都遵循了透明性和公正性的制度建设前提。西方发达国家在选定某个特定主体作为支援对象时，至少做到了不浪费全社会的机会成本，通过一定的内部竞争过程确保选拔出来的支援对象具备其他竞争者不具备的优势。

  当然，发达国家也有针对特定部门或企业的产业支持政策，但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尽最大努力保障市场效率不受影响，其产业政策必须被证明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并具有正当性。虽然各个发达国家的做法有所差异，但在程序与评价设计上，都遵循了透明性和公正性的制度建设前提。西方发达国家在选定某个特定主体作为支援对象时，至少做到了不浪费全社会的机会成本，通过一定的内部竞争过程确保选拔出来的支援对象具备其他竞争者不具备的优势。而且在政策失败时，具有事后评价机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韩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来源于矛盾性结构，而官制经济、发展的不公正、不均衡与收入不平等均起因于这种矛盾性的结构。换句话说，问题的起源是朴正熙式发展模式。然而，外汇危机之后，随着韩国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新自由主义模式被定义，他们又将韩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全部归因于新自由主义。

  收入不平等、贫富两极分化、无增长就业等现象和问题与发达国家基本相似，但是，相似的现象却可能来源于不同的本质。

  韩国存在的现象从深度与发展速度上都远远严重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可以因此说韩国的新自由主义体制比发达国家极端。

  以财阀为代表的大企业们通过获取特殊优惠待遇与垄断性资源实现了企业的发展，而这些特殊政策完全无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市场改革之后财阀集团又要求政府减少管制，恢复市场竞争的自由化。目前韩国财阀大企业的影响力与经济支配力已经超越了政府与政治，经济开始权利化，他们则站出来主张充当维护市场基本秩序的卫士，将政府必要的管制措施都视为肆意粗暴的干涉与介入。

  正因为如此，一部分左派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诊断非常危险。

  他们尽管没有公开对朴正熙进行赞颂与追捧，却着重强调大企业与大财阀的有用性，而大企业与财阀恰恰是朴正熙政策的“嫡长子”。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他们都深信韩国经济发展的实现需要依靠众财阀。

  这部分左派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有一脉相承的方面，同样强调政府作用，并将股东资本看作资本主义的矛盾源头，但马克思主义者大力批判垄断资本，却极力拥护垄断资本的代表性产物——财阀，这无论如何都是自相矛盾的行为。另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来自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性结构，一部分左派却将资本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按照资本的国籍区分对待。也就是说，财阀在被看作垄断资本之前，首先被他们识别为民族资本，尽管财阀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最起码好过那些可能让国家财富外流的“吃里爬外”的外国资本。

  一部分左派学者认为朴正熙模式是成功的模式，而成功的核心在于“财阀培育”。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困难的国家如果想要生存下去，不得不选拔出极少数代表选手加以重点培养和扶持，即所谓的“选择与集中”策略。另外，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独裁体制，但既独裁又成功的国家只有韩国。这里暗含的意思是，如果可以带领整个国家摆脱绝对贫穷的枷锁，难道这种独裁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吗？

  不是财阀创造了经济成功，而是国家“成功地制造了财阀”。而全体国民为此买单的事实，却未曾被提及。

  不是财阀创造了经济成功，而是国家“成功地制造了财阀”。而全体国民为此买单的事实，却未曾被提及。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劳动镇压与统治上的“无工会、低收入”政策才得以实现的，全体国民连与自己劳动相对应的正当收入和分配都无法获得，更勿论在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下享受基本人权了。

  不是财阀创造了经济成功，而是国家“成功地制造了财阀”。而全体国民为此买单的事实，却未曾被提及。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劳动镇压与统治上的“无工会、低收入”政策才得以实现的，全体国民连与自己劳动相对应的正当收入和分配都无法获得，更勿论在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下享受基本人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主力军”现在大多数为六七十岁，这一代人似乎未能享受到他们为之奋斗的经济成果，反而一半以上处于贫困阶层。

  韩国的“产业主力军”目前得到的社会财富分配远远低于他们当初为韩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程度，韩国老年人贫困率高达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不仅老年人贫困率在OECD国家中是最高的，老年人自杀率也处于最高水平。

  韩国经济的成功不是因为财阀，而是得益于勤勉优秀的广大民众，

  即使我做出一百次让步去认可一部分左派势力主张的“独裁—财阀—发展”的因果关系，这也仅限于在哲学问题上的讨论。也就是说，他们的主张不过是一种哲学问题上的论调，即他们认为“饱腹的奴隶总好过饥肠辘辘的自由人”。

  如果对公民最基本的权利都否定，这种极端独裁无论从哪个角度为其进行辩护都不具备正当性。即使我做出一百次让步去认可一部分左派势力主张的“独裁—财阀—发展”的因果关系，这也仅限于在哲学问题上的讨论。也就是说，他们的主张不过是一种哲学问题上的论调，即他们认为“饱腹的奴隶总好过饥肠辘辘的自由人”。

  过去财阀们为了获取特殊优惠与支援，需要在政府与政界中不遗余力地游说与周旋，而现在财阀们一方面在努力为自身创造有利环境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施加一定的政治压力以避免政府干涉。

  一部分拥护财阀体制的左派中存在的最根本误区在于，他们认为随着财阀进一步的发展壮大，民众生活水平自然会提高。

  过去独裁政府引导民众“为国家经济做贡献”，但是如果真认为财阀们开办企业的目的是“为国家经济做贡献”，那将是天真的设想。

  过去独裁政府引导民众“为国家经济做贡献”，但是如果真认为财阀们开办企业的目的是“为国家经济做贡献”，那将是天真的设想。如同一个贫困家庭倾其所有用全家人的牺牲培养出一个代表选手，但这个成功的家庭成员后来只沉浸在自身的发展中，完全没有将其他家庭成员放在心上。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私有产权与竞争。每个人对通过自己努力取得的成果具有所有权，私有产权通过保护这种所有权促使人们各自尽最大努力获取成果。人类同时具有利己心和利他心，但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利己性动机更为普遍，这种利己性动机将进一步引发竞争。在分配总量确定的零和博弈中，竞争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在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更多的正和博弈中，为了比别人取得更多，利己心同样发挥作用从而引发竞争。也就是说，只要承认私有产权，不管在何种情况下，竞争都是一种一般性的行为。

  笔记

  常识

  还有一部分封锁性的国粹主义立场反对全球化，否定外国资本，将财阀看作民族资本加以拥护。

  进步左派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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