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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 世界上最伟大的律师丹诺辩护实录:公平 正义 良知

  作者：卖火的柴 发布时间：2010-07-12 10:16:29

  克劳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1857-1938），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辩护律师，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的传奇人物，律师界永不褪色的偶像，被称为“20世纪社会正义的代言人‘。

  　　丹诺是这样一种律师：他始终不渝地站在弱者的一边，不仅愿意为此放弃大好前途，而且愿意为之押上自己的命运；他尽其所有为穷人提供帮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金钱和资本家诱惑不了他，权力的黑暗压不倒他，污辱和陷害战不胜他，社会的愚昧无知也阻挡不了他；他是一个律师，但更是一个启蒙者、传道者，他不只是要打赢一场官司，更是要向大众传播公平、良知、正义、爱等更高的信仰，审判法庭就是他的课堂。

  　　法律的正义决定国家的前途，正是因为有一批像丹诺这样的伟大律师，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能变得更美好。

  　　欧文·斯通的这部传记名作，文字流畅、充满激情，刻画了一个具有高尚人格而又可亲可敬的丹诺，把丹诺的故事讲得如此激动人心，作者似乎比丹诺本人还了解丹诺，而这，正是一部优秀的传记作品之魅力所在。

                                        转载自番禺日报 2010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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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s

  作者：thinking 发布时间：2012-05-04 09:21:19

  在几十页的轻松开场之后，这部作品逐渐展开了它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莎翁的作品被以一种结合生活的方式进行了生动的诠释。冷战、越战和嬉皮士这些时代背景元素也成为了情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每一个人物都令人印象深刻，人物之间的关系设定非常巧妙。

  本书英文标题中的Wars使用复数也许另有深意：霍林与贝克夫人之间的“战争”，霍林与高年级同学之间的争斗，两个建筑设计事务所之间的竞争，美国和苏联的冷战，美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嬉皮士以及其他爱好和平的人们与约翰逊政府的对抗，年轻人与成年人之间的观念之战，追求自我和追逐名利两种价值观的碰撞，以及爱与恨之间的战争。如果说冲突是一部戏剧不可或缺的元素，那么这部作品已经将这一元素发挥到极高的水平。

  贝克夫人是一个多面体。当她第一次露出“真实的笑容”，当她鼓励霍林阅读更多的莎翁作品，当她说“慈悲不是出于勉强”，以及当她看到军方第一封电报时，我看到了她冷峻的外表和严肃的举止背后丰富的精神世界与细腻的情感。她获得的奥运会奖牌以及对本地建筑历史的精通更是让人出乎意料。

  全书让我感动的地方有很多：“英雄”霍林的照片被很可能是之前欺负他的堂的哥哥张贴在每个角落、朋友为了霍林而丢弃了被签名的棒球、贝克上尉的失而复得（两封电报十分简短，却让我难以忘却——尤其是“在草莓成熟的季节”的那一封）、姐姐和霍林的重聚、麦琪被老师收养……

  我相信孩子们需要这样的文学作品，来引导他们理解成长、理解周围的人、理解自己的时代与社会，以及理解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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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架建议：笑话

  作者：Gloom 发布时间：2021-07-05 23:24:01

  非常后悔，这本谁买谁吃亏——整本书208页，有用的只有3句，但没有一句是作者写的…

  我建议想买的人上知乎、百度随便查查费曼学习法，你不但可以节省金钱，更可以节省时间…

  这本书的价值比不上新华社的一个标题，也比不上川普同志的一个表情，甚至比不上一个有趣的弹幕…

  它满篇的：为什么要XXX、XXX是什么、学了XXX有什么什么效果…

  这好比我告诉你，兄弟，你跟着我一定能赚钱！

  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要赚钱，因为赚了钱你就可以过好生活！

  赚钱是什么呢？赚钱就是让你的钱变多，过好生活！！

  赚了钱有什么效果呢？赚了钱可以过好生活！

  我不能理解，背面居然敢标注【上架建议：畅销/经管】，难道不应该是【上架建议：笑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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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学术分析理据（摘抄）

  作者：Aaron 发布时间：2023-04-08 01:12:27

  中文版序言

  公众所能享用的是产品和服务而不是金融服务。

  后者只不过是使公众所实际享用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被生产出来的必要条件。金融服务是为了使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而这里有一个成本—收益的问题。

  注意到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贮存手段的区别、认识到储蓄存款只不过是一种关于货币和购买力的暂时让渡的契约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广义货币对GDP之比为世界之冠，但通胀却相对温和。货币数量公式中的货币是M1。而广义货币M2＝M1＋储蓄存款。M2不但同经济规模、流通速度有关，而且和储蓄（投资）的规模有关。

  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信贷所创造的货币(M1)，通过各种迂回曲折的途径进入资本市场中的二级市场，追逐已有的金融资产——各类影子银行产品、股票和债券。货币大量流入资本市场导致资产价格上升，而资产价格上升又导致对信贷、货币需求的进一步上升。于是，银行提供更多的信贷，创造更多的货币，资产价格进一步上升。

  尽管资产泡沫在膨胀，但由于银行信贷所创造的部分货币一直停留在资本市场，并未流入实体经济，通货膨胀率可能不会因信贷和货币的增长而相应上升。

  以物价稳定为最终目标的中央银行往往对资产价格的上升掉以轻心。其结果是资产泡沫持续上涨，以至于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引言 银行家不能解决的重要问题

  现代金融体系使其自身不可避免地创造过量债务，尤其是未用于为新资本投资提供资金，而是用于购买现存资产，其中主要是房地产。

  第一篇 膨胀的金融

  总体而言，债务占GDP比例的增长必定对应于固定收益资产、货币或某种债券的扩张。

  不能因为经济增长早期阶段需要金融业快速扩张，我们就假定金融扩张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利的。

  在单只股票或债券的价格出现相对偏离时，理性套利者能将价格快速地拉回到有效均衡水平的理论或许能够成立；但是，当整个市场总体价格出现偏差时，该理论完全不成立，因为不可能以无风险的方式对冲整个市场。

  有多少流动性就足够了，我们并没有科学方法进行精确估计。但是，随着高频交易的出现，我知道我们已大大越过最优流动性水平。

  当计算机需要在1微秒的时间里做出交易策略时，就不可能反映与真实世界中的资本配置相关的信息

  ，只不过是对刚刚获得的市场价格最新变化做出迅捷的市场反应。

  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如果市场一定程度的不完美是固有的，那么完善市场的特定措施可能产生效率更低的结果。可被用于对冲头寸和降低风险的任何新工具也会被用于赌博。

  第二篇 危险的债务

  试想一个经济体完全关闭新股发行市场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尽管可能发生经济损失，但商业经营和新的投资活动仍然能够维持。但是，一个积累了大规模存量债务的经济体则高度依赖新增信贷供给。新增信贷一旦终止，负债依存度高的公司将停止投资，更有甚者出现倒闭。相较于股权密集型经济体，债务密集型经济体，尤其是过度依赖短期债务融资的经济体，在面临投资者信心突然崩溃或银行信贷能力突然萎缩时，显得更加脆弱。

  辜朝明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银行体系以近乎于零的低利率向公司部门提供信贷，而公司信贷需求仍然疲弱。宽松货币政策已有效转化为廉价的信贷供给，但信贷需求相对缺位，因为借款人的杠杆率已经过高。

  量化宽松政策通过推高资产价格来刺激经济，因此必然加剧贫富不均。

  即使信贷风险确实转出银行资产负债表，期限转化风险却并未从银行体系中消除。30年期抵押贷款证券的投资者可能是一家“特殊投资机构”（Special Investment Vehicle），其资金部分源于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这些商业票据由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持有，而基金投资者相信自己持有的份额可随时变现。这种新兴的体系被形象地称为“影子银行”。它所承担的期限转换风险与银行相同，却无须像银行那样受到流动性与资本要求的约束。

  如果银行贷款直接分销给希望持有信贷证券直至到期的长期投资者，信贷部门可能会有意加强信贷分析。但实际上，

  信贷证券经过复杂的分销链条，每个参与者只需考虑证券出售给下家之前的市场情绪与价格将如何变化

  。抵押贷款销售人员将贷款发放给几乎不具备偿还能力的次级借款人，并相信能将这些贷款打包证券化，进而销售给遥远的投资者。

  影子银行虽能实现更快的信贷扩张，结果却导致私人杠杆率进一步增加，加剧了后危机时期的债务积压

  。同时，影子银行还导致信贷进一步偏重于房地产和消费金融，偏离支持商业投资的传统融资功能。银行体系将房地产信贷作为主要业务，而证券化信贷市场主要为住房抵押贷款、商业地产融资，还以发放汽车贷款等形式为消费扩张融资。

  多数交易业务必然是零和博弈，个别最高超的玩家能从中获利，但社会整体福利并没有任何改善

  ，同时实体经济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资源大量消耗，最终由投资客户以某种形式承担。

  在现代经济体中，我们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永久性的名义需求增长：政府的法定货币创造或私人的信贷及货币创造。如果将印钞融资视为“禁忌”，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依赖私人信贷。及至2008年，这种依赖性终于酿成灾难。但这场灾难对经济理论及政策提出两个关键问题。首先，急剧的信贷扩张为何没有导致名义GDP过度增长？假如这种情况出现，那么以通胀率为政策目标的中央银行必然会采取措施应对。其次，要保证充分的名义GDP增长是否要求信贷快速扩张，以至于导致危机及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衰退？答案来自这样一个事实：

  在现代经济体中，多数信贷对经济增长而言都是多余的。

  相反，其中一些被用于“投机”，另一些源于贫富差距扩大，还有一些反映了不可持续的全球失衡。

  财富效应的重要程度可能受到财富分配的影响，而且从时间上来看是不对称的。

  在经济上行周期，富人的房产进一步增值，但其消费支出可能大体维持不变；而在经济下行阶段，高杠杆的穷人面对净值缩水，可能会显著削减开支

  。

  不论任何历史时期，平均而言，社会中相对富裕的群体都会将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于储蓄；因此，除非有其他抵消因素产生相反的作用，贫富不均的加剧可能导致平均合意储蓄率上升，并抑制名义需求增长。

  信贷急剧扩张的三个动因——房地产投机、贫富差距扩大和经常账户失衡——所导致的信贷创造，并没有在促进资本动员和配置以及刺激名义需求增长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信贷扩张却导致危机和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衰退。因此，妥善处理导致信贷密集型增长的这些根本动因对于未来的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丝毫不亚于银行资本充足率、银行处置或衍生品风险控制等技术手段。

  长期维持极低利率将产生两个问题。首先，如果应有的实际利率水平为负，名义利率零下限会制约利率下调空间，难以实现最优增长率。其次，

  极低利率若持续多年，必然会使私人信贷扩张不再愿意支持新的投资，转而用于投机性购买现存资产

  。

  第三篇 债务、经济发展与资本流动

  人口众多的经济体中，只有三个成功实现赶超并达到西方生活水平的70%以上，分别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致富并没有通过自由的金融体系、自由的资本流动或自由的贸易往来。

  各经济体的政策措施各有千秋，但无一不大量使用工业关税、金融抑制和信贷指导等政策。事实上，这些经济体发展致富几乎违背了其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华盛顿共识”的所有教条，也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效率的理论，而后者正是“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石。

  乔·史塔威尔的《亚洲模式》一书总结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获得成功的三个关键经验，尽管这些要素对每个经济体的重要程度有所不同：

  一是土地改革开创了精耕细作式的小规模农业模式，为快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实现了可观的单位面积产出

  。这一成功经验本身就包含了金融成分：土地改革使佃农摆脱债务负担，从地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面向农民和涉农企业的小额信贷为技术和生产率提升提供了资金支持。

  二是鼓励发展世界级制造业的产业政策。

  一方面抵制国外竞争者入侵本国市场，一方面大力支持本国企业进军出口市场。特别是韩国，以公开的国家战略来支持钢铁、化工、造船等重工业争创世界领先水平。

  三是对金融体系特别是对银行体系严格的政策指导。

  这条经验以日本和韩国较为典型，而中国台湾则不那么典型。政策指导的目标有两个：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和确保投资最终配置到生产率较高的领域。

  私人信贷创造相对于政府法定货币创造的一个优势在于使信贷配置决策实现去政治化，避免新创造的购买力最终配置到浪费的领域。

  中央银行为私人部门贷款提供再贴现融资的做法表明私人信贷融资与法定货币融资之间的界限有时并非泾渭分明。

  如果中央银行持续扩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随时准备为私人部门的信贷扩张提供流动性，其实已非常接近于法定货币融资

  ，只不过法定货币资源没有交予政府，而是借给了私人部门。

  就中国而言，不通过货币化手段就能实现成功转型的可能性远高于一些发达经济体

  。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仍有较大空间维持快速增长，债务占GDP比例将随分母增长而逐渐降低。如果政策得当，中国经济可在未来几十年内维持5%甚至更高的年均增速。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日本能够长期维持的经济增速很难超过1%。

  多数资本流动既没有从富国流向穷国，也没有支持可持续的资本投资。相反，资本流动往往是从穷国流向富国，或穿梭于收入水平相当的不同国家之间（如欧盟）。资本所支持的是不可持续的消费、铺张浪费的投资以及现存房地产价格泡沫。

  实际上，在完全封闭的经济体中，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或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抵消私人部门去杠杆所带来的通缩效应。但在国际层面并没有全球统一的政府或中央银行来行使这一职能

  就全球资本流动而言，对汇率变动的预期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信贷周期的内在不稳定。巨大的资本流动总额可能同时推升国内资产价格和汇率，并在短期内形成两者将继续攀升的自我实现的预期。一旦信心破灭，资本流出将导致国内资产价格急剧下跌，货币过度贬值。因此，

  高波动的短期资本流动可能削弱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通过利率工具来抑制国内信贷增长和资产价格泡沫，可能吸引更多资本流入并推升资产价格，效果适得其反。

  欧元区危机是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是金融市场的无效率和不稳定；二是政治设计存在重大缺陷。

  第四篇 修复金融体系

  正如辜朝明所述，虽然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去杠杆化导致资产负债表缩水，但并未发生贷款的违约行为。然而，即使他们决心偿还贷款，仍将日本经济推向通货紧缩和缓慢增长。

  我们需要建立薪酬新规。目前，欧洲的监管条例已经生效，规定奖金应延迟支付并可以追回，而且奖金主要以非现金形式支付。遗憾的是，目前在其他地方并未实施新的薪酬规则。理想的情况是，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要求，进一步拉长延迟期，递延的奖金采用次级债而非股票的形式，因为如果银行破产或必须得到政府救助，次级债将首先承担损失。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信贷和货币相对于名义GDP的快速增长，大部分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都呈下降趋势。

  若假设信贷创造都体现为货币，那么流通速度（名义GDP/货币存量）的下降实际是杠杆率（信贷/名义GDP）不断上升的必然结果。

  杠杆率增加（流通速度的下降）并不神秘，它必然遵循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信贷并未用于为新的资本投资提供融资，而是为购买存量资产提供融资

  。在发达经济体中，被持有的大部分“货币”并非用于交易，而是作为信贷创造的副产品，以及作为带息的价值贮藏。货币余额或类似的银行负债的总价值，可能与GDP成比例增加，但并不一定会刺激当期消费的增加。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远远高于防患于未然的需要，其外汇储备的上升并非因为中国有意要积累外汇储备，而是国内不平衡和汇率政策的副产品。同样，德国的防御性储备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中国和德国盈余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源于内部，因此解决方案在于其国内政策。

  全额准备金制度并非解决私人信贷过度创造问题的充分条件。现代经济需要一些私人债务合约为动员资本投资提供资金，同时有利于促进同代人之间与代与代之间的房地产交换。全额准备金制度的支持者认为，如果私人债务不是由银行体系提供，就不涉及新的货币和购买力创造。准货币等价物、新的信贷及购买力也可以在银行体系之外被创造。但如果人们认为银行本票的风险较低，就可以将它用作货币等价物；影子银行的发展说明金融体系具有非同寻常的创新能力，既可以实现类似于银行的期限转换功能，也可以在正规银行体系外实现准货币等价物的创造。因此，

  要求正规银行全额计提准备金并不能完全解决如何限制信贷和货币创造的问题

  。

  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产品或服务，那些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或政治观点并不适用于货币。

  债务创造具有负的社会外部性，可以说债务是经济污染的一种形式。从理论上说，征税是应对污染的适当方式。

  最优气候变化政策要求征收碳排放税，那么为什么不对信用中介课税呢？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约翰·科克伦的研究认为，尤其应该对那些以短期负债进行融资的信贷中介机构征税，因为期限转换创造了风险。

  经济学家一直主张减少对债务的税收优惠，但大多数决策者认为实施重大改革十分困难。几乎任何变化都存在预料之外的收益和损失，损失的存在必然招致政治上的反对。金融全球化也使有效改革变得困难。各国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税收政策的完全自主权，税收的国际协调远不及金融监管。我们建立了全球统一的银行资本标准，却没有全球税收协定。某些国家试图消除税收政策有利于债务的偏向，但跨境贷款至少部分削弱了这种努力。

  如果金融创新的目标是为经济稳定运行做出更大贡献，就必须解决规模最大的债务问题，即房地产类贷款。迈恩和苏非的《房债》一书提出了改革房地产金融的具体建议——风险共担型抵押贷款的创新。在此类合约中，贷款人的收益不仅是事先确定的利息，还有一部分收益随相关区域的房价而变化：如果房价上涨，贷款人将分享资本利得；如果房价下跌，贷款人将承担部分资本损失。此类抵押贷款合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借款人的经济状况。如果许多人使用这类抵押贷款，严重债务积压带来的风险将有所降低，因为房价下跌时，家庭部门不会明显压缩消费。

  实现低而稳定的通胀不应成为中央银行政策的唯一目标。

  加总的财务资产负债表非常重要，并非因为持续增加的货币余额（money balances）是一个好的前瞻性通胀指标，而是因为信贷增长和杠杆上升是金融危机、危机后债务积压以及潜在通缩的前瞻性指标。

  然而，人们依然认同并相信，控制信贷和资产价格繁荣最有效的手段是提高利率。

  相对于采用数量型控制工具，使用利率（价格型工具）确实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其政策影响较难被规避。数量型手段适用于特定类别的合约或机构，必然存在“监管套利”的机会：如果我们要求银行持有更多资本，信贷扩张将转移至影子银行。金融体系追逐获利机会的动机将削弱任何数量型政策的有效性。相反，当我们使用利率工具时，追逐利润和套利的行为将确保政策影响遍及金融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对所有合约的信贷价格产生影响。

  相对于资本要求，准备金要求更加直接和明确地限制银行贷款增长的上限，因为中央银行自己决定所需准备金的数量。同时，中央银行可以选择是否对准备金支付利息，并决定所支付的利率水平。如果所支付的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实质上相当于对信贷中介课税。

  第五篇 摆脱债务积压

  量化宽松政策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通过拉低长期收益率抬高了资产价格和财富水平，从而促使资产持有人更多地消费或者投资，因此，它必然会扩大贫富差距

  。同时，在刺激实体经济的需求之前，持续的超低利率可能已经鼓励了高风险和高杠杆的金融投机。宽松货币政策只有通过鼓励最初导致债务积压问题的私人信贷增长，才有可能刺激实体经济的需求。

  关键问题的确不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短期内是否具有可行性和是否具有潜在收益，而是在部分准备金银行体制的现代经济中是否具有长期影响

  。虽然发行电子存款的第一轮影响取决于其规模，但是，这一做法创造了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从而使商业银行随后能更容易地扩大私人信贷、货币和购买力。

  1948年，费雪、西蒙斯和弗里德曼认为全额准备金银行制度和小规模财政赤字的公开货币融资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后者使增加名义需求无须依赖不稳定的私人信贷创造；前者使私人信贷创造不可能存在，并确保货币融资的长期刺激效应能够受到精准的控制。

  法定准备金对未来的准确影响还取决于中央银行是否对准备金支付利息以及所适用的利率水平。中央银行可以向法定准备金支付任何利率，但至少有一部分准备金无须支付利息，这样才能确保当前的货币融资不会构成中央银行未来的利息负担或中央银行的损失，这些损失将由政府补贴并最终由纳税人承担。将准备金利率设定为零反过来可能削弱中央银行运用准备金率引导市场利率与政策目标趋于一致的能力。但是，中央银行可以克服这个问题，比如对部分准备金不支付利息的同时将其余准备金利率设定为政策利率。

  历史经验表明，公共部门去杠杆化是可能的，但是，

  在当今多变的环境中同时实现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去杠杆是非常困难的

  。人口和技术因素使得实际经济增长率不可能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如果2%的通胀目标被认为是一道红线，那么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名义GDP增长率就不可能超过4%。

  公共债务减记确实可以作为处理私人部门过度杠杆的一种间接方式。过度的私人信贷创造导致了经济危机、债务积压以及后危机时期的通缩，结果增加了公共债务负担。杠杆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但是，一旦转移成公共债务，就更容易协商债务重组或者进行债务减记，同时又不会对信心形成负面冲击。

  使用中央银行的货币为财政赤字或核销公共债务融资仍是政策禁忌，并且理由非常充分。如果我们首先承认货币融资是可行的，那该如何确保它不会被滥用？因此，货币融资的风险并非技术性的，而是政治层面的。

  如果允许政府通过印发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他们就会在选举之前进行，并把钱花在支持他的选民身上，为此不惜长期面对高额财政赤字，而非在税收和公共支出方面做出艰难的抉择。

  理论上，独立性约束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然而，财政和货币当局必须加强协调。虽然中央银行可以被赋予批准或不批准特定数量货币融资的权力，但决定如何使用这笔钱，是通过减税、增加公共支出还是其他具体形式必然是政治问题。

  尽管货币融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过度通胀和财政约束乏力，但不能因此被排除在摆脱债务积压和通货紧缩的工具箱之外。

  在只有一个中央银行和一个财政部门的国家中，适当的纪律与协调方面的挑战应该可以解决。然而，在欧元区可能并非如此。

  后记 女王的问题和致命的自负

  在现代经济中，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核心在于以下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不受约束的银行和影子银行体系有无限的能力创造信贷、货币和购买力；另一方面是理想地段的城市土地缺乏供给弹性，以及对这些土地的需求不断上升

  。

  如凯恩斯所言：“人类决策影响未来，无论是个人决策、政治决策或经济决策，都不能依赖严格的数学预期，因为进行此类计算的基础不存在。”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永远不能达到牛顿物理学所确立的数学精确度标准，经济学界“羡慕物理学”的倾向导致了整个学界对结论的确定性抱有危险而又未经证实的信心。

  自由金融市场加上简单的宏观经济规则能实现社会最优结果，这种观点非常优雅也非常有吸引力，却是致命的自负，导致了2007—2008年的灾难，全球许多普通民众至今仍在吞咽危机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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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海明威的年轻人

  作者：rivert 发布时间：2016-10-07 13: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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