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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作者：译林人文社科 发布时间：2019-11-20 09:24:51

  一

  这本书完稿之后，一直没有合适的书名，想了很多名字，都不合适。

  2019 年春天，我和樊锦诗老师在燕南园和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商定书名和版式。为了打开思路，编辑找来了许多人物传记。

  我看着身边瘦小的樊老师，想到我们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想到她神情疲惫、手不释卷的样子，想到四年前在莫高窟送别我的那个身影，耳边始终回响着她说过的那句话：“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

  这本书的终篇是“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我明白她的心。

  宕泉河边安葬着包括常书鸿、段文杰先生在内的二十七人，他们

  是第一代坚守敦煌的莫高窟人。这个墓地很隐蔽，在远处几乎看不见。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最终心归敦煌……如有神明授意的那样，我脱口而出：“心归何处？书名就叫《我心归处是敦煌》吧！”大家沉默下来，接着是赞许。樊老师看着我说：“嗯，还是你懂我！”

  2014 年夏天，我初到敦煌，也初见樊锦诗。那次会面，匆匆而别，我没有想到命运会在我们俩之间安排下如此深厚的缘分和情谊，我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懂她的人”，她也成为这个世界上“懂我的人”。那年暑假，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几位老师到莫高窟考察，樊老师亲自接待了我们这群北大校友，不仅安排我们参观洞窟，还安排我们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进行了座谈。记得那次座谈会就在敦煌研究院的小会议厅举行，那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听樊老师讲述敦煌研究院的历史，以及壁画保护和传承的艰辛，也是我第一次被“莫高窟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的精神深深触动。

  临别之际，她对我们说：“这次你们在敦煌的时间比较短，没有看好。期待你们下一次再来敦煌，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这样就可以慢慢看。有时间的话还可以去榆林窟看看。”

  从2014—2016 年，樊老师多次向我们发出邀请。那段时间，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正在策划人文学的书系，计划访谈一些能够代表时代精神、代表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学者，出版一系列书籍。当我们和樊老师交流这个想法时，她很快就答应接受我们的访谈。2016 年暑假，我们再次赴敦煌考察。此行的任务有两项，一是深入研究敦煌艺术，二是完成对樊老师的访谈。

  从2016 年6 月25 日到7 月5 日，我们在莫高窟和榆林窟考察了整整十天。

  二

  莫高窟的清净令人心生敬畏。

  许多洞窟都有着沿墙角一字排开的禅修窟，这是数千年来历代僧侣在此禅修的明证。如今人去窟空，对于颇有悟性和慧根的人而言，目击空空的禅窟或有如棒喝一样的启示。即便不能顿悟，眼前也一定会浮现当年那些枯瘦如柴的禅僧，在阴暗寒冷的洞子里默坐冥想的情景，心中必定生出一种谦恭和敬意。在莫高窟，那一尊尊苦修佛并不是虚假的幻想，而是一种日常的真实。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人时时让我想起出家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给敦煌的流沙和千佛洞方圆百里上匆匆消逝的光影，在一种貌似荒寒的人生景致中等待一个又一个莫高窟的春天。他们虽然不念经、不拜佛，但是临摹壁画、修复洞窟、保护遗址、宣传讲解，这些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无异于出家人的修行。

  莫高窟是一种考验，只有那些最终经受住考验的人才能修得正果。

  夏夜的傍晚，太阳还没有落下时，莫高窟上空明澈无比的蓝天令人陶醉。游客散去之后，位于鸣沙山东麓、宕泉河西岸的莫高窟就显得格外神圣。那些开凿在长长的石壁上，如蜂房一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蔚为壮观，那看似灰头土脸的外表下隐藏着圣洁而又神秘的伟大文明。走近石窟，就能强烈地感觉到每一个洞窟透出五彩斑斓的神光。

  敦煌日照时间长，特别是夏天，晚上九十点钟天还是亮的。白天我们按年代参观洞窟，晚上我们就天南海北地聊天。每天傍晚六点左右，樊老师就会准时来到莫高山庄。七月的敦煌，正是“李广杏”成熟的季节。每次她来的时候，手里都会提上一袋子洗好的“李广杏”。这是敦煌才有的水果，是她特意在当地农民那里买来的。据说每年只有这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在敦煌品尝到这种格外美味的黄杏。

  为了这个访谈，我拟出了一百多个问题。但真正进入访谈，我拟出的题目基本失效。她的健谈，她阅历的丰富，思路的开阔，还有那些从来不为人知的往事，远远超出我的预想，似乎每一个小问题都可以打开她记忆的宝藏。樊老师的讲述有她自然内在的逻辑，只需一点触发便能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她所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近六十年的敦煌生活，她对那里的每一寸土、每一棵树、每一方壁画都如此熟悉，从莫高窟的历史、洞窟壁画艺术到考古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她都如数家珍。

  我们每天平均采访三到四个小时，最多的时候，樊老师一口气说了五个小时。我边听边做笔记，以最快的速度记录谈话内容，以便后期整理。我负责提问和记录，董书海博士负责录音。十天后，当我们离开敦煌时，已经积累了将近二十万字的访谈稿。

  樊老师有每晚散步的习惯。她最喜欢从家里走到九层楼，听听悬在檐下的铃铎，听听晚风掠过白杨的声音，然后在满天繁星升起之时，踩着月光，散步回家。离开敦煌前的一天晚上，她提议大家一起散步去九层楼。

  散步的时候她告诉我，沿着道路两旁的是银白杨，因为起风时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当地人管这种树叫“鬼拍掌”。冬天的时候，树叶落光，枝干直指蓝天，就更加气宇轩昂了。那是我第一次眼睁睁看着夜晚的寂静缓缓降临，那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寂寞覆盖下来的感觉。远处是宕泉河，再远处是宕泉河河谷地带星星点点的绿洲，绿洲的外面是戈壁，戈壁的再远处是人迹罕至的荒野和山脉。人在这样的地方，就好像坠入了一个无尽的时空深渊，有一种无助感和失落感。她说，过去有位前辈对她说过一句话，要想在莫高窟生活，首要的功夫是要耐受得住这里的寂寞。

  也是在那天晚上，她对我说，大家都认为她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其实她有几次想过离开敦煌。我问她：“最后为什么留下来？”她说：“这是一个人的命。”鸠摩罗什当年随吕光滞留凉州达十七年，也是在一种并非自己选择的情形下开始佛法的弘扬，而樊锦诗是随历史与命运的风浪流徙至此。不同的是鸠摩罗什当年是东去长安，后来在“草堂寺”负责佛经的翻译工作；而樊锦诗是西来敦煌，在“莫高窟”守护人类的神圣遗产。好在有彭金章这匹“天马”，在她最艰难的时候，“伴她西行”，不离不弃，陪伴左右，和她一起守护千年莫高，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夜幕降临时，九层楼的四周愈发安静，安静得仿佛都能听到彼此的心跳。我们的耳畔是随风传来的一阵阵叮叮当当的铃声，断断续续，若隐若现，似有若无……樊老师说那是九层楼的铃铎。铃铎的声音跃动在黑夜和白天交替之际，让人感到仿佛游走在变幻莫测的梦境。直到满天星斗闪耀在我们的头顶，微风从耳际拂过，那壁画里飞天弹奏的音乐也好像弥漫在我们的周围……

  我突然明白了樊锦诗愿意一辈子留在敦煌的原因了。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这里无需寻找。只要九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

  三

  我把录音和访谈稿带回了北京，很快就整理出了文字稿。

  从内容来看，这已经具备做成一个访谈录或口述史的基础。但口述文字要落实到书面，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第一，访谈涉及的问题比较分散，需要条分缕析、理出层次、分出章节；第二，关于壁画艺术、石窟考古、遗产保护等许多具体的例子只是口头提到，年代、数据、事件的详细经过在口述过程中无法做到完全准确和翔实，有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需要事后一一查实补充；第三，谈话中有的内容比较充分，有些内容比较单薄，需要事后翻阅资料、查漏补缺；此外，口头表达避免不了口语化，而其中涉及的敦煌历史、敦煌艺术、敦煌学、考古学以及遗产保护等问题却是专业性、学术性极强的话题，必须确保知识性的内容准确无误……如此一来，我深感访谈的稿件离最终成书距离遥远。究竟如何来处理这二十万字的采访稿，成了我面临的一个难题。

  我把口述的内容整理出十三个部分，分别涵盖了童年、大学、实习、历史、学术、劫难、至爱、艺术、保护、管理、抢救、考古报告和莫高精神，这就是这本书十三章的最初框架结构。这个框架不仅包含了樊锦诗的个人命运、人生经历，还涉及敦煌的历史、艺术、学术以及敦煌保护管理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不能确定樊老师是否同意这样的框架。当我忐忑不安地给她看全书的框架设计时，她的话让我心中的这块石头落了地。她说：“我很赞同你的设想。我没有什么传奇故事，我的人生意义正是和敦煌联系在一起的，我和敦煌是不可分的。我樊锦诗个人的经历应该和具体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你的想法也是我所希望的。”

  然而，这本书是一次跨度极大的多学科尝试。写樊锦诗和敦煌，涉及敦煌艺术、敦煌学、考古学、文物保护等多个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学科领域，还有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种文明和敦煌之间的交融互动……对我个人而言是个挑战。

  完成此书，除了跨学科的难度之外，还有各章内容的不平衡， 有的充实，有的薄弱，有些章节内容只有数千字。怎么办？樊老师远在敦煌，我在北京，不可能每天和她通电话，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抛给她，毕竟她重任在身，不能因为这本书占用她全部的时间。并且大多数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是无法通过电话采访解决的，必须查阅相关资料，才能加以丰富和充实。

  我找来了樊老师全部的著作、论文以及讲演，希望可以把以往她曾经思考过的重要问题融入她个人的传记。通过阅读她所有的文章，我理清了她在学术上始终关切的核心问题，在敦煌学研究上已经或试图突破的问题，在遗产保护方面主要抓住的问题，以及她在时代转型时把握的重大问题。直到我对她的学术思想、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越来越熟悉。书中有的地方或许她只是说到几句话，提到曾经发生的一件小事，但在我看来很重要，我就进一步查找相关资料，尽量恢复她自己也已经淡忘的那些往事。我在写这些往事的时候，就好像听到她本人在我耳边叙述。这些文字不像是我写出来的，而像是她以特有的语气、思路和节奏说给我听的。

  比如樊老师回忆苏秉琦先生，她只是简单提到毕业之际苏先生找她去朗润园谈话的往事，至于谈了什么，为什么找她谈话，这些记忆都已经非常模糊了。如何从历史角度来把握苏秉琦和樊锦诗的这一次谈话，如何写好苏秉琦先生？我需要重新学习苏秉琦先生的考古报告和考古思想，并为此翻看了苏秉琦先生长子苏恺之撰写的《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我觉得只有在自己的意识中复活一个活生生的苏秉琦，才能真正理解并懂得苏先生为什么要找樊锦诗做一次谈话。仅仅这一章，我就需要对苏秉琦先生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他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他的考古学理念、他何以成为考古大家等诸多方面进行必要的研究。没想到，樊老师看到这一章时非常感动，她说：“谢谢你！我以前觉得苏先生很了不起，现在我更加觉得苏先生了不起，我的一生能有这样的老师真是幸运！”

  为了更好地了解1958 年樊老师入学时候的北大，帮助她回忆起当时的真实情况，我们还特意去北京大学档案馆借出了樊锦诗在校期间的学籍卡以及各门功课的成绩，查看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考古系的相关历史档案，查阅了1958年左右入学的北大校友的回忆录，力求真实地再现樊老师大学期间每个学期的课程学习、下工厂劳动、食堂伙食等情况，力求还原樊锦诗在北大求学的那段生活。当我把那些档案复印给她的时候，她惊喜地说：“这些资料你都是从哪儿挖出来的？”

  此外，关于她如何度过最艰难的岁月，从哪里汲取精神动力，一直是我反复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任何资料可考，需要我自己用心去探寻。樊老师最喜欢第259窟的禅定佛和第158窟的涅槃佛，她心灵的答案就藏在这些伟大艺术之中。当我介绍敦煌的壁画和雕塑时，不是从陈述敦煌艺术知识的角度来讲敦煌，而是从存在的角度体悟樊锦诗和敦煌艺术之间的生命关联，这需要我阐释敦煌艺术的意义，敦煌艺术如何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了樊锦诗的整个生命。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艺术学理论的专业积累，我的艺术阐释学的学术思考，帮助我完成了这项难度最大的工作。

  比如谈第158窟的涅槃佛。“涅槃”最难谈清楚，樊锦诗所领悟的“涅槃真意”很难谈清楚。樊老师对这个洞窟情有独钟，我就要阐明她何以对这个洞窟情有独钟，在她最痛苦的时候为何喜欢去这个洞窟看看，这尊涅槃佛究竟给予她什么启示？这一节写出之后，我发给了樊老师，她很快就给我回了电话，电话里说：“顾老师，你这一章我给我的儿子看了，我的儿子回了我一句话，他说：‘妈妈，你这本书交给她写没有错，这位顾老师真下功夫。’”

  这本书也不仅是樊锦诗个人的传记，书的内容涉及对几代敦煌人的回忆，这既是樊锦诗个人的奋斗史，也照应着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史，是守望莫高窟的一份历史见证。第一，樊锦诗现阶段的思考，遗产保护在未来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都在这本书里得到了真实的呈现。第二，樊锦诗是第一个做出了莫高窟考古报告的人。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莫高窟第266 — 275窟考古报告》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当代成果，意义重大。樊锦诗在书中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她关于石窟寺考古的全部思想和观念。第三，关于世界遗产的保护，如何在遗产保护过程中建设数字化保护工程？很多高科技的保护工作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樊锦诗的回忆也具有档案的价值。这一探索过程倾注了她毕生的心血，书中对此也进行了总结。

  四

  2017 年春天，彭金章老师查出晚期胰腺癌，这是不治之症，这件事犹如晴天霹雳。

  樊老师本来希望能够由她本人逐章校对书稿后再出版。但是由于彭老师在上海治疗期间，樊老师心力交瘁，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好意思再提出校对书稿的事情了。初稿完成后，出版的事就暂时搁置下来了。樊老师一边陪护在彭老师身边，一边还要为敦煌的工作四处奔波。她当时已是一位八旬老人了，我们都非常担心她的身体，每次通话我就在电话里安慰她。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我感到她为彭老师的病情非常着急、痛苦和焦虑。她始终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彭，因为忙于工作，自己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这一辈子老彭为自己、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

  他们夫妇最后一次来到北大，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2016

  年9 月8 日，北大人文学院的院长邓小南教授（邓广铭先生的女儿） 请樊老师做关于敦煌保护的演讲，樊、彭两位老师共同参加了这次活动。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聆听彭老师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起两地分居的艰难，说起他引以为豪的敦煌北区考古发掘，说起和樊老师的爱情，“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说起自己无悔的一生……场面令人感动和难忘，那一天很多与会者都落泪了。那一次会后，他们俩一同去蓝旗营看望宿白先生。

  2017 年7 月29 日，彭老师去世。葬礼异常朴素，她没有惊动任何人。2018 年2 月1 日，宿白先生也去世了。

  2017 年中秋节那天，我的手机上显示了樊老师发来的一条短信，她说：“今天是中秋，我一个人在九层楼下散步，今天莫高窟的月亮非常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现在非常想念你……”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往外涌。我知道痛失爱人的樊老师心里，已经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我拨通了她的电话，听到了九层楼夜晚的风声，风中传来她疲惫的、令人心疼的声音。她说自己每天整理彭老师的遗物，一边还整理了一些供我参考的研究材料和关于敦煌学的书，准备打包整理好寄给我。

  我从2016 年下半年开始对全书进行核对和修改，准备择时与

  樊老师核对书稿。没有想到的是2017年初，我父亲确诊为晚期肺癌，之后的一年我陷入了极度的忙乱和焦虑中。2018 年7 月，我父亲去世，整整一年我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出版的时间一推再推。令我永远难忘的是，从我父亲生病到去世的这段时间，樊老师每隔两三天就会来一个电话宽慰我、鼓励我。她刚刚失去了亲爱的丈夫，而我失去了最疼爱我的父亲，失去至亲的悲伤可以想见。她在电话里反复劝我要想开，要往前看，我从她的安慰里获得力量和信心。2018 年大年三十，我知道樊老师一个人在敦煌过，没有彭老师在一起过年，一定很孤单，便给她去了电话。她告诉我，她把老彭的照片放在餐桌前，她和老彭一起吃了年夜饭，她对老彭说：“老彭，晚上咱俩一起看春晚。”

  2019 年3 月，樊老师对我说：“顾老师，我想好了，我要到北京去住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应该全力配合你校对书稿。”我知道她是心疼我太累了，但是我很担心她是否抽得出时间，因为2019 年初，她刚刚荣获“改革先锋”的称号，有许多许多活动等着她参加。但是她执意要来北大和我一起修订书稿，并且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她在北京。就这样，从3 月到6 月，我们先后躲在北大勺园和中关新园，朝夕相处，手不释卷，除了吃饭，其余时间都在核对书稿，终于把这本书一章一章地修改完毕。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感谢的人太多。王旭东院长多次前来探望，赵声良院长和苏伯民、张先堂两位副院长参与了对部分章节的核对工作。赵声良院长亲自审阅书稿并提出重要建议；苏伯民副院长就涉及石窟保护问题的第九、十章给出了专业性的建议；张先堂副院长为第五章内容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并参与校对核实了第四、五、八章。董书海博士负责前期的会议和录音；敦煌研究院的杨雪梅同志为此书提供了许多材料和照片；敦煌研究院的许强同志协助做了许多工作，他和马翠芸同志还负责护送樊老师往来敦煌和北京；数字中心的吴健和孙志军同志提供了珍贵的照片，孙志军同志还拍摄了封面照片。特别要感谢我的两位学生王一哲和刘灿。王一哲负责安排落实樊老师在京校稿期间一切生活上的问题，在后期还协助查阅材料、核对书稿。刘灿协助我补录和整理了部分章节的回忆内容，查找档案和相关文献资料。在此过程中，大家和樊老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还要感谢樊老师的两位儿子，他们是如此信任我，凡是我想了解的，对我知无不言，为我提供了许多材料，让我了解到一个真实的母亲和妻子。特别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的顾爱彬社长和编辑团队，给了我们极大的理解、宽容、信任和支持。

  2019 年5 月28 日完稿的那天，樊老师提出一定要做东请大家吃个饭。那天，她特意带上她的钱包，请我们在北大“怡园”中餐厅吃了顿丰盛的午餐。

  五

  这本书前后写了将近四年。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樊老师对我的言传身教。

  这四年的时光有幸和樊老师在一起，从师生关系，到忘年之交，尤其是最后校对书稿的这段时间，我就好像跟着樊老师又读了一期研究生。她把自己对于敦煌很多问题的思考毫无保留地告诉我，把关于人生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让我在这个过程中零距离地接近她、了解她、认识她，体会她最真实的内在心灵节奏和精神世界。

  写作这本书的过程，让我真正走近樊锦诗，懂得樊锦诗。

  她和双胞胎姐姐六个半月就出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得过小儿麻痹症，几乎瘫痪，幸好没有落下后遗症；她遭遇过青霉素过敏，死而复生；她经历过父亲的非正常死亡，经受过含冤受辱的日子；她也忍受过夫妻两地分居十九年的艰难岁月……她能够活下来，还能活出她希望于自己的那个样子，做出一番令人动容的事业，是一个奇迹。她那两条瘦弱的腿，从上海走到了北京，从北京走到了西北，去到了万里之遥的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和崎岖，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樊锦诗是善于观察、善于学习、善于自我约束的那种人。也许她在她父亲那里学会了谦虚和果敢，继承了父亲温柔敦厚的文人气质，以及在决定了任何事情之后，永不更改的决心；在母亲那里学到了安静慈悲以及简朴的生活方式；在她的老师苏秉琦和宿白等先生那里，她懂得个体作为社会的一员，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自己在社会和整个的人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摒除任何矜骄之心；她也在敦煌的前辈那里学会了意志的坚定，懂得了在任何时候都要学会坚持和隐忍，懂得了信赖自己的真心，懂得了要有大的作为，必定要经历大的磨难，以艰苦求卓绝，在任何的艰难和痛苦中镇定如常，如如不动。

  而所有这些在她身上所体现的美德，都是她生命中所敬慕的那些人以人格的方式传导给她的，每一位接触樊锦诗的人都可以在她柔弱的躯体里感受到一种至刚的力量，感觉到一种坚定、谦逊、温和的精神气质。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 子张》）意思是说，君子的气质有三种变化：远望他的外表，很严肃；近距离接触他，很温和；听他说话，很严厉。樊锦诗就是那种达到大道似水、至柔至刚、刚柔并济的人。

  她在人格方面，自有一种甜美、宁静、淡然和尊严。正是这样一种和谐呈现，让我们看到她与她所从事和坚守的事业融为一体。她所在的地方就是敦煌，就是莫高窟，就是考古保护事业；而敦煌的所在就是她的所在，她的名字就代表着莫高窟。她选择敦煌和莫高窟作为自己心灵的归宿，敦煌和莫高窟选择了樊锦诗向世人言说它的沧桑、寂寞、瑰丽和永恒。

  也许当一个人真正了悟时，他的内心才会升起一种持续的欢乐和发自内心的喜悦，因为这是从心灵深处生发出一种迷惘的解脱和无惑的快乐，而这样一种无惑的快乐是其他世俗意义上的快乐所无法比拟和超越的。古罗马哲人塞涅卡说：“正是心智让我们变得富有，在最蛮荒的旷野中，心智与我们一起流放，在找到维系身体所需要的一切后，它饱尝着对自己精神产品的享受。”

  我在《樊锦诗和宿白的师生情缘》这篇文章里，曾用“守一不移”四字来概括樊锦诗一生的追求和意义。这个“一”就是莫高窟，她来了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一”是她作为北大人的自觉和自律，离开北大以后，一直在她身上传承和保留了的北大精神；这个“一”还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她从没有忘却也没有背叛过。所以，她的一生就是“守一不移”的觉悟的人生。唯有莫高窟的保护，才是她确证自己存在的最好方式和全部目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躺下醒来都是莫高窟，就连梦中也是莫高窟。正是这种坚贞和执着，使她“饱尝着对自己精神产品的享受”，在世人面前呈现为这样的一个纯粹的人。

  樊锦诗没有为自己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她捐出了所有个人获得的奖金用于敦煌的保护。她从来不留恋美食和华服，不留恋金钱和名利。她穿衣只求舒适便可，一件结婚时候置办的外套穿了四十多年，里子全磨坏了也不舍得扔；吃饭必须餐餐光盘，不仅要求自己，也要求所有和她一起吃饭的人；酸奶喝完了，必须用清水把酸奶瓶涮干净，空瓶子带回去当药瓶子继续用；酒店里没有用完的小肥皂，必须带到下一个地方接着用；离开酒店的时候一定把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她说这是对服务员的尊重……我曾问她：“你为什么这么节省？”她说：“我经历过困难的日子，觉得不应该铺张浪费。但主要原因是父亲去世之后，家里很困难，母亲和两个弟弟都没有工作，我的大部分工资都要寄回上海家里，慢慢就养成了紧衣缩食的习惯。”

  樊锦诗是过着最质朴的生活的那一类人。对于这样质朴的人而言，质朴生活源自心灵最深处的自觉。她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不断向世界介绍她心爱的莫高窟，介绍她所从事的莫高窟保护事业，仿佛她人生的全部意义都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能够遇见这样的人，并且与这样的人行路和思考，是一种具有神圣意义的体验。她好像习惯于把每一件事当成人生的最后一件事情去做，时刻履行在有限的人生中的责任，能够完全控制并实现着自己的品质，按照自己的要求去严格地塑造自己，成为自己真正的造物主。

  在樊锦诗的身上，呈现着一种少有的气质，单纯中的深厚，宁静中的高贵，深沉中的甜美。当我这样感觉她的神气的时候，我发现，这正是我面对敦煌壁画时候的关于美的体验。壁画穿越历史的美，那种沧桑中的清雅和灿烂，在这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渗透在一个人的气度之中。她的高贵来自她思想的严肃、庄重和纯正；而那种深沉也许来自长年的关于文物保护的忧思，来自她对于莫高窟这一人类绝无仅有的宝库的现在和未来的强烈责任；而她的童真，年届八十却依然如少女一般纯真的笑容，是伟大的艺术和神圣的使命所赋予她的那种安宁和静谧的心灵所造就的。

  她一生的成就都源自她的心，她一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她的心！

  顾春芳

  2019 年8 月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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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郑渝川：民主为什么没有终结民族主义？

  作者：三辉君 发布时间：2017-03-02 11:38:19

  文/郑渝川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杰克•斯奈德所著的《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探讨了一个让很多人感到尴尬的问题，民主化为何、在什么情况下会促成民族主义冲突。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苏联帝国轰然坍塌，南非也终结了种族隔离制度，这些被认为是民主自由获得不可扭转的重大胜利的标志，有种说法是“历史的终结”。人们认为，战争、冲突因此变得过时，世界将走向一个更加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未来。但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东欧国家上演了令人惊惧的民族冲突，而在非洲的不少地区，多次出现了种族屠杀。政治学家不情愿的看到与他们预言截然相悖的现象接踵而来：冷战均势被打破，新兴民主政体下的国家对于和平没有兴趣，他们挑起有关主权和领土的冲突，而在这些国家的内部，民族主义政客也热衷于挑唆族群、种族矛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及之后至今，在全球许多地方出现的民主化乱象，一些学者开始巧妙的使用包含了种族歧视内核的文化理论，来解释这一切，即西欧国家、美国、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缺乏民主转型的必要文化基因。但这种说法显然也站不住脚，因为同一文化、种族构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转型情况却往往大相径庭，不仅亚洲、拉美、非洲同样有相对平稳保持所谓威权体制或民主转型局面的政体，而且所谓具备民主文化基因的欧美国家，事实上也曾长期处于民族主义情绪高昂的阶段。

  没错，你显然会想到德国。一战结束后，魏玛共和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民主国家，按照政治学家的一般说法，狭隘的民族主义终使其滑向了好战复仇，终结了民主政体，更掀起了罪恶滔天的种族大屠杀、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化如何兼容？

  其实，不光是德国，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两个代表英国和法国，民主化与民族主义化进程同样高度重叠。杰克•斯奈德在《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同时将德国、英国、法国、塞尔维亚纳入观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打破被高度神化、完美化的民主化迷思，也有助于澄清一些学者对于民族主义的妖魔化，找到将民主与民族主义融合的可行路径。

  在所谓的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岁月（18、19世纪），英国频繁对外开战，除落败于美国独立战争，并受挫于19世纪末与布尔人的战争之外，英国总是战争的赢家。杰克•斯奈德指出，“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是英国18、19世纪中叶采取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推动力”，包括那些在19世纪获得或扩大了政治权利的中产阶级，也成为英国好战政策的支持者。但为什么在19世纪后期之后，英国人开始变得相对审慎起来，越来越不愿意本国政府对外强硬及开战？杰克•斯奈德给出的解释是，当时的英国开始面临爱尔兰大众民主运动，这很大程度上牵扯了英国政府和公众的精力，并且，英国人非常现实，在美国、俄国、德国纷纷崛起的19世纪后期，维持现有地盘显然要比继续扩大扩张更符合成本考量。

  更重要的是，英国民主化是分阶段实现的。英国对外扩张最为迅猛的阶段，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投票权，英国金融精英和商业化贵族的利益诉求可以更加直观的转化为政府行为，当然，这对于没有投票权的中产阶级来说，也能从这些行动中获益。而当中产阶级获得投票权后，反战的社会心理对于政府行为产生了强大影响。再有，英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使得土地贵族对抗国王利益而建立的议会制政治框架，在后来成为代议制政府和言论自由公民体制的坚实保障，经过多个世纪的博弈，这样的框架和体制被调适得更趋合理。但我们在很多民主转型国家看到的，却不是这样。此外，英国对外开战主要依托向私人借款，这有赖于17世纪建立起的发达的资本市场，而在之后的法国等国家，殖民扩张的成本更多的取自农民，后者却无法成为殖民的受益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相比之下，英国贵族和平民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支持政府将民族主义情绪诉诸对外战争。

  书中指出，18世纪的英国，逐渐发达的媒体产业，充斥的主要内容并不像后来那样倾向和平，而是毫不掩饰的鼓吹战争。直至19世纪中期，英国选择发动鸦片战争及之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向俄国下手，也都赢得了媒体的一致拥护。“颇受欢迎的帝国主义者在18世纪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内中所含的英式自由主义、人民代议政府和侵略型的帝国民族主义等要素相互支撑”。

  危险的民族主义源自何处？

  法国大革命在西方历史上获得的整体评价都不高，这主要是因为，除了1792-1794年的革命恐怖之外，大革命时期生成了一种激越的，好战民族主义与民主思想的混合体。《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书中提到，1792年，罗伯斯庇尔也还是个和平主义者，对于吉伦特派夸大外敌威胁的做法嗤之以鼻，但很快，随着革命媒体的鼓动，法国大众进入激烈的对于国王和欧洲反动势力的强烈仇恨，罗伯斯庇尔建起了之前自己不屑的煽动逻辑。再后来，拿破仑更加主动而娴熟的运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克服对抗强敌的资源不足与制度缺失。

  这个世界上几乎不存在纯粹的单一民族、种族国家，包括以色列，也是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混合体，而各个国家也很难避免地缘政治矛盾和基于贸易、商业而引发的对外经济矛盾。许多国家并不具备重走英国特殊的民主转型道路的条件和时间。这些因素让人生发不安，难道民主化在现实的世界，会不可避免的与民族主义化发生纠葛吗？

  杰克•斯奈德认为，民族、种族、宗教信众等族群之间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但大众民族主义的真正发育，是在民主化的最初阶段实现的，将前述矛盾进一步变得突出。民主化过程中的斗争和博弈经验，纳入民族议题往往也是因此变得危险。而另一方面，民主化方案对于化解这方面的矛盾，却显得办法不多，例如分区制度、民族联邦主义、族群的权力分享、给予集体权利等，不仅不能消弭矛盾，相反还会“不必要地固化族群间的相互排斥和敌意性民族认同。”

  《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一书提出的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是，民主化在民族主义激化过程中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归根结底，民主化进程给了民族内部权势集团以机会，使之相比集权时期更可能利用人民的热情去进行战争和经济发展。选择煽动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选票优势更由此得以巩固——不仅是因为本民族选民会将选票投给自己，而且还可以重新定义国家和民族的敌人，将之排斥在民主权利之外。

  为了达成这方面的目的，民主转型国家，以及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欧洲重新出现了极端右翼势力的一些国家，还有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的美国，相关的政治集团都热衷于诉诸杰克•斯奈德所称的民族主义说服。杰克•斯奈德这本书的一个误判就是，高估了所谓民主制度稳固的国家的代表体制、政党和新闻专业主义，会始终起到遏制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作用，使之不能逾越牢笼。

  杰克•斯奈德认为，当精英利益面临民主力量的威胁时，使用民族主义进行煽动可以转移视线，如果国家制度已然坍塌或出现重大危机，会因此上演革命民族主义，例如法国大革命；而当精英利益不可调适的情况下，不同政治集团将巧妙圈定自己的敌人，借助群众的力量来达成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而出现反革命的民族主义，例如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政治；民主转型阶段，如果诉诸大众文化来激化传统族群矛盾，有利于精英阶层的利益，后者通常肯定会选择这样做。

  整部人类近代史，其实就是一部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化的示范历史，“受惠于人民积极效忠的国家”，比如18-19世纪的英国、法国，以及之后的日本、俄国、德国、美国，在面对那些在“吸引民族主义追随方面大大滞后的国家”。书作者指出，在前一阵营中，精英集团不仅成为了民族主义化和民主化的最大受益者，而且还确立了自己是民族制度和观念的核心……为了维持其地位，这些精英集团会在观念市场上制造民族主义迷思，让媒体更可能或主动或被动的成为其宣传工具。虽然这本书中，杰克•斯奈德认为欧美日国家的民主制度而今已经运行相当成熟，已经不至于再像一两个世纪之前那样轻易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祭品；但很显然，制约和制衡也总是相对的，并且，民族主义话语以及对应的“逆向民族主义”话语在很多国家的观念市场，也很受欢迎，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自动对号入座。

  极端民族主义是可以避免的吗？

  杰克•斯奈德毫无疑问对于英美模式有着由衷的认同，他将民族主义划分为四类，即英国式的公民民族主义（按照其说法，在英国人获得普遍的公民权、成为公民权之前，宪政框架就已经确立，从而为民族主义搭设了安全边界），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民族主义，二战德国式的反革命民族主义，以及塞尔维亚等许多国家出现的族裔民族主义。书中将后三种民族主义都定义为危险的民族主义——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观点和政策，恐怕要被杰克•斯奈德列为反革命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的混合品。

  杰克•斯奈德当然也承认，对于民主化和民族主义的界定划分，很难做到轻而易举。很多时候，理论与原则只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概括，看上去很有道理，但随后就可能遇到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书中分别探析了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和民族主义潮流同步运行所造成的问题。如果说这些国家不恰当的民主进程导致了民族主义问题，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非洲国家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就是彻头彻尾的民主灾难，民主选举的推进过程导致精英感到深受威胁，不同族群就被煽动起来展开仇杀。美国、瑞典等国的民主组织称心如意的帮助这两个国家完成了民主转型，并试图让不同民族之间实现和解。大屠杀后，上述民主组织并没有充分吸取教训，并不愿意沉下心来帮助卢旺达和布隆迪改善民生、教育，推动不同民族族群实现更多交流和利益共享，而是“继续主张那些已经分析表明是开启屠杀的措施：增加政治多元主义、对罪行的审判前景和促进反政府媒体等”。杰克•斯奈德说，对于民主转型国家来说，“民主权利、公民社会、不妥协的司法和言论自由等理想必须做到能够以实用主义的形式适应顽固的现实”。

  民族主义是构建（多）民族国家的基础，是“成功吸引民众支持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按照正常的逻辑，这种意识形态需要且必须与民主相结合，但要实现安全的结合，就必须“为民主转型编织一个深厚的安全网”。杰克•斯奈德说，无论是美国的一些官方部门，还是欧美的相关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组织，都错误的判断认为，或者有意将错就错的认为，只要把威权主义政权赶下台，就能够很快建立起一个稳定、爱好和平的民主，这显然无助于民主进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群体中发现都存在这一偏见，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分子、对外政策专家和写作关于民主和平的学者们”。

  他强调认为，“只有深厚嵌入的自由政体才可能与民主化进程中好战、鲁莽的民族主义形式保持良好绝缘……制度、公民、联盟和意识形态的广泛支持对于可靠地隔绝进攻性民族主义结果来说是必需的”。书中建议，在这个过渡期中，应“为那些感到受民主变化潜在威胁的权势精英提供黄金降落伞”；通过贸易和投资发展，等待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建设起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为过渡到公民民主奠定基础；放弃一个国家迅速地、突如其来地实现民主化的期望和行动（有趣的是，特朗普在批评之前八年的美国民主党政府时，也强调了这一方面问题）。

  原载于经略网刊 201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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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长安三万里》，再读《李白传》：带你走近一个可爱、可敬又可亲的李白

  作者：银城读书 发布时间：2023-07-13 11:16:29

  

  电影《长安三万里》可谓是暑假带给孩子们的一大惊喜；“清华四剑客之一”李长之版《李白传》再度热销长销。

  电影从高适的视角出发，讲述他与李白之间跨越数十载的深厚情谊、以及在那个璀璨的大唐盛世下熠熠生辉的众诗人，追逐理想、实现人生抱负的壮美篇章。

  传记则侧重从史学角度，将李白的故乡和少年生活，壮年的漫游，李白在长安，天宝之乱和永王璘的一幕，李白的诗，求仙学道等，全面、深入、细致展现一个立体客观的李白。

  李白号称诗仙，堪称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高峰！

  

  于李白的传说和传记可以车载，但真正能登上大雅之堂，属于权威作品的为数不多。

  著名文学史专家李长之先生，十年磨剑，终成扛鼎力作《李白传》！

  上篇，李白的浪漫一生！

  下篇，探索李白的精神世界，去仙气，树立一个可爱、可敬又可亲的李白。

  书封一句话将我击倒：

  李白也曾一次次被生活击倒，却依然笑对人生，潇洒飘逸。

  有如侠客之风。

  古龙武侠小说主人公李寻欢，十有八九借鉴李白的身世和性格。

  

  总结李白的一生，是漂泊云游、四海为家的一生；

  是天纵奇才、郁郁不得志的一生；

  更是诗酒年华，结朋好友的一生。

  以酒为媒，以诗传世，豪迈不羁却又两次入赘，攀龙附凤，终归于42岁不惑之年见到唐玄宗，长安三年不得志，辞职归去仍少年啊。

  李白的诗，如有神助，下笔成章，贺知章惊呼“谪仙人”，迷弟杜甫为其倾倒，高适与其共吟咏。

  郭子仪死命保他特赦，有版本说李白救过郭子仪。

  有版本又说，就在返回途中，创作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早发白帝城”，成为千古名作，入选语文课文，多少次考试考到呢？

  

  我们温习一下：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长之权威人士，他说写过这首诗，李白开始漫游，应该在二十五六岁。

  而郭子仪救他，李白已经50多岁，62岁卒于当涂，今天安徽马鞍山。

  李白的可爱，他天真无邪，诗歌直白，一如他的性格。

  李白的可敬，他的性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凭借诗歌名动天下，活出真正的自我。

  

  李白的可亲，他视友谊如命，广交天下朋友，无论当年还一文不名的杜甫求见，还是面对唐玄宗杨贵妃皇族，他都以诚相待，以理服人。

  读到这里，我很怀疑古龙豪迈不羁和才高八斗，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是学习偶像李白的。

  李白的一生，值！太值了！酒没少喝，诗没少做，地方没少去，媳妇孩子也不少！

  看完《李白传》，多少感觉自己潇洒一些，释然了一些东西！

  

  李白传

  8.1

  李长之 / 2023 / 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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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小木屋系列最终作

  作者：leftdio 发布时间：2008-05-11 12:42:11

  感觉没有前面好，可能：

  1、孩子长大了，生活的艰辛和重压不再有任何缓冲直接摆到面前。

  2、遗作发表，所以没有完成润色。

  3、我看得太草了，没有领略其中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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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壶

  作者：灵爱叶 发布时间：2011-08-29 21:06:57

  这又是一篇渡边淳一的短篇。写了雄代把死去的妻子的骨灰做成了一把壶，而之后雄代却是都没有再找一个女朋友。朋代也不喜欢那个壶，可能是因为她知道雄代的妻子一直在看着她。其实，作为一个中年男人来讲，雄代也是不容易的……哎～渡边先生的书一直是这种风格的。嗯……爱情，性，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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