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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欢张子枫，这本书就值得

  作者：yasha001 发布时间：2021-05-10 15:11:35

  今年的五一节档期中有一部电影《秘密访客》，汇聚了郭富城、段奕宏、张子枫、许玮甯和荣梓杉五名主演，而且由陈正道导演。单看这个剧组的名单，不免让人有非常高的期待值，但电影正式上映之后，口碑惨遭滑铁卢，很多评论都说故弄玄虚，剧本崩坏。由于我没有看过电影，不清楚电影口碑差究竟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很幸运的是，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去观看《秘密访客》这部电影，但我已经读了它的原作小说《甜蜜之家》，至少能够从故事层面上分析一下其优缺点。

  

  书腰和本体

  先说优点，《甜蜜之家》这部小说非常短，按字数统计只有8万字，因此我可以非常简单地判断电影就基本上是按照小说的脉络来拍的，毕竟这么少的字数，基本都不需要进行大的剧本方面的修订。另一方面，这部小说就是电影的编剧殳俏写的，我不太知道是先有小说还是在剧本完成之后再写的小说。但编剧直接完成的小说，必定是将电影更加深层次地完善了，这就是接下去要说的小说的第二个优点。

  我看完小说之后，发觉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实际上在国内的电影审查环境中是很难正面说明白的，反而是小说更加容易阐述明白。这里面最大的点就是郭富城主演的家长汪先生的性取向，电影中恐怕只能隐晦地表达一下吧，可能这也是电影让很多人不满意的原因之一。而小说中就非常直白地告诉了读者，汪先生就是一个男同志，甚至他的儿子汪楚祺都是用他的同志爱人的精子生出来的。这种完全与世俗观念背离的动机如何在没有分级制度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呈现给观众呢？所以出来的结果可能就不尽如人意了。

  小说的第三个优点是整本书中呈现出来的悬疑性可能比电影更加强烈一点。电影在拍摄汪太太和汪楚瞳被鬼附身的场面时，实际上所有的观众都知道在国内公映的影片是不可能出现鬼附身这种剧情的，所以必定是装神弄鬼或者另有解释（例如梦游？）。但小说这没有这种限制，如果没有不知道这部小说有拍成电影的话，前期这段剧情真的会往鬼附身这方面去靠，毕竟前面的那么多铺垫也不是白费的。

  而另一面，虽然小说中的叙事方式让我投入不进去，有很多文字内容在我看来平淡乏味，但作者在前文中为最后的真相埋下了很多伏笔，这些伏笔有一些颇有一点叙述性诡计的味道，例如汪楚瞳不准汪楚祺叫她姐姐，而是让直接叫她名字，这一方面我觉得是OK的。

  当然，小说中也存在着很多的缺点。第一就是小说太短了，在这么短的体量里面，很多人物的内心刻画可以说完全没有，例如那个于困樵怎么就甘心在这个家庭之中生活这么多年？一些剧情上的突兀转折也是由于字数太少引起的，例如小说后半部分匆匆忙忙把事件的整个真相全盘告知读者，让读者少了很多自行体会的快感。

  而最让我不痛快的就是最后的真相，这个真相中我完全无法体会为什么汪先生要下这么一盘大棋，拼凑一个家庭居然只是为了让本来就没有任何责任的校车司机去自首认罪？这是我理解不能还是真的只是为了悬疑而悬疑呢？或者还有更大的野心，汪先生组建这个家庭本不就是为了让司机自首，而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和控制欲呢？

  也许吧，这部小说中很多内容实际上是值得一再细细品味的，但我不想在深入解读下去，留待其他看过电影的读者来发掘更加适合。

  最后，这本小说最大的亮点是张子枫的原创插画，虽然并不美型，但又特别符合这本小说的特质，就算是为了张子枫的画，也可以推荐这本书了。

  

  张子枫的插图之一

  

  张子枫的插图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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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蜜背后的苦涩，唯有亲历者深知

  作者：蝶之羽翼 发布时间：2021-04-26 15:16:46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留下这样一句著名的论断：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然而何为幸福，何为不幸？关于这一点，其实很难界定。

  那些在人们看来幸福的婚姻、美满的家庭，很有可能早已金絮其外败絮其中；而对于身处其中的当事人来说，单是继续维持这种关系便已然令其疲惫不堪、力不从心，可面对看不到希望的未来，生活又该何去何从？要知道，无论是毅然舍弃还是维持现状，都绝非说得那般轻巧简单。而此次由果麦出品，作家、编剧殳俏创作的《甜蜜之家》一书，所展现的正是一个这样的家庭所面临的困境。

  

  家最外层的假面

  翻开本书的瞬间，一个看似完美的家庭展现在了读者面前——他们拥有显赫的家世，衣食无忧的生活；父亲英俊潇洒事业有成，母亲美丽优雅擅长烹饪，姐姐汪楚瞳虽成绩平平但颇具绘天赋，唯独学小号的弟弟汪楚祺身有残疾稍显遗憾。不过这对姐弟以后将成为父亲公司的继承人，成绩和残疾的事情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更何况父亲也在想办法对弟弟的腿伤进行更多的治疗。

  这便是外人眼中的汪家，虽然他们有着自己小小的烦恼，但在他人看来始终羡慕不已。

  然而在这个让旁人无比艳羡的“甜蜜之家”中，却暗藏着各式各样的秘密，于是乎作者宛若剥洋葱般，缓缓褪去它绚丽的外衣，逐步将那荒诞的真相展现在了读者面前，随之而来震撼感更是犹如洋葱挥发出的催泪因子般，令人错愕不已，读后内心久久无法平息。

  家的第二层假面

  撕开最外一层假面，这个家最初的秘密露了出来：汪家的地下室里囚禁了一个叫于困樵的男人。

  他脚戴镣铐，虽衣食无忧，却终日待在缺乏光线的地下室中，唯有周六晚上和周一早上能走上地面与这家人共享大餐，而每每这时，他也要接受深抵灵魂的质问：“你现在想好了没有？是戴着锁链，在这里继续当我们的家人，还是堂堂正正走出去，承认自己是个杀人犯？”

  正是他在五年前因在悬崖边停下校车，而导致之后发生的车祸造成了众人死亡的惨剧。而父亲之所以会将他囚禁起来，一方面是为了令其为自己的失职付出应有的代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他免于受到更多有权有势的死者家属追杀——毕竟瘸腿的弟弟汪楚祺便是被他送往医院的。

  而他的存在也令这个家庭从内部开始变质起来。一方面，母亲对于自己家里住着杀人犯这件事始终无法忍受，她甚至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而在外面找了情夫，并怀上了对方的孩子。另一方面，因对方总是鼓励自己坚持画画，而对其怀有一定好感的汪楚瞳，则有意勾搭于困樵与自己发生关系，试图以此反抗家里压抑的气氛。

  毫无疑问，于困樵的存在终究将导致这个家庭的分崩离析，父亲的做法似乎是在伸张正义，而实际上却为这个家埋下了隐患。

  只不过这依旧不是这个家的真实面目。

  

  家的表层真相

  汪楚瞳和母亲的接连精神失常——或者按母亲的说法是被“恶灵”附体，则撕开了这个家的第二层假面，将一个令人咋舌的真相推到了读者面前：犹如是枝裕和在《小偷家族》中所创造出的柴田家一般，《甜蜜之家》一书的这个人人羡艳的家庭，也是由五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构成的。

  而他们之所以会走到一起，正是因为那起惨绝人寰的车祸。

  在这场车祸中，父亲失去了妻子和儿子，而始终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他，最终决定为自己创造一个“甜蜜之家”。他将因女儿路路死亡而失去男方资助的路路妈妈叫来，扮演这个家的母亲；他将受自己儿子汪楚祺欺负，并随后欺负司机于困樵的陈小祺找来，扮演自己的儿子汪楚祺。至于汪楚瞳，也并非他的亲生女儿，而是他妻子拖油瓶带来的。

  他将这些人凑在一起，为大家设计好各自的人设，便开始一起“演一个不会被拆穿家，也不会被拆散的家”，甚至他还故意将家里的时钟、日历全部移除，好使自己能够彻底沉浸在这个“甜蜜之家”所营造的氛围之中，同时也将所有人困在了这个精心装扮的牢笼之中。

  事实上，就连原来那个家也有自己的秘密：因车祸死去的汪楚祺并非他的亲生儿子。父亲真正的爱人其实是一位巴黎的男性摄影师，但由于对方得了癌症将不久于世，于是他答应同从小就喜欢自己的楚瞳母亲形婚，并让对方怀上了自己男性爱人的孩子，以此来延续他与摄影师的爱情。

  而这或许正是父亲始终无法接受汪楚祺死亡一事的真正原因。

  家的深层真相

  看似这个宛若牢笼的家是父亲一手造成的，但是最终无法放手的不是父亲，而是汪楚瞳。

  事实上，汪楚瞳是个极其矛盾的角色，一方面她希望能摆脱这个精美牢笼的束缚，希望打破所谓美好平静的假象，希望获得所谓的自由——她主动勾引于困樵，妄图与其发展出一段禁忌的恋情；她主动装神弄鬼，挑明所谓的家人心底不愿提及的秘密。

  另一方面，她又害怕这个家不复存在，害怕这个家的彻底覆灭。所以当路路母亲决定离开这个家寻求新的幸福时，她毫不犹豫地将其杀害了；当于困樵受到豁免，可以开始自由行动时，她决定通过伤害自己来诬陷对方，以达到将其再次禁锢的目的；当父亲最终释然，决定彻底打破这种牢笼的状态时——他试图放走路路妈妈让其追求自己的幸福，试图原谅于困樵令其恢复自由，试图劝诫汪楚祺改回陈小祺的名字开始新的生活——她义无反顾地对其进行毒杀。

  在汪楚瞳看来，倘若这些人都从这个“悲伤之家”走出去，剩下的就只有孤苦伶仃的自己要继续忍受失去亲人所带来的折磨，所以她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就算自己无法留住对方，也绝不能让他们拥有重获自由的可能，在她看来，死亡是背叛者应该付出的代价。

  然而，被这种绝望情绪冲昏头脑的她，却始终没有发现，在五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成为家人的过程中，所有人之间早已被爱相连。于困樵始终在鼓励她追求自己画画的梦想，陈小祺也对其有了依恋的情绪（故事结尾他前来少管所表演小号正因如此），而父亲更是将她当女儿一般对待。值得注意的是，故事的结尾于困樵和父亲分别计划在杀死路路妈妈这件事上替她定罪，这足以见得他们对她的爱之深切。

  只不过她心中的绝望令其蒙蔽了双眼，无法看见爱在漆黑的夜中燃起的点点火光罢了。

  

  小说悬疑元素的运用

  从悬疑作品的角度上看，《甜蜜之家》一书无疑有着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

  一方面，驱魔和《伏尼契手稿》等内容的引入，特别是有关荒诞梦境的描写，为整个小说制造了一种十分诡异的气氛。加之作者在文中更多地利用情绪和暗含深意的对话来展现信息，使得整部作品展现出了一种宛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风貌。而故事最终的书信，则很好地对整个故事及人物情感进行了梳理，使得云里雾里的读者得以厘清故事的脉络。

  另一方面，作者在行文中借用了大量推理小说的表现手法，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关于后面的反转作者其实在前面的故事中就已经留下了线索、做好了铺垫。诸如母亲的真实身份问题，其装神弄鬼时于困樵便提出了疑问，而父亲的性取向问题，在汪楚瞳指着照片询问“你爱他吗？”时便已露出端倪。同时，作者有意隐去父母的名字也对读者在人物关系认知方面制造了误导，使得最终的反转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可以说，《甜蜜之家》是一部不错的悬疑作品，它成功地将一个看似光鲜亮丽的家庭背后的痛苦与挣扎，赤裸裸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而书中由张子枫绘制的插图，也很好地将这种情绪展现出来。另外，由陈正道执导、以本书改编的《秘密访客》也将在今年五一上映，期待这部作品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再度展现在观众面前，惊艳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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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假的平静，扭曲的人性

  作者：浅蓝的摩卡 发布时间：2021-05-01 09:17:08

  记得世界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尼罗河上的惨案》改编的电影（1978年版）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我很喜欢。“真相嘛，真相是真难写出来的！”在这个世界上，真相是最难得到确认的过程，没有人可以在真相面前保持冷静，有的只是你所能接触到的真相的不同层面。

  真相往往和人性联系在一起，人性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选择什么样的态度生活，是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伪装，只不过伪装的程度有高有低罢了。但对于人们来说，得到真相仿佛遥不可及，但真正得到所需要的信息时，心理是否能够安然接受则是另外的话题了。无法接受就只能被动承受，无法承受则不可避免的造成人间悲剧。

  

  由国内著名的作家、媒体人殳俏著作的中篇小说《甜蜜之家》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在虚假的平静生活中，扭曲、别扭显得那么不和谐的一家人的痛苦经历。汪楚瞳和汪楚祺关系紧张姐弟两个，家庭富裕，父母亲密，但是家中有一个匪夷所思的秘密，那就是家中地下室中一直关着一个颇为神秘的男人。在每个周末，这个男人都会从地下室中走出，和四口之家一起围在丰盛的餐桌前，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共同进餐，其乐融融，甜蜜和睦。

  就这样，五年过去了。

  随着剧情的展开，家中的每个人似乎都隐藏着某种秘密的东西，但是每个人却又都不主动提及，甜蜜家园生活的氛围得以保持。直到某一刻，作为家中女儿的汪楚瞳开始质疑这一切的不真实，她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左右摇摆，她力求得到真相，时而热情，时而冷言冷语，在这种虚幻与实境当中，家庭的氛围被逐渐打破，所有人的态度谓之改变，直到某一个临界点，真相怦然而至，然而，这次的真相就是真的吗？

  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应该说非常明确，就是探讨真实和人生，真相和人性。真相究竟是什么？影响着哪些人？这些人各自的反应说明了什么？为什么有人宁愿在地下室中带着脚链生活五年？妈妈为什么奇怪？爸爸为什么每周都要说那几句重复的话？最为关键的是，在五年前，这个家庭中的五个人，都经历了什么？

  

  恰逢五一劳动节，由陈正道执导的电影《秘密访客》正是由小说《甜蜜之家》改编拍摄。电影由郭富城、段奕宏、张子枫、许玮甯、荣梓杉等共同主演，倍感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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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家庭，都是一顿一顿饭组成的

  作者：李小丢 发布时间：2021-05-04 21:43:02

  因为怕被剧透影响了观影乐趣，我是在看完电影《秘密访客》之后，才开始阅读殳俏的原著《甜蜜之家》的。

  只有补完了原著，电影中那些欲言又止和隔靴搔痒的地方，才算是落到了实处。

  我也总算理解，张子枫为什么会接下姐姐汪楚瞳这一角色了。

  原著完全是从她的视角去展开叙述一整个故事的，她和外人认为的这个“完美之家”中的每个人也拥有更深的羁绊，这就使得她的角色，比电影中呈现出来的更立体，也更复杂。

  这么写的好处是，读者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就逐渐发现甜蜜之家的问题所在，不至于像电影采用第三者的旁观视角那样，靠吊诡的音效和一惊一乍的惊悚镜头来吊住观众的胃口，却不给出足够的解密线索，导致最后真相大白的时候，有很多观众惊呼“看不懂”。

  书中的汪楚瞳懂得“爸爸”的虚伪与懦弱，懂得“妈妈”的虚荣和滥情，懂得“弟弟”的自卑和欲望，更懂得“客人”于困樵的内疚和善良，她甚至对他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情愫。

  

  她每天冷眼看着这几名演员投入地表演他们的人设，营造出甜蜜之家的假象，她的内心早已在嘶吼想要逃离，她曾经将这种希望寄托在于困樵身上，因为相比娘娘腔的爸爸和未成年的弟弟，于困樵看起来是一个真正的成年男人。

  但她失望了，于困樵甚至比他们中的任何人，更依恋这个家庭。

  看电影的时候，我不明白于困樵怎么那么容易就被驯服了，他就不渴望获得自由吗？

  看了小说，我才渐渐地理解他，在他驾驶的校车意外坠崖之前，他是绝对自由的，但他并不快乐，他孤身一人、没有家庭，有着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却得不到丝毫尊重，富人家的小孩们可以肆意欺凌他、侮辱他。

  然而在汪先生的庇护下，他只损失了“小小的”不自由，却获得了他从前梦想过的更多的自由，他衣食无忧地生活在富人家的地下室里，有充足的之间去创作、去绘画。

  每个周六晚上和周日早上，还能受邀上楼和全家人一起享受女主人精心准备的大餐，与他们进行表面上平等友好的交谈。

  作为一名美食作家，殳俏对待做菜和吃饭的描写从来不是闲笔，而是将人物行为合理化的重要手段，在《甜蜜之家》里，每周六的晚餐，是极具仪式感的一件大事。

  比如开场的第一顿饭，妈妈蒸了一条硕大的鲳鱼。殳俏写：“最大的秘诀是，需要在鱼肚子里塞一把勺子。”

  在楚瞳的视角里，妈妈用一种近乎色情的手势，专心致志地把瓷勺慢慢塞进银色边缘微微粉红的鱼肚子里。

  “这让我看得脸红心跳。”

  

  “巨大的盘子已被她细细刷上一层猪油，鲳鱼的全身也被妥善抹了油，放上金华火腿肥瘦均匀的切片，连盘子带鱼，整个放到更大的蒸锅里去。”

  母亲絮絮叨叨地在饭桌上念着：“两面横割三刀，头一刀，身一刀，尾一刀，割下去要见骨。塞汤勺，是老法子，为了让鱼支起来，里外受热均匀，这样才蒸的透。”

  这样细碎的人间烟火气，怎能不让渴望亲情的于困樵和汪楚瞳心旌神摇、目眩神迷呢？

  在最后的最后，楚瞳给于困樵写了一封信：“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伤害了别人呢，困樵。”

  但是紧跟着她又说，“

  但你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什么人拯救了。

  ”

  在五年间不间断的一顿一顿饭之间，这个原本由巨大的执念和怨念组建成的甜蜜之家，竟也治愈了一些什么。

  所以爸爸对楚祺说：

  “其实这世上哪有什么家庭，都是一顿一顿饭组成的。一起吃饭的次数多了，就感觉是个像样的家庭了。”

  

  因为某些情节，电影《秘密访客》一直被说有《寄生虫》和《小偷家族》的影子，尽管原著和电影都完成于两者之前。

  但是看了原著就知道，这其实是个纯中式的故事，因为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的家庭，都没有中国的家庭那么重视吃饭这件事。

  在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里，对于中国人而言，都要用聚在一起吃饭来度过。

  能吃到一起的人，才能过到一起去，成为朋友、恋人，乃至家人。

  我从小喜欢外婆胜过喜欢奶奶，因为外婆做的饭永远比奶奶做的好吃，而且外婆家永远更热闹，她的四个儿女们总是拖家带口齐齐整整地在周末聚在外婆家的小院子里，晚饭一吃就是两个多小时，我早就吃饱了，却因为沉迷大人们的聊天内容而舍不得离开饭桌。

  刚和家属在一起的时候，正流行烤鱼，我俩迷得不行，几乎把大连所有的烤鱼馆子都吃了个遍……

  感情，就在这样的一顿一顿饭之间，慢慢地积累了起来。

  原著里有一点，电影里没有表现出来，就是看似杀伐决断的封建大家长“爸爸”，已经被女儿楚瞳看出来，他是一个冷漠的人，但也是一个心软的人。

  他的心软，让他做了一些客观上伤害人的事情，但也同时阻止了他去做一些真正的坏事，他舍不得杀了于困樵，也舍不得真的禁锢所有人的自由。

  他的报复，或者说他的惩罚，恰恰满足了内疚的于困樵想要赎罪的心理，这是于困樵最终和汪先生达成谅解的基础。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影片的最后，为什么他们又想要回到这个一开始想要逃离的甜蜜之家。

  汪楚瞳因此幻想着，最后爸爸和于困樵又回到了甜蜜之家，只有他们两个人，不知道是父亲给于困樵煮了一碗面，还是于困樵给父亲煮了一碗面，因为家里只剩下面条了。

  “我能想象你们面对面，默默吃着面条，互相不说话的样子。”

  因为他们真的已经用五年里的一顿一顿饭，原谅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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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奇怪怪，反转不赖

  作者：凌闲之 发布时间：2021-05-11 01:20:13

  《甜蜜之家》，篇幅并不长，阅读时长大概是两个小时。这是一部有点奇奇怪怪的小说，奇怪之处笔者也说不上来，只是读的过程中，心情复杂，读完后，心情更复杂。

  言归正传，本书以汪楚瞳的视角展开，为读者描述出一家四口与一个被囚禁的“杀人犯”共同生活的场景。通过每个人的行为与对话，拉开了这个家背后的真相。

  本书巧妙的地方在于，不断地从许多细节中出现矛盾，而后又开始反转。

  ——书名的初反转——

  书名叫《甜蜜之家》，然而，通过汪楚瞳的心理描写以及这个家中每个人的“奇怪”行为，读者们开始感觉，这个家似乎矛盾重重，每个人心里都住着魔鬼，甜蜜这个词似乎是一种反讽。

  大量的细节都在揭示着这个家的“甜蜜”只是假象，姐姐与弟弟关系不好，父亲对家人非常“苛刻”，母亲一直想逃离这个家，弟弟仇视着家庭的每个人，姐姐想带着“杀人犯”逃出囚笼。

  ——剧情的再反转——

  原来，一家四口之间，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妈妈，是死于五年前那场车祸的路路的妈妈；弟弟，是以前经常被自己弟弟欺负的同学，碰巧于车祸中被司机也就是“杀人犯”于困樵救下来；姐姐，不过是爸爸的爱人与妈妈生下来的女儿；爸爸，一直都没爱过女人。

  而前面为反转所铺垫的伏笔，更是巧妙，无论是姐姐与弟弟之间的对话和行为，或是妈妈对姐弟的感情，又或是姐姐卧室的多处细节描写，都让反转显得自然。特别是关于车祸的大反转——真正的弟弟咎由自取、真正的妈妈遭受报应、路路妈妈和假弟弟陈小祺和于困樵之间的渊源，隐藏在这个家背后真正的真相，让笔者背后一凉。

  ——感情的终反转——

  这一家，最后还是甜蜜的。在这五年之间，父亲终于还是原谅了于困樵，当这个虚假的家庭破裂后反而获得了新生；于困樵在这个家中获得了新生，摆脱了以前那个浑浑噩噩频频被学生欺负被家长投诉的司机身份；弟弟和姐姐也拥有了姐弟之情，弟弟不再仇视，不再怨恨，热爱音乐，热爱生活；姐姐摆脱了噩梦，摆脱了虚假家庭的束缚，开始正视自己的过去，在少管所里重获新生。

  于故事本身来说，甜蜜之家是虚假的。但从最终的感情来看，虽然家庭破碎了，但家中的几个人却得到了治愈，使甜蜜之家名副其实。

  这个算推理吗？对此笔者不作评论。若诸位觉得这不算推理，那便不算吧，故事精彩，情感丰富，悬念，反转自然，即便不是推理小说那又如何？

  对于本书，笔者也有许多疑惑未曾解开，但随着故事结束，这些疑惑也已经不重要了，作者想要表达的都已经在书里写明。

  此书，7分的文笔，8分的故事，9分的伏笔。

  题外话：

  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将汪楚瞳当成唐探一中的思诺，两人的气质实在是太像了！看完书，第一件事便是去搜《秘密访客》。虽然我听闻汪楚瞳的演员是张子枫，但并不知道张子枫是哪位。一搜，果然是扮演思诺的演员！（一股小小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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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et home

  作者：学富五车莫小贝 发布时间：2021-04-24 23:18:15

  《甜蜜之家》是五一即将上映的电影《秘密访客》的原著小说。

  电影是

  段奕宏

  +

  郭富城

  +

  张子枫

  +

  荣梓杉

  +

  许玮甯

  的阵容！

  思诺

  +

  朱朝阳

  ，坏小孩组合真的让人充满期待！非常期待这部悬疑电影！

  

  张子枫妹妹画的封面

  这本书很薄，只有短短8w字，每页都有大幅的空白，因此读起来很快。很精致，前面有几页张子枫妹妹的原创插画，感觉妹妹真的是一个挺有想法的小姑娘。

  内容也让人不寒而栗，甜蜜之家，sweet home。自打去年看过韩剧《甜蜜家园》，就让我觉得带了甜蜜就没啥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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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之后写个小归纳

  作者：Della 发布时间：2011-07-18 02:36:02

  这本书主要从坐庄的角度，分析了桥牌的逻辑。归纳一下要点。

  1，计算。

  a,推测牌型。

  b,推测关键张的分布。

  从叫牌，首攻，出牌的信息计算。

  常用约定：

  回声信号 防守方，如果先小后大，表示奇数张。先大后小，表示偶数张。

  2,警惕防守方的非常规打法。

  如果防守方做出一个非常规路线的防守打法，或者未能按照一明显易见的路线防守时。很可能牌型不是按照正常分布。或者他不持有某一特定的关键张。

  3，保留一个选择。

  尽一切努力来避免在一个关键花色上过早的做出决断。在作关键性的决断之前，尽力设法找出可能的一切分配情况。尽可能把一切可能的机会都一一加以利用。

  防守方的常用战术：在庄家不了解副牌花色分布的情况下，强迫庄家去进行或者拒绝一个关键性的飞涨。或者强迫庄家进行垫牌。因此，必须考虑在一个防守人得牌进手时，可能做出的破坏性攻击。

  4，给指定的对手出牌。

  飞牌常常会出现失败，如果可以，把必须丢失的一敦牌送入指定的防守方，由指定的防守方出牌，可以避免飞张的危险。

  但是在投入指定防守方的时候，时机非常重要。

  - 危险防守人手中是不是可能持有一个危险的进攻张？先攻掉。

  - 防守方是不是要树立长套？在树立之前投入。

  - 防守方是不是有可能的安全的脱手张？先攻掉。

  5，进张。

  在明暗手来回交进过程中，始终有意识的做出不要的解封行动，从而使得明暗手之间的进张情况，尽量保持流畅。有时候，很多的解封行动表明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当偶然间出现一个特殊的分配情况时，这种自动的解封措施会显出他的功效。

  有时候，为了做出一个原来没有的进张而付出一定代价是有价值的。在早期先送某一指定对手一敦牌，以换取一个以后需要的进张，而这个进张的价值可能是2或3盾牌。通常这个指定的对手这时是无法拒绝接受这敦牌的，否则他以后就再无机会能够得到这个花色的这一敦牌。

  6，切断对方之间的联通。

  常用打法：

  - 缓拿打法。庄家一直让到一个防守人的这个花色的牌张完全打完的时候，采用他这个花色的止张拿进。

  - 输张垫输张。目的在于把出牌权让给一个安全的对手。

  - 投入到指定的对手。在需要交叉将吃的时候，投入到无将牌方，防止对方下将牌。避免对方将吃的时候，投入到短套方。

  - 提前送掉一个输墩。

  7，打掉防守方的脱手张。

  这个可以使得防守人所能利用的选择减少，以便保证如果他在一个危险局势下获得出牌权时，无法能够回出使庄家感到困难的牌。甚至逼使这个防守人被迫在对你有利的情况下面，首先替你出一个新花色。

  8，打最好的概率

  在面对着需要再一个不同的打法中进行抉择，以便做成定约时，选择一个能提供最好成功机会的大牌路线。

  9，打牌的时机。

  时机错误总是起因于缺乏早期的计划。牌手在第一敦牌时往往倾向于采取容易和乐观的看法，并且决定在花色作正常分配和对手较弱这样的假设下进行打牌。一旦遇到分配不利和对方的防守机敏灵变的时候，就往往已经错失了时机。

  - 飞牌的时机

  - 投入的时机

  - 是不是有留够进手

  - 残局打法

  看下来小结一下作者的方法论。

  如果完成订约可能性很大，此时要警惕非正常分布的危险性。

  如果在几种可能的牌型和分布下能完成订约。考虑是不是可以试探。考虑哪个打牌路径的成功概率高？

  如果订约很危险，只能在某种牌型和分布下可能完成订约。那么先试探。如果不能由试探得到明确的结果。那么用乐观的态度，按照此种分布来打。（这点可能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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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的业余爱好

  作者：xyb 发布时间：2005-04-07 13:40:35

  曾经痴迷此道，还自己组装过无线电收发机；但当爱好与工作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只能选择工作，毕竟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一直想重新拾起自己的这点爱好，但无奈工作繁忙，总觉得无法脱身－－也许是我该反省一下自己的生活、工作方式的时候了。

  已经送人的那部收发机还俺在否？下一次回家的时候该和以前的朋友联咯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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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始人精神》——创业者指南

  作者：渲妈 发布时间：2020-07-24 15:34:27

  “2019年将会是过去十年最难的一年，也是未来十年最容易的一年。”这句话，2019年的时候，我和家里人也讨论过。我们都很认可，未来十年经济会下滑的比较厉害。只是，我们都没有想到，2020年会这么难。

  上半年，因为疫情影响，很多人都不敢轻易离职，很多公司也陆续降薪保本，以求能顺利度过难关。与此同时，也有些行业因疫情得到了发展机会，却由于人员短缺，无法及时跟上，也只能遗憾放弃。

  转眼2020都过去大半年了，疫情的影响依然存在。这样特殊的时期，创业者所需要承的压力更大，责任也更大。

  黑马学院，整合了40多个创业者、投资人和行业专家的实战经验，推出了这本《创始人精神——中小企业如何应对黑天鹅》。用实际案例，告诉中小企业经营者，如何面对新形势下的危机，如何更好的汇聚团队力量。

  这本书在我看来真的是可以作为创业者的常备指南，不仅仅只是应对疫情。创业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在这里面都能找到答案。适合反复阅读，思考成功者给我们的指导，带领企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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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面对疫情的应对方式，各位黑马导师也给创业者提供了可以复制的管理模式及思维方式。越是困难，越是要注重员工的凝聚力，给员工尊重和希望。书中举例了阿里巴巴在非典时期的经历，一场“劫难”让原本问题众多的阿里巴巴“”浴火重生。不得不说，阿里巴巴的人力资源做的真的非常到位。

  互联网时代，合理的利用各种电子化工具，实现远程办公，可以更大程度的提升效率。而员工，在未来也是可以成为企业的一大资源。灵活用工，共享员工在未来必定会成为大趋势。这样一来，企业可以一定程度的减少成本，员工则可以更大限度的发挥个人能动性，获取更多的收入。

  也许不是所有创业者都能成功，或者让大众知晓，但是秉承正确的“创始人精神”可以帮助创业者的企业走的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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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无分善恶，胜者就是“英雄”

  作者：子非鱼 发布时间：2013-09-19 22:32:29

        作者刘广元正是小说主人公陆成枫的原型。 作者声明，此书仅是小说，难免杜撰，但是，我仍然认为，与其说这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作者的一部自传。此书的真实性胜过其文学性。

         因为在“凯伦岛”工作两年，在读此书之前听说小岛故事的片段，其中有政党之争、华商困境，也有中多两国建交背景及像“童利群”这样的骗国大盗的发迹故事。而作者的有关介绍完全印证这些内容。同时，书中透露的大量信息使自己对小岛的信息拼图渐趋完整。

         政客说，胜者为王败者寇，对敌人软弱无异于自掘坟墓。看小岛2000年的选举乱局，卫冕者携优良政绩却不屑于做表面文章，忽视选战，结果惨遭人民抛弃，何等悲凉。原期待2004年卷土重来，不料工党政府背水一战，走出不念台湾故交、与中国建交的险棋，获大批援助，绝处逢生。因种种因素，沦为反对党的“联合工党”对总理的质疑与挑战，从此也被误认作对“一个中国”的反对，从而和中国使馆长期不睦。

          奸商说，好人没有好报，作恶财源才到。看童利群和谭家俊这两位江洋大盗，让多少台湾投资客倾家荡产，让大陆多少人民血汗付之东流？他们不择手段，私利至上，信口开河，恶贯满盈。结果如何？如今虽为逃避仇家而隐姓埋名，退隐江湖，但已获利巨大，并因牵线中多建交、有功于两国关系而被载入史册，可谓名利双收！（这不是小说的杜撰，而是铁的事实！）

         凡人讲，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陆成枫在加勒比商界洁身自好，遵纪守法，清清白白，生意本是顺风顺水。2000年政府换届后，却因树大招风，开罪土豪，又是反对党金主，惹怒当权派，惹上官司。在加勒比15年间，陆成枫虽为尽己所能，牵线搭桥，在中国政府与非建交国间传言递话，甚至最早陪同时任教育部长的现总理访问中国驻巴巴多斯使馆，但终因和反对党关系密切而被执政党划为敌对阵营，又随之被中国首任大使列位“敏感人物”，敬而远之。一腔热血，无悔付出，最终却不及童谭二位骗子？落寞与无奈，更与何人说。

          历史是不公的，善恶、是非都可能颠倒。幸亏是，有这本书，呈现足够的事实，让我们能够还原历史，了解真相。

         谨在此向刘广元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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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陈晓明：德里达与福柯的交锋——对“疯狂史”的批判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3-04 16:54:13

  【内容提要】福柯试图书写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在德里达看来,疯狂的历史不可书写,疯狂自己不能陈述,而用理性之说又如何能说出疯狂呢?试图写出疯狂史,那意味着要确认形而上学的根基。福柯要进一步写出自笛卡儿开始的理性对疯狂的排斥历史,但德里达则认为笛卡儿的“我思”并没有排斥疯狂,而是说即使在疯狂中我思也依然在思,我思并不惧怕疯狂。这是德里达对理性更深层的反思,也使德里达随后对理性主义及其形而上学历史展开解构具有更充分的基础。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阶段还怀着结构主义的整体性野心,而德里达在那时则破除结构主义;福柯后来转向系谱学的方法,这可以看到他与德里达更靠近的地方;德里达也有更加面向现实的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思想上达成和解。他们各自开启的不同的思想进向,使后结构主义具有更广阔的思想场域。

  【关键词】 疯狂史　我思　理性　解构

  【作者】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871）。

  福柯和德里达无疑是整个后现代哲学对中国当代思想影响最大的两位。因为这两位的出现,也因为其思想对中国当代既定的思想文化场域构成直接对话关系,使得古典时代缩减了。但是,也有一个现象颇为令人奇怪,这两位哲人在当今中国之被运用和重视,似乎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事,他们之间的思想区别乃至于分歧、冲突并没有人认真对待。这种现象其实在国际学术界也是如此。人们并不想深究,更不想追究两者思想的分歧,而是更乐于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各取所需。例如,福柯的思想经常变成“话语权力”、“知识考古学”、“监禁与惩罚”等等;德里达的思想因为诡秘莫测,结果只剩下“解构”二个字,而且是在曲解的前提下。对于那些非专门研究者来说,似乎仅有这些概念和术语就足够了;福柯与德里达经常互补,相互诠释。因此,探讨一下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一些分歧和差异是十分必要的。由于篇幅关系,本文特选取德里达早期对福柯的“我思与疯狂史”问题的批判来探讨他们的思想交锋及其对各自学术展开的意义。

  一、福柯的理性与疯狂史

  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一项有目的或有计划的写作行动。身在结构主义的风暴中心,他感受到结构主义的强劲力量,他没有顺应这种力量,仅只是因为他的个性和他的思考方式。结构主义无法使他的思想,特别是他对文学的理解可以协调一致。他几乎是挣扎着逃离结构主义,之所以说他是挣扎,是因为他一开始思考反对结构主义时,选择的批判对象是结构主义中最具异类色彩的人物,也就是说他最有可能接近这种超出结构主义的思想,但他还是要顽强地把自己的思想立场与之作出区分。一个是进行结构主义诗学研究的让—罗塞托,另一个是福柯[1]。福柯后来被看成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总是与德里达相提并论,似乎他与德里达的思想如出一辙。在把福柯列到后结构主义序列中去时,所举的理论标志也无非是拒绝历史与主体,而这两者是作为典型的结构主义大师的列维-斯特劳斯都持有的观点和立场。所有关于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特征,都可以在当年谈论结构主义的理论中找到。尽管关于历史的“非连续性”、关于话语、关于权力等,这可以看成是结构主义的深化,可以看成是结构主义与历史的调和,也不会到“反”或“后”结构主义的地步。福柯转向后结构主义当然也不是理论的虚构或夸大,福柯后来转向“系谱学”才更具后结构主义特色。德里达对福柯的批判也并不是针对福柯的结构主义,只是当时福柯被作为主将划进结构主义阵营,对福柯的批判可以看成是德里达向结构主义的挑衅。现在看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都是后结构主义领军人物,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就是当时,也同样如此,同为结构主义圈子,德里达的批判也像是内讧。事实上,对于德里达和福柯来说,这项批评活动,还带有另一层困扰,那就是德里达曾经作为福柯的学生,福柯比德里达年长四岁,德里达在法国高师的毕业论文曾求教过福柯,德里达曾经提交一篇有关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论文申请教师职位[2],阿尔都塞把论文转给福柯,但福柯也表示看不懂德里达的论文,无从评价,结果德里达落选。德里达显然还是认福柯为师的名份的,不管是否言不由衷,在《我思与疯狂史》的开篇还是费了口舌解释一番师生之间的蒙恩与真理追寻的辩证法。据说,1963年,德里达在索邦大学作这场演讲时,福柯坐在后排一言不发,保持着审慎的姿态[3]。

  《我思与疯狂史》对福柯的批评读起来依然令人费解,其主旨集中在三个要点上:其一,关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与疯狂的关系;到底笛卡儿的“我思”排除“疯狂”还是包含疯狂?其二,是否存在一种疯狂的历史?是否可能书写疯狂史?其三,德里达的潜台词实际上就是说,福柯其实是在理性的意义上来书写“古典时代疯狂史”,而这种书写是不可能性的书写。如此几个要点,直击福柯观点和立场的要害处。

  福柯的《古典时代的疯狂史》第一次出版于1962年,相比较起后来名声卓著的《词与物》来说,这部书在当时的反响就谈不上强烈。这部书在当时法国的遭遇也有点小波折。实际上,福柯在1958年就完成书稿,他请巩居廉审阅,后者作出高度评价,并且认为不必做任何修改就是一篇博士论文。但在1961年5月,这部书稿遭到伽里玛(Gallimard)出版社拒绝,后来才由普隆书店(Plon)出版,书名为《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5月20日,在索邦大学答辩通过国家博士论文,福柯获得文学博士学位。[4]这部在福柯的学术生涯中举足轻重的书,居然长时期只有英文版的节译本,以至于直到1990年,有位英国学者特地为此写了一篇引起激烈论战的文章。其文章的标题称《疯狂史》是“未为人知的书”(An unknown book by Michel Foucault),这显然充满了反讽意味。英美学术界讨论福柯这部书涉及的问题,经常引用节译本,以至于意思与原著相互矛盾。中文译本在199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颠狂与文明》,这也是据英文节译本译出的版本。中文全译本由林志明于1998年译出在中国台湾出版,内地简体字版直到2005年才由三联书店出版。这部厚厚的著作显示了福柯驾驭历史材料的强大能力。福柯写作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并不是知识的历史,而是一种体验的“初步运动”。这也不是精神治疗的历史,而是疯狂本身的历史,他要写出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疯狂,在被知识捕捉前的疯狂。在这一意义上,福柯的思路和研究方法与当时时兴的结构主义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他发掘疯狂史的意义的做法在于:对一组历史整体进行结构研究,这些结构包括概念、体制、司法和治安措施、科学观念等等。这样的整体使得疯狂保持在被捕捉的状态之中,它的原初状态也不可能完全重构。福柯同时表示,即使不能达到这个无法认识的原初纯真状态,结构研究也必须上溯到同时连结又分离理性和疯狂。

  福柯虽然表示他要写出原初状态的疯狂史,但他的思路却是沿着疯狂与理性的关系来展开。他探讨16世纪的批判性思考如何开始建立特权,疯狂体验被纳入关于人的思考之中。他描述16世纪的疯狂与理性构成的关系:其一,疯狂成为一种和理性相关的形式,疯狂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逆转的可能。其二,疯狂甚至成为理性的一种形式。它被整合于理性之中,或者构成理性的一个秘密力量,或者成为它的一个显现时刻,或者成为一个吊诡的形式,让理性可以在其中意识自身。福柯说道:“理性发现疯狂原是它自己的一个形——其实这是一种排拒除魅的手段,它排除所有可能的外在力量、所有无法化约的敌意、所有的超越性记号;但,就在这么做的同时,理性也把疯狂放在它自身活动的中心,说那是它本质里一个不可或缺的时刻。”[5]福柯指出,在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期,疯狂的真相就是理性的胜利,理性在终局的全盘掌控。因为,疯狂的真相,就是存在于理性的内部,成为它的一个形象、一个力量,它就像是理性的一项暂时需要,好让它更能肯定自身。福柯分析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来揭示疯狂多次出现的秘密所在。这个时期的艺术努力寻求掌控一个自我追寻的理性,它认识到疯狂的存在,也认识到它自己的疯狂,把它圈起来,又侵入其中,最后将它征服。福柯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巴洛克手法。

  理性与疯狂的关系在17世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理性开始驱除疯狂,理性不再把疯狂作为自我表现和认识的一个方面,而是把自己完全与疯狂区别开来。福柯说:“文艺复兴时代解放了疯狂的声音,但控制了它的暴戾,古典时代则以奇异的强力一击,将之化为沉寂。”[6]这项根本的转折点可以由笛卡儿标示出(而德里达对福柯的批评主要是从福柯对笛卡儿的解读引起)。福柯认为,在笛卡儿的理解中,如果疯狂不能危害思想的步骤,是因为这个正在思想中的我不可能发疯。保护思想,不令其陷入疯狂,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思想的客体,而是思想的主体——这主体不可能疯狂。福柯认为,即使是透过思想,我们也不可能假设我们是疯子,因为疯狂恰好就是思想之不可能的条件。福柯理解的笛卡儿,通过进行怀疑的主体排除了疯狂。福柯写道:

  然而,现在笛卡儿已获得了这项确信,并且牢牢把握着它:疯狂不是他的问题。假设我们是荒诞狂妄的,这个举动本身便是荒诞狂妄;和思想的经验一样,疯狂包含其自身,它也就因此被排除在[笛卡儿思想的]计划之外。如此一来,疯狂的危害便由理性的动作之中消失了。理性现在躱在它对自身的充分掌握之后,除了错误以外,它不会遭遇到别的陷阱,除了幻象以外,它不会遭遇到其他的危险。笛卡儿的怀疑解开了感官的迷惑,穿越了梦中的风景,永远为真实事物的光明所导引;但他以怀疑者的名义剔除了疯狂,而这位怀疑者不可能失去理性,就好像他不能不思想,也不能不存在。[7]

  在福柯看来,16世纪的“非理性”可以损害主体对真相的认识,到了17世纪,笛卡儿的怀疑主义已经驱除了这项危险,疯狂已经被排出属于主体获得真相的权利的领域。对于古典思想来说,这个领域就是理性自身。从此开始,疯狂遭到放逐。但是,福柯又不想构建一个疯狂缺席的理性的历史,他要以文艺复兴之后的疯狂史的变迁确定一个事件的标记,把蒙田和笛卡儿的区分看成是理性与疯狂斗争历史的变迁标记。从此理性占了上风,但它却是非理性的(疯狂的)运动构成的。非理性(疯狂)深植在我们的土地中,“那是为了在其中消失,但它也在那里生根”[8]。福柯随后展现就是古典事件的另一面向,那就是理性驱逐疯狂的历史面向。

  福柯随后展开了长达六百多页的对古典疯狂史的描述和分析。十年后,福柯对德里达对他的批评才作出正面回应。福柯抱怨说,德里达对他全书长达六百五十页的篇幅对古典时代疯狂史的分析置之不理(这是就法文原版页码而言),只是抓住他对笛卡儿分析的几页大加挞伐,他认为德里达对他的批评是不全面也是不公平的。

  二、德里达的“我思”与理性的疯狂

  德里达对福柯的批判确实围绕关于笛卡儿的解读展开,但笛卡儿是福柯理解古典疯狂史的转折点,前此和此后是历史分界。前此是认识着的主体与疯狂纠缠不清的历史,而其后则是疯狂被理性逐出主体的认知的领域,疯狂沉默而转为历史的表层底下。

  德里达认为,福柯写作疯狂史就是想要写一部疯狂本身的一种历史,这是福柯这部书的全部价值所在,又是它不可能性之处。写疯狂本身的历史,就是给疯狂发言权,也就是疯狂在全部意义上成为该书的主体—主题:“写疯狂本身的历史,也就是说让疯狂以它自身的经验,在它自己的权威下发言,而不是用理性语言。”福柯试图逃离那种作为历史工具捕捉疯狂的概念及被理性磨光的语言去书写疯狂,这在德里达看来,是使福柯的写作充满令人赞叹的张力,也是“整个方案中最为疯狂的部分”。福柯声称,做疯狂的历史也是做沉默的历史,它并非指望做这种语言的历史,而是想要做一部这种沉默的考古学。在德里达看来,沉默的考古学也是一种逻辑,一种有组织的语言,一种方案,一种秩序。沉默的考古学完全有可能是施加在疯狂身上的那些犯罪行为的最有效的最微妙的复原和重演。所有写作疯狂史的文献毫无例外是从为疯狂所设的法律禁地借用来的。当人们想去表达疯子的沉默时,他就已经站到敌对面去了,他已站在秩序一边,即便他可以在秩序中以质疑秩序的来源反抗秩序。德里达指出:“写出一部反理性的历史,即其考古学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这个概念,那怕是表面如此,从来就是个合理性的概念……。历史和理性之价值的书写是不可能用一种考古学的形而上学封闭框架框住的。”[9]

  福柯认为古希腊逻各斯没有对立面,亦即没有与疯狂发生关系,疯狂被存留于隐秘的阴暗中,因此福柯不予深究。德里达对此也不同意,他认为古希腊苏格拉底时期的辩证法思想当然有其对立面,当然有其对差异性的认识。对这一点,德里达也没有再深入下去。德里达是想表明,福柯描述的古典时代的排斥结构并不具有特殊性,也不具有特权。福柯想要去写那种决断、分歧、差异的历史,就意味着冒险去建构那个突然出现的原初在场之统一体上以事件和结构出现的那种分化;因此,也就意味着要冒确认形而上学的那种根本性运作的危险。德里达所认为的“形而上学”,就是真理设定自我在场,随后的逻辑推演都从这里导出的那种思想及方法。在他看来,福柯显然陷入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泥沼。为了使这种假设中的事物具有真值,就得一般地假定理性可以有对立面,有理性之他者。假定理性可以建构起一个对立面,一个他者,而理性的反面和它的反体是对称的。这一切都是针对福柯设定疯狂与理性构成一个对称的对立面关系来说的。德里达批评说,福柯的这种做法就好像福柯确实知道疯狂指的是什么。“所有情形都仿佛以恒定隐蔽的方式暗示着一种对疯狂概念,至少它的名词定义的可靠严格的预解是可能的也是现成的。”[10]

  德里达显然不赞成福柯把理性与疯狂建构起一种排斥的对称关系,理性建构有其他方式,排斥疯狂不是理性建构历史的源头。福柯设想的排斥结构不能作为历史性的根本结构。德里达说,如果存在着一种一般性之历史性的话,理性之历史就决不会是其源头的历史,因为理性的源头已经对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历史性有所要求,而应当是理性被规定了的形态之一的历史。德里达的这一批评似乎有点强福柯所难,因为福柯虽然试图揭示理性在对疯狂的排斥中来确立自身的展开机制,但并没有表明这就是理性自身确定自身历史开始的(唯一)方式,或根本方式。福柯要写作的疯狂史,并不是理性史。只是疯狂只能寓居于理性中,在被理性排斥中才能显现自身。准确地说,福柯写作的是疯狂被逐史。只是福柯又表示他是写作疯狂自身的历史,是让疯狂自身的沉默历史现身。在德里达看来,这个自我显现的沉默史与被逐史一样也是不可能被表现的。“陈述疯狂自身”的说法本身自相矛盾。“陈述疯狂而不将它赶到客观性里去就等于让它自我陈述。而疯狂本质上是那种不能自我陈述的东西:它像福柯深刻指出的那样是‘作品的缺席’。”[11]总而言之,德里达在他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是力图阐明福柯试图做一部古典时代的疯狂史是不可能的,以理性排斥疯狂的结构来揭示理性与疯狂的对称关系也不可靠,疯狂的沉默历史一旦被理性化的语言概念所把握,是否是真正的疯狂史就很难说了。根本原因在于,疯狂的历史是不可能的,疯狂本身是缺席的。

  德里达当然不满足于指出福柯的不可能性,他要把颠倒了的福柯再次颠倒过来。福柯说疯狂是“作品的缺席”,德里达则要把福柯装进自己的套中:那么,疯狂从本质上及普遍意义上说就是在分裂的作为一般历史性之生命创伤中的那样一种沉默,那样一种遭截断的言语。“那不是一个被确定在某个阶段而非另一阶段的沉默,而是本质上与某股力,与开启了历史和言语的某种禁忌联在一起的沉默。”[12]这个缺席的疯狂,它是语言不可还原(表达)却又纠缠着语言的沉默部分,语言只有在它之外并以它为反衬才能浮现。在德里达看来,这个沉默尽管是作品之缺席,但它并不是在作品之外,沉默乃是作品的限制及其深层资源,这个沉默可能决定了沉默之外的语言表达。关键的分歧发生在对笛卡儿的“我思”是否排除疯狂这一点上。德里达并不同意福柯对笛卡儿的解释,他认为笛卡儿并没有排除疯狂,笛卡儿的意思表明,任何必须从思想内部处理疯狂的人,都只能在可能性的范畴,在虚构语言或语言虚构内进行。德里达说,与疯狂决裂的语言其实更黏附于疯狂之本质,也更受制于疯狂的召唤。这话明摆着是在说福柯,即说福柯要做“疯狂史”,要写出沉默的疯狂史,那是一种虚构语言,也是一种疯狂,那是一种疯人的语言。

  德里达读解出的笛卡儿的思想,亦即笛卡儿只是表明,思想因而不再惧怕疯狂:“……‘我思,即我在’这一真理是那么确实无疑,以至于所有怀疑论者最疯狂的假设也无法动摇它。”笛卡儿赋予思想是一种不需要避开疯狂的力量,因为它是从疯狂本身获得并得以确定的。德里达写道:“即便我是个疯子,它也是有效的。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确然,它似乎既不要求排斥也不要求绕过疯狂。无论是在自然怀疑阶段还是在形而上学怀疑阶段,笛卡儿从未禁锢过疯狂。他只是在第一阶段的首期,在自然怀疑的非有意夸大时期佯装着排斥疯狂。”[13]笛卡儿的实际意思即是说,无论我疯狂了与否,我思即我在。福柯看到的是“我思”借助于理性的力量,也就是“我思”是纯粹的理性之力;而德里达则看到“我思”的全能性,我思无所不能,我思的确实性。没有什么可以阻断我思,扰乱我思。只要我思,疯狂之思在那样的时刻也能确认我在。我思是一种绝对之确然,同时我思还具有逃脱整体和超越整体的能耐。即便我思之对象的整体被谬误与疯狂所染指,即便世界的整体不存在,即便无意义已侵入了世界的整体,包括我思想的内容,我思即我在,我思期间我在。

  事实上,那时的德里达并没有认为福柯与他的区别有多么巨大。他不能赞同,也无非两个要点,其一,就是不能把笛卡儿视为理性驱逐疯狂的一个标志,这种标志从来就没有确立过,也不可能确立;其二,这样一种整体性的疯狂史、沉默史是不能被写出的,至少不能以福柯如此具有野心和自信的方式写出。德里达或许觉得他对福柯的批判过于严厉,也试图留出余地。他也表示——我们可以相信他所说的福柯对笛卡儿的阅读使他震动和启发的地方,亦即我思在其最敏锐端倪时的那个瞬间体验。德里达感兴趣之处在于理性与疯狂尙未分离,抓住我思,“重新抓住那个理性和疯狂从中得以确立和被说出的起源”[14]。德里达认为,笛卡儿从说出“我思”的那一刻起,就将它纳入一种背叛其起源并为了绕开错误而对我思自身的徘徊犹疑进行约束的演绎防御系统。德里达真正感兴趣处在于,笛卡儿在将“我思”提出的言说问题留在沉默中时,他似乎暗示:思想与说出“明显有别之物”乃是一回事。人们可以确切说出其所思,说出他在思想着。这样看来,德里达连思想的理性都有所怀疑。就这一点而言,德里达又在修改笛卡儿的思想,他把笛卡儿的“我思”的理性也混淆进非理性,我思可以被确切言说,我思一旦被说出就成了作品,但在它成为作品前却是疯狂,德里达是一门心思要赋予“我思”以与疯狂相伴随的想法。说到底,德里达就是为了证明,笛卡儿的“我思”中是包含着疯狂的,而这一点福柯自己的阐述——即理性与疯狂尙未分离的“我思”(阶段、状态)就可以推导出。因此,他给福柯戴上了一顶高帽:“福柯教我们去思考的正是存在着理性危机与世间所说的疯狂危机的奇异共谋。”[15]但这句话显然是德里达的奢望。

  德里达在这点上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发挥,德里达要对福柯进行德里达化的改造。这就是说,对疯狂排斥本身就是表明了理性的危机,排斥疯狂说明理性本身就陷入疯狂的困局,这就把问题固定在对笛卡儿的理解的那个点上。理性排斥疯狂恰恰表明理性在疯狂中获得自身,获得我思的可能性;在疯狂中保持着我思,我思本身也具有疯狂本性。这就是德里达在疯狂中守护的思想,是一种疯狂守护的思想。1991年,德里达接受弗朗索瓦·埃瓦尔德的访谈,就以《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为题发表于《文学杂志》该年第3期。后来的中文版辑录的德里达的访谈录也以此为书名。在不少人看来,解构很可能就是一种疯人之思。这不只是德里达的思想对尼采有如此深的承继关系,也不只是德里达曾经对布朗肖的《白日的疯狂》津津乐道,更重要的在于,解构对理性之思的破除是如此彻底而又令人信服且引人入胜。疯狂之思那就应了尼采要开启的西方文明彻底转向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进向那种渴望。狄俄尼索斯本身就是疯疯癫癫的,它已经远离理性,那是彻底地破除了另一种思想与想象的开启。在对疯狂的言说上,德里达与福柯恰好走的是相反的方向——如果说德里达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承继尼采的传统而摆脱理性,没有疯狂就没有思想;而福柯则是借写作疯狂来防止自己发疯,他要给予理性以足够的力量排斥和压抑疯狂。1986年,吉尔·德留兹在关于福柯的一次谈话时就说道:福柯把历史研究当作“防止自己变疯的一种手段”[16]。

  三、交锋的实质与困难的回应

  德里达对福柯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福柯一直没有作出直接反应。几乎过去了十年,直到1972年,福柯才写了一篇短文《答德里达》以作回应[17]。福柯对德里达的批评几乎完全不接受,他认为德里达不仅是在吹毛求疵,而且是在无理取闹。前者表现在,德里达只注意到他书中三页关于笛卡儿的完全不重要的论述,却忽略他整本书长达六百五十页的对“具体事实”的分析。福柯声称,他的全部工作重点在于:“分析那些把话语、机构、实践联系起来的事件、知识和系统形式,即德里达文章中只字不提的那些东西。”福柯说:“德里达的分析并不准确”,“德里达为了证明这三页的内容牵涉了其余六百五十页的内容,为了能够批评我的整本书而又一字不提书中的历史材料、方法、观点、假定等(这些假定本身无疑是很值得评论的),他不得不歪曲了他自己对笛卡儿的阅读,也歪曲了他对我的阅读”。[18]福柯显然全盘否定德里达对他的批评。在德里达看来,福柯确立的自笛卡儿以后的理性对疯狂的驱逐构成了福柯对历史理解的关键点,但福柯试图否认对笛卡儿的理解在他的这部煌煌巨著中的重要性,就这一点而言,似乎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福柯列出了五个要点对德里达进行反驳,不能说福柯毫无道理。但仅仅就福柯对德里达责难而言,显然福柯的错位更严重。德里达虽然批评福柯对笛卡儿的理解的偏差,他只是指出这一理解偏差影响了福柯对疯狂史的描述,他并没有否认福柯对疯狂史作的研究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甚至极为了不起的意义。德里达要揭示的是,一部疯狂史是不可能的,那只是福柯的疯狂史。而福柯的疯狂史完全有可能是精彩生动的,但那不会是一部真正沉默的疯狂史的自言自语。那六百五十页的意义,对于德里达来说,作为古典的疯狂历史是站不住脚的,但作为福柯的疯狂史却无疑具有启示性。实际上,这是德里达要表述的他正在萌发的解构主义观念和立场,除非疯人,否则如何能说出疯人的沉默历史呢?

  就这一点而言,德里达要打破的是一个实在论的历史叙事,没有一部可以被复述的历史,尤其是疯狂的沉默史。歧义发生在,恰恰福柯也没有要复述一部客观史。福柯要写作的既非知识史,亦非单单的历史学,既不为真理的目的论所决定,亦不为理性因果链所束缚。它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在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文化的限度,而不是它的同一性。福柯在《古典时代的疯狂史》第一版前言中写道:　　

  要撰写一部限度史——关于那些模糊的、一经发生必然就被忘却的事件的历史。由于这些事件,一种文化拒斥某些东西,使它们成为它的外部;在文化的整个历史中,被挖掘出来的空洞、孤立它的空白空间确定了它和它的价值。因为它的价值,它接受并在历史的连续性中坚持它们;但在我们要谈及的领域中,文化作出基本选择,实施分割,这种分割为它提供了实证性外貌;这里存在着文化从中得以形成的原初深度。询问文化的经验限度,就是在历史界限内,就文化的分裂提问,而分裂就是文化的历史诞生本身。这样,辩证分析的时间连续性就和位于时间开启处的悲剧的结构显现相互对峙,处在不断被解决着的张力之中。[19]福柯这个时候明显是带着结构主义的野心,这个限度史其实质也就是排斥史,不管是疯狂、还是后来福柯写作的“诊所”、“性史”,福柯关注的都是文化限度是如何确立起来的,那些确立的机制是如何运行的。福柯的结构主义企图也在他如下的表述中透露无遗:

  撰写疯狂史,即是要对历史集合体——观念、机构、法律和警察制度、科学概念——进行结构性研究,这种集合体捕捉住疯狂,但也使疯狂自身的原生状态再难恢复;由于这种不可接近的原初纯粹性的缺乏,结构性研究应回溯到那同时使理智与疯狂相联系和分离的决定;应尽可能揭示永恒的交流、共同的模糊根源、那给予意义和荒谬之间的同一与对立以意义的原初对峙。如此,霹雳般的、异于历史时间的、但在历史时间之外又无法把握的决定又将重现,它把阴暗的昆虫语言与理智语言、与时间的允诺分隔开来。[20]

  这里就不难看出,福柯在写作疯狂史时确实是怀着结构主义的野心,尽管他与其他人类学的结构主义者很不相同。因为他意识到,原生状态再难恢复,原初纯粹性已缺失,但他要建构一种相互关联的结构,呈现出一种在历史时间之外的却能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些当然表达了一种明确的主体意向,这种意向有能力重建历史和说出历史的某种本质,而这一点正是德里达所质疑的。这里的分歧,是结构与解构的分歧,是解构对结构超越。德里达是在破结构主义的整体规划中走向解构主义的。说到底,德里达所质疑的不过是,福柯的“我思”的疯狂性在于他的主体意向的过于明确和关于用结构主义的观念重现历史的企图。德里达不在于福柯对历史所作的宣称:历史如何是非本源性的存在,如何以碎片的被排斥的边缘性方式存在……这些并不能降低主体把握历史的企图。福柯最终表示了对疯狂史认识的信念:“疯狂理应不再成为黑夜,而是意识中逃逸的阴影,这样人就能尝试着去把握它的真实,并在认识中治愈它。”[21]但是,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可以叙述历史,如果可以,当然不可排除叙述历史的主体意向。福柯对“疯狂史”的处理是充满了自信的,而这种自信则为德里达所不能忍受。对于德里达来说,任何一个意义都在其未确定的情形下引起或者被随后的(或其他的)意义所包含,如此说来,我们无法确定一种意义整体。福柯怀着结构主义观念去写作“疯狂史”本身,就是一种建构整体性的行为。在德里达看来,这就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一种不可能性的疯人之思,这或许比理性本来携带着疯狂之思更加疯狂的一种举措。也许人们会有疑问说,何以有解构之疯而不能有结构之疯?在那时的德里达看来,一种思想超出思想之可能限度,那就是疯狂之思。当然细究下去,这里的“疯狂”都只能是一种比喻说法,一种无法定义和规范的思想破裂的那种新的开启动向。福柯如此,德里达也是如此,后现代开启的思想不在于合理之间,而在于真实与力量之间。

  四、德里达与福柯的根本差异及转向

  尽管德里达从福柯那里看到形而上学的传统依然在起作用,但福柯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确实具有突变性,它显示了现代思想的又一分界。进入福柯思想的内部,也可以发现,福柯的思想与康德以来的现代哲学转型密切相关。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就曾论证说,康德探讨理性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的批判把我们带到现代性的边缘;正是因为康德批判哲学,实证主义让位于现代的知识构型。同样,在福柯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等现代经典哲学所表述的那种深层分析方法所建立的联系。当然,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坚决拒绝主体性,这些现代经典哲学所探索的主体与认识结构的关系,被福柯改造为话语结构中的那些隐蔽的推论要素。作者、著作和语言被看成是独立于语法、词汇、综合形式和词并寻求一种逻辑的客体。在福柯的论述中,人变成他自己的话语的主体,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认知的主体。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发挥了他以前的著作,并修订了他的旧概念,以此来回答那些理论上的责难。福柯强调说,当一个认识论的决裂发生之后,一个新的知识就开始了,它与以前的知识没有关联。福柯明确表示他要脱离文化的总体性,从而专注于把结构分析形式用在历史本身,而在还不稳定的话语中慢慢形成的空白空间中,或者在为话语的邻近成分的外在关系所规定的一个特殊场合中,建构一种摆脱了人类学的历史分析方法[22]。《结构主义时代》的作者伊·库兹韦尔指出:福柯“既拒绝以历史的连续性为主题,也拒绝以历史决裂的结构的间断性为主题,他要找到一种发现‘纯粹的’语言或者类似于巴特式的文本阅读的没有结构或历史的结构主义方法论”[23]。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深入到意识的底层,进入到“不思想的思想”的深处,福柯坚持摆脱语言结构的限制而看到每一个思想的联系和根底。知识考古学的“空白的空间”因此超越了语言学的范畴,并且独立于命题和逻辑。福柯的主题不断地通过重复而与现在联系起来,因而知识考古学或明或暗与一个较大的知识整体相关,或者可以称之为“知识仓库”,这一整体也可以看成是大量的非连续性的“先前历史”作用形成的独特关系的储藏所[24]。伊·库兹韦尔解释说:“这个整体是决定陈述单位的现实性构造,它帮助我们了解整体内部的接触点、插入部分,或者知识原则的表现。这些整体提供福柯式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它们只在特殊环境下被回忆起来。这个知识仓库也控制着陈述单位的表现形式;对可以说的东西与不能说的东西提供规范;而且形成不同的构形、构造和关系。但是因为一种文化仓库从来不是完满的,而且仅以片断形式出现,所以福柯为陈述单位全体建立‘一种普遍的层次’——他的‘考古学’。”[25]总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并不重新构造所思考、所需要、所证明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在一个“归纳许多关系之间的独特的相互联系的水平上的、对作为客体的话语的系统描述”[26]。

  当代这种思想的解构也未尝不能看作重新建构,德里达与福柯实在是致力于开创新的知识创造的途径。就其开启的方向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那么巨大。德里达本人其实也一直被划归在结构主义阵营,只是他一开始就不能服膺于结构主义的整体方案的自我囚禁。这么看来,德里达对福柯的质疑,其实暴露了他内心的困扰,这种困扰来自于在结构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不能在结构主义的戏剧舞台上扮演一个合理的角色。尽管他努力扮演,他也一直被看成这个阵营的一员干将,但他不能进入角色,他始终有疑虑。他对福柯的质疑是他对结构主义的根基的那种忧虑,隐含着他对知识建构的时代潮流的深深困扰。只是在若干年后,人们以为他突然对结构主义发难,实际上,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下的这些文章就为不能进入结构主义的角色而耿耿于怀。他说的是福柯,但清理的是自己的思路,是时代潮流和未来的趋势。因此,虽然他对福柯的批判有些言过其实,但拿福柯开刀他可以找到最激进的方向。因为福柯已经快要越过结构主义边界了,德里达则要完全超越。这就不难理解,德里达对笛卡儿的解释与他对理性的认识以及后来进行的解构有密切的关系,理性并不具有纯粹性,理性本身始终就包含着疯狂,理性没有也不可能驱逐疯狂。德里达要把理性与疯狂捆绑在一起,这对于他的日后进行的庞大的解构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不管是从反面攻击理性,还是他要进行的解构,都要借助于理性的疯狂。因为理性的不纯,因为理性从来就混淆着疯狂,他既能在疯狂中保持我思,甚至还能穿过疯狂来展开理性之宏图。这才是强大的理性,这才是始终具有原初性的、又没有原初性、也没有终结的理性。它从来就没有经历黑格尔式的漫长的辩证法的历史行程,它从来就是一种理性自我混沌的历史,疯狂般地展开,既是理性,又是疯狂。这样的理性的历史才能自我毁灭,才能自我解构(既可以被解构,也可以解构自身)。当然不能说德里达在这个时候就有预谋,就埋下伏笔,但他从来就不相信纯粹的理性则是肯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从来就是一个反理性主义者。

  福柯当然也是一个反理性主义者,但福柯的反与德里达不同。德里达是在理性自身反理性,那是理性的自我解构,因为理性的历史并没有确立,一个被自我建构的历史必然反对自身。而福柯则是理性之外反理性,他很可能站在非理性的立场反对理性的历史。正如他可能站在疯狂史的一边反对理性一样,那些被压抑的边缘性的历史反对主体化的历史。这依然具有二元对立的性质,依然是在各自都拥有历史起源的意义上,在历史目的论的意义上的对立。福柯当然也致力于揭示理性历史中包含的那些被编织起来的因素、结构和形势,但总是有一种明确的力量存在于历史之中,它们隐约可现结构形式。对于德里达来说,任何可能具有的结构形式和被明确描述的驯服的形势也是不存在的。那些最初的结构就被打入了人为的楔子,随后的结构形式是由这些楔子建立起来的,德里达热衷于拔除这些楔子,而福柯则热衷于描述这些隐含楔子的形式(点、线、图式)。1968年后,福柯逐步转向系谱学,他参照了尼采,事实上也更加接近德里达。尽管直到70年代他还对德里达不以为然。

  福柯的研究者很少注意到系谱学在福柯思想方法中的重要性。事实上,福柯后期的著作逐步放弃了知识考古学而转向系谱学。有些研究者认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陷入困境,使他不能更深入地思考和分析社会制度方面的问题。法国的德赖弗斯和P.拉比诺在《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一书的导论部分指出,《知识考古学》失败的两种原因在于:“第一,支配推理体系的规则导致的因果力量是不可理解的,因而使得社会制度具有那种影响——这项影响一直是福柯关注的中心——变得不可理解;第二,既然福柯认为考古学本身就是目的,他预先消除了使他的批判性分析影响社会关注的可能。”[27]当然,使用“失败”这种说法未免严重些,但《知识考古学》之后,福柯确实花了一些时间重新思考,重新建立他的思考工具。现在,福柯改变了形成话语理论的企图,应用尼采的系谱学作为起点,形成了新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他能够探讨真理、理论、价值、社会制度以及它们出现在其中的若干实践之间的关系。当然,福柯实际也没有简单放弃考古学方法,他只是不再花费气力去探究受规律支配的推理实践体系理论的努力。考古学现在只是作为一种技术服务于系谱学,作为一种分离话语客体的方法用于隔离、疏远人文科学的话语。这反过来又使福柯能够提出系谱学上的问题:这些话语是如何被应用的呢?它们在社会中起什么作用?[28]

  1970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就职演说《语言话语》中,重点谈到系谱学及其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福柯这时还试图维护考古学理论,并且试图用系谱学来补充它。他说道:“批判的和系谱学的描述轮流交替,彼此提供支持,相互完善。分析的批判方面研究系统的外围话语;试图突出话语的排序原则、排除原则和精选原则。如果搬弄一下词藻,我们可以说分析的批判方面习惯于一种顽固的分离态度。分析的系谱学方面,与此相反,研究一系列的有效的话语构成方式:它试图把它控制在其肯定权力之内。我这么讲并不是指与否定相对的权力,而是指组成客体域的权力,据此人们可以证实或否定真或假的命题。且让我们称这些客体域为确实性,再搬弄一下词藻,我们可以说,如果批判风格是一种刻意的洒脱,系谱学基调则是一处无忧无虑的实证主义。”[29]福柯最早实施他的系谱学方案始于他在197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尼采,系谱学,历史》的论文。福柯在《纪律与惩罚》(1977)和《性史》(1978)两本书中,着手用系谱学方法替代考古学方法,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辅助手段。

  应该说,发展到系谱学阶段的福柯,与德里达的实质性分歧在明显缩小。在这种转变中,福柯是否参考了德里达的思想难以下明确的结论。但在1972年,福柯在写作回答德里达的文章时,并不买德里达的账。就这种抗拒本身反倒可以表明德里达对他的威胁。经过系谱学的转变,福柯看到了德里达的作用,也看清了自己的道路,这使福柯更有信心反抗德里达的批评。与其说这是反抗,不如说这是逃脱,他总算以自己新开启的道路摆脱了德里达的幽灵般的困扰。然而,德里达对福柯的答辩也不置可否,始终没有正面回应。直到1991年,德里达发表演讲《“要对弗洛伊德公平”:心理分析时代疯狂史》,再次涉及福柯和他的《疯狂史》。德里达在这次演讲处理的主题是福柯与弗洛伊德之间的摇摆不定的关系。福柯从来就没有进入精神分析学的层面,他的兴趣其实一直在对历史进行分析,不管是知识考古学式还是系谱学式的,福柯的分析总有一种历史图谱浮现出来,这使福柯离传统学术规范并不那么遥远,也使他更易于为人们理解和接受。

  尽管德里达和福柯同属于后现代知识的开启者,但他们大方向的一致却无法抹去他们之间的深刻差异。赛义德在他的《世界·文本·批评家》中颇下功夫地比较分析了福柯和德里达的区别:德里达只有文本,对于德里达来说,他要把话语实践简化为文本踪迹,文本中存在着某种点的运动,“围绕这个点,不同于其信息和意义的异端文本性被组织起来。文本的文本性在无法组织的能量的散落式的播撒中也向这个点移动”[30]。在福柯那里,依然有一种历史背景在起作用,福柯的历史分析不管多么复杂,它总是有一种历史场域。正如赛义德认为的那样,福柯把那些文本搬迁到他所看到的历史位置中,话语实践演化为一种“客观事件”,它自我复制、分裂、重复、模拟、扩增。赛义德认为,福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贡献是对此的理解:“社会和历史中实施主导控制的意愿是如何发现通过真理、纪律、合理性、功利价值和知识等语言来系统地自我掩盖、欺骗、解释和伪装的。”[31]福柯依然要在历史还原的场域中来处理他的主题,但德里达把一切都在文本内处理干净。德里达后来也同样有一个转向的状况,但德里达的转向不是处理知识方式的转变,而是思考领域的转变,那就是转向更加现实化的领域。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处理的主题有:法律、宽恕、死刑、死亡、友爱、政治、新国际中的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等等。实际上,修辞性的读解也让位于更加现实性的政治伦理的考虑。转向系谱学的福柯和转向现实性思考的德里达,无疑使后现代的哲学思想和知识创建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他们早先的分歧和差异则给他们后来各自的拓展留下了生动的伏笔。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度规划基金项目。

  [1]1963年,德里达在《批评》杂志上发表《力量与意谓》一文。这是德里达公开发表的对结构主义诗学进行批评的最早文章。1963年3月4日,德里达在哲学学院发表《我思与疯狂史》的讲演。该讲演后来发表于《形而上学与道德学刊》,1964年第3—4期。

  [2]德里达在高师学生时代就开始前往鲁旺(比利时)的胡塞尔书库阅读后期胡塞尔的大量遗稿。在此基础上写出了长达400页的题为《胡塞尔哲学中所发生的问题》的论文。该文应该相当于硕士论文,1990年被公开发表。阿尔都塞读过这篇论文表示:“过于难解,如果作为教授资格考试而提交的论文的话,很危险。由于自己不能加以评价,就问问福柯吧。”结果福柯也只能表示疑问:“到底是优是劣呢?”也不能给明确意见。结果,德里达落选。此种情况使人想起当年本雅明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德国悲剧的起源》,也因为难解而遭婉拒的结果。后来,这部书成为保罗·德曼的启迪之作。

  [3]参见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第157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4]福柯既没有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也没有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似乎更接近文学论文,这可能是当时的答辩委员会的态度。在1961年5月20日的答辩现场,福柯自己表白:“要谈论疯狂,必须拥有诗人的才华。”答辩委员会主席巩居廉当即回答:“您有这份才华。”答辩会似乎向文学方面倾斜。福柯的传记作家艾里彭描述了当时的答辩现场:这次评审过程的特色在于,一方面每个人都承认该候选人具有无可争议的才华,但另一方面在整个评审过程中,保留又一直增加,因而形成了奇特的对比。答辩委员们都认为福柯定然是位作家,而且认为如果更换几位艺术史家、文学史家,对福柯的提问会更充分些。评审团也认为,这本书在心理学的能力毋庸置疑,但精神医疗方面的论述过于简略,对弗洛伊德也是一笔带过。DidierEribon,Michel Foucault,第138—139页。可见,福柯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与他的这部著作在当时被理解的角度有关。

  [5][6][7][8]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第53、71、74、7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9][10][11][12]德里达:《写作与差异》(上),第60、70、71、8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3][14][15]德里达:《写作与差异》(上),第90—91、97、103页。

  [16]参见《福柯的生死爱欲》,第157页。

  [17]这篇文章奇怪地发表于1972年2月10日出版的日本杂志《泒地亚》第11期上(第131—147页)。中文译文参见杜小真译：《福柯集》,第189—203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

  [18][19][20]《福柯集》,第192、3、6页。

  [21]《福柯集》,第7页。

  [22][24]参见《知识考古学》,英文版,第16—17、122页,伦敦,1972。

  [23][25][26]参见伊·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第212、215、14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7][28]参见H.德赖弗斯、P.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第10、10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29]转引自《超越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第139页。

  [30][31]赛义德:《从福柯到德里达》,转引自汪民安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436、44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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