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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元散曲中，绝妙

  作者：白胡子 发布时间：2023-06-18 20:08:49

  中

  769，夜来雨横与风狂，断送西园满地香。

  791，洞宾，道人，未到天仙分。岳阳三醉洞庭春，卖墨无人问。欲斩黄龙，青蛇犹钝。纯阳能几分，养真、鍊神，却被仙姑困。……则天，改元，雌鸟长安殿。昌宗出入二十年，怀义阴功健。四海淫风，满朝窑变，关雎无此篇。弄权、妬（通妒）贤，却听梁公劝。

  819，风尘天外飞沙，日月窗间过马。

  844，春日临风醉，秋宵对月吟。

  851，海风吹梦破衡茅，山月勾吟挂柳梢，百年风月供谈笑，可怜人易老。乐陶陶尘世飘飘，醉白酒眠牛背，对黄花持蟹螯，散诞逍遥。

  1101，不知明月来，且向白云卧。

  1142，春深渭北，绿满江南。青铜似月，白发盈簪。

  1176，妾身悔作商人妇，妾命当逢薄倖（通幸）夫，别时只说到东吴。三载余，却得广州书。

  1180，明月清风共我，闲人三个。

  1187，徐再思：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

  1196，百两黄金带，万丈风波海。争如休去，胜似归来。

  1199，君家阴德多多种，重得读书郎。掌中惊看，隆颅犀角，黛抹朱妆。最堪欢处，灵椿未老，丹桂先芳。他年须记，于门高大，车马煌煌。

  1209，灯前恣（音自）舞，醉后狂歌。

  1453，见人便厌的拜忽的羞吸的笑，引的人魄散魂消。此处描写生动，少女音声笑貌如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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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钱穆：孔子系年考辨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12-10 10:32:19

  原文摘自：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孔子生年考

  　　孔子生年，聚讼二千年矣。《春秋》公羊、榖梁二传，皆谓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司马迁《史记》，谓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依前说者，贾逵（《左氏解诂》。）、服虔（《左氏传解谊》。）、边韶（《老子铭》。）、何休（《公羊解诂》。）、杨士勋（《榖梁疏》。）、王钦若（《册府元龟》。）、刘恕（《通鉴外纪》。）、胡安国（《春秋传》。）、洪兴祖（《阙里系谱》。）、黄震（《黄氏日钞》。）、马端临（《文献通考》。）、宋濂（《宋学士集》。）、胡广（《四书大全》。）、王圻（《续文献通考》。）、崔述（《洙泗考信录》。）、钱曾（《读书敏求记》。）、江永（《乡党图考》，《孔子年谱》，及《群经补义》。）、李锴（《尚史》。）、孔继汾（《阙里文献考》。）、钱大昕（《养新録》，及《三史拾遗》。）、李惇（《群经识小》。）、孙志祖（《读书脞录》。）、蔡孔炘（《孔子年谱》。）、狄子奇（《孔子编年》。）诸人。依后说者，杜预（《左传注》。）、陆德明（《左氏音义》。）、苏辙（《古史》。）、刘安世（《元城语录》。）、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孔传（《东家杂记》。）、郑樵（《通志》。）、朱熹（《论语序说》。）、吕祖谦（《大事记》。）、叶大庆（《考古质疑》。）、罗泌（《路史 馀论》。）、孔元措（《祖庭广记》。）、金履祥（《通鉴前编》。）、薛应旂（《四书人物考》。）、邓元锡（《函史》。）、彭大翼（《山堂肆考》。）、夏洪基（《孔子年谱》。）、吕元善（《圣门志》。）、黄宗羲（《南雷文约》。）、万斯大（《礼记偶笺》。）、马骕（《绎史》，《孔子年谱》。）、阎若璩（《困学纪闻笺》，《潜邱剳记》。）、齐召南（《帝王表》。）、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史记志疑》。）、陈宏谋（《四书考辑要》。）、郑环（《孔子年谱》，《孔子世家考》。）、成蓉镜（《经义骈枝》。）、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诸人。（详见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韩非有言：“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吾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外储说左上》。）若孔子生年，殆亦将以后息者为胜。余兹姑取后说，（近人俞樾、刘师培从前说，最近崔适《史记探源》从后说。）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重轻如毫发。而后人于此，月之日之，考论不厌其详。而他学者，如老庄，如杨墨，则人之有无，世之先后，年之夭寿，茫不加察，晦沦终古，是乌足当知人论世之实哉？今所考论，一以确有援据而有关大体者为断。至于细节，则略勿致辨，以避劳而且拙之讥。

  孔子为委吏乘田考

  　　孟子曰：“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史记 孔子世家》作“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畜息蕃。”司职者，毛大可《四书改错》云：“《周礼》牛人有职人，主刍豢者。职通作枳，杙也，所以系牛。又名乘田者，以公牛刍豢，皆甸田中事也。”（古乘与甸通。）季氏史，《索隐》云：“有本作委吏”。赵岐曰：“委吏，主委积仓库之吏。”崔述《洙泗考信录》云：“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误，后人又妄加氏字耳。《阙里志 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殊无明据。大抵在郯子来鲁之先，否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也。”今按：旧说定孔子始仕年二十者，由《索隐》引《家语》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上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以鲤鱼赐。始仕通贽，君赐及之，故疑在是年。若以非此则不能自通于国君为说，而赐鱼之说非虚，则崔意与旧说，其可信之程度正相类耳。《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时孔子年二十七。孔子仕定在此前，则似可信。

  孟懿子南宫敬叔学礼孔子考（附：南宫敬叔南容非一人辨）

  　　《世家》“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崔述云：“《春秋传》此文在昭公七年，（按今《史记》鲁楚两《世家》及《年表》，并误在昭公八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递推之，则孔子至是当年十七。然孟僖子之卒，实在昭公二十四年。《传》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礼，而终言其事。《世家》以为本年之事，误矣。懿子、敬叔生于昭公之十一年，（杜注云：“似双生。”）当七年时，二子固犹未生，安得有学礼之事？《阙里志 年谱》亦载此事于十七岁，则作年谱者，但采《史记》诸子之文，缀辑成书，而初非有所传也明矣。学者乃以《年谱》为据，何其不思之甚也？”梁玉绳《史记志疑》亦云：“此是史公疎处。《索隐》《古史》并纠其误。”今按：是年孔子实三十四岁也。又考《左传》昭公二十年，“卫齐豹杀孟絷，宗鲁死之。琴张将往弔，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弔焉？”时孔子年三十，琴张盖已从游。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其收徒设教，或者亦始于是时耶？

  　　又按王世懋曰：“《史记 孔子弟子传》，南宫适字子容，而述《论语》两条以实之，初未言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隐》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孙阅，《论语》注遽云：谥敬叔，孟懿子之兄。适见《家语》，一名縚，已有二名，《左传》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索隐》又云仲孙阅，是又二名，岂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孔子在鲁，族姓颇微，敬叔公族元士，从孔子时定已娶矣，孔子岂得以兄子妻之。《礼记》，敬叔载宝而朝，孔子曰：丧不如速贫之为愈也。若而人，岂能抑权力而伸有德，谨言语而不废于有道之邦耶？”阎百诗曰：“南容名适，一名縚，与敬叔名说，载宝而朝者，当是二人。”

  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

  　　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孔子世家》载适周问礼于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庄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是为定公九年。《水经注》云：孔子年十七适周，是为昭公七年。《索隐》谓：孟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实敬叔言于鲁君，而得适周，则又为昭公之二十四年。是四说者宜何从？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盖《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恰入食限，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虽日食，亦恰入食限，而敬叔尚未从孔子游，何由适周？”冯景《解舂集》驳之曰：“《春秋》昭公世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二十四年二月，僖子卒，五月日食，则此时僖子甫葬，敬叔方在虞祭卒哭之时，焉能与孔子适周？”毛奇龄《毛氏经问》十二驳阎说同。梁氏《志疑》云：“敬叔生于昭十一年。当昭七年，孔子年十七时，不但敬叔未从游，且未生也。若昭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时，不但僖子方卒，敬叔未能出门从师。且生才十四岁，恐亦未见于君，未能至周。而明年昭公即孙于齐，安所得鲁君请之？此皆当缺疑之事。必欲求其年，则《庄子》五十一之说，庶几近之。”今按：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其事不见于《论语》《孟子》。《史记》所载，盖袭自《庄子》。而《庄子》寓言十九，固不可信。后人必信为真者，徒以有《曾子问》从老聃助葬日食诸语为之旁证故也。然其事若断为在定公之九年，其年既无日食，则《曾子问》所载为虚。而孔子适周之事，益见其不足信矣。阎氏所举四说，云《史记》载适周在昭公之二十年者。《史记》特叙孔子适周事于昭七年后，二十年前，含混其辞，未尝实指为在昭之二十年也。此自是阎说之误。《水经注》（按此引皇甫谧《高士传》。）十七适周之语，特以史载孟僖子之死在孔子十七年下，遂从而为之说，错谬益不可信。昭公二十四年之说，既具如诸家之驳。且《索隐》但解僖子之死与使其子学礼在二十四年，亦何曾谓二十四年适周问礼。此皆由误读古书而来。（《毛氏经问》辨此颇详。）至《庄子》五十一之说，则又与《礼记》相舛。何说而必以《庄子》之寓言十九者为可信？郑环《孔子世家考》谓：“定公九年，孔子为中都宰，无籍敬叔之请车，而亦无暇适周矣。”是五十一之说，又难凭也。即诸说之自相矛盾，亦足见其事之非信史矣。（孔广森《经学卮言》又定孔子适周在定公之三年，其说曰：“子在周时，《家语》有刘文公论圣人之语。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两年，未没昭公之丧，访乐苌宏，又非攸宜。前后推校，则适周其在定公之三年欤？”然《家语》为王肃伪书，其言非可徵信。则定公三年之说，亦复非也。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亦疑刘文公以定四年卒，则适周当在定二三年。然又以与《庄子》冲突，疑《孔丛》伪讬非实。良以《孔丛》《家语》，其可信之价值，犹在《庄子》下也。）

  　　且孔子适周见老聃问礼一事，又不徒其年岁之无考而已也。汪中《老子考异》曾列举三疑，谓：“老子言行，今见于《曾子问》者凡四，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夫助葬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柩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史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玄注谓古寿考之称，黄东发《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其疑一也。本传云：老子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室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左传》昭二十年。）司马适秦，（《太史公自序》。）史角在鲁。（《吕氏春秋 当染篇》。）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其疑二也。本传又云：老子隐君子也。身为王官，不可谓隐。其疑三也。”今按：汪氏疑楚人隐者不为周史，是也。顾余谓《戴记》出于晚世，其语亦何可信？《论语》孔子言礼，皆关君臣名分，国政大体，绝不拘牵小节。曾子亦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与《曾子问》所记四事皆不类。则不徒史传可疑，即《戴记》亦虚造。盖出后世小儒，转袭孔子问礼老聃之语而假托其事。汪氏必谓孔子之所从学可信，亦非也。（《论语 述而篇》窃比于我老彭，包《注》：“老彭，殷大夫，好述古事。”《集注》本之。王弼则云：“老，老聃，彭，彭祖。”何义门曰：“老聃之生在彭后，不应反居其上。”翟晴江曰：“《大戴礼》孔子云，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此最足明圣人窃比之意。孙奕读彭为旁，旁侧也，谓欲自比于老子之侧，盖谦也。强生异端，穿凿无理。”崔东壁亦云：“《论语》不载老子。”（互见《考辨》第七二）。推此言之，则《戴记》之不可信益显。）

  　　抑余犹有辨者：《庄子》云：“孔子南之沛，见老聃”，则固非适周。后人混而论之，亦非也。南荣趎见老子，亦南行七日七夜而至。则《庄子》书中之老子，固一南方之隐者。惟《天道篇》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见老聃，繙十二经以说”，此则汉人之语。何者？藏书乃秦人焚书以后乃有此想。（姚鼐云：“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所谓藏之名山。”）十二经乃六经六纬，皆非战国时所有。则明非《庄子》时书。《庄子》书中舍此固不见老聃居周为守藏室之史也。且本篇又云老聃免而归居，则孔子虽欲西至周，而仍见老聃于沛耳。《寓言篇》云：“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此已言老聃适秦。然谓径自沛往，非以周史官隐也。《养生主》云：“老聃死，秦佚弔之”，则亦未尝谓其出关而隐，莫知所终矣。史公《老子传》虽本《庄子》，已远非《庄子》原书之本相。此必史公旁采他书，混为一谈，窃恐老子为周守藏史之说或犹出庄子之后也。（凡言孔子师老聃，似皆出《庄子》后。《墨子 所染》与《吕览 当染》大体相袭。然《吕览》有孔子学于老聃语，《墨子 所染》无之。疑《所染》较先出，故尚未知有孔子师老聃。《荀子》《韩非》则亦屡言及老聃矣。）

  　　又按《春秋左氏传 序 正义》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家语 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邱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邱明为之传，共相表里。”所引与今《家语 观周篇》文不同。（臧琳《经义杂记》谓此乃真《家语》文。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辨之云：“严彭祖《公羊》经师，妄语，何也？或章帝令贾逵自选严、颜高材生二十人，教以《左氏》，禄利之途使然。”贾逵亦在王肃伪造《家语》前。刘氏必谓此说尚出肃后，则无证。是汉时《家语》自有此说。）然则初本谓孔子适周，乃为修《春秋》而观书，与左邱明偕。其信否且勿论，而一事两传，遂谓孔子与南宫敬叔往见老子也。（此犹如庄周本谓孔子问道于老聃，而后人又以为问礼矣。）《韩诗外传》三《说苑 敬慎》皆谓孔子适周，于太庙见欹器，而《荀子 宥坐》及《淮南子》均谓在鲁桓公之庙。足徵传说递变，初不谓其适周者，寖假而遂以为适周。初不谓其见老子，寖假亦遂以为见老子也。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 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文，兴于鲁而次《春秋》。”此亦谓孔子如周为修《春秋》，然未言在何年。林春溥《孔子世家补订》乃谓“《春秋》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盖孔子是年复适周。《曾子问》从老聃助葬，应在此时。”不悟鲁哀十四年，西狩获麟，乃孔子《春秋》绝笔之岁，未必孔子是年始有志作《春秋》，乃往观书于周室。且是年六月，陈恒弒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时孔子已年老，岂四月五月至周，六月返鲁，为此道路之仆仆耶？（《春秋说》：“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得端门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此谓孔子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国宝书，乃至成《春秋》，先后不逾六月，说固难信。然亦不谓孔子身至周。）且纵谓孔子适周，彼其时已德尊道成，岂犹琐琐问日食小节于老聃。林氏强为比附，何也？

  　　《世家》又云：“南宫敬叔言于鲁君，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崔述云：“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今按《说苑 杂言篇》：“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此亦传说，（敬叔少孔子二十余岁，未必前卒，孔子何乃称其谥？此即可疑。）而较近理。盖孔门第子多出微贱，惟敬叔最为贵族。故有乘我车而道加行之说。及其传而益远，遂谓敬叔请于君，与之车马而适周矣。凡此皆足以见孔子适周见老子之为传说，非信史。

  　　故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徵，其事不信。至其书五千言，亦断非春秋时书，此当别详，兹不具。

  孔子适齐考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克，奔齐，鲁乱。《世家》系孔子适齐于是年乱后，是也。时孔子年三十五。《世家》又记昭公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婴适鲁，与孔子问答。《齐世家》云：“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年表》亦同。江永《乡党图考》辨之云：“《左传》昭二十年，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十二月，疾瘳，而田沛。何尝有适鲁之事？岂齐侯来而《春秋》不书乎？”崔述《洙泗考信录》亦同此说。梁玉绳《史记志疑》谓为六国时人伪造，史公妄取入《史》，而所以为此说者，因是年齐侯田于沛也。今按：《世家》载孔子秦缪之对，以王霸分说，诚为战国时人语。春秋时无言王天下者。江氏诸人之辨良是。殆以孔子奔齐，臆想其预与景公、晏子相识，遂误会于田沛之事而为此说耳。（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卷四云：“知猎后入鲁问礼者，案下文云，齐侯至自田，《传》采拾列国之史而成，凡行于国内，史不书至，惟入鲁故书至。《传》即承旧史而书之可知也。观虞人之对，历陈田礼，盖景公感此而问礼矣。史公说当得之《抄撮》《虞氏春秋》等书。”今按：谓《传》采拾列国之史，宁有记虞人之对，而略其入鲁问礼之理？若曰行国内不书至，僖四年晋献公田，六日，公至，定亦出国者耶？章说殊牵强。《左传》自有虞人陈田礼，及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之语，故后人误以为景公入鲁问礼遇孔子矣。）《世家》又称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志疑》引景吏部曰：“欲通齐景，不耻家臣，孔子而如是乎？且据《史》所说，孔子三十岁时，景公与晏婴适鲁，既有秦缪之对，而景公悦矣，至此又何必自辱为家臣以求通也？”今按：孔子先见景公，自不必为家臣以求通，《史》说矛盾固矣。然梁氏既疑鲁昭二十年景公未尝入鲁，又引此以驳孔子为家臣，则亦进退失据。崔述亦疑孔子无为家臣事。然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独非家臣乎？此等俱难详考，不得輙以‘孔子而如是乎’之说为定。（如晏子沮孔子，其语本《墨子 非儒》，固不足信。（参阅孙诒让《墨子闲诂》）。然必谓晏子必不沮孔子，则同一无据，犹如谓孔子必不为家臣也。）

  [附]晏婴卒年考

  　　《史记 齐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今按：《左传》记晏子言行，止于鲁昭二十六年，即齐景之三十二年也。《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其文又见于刘向之《说苑》。其说若可信，景公五十八年薨，晏子没，至迟当在景公四十二年前。晏子曾历事灵、庄、景三公，庄公被弑，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古人四十强而仕，其时晏子名德已高，当近四十，则其寿殆逾八十，故有相景公老而辞邑之说也。《左》襄十七年晏桓子卒，晏婴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唯卿为大夫。是其时晏子已居大夫之位。自此下距崔杼弑君尚又八年，其时晏子当已过三十。以此推之，孔子适齐，晏子年逾七十矣。齐侯田于沛之年，晏子亦当六十五六，而孔子正三十耳，此亦可证是年景公、晏子适鲁与孔子问答之不可信。至晏子言行，大率见于《左传》者最为得实，今传《晏子春秋》有明袭《左氏》者，亦有袭取之《孟子》者，如吾欲观于转附朝舞之一章是也。其书晚出，多不可据。如谓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曰云云，不知子贡是时尚未及孔门。又有晏子使鲁，仲尼使子贡往观，不知子贡之从孔子，晏子则已卒矣。至曰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待，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更不足辨。又谓仲尼相鲁，景公患之，晏子对以勿忧，则孔子相夹谷，晏子已先卒矣。若谓晏子即以是年卒，何以《左传》于鲁昭二十六年以后，历十六年之久，更不载晏子一言一事乎？证以《晏子春秋》没十七年之明文，其为不可信明矣。至后人谓《晏子春秋》出于墨家，观其多载孔门事，知亦非是矣。

  孔子自齐返鲁考

  　　孔子居齐年数，《世家》不详。后人或谓七年，或谓一年。七年之说，《历聘纪年》主之，狄子奇《孔子编年》辨之，云：“《历聘纪年》盖误读《史记 世家》而云然。《世家》云：孔子遂行，反乎鲁。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年四十二句，与下句连读，非谓反鲁时四十二岁也。”一年之说，江永《乡党图考》主之，狄子奇和之。江氏之说曰：“昭二十七年，吴季札聘上国，反于齐，子死蠃博间，而夫子往观葬，盖自鲁往观，蠃博间近鲁境也。然则在齐不过一年耳。”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亦云：“蠃博在泰安县境，距齐都远，于曲阜为近。夫子观葬，盖亦自齐归鲁，途中偶遇，未必特为此行。则归鲁当在是年春可知。”又曰：“孔子于齐，接淅遂行，岂迟至八年之久？”此一年之说也。崔述则谓：“孔子归鲁，以理度之，当在定公既立之后。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棲他国，迨定公立而后返鲁，均未可知。”然考之《世家》云：“齐大夫欲害孔子，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则孔子之去齐，并不以定公立而欲归鲁也。亦不见去齐后有暂栖他国之事。且其时孔子未仕于鲁，亦不必定公立而后可归。崔氏之说，纯出推想，未足信。今既他无可考，姑依江氏说。

  孔子五十学易辨

  　　《论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条解者，从来不一。《易乾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作《十翼》。”田艺蘅《留青日札》云：“此言五十，即《乾凿度》之五十也。”是谓孔子以五十之年学《易》也。《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或云：“古五字如七，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语”，是谓孔子以七十之年学《易》也。俞樾《续论语骈枝》云：“此当以加我数年为一句，五十为一句，以学《易》为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数年而言，言或五或十也。”是亦取《世家》晚而喜《易》之说，而略变之也。今按：惠栋《论语古义》云：“《鲁论》易为亦，君子爱日以学，及时而成。五十而学，斯为晚矣。然秉烛之明，尚可寡过，此圣人之谦辞也。”陈鳣《论语古义》云：“五十以学者，即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无大过矣者，即欲寡其过意也。”毛奇龄《论语稽求篇》云：“古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六十则不亲学矣。”通观诸说，《鲁论》为是。又《正义》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林春溥曰：“《正义》以为四十七时语，尝疑其无据，及读《史记》，孔子四十七岁以阳虎叛不仕，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乃知斯语之非妄。”（林说见《开卷偶得》卷六。）今按，孔子以五十一出宰中都，（说详后。）其前皆不仕。《正义》四十七时语，盖为近是。惟古者无六经之目，《易》不与《诗》《书》《礼》《乐》同科，孔子实未尝传《易》，今《十传》皆不出孔子。《世家》亦但言孔子四十七不仕而修《诗》《书》《礼》《乐》，并不及《易》。而《正义》谓言其学《易》之年，明为误矣。《世家》又谓：“孔子晚而喜《易》，序《易传》”，盖皆不足信。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孔子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此事疑者甚众。赵翼《陔馀丛考》、崔述《洙泗考信录》辨之尤力。大意谓：“公山弗扰即《左传》公山不狃。据《左传》，不狃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是时孔子方为司寇，主堕费之议。弗扰不肯堕，至率费人以袭鲁，岂有弗扰欲召孔子而孔子欲赴之理？”此据《左传》谓弗扰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也。然《伪孔注论语》谓：“弗扰为季氏宰，与阳虎共执季桓子而召孔子”，阳虎执季桓子在定公五年，此以弗扰召孔子亦在定公五年也。（朱子《集注》，毛奇龄《四书稽求篇》从之。）《世家》云：“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按定公九年，孔子已五十一，此误。）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是谓其事在定公之九年也。（江永《乡党图考》从之。）狄子奇《孔子编年》引郑氏环曰：“不狃之召，当在定八年冬阳虎入讙阳关以叛之时。《史记》系之九年阳虎奔齐之后，非是。”狄氏又云：“《世家》虽系之九年，然云此时孔子年五十，仍指八年言”，则又谓其事在八年也。（苏氏《古史》载《论语》以费畔，亦在八年。）三说孰当且勿论，而赵、崔专据十二年一说以疑《论语》，可知其未是。

  　　赵氏又云：“《左传》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为费宰，出劳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怀弗敬。不狃乃嗾阳虎，虎逐之。是时不狃仅怒怀，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又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欲去三桓，将享桓子于蒲圃而杀之。桓子以计入于孟氏，孟氏之宰公敛处父率兵败阳虎，阳虎遂逃于讙阳关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时不狃虽有异志，然但阴构阳虎发难，而己实坐观成败于旁。故事发之后，阳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无恙，盖反形未露也。”此叙不狃事甚晰。而曰：“不狃在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谓以费叛召”，则又泥于《论语》以费畔召之语，而未得其解者。夫《论语》谓以费畔召者，此著其实耳。在当时不狃之召孔子，决不以叛乱为辞也。特以孔子有名德，为世所重，欲借以收人心。阳货亦曾欲见孔子而劝之仕矣。是时不狃虽有不臣之实，而未著变叛之形，故孔子欲往而复止。盖虽季氏未及讨，而固不得谓《论语》于此不应下一畔字。（毛大可云：“畔是谋逆，非称兵”，此说极析。）崔氏又云：“使费果以九年叛，鲁何得不以兵讨之？”是皆泥文拘字之害也。（惟江永《乡党图考》云：“不狃与阳虎共谋去三桓，故《论语》以谓畔，其实未尝据邑兴兵也。”斯为得之。）若《论语》其为东周之语，或出孔子一时戏言，或由后人记者润饰，尤不足深辨。要之不狃可以召孔子，而孔子实未往，其事当在定公八九年之间，则斯足矣。（郑环定不狃召在定八年冬，以九年春孔子为中都宰也。）至其后子路主堕费，而季孙从之者，正由当时亦自知弗扰之有叛志，而惮于力征，因借堕都之名，以收削权之实，而弗扰遂终出于一叛也。（翟灏《四书考异》，沈维城《论语古注集笺》，谓公山不狃以费畔，而季氏召孔子，则并句读而失之。考古者不一本情实，而先以为古人必若是必不若彼，宜其愈出而愈谬也。）

  孔子仕鲁考

  　　《世家》：“昭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马骕《绎史》云：“诸侯三卿，曰司徒、司马、司空，鲁则三桓世为之。其司寇不在三卿之数，臧孙尝为之矣。侯国司寇，亦不称大。由司空为司寇，是由卿而大夫，进退无据。《左传》昭公葬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之墓。《世家》云司空时事，亦误。孔子为司空非实。”梁氏《志疑》释之曰：“春秋之世，侯国多不遵三卿之制，鲁三家之外，有东门氏，臧氏，子叔氏，宣、成时同在卿列，则亦俨然六卿矣。臧宣叔、武仲皆以世卿而为司寇，此岂犹是小司寇之职乎？史云大司寇者，别于小司寇之下大夫也。若司空卿则孟孙世居之，孔子必是小司空。吴英曰：鲁司寇为上大夫为卿，《论语》与上大夫言，专指三桓之为三卿也。与下大夫言，即鲁司寇以下也。孔子官爵，《春秋传》《孟子》皆称司寇，《世家》之所谓大司寇，不当以古制论。《鲁语》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请如齐。然则鲁司寇在古制为下大夫，而在当时则固为上大夫，同为卿也。《西河经问》曰：夫子为鲁君所命，历有明据，《韩诗外传》，孔子为鲁司寇，其命辞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孔某，命尔为司寇，此是命卿辞，非命大夫辞也。此说是矣。《春秋》书卿之例，最著者莫如书卒，《续经》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则哀公于孔子既卒之后，犹以卿礼待之。哀十一年传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哀公诔孔子亦曰：不憗遗一老。若下大夫致仕，安得称国老、一老乎？鲁司寇为卿而非下大夫可知。阎潜邱谓孔子为司寇，实上大夫而非卿，毋乃缪欤？”今按《檀弓》有夫子制于中都之语，是孔子为中都宰之证。其为司空，他书无徵，盖不久即升为司寇也。崔述云：“《世家》有为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后。《家语》有事无年。《年谱》则云：四十七岁定公以为中都宰，四十八岁迁司空。按：《年谱》所云四十七岁者，为定公之五年。是年自六月以前，权在平子，六月以后，权在阳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鲁之乱莫甚于阳虎时，孔子于此时犹为宰与司空，亦何时不可以仕？而《论语》乃有或人不为政之问？阳虎威制鲁君三卿，多行不义，孔子身为卿贰，终不肯去，及桓子受女乐，乃不脱冕而行，不几轻重颠倒乎？《春秋》阳虎以八年战败，孔子以十年相定公会于夹谷，为司寇当在虎败之后，夹谷之前。”江永亦辨之云：“定五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阳虎将以璠玙敛平子，仲梁怀弗与，见《左传》。而《家语》云：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阶而救焉。《年谱》遂叙宰中都于孔子四十七岁。是时阳货方张，岂夫子仕时？且阳货途中之语，又何为耶？”因定宰中都在定公九年。其说殆是。

  孔子相夹谷堕三都考

  　　孔子为鲁司寇，其政绩之大者，凡二。对外为相夹谷，对内为堕三都。夹谷之会，在定公十年。全祖望《经史答问》论之曰：夹谷之相，正孔子为卿之证。春秋时所重莫如相，凡相其君而行者，非卿不出。鲁十二公之中，自僖而下，其相君者皆三家，皆卿也。鲁之卿非公族不得任。而是时以阳虎诸人之乱，孔子遂由庶姓当国，夹谷之会，三家拱手以听，孔子俨然得充其使，是破格而用之者也。江氏《乡党图考》云：“夹谷事以《左氏》为信，《穀梁》《史记》《家语》皆有斩侏儒事，后儒伪造也。”梁氏《志疑》云：“夹谷之会，《左》《穀》述之各异，《史》合采二传又不同。盖其事当世乐道之，后人侈论之，故其言殊。《家语》但窃二传、《史记》以成文。”崔氏《考信录》辨此事尤详密，要不外据《左氏》以驳《穀梁》《史记》，以见传说之递衍而递失其真也。惟宋叶梦得《春秋谳》则并《左氏》而不信，谓其先阳货请齐师，齐不乘阳货之乱，假之以求得志，何忽以一犁弥之言，遽求劫我而幸于仓卒乎？且虽谓孔子无勇，鲁之兵尚强，纵得鲁侯，安能即求鲁？《传》又谓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齐既方以强暴相凌，亦岂孔子能以一言而兵之？又谓孔子求反汶阳之田，盖为下书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耳。今经不书盟，而传以为盟，可见其妄。盖自阳货败，鲁始用孔子，齐人知之，遂求与我平而归其侵地。《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齐人为是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此言为近实。凡《左氏》《穀梁》所载，皆不足据。（《左氏谳》卷九。）

  　　堕都之事，在定公十二年，《世家》误在十三年。《志疑》论之云：“考《左传》侯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费叛，郈费之堕，叔、季自堕之。郈、费不叛，则二氏方欲资为保鄣，即欲随之，其将能乎？观围成弗克可见已。乃《左传》述此事，一若堕郈及费，皆出孔子、仲由之谋。《左氏》作之，《公羊》附之，史公信之，而三言成实，岂情也哉？《家语》袭《左传》《史记》之文，谓孔子堕三都之城，并堕成邑，误甚。宋章如愚《山堂考索》有《三家堕都辨》，以为其谋非出孔子。《滹南集 五经辨惑》云：三山林少颖，近代名儒也。其于兵莱人，堕三都等，皆排之而不取，可谓卓识。”今按：梁氏此论，可谓似而实非也。考古者贵能寻实证。实证之不足，乃揆之以情势，度之以事理，而会之于虚。孔子之堕三都，《左氏》言之，《公羊》又言之，《史记》又言之，三家之言，如出一辙。其为信史也，有实证矣。即舍是而揆之以情势，度之以事理，孔子非不能唱堕都之议者，季、叔非决不能听孔子之说者。夫谓郈、费，叔、季自堕之，固也。然而围成弗克，又谁实主之耶？今详考事实，孔子堕都之议，实自郈、费之叛而发。八年，阳虎作乱，费宰公山不狃隐赞之。九年，伐阳关，阳虎出奔齐，季氏犹未显讨不狃也。十年，侯犯以郈叛，乱既定，孔子乃唱堕都之议。《公羊》载其言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且《论语》亦言：“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此自是孔子平昔君君臣臣正名复礼之主张。孔子既以相夹谷见信，乘此时而言之于季孙。季孙惩于阳虎之叛，憾于不狃之诈，而听之。叔孙亦自鉴于侯犯之事而先堕郈，季孙遂继之堕费。而不狃自馁于往日之助阳虎，乃先叛以逃罪。独成宰公敛处父能臣也，始终忠于孟孙，于阳虎之乱有力焉，故孟氏信之。而渐于孔子复礼之论，又二子皆先堕，乃伪不知而隐抗命。此皆事理之甚著，情势之极显者。故谓孔子鉴于鲁之内乱而相机进言，可也，谓季孙、叔孙亦鉴于私门之变，而遂信孔子之言以自堕其都，亦可也。（《公羊注》“二大夫宰吏数叛，患之，以问孔子。孔子曰：陪臣执国命，采长数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孙悦其言而堕之。”此注为得当时情实矣。吴英曰：《左氏》谓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疏云：当是仲由自立此谋，是也。孔子时为司寇，国有堕都之事，则必孔子以为是可知也。《公羊》以为计出于孔子，然堕郈堕费，实出叔、季两家自患其都为叛夫之薮，孟孙亦与及焉，故皆有从堕之议。子路与之果决，孔子不过在其位谋其政，以为合于古者邑无百雉之制而可堕也。故复古即所以靖乱，而非孔子创谋以为必不可缓之急务也。今按吴氏此辨，盖亦以三都不果堕，而为孔子作解脱也。）今尊孔子者，不详考情实，昧于因利乘势见可而动之理，若孔子凭空发此一段堕都大议论，叔、季二氏，皆感化于圣德，而孔子、仲由，遂能不籍实力，不凑机会，自有神妙作用，堕此二都，固属远于情理。而矫其谬者，因谓堕都之议，绝与孔子无涉。乃不惜蔑弃实证，视同市虎，则岂不两失之哉？此如夹谷之会，《世家》谓齐惧，归鲁侵地而谢罪，其说若未免过侈。而矫诬者因遂并排其事而不取，亦不得谓识之卓者也。（即如崔述《考信录》所辨，一若齐之归地，与孔子之相，固可无涉，而全不足以为孔子功者，是亦矫枉过甚之说也。方夹谷之会，鲁为齐下，而既会之后，齐人归地。虽齐不为惧鲁之用孔子而与鲁会，而齐之归地，要不可谓非孔子折冲坛坫之功。见于《左传》者，如鲁叔孙豹、郑子产、宋向戍，即如孔子弟子子贡，皆以弱小知礼，而抗强敌，以自树其国体。应对朝聘，文采斐亹，照映一世。虽后世诵者，犹有馀慕。孔子相夹谷，夫亦犹之。即谓不足以尽孔子之能事，岂得抑而没之，谓与孔子无涉乎？故《左氏》所记，纵如叶梦得氏之疑而不信，要之会夹谷而孔子相，必有一段外交情节，则无从而疑者。崔氏之论，未得为适当之见也。魏禧曰：夹谷既会，齐侯谓其臣曰，夫人率其君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于鲁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谢过也以文，君子之谢过也以质，君已知过，则谢之以质。景公于是归鲁田。可知此会孔子有平仲为内主。即因梁邱据，亦当由平仲得之，不得草草看过，谓圣人开口半言，齐人遽服也。此亦可备一解。然若《左氏》所记根本不可信，则魏氏之言亦仅为一种猜测尔。）考古论世事，就事论事，不以己意抑扬乎其间，庶乎得古人之情实矣。（又按：姚际恒《春秋通论》世无传本，余曾见其钞本之残者，亦论此事。大旨与后来《志疑》之说同。谓“《春秋》孔子所修，《论语》孔子所作，此等事当参观始得。《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则孔子之不罪弗扰可知矣。盖弗扰叛季氏，非叛鲁也。堕费之议，实由于叔孙、季孙，非孔子与子路之为此谋也。弗扰以费叛，而孔子欲往，孔子岂反谋堕费，使季氏得除叛臣而即安乎？故郈叛而叔孙、仲孙堕郈，费叛而仲孙堕费，皆率师以往，愤疾家臣之叛己而自欲堕之也。其堕之之意，则将以为家臣无所恃以复叛而我以安。惟孟氏之邑则异是。其宰不叛也，故孟氏不欲堕。但二氏以己邑既堕，亦欲堕孟氏之邑，及强公使围之，此公之闇也。孟氏使其臣拒之，而成卒不得堕。”又谓“堕费之于鲁，无利而有害。三都者，固不特三家之保障，而实亦鲁之保障也。使圣贤于鲁得位行道，自必有正本澄源之计，次弟设施，岂在于纷纷毁裂其城池，以吾君相漫然尝试于叛人哉？”今按：姚氏此论，其误亦与前后诸家同，而为辨较深刻。然当知孔子欲赴弗扰之召，其意非在助弗扰以去季孙也。若谓定公围成，乃定公之闇，而孔子在当时，似并不赞三都之堕者，则彼之所谓正本澄源之计，又将若何而为设施哉？虚辨无实，不足翻前古之成案也。又按：叶梦得《春秋谳》，亦辨此事，盖自来疑此事之最早者。叶氏谓孔子欲正三家，必有其道矣，何致使仲由为之，此亦虚辨无实也。）

  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辨

  　　《世家》：“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摄相者，江永云：“摄相乃是相礼，如夹谷相会，《论语》趋进翼如，宾退复命是也。若鲁相自是三卿，执政自是季氏。孔子是时但言之而从，《公羊》所谓行乎季孙三月不违者耳，未尝摄鲁相也。”余观《荀子 宥坐》云：“孔子为鲁摄相”，《晏子春秋》云：“孔子圣相。”则战国晚世，已有误以孔子为鲁相者。《史记》特承其误。崔氏《考信录》、梁氏《志疑》皆有辨。

  　　诛少正卯，语本《荀子》，崔、梁亦辨之。余谓《国策》赵威后问齐使，“于陵仲子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此为始有诛士之意。齐负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议，闵王斮之檀衢，（《吕览 贵直篇》作狐援，《古今人表》作狐爰。）乃有诛士之行。下至荀卿，乃益盛唱诛士之论焉。其《宥坐篇》所载汤诛尹谐以下七事，周公诛管叔为不类，子产诛邓析为误传，此外则为虚造。盖犹非荀卿之言，而出于其徒韩非、李斯辈之手。《韩非》书（《外储说右上》）亦载太公诛华士、狂矞，其所举罪状，为“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畊食掘饮，无求于人”，是即赵威后之所欲诛于仲子者也。《宥坐》之言少正卯曰：“心达而险，行僻而坚，信伪而辨，记醜而博，顺非而泽”而《非十二子篇》亦云：“行僻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则知少正卯即十二子之化身矣。（荀卿先倡非十二子之论于前，其徒乃造为孔子诛少正卯之事于后，战国事如此例者甚多。）至于李斯得志，乃有焚坑之祸。崔、梁辨此事甚尽，顾未及于此，故为引伸之。（《家语》亦载此事，继以子贡进曰云云：余考子贡从游尚在后，（参读《考辨》第二十九）则《家语》言复误。）又荀子称“少正卯鲁之闻人，聚徒成群，小人之杰雄”，殆犹仅为一在野之学士。（然观其氏少正，则又非在野之士也。）至《史记》始以为大夫乱政者。崔述曰：“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专据《史记》为辨，亦未是。（《尹文子 圣人篇》亦载孔子诛少正卯事，宋鈃、尹文接万物以别囿为始，当无取于诛杀。盖尹文在荀卿之前，而书语出荀卿之后矣。至首辨其事者，当为朱子。其言曰：“少正卯之事，《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亦不道也。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诸儒，愤圣人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稍次叶适《习学记言》亦辨之，亦以为出荀氏之传。）

  　　又按：《左传》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正值鲁定公九年，孔子为司寇之岁。岂少正卯乃由邓析误传欤？

  孔子去鲁适卫考

  　　孔子去鲁，《世家》在定公十四年，《鲁世家》在十二年，《卫世家》在灵公三十八年，则当鲁定公十三年。《十二诸侯年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行，卫灵公三十八年孔子来。江永《乡党图考》谓去鲁实在十三年春，鲁郊尝在春，故经不书，当以《卫世家》为正。今考《世家》又谓：“孔子去鲁，凡十四年而反乎鲁”，孔子反鲁在哀公十一年，则去鲁正定公之十三年也。且《鲁世家》书孔子去于十二年毁三桓城，孟子不肯堕成之后，《左传》围成不克，在冬十二月，知孔子去在十三年之春矣。（臧庸《拜经日记》谓：“鲁郊在周正首月，实夏正十一月，孔子于鲁定公冬十一月郊后去鲁，至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孔子已去鲁矣。使十一月不去鲁，十二月围成，有弗克乎？”不悟《春秋》固用周正，其说疏陋，殊无足辨。）又《世家》载齐人归女乐，崔述疑之，谓“《孟子》但言不用，从而祭，膰肉不至，未尝言归女乐。且其事不书于《春秋经》，又不见于《传》，惟《论语 微子篇》有之，疑出战国策士所伪撰。”翟灏《四书考异》谓“《语》《孟》俱不专于记事，各见一边，理无嫌也。”余谓孔子去鲁，亦不载于《春秋》，何论于归女乐？且《韩非》书（《内储说下》）亦载此事，其与《史记》所叙，虽诚有类战国策士口吻者，然孔子在当时，主复古礼以折私家之奢僭，故内则权臣抗其政，外则敌国忌其事，谗间交作，决非一端，女乐之事，何必无之耶？（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谓：“武叔之毁仲尼，桓子之受女乐，亦当由堕都之故。盖始患家臣之强而堕之，继闻处父之言而疑之，物必先腐而后虫入焉。使桓子不疑孔子，岂女乐所能间？”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卷一《孔子周游列国说》则谓：“孔子周游，为避祸，非为行道。陈氏于齐，犹季氏之于鲁。孔子用于季氏，抑私家，强公室，齐、鲁近而相亲，鲁治，齐必效之，陈之谋篡齐急，故忌孔子之用鲁，为女乐以馈之，所以间孔子。孔子用于鲁，实季氏主之，故孟子见行可之仕，不曰鲁定公，而曰季桓子。用女乐以饵季氏，与为密谋，谓孔子利鲁不利季氏。季氏欲杀孔子，公不敢违。郊不致膰，即食不设箸之意。以孔子去之速，知季氏必欲杀孔子，而圣人已见其机也。孔子在外，屡发思归之叹。其出也，师已送之，曰：夫子为罪也。当时不罪夫子，师已何为辨其无罪？而夫子亦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则出走为避死明矣。故其归也，必待冉有用于季氏，季氏召之而后敢归也。既信孔子而用之，不信去之可矣。曷为必欲杀之？曰：所谓交不终兮怨长也。且不杀孔子，无以对叔、孟，更无以挟定公，三月之间使两易其政也。谓女乐之馈出自陈氏。以昭公之出，陈氏援季，简公之弑，三家庇陈知之也。”今按两家之论，虽非的证，而颇得当时情事，抑刘辨深刻矣。又《王荆公行述》谓古之人仆仆然其身以求行道于世而曰吾以学孔子，惑矣。孔子始食于鲁，鲁乱而适齐，齐大夫欲害己则反而食于鲁，鲁受女乐不朝者三日。义不可留则乌乎之，曰卫灵公之遇贤者，庶乎其犹有礼；于是之卫，卫不可与处，于是不暇择而之曹，以适宋、郑、陈、蔡。其志犹去卫而之曹也。老矣，遂归于鲁以卒。孔子之行如此，乌在其求行道也。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仆仆然劳其身以求行道于世，是沽也。王氏此论，颇若与刘说为近。然时人固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亦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斯二义者，合而观之其可也。）

  孔子畏匡乃过蒲一事之误传与阳虎无涉辨

  　　《世家》：“孔子适卫。居项之，或谮孔子，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过匡。匡人拘孔子。孔子去匡，即过蒲。月馀，反乎卫。”又曰：“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今按：《世家》文字，前后多错。如两叙过蒲，实为一事，非有去陈复过蒲也。（孔广森《经学巵言》亦主错简之说，惟其排比推论，亦多误，兹不详辨。）考之《左传》，定公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世家》公叔氏畔，殆指此。孔子以定公十三年春去鲁适卫，居十月而去，过匡过蒲，适遭公叔氏之畔，核其年月，正复相当。《集解》徐广曰：“长垣县有匡城，蒲乡”，《正义》：“《括地志》故蒲城在滑州匡城县北十五里，匡城本汉长垣县。”是匡、蒲近在一处。去匡过蒲，稽其地位，亦复相接。然何以于同时同地，连罹两厄，而《论语》惟及匡事，绝不言蒲难？以余考之，匡、蒲之难，盖本一事。今《世家》所载孔子畏匡事，盖出后世误传，不足信也。

  　　《世家》之言曰：“孔子过匡，颜剋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崔述辨之曰：“孔子在鲁为司寇，居卫见礼于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当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误以为虎。况拘之五日，亦当出一言以相诘，乃竟不知其非阳虎，岂人情耶？匡人欲杀孔子，斯杀之矣。如不欲杀，斯释之矣。拘之五日，欲奚为者？而宁武子之卒，至是已百余年。（武子仕卫，在僖、文之世，成二年，武子之子相，将兵侵齐，其时武子非老即死，自此下至孔子来卫，尚九十余年。）宁氏之亡，亦数十年。（宁氏亡在襄二十七年。）从者将欲为谁臣乎？此其为说至陋，皆必无之事，而世咸信之，其亦异矣！”

  　　且《论语》记匡事凡有两章。一则曰：“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推其文义，与《史记》所载畏匡事绝不类。夫使匡人误以孔子为阳虎而拘之，则一言而解耳，亦非可以为匡人罪也，孔子何以言之如此？其又一章曰：“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此亦与《史记》载畏匡事不类。崔述辨之曰：“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则颜渊当同拘而同免。匡人果围孔子，曲三终而解去，（此《家语》说。）则颜渊当同围而同解。何以《论语》云颜渊后乎？”又《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无颜刻，但有颜高。王应麟《困学纪闻》六谓即颜刻，惠栋《九经古义》、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并主此说。（《解诂》云：“高乃亭之伪。（亭隶作克）亭刻同声，古字通用，《论语 宪问篇》克伐怨欲，马《注》克好胜人也，意与骄相似，故字子骄。”）然《左传》高毙阳州，在定公八年，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过匡？（全谢山《经史问答》云：“厚斋先生考古最覈，独以颜剋即颜高，稍不审。颜高少孔子五十岁，见于《家语》，然则生于定公八年。阳州之役，盖别是一颜高也。独是《史记》《家语》之年，亦多不可信者。若以少孔子五十岁计，过匡之岁，定公之十四年也，颜高亦止七岁，凡此皆无从审正。惟不问其生年，但以其死定八年毙阳州，而何以十四年尚能御孔子过匡，是则厚斋之疏也。”余谓全氏若疑及《史记》畏匡之非信史，则不为此辨矣。《仲尼弟子传正义》云：“孔子在卫，南子招夫子为次乘过市，颜高为御”，《志疑》云：“王肃妄以刻之为仆过匡，撮合于在卫为次乘之仆，张守节误据之。”）则知《史记》叙孔子畏匡事，不必为信史也。善乎王鏊之言曰：“匡人遭阳虎之暴，识虎必真，不应以貌似而误围夫子。夫子亦必明言非虎，不应讬言斯文以自免。其曰子畏，恐有他说。”

  　　则《论语》之所谓子畏于匡者其事果何如乎？曰：以今考之，殆即《世家》过蒲之事也。所谓为宁武子家臣者，徐坚《初学记》引《左传注》云：“蒲宁殖邑也。”此注今无考，或当是贾、服旧注。《春秋大事表》亦云：“宁殖以蒲出献公，宁氏诛，继受蒲者为公叔氏。”余疑孔子过蒲，公叔氏方畔，止孔子，不可，强盟而出之。后人误以公叔氏为宁氏，盖以其同为蒲邑之主也。于是孔子以要盟于公叔氏而得脱者，遂谓其使从者为宁武子家臣也。然则以宁武子一人之误传，不益足以证明畏匡过蒲之为一事耶？

  　　余又考春秋名匡邑者非一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云：“文元年卫孔达侵郑，取绵訾及匡。杜注：匡在颍川新汲县东北。今陈州扶沟县西有匡城。定六年侵郑取匡，此郑国之匡也。在今开封府洧川县东南。僖十五年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杜注；匡在陈留长垣县西南。《论语》子畏于匡即此。《史记》孔子自匡至蒲，今俱在直隶大名府长垣县境。”如顾氏说，则孔子畏匡，与阳虎暴匡，并非一地。然顾氏特据杜注分说。江永《春秋地名考实》则谓：“文元年之匡，亦在长垣，不在扶沟。”梁玉绳《史记志疑》则谓：“杜注陈留长垣县西南，与颍川新汲县东北，二县相近，疑匡是一地而分属。”按之地图，梁说颇疏，未可信。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云：“郑之匡，在今开封府洧川县东北，去蒲甚远，距陈已近，孔子何得又过蒲返卫？蒲为今大名府长垣县治，卫之匡在县西南十五里。《左氏》文八年，晋使解扬归匡、戚之田于卫。杜注：匡本卫邑，中属郑，今晋令郑还卫。以此推之，知匡既还卫，后又属郑。定六年所取郑地，实卫地也。”毛奇龄《四书改错》云：“《左氏》定六年，公侵郑取匡，时阳虎实帅师，令皆由虎出，故虎得暴匡。”由此说之，则定六年鲁人取匡，亦在长垣。阳虎之所暴，即孔子之所过也。然则孔子过匡，自招公叔氏之要盟，而特以其邑乃往者阳虎之所暴，故遂误传而为匡人以孔子为阳虎而见围耶？

  　　畏匡之事，《论语》以下，又见于《庄子 秋水篇》。其文曰：“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庄子》书本寓言无据，此记畏匡事尤多误。以畏匡与微服过宋相混，因谓宋人围之，一误也。又牵涉于阳虎，不知阳虎与宋人无涉，二误也。然亦仅谓匡人误以为阳虎，非谓孔子貌似阳虎也。（至《史记》乃有颜剋为仆，孔子状类阳虎之说。夫孟子但谓游、夏、子张以有若似圣人，而《弟子列传》亦竟谓有子状似孔子，则何貌似孔子者之多？至《韩诗外传》又别生匡简子之名，益下而益详，要之与《论语》之言不符。今匡简子亦无考，余疑乃涉赵简子而误也。

  　　《世家》云：“孔子不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闻窦鸣犊、舜华之死，而返。”此事崔述亦辨之曰：“赵鞅弱王室，侮诸侯，而叛其君。春秋大夫，罪未有大于鞅者。孔子何取，而欲见之？晋大夫见于传者多矣，即赵氏家臣董安于、尹铎、邮无恤之伦，皆得以才见于传。窦鸣犊、舜华果贤大夫，传记何为悉遗之？且鞅，卫之仇雠，孔子无故去卫而往见其雠，不遂而复反乎卫，亦何异于朝秦暮楚者？则其事之为无据，必矣。”余考蒲，春秋时在河南，地与晋邻。（《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卫侯辄出奔，将适蒲，拳弥曰：晋无信，不可。杜注：“蒲近晋邑。”《世家》亦言：“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孔子实至蒲而返卫，此后世所由有孔子将至晋，临河不济之说也。（赵简子杀窦鸣犊、舜华，其传说亦应与简子欲杀阳虎有关。）

  　　《世家》又云：“孔子行，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论语正义》“中牟为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于时为中牟宰，而赵简子伐之，故佛肸即据中牟以畔。《左》哀五年传，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此即简子伐中牟之事。然则佛肸之召孔子，当在哀五年无疑。”今按：哀五年孔子在陈，（详《考辨》第十八。）何有佛肸远召孔子，而孔子欲往之事？此亦虚也。《索隐》云：“此中牟当在河北，非郑之中牟。”《正义》：“荡阴县西有牟山，中牟盖在其山之侧，今河南彰德府汤阴县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正当卫走邯郸之道”，据此中牟正在晋、卫边境，与匡、蒲亦近。而考《左传》定十三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之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至冬十一月，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赵氏与范、中行氏之争始此。孔子以鲁定十三年春去鲁至卫，居十月而至匡、蒲，正值其时，故或谓佛肸以中牟畔召，或谓孔子欲见赵简子，皆其时也。佛肸畔在鲁哀五年，而此云佛肸以中牟畔者，如公山不狃畔在鲁定公十二年，其召孔子在八年，而《论语》称以费畔召，情事正相类。故余定佛肸召与孔子欲见赵简子，亦为一事两传，或并两无其事。其传说之源，则自孔子过匡、蒲而起。而孔子过匡、蒲，则其时当鲁定公十三年冬，或十四年之春也。今《世家》既分叙四事，又散列前后，遂使后之读者，茫不见其真际。崔氏之辨，有见其误，未见其所以误。（崔述又以过蒲为自陈返卫时，以蒲在卫西，匡在卫南，佛肸之畔在赵襄子时，考覈均未精惬。）而一概抹杀，以为谬悠之谈，全无根极，亦不足以发明其底里矣。

  孔子去卫适陈在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岁非鲁定公卒岁辨

  　　《世家》记孔子去卫适陈事最凌杂，崔述辨之曰：“《世家》孔子于卫灵公时，凡四去卫而再适陈，其二皆未出境而返。其初适陈，以定公之卒岁，乃定公十五年，适宋，遭司马之难，至陈，主司城贞子，盖本之《孟子》。其再适陈，以灵公卒之春，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因灵公问陈而遂行，盖本之《论语》。按《论》《孟》所记，乃一时事。《论语》记其去卫之故，《孟子》叙其道路所经，与在陈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误分为二，其谬一也。《论语》云：子在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孟子》云：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此亦一时之语，而所传异辞，史家亦分以为二，遂谓孔子凡两发叹，一属之初至，一属之再至，其谬二也。（此条《索隐》《绎史》均辨之。）过匡之役，未出境也，无故而反。临河之役，无故而去，亦未出境而复反。去就苟然，仆仆道途而不惮其烦，其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适卫，而《年表》已于是年至陈。《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魋之难，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卫，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陈反卫自卫复至陈之事，《年表》皆无之。即其所自为说，已自改之，而学者反皆遵之，甚不可解也。”崔辨如此，足以破千古之迷矣。又云：“孔子去卫之年，虽无可考，然卫灵以哀二年夏卒，则孔子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所谓鲁定公卒之年去卫者近是。”则立说犹疏，未见所以为去取之故。以余考之，孔子去卫，当在卫灵卒岁，请举十证以明之。

  　　《年表》宋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桓魋恶之，《宋世家》亦同。孔子以前岁去卫，今年过宋，前后适合。若于鲁定公卒岁已去卫，何缘至是始过宋乎？此一证也。（《志疑》谓过宋在景公二十二年，臧庸《拜经文集 上钱晓徵书》谓在二十三年，皆据孔子在鲁定卒岁去卫为说，故改易过宋之年以就之耳，其实非也。）《左传》：“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是孔子哀三年夏在陈。盖以是年过宋而至陈，年亦适合，二也。其后孔子以鲁哀六年自陈避兵适蔡，即自蔡返卫，（详《考辨》二二及二四。）在陈不出三年。若自鲁定公卒岁去卫，则至鲁哀六年返卫，在陈将逾五年。孔子自言之，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郑玄云：“不及仕进之门。”故孟子亦云：“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则孔子之在陈、蔡，不比其在鲁、卫，何以留滞如此之久。此不可信。三也。孔子至卫，卫灵公禄之如鲁，其敬事孔子至矣，孔子又称卫之多贤。若以定公卒岁即去，则去卫何其远，留陈何其久。不可信，四也。且《世家》云：“孔子去卫适曹，是岁鲁定公卒，孔子去曹适宋。”去卫适曹，去曹适宋，文本一贯，何以中间横插是岁鲁定公卒一语？此不似《史记》原文，可疑，五也。余谓后人妄添此句，正缘妄据《孟子》未有终三年淹一语而然。自定公十三年孔子至卫，至十五年恰及三年，故谓孔子于是年去卫矣。又《世家》云：“孔子遂行，复如陈。夏，卫灵公卒。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夏，鲁桓、釐庙燔。秋，季桓子病。”《史记探源》云：“案《春秋》蔡迁于州来以上，皆在哀公二年，齐助卫围戚以下，乃在三年。此文是岁以上有阙文，本不谓一年之事。故上文已言冬，下文复云夏、秋也。”（《志疑》云：“是岁当作明岁。”以下文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之例，知其非是。崔述云：“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尤失之。）余谓上文孔子去卫适曹，去曹适宋，遂至陈，主司城贞子家一节，正当在此。以后人妄疑孔子于鲁定卒岁先已去卫适陈，移之于前，又妄为增窜，遂使今《世家》文理緟沓，先后僢舛，不可依据，六也。《年表》孔子来陈，在陈湣公六年，尚在鲁定公卒前一年，其误不待辨。然其所以误，则亦有可得而言者。《世家》云：“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于是孔子去陈。”自鲁哀三年孔子至陈，居三岁为哀公之六年，吴侵陈而孔子去，避兵适蔡，见叶公，年数正合。后人不知适蔡即适楚见叶公，又误谓孔子去陈至蔡，去蔡至叶，遂因孔子居陈三年，而误演为孔子居蔡三年。因误谓孔子自陈避兵，在鲁哀公元年之役，遂移《年表》孔子来陈于湣公之六年。以其年至鲁哀元年吴伐陈，前后亦适及三年也。然与《世家》居三岁之文已不符。且孔子于鲁定公十三年至卫，十四年即来陈，尤不合。并与《世家》以鲁定公卒岁去卫之说相乖。使子长自为之，不应僢违如是。明出后人移易，痕迹凿凿，七也。《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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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主义视角下的自我审视

  作者： 发布时间：2022-08-22 11:58:29

  萨特曾说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它不像精神分析那样执着于对过去的“考古”或后现代流派的“解构”，而是更倾向于鼓励人们尽可能地去描述所处的世界、关系、情景和自我感知。从我个人的体验来看，存在主义确实更关注人的当下和本身——即“此时此地的我”。

  在萨特看来，存在主义的本质是求真。它要求我们直面现实——即承认一切客观存在（比如死亡、孤独、无意义）并打破一切妄念（比如成为不老不死的人或全知全能的神）。它肯定了个人的努力和存在价值，认为每个人都能通过自由选择和责任承担来完成自我塑造。存在主义

  不是悲观主义，而是一种严肃的乐观主义。

  因为人是自己造就的，他必须通过一次次的考验和道德选择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好比一个君子，他在独处或平安顺遂时是很难证明自己是个君子的。除了平时要在人前人后保持一致，还要在所有利益冲突中的表现都合乎君子所为才行。

  而在《存在主义心理学的邀请》里，博·雅各布森把以萨特为主的存在主义哲学、欧文·亚隆为首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和存在主义治疗统一归为存在主义学

  科。他邀请我们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视角来探索人类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尝试和我们探讨

  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如何获得更有活力的感觉，如何面对人生逆境，如何接近幸福和爱的状态，以及如何接纳生活中的好与坏。

  从内容来看，博·雅各布森在每一章（除了第1章）都会先描述一种具体的生活困境，然后结合理论分析，最后才提出多种解决方案。

  比如第2章探讨了幸福与痛苦，第3章是爱与孤独，第4章是逆境与成功，第5章讲的是死亡焦虑与投入生活，第6章是选择与责任，第7章是混乱与意义。

  不过在我看来，《存在主义心理学的邀请》更像是一份存在主义的学习大纲。通过它，我们能快速查阅存在主义各大分支的主流研究理论和相关概念。

  比如欧文·亚隆列举的四种存在处境：

  我们终有一死；

  在决定性时刻，我们是孤独的；

  我们不得不选择自己的生活（自由）；

  我们要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中努力创造意义。

  梅达尔·博斯提出的人类生活六大基本特征：

  人类生活在空间中；

  人类生活在时间中；

  人类通过身体展现自我；

  人类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中；

  人类生活在某种特定的情绪和心理氛围中；

  人类生活在一定的历史背景

  弗洛姆的五种个人基本需求：

  寻求爱（关系）；

  超越自我；

  发展根基感和归属感；

  寻找自己的身份；

  寻找人生的方向和意义。

  当然还有从心理治疗角度提供的自救和救人建议：

  比如如何处理自身的痛苦：

  1、试图控制疾病／痛苦

  ·相信自己的认知能力

  ·把痛苦看作有待解决或征服的问题

  ·设计解决方案并渡过难关

  2、进入与疾病／痛苦的对话

  ·倾听疼痛，听痛苦在告诉你什么

  ·倾听痛苦希望你怎样生活

  ·尝试满足痛苦所提出的要求

  3、把疾病／痛苦看作你收到的一份礼物

  ·专注于你能从痛苦中学到什么

  ·专注于向你敞开的新生活

  ·专注于被给予的新机会，并尝试心存感激

  4、承认疾病／痛苦是你无法改变的，是一种极限情境

  ·最终，接受有一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无论你做什么

  ·接受这个事实：有一些东西比你更强大

  ·接受你的痛苦，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如何帮助他人处理痛苦：

  ·这个人是否面对并清楚表达了危机情境中暗含的所有丧失（物理丧失、心理丧失、世界观丧失、存在丧失）？·这个人是否抓住机会去接受他的既定条件和事实性，以此作为（新的）存在基础？

  ·这个人是否利用这个机会去面对基本的存在处境，并在这些处境中建立更牢固的根基？

  ·这个人是否利用这个机会去感知、识别和表达危机引发的所有情感？

  ·这个人是否利用这个机会去面对创伤事件中被分离的材料，并重新考虑他关于自己的基本信念和假设？

  ·这个人是否尝试从创伤事件中发现一些意义，并为他未来的生活找到目标和方向？

  但对我个人而言，学习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技巧更多的是为了去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

  因为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治疗逻辑是通过激励和赋能（告诉对方你很棒你很行你是自由的有选择的你的未来你做主你的努力有回报你的付出有意义），让人明白困境不是人的既定命运，而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一旦人了解并接受这个理念，他便能成为自己的主宰，相信自己有力量去拯救自己。

  而且每一种心理治疗都是用关系去疗愈人。它需要你具备随时与人建立、维护和修复关系的能力，能够让对方在你所创建的新关系中获得一种被关注、被包容、被接纳的温情体验，然后逐渐恢复在现实生活中对人和人际关系的信心。

  而在对方变得有担当能做出自由选择前，你还得帮他戒掉他对你的移情和依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在练习处理自己的移情、分离、存在和死亡焦虑——学习如何活在当下以及与人和世界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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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通过品牌策略来创造出品牌的魔力和吸引力

  作者：Bonnie 发布时间：2023-03-27 09:53:23

  "Alchemy: The Dark Art and Curious Science of Creating Magic in Brands" 这本书是由世界著名的品牌策略师 Rory Sutherland 所写。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如何通过品牌策略来创造出品牌的魔力和吸引力。

  书中作者提出了“品牌炼金术”的概念，认为品牌策略师就像炼金术士一样，可以将平凡无奇的品牌转化为有魔力的品牌。作者强调，品牌不仅仅是一个标志、一个口号或一系列广告，它还应该是一个人们愿意拥有和支持的具有吸引力的故事。

  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品牌策略案例，涵盖了多个行业和领域。作者通过这些案例向读者展示了如何通过创意、情感和故事来建立品牌的魔力，让消费者对品牌产生强烈的情感认同和忠诚度。

  此外，作者还讨论了消费者的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解释了人们做出购买决策的背后原因。他认为，品牌策略师应该了解这些心理学和经济学原理，以制定更加有效的品牌策略和营销活动。

  总之，"Alchemy: The Dark Art and Curious Science of Creating Magic in Brands" 这本书主要探讨了如何通过品牌策略来创造品牌的魔力和吸引力。通过大量的品牌策略案例和心理学理论的讨论，作者向读者展示了如何建立品牌故事、情感认同和忠诚度，以及如何制定更加有效的品牌策略和营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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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勇敢一点，困难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大

  作者：夏天 发布时间：2018-06-08 15: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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