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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非常烂！画的非常粗糙！千万不要买

  作者：小川叔 发布时间：2013-10-25 11:36:18

  被封面忽悠。打开之后震惊死了！

  好难看。。。。

  去韩国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糊弄么？

  不知道为什么要采用纯水彩。。

  而且真心的。。是初学者水准。

  特别薄！！！还非常不要脸的送了一个空白本子来冲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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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图】今年看过最牛的历史摄影类书籍！

  作者：麒麟 发布时间：2023-08-26 09: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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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气”“菌”——细菌学说在中国的落地与前行

  作者：某羊 发布时间：2023-02-23 23:10:49

  《尔雅》释“中馗菌”，地蕈也，小者曰“菌”，按菌乃植物中之微小者，今冠以“细”字而言其细微不易见，于义尚合，姑从之。 ——1918年《细菌学名词草案》

  大疫三年，我们对于卫生防疫的关注无疑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其中既包含对于“防疫”这一技术或知识本身浓厚的兴趣，同样也涉及技术知识背后更为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因素——毕竟，我们已经以切身的经历体验到了：

  所谓疫情防控，绝非是“医学”所能简单概括的，它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它所塑造的政治经济文化后果，皆不可被忽视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着如此深刻的体验，也便不难理解三年来的“防疫卫生史”研究热与出版热——2020年全年扎堆面世的一系列关于西班牙流感、黑死病等“大疫”的作品自不必说，仅就中国史而言，有关口岸防疫研究、东北鼠疫、卫生书报的作品就有不少以再版或新版的形式与读者见面。

  

  卫生的现代性

  8.9

  [美]罗芙芸 / 2021 /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东北博弈

  7.1

  [美] 威廉·萨默斯 / 2022 / 光启书局

  

  出版与文化政治

  7.5

  张仲民 / 2021 / 上海人民出版社

  需要指出的是，此类研究大多以事件史或技术史的角度切入并展开，固然有趣而具体，却难免片断性——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当然可以通过阅读《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意义》或《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来了解近代卫生防疫的知识与技术如何在1900年代通过通商口岸进入中国，也可以透过《东北博弈：环境与地缘政治（1910—1911）》获悉1910年代中国鼠疫防控能力的已日渐成熟，但却缺乏对于二者之间联系的清晰认识：

  十年之间，卫生防疫何以在中国获得了如此明显的在地化成果？

  如果不考虑阅读一部卷帙浩繁的医学通史，那么从概念入手不失为一种了解诸如上述1900—1910年这样“发展中间期”的十分经济的方法。张仲民教授基于“卫生”这一概念展开的近代史研究已经成名在外，而浙江大学的姬凌辉研究员的新著《晚清民初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则在借鉴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从与前者密切相关的“细菌学说”入手，呈现清末明初卫生防疫知识与技术的引介与在地化进程。

  如作者在结语中所明确指出的，细菌学说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发展与传播，实则是引介于在地化这两个过程“纵横交织”的结果（319—325页），这也使得本书的叙述构成了两条线索：

  就纵线而言，清末民初细菌学说的引介历经晚清政府、民初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时期，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中西古今的碰撞与交流

  ——鸦片战争后，最早一批由中国走向世界的外交官、留学生们开始在日记与书信中记录显微镜、细菌、现代医院、卫生的一系列新事物与新观念，特别是细菌这一新奇事物，与传统中医观念中的“因虫致病”说在中国人的脑海中实现了奇妙的结合——“照壁见蝎行”这一作者所见国人对于显微镜下微生物的最早记载（057页），便是这种古今结合的最佳脚注。而后，随着教会、留日学生等不同群体的争相译介，

  细菌学说于1880到1910年代间持续在华传播，并呈现出由普及化（作为域外奇闻的介绍）到专业化（作为先进技术知识的引介）再到普及化（作为与工农生产和日常生活相关的大众知识的宣传）的传播进程，并最终以1919年中央防疫处的设立为细菌学说被引介的标志性事件

  。在本书的相关论述中，有两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一者，就内容而言，

  清末民初细菌学说引介过程中，不同译名的争相竟逐可谓盛况空前

  。作者指出，清末民初虽是乱象丛生的年代，动荡的政局却也为民主、科学等思想与知识的传播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条件（170页），加之这一时期新旧、中西思想的碰撞与激荡，更兼“受近代科学进步主义思潮影响，人们往往努力找寻更为合适的后出概念去取代日益落后的前出者”（208页），关于bacteria的翻译从最开始的“虫”，音译的“百思笃”，到音意结合的“百”（从白从一，具体解释见205页），再到和制汉语“细菌”“霉菌”等，可谓种类繁多。

  而如其他大量译词一般，和制汉语“细菌”最终占得鳌头，亦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中西折中的结果。

  

  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相当特别的译名，音miao，由“秒”“生”二字构成，区细菌增殖速度快之义

  二者，就表述而言，本书系由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改写完成。而当“概念研究”与“学位论文”相结合时，行文方面的“失之过繁”便难以避免。特别是在考察细菌学说引介过程时，在资料的列举方面作者往往不要其烦，力求详尽——其中一些表格、议题复述本市可以进一步简化、省略或是置于书后附录部分的。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大量的图表和要素列举难免让阅读的流畅性大打折扣。就此而言，本书由论文向著作的改编尚难说完善。当然，反过来说，若作为一部供后续研究者参考的简报集，本书到确实要有用得多。

  相对于纵线，

  横向的细菌学说在地化过程甚至更为复杂。对此，作者将之概括为“一张从条约口岸到东北三省，从东北三省到晋绥直隶，从晋绥直隶再到全国各地的社会文化版图”（32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于这一主线的梳理和探索上，作者颇具创见地以1894年香港鼠疫（口岸）—1910年东北鼠疫（东三省）—1918年晋绥鼠疫（晋绥直隶）—1919年霍乱疫情（全国）这一“疫情防控史”为线索，通过考察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疫情防控情况，总结了清末民初近三十年间细菌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不断深化的过程——

  既体现于相关观念地域影响力的不断扩张，亦表现在舆论宣传和认知主体的下沉不断深化，更内化于官方和民间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科学程度上

  。

  这里就要谈到本书在表述方面的另一大特点——

  （纵）线与（横）点，也即作为概念史研究的细菌学说译介过程，与作为事件考察之重大疫情节点的两相结合

  ：作者匠心独运，将细菌学说引介的概念史范畴与防疫事件的考察依时间顺序两两搭配，由此我们得以看到甲午前后细菌概念的引入与香港鼠疫的防控（第二章）、清末细菌学说的传播与东北鼠疫防控（第三章）、民初细菌学说的深化与晋绥鼠疫的防控（第四章），以及中央防疫处的标志性成立及其在霍乱疫情防控中的作用（第五章）——观念的传播得以照进卫生防疫工作的现实，从而让读者对于前者的理解更加具体化。

  

  从左至右分别为1894、1910和1918年三次鼠疫期间《申报》《盛京时报》和《大公报》对于疫区疫情及防控工作的报道

  ——应当说，若仅有对细菌学说引介与转译过程的分析，那么作者便很容易陷入概念史研究的窠臼，沉迷于对译介著作与报刊文章的收集和梳理（如前所述，本书的相关部分已具有了明显的这一趋向）；而如果专注于近代历次防疫事件的考察，则又难免流于表层的事件史研究，无论基于比较热门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角度，亦或更为专业性的医学史视角，本书都绝难达到目前的深度，更遑论望那些更为成熟和经典的近代卫生史研究著作之项背了。平心而论，就本书目前对于概念史与事件史研究的结合而言，有些部分仍略显生硬（如第五章），但在传达作者理念、引导读者理解方面，其价值已得到充分体现。

  而这种结合得以成立，除却作者研究思路上的匠心勾连之外，

  “细菌学说”这一案例本身亦得凸显其独特性

  。如作者在第一章所作着重分析的，在“细菌”这一概念开始进入中国人视野的19世纪中叶，距离其在西方被系统研究不过二三十年（1830年代复消色差显微镜的发明才真正推动了微生物学的研究），也即“当19世纪中后期细菌致病说西来之后，细菌致病说在同时期的西方也是刚刚起步”（077页），公共防疫观念亦处于传统的“瘴气论”（强调清洁）与近代“细菌说”（强调隔离传播渠道）的较量之中（这种较量在1894年港英政府主导的香港鼠疫防疫工作中展现得相当明显）。在此情况下，

  细菌学说的“西学东渐”不同于其他更为成熟的西方科学，其本身仍处在尚待完善的进程之中。而1894与1910年这两次发生在中国的鼠疫疫情，更是为中国学界、政府及民众提供了一次绝无仅有的“前沿体验”机会

  ，如作者所言：

  如果说1894年（在香港鼠疫事件中）腺鼠疫杆菌的发现是人类首次吹响了科学的号角向瘟疫宣战的话，那么宣统鼠疫期间经过各国医学专家的共同努力，肺鼠疫杆菌的发现则是细菌学说在东北这个特殊场域，得到各国专家认可的重要成就，这对于细菌学说本身而言，是其走向全球化的重要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北鼠疫的防治与肺鼠疫杆菌的发现均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亦构成晚清民初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重要一页。（168—169页）

  可以说，

  在“共时性”（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和“同域性”（中国东南—东北）的推动下， 细菌学说本身的理论发展、其在卫生防疫工作中的实践，以及作为域外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得以合而为一，并通过作者的文字体现出了独特的案例价值。

  当然，这种“同步”并不意味着细菌学说的发展及其引发的卫生防疫体系现代化进程得以在近代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现实的状况远非乐观，甚至于“在地化”的过程中凸显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巨大反差

  ：一方面，在经过香港、东北的两次鼠疫疫情洗礼后，活跃于口岸地区的中国的精英学者们（以伍连德为代表）已然具备了全球性的卫生防疫观念与最为先进的细菌学知识；但另一方面，如果将视野转向1918年的晋绥鼠疫，则前述促进晚清民初知识传播的社会环境同样导致了内陆地区“乡民愚昧无知”“官员不作为”“军队飞扬跋扈”，以致发生“无双国士”伍连德在疫区因研究需要解剖因疫死者，而遭愚昧民众殴打的尴尬情况。（227页）

  

  伍连德，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主导了1910年东北鼠疫及其后多次疫情的防控工作

  甚至于，这种状况不局限于“口岸—内地”的地域性差异。在本书第五章论及1919年全国性霍乱疫情的防控时，作者一方面肯定了新成立的中央防疫处在京畿地区所取得的成效，并指出“中央防疫处的专业水平并不比世界其他细菌学研究机构差多少，甚至在大规模应用血清、疫苗方面，亦积累了不少本土实战经验”（315页）。但另一方面，同样位于东部口岸地区的上海南市，却枉顾霍乱弧菌通过饮用水、食物传播的科学事实，而在民众支持、官方推动之下，以清理垃圾的方式抵御疫情。对于这一“倒退”情况，作者予以了重点关照，分析认为：

  此时细菌致病说之于中国，仍处于初步引入阶段，即便是在较为开放的广州和上海，细菌致病说的普及也并不顺利，中医与西医防疫观念不同，广州与上海防疫观念各异，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也很难讲业已形成良性互动。所以淞沪警察厅当局作为上层，即便认识到了霍乱弧菌致病原理，但在当时，究竟有没有必要把细菌致病说这种仍处于发展阶段的知识，用一种启蒙性话语去启蒙普罗大众？在霍乱造成的恐慌情绪下，淞沪警察厅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着重解决南市垃圾问题，是一种理性选择。同理，普通民众选择“建醮”“游神”“验方”去因应疫情，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有其“传统”的“理性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市垃圾清理成为1919年上海南市霍乱防治工作的重点，看似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在时人的防疫行为和观念中，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历史场域，充斥着科学、宗教、地方习俗和信仰之间的“混战”。“混战”的结果是，在时人认为的细菌、垃圾、鬼神三种疫原之间，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后两者。毕竟此时的细菌致病说仍然存在于相对专业的医药卫生报刊里，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脑海中，尚属于“精英知识”。（286—288页）

  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本书最值得深省的一个案例——从动态的角度看，最为科学的理论终究永远会处于少数“科学精英”的观念之中，科学知识的生成与传播亦处在一个以他们为金字塔尖的无止境下沉过程当中。而

  在疫情这样的公共危机下，无论是普罗大众面对未知的恐惧而选择基于“传统”的“理性回归”，抑或是政府基于“治理术”之需要的顺势而为，都无疑会凸显上述知识传播链条的无力，却又同时彰显了这一传播链条的重要性与急迫性

  ——一次次的“疫情”冲击不断提醒着我们这一现实，而作者对于过去的梳理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无止境工作的任重道远。

  

  登载于1927年《卫生》杂志上的《医学鸟瞰图》，关于卫生防疫的相关主题已占据左上四分之一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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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记忆

  作者：般若 发布时间：2005-12-03 14:30:57

  每次拿着这本书，眼睛都会出汗。

  记得她曾经指着前页的小猪，说：“看，多像你？”

  记忆慢慢模糊去，人已远去，而我，也将慢慢融入这片灰色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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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与简单

  作者：漂来漂去 发布时间：2015-01-18 12:00:54

  Scala是一门复杂的语言，它在java的基础上又多出了很多的特性，看起来很像语法糖？

  但这些复杂的特性背后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最终达到了强大而不失一致。从for表达式转译，到List实现，你会发现它的内核是如此简单，但在这些基础之上构建出的强大特性，是如此美妙。

  有些语言，你只要学一个月，但完成一个项目却要五个月，有些语言你需要学五个月，但完成一个项目只要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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