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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克扬：《在空间的密林里》细语

  作者：那年夏天 发布时间：2013-02-02 17:20:39

        还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就想写一部有关“中国建筑”的书，这似乎是对于相关母语文献匮乏的一种本能反应。如今人们习惯了流水线制造连夜攒就的“论文”，殊不知“论文（essay）”绝不是简单地以立场代替知识，以知识代替问题的，总合了立场、问题和知识而在西方同类思想中汹涌而来的“智识”（intellect），使得大多数现有的中国建筑写作都有些相形见绌。

       与此同时，又有一种双重的沉重感撕扯着我的神经，使得围绕着“中国建筑”的讨论不能尽欢于学院高阁的“白”。这种沉重感，当然，首先来自我们所面对的不尽纯净的、充满“杂声”的物质现实：一家人拘于数平方米的城市斗室中的成长经历也许还算不上什么，那么，描绘我们这个古老而庞大国度的通景画一定是更为触目惊心的，它不能被任何一种既有的理论所囊括，而一定是摇摆于汗漫和具体而微之间，那是费正清为《两种时间》（Two Kindsof Times ）写序时所谈到的亟须“福楼拜、笛福、巴尔扎克”三支大笔而不能尽书的故事，是值得每个曾经在这里浸透的人所梦寐以求的某种真实的原境。

  然而，即便经过苦苦思索，我却始终无法确立这样一本著作的准确体例，它无法是年谱、地志式的小尺度编目：甲、乙、丙、丁、卯；A，B，C，D，E。也不能是19 世纪博物学家的百科全书那样一个包罗万象的结构，这样的缺憾既因为学力所及，也缘于今天这样一个现实：以有限的智力和知识构造一个无限圆周式的体系，终将是在时间的螺旋线上游贻笑大方了——毫无疑问，我的选择只有一个：抓住某些紧迫的、有感的、具有举一反三作用的议题。

      本书收录了我在过去的若干年内对于当代建筑问题特别是“中国建筑”的思考，也算是从以上感悟出发，对于“中国现实”的某种答卷。它们绝非面面俱到，充其量，只是由于连续的个人经历和思维方式的整一性，保证了它们较为完满的感性和真实；与此同时，既然是某种面对现实的思索，那么就无法不同时面对广阔的理路和这些问题共享的基础，值得在这里预先写下，作正文的铺垫。

     首先，讨论“中国建筑”一定得有自己的理论和历史前提，这是我在此为这个专有名词加引号的原因。如果说“建筑史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对大多数建筑师还过于抽象的话，“传统”或者“文脉”都不会是什么陌生的说法吧！可是“建筑学”（20 世纪初由留学生自西方引入）之前的中国营造该如何定义呢？传统自身的传统是什么？文脉之外的文脉又是什么？对某些只爱好“创作”的建筑师而言，建筑理论或建筑史几乎已经可算做建筑设计外一个边远学科了，它的岌岌可危到了没有“产值”就要被淘汰出局的地步，可是我依然要说，理论和历史研究的目的并非为去寻找某种“原型”或普适性的“规律”，也不在于在博古架上徒然增加可以拼贴的品类，而是在于观察它作用于现实的门径，柳暗花明却又殊途同归。由此，我们理解既往经验和现存逻辑的意义不是为了建立某种“本质”中的权威，而是在各种广阔的“意外”中寻找万千变化的可能。

      对以上设问的解答很可能也是打开更一般问题之门的钥匙，它意味着一种同时宏观阔大和具体而微的思路，意味着本身即兴趣盎然的写作，这里的理论和历史反倒是凸显了开放的建筑学“实践”的重要性。

      很多当代建筑师同行对于“建筑本位”的思考是值得尊重的，但这种思考有时纠结着非传统和“创新”的冲动而难免归于无处了。现代主义以来的建筑学孜孜不倦地寻找着笛卡儿“空间”之外的可能性，大多“创新”依然离不开传统的和翻新的“类型学”的自说自话，它在寻找建筑内含的语言和意义的同时却忽略了语言所有的沟通功能，须知语言的意义来自于实践，“体”与“用”是两个无

  法脱离的层面，中西方思想的区别，不仅仅是来自于渺渺乎天人之际的“本体”，而是来自于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具体的主体，在于“此时此刻”的“手中”和“体内”。这样的探究是什么时候都不会沦为抽象的，也很难为某一两种特出的主张所囊括。

       20 世纪初在中国建立的“建筑学”完全是个舶来品，因此更加离不开它在新的情境中的不同体认——理论关乎宏观，阐释则牵涉到局部，两者又是通过具体的沟通手段绝对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建造、媒体、建筑图或是广义的建筑再现（representation）手段，因此是我十分关心的内容，它们既包括建筑师感受的转化，也涉及建筑作品如何为更广阔的社会所接受（建筑写作者的本分，就是传达这样一种活泼实在的经验）。这样看来，我们传统上所认为“皮相”的问题其实是实质而不是手段，或者说，它们可以同时是出发点和目的地，既新（表述方法）且旧（诉诸熟悉的感受）。例如，近十年中国的都市化的主旋律中有“城”与“乡”的变奏，在另一端则兴起了“景观”和建筑学的关系——从社会沟通的角度而言，它们并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在我国方兴未艾的“都市景观”本是立于“城”和“乡”的二元对立之上的，这些问题不能刻舟求剑式地套用今天的专业标准而只能回到它们最初的表达方式里去考察。

      “情境”和“身体”因此共同织成了更为密致的“文脉”，使得我们对于营造的理解不仅仅囿于“纯粹建筑”，还涉及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方式和它们的高级表现形式——比如艺术；我们可以讨论的不仅仅是今天的建筑，还有历史上的城市，乃至整个物质文化生活的变迁。扩展知识视野的同时，这样的讨论又不是面面俱到的，对于个人视角重要性的强调，让“总体建筑”最终不至于沦为泛政治化的讨论，而是导致某种开放性的答案。例如，历史上那些被认为“落后”的城市规划（奥斯曼的巴黎改建）真的是毫无是处吗？其实过去认为他们对的人，就和今天认为他们错的人一样多。这样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深思的：因为智者不会空言集体的“态度”，也不会放大表明个人诉求的“愿望”；只有同时审视“非常建筑”和“平常建筑”，才能理解中西建筑学巨大的差异性——时间的差异性，以及高等文化和低等建筑之间的差异性，回到“明星建筑”和“普通建筑”（“没有建筑师的建筑”）间的中道，在各种看似不相关的现象之间建设出坚实的桥梁。

       和很多时报、月刊读者的想象有所不同，在建筑写作中写作者的“趣味”并不十分重要，明星项目中使人惊悚的物质性光环也并不重要。任何有价值的写作，除了“要做得如何如何”之外，还必须以“别变成那样”而自勉，原因其一就是不要在思想自身的清理尚未完成之前，仓促地变成一种自我封闭的僵硬无趣的言

  说（带有过强政治性和专业性议题的狭窄主题）；其二就是不要“似是而非”，这对于大量汲取西方知识而不具有消化能力的当代中国而言尤其严重。而为了避免这一点，除了加强翻译和导读，恐怕还要勤于反省和自察。

      建筑或许是无法写作的。那么倒过来，写作不应该成为建筑创作的奴隶，因为建筑思想应该是从建筑出发，抵达人类共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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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都在发生

  作者：bugles 发布时间：2007-02-06 21:38:55

  喜欢,不喜欢

  追求,被抛弃

  快乐,很痛苦

  人生总是很矛盾

  最重要的是能看到里面的规律

  做更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做更多让自己和别人都高兴的事情

  人家就是总结得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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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本书开始

  作者：snowspring 发布时间：2005-12-23 21: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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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吻”不是先天的本能，而是后天的习俗

  作者：新京报书评周刊 发布时间：2023-06-22 12:00:23

  接吻是一桩无数人都在做的小事。但你是否想过，为什么我们习惯用亲吻来表达爱意？

  接吻是西方的外来习俗吗？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接吻只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古代中国人并不接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相比于接吻现象在日常中的司空见惯，接吻问题却是学术边缘中的边缘。在最近出版的新书《接吻的中国史》中，就特意将“中国人的接吻”作为文化史问题进行探讨，做了史料性的实证研究。

  作者从先秦古书、出土文献中寻觅证据，在汉墓画像石中找出图案，探讨闺房私密的卿卿我我，剖析中古骈俪的宏大制作，又于诗词、散曲、小说、笔记中一一拈出例证……说明，中国人对于接吻虽然不那么热衷、那么高调，但我们也自有中国人的“吻的文化史”。

  古代中国人的接吻行为一直蒙着神秘色彩。就以古时形容接吻的语词为例，便有“呴”“呜”“接唇”“亲嘴”“做个吕字”等数十种之多，有的颇不容易立刻明白。从接吻这件小事的“前世今生”入手，我们却也可以看到古人的生活与世界。

  撰文｜重木

  “接吻”是一种本能吗？

  曾经著有《现代学林点将录》和《陈寅恪诗笺释》的胡文辉先生根据其平日里“随时留意，有闻辄录，积久成多”的史料，写了一本关于传统中国“吻”的小史。这部小史主要是以“史料排比……大体只是做出一个文化史的综述”，而非法国式哲人形而上的“玄虚想象”，但也恰恰如此，我们能够通过这部小史中丰富的文献资料，发现一直以来在被各种“天理”“为国为民”的宏大概念和叙述笼罩之下，古人在个体的、私人的亲密关系中的生活幽微之处。“吻”看似小题，但其背后又确实牵连着庞大且错综复杂的线索与背景，不仅有趣，也颇有意义。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接吻”看似一种人类的自然本性，中外古往今来应该也都在“无意识”地实践着，也正因其具有的某种“普遍”和日常性，而导致现代人与现代研究几乎对其视而不见，仿佛桌上的信。但当它在近代随着各种性学与生物学的发展而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时，接吻这一行为开始被看作是一种个体的生物性本能。在《并非本能：接吻的一般历史》这一章中，作者便通过对各类性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中对于接吻的解释，指出接吻“不是一种先天的本能，而是一种后天的习俗”，尤其是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西方流行文化在好莱坞影视等娱乐媒介的宣传和推波助澜下而渐渐地被认为是某种自然而然的“欧洲式”接吻，也“并非天经地义，而实为一种文化建构”。

  更进一步，作者总结道：“指出接吻是一种文化建构，意味着的是：接吻作为一种初级性爱方式（前戏之前戏），并不是自然性、本能性的行为，而是后天习得的，即带有习惯性、风俗性的行为”。而也正因此，古今中外的“接吻”就必然因其所处的具体地理、文化和时间的差异，而会出现不同的形式以及对此形成不同的理解和观念。《接吻的中国史》主要研究的便是传统中国隐藏在各种文本和资料缝隙里的“吻之文化”，尤其是围绕着这一行为所建构起的庞大象征体系与实践，虽然这一文化往往被有意无意地隐藏与遮蔽。

  

  接吻的中国史

  7.0

  胡文辉 / 2023 / 上海文艺出版社

  《接吻的中国史》

  在近代中国西化的过程中，作者发现“中国人是否接吻”成了现代化（西化）问题中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而“接吻”这一被看做是“西式的/现代的”行为也随着人们的关注而渐渐在20世纪初的中国被关注。或也正因此，许多人才会以为“中国人的接吻，只是承受了西方的影响，中国人过去是不接吻的”，如张竞生便在其《接吻的艺术》中认为中国人对接吻“或偶一行之，但并未讲究与普遍实行”，但其后如周作人、叶灵凤等人都通过对传统一些文献或是日常生活的观察反驳了这一说法，认为“接吻”在中国自古有之，且“东方人是比西方人更了解的”（叶灵凤）。

  在某种程度上，张竞生和周作人等人讨论的“接吻”既是同一件事，又不是一件事。张竞生所谓的“接吻”是“西式的”，是“巴黎，法国人的风尚”，而在其背后所牵涉的不仅仅只是两个个体的嘴唇相触，它还关联着这一行为背后更加复杂的观念模式，尤其是近代“欧洲式”接吻意义本身也经过历史的演变与发展；而周作人等人讨论古人的“嗅，我们乡间读作hsoong（西用切）”则在另一套认识论系统中运作与被赋予意义。

  接吻是“西化”的习俗吗？

  我们可以借用After Eunuchs的作者姜学豪（Howard Chiang）的“认识论现代性”（Epistemological modernity）概念来讨论这个问题，即“接吻”这一实践和行为在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必然存在，并且在各类文本中也留下了书写与描述，但无论是“嗅”、还是之后胡文辉发掘出的“呜”“做个吕字”“亲嘴”与“接吻”等词汇，它们与民国时期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接吻”（kiss）早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东西，其背后便牵涉到认识论问题，即今人对于接吻这一行为及其意义的认知已经和古人存在差距，即使使用的词汇依旧，但其背后的庞大象征系统却早已经物是人非。

  而关于古人“接吻”的文献资料，也往往处于一些相对于正统文献十分边缘的位置，除了胡文辉对咸卦的新意解读之外，早期有关接吻的文献大都来自房中术书籍（以及受其影响的汉画像石），而或许也因为房中术在秦汉时期的风行（“秦至中古时期视为房中术定型的阶段”）而使得这一通过规范男女性行为而达到养生与神仙目的的文本中包含着大量关于接吻的资料。也正是通过对这些房中术文本里有关“接吻”话语的归纳与分析，作者总结出中古以前古人对于接吻的两大认识：一是在古代中国，接吻是完全存在的，但却是“从属于性行为的一部分，只限于在私密状态中进行”；二是古人之所以重视接吻，目的是为了达到采阴补阳的养生效果，因此接吻又从属于房中术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古以前，接吻主要是性行为和房中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往往是私密的，在公共场合以及面对公众的文本中，便几乎难寻踪迹。

  房中术对男女性行为的操作与实践有着巨细无靡的规定与限制，性交的目的在于采阴补阳以求长生，而非为了性行为本身（见李零《古代方术考》中对房中术的研究），因此接吻也就具有特定的目的性。房中术中对接吻的理解和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传统中国关于接吻的最重要认知框架，一直伴随着房中术的发展而存在于世，并且在房中术于中古后期进入没落或是辗转进入明清艳情小说中后，它也暗度陈仓地开启了新的场域，在明清大众与通俗文学中获得了新生。

  在《不登大雅之堂：诗词曲歌举例》一章中，作者便强调伴随着房中术文本的没落，接吻再次转入私密，与此同时也在一系列不登大雅之堂的边缘文本中出现。首先便是自古以来就被认为用于“言志”的诗（往往是区别于古诗的新体诗）成为描述接吻的载体，但往往这些艳诗本身也属小众，且大都难以传世，所以胡文辉所能发现的相关资料也十分有限，而其中以《十香诗》和清人孙原湘的《个人》最为经典；而除了诗，被认为出自青楼歌伎的词以及其后的元曲和各种民歌，也成为描写接吻的主要文学载体。“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曲又更下于词，而民歌、小调又更下于曲”。

  这三类文体的共同特点都是属于“小技”且边缘，也因此在面对主流规范时有更多的余地和空间描写私密情感、情欲和行为（“对大人先生视为鄙俗的成分也更能容纳”），尤其是在通俗且大众的民歌里，依旧具有强烈的“野性”，相比较于文质彬彬的诗文所关注的国民大事，它却收藏着普通民众更加多元、活泼且旺盛的情感、情色想象与欲望。所以这也是《接吻的中国史》中能够收集到的最多的相关资料，可以和明清时期的艳情小说一较高下。

  

  恋恋红尘

  8.1

  李孝悌 / 2022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恋恋红尘》

  明清时期，世俗社会大开，红尘滚滚，就如李孝悌在其《恋恋红尘：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中所指出的，明代商业的高速发展带动城市化进程，再加上阳明后学对于个体人欲与人性的张扬，而使得明清社会繁花似锦、欲望横飞。而诸如汤显祖的《情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醉西湖主人的《弁而钗》与李渔的《肉蒲团》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诞生，其中涉及的男女/男男情爱行为令人眼花缭乱，接吻也自然就是题中之义。就如胡文辉所言，“中古以前，房中术在社会上影响较大（与神仙观念的影响成正比），但可能也仍限于上层阶级；至中古以降，旧贵族阶级解体，大众社会更为壮大，而房中术亦随之式微”，也正因此，房中术中关于性的各种神话和伪科学渐渐被俗世的、自然主义的性取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房中术同样以一种改头换面的形式进入了明清艳情小说的性描写中）。

  而也正是在百花齐放的艳情小说中，“接吻”——或以当时最常用的“亲嘴”一词——的各类用语被重现与整合，并且还影响到如日本等周边国家，如“做个吕字”这样隐指接吻的用语。而同样出现在明清艳情小说中的“接吻”一词，根据考证，或许也是由中国传入日本后，被日人用来翻译英文的kiss（吻），然后又在晚清民国时期传回中国。而其“出口转内销”的经历也并非个例，而是近代中国用语和词汇上的一个典型特征（见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我们或许也可以通过“接吻”这一用语的复杂跨国经历来进一步说明，那些看似未变的用语背后其实已经遭遇了完整的认识论颠覆，而当它留学归来之后，这一融合着不同认识论的词汇将再次遭遇不同观念的碰撞。在来去之间，不同的认识论和观念已经融合，而远非传统中认为的某种文化对另一文化的彻底殖民，更真实的情况或许就是霍米·巴巴所谓的“杂交”状态。

  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因如何处理口臭而引起的关于古人如何洁口问题的讨论中，尤其当我们过分执着于讨论诸如牙签、牙刷到底是哪个国家发明时（胡文辉指出，“牙刷是中国人大约在北宋时创造的，但仍未普遍，至南宋时则成为大众的日常用品”），往往忽略了背后更加复杂的“来－去”这样反复且彼此影响的过程。从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土的杨枝刷牙方式，到古人由此启发或是对这一行为的进一步改善而发明的牙签与牙刷，文化之间并非总是“殖民－被殖民”这一对立的二元模式，而更多的是一种彼此影响而最终成为一种“杂交”的模式。

  

  《暮光之城》电影剧照。

  “性爱之吻”缩小了接吻的广阔意涵

  在《东是东，西是西：与域外的对照》一章中，胡文辉通过对比中西传统中“接吻”意义的改变指出这一相同行为背后可能因社会文化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理解，尤其是西方“接吻”具有的“宗教－礼仪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单纯性和公共性，使其区别于后来发展成的“恋爱之吻”以及传统中国的“性爱之吻”。而在“接吻”东来的影响中，其古老的礼仪模式始终未能被其他地方接受，反而是作为恋爱和亲密的象征被普遍接受。这也再次说明，不同文化在相遇后，往往会受制于本身的认识论框架，因此即使一方再过强势，也很难令对方完全全盘接受。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彼此斗争和协商的动态过程。

  在东西对比中，作者认为“对于接吻的态度，中国人本来并没有什么不正常，倒是西洋人比较不正常而已”。在这里，作者预设了一个何谓“正常”的标准，即——在他看来——接吻作为性爱的前戏是属于正常的，因此西方传统中的宗教式礼仪性接吻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性便是“不正常”的了，但这一推断恰恰与作者在前面指出的“接吻是一种文化和习俗的建构”相悖。因为在传统西方中，接吻或许不仅仅只是作为性爱的前奏，甚至它更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象征意义是代表亲密或是具有特定的宗教内涵，因此对于西人而言这便是接吻的正常意义，和传统中国的“接吻”相比，具有差异，但却不存在正常与否——判断“正常”总是带有规范性目的，同时会具有等级、道德和意义高低的判断。

  在某种程度上，被作者认为是正常的传统中国的“性爱之吻”可能恰恰缩小了“接吻”或许能够具有的广阔意涵——当然，这也与不同文化对这一行为意义的建构有关。我们会发现除了西方的宗教式礼仪之吻外，像一些国家——如泰国——也会亲吻君主的鞋子，以表达崇敬。所以，亲吻这一行为可能具有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意义可能性，但随着西方“恋爱之吻”的强势以及其在各种大众文化中的传播，接吻的意义被迅速地收缩，而开始仅仅与爱人间的亲密行为有关，虽然一些地域和文化中依旧存在着如亲吻面容、手背和鞋面的行为，但也已经置于边缘了。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毛诗序》中曾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个体的情感表达往往会通过身体的不同举动来展现，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现，在欣喜或悲伤等情绪中，人们会用亲吻来表达对对方喜悦的分享或是安慰。当然，这一行为或是同样来源于“西式”接吻传统的演变，但这一行为本身却具有自身的意义，一种不是被外在强加而是某种“自然”的身体行为。这个问题似乎再次回到了《接吻的中国史》第一章讨论的“接吻是否是本能”的问题，我们身体的某些行为和举动必然是文化潜移默化训练的结果，但感觉的直接性同样值得关注。

  讨论感觉的直接性不是为了重回“接吻”是否是本能的滥调，而是为了强调对于“接吻”的文化和意义的建构本身是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无论是“近代以前，中日一直是性爱之吻”，还是西洋“经历了从宗教时代到世俗时代的变化，最终定型的恋爱之吻”，它们或许都在某种程度上局限了接吻这一行为对于个体或人类的多样性可能与意义的绽放。因此，我们可以在一本有趣的著作的基础上，去进一步思考“接吻”的可能性。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重木；编辑：走走；校对：薛京宁。封面题图素材来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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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功过，自在读者心间

  作者：月下黑 发布时间：2023-08-18 23:31:39

  说到曹操，大概有多少人爱他，就有多少人恨他，既是能臣又是奸雄。也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矛盾集合体，方才显得这位距我们近两千年的历史人物更加生动。人本就是复杂的，不单调才是真实，如若只有一致的好评，那就显得虚妄了。在郭瑞祥的这本《曹操》里，作者梳理史料，以简练而有力的文字，将曹操的传奇人生和汉末风云呈现在我们眼前，是非功过，自在读者心间。

  

  关于曹操的作品，无论是文字书籍还是影视作品，都已经够多了，也不乏优秀的作品，但郭瑞祥的这一本依旧值得一读。本书以正史史料为底子，结合部分笔记小说，甄别其中的信息，梳理出可信度高的部分，而后便以干货的形式讲述出来。既没有多余的废话，也没有矫揉造作的浮夸感情，只以纯粹的文字将曹操的一生功过记录。

  曹操的一生，过于传奇，在他身上的精彩故事仿佛无穷无尽。在读郭瑞祥的这本书时，我们仍能够感受到曹操身上那决定他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的非一般的特质。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那些真正体现曹操与其他乱世英杰不同之处的地方，便是曹操在面对人生转折点时的抉择能力。

  说到曹操在乱世之中遇到的重要转折点，自然少不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同样的机会摆在袁绍和曹操眼前，两人手下谋士陈述利弊的都有，最终两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也有了不同的结局。郭瑞祥则在书中进行了通透的分析，相比袁绍、刘表等人的煊赫出身，曹操更加需要献帝这面大旗。

  从曹操的实际操作来看，比起“令诸侯”，挟天子之后，更加便利了他招揽天下贤才英杰。曹操比谁都清楚人才的力量，这也让曹操形成了唯才是用的风格，很多出身低微、性格怪癖但又确有真才实学的人都在他的手上得到了重用、施展了抱负。

  在本书之中，读者也能更加感受到，郭嘉的英年早逝对曹操的影响不仅仅是赤壁之战的败北，更是心态上的变化。郭瑞祥将《观沧海》和《龟虽寿》这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在书中呈现出来，之前倒没有注意到，曹操创作这两首诗的前后时间节点正好是郭嘉离世。那种心态上的变化，在诗中得以窥见一二，心态变化所带来的，便是曹操的战略部署变化。

  在奸雄和能臣之间，曹操选择了天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自始至终，曹操的目的都是天下一统。曹操一生戎马，能够在乱世之中一统北方，恢复礼教，百姓安居，为三国统一奠定了基础，他的没梦想最终还是在他死后沿着他的路线走向了实现。虽有偏离，但天下还是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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