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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人日已远

  作者：猫大仙 发布时间：2020-06-24 21:40:47

  在《大宋之变》一书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政治成员的“法家转向”。借用今天的政治术语来说，那就是政务官在政治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失去活力，而事务官的崛起与扩大成为主流。实际上，政务官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但是政务官的活力存在与否却与政治生态有特定的关联。

  体制化、专业化的吏员队伍取代了对大政方针进行讨论的官员队伍，那么政策的决定权就会逐渐被收束。最终导致集权的产生。而辩驳者往往声称，这种政务的收束可以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如秦汉的文法吏。但是另一方则认为，这种政务讨论的收束是牺牲了政策决议的理性而提高行政效率之举，并且由此认为北宋末年一系列重大的内政外交的政策失误，全系于神宗与哲宗之际的法家转向：具有儒家普遍理想的士大夫开始在政治上衰微，代之而起的是簇拥在王安石身边的事功之辈。重事功的同时，必然导致儒家与皇权之间的张力开始消失，他们唯皇命是从，为媚上而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甚至颇有些“铁面无私”的感觉，然而这种“铁面无私”最终却是导致很多政策并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官员队伍变成了相公和皇帝的传声筒，而非政治都参与者。很多大政方针不由庙堂进行讨论，而只需要皇帝和几个亲信就足够了。最终，这种不得人心的变法，以失败告终。

  司马光再度任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他是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的，在十六个月的宰相时光里，最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他想当然的以仁宗朝时处理政治的方式在做事情。这种不清醒的态度最终导致了他的一事无成。

  而另一方的章惇，则陷入了党争的泥潭。前文我提到士大夫在政治上的衰微，这种衰微并不是来自皇权的直接打压，而是来自皇权引导下的内耗。所谓的“君子之争”，距离后来的那种撕破脸式的党争，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章惇是新党人物，在新法遭到批判的同时，即使他给出朝廷合理的政策建议，依然不得采用。司马光是旧党人物，但却给出错误的建议，却被大力推行，终究导致了不可挽救的损失。

  此情此景，颇类明朝中晚期的景象。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对于辽东的政策是利是弊姑且不去判断，但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因为他们的党争身份，或遭到重视，或遭到无视，而千千万万大明官员的观点和意见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也如此这般的淹没于无休无止的党争之中。到了南明则更有甚之，国家陷入危亡之际的时分，官僚却还是纠缠于所谓的派系斗争之中，虽不是严格意义上官僚内部的党争，但也类之。后来连几个大名鼎鼎的武人也卷入其中，例如郑成功和李定国，他们一方面是抗清名将、爱国志士，但一方面，却终其一生都在派系斗争中找不到恰如其分，足以自处的位置。

  政治学中有一条几乎可以默认的原则，那就是某个共同体内部的斗争，会在遭遇到强大外部压力的时候暂时被排到第二第三重要的位置上，大家团结一致，以应外敌。即使内斗还是存在，但那也应该退居其次。但是之所以说是“几乎可以”，就是因为这条原则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往往屡屡失效。例如北宋之末，金人南下之际，庙堂之上的官员还是念念不忘依靠这一突发的政治事件来打倒自己的敌对派系，而没有人真正的把敌国外患，当做头等重要之事来加以应对，这样的历史，在往后的中国一次又一次的上演...

  士大夫初出茅庐，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的时候，可以说是被寄予厚望的。他们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新型气魄与胸怀，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理想。他们是哲人，是知识精英，是有良心的官僚，是为苍生鞠躬尽瘁的先师传人。但是在历史当中，这个群体当中的人，要么迅速失去声音，被逐出政坛，或吟诗作画，或讲学著书，发挥不出真正的政治作用。要么迅速转化为法家型官僚，恪守上令，毕恭毕敬，同时又结为党人。司马光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义无反顾的在人生的最后，发起了尝试和挑战。然而其结果，竟是“空怀一腔热血，以皎皎之身投诸滚滚浊流。”千载之下，睹书思人，岂不哀哉？

  归根到底，究竟是古典中国并不具备一个理性讨论政治的空间，还是强大的皇权横亘于士大夫之眼前，破坏了这个群体的“初心”，还是说，士大夫群体本身即是一个因为高度理想主义二无法适应严酷政治的群体？我想，答案或许会是多重的。但皇权是无可避免的主题之一。当人们回想起仁宗故事的时候，往往会先想起那位对待士大夫颇为宽厚的皇帝，然后回想起他手下的一批名臣。而神宗的登场却是另一个极端：他少年时披盔戴甲的爱好，代表他不吝于向世人昭示他的野心勃勃。如此这般野心勃勃的皇帝，与同样野心勃勃的王安石，自然一拍即合，组成了政治同盟。只是神宗是为集权于皇帝而推行变法，王安石，则是为推行变法而集权于皇帝。这点细微的差别，最终导致了这对君臣的关系难以长久维持，而王安石离去之后，他身边重事功的官僚自然劣币驱逐良币式的更迭，最后的结果，就是奸相蔡京操持国政，到了金人南下，衰败的政治自然无法抵挡滚滚铁蹄，北宋在屈辱中宣告灭亡。皇帝一变，政治风气立马为之大变，这很容易让人了解，士大夫政治是系于皇权的政治类型。但真实的历史往往不限于此，例如，何谓皇权？有制度性的皇权（一整套的皇权及其皇权“习惯法”），有皇帝的个人私权，这就是冬梅老师的所谓“抽象皇帝”和“具体皇帝”。考察二者各自对政治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才更有利于辨识那个时代的政坛究竟发生了什么。

  司马光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唯一主角，但他却是有理想的士大夫中的典型代表。通过观察他在这几十年当中的政治活动轨迹，我们便可更深入的知道，这一政治转向何以在现实中被步步推进，而北宋的政治格局，何以在重视事功的同时，步步衰败。

  北宋中后期的政坛上，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自然不限于此。这里只是借书中的“法家转向”与“士大夫”，来简单谈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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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堂人生创意课三部曲

  作者：墨曦 发布时间：2010-07-22 12: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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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宇宙的音乐

  作者：Mr.Theo 发布时间：2013-04-26 11:27:32

  文/严峰

  李淼老师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研究员。他研究的课题有量子场论、全息暗能量模型、宇宙学矩阵模型、微波背景辐射谱和暴涨宇宙、弱引力猜想等等。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名词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宇宙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也就是传说中的终极问题。从前，此乃神职人员的专属领地。后来，哲学家将之视为自己的最高使命。有时候，文学家和艺术家们也会挤进来分一杯羹。现在，薪火相传，接力棒到了科学家手里。更准确地说，其实科学家一直在关注这样的问题。对宇宙本质的好奇，从来都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性动力。只不过，越来越强大的观测研究工具，日新月异的理论模型，为科学在本原问题上赢得了越来越强势的话语权。

  不幸的是，这也让科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越来越深奥，越来越远离日常语言，远离直观的想象，甚至远离我们熟悉的常识与理性。科学家们说着巫师一样的语言，画着谶纬一样的符号，做着魔法一样的实验。公众以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仰望着他们，世界越来越分裂为两块：凡人的世界与科学家的世界。这是一种奇怪的悖论，一方面科学与每一个人的生活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科学却越来越超越普通人的理解。

  这种分裂在中国还有其他的因素。这些年，我参与编辑大众科学杂志《新发现》。现在国家对科研投入越来越大，成果越来越多。但是当我们的记者想要采访一些课题组的时候，却往往吃闭门羹。想要约一些成名科学家写稿，更是难上加难。这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的大学和研究所都实行量化考评机制，项目与sci论文成了衡量人生价值的最基本尺度。大众科普工作，往往很难进入专业研究人员的视域。再说啦，即使他们有心写，也未必写得好。

  曾经与台湾科普作家王道还老师聊天，他说台湾也有这种情况。科普被视为“不务正业”，好像只有学术上失败的人才会去做。在另外一些科学更为发达的国家，科普的工作却有许多知名的科学家来承担。比如堂堂牛津大学，就设有西莫伊公众理解科学教授教席，其职责就是向公众解释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大名鼎鼎的理查•道金斯，就是这一尊贵席位的第一个任职者。

  说到这里，我对李淼老师的敬意与感谢就要溢出了。从2006年5月号开始，他为《新发现》杂志开设“惯性参照系”专栏，将近7年的时间，约80篇文章，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就出自该专栏，读来格外觉得亲切。这些文章谈天说地，从宇宙到人心，从牛顿到王朔，从热巧克力到命运，涉及的知识领域广阔得惊人。职业科学家的专业训练，加上飞翔灵动的多维视角，使李老师的文笔既冷静又热烈，既坚实又充满弹性。我的一个基本观感是：啊，原来我们也有这样的科学家！

  有一次，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质疑李老师不专心科研，大搞旁业。李老师火儿了（科学家也是有脾气的），当场甩出一个链接，上面有他近年的科研成果。然后......然后那些人就都闭嘴了。事实上，恰恰是战斗在第一线的科研工作人员这样的身份，才让李老师对最前沿的问题有切身的认识和权威的发言。难忘今年关于希格斯波色子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出，李老师几乎是通宵守候，疯狂刷屏，在第一时间向公众解释那些天书般的话语的意义。在那样的时分，我们能真切感受到李老师对自己专业的深爱。那是一种最纯粹的喜悦，当世界最隐秘的真相稍纵即逝，惊鸿一瞥。

  李老师一个主要研究方向是弦论，他应该是中国在这个领域最有发言权的科学家。这个理论认为，组成所有物质的最基本单位是一些“弦”。这听上很有一种音乐的感觉。事实上，李老师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特别喜欢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他也是诗歌爱好者，喜欢里尔克，也喜欢自己写诗，有一段时间几乎是一天一首。他还特别喜欢与文学青年交往。最近，他又迷上了科幻。在成都开科幻大会的时候，在刘慈欣和韩松等人的“启发”下，他开始琢磨着自己动手写科幻。说老实话，当他拿出第一个科幻的片段的时候，我还有些不当回事。捞过界了吧，李老师？但等到他很快又拿出第二篇的时候，我惊讶于他进化与变异的迅速。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我和李老师仅见过一面。但那一面是难忘的。当时时间很紧，机会难得，赶紧向他打听几个要紧问题的答案：

  问：宇宙从何而来？

  答：大爆炸。

  问：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样子的。

  答：很多人，包括霍金，认为大爆炸从奇点（无穷小的一点）开始。

  问：奇点之前是什么？

  答：这个现在差不多也已经搞清楚了，很多科学家认为是量子涨落。

  （稍微解释一下，量子涨落就是无中生有，有能量，但是没有物质，——没有物质！）

  问：量子涨落之前是什么？

  答：这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李老师最后还是把他对量子涨落之前状态的猜想告诉了我）

  李老师告诉我的是什么？这个坑就让大家读了这本书后，自己从中寻找吧。

  原文链接：

  http://www.douban.com/note/2728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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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玉涛推荐序

  作者：谁知道呢 发布时间：2017-05-23 14:53:55

  作为全美声誉最佳的医疗机构、一所拥有悠久历史的综合医学中心，梅奥始终代表着美国医学的最高水平。从创立之初起，梅奥便极为注重学术交流，要求医生致力于医学研究并不断进修。这些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梅奥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保持着进步与创新，并逐渐建立起现今这个全美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综合性医疗体系，成为医学研究领域的领跑者。

  有调查机构称，梅奥在患者间被誉为“大病之下最值得一去的医院”。来就医的人，都相信梅奥会为他们提供正确的诊断和最佳的解决方案。能够为患者提供如此良好的就医体验，与梅奥医学中心始终秉承的“倾听患者的声音、真正以患者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密不可分。为了能够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梅奥推出了“集体行医”模式——为每位患者服务的，不是一个医生，而是一个医生团队，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各有所长，而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为患者的利益着想。

  创建北京崔玉涛育学园儿科诊所时，我便参考了梅奥的这种先进理念，建立起一支“崔玉涛医疗团队”，以便于各科室医生、医护、医技间进行优势互补、共享知识技能和经验，为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很多时候引起疾病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家长并不具备专业的辨识能力，很难判断该去哪个科室就医。这种情况下，由各具专长的医生、护士、医技人员组成的“崔玉涛医疗团队”便会为家长提供有效的就医指导、给出恰如其分的医疗建议，而对于有疑难问题的儿童，我们还会协同权威的专科专家，从根本上治愈孩子的疾病，促进他的健康。

  我一直认为，一个仁爱的医者，他最成功的不是治愈少数人的疾病，而是让更多的人保持健康，这也正是我多年来一直坚持儿童健康科普宣教的初衷与动力。育儿无小事，既然已经为人父母，那么就需要用正确、科学的育儿理念武装自己，努力给孩子一个健康的体魄。

  这本书的三位主编都来自于梅奥医学中心儿科，均是资深的儿童保健专家，具有多年的丰富临床经验，而这本书在内容的编排上，采取将月龄与主题相结合的方式，既利于新手父母日常学习，也便于在有需要时查阅。可以说，这是一本帮助各位家长在“父母学校”中顺利完成第一年学业，掌握科学育儿知识的优秀教材。在此，我真诚地将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希望对帮助各位家长顺利地度过角色转变后的第一年有所帮助。

  崔玉涛

  北京崔玉涛育学园儿科诊所院长

  2017年3月9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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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作者：豆友120767183 发布时间：2015-04-13 10:44:42

  小时候，家里隔一段时间，大多在星期天，爸爸就会带着我们染几个布条条。这个带有变色的魔术般的游戏是在厨房开展的：炉子上锅里烧着热水，染料搞不到时，甚至用擦伤口用的红药水、 紫药水代替。白布条们被爸爸叠一叠，缝一缝，或用小木片夹一夹，放进锅里煮一煮，白布瞬间变红或变蓝。哥哥没耐心，常常把布条捋成束，然后挽个疙瘩丢进锅就一溜烟跑了。十多分钟后，拿出来用冷水冲一冲，展开，意想不到的白色花纹就会出现，甚至我哥的那个疙瘩打开了也是漂亮的水波纹呢！小惊喜呀！那时候住在社科院的宿舍楼，全楼的每一个三居室都是两家合住，所以各家的门不到夜晚都不上锁，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得就像一个大家庭。发生在我家厨房里的“变魔术”，常围着一群孩子看，还有对门华侨张阿姨、楼上英语老师陈阿姨也经常混在其中，在没有电视等娱乐品的年代，整个过程就像现在流行的“快闪”，绝对能给大家带来一阵小愉悦。曲终人散，没有人关心那些布条的归属，因为王序（造字“予予”）同志在楼里是出了名的能干闲不住，他今天鼓捣这个，明天鼓捣那个，就像院子里太阳下生长的大杨树，已经是再自然不过的状态。后来孩子们上了大学，拥挤的住房得到搬迁，“染布条”“变魔术”早就没有人顾及了。

  直到我已经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有一天，父亲递过一本厚厚的老式红色封皮大文件夹——《染纈集》。

  “染纈，开始是我在考古所试着做的，还专门写了文章，后来夏所长看见了觉得不错，还支持并亲自修改过稿子。但是染纈这个选题，以前没有人重视，送交给某某画报，稿子被改得乱七八糟，我就又要回来了，也就没有发表。几十年来我也没有停止在这方面的探究。这几年我又做了一些染色的实验笔记记在后面了。”展开一看，那些儿时曾经看着神奇、随后扔一边的小布条，原来是父亲在做的染纈实验啊！一些标本，是在六十年代早期作的试验品，甚至比我的年龄还大。父亲把它们整整齐齐贴在活页纸上，独立成一个个单元，旁边不仅配有手绘图，还有详尽的记录：记载着加工方法、浸染时间、温度，尤其是最下面的记录日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绵延三十余年！这些实验，都是围绕不断出土的文物上的染纈纹展开的，最早有196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方胜纹大红色绞纈”、直到1996年的骨螺染色实验。我国考古发掘上每有新的纺织品、陶瓷器上带有染纈纹，父亲一定会留意，随后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实验，直到完全破解。今天想来，那些发生在文革宿舍楼里我们的“小愉悦”背后，无人知晓，父亲正独自悄悄享受着的，是他破解了古人某个染纈密码后的一个大欢乐呢！

  爸爸说：“妹，这个留给你。”

  2013年，于连成先生见到了这本笔记，感叹之余，鼓励我将此出版发行于世，以尽人子之孝。那年秋末，正好北京燕山出版社陈果先生和夏艳、俞伽两位女士在我的办公室，见到这本笔记，遂爱不释手，立即商议怎么才能出版成书。他们特意聘请了王亚蓉、赵丰两位纺织考古专家撰写了推荐意见，以至此书能成功申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经过反复商议探讨，出版社决定以原样笔记的形式发行此书，而且把父亲纺织考古生涯中曾经撰写的与染纈相关的文章一并汇集成册。王亚蓉女士为此书的文稿多次核对，夏艳、俞伽两位女士又亲自编辑核校，历时一年，终于付梓。回顾一年多来的点点滴滴，对以上相助人士的感谢之情，无以言表。

  古有“女儿酒”传说：每当一户人家生了女孩，满月那天选酒数坛，请人刻字彩绘以兆吉祥，然后泥封窖藏。待女儿长大出阁时，取出窖藏陈酒，款待贺客。这本厚厚的笔记，恰如一坛父亲为我封好的“女儿酒”，在漫长的岁月里，静静地等着我长大成人。而今，封泥一去，甘醇四溢，告慰慈父，答谢亲朋，款待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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