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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成就小说

  作者：李宏峰 发布时间：2018-12-24 15:58:43

  文学是需要评论需要解构的，尤其是小说，小说作者用文字创造了一不同于现实的虚拟世界，如果理解并欣赏这一世界，见人见智，文学评论的作用就象导游，依旧用文字提纲挈领地引领你深度畅游这个虚拟世界。所以好的小说好的作家之被接受并受欢迎，离不开文学评论。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评论可以说是小说之上的小说，文学之上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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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恋爱必读书目之西方婚姻史——在追求幸福的路上，人们想得不要太多

  作者：晓燕 发布时间：2011-09-15 13:39:27

  首先，这是一本学术研究著作，副标题是西方文明进程译丛。

  其次，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学术书，语言通俗，流畅，内容实用。

  然后，这是一本以客观、宽容为最高指导方针的书。

  然后，这是一本可以为你的恋爱提高质量保证的书。

  然后，这本书告诉我们，曾经结个婚很容易。当然，也告诉我们，曾经结个婚很难。

  最打动我的是，这本书告诉我们，爱，无论在哪个时代，都被所有人关注，包括皇帝，教士教师，革命者，空想家，无政府主义者，写小说的，搞经济的，整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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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作者：有教无类 发布时间：2011-10-04 17:19:12

  何氏法律技能训练在普通法学院的推广

  jiahailong08@gmail.com

  jhlong@scut.edu.cn

  谢谢廖老师！大家上午好！

  我是贾海龙，现在在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任教。非常感谢赵晓力老师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会，让我有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推广何老师精要课程的情况。我先大概讲一下我在广州开设精要课程的缘起和经过，然后结合我对国内法学教育的整体看法再讲一下我对课程重点内容的理解。之所以要讲课程的内容，是因为这个课程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其内容弥补了国内法学教育长期缺失的部分。然后，我再讲一下我在教学方法上的简单领会。最后我再谈谈在普通法学院推广精要课程的困难。

  一、

  经过

  08年夏天毕业，我到华南理工大学报到，后来一年时间一直教我的专业：国际经济法。09年夏秋，偶然一次机会，到印度去了几个月，受到很大震动。印度在很多方面比中国落后，教育基础设施也远落后于中国，据印度人自己说，中国的大学校园，特别是某些城市的大学城，其实比发达国家的大学都好，他们很羡慕。但是，在教育产出上，印度有十几所专门的法律大学和一些名牌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要比中国的法学院强很多。学生在离毕业甚至还有一两年的时候，大律所就到学校里面，搞各种招聘活动，向学生许以各种好处，把学生提前签了下来。起薪一般是新德里名牌大学教授的两倍以上。学生很大一部分毕业后就进了国际律所或者本国大律所，开始主要是做法律研究的工作。这些律所在纽约的office接到了业务，就把业务拆分，后台进行法律研究的工作就派到了印度的office或者是包给了印度的律所，甚至涉及美国法的研究工作也被派到了印度。这是典型的服务外包，法律研究的外部。因为和美国本土的律师相比，印度法学毕业生的价格非常低廉，所以对印度学生的需求比较旺盛。中国法学毕业生的价格也很低廉，但印度学生具有我们不具有的优势，一个是英语，另一个是来自殖民宗主国英国的普通法，印度也是普通法国家。我并不是说我们要羡慕印度学生为美国人打工很受美国人欢迎。问题在于大多数印度精英学生甚至普通学生能够进入大律所，而进入大律所有两个重大的意义，一是大律所能够提供法学继续教育，不管这种教育是什么具体模式，而这种继续教育是大学无法提供的。法学院和实务届在培养法律人方面本来就应该有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有着天然的分工。法学教育中某些部分是法学院不适合提供也无法提供的，如具体的法律规范知识和法律实务技能，而大律所是提供这些教育的最佳场所。能够进入大律所意味着能够接受最好的全面法学教育。第二个意义呢，学生在大律所能够接触最前沿的问题，特别是在商事法律领域，经常面临最复杂的挑战，与佼佼者一起工作，经常以较高的水平锻炼综合运用技能和知识来解决实际法律问题能力，能够保持最高的法律执业水准。如果大量的学生没有这样的机会，很难整体上推动我们国家自己的执业水平的提高，而且这不仅是律师界的损失，也是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损失。

  回来之后，把所见和所想向何老师做了汇报。何老师肯定了我的想法，我就提出将来有机会要把何老师的精要课开起来，没想到马上收到了何老师一封很热情的长信，说如果她的教学如果能够传播的话，她会非常开心。我不知道所有受教于何老师的学生会不会这样，但如果能让何老师开心，又是自己的工作范围，我想我会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件事。于是10年初的寒假前就向所在学院领导申请开课，最后10年春季学期就开始在广州教精要课程。在筹备和开始上课的这段时间，和何老师有较多的通讯，主要是自己有很多顾虑和担心，向何老师问了很多具体的问题。总结而言，何老师讲了若干点。第一、课程与学校、学院安排的要重新进行衔接，课程要衔接，整体培养方案、培养计划要考虑，还有选择谁来听这个课，要结合所在学校的实际来考虑；第二、教材要调整，何老师说南方的学生英语较差，这个我不太认可，可能说的是南方大学的学生英语较差，因此教材要缩减，有些案例太难读，要替换；第三、她将在2011年初的寒假仔细思考推广精要课的问题，对精要课进行全面的调整，也主要是帮我重新设计适合普通法法学院课程。第四、她原意在学年的春季学期的大概5月份这个时候到广州来帮我教上半个月左右，让我跟她学习教学。后来，何老师又改变了主意，说到广州的话呢，主要是坐在教室里观察我教学，并且观察小组讨论和学生的学习情况，然后和我讨论如何教学。后来，我再问些问题，何老师就让我不要问了，说她的时间很紧，要我等到寒假，一起再讨论。她还说这门课的教学我最终是要独立的，要我先加强自我学习，自己多想想办法。因为去年九月份，何老师离开了我们，我就失去了直接接受何老师教学指导的机会，所以近四个学期以来，虽然一直开着精要课，但感觉教学很吃力，很多时候心里没底，觉得自己在能力方面远远没有准备好，现在能够帮助我的何老师又离开了我们，很多次想到放弃。但是想到何老师那句话，你最终要依靠自己，那么，勉强坚持到现在。

  二、

  教学内容

  以上就是我开设精要课程的经历，谈到教学的实质性内容，能做也只是竭力去理解何老师的教育思想，加上自己在清华的学习经历，比葫芦画瓢。不过，我的论述会加入我的理解。首先，根据何老师的认识，法学教育大体可以分为知识和技能两块，其中知识又可以分为具体法律规范知识和法学理论知识，其中的一般法学理论和部门法的理论知识主要是以概念构建的有机体系，因而，这种理论知识，可以统领具体的法律规范知识，有助于在面对实际问题时进行具体法律规范的适用，解决具体法律规范冲突，模糊、空白和漏洞，因而，理论知识本身也具有方法上的意义，对其掌握和灵活运用与法律技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知识，另一块是法律技能，包括思考的能力和实务技能。在大多数国内文献中，对于法律技能的认识存在缺陷，一般都只认识到法律实务技能，没有认识到法律思考的能力。而思考的能力主要体现为运用思维来认识法律的规律，并在运用法律的过程中通过思维来明智而灵活的运用法律的规律以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思维能力，无法真正掌握法律的规律性，也无法明智而灵活的利用法律的规律性，仅掌握了具体的法律规范知识和法学理论知识，都不能使学生自主的发现法律的规律性，特别发现法律微妙的波动或者新发展动向，而掌握了思考的能力，则可以处理一手法律资料，真正有能力把握法律的脉搏，自主的形成对法律的认识。而且这个认识是自己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具有丰富的细节背景，而这样获得的对法律规律的认识才能真正的加以运用，从二手资料中获得的理论知识相对而言比较干巴，理论体系背后的细节一定程度上不太了解，因而这样的规律也很难得到正确的运用。由于没有认识到思考能力训练的重要性，体现在教学中，就是国内的实践性教学开展的很不错，而专门训练学生思考能力的课程却没有。

  根据何老师的观点，法学院与实务届在法学教育领域的合作与分工，主要体现在法学院应该负责知识中的理论知识教授，和技能中的思考技能或者叫做智能技能的训练，而实务届应该负责知识中的具体法条知识的教授，和技能中的实务技能的训练。这是最天然的分工，最有效率。因此，我们说精要课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何老师认识到国内在法学教育领域关注的较多的是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技能的训练。当法律技能训练被提起的时候，又错误的认为法学院应该把技能训练的重点放在实务技能的训练上，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除了实务技能，法律技能还有思考的技能。这个缺陷很要害，何老师精心设计了精要课程，正是来弥补这个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讲，精要课在国内就更具有普遍意义，精要课不仅是普通法课程，而且关键是训练法律思考的课程，全国的法学院都需要，精英法学院需要，普通法学院也需要。

  当然，完全说国内法学教育没有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是不对的，但是这种训练往往夹杂在知识教授的课程中。是否能够以知识教授课程同时负担起训练思维的任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教师的素质和对教学的投入，换句话说，传统法学教学在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方面，偶然性很强。而且我们的认识还不清晰，很少人自主的将训练学生的思考当作课程的主要内容。即使是美国现在的课程，也受到何老师的批评，在JD的一年级，是最集中训练学生法律思维的一年，但课程也基本是部门法知识教授和法律思考训练的混合体，没有专门的思考训练课程，虽然一些美国教师认为在这些课程中思考训练重于知识教授，但是课程的安排还是以部门法的概念体系为线索，而非以思维训练的规律进行安排，因此在思考训练上效率不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何老师的课程在国际上非常先进，但何老师的课程在国际上具有独到之处是毋容置疑的。有一次，何老师半开玩笑说，哈佛法学院的院长在听了她对精要课程的介绍之后，说回去也要考虑开设相似的课程。

  不过，即使认识到法律思考能力的重要性，这些能力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什么是法律思考或者是法律思维？能不能说的清？如果不能说得清，也很难对学生进行相应的训练。就思考能力，何老师借用了教育学的研究，把思考能力分为理解、适用、分析、归纳和评价五个部分或五个阶段。这五项能力是普遍的能力，所以在法律领域中，这五项技能的具体表现必定是特别的，必须与法律相关的，才能叫做法律思考的能力。这五项技能都很重要，但时间关系，这里我只汇报一下我对分析技能的理解，以说明在精要课程中，何老师对思考的具体技能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因而也能对思考的具体技能进行针对性训练。分析被分为三个层次，成分分析、关系分析、组织原则分析，浅层次的分析是成分分析，把法律材料，一手材料的成分全部予以识别，不同类型的成分、相同类型成分中的不同要素，全都进行识别并一点一点挑出来。然后，进行第二层的关系分析，把这些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找出来，而这个关系在法律内部是有规律性的，比如事实成分与法律成分的关系、不同先例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定法时不同的解释材料之间如立法历史和上下文之间的关系，都具有比较固定的规律性。在精要课程中，主要通过观察法官如何处理不同法律材料中的成分而判断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学习法律的规律性，并且观察法官如何灵活的运用这些规律性。当然观察不同成分的关系，前提是成分的识别要准确，不仅类型识别要准确，而且一个类型中的不同要素识别也要准确，否则认识到的关系是错位的关系。最后一个层次的分析是组织结构分析。在作法律分析的时候，要考虑很多要素、很多成分，它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到底分析最终指向什么结论，需要对分析对象有着整体的把握，虽然在权衡中对每一个因素根据它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赋予一个值是不可能的，但是组织结构分析能够帮助权衡每一个因素在被分析对象中整体的大概地位和分量，并且对问题进行整体判断。事实上组织原则也体现了法律的规律性，但是这种规律性的灵活程度非常高，比如在拥有50个影响判案因素的案件中，不管这50个因素是什么，可能包括事实、包括先例、包括制定法解释的各种材料、包括法官的司法哲学或者偏见，等，如果在加上一个因素，那么这个因素就会影响其余50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且影响整个组织关系，就像气象学上首先提出的蝴蝶效应。或者每个因素在程度上发生变化，则整个结果也会发生变化。所以，组织原则分析的能力到最后成为一个难以描述的能力，这种能力最能说明为什么技能训练不能靠讲课，而必须通过大量的练习，因为最终培养的可能就是人的某种感觉，看的多了，练得多了，再加上点天赋，也就具有了分析的最高层次的能力。这种能力如何具体运用，大概可以分解描述、也可以忽略细节来高度抽象的描述，但是这样做就失去了味道。人参果好吃，什么味呢？任吃过的人再怎么描述，没吃过的人也不可能有相同的感受。而且法律的艺术性也在于此，最后是一种感觉、一种品味。

  三、

  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主要是“发现导向”的方法，我在教学中也是在竭力模仿何老师。在课堂上，表现为师生持续的对话或问答，对于这种方法介绍、研究的比较多，实践的比较少。这种方法需要师生对相关材料比较熟悉，每次上课前都要重新投入大量的时间，而且在问答过程中认真投入思考。在课下，表现为学生撰写案例报告和教师批改报告，并且和学生讨论报告中出现的问题。在报告的写作中，学生自主，但是犯下的错误需要教师予以揭示，并且引导学生自主改正。因此，精要课程的作业批改任务在量上和质上都是要求很高的。

  四、

  困难

  最后，我留点时间讲一下我困难。我想如果认识到这门课程的价值，大家是希望这门课程能够延续下去的。但是我想这门课程延续下去乃至发展最终还是要依靠在现有教育体制下的本土学者和法律实务人士，毕竟清华、北大大概有可能吸引到国外学者，但大规模引进国外学者到普通的法学院里面去则不太可能。所以，我的困难应该在将来具有普遍的意义，也让有心在将来从事精要课程教学的普通法同学有点准备。

  第一个困难就是大陆法传统对普通法课程的排斥和抗拒。我想这个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双方的沟通存在障碍。事实上，在法律思考能力方面，双方是想通的，高度一致的，只是在术语体系或者概念上没有对接，只是在具体的法律方法和具体的法律制度方面存在差别。要获得中国大陆法学者的理解，可能需要很深厚的比较法功底，能使用两套语言来论述相关问题，这样才能将普通法的东西以大陆法能够接受的形式说给大陆法学者听。当然，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过一个迂回的办法是在课程中先不要强调普通法，而是凸显课程训练法律思考技能的特点，这样，可能会较少的受到抵制。

  第二是和教育行政机构打交道，包括学校级别的，也包括学院级别的。这个课程在选课、学分以及考察形式上都有特殊之处，即使获得了领导一定程度的支持，也会一定程度给行政管理人员带来额外的工作负担。何老师自己说她在清华是受到超国民待遇的，但是她说特事特办反衬出来行政管理的问题，不能普遍性的为教学提供真正的方便。当然，我们清华法学院的行政水平是一流的，国际化程度很高，但是地方院校的行政管理参差不齐，在教学上创新有较多障碍。

  第三是评价机制的问题。文章第一，教育主管部门评价教师第一就是文章，文章有了，就是前期成果，也就有了课题，有了文章，也就可以评奖，这些也是主管部门考察的重要指标。如果要教好精要课程，可能没有多少时间来搞这些东西。本来何老师基本上私人生活就比较少，还那么累，如果是能力和经验都有欠缺的人，需要更多的时间花在课程上，那样的话，精要老师就很可能总是考核的倒数，这个压力是不是能挺得住要考虑下。

  至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问题，我想不管是学生基于实际的考虑，还是觉得不习惯上课模式，都是存在的。但是每年也都能遇到有缘的学生，所以关键还是教师在课程上投入多少。投入多，要求严，学生有一定压力，又被老师的工作态度感染，自然学生的收获多，课程自然就能延续下去。

  最后要说的是，经过精要课程中的耳熏目染，同学一般会把做事的标准设定的比较高，但何老师强调过迂回、妥协和模糊在成事中的重要性，也赞同务虚的意义，我想前提是这些都是为着reasonable people所认可的“善”。所以，我特别想给精要的同学说一句，如果是为了善的目的，在谨慎权衡之后，在合理的范围内要学会妥协、学会迂回、学会务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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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安娜》中的人生四重奏：谎言与觉醒

  作者：格瓦拉 发布时间：2023-12-04 12:11:55

  【

  本文已发表于《新京报·书评周刊》，谢绝转载

  】

  去年由韩国人气女演员裴秀智主演的6集迷你剧《安娜》引发了观剧狂潮，并斩获2022年度韩国最具影响力和权威的影视颁奖礼之一的第58届韩国电影大钟奖“电视电影导演奖”。该剧改编自韩国女作家郑韩雅的小说《第二个安娜》。电视剧选取了小说中女主角李由美四种人生中的一种加以改编，而小说相较于电视剧，对人性的揭示、对女性生存环境的探讨、对人物命运沉浮的挖掘更加丰富与立体。这种迥异于电视剧更加注重节奏与戏剧张力的文本充满了魅力，是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阅读的。

  安娜究竟是谁？这个名字背后又是隐藏着怎样的人生？郑韩雅在小说开篇就抛给了读者一个千头万绪的犹如悬疑小说般的解释：“那个人的名字叫李由美，三十六岁，是个女人。他告诉我的名字是李友尚，之前还曾叫李安娜。不过这些不见得都是真的。他连自己是女人的事情都能瞒住我，更何况是名字和年龄呢。他戴着几十种面具生活。半年前，他留下这本书和日记本就消失不见了。”读者甚至都无法在即将展开的小说中准确获取主人公的性别。这也正是作者善于叙事的高明之处，随着小说的推进，层层抽丝剥茧，为我们展示一个多维的、复杂的、出人预料的“安娜”。

  李由美出生于一个驻韩美军基地旁的裁缝铺。父亲是个憨厚老实的裁缝，母亲是个聋哑人。虽然家庭称不上富裕，但是老两口对女儿疼爱有加几乎有求必应。每个冬天，李由美的裁缝父亲都会亲自设计一款袖子和下摆处用貂绒点缀的羊绒大衣给女儿穿。放在当时，也就俄罗斯公主等身份的女孩才穿得起这样的衣服。故而常来裁缝铺的夜总会歌女，也是对李由美人生性格塑造产生重大的影响的劳拉，给她起了个名号“安娜斯塔西娅”，此后身边的人们也开始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李由美。安娜斯塔西娅，只要她想要的，都可以拥有。

  安娜斯塔西娅·尼古拉耶夫娜·罗曼诺娃女大公（1901年6月18日－1918年7月17日），是俄罗斯帝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萝芙娜最小的女儿。安娜斯塔西娅在十月革命后被契卡枪决，而此后多名女子冒充安娜公主招摇撞骗，过上富足的生活，甚至还被翻拍成著名电影《真假公主》，并且由史上最伟大的好莱坞女演员英格丽·褒曼担纲主演。理解了书名中安娜的含义，就掌握了一把打开李由美人生大门的钥匙。

  天真的普通人是如何堕落的？

  一次谎言需要成千上万次谎言来掩盖。我们看见李由美的人生借由本不属于自己身份标识的华服、钢琴、名校以及上流社会等标签短暂地满足了心理和身份跃迁的需求，但身份焦虑和道德困境像如影随形的枷锁一直压得她喘不过气，机关算尽后也不免竹篮打水一场空。用谎言编织起的人生就如沙塔一般脆弱，狂风一起，漫天扬尘，瞬间崩塌。

  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美国现实主义力作《嘉莉妹妹》犹如一个镜像投射在时代背景为21世纪10年代的《第二个安娜》身上，两者对女孩的描述竟没有因为一百多年的沧桑巨变而大相径庭，竟是如此相似。《嘉莉妹妹》中提到：一个女孩子十八岁离家出门，结局只有两种，要么遇好人搭救而越变越好，要么很快接受了大都市道德标准而越变越坏。在这样的环境里，要保持中间状态是不可能的。这个大都市里到处有狡诈的花招，同样还有不少比它小得多、颇有人情味的诱人的东西。那里有种种巨大的力量，会通过优雅文化的魅力来引诱人。成千上万闪耀的灯光，实际上有时跟恋人频送秋波一样有力。

  天真的普通人之所以堕落，一半是由某些完全超人的力量造成的。喧器的市声，沸腾的生活，还有数不清的蜂窝式大楼——这一切使人们受惊，越发感到迷惑不安。如果说身旁没有人低声耳语，给予谆谆忠告，真不知道该有多少虚妄谎言灌入缺乏警惕者的耳里！这些光怪陆离的景象不是那么容易让人识破，它们表面上的美有如靡靡之音一般，往往使头脑简单的人先是思想松懈，继而意志薄弱，最后便堕落下去了。

  但人们热衷于看谎言故事。近现代文艺作品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悲惨世界》中冉·阿让隐姓埋名成为市长，乐善好施、满怀仁爱之心，再次遭遇通缉，四处漂泊仍然悲天悯人收养珂赛特，最终感化旧势力和腐朽的代名词——警长沙威。这里的谎言是社会的不公与黑暗，是法律和暴力的残酷造就的悲惨人间，也是善良、正直、自我牺牲的伟大人格和灵魂救赎的跳板。《基督山伯爵》中爱德蒙·唐泰斯经受不白之冤，化身基督山伯爵，谎言是羊羔跪乳涌泉相报的门径，谎言也是复仇中削铁如泥的利剑。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为了心上人黛西，积累了泼天的财富，想通过谎言堆积的上流身份重新获得昔日恋人的芳心。而谎言是盖茨比身上昂贵的西装，又是他受伤心灵中那已经被击碎的铠甲，更是对岸黛西家一闪一灭而盖茨比永远抵达不了的绿色荧光。《嘉莉妹妹》中乡下姑娘嘉莉来到大城市芝加哥寻找梦想，诚实工作找不到出路，充满谎言、操控和出卖的作为却能在名利场中风生水起。谎言是对“拜金主义”和消费社会的莫大讽刺。

  不独文学，电影作品中谎言的魅力也造就不少佳作。《猫鼠游戏》中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弗兰克是“20世纪最非凡的骗子”，他是纽约一间文具店老板的儿子，16岁因父母离异离家出走，他乔装飞行员飞遍美国、游离于20多个国家，他假扮医生、律师这种专业性极高的工作均能胜任并全身而退。《华尔街之狼》中又是小李扮演的乔丹·贝尔福特靠着欺诈和操纵证券市场大肆敛财，酗酒，吸毒，洗钱后入狱。终成一场幻梦。

  尽管谎言和骗术最终的结局大致都逃不过疏而不漏的天网。但是，谎言的效果也可以是与常理背道而驰的，善意的谎言也许能折射出人性的光辉、牺牲精神、仁义大爱等截然相反的人生伦理，这也是个中的迷人之处。但是人们对行骗过程中产生的肾上腺素，刺激的经历和幽微的心理都有一种天然的好奇和挡不住的跃跃欲试。郑韩雅在《第二个安娜》巧妙地运用了李由美伪装的各种身份，调动读者的好奇心，看她如何闪转腾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李由美变身为李安娜之后是否能自如游走，又如何化解危机，正是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法宝。

  人物弧光论：“安娜”的多重人设转换

  有“好莱坞编剧教父”之称的罗伯特·麦基在他的经典著作《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首次阐释了人物弧光理论，对后来的影视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物弧光”，译自英文Character Arc，是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或者变化，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它具备隐蔽性、动态性、对抗性和渐进性等特点。其中动态性包括变化、发展与成长，这也是“人物弧光”与“性格流动性”“性格成长说”存在差异的地方，即“人物弧光”的维度更宽广。《第二个安娜》中作者郑韩雅就把人物弧光论运用得炉火纯青。在她笔下，李安娜是出身上流社会的时尚杂志编辑；是音乐学院毕业受人景仰的音乐教师；是养老院让人信赖心安的年轻医生；是郁郁不得志却举止优雅的职业小说家。

  郑韩雅从李由美从小“只要她想要的，都可以拥有”的性格出发，一步步为角色身份的变迁铺排好下一步落脚的步点。譬如她在盗用“ART精品店”店主女儿姜美丽的学历，迈出成为“安娜”之路步伐前。作了如下的精心安排，把“人物弧光”纯熟地运用在角色身上。二十五岁时，李由美正在平仓洞A美术馆里的“ART精品店”当店员。在此之前，她曾在化妆品柜台、咖啡连锁店呼叫中心、啤酒屋、大型超市、美容院、高尔夫球场和一些没有提及名称的场所工作过。如此多的经历让“安娜”在接人待物上有了普通人不可企及的积累和底气，也为后续她的多重人设转换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再举一例，同样是在“安娜”作为钢琴教师的这一段人生中，与她有过短暂婚姻的丈夫，是这样回忆她的：结婚当日，妻子入场的时候，周围响起耳熟的音乐正是那个女人以前在钢琴学院演奏过的曲子。虽然我们的关系以离婚告终，但她带给我的记忆却十分深刻。流光溢彩的礼服、乌黑飘逸的长发、柔若无骨的手臂、在空中翩翩起舞的玉指……曾经她也灌溉过我干涸的内心。当妻子走到我面前时，我张开双臂抱住了她。我能感受到妻子的身体微微颤抖，也许我的身体也在抖动，因为我实在无法预料以后会发生何种事情。人物弧光要与环境影响合辙，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物的性格。郑韩雅让角色沉浸在钢琴教师的生活环境中，可谓设身处地。

  美国剧作家约翰·霍华德劳逊认为“没有环境的人物根本不是人物”。人物所处环境越复杂、越多变，人物性格越丰富。在社会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人与他人、人与群体形成的矛盾统一体，加之家庭、学校、族群、阶层、身份等的转变，使得人物面临的矛盾此消彼长，决定着人物的性格虽然在一定时间段内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但从长远来看是变动不拘的，这是人物弧线的成因。正是“安娜”如变色龙一般能够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变化自身的保护色，才能让她在扮演多个角色时游刃有余，同时也体现了郑韩雅高超的人物塑造能力。

  获得自我认同与解脱的重生之旅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讲：“他人的凝视使自己意识到自己是被凝视的对象，是一个客体。”人生来便处于他人和社会权力的凝视之中。“主体”和“客体”之争使凝视成为一种侵犯力量。米歇尔·福柯认为，“凝视”(Gaze)既是知觉手段,又是权力机制：它赋予凝视者自我认同的主体性,监督、规训被凝视者思想、言行。

  而两性中的女性在这种凝视中更受拘束与限制。针对女性在不断审视自己和别人对她的观察中将自己变成他人尤其是男性凝视的客体对象，而促使自身主体被隐藏甚至消失所产生的疑惑，反抗女性凝视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第二个安娜》中，陷入中年危机的女性作家突然看到一则“寻人启事”，而要寻找的人竟然抄袭自己十几年前匿名发表的处女作。抄袭者就是本书的主角“安娜”。全书基于女作家寻访“安娜”来展开。通过“寻人启事”发布者“安娜”名义上的妻子珍，女作家寻访了很多和安娜在她多重身份中存在过或共同生活过的人。这里小说作者郑韩雅举重若轻地运用了非线性叙事手法，还特别用到了当事人在接受访问时，摄像机或者录音笔的REC符号（REC是“RECORDER”录像机，也指数码产品的录像功能）来还原受访者对“安娜”的回忆。而这些叙述就可以被理解为“女性凝视”中的客体。

  不属于“安娜”身份阶层的谎言让她成为了被凝视的“客体”，失去自己作为主体的价值，成为一个随时可能被拆穿暴露的赝品；同时也是对她自身的束缚和枷锁，剥夺她成为自己的自由，要求她活成符合她扮演身份的应有的文化以及社会资本背书的形象。

  然而《第二个安娜》却跳出了这个窠臼。李由美在各个身份中变换并非臣服于她所扮演身份的社会属性和阶层所带来的禁锢与规训。而是在认清社会对女性和不公平现实的污秽之后，选择自我救赎和逃出身份焦虑、谎言恐惧，获得自我认同与解脱的重生之旅。这不仅是李由美的新生，也是女性觉醒和反抗女性凝视，追逐身心双重自由的鉴证。

  冲破束缚的作家与安娜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女性历来是作为男权社会附庸的产物，或者说顶多是以锦上添花的花瓶形象出现。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女儿、员工的角色更符合社会主流的认知框架。贤妻良母、父慈子孝、家庭和睦也历来是家庭伦理中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二个安娜》却对这些既有的主流价值观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女作家人到中年，夫妻关系陷入僵局，恋爱的美好激情散去，枯燥的家庭生活正在葬送这个看似幸福的家庭。郑韩雅借女作家之口说道：丈夫只有在我主动请求、向他传达准确的指令时，才会帮忙照看孩子。这种伙伴关系缺少了最起码的默契。照看孩子成了我一个人的事情。且不说整天被关在狭窄的公寓里看孩子，最难熬的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才华被埋没。我的青春、我的灵魂以及足以实现一番成就的光阴均被孩子这个黑洞所吞噬。在那一刻，我无比痛恨孩子。哪怕她饿的哭得撕心裂肺，我的内心也没有生出丝毫的怜悯。我甚至产生了一些幻想，发不出任何声音。

  总之，我是一个没有资格当母亲的人。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疑问：我当初为什么想要写这种小说？谁会看这样的小说？写小说究竟对人生有什么用处？这是一些振聋发聩的提问。面对曾经令人怦然心动的工作，我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可除了这些，我也只是一个对世间万物都漠不关心的、三十多岁的普通女人罢了。这个女人始终觉得是丈夫和孩子夺走了自己曾经拥有的生机和美丽，所以她暗自憎恨他们，又害怕被抛弃，因为不知何时，他们已然成为她的名字、她的家以及她的现实。

  人生过渡到这个阶段，家庭生活占据了女性的绝大部分时间，女性天然成为对家庭贡献，让渡自己才华、工作能力、精力和感情的牺牲品。这也是整个男权制社会压迫女性、剥夺女性工作和生活权利的糟粕文化。作家的反思就意味着她正在觉醒，她是试图摆脱这种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消耗。最终作家通过离婚和出走，逐渐找回了自我，摆脱了生活琐碎的束缚重新获得创作（工作）的能力。

  郑韩雅对女性生活的观察远远不止于中年危机这种常规范畴。她也描写了李由美在进入钢琴教师角色时，步入婚姻经历的家庭暴力。她当时的老公经常对她施暴。小说中提到：不同于赵民浩所说的只抓过一次领子，她遭受的家庭暴力的程度要更高。李由美每次都会把自己的遭遇记在日记里。比如，他是如何制服自己的；他是如何推搡、碾压自己的；用拳头打和用手掌打时的疼痛有何不同；自己流过多少血；身体上的瘀青是什么颜色……不过最令她感到害怕的是对方的暴力强度越来越大。她不敢想象对方知道自己的全部谎言时会发生什么，关节扭曲地躺在地上的劳拉如梦魇般相随。

  家暴不仅是对女性身体上的暴力伤害，也是对女性心理上的严重戕害。它就像梦魇伴随受害者的一生。而比谎言更可怕的就是施暴男性那畸形变态的心理与整个社会对家暴的漠然。郑韩雅通过家暴情节的设置，延伸出了一组深刻的对比，究竟是谎言还是家暴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对一个人的一生危害更大。

  在三个女性互帮互助的“骗局”中完成自我救赎

  郑韩雅也对父母、母女关系作出了深刻的观察。父亲、母亲和我同住一个屋檐下二十多年，但我似乎对他们的关系一无所知。就像其他普通人平凡地行走在道边的风景一样，他们的婚姻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有序地演好各自的角色，真正的人生就无从说起。那么，真正的人生究竟在哪里？那是在生命的尽头才会揭开的谜底，当你一切尽失化作尘土。父亲一生遵循旧约的世界观，怀疑人类，否定现实，但他从未将自己的生活推向危险境地或置于风口浪尖。然而，真正的怀疑主义者是母亲。这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状况。

  太多的夫妻为了子女的成长而埋葬了自己的梦想、欲望和生活热情。在亲密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仍然硬着头皮苟延残喘地在一起凑合着过。

  而安娜的觉醒就像一场行为艺术，同时也是Girls help girls（女生应该帮女生）的典范。郑韩雅甚至探讨了同性恋人的情感。她借小说开头寻人启事中的妻子“珍”之口说出：我们不是朋友。在一起近一年，分享了彼此的秘密，但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那么我们是什么关系呢？我最近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在遇到她之前，我的人生就像是一个错位的魔方。也不知从何时起，我的心中就生出自己是失败者的念头。母亲对我有很多的期待，我总是达不到她的预期。我竭尽全力去实现那些目标，但每次都让母亲失望。终于，我放弃了。十几岁时，我动辄离家出走，随心所欲，我一直戴着面具，没有任何愿望没有任何期待，一切按照母亲的规矩生活。和恋人见面如同做贼。每天苟延残喘。

  您知道我们有一段时间居住在外面。就像那些候场的演员一样，我们可以暂时脱离各自的角色。在那里，我们不需要撒谎、假笑和设计动作，也不需要提前沟通彼此的行动路线。正是这样，我们无话可说，这种沉默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在空房子住的半个多月里，我们在各自的房间里生活。她喜欢散步，每天会走很远的路。她不是欣赏周围风景，也不是闲庭信步，而是看着地面大步流星地走，让人猜不出她是在沉思，还是在放空。独自一人时，她就像一个人形模型，所有的生机都消失了。

  李由美女扮男装，用作家的身份把一个深受母亲精神控制的女儿从她母亲手中解救出来。而这个一生都在致力于摆脱母亲控制的女儿，在自己的同性恋人身上找到了真实的自我，终于能将爱意和自我肆意挥洒。“安娜”在这场三个女性互帮互助的“骗局”中也完成了自我救赎，重新开始，放下一切虚伪的面具，与过去不属于自己的生活挥手作别。

  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入学典礼演讲上曾说过：今后等待着你们的会是一个努力也未必会有公平回报的社会。而你所秉持的“努力就会有回报”这个观念，请你记住这不是你一个人努力的结果，环境也造就了你。你现在之所以会认为“努力就会有回报”，那是因为你一直以来所处的环境有人鼓励你在背后推着你走，在前面提携你肯定你的点滴进步。这世上还有“努力也没有得到回报”的人、“想努力却无从努力”的人、“太过努力而身心俱毁”的人，还有想要好好努力的人，但一想到“反正轮不到我”“我这种人还是算了”就打退堂鼓的人。所以请你们不要把所有的努力都用于追逐个人的胜利。你们被优越的环境所塑造出来的能力优势，不是为了凌驾于没有享受过同等资源的人们之上，而应该发挥这些能力去帮助他们，然后不要逞强，而是承认自己的脆弱，与他人互帮互助。

  李由美就是身处这样一个“努力也未必会有公平回报”社会，然而她并没有带有主观恶意地欺骗过任何人，她只是在“安娜”的面具下努力地生活。也许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安娜”的影子，名利的浮云也许会一时蒙蔽我们的双眼，但是只要我们不被喧嚣浮躁的环境裹挟，心存善良，脚踏实地，面具终将褪下，自由的空气终将充溢天地之间。

  《第二个安娜》是一部深具内涵的小说，它以锐利的刀锋剖析了现实生活的断面，将生活的复杂多元内核生动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作者对现代人的各种感情纠葛和家庭关系的刻画可谓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到了夫妻、子女、父母、社会关系中那些不和谐与言不由衷的真实面貌。犹如一幅现实生活的浮世绘。它也是一部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挣扎、努力、逐渐重新认识自我，最终拿回命运之匙的抗争史诗，展现了女性在面对不公命运时，如何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它还是一个颂扬女性在困境中相互扶助的精神，她们共同驱散生活中的阴霾，展现出女性的力量和勇气的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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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笑》，爱情牧歌

  作者：等人来抬你？ 发布时间：2013-05-05 15: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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