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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还很长

  作者：翁小样 发布时间：2008-09-08 13:47:14

  原本没打算借这本，只是黄图实在太“乱”，只好借来“凑数”。看过之后，突然很惊喜，学到了很多，真是辛辣之中充满着人性的美与丑。

  想起了《溏心风暴》里有一集，大致是说常在心去典当手机。询价时第一家报五百，第二家开一千。常于是决定把手机卖给后家，但对方提出交易前先要验机。请求不过分，故常接受。待对方将手机拆开，便“借故”手机进过水，将开价改为三百。

  常愤然拒绝，对方作无所谓状，并要其将手机拿走。常于是要求对方将手机重新装好，却遭拒绝。确实，对方从没答应过拆完机后要再将其装好，也没有帮忙装好的义务。最后，常只得无奈接受三百的报价。

  这便是小样我所理解的“诈”。呵呵，这样的诈，生活中还少吗？

  书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小子唉，你还嫩着呢！

  有时，你错不是因为你不对，而是因为你跟人家不同。我的性格常让我有不合群的倾向，或许这也是我的最大弱点。

  8.9.7晚写于甘韦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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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人物的意志

  作者：萨缪 发布时间：2014-11-01 21:39:15

  如今也记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听到瓦格纳的名字，大约是本科课程上，外国文学老师提到过，后来又在各种与文学艺术相关的书籍中看到过。这本传记购于2004年一家湛江的二手书店，当时因为照片较多，还津津有味的翻阅过，此后就忘了，对这个人毫不感兴趣。

  前一阵子翻旧书，又发现这本传记，无聊中又仔细看了一遍，甚至还找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尼伯龙根的指环》来听，很奇怪的是音乐还听得进去，大晚上听也感受到颤栗，但对创作了这些音乐的作者无半点共情之心。估计瓦格纳这种音乐家，没有相关音乐背景知识和历史知识，是很难走入普罗大众心中的。

  这本传记非常简洁地记述了瓦格纳作为音乐家的一生，有两个方面值得一说。一是作者是带着些许讽刺地客观态度来评价瓦格纳的许多思想意识和行为，并不像许多传记作品一样，出于个人偏好或者其它原因，极力美化传主，有时不惜扭曲事实、罔顾事实。瓦格纳是伟大的音乐家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同时也有虚荣、矫情、浮夸、小心眼、口无遮拦等人性弱点，甚至有背信弃义、在大是大非上冥顽不化的一面。作者经常提到，瓦格纳在回忆录和书信中经常故意扭曲自己的历史，以符合“伟人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虚荣心，他写到“这种暗示年轻作曲家成熟视野的事件回溯解释法，根本毫无根据。”瓦格纳因为在巴黎受到排挤，看不惯法国音乐界迎合中产阶级口味的低俗乐趣，又因嫉妒、不平，而刻意贬损柏辽兹等大音乐家对自己的影响力，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迈耶贝尔恶言相向，“后来更发出有损厚道的种族谬论，将当时乐坛的所有错误都怪罪到犹太人身上。”作者对瓦格纳喜欢奢华享受而导致终身入不敷出、很容易与好心的金主们的夫人勾勾搭搭也颇有微词，但是对于瓦格纳强大的性格、意志力以及为了追求音乐上的不朽终其一生的努力仍然给予了客观正面的评价。而且他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巨大的影响力也足以抵消他做为个人的道德缺陷。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虽然本书篇幅有限，采取的也是按时间线介绍人物生平的传统传记手法，但是作者去粗取精，专注瓦格纳作为音乐家的一面，解释了一位伟大人物成就背后最大的驱动力来自何方。

  “瓦格纳这一生确实花了许多时间克服逆境，不论是生理上或财务上的困境，还是不了解他的人对他所抱持的敌意。成年后的瓦格纳工作极为勤奋，同时由于以改革日耳曼艺术为己任，他只顾一意追求目标，却往往伤及他人感情，进而替自己树立了许多敌人。”

  树立野心，专注目标，勤奋努力，唯我独尊，极度自信，百折不饶，强大的意志力和执行力，都是瓦格纳取得成就不可或缺的因素。他年轻时便一心想要艺术领域功成名就，他极早滋生的政治意识也源自他对当时德意志音乐以及限制它发展的体制的不满和憎恶，他采取公开的政治行动想促进社会改革，也是出于他在音乐领域的改革遭到拒绝，他是梦想家，同时也是个功利主义者，这里并非指他投机取巧，而是指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却具有少有的现实智慧，这使得他伟大的目标终于得以落地执行并为世人知晓。他为了创造出“总体艺术”，并将其付诸实施，无论是在创作上，在剧院改革、建造新剧院上，还是在培养、网络关联人才上，都殚精竭力，可谓以一人之力，撬动了整个德意志艺术界，其野心之大，意志力与执行力之强，几乎无有出其右者。虽然一生债台高筑，死后还欠了一屁股债，但瓦格纳还是在有生之年尝到了“伟人”滋味。

  伟大的人物，虽然几乎都是缺点和优点一样多，但这本传记中瓦格纳的优点和缺点都附著在“伟大音乐家”这个焦点上，读这本传记时，并无共鸣之类的感触，可能也是因为这里更多表现的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象征意义压倒了他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意义，对于普通读者如我来说，太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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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乡土中国》

  作者：landcentury 发布时间：2009-04-03 16:14:51

   

    

      记得在村里读书时，一天夜里熄灯后和宿舍的兄弟们卧谈时，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人？或者再明确一点：中国人的特征是什么？即我们何以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当时没有讨论出结果，也不会一下子就得出什么结果，因为我发现在探讨“中国人”时，我首先需要搞懂“中国”，而对于“中国”这个概念，我发现自己其实是所知甚少。“中国”是什么？其特点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间，难以散去，直到最近读到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始有所明了。所谓“乡土中国”，其实就是传统中国，是我们今天这个中国的逻辑前提，理解今日的中国，必须深刻领悟传统中国的内涵，这恰恰就是当代中国人很少触及的。通过《乡土中国》的十四篇经典文章，让我们来领悟传统中国的概貌吧。

    

            乡土本色：礼俗社会

      通常历史教科书都会指出，土地所有权问题，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兴亡更替的主要矛盾。没有土地，农民将失去生活的基本保障，除了揭竿而起，别无生路。如果手中握有土地，即使生活困苦，多数农民还是要固守这份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作，世代传家。农民固守土地，终其一生，很少离开。所谓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在农业聚落，即乡村形成之后，由于人口缺乏流动性，农村生活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熟悉的人，熟悉的土地，熟悉的生活方式，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在这种强烈的“熟悉性”下，乡土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交流并不是基于“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规范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乡土社会中，人们因彼此熟悉而相互信任，人与人的关系并不需要契约来保障。契约的强制只能滥觞于陌生人的关系之中。于是乡土社会逐渐演化为一个礼俗社会，而异于西方的法理社会。同样的，在熟悉的环境下，人与物的关系基于熟悉而产生个别、具体的经验，这个别、具体的经验足以解决乡土生产中的问题，因而乡土社会的生产中很少需要抽象出解决问题的普遍原则。

      农人固守土地而居，形成“熟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熟悉”而成为“俗”，常“习”之。这些“俗”因熟悉和信任而毋须以契约来固化，于是形成所谓的乡土本色：一个礼俗社会。

    

           文字下乡：乡土人际交流的直接性

      文字下乡运动，似乎是基于乡土社会中农人多为文盲，为传递文明而推动识文断字。其实文字的功用在于传情达意，以固定的象征体系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文字并非传情达意的唯一方式，声音、表情、动作同样可以被赋予特别的含义而成为人们传情达意的一种表达、交流方式。当空间的阻隔导致人们无法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时，文字的作用才凸现。如果空间的阻断不成为问题，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面对面地彼此交流时，文字就不是交流的唯一方式，甚至是一种交流的累赘，因为人们很少选择现场写字的方式来进行交流。而声音、动作、表情却可以进行准确、生动的交流。乡土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空间的相对封闭，乡村生活里的生产、生活区域往往相距不远，人们可以经常见面，于是交流上使用文字也就不多，使用声音、表情、动作来直接交流更符合乡土生活的特性。所以乡土缺乏文字普及，并不是因为乡村“不文明”，而是因为“非文字”的交流途径是乡村生活自然演进的结果。直接的交流远比间接交流更为实用。

      所以文盲并非因为乡下人“愚”，反而是乡土生活的特性所致，因为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

    

             再论文字下乡：乡土文化的口口相传

      在乡土社会中，个人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的集体文化需要积累和传承，途径就是所谓“时间的桥梁——记忆”。记忆的完成，在乡土社会中，靠以声音表达的词语，而不需要文字就能完成，这是口口相传的方式。乡土社会中的人，世代间的生活形态差异不大，人生经验更多的是一种反复，每一代都是相似的周而复始的生活历程。整个乡土社会由于相对的封闭性，社会文化的变迁不大，乡村生活简单而重复，文化的积累靠语言足以传递。

      乡土社会的静态性，世代经验的重复性，使得乡土文化的总量相对有限，传承靠口口相传足以完成，没有用文字来完成传承的普遍需要。只有乡土社会发生变化，社会文化急遽变迁时，才会真正产生文字下乡的需求。

    

       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的推浪格局——重复交错的人际网络

      人是社会性动物，在社会生活里人们彼此之间产生各种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人的社会属性。认识一个社会，必然要求我们了解这一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

      在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团体划分。团体界限分明，团体内的人享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团体外的人与此无关。这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格局，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团体格局”。在东方传统社会下，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呈现为另一种格局，费孝通先生将之概括为“差序格局”。所谓差序格局，是指社会生活中人与人关系呈现为重叠交错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以个人为中心，是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原则而延展出的同心圆体系，中心势力越强，同心圆的层次和范围就越广，与其他同心圆的交错重叠也越多，由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简单说，差序格局就是一个以己为中心的推浪格局。

      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是有区别的，前者界限模糊，后者界限分明；前者以自我为中心，具体的、界限分明的只有己，克己乃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行，后者讲求平等观念和宪法观念，界限分明的是团体，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团体亦不能侵犯个人的权利。团体格局体现为很强的组织性，差序格局表现出很大的分散性。“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限从来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

      总之，乡土中国的一大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差序格局，差序格局就是以己为中心推衍出的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团体道德VS私人道德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结构格局导致不同的道德观念。

      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划分可以理解为“团体格局”，西方道德观念就建筑在团体与个人关系结构的基础上。在团体内，每一成员人人平等，享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个人不能侵犯团体和他人的利益，团体也不能侵害个人的利益。团体能够存在的前提就是团体必须是超越个人的“实在”，由此团体道德的核心就是权利的观念，即团体内人人生而平等，同时团体不应侵害个人，并由此引发宪法的观念。西方道德体系中的平等观念和宪法观念来自于西方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结构格局——团体格局。

      东方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为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外推构成的一根根私人联系网络，团体的影响微乎其微。由此乡土社会难以产生团体道德，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在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中，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这里的道德以私人关系为基础。乡土社会中的道德和法律须依据私人间的关系亲疏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乡土社会缺乏“团体”，也就难以产生“团体”的道德；由于团体乃是超越个人的“实在”，乡土社会也就没有产生什么“超人”的道德。宗教就是一种“超人”的道德体系，而乡土社会呈现为一个非宗教的社会。在乡土社会统领所有道德的“仁”是模糊的，不能理解为 “超人”道德，内涵模糊的“仁”与界限不分明的“天下”，是乡土社会的特点。在乡土中国，“仁”的探讨不在宗教而在哲学，所以乡土社会虽非宗教社会，却是一个哲学社会。

    

               家族：绵续性事业社群

      有人说乡土社会也有团体，比如家。其实就社会结构的格局而言，西方社会与乡土社会内部都有团体式的社群，也都有差序式的网络，但就其主要形式而言，西方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团体格局，乡土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东西方同有的“家”，在结构上和功能上也有极大的差别，反映出社会格局差异所导致的差别。

      西洋的家庭是团体性社群，有严格的团体界限，是由亲子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结构，生育是功能。西洋家庭里夫妇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情感是凝合的力量，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成年即离开这团体，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由其他团体来承担，不在家庭的功能分内。

      乡土社会的家庭呈现出很强的差序格局的特性。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成员不限于亲子，可以依需要而以一定的原则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该原则就是沿父系单系传递，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人类学认为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即氏族，乡土社会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称为家族。家族有生育的功能，亦可担负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家族必须是绵续性的，因为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是长期绵续性的，所以家族不因个人的成长或死亡而分裂或结束。这种绵续性事业社群凝合的基础不是两性情感，而是家族事业的需求。家族的主轴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是纵的而非横的。家族中的家法排斥私情的宽容。

      中西家庭在结构与功能上的这种差异，使得中国人在家庭情感上尤其是在两性情感间有着矜持与保留，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决定了这一切。

    

              男女有别：社会关系的稳定

      感情发生在新反应中，这新反应包含两个方面，即新的尝试或旧反应的受阻。新反应经过不断反复而被适应之后，感情就会逐渐平静乃至淡漠。感情即所谓激动，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若要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就须避免激动，防止感情的发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大表征，就是感情的淡漠。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引起同样的反应。而感情的淡漠本质上也是同样的刺激引起同样的反应。当我们说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大表征就是感情的淡漠时，也就是说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是了解。

      浮士德是两性情感的象征。两性关系愈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度会愈深，求同的阻碍会愈强大，于是创造力和变革的需求亦愈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浮士德精神即在于不断地克服阻碍，也不断地发现阻碍，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没有终点和结果。浮士德精神的泛滥会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使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顺利经营。所以浮士德精神在破坏社会的基本事业。

      乡土社会是一个孤立的小天地，在这里，人们相互之间的了解是没有空间和时间的阻碍的。同代人之间可以面对面直接地交流，而每一代人生活的周而复始，使得年长的人同样了解年轻人的生活，年轻人可以年长人的过去为生活的蓝图。在这样的环境下，唯一能阻碍人们了解的是性别。异性的隔膜永远是个猜想，无法领会。于是异性之间难以达成了解，也就成为感情的源泉和动力。

      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所要的是原有社会关系的稳定。这要求异性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乡土社会拒绝浮士德精神，男女有别被固化。中国乡土社会的家族是一个绵续性事业社群，以同性为主轴、异性为辅轴的单系组合更适合于完成社会事业的需要。

      缺乏两性间求同的努力，也就减少了一个无限推动社会关系异动的可能，从而减缓了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对切身生活之外都漠然没有兴趣，不去追求理想，而将天国现世化，以现世为天国。对生活的态度是以克己来迁就外界，一切足以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男女的鸿沟由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从教化中养成的内在服膺

      西方社会是一个法理社会，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因为西方社会从最初的狩猎文明演化而来，部落军事会议的传统就是协商，其契约的传统得以延续，在社会变迁加快之时，人们更需要以契约精神加强合作，由是西方成为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

      乡土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也是一个礼治社会。因为乡土社会属于传统的农业文明，农人固守土地，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生活环境相对封闭，自然经济可以使人们之间不必强调太多的合作。“乡土社会只是四季的转化，而不是时代的变更。”前人的经验既可作为今人的经验，社群周而复始上演着相似的生活场景。在这样的环境下，遵循传统就是生活的保障，传统在封闭社会中具有极强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使人们从内心形成敬畏感，使人服膺于传统。服膺于传统，即礼；礼即合于式。

      乡土社会中，传统的权威性使人产生敬畏感，人们出于内心的服膺以传统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无讼：礼治下的教化

      在乡土社会，礼治的推行在于人们从内心深处对传统的服膺。在教化中长成的人们对礼是熟知的，这种熟知在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周而复始。如果礼的秩序被破坏，解决纠纷的主要目的乃是完成教化。乡绅的调解也好，官府的折狱也罢，都指向了教化的加强，使礼的秩序得以维持。既是为了教化，那么乡绅就足够了。所以乡间以折狱为羞，尽力避免闹到官府，官府的“各打五十大板”，是教化中的一种体罚。

      法理社会中的法治，不以教化为本，其目的只在于明辨权利。在变迁加剧的社会环境里，人与人的合作交往赖于契约，契约的内涵就是权利的分明，非如此不得合作成功。

      法治抑或礼治，取决于社会变迁程度。社会变迁加剧，人口流动的冲击下人们相互不再熟悉，人们的合作只能以契约来维持。差序格局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主要地呈现为一根根私人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熟悉的，也可能是不熟悉的，但一定是附着了权利意识的。礼治下的教化已被淡忘，法治受私人联系程度的影响而或张或弛。

    

            无为政治：皇权的松弛

      政治权力分为两种，一种完全靠暴力维持，是横暴权力；一种根据契约而产生，是同意权力。同意权力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分工合作，横暴权力存在的基础是经济利益的诱惑。

      在乡土社会，自然经济的运行使人们除了盐铁之外很少有交换的需要，于是社会分工合作的空间有限，同意权力的空间也就极为有限。自然经济的产出是一定的，产品的量有限，仅能维持农人的基本生活，于是横暴权力产生的空间也就有限。

      在这种局面下，乡土社会中皇权的存在几乎只是名义上，乡土生活的主流是自治，即礼治社会的自发运行。阶级斗争严酷的时期只是王朝的末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多数历史时期，乡土自治（以乡绅为主）是乡土社会治理的真实面貌。

    

                长老统治：教化性的权力

      在乡土社会中，由于农业自然经济的产品有限，由此所导致横暴性权力的基础是薄弱的，表现为皇权的松弛。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遵循传统，遵循成法就足以保证生活的顺畅，所以没有必要以契约来规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合作，所以乡土社会难以产生同意的权力。

      乡土社会一贯稳定，这一稳定更多地源于稳定的文化，而非“横暴的政治”或“民主的政治”。文化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这种规范的推行，依靠教化性的权力，教化性的权力不是横暴的，因为教化的目的并非为获取经济的利益；教化性的权力也不是民主的，因为文化本身也不需要新生代的共同意志来同意。

      乡土社会中的权力，既非专制的亦非民主的，而是教化性的。乡土社会在长幼之序的规范下自然产生宗族长老，宗族长老行使教化性的权力来维护乡土的稳定。

    

           血缘和地缘：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水岭

      乡土社会是稳定的社会，人口流动性小而变迁缓慢。维持社会阶层结构稳定的方法就是生育继替，即以血缘关系来确定社会各阶层的继替。在乡土社会，在没有比血缘更可靠的继替规范了。

      在乡土社会中的地缘关系依附于血缘关系。家族的一部分人口固定地居于另一地域时，该地域成为家族的所在地，来自该地域的人也就与家族有了或远或近的关系，于是地缘就出自血缘的投影。血缘的投影还有另一个含义，即祖籍。在乡土社会中，不依附于血缘的单纯的地缘关系往往很难获得承认。

      由于血缘的关系限制了冲突和竞争的发展，所以血缘社会中商业很难发展。纯粹的地缘关系由此可以借助商业而发展。因为纯粹的地缘关系已经剥离了血缘的投影，人情问题不再成为商业发展的限制。城镇是因贸易而产生的人口聚落，所以地缘是从商业里独立壮大的社会关系。

      血缘关系是乡土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是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名实的分离：乡土社会的缓慢变迁

      乡土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但乡土社会也是在变迁的社会，只是变迁的速率相对较为缓慢。

      乡土社会中的长老权力是稳固的，但为了应对社会缓慢变迁的需求而产生了名与实分离的现象。即承认或说维持形式上的长老权力意志，而在内容上加以注释和曲解，从而实现改变。名与实的分离，就是乡土社会的变迁，乡土社会的变迁，就表现为名与实的分离。

      也许名与实的分离，就是缓慢变迁的代名词，当代中国社会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名与实分离的代表。

    

            从欲望到需要：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人类的欲望经过了文化与自然的淘汰，到乡土社会时代，欲望暗合了人们生存的条件，于是在乡土社会人们可以依了欲望去生存。然而社会变迁使欲望不再是人们最后的动机，人们最后的动机是理性的需要。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的里程碑。

      乡土社会运行的过程就是欲望不断得以实现的过程，欲望的实现是乡土社会运行的内容。乡土社会中的欲望的已经自然和文化的筛选，契合人类客观生存条件的欲望才会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得以积累。从“欲望”到“需要”，就是从自发到自觉。乡土社会是自发的，缓慢变迁的，也是稳定的；现代社会是自觉的，快速变迁的，也是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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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式的指责·中式的悲伤

  作者：茶亦添香 书可增识 发布时间：2007-05-17 18:19:05

  马基雅维利这本著作从问世开始，一直以来可以说毁多于誉，在读这本书第一次的过程中，我还没有怎么感觉到里面有什么太坏的（相对于韩非子），很多人也喜欢将它与韩非子相提并论。但是，后面我觉得，这本书的写作逻辑和韩氏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起码作为基础的人性假设我认为就有所区别，而不是周围朋友所说的都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韩非子所谓的人性，实际上是基于人性好利，所谓好利，应该是好为君主所利用。可以说，从这个方面出发，韩的学说中“利"字贯穿始终。马氏的人性观，实际上应该还是建立在基督教神学的人性恶基础中，和中式的人性善恶可以相互转换观不同，他们认为人一生带有原罪，不会因为一时善行而成佛，从这个逻辑出发，他不会更多关注用严刑峻法改造人民。

  这本书之所以广受指责，更多的我想是马氏一直在论证和劝告的主题是君主应该为成就帝业放弃个人道德和不择手段，这是表面的，每个人都会有的第一印象，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我觉得他被责难还因为一个问题——自然法，全书完全没有一句提到欧洲传统的自然法概念！这恐怕不能不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如此一来君主的所作所为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无论如何，我还是觉得这本书被誉为近代政治学开端是有其价值的，且不说他使政治行为摆脱了自神学信仰以来的伦理束缚（我认为韩实际上也没有摆脱），更重要的是他的学说头一次创新性的将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即私德与公德划分开来。很遗憾，中国尽管韩非子妙笔生花，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公私德不分，否则也不会出现某地以官员是否对家庭孝顺忠诚为考核标准了（那个贪官不是为家庭牟利的？和绅对其子其家族应该算很好吧，留下多少财富，多少清官对家人严苛，甚至大义灭亲？）这些与后面文艺复兴的成就遥相呼应。

  韩非子写的的确深刻，文笔的确优美，我很喜欢。但是没有打开一个时代的序幕，却象征了一个黑暗的开始。韩非子作为战国末路中一个集大成的宗师，却标志了一个思潮的终结，而无法带来一个新的思维理念，何其悲伤？政治思想早熟之时却过早萎靡，何其遗憾？

  君主论当然也还有很多问题，马基亚维利的写作方式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经验主义上的，全书过于看重手段，而没有构建出一套政治哲学的体系，这注定了其往后为人指责为肤浅留下把柄，而且可以老实得说——马氏的理论即使不是如历史上一样与当时意大利掌权者失之交臂，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为什么？马基亚维利沉浸在罗马帝国夕阳余晖下太久太久了，以至于对时局敏锐的他居然对即将发生的科学变革置若罔闻，即使是惨败于法国新发明的火炮作战下，他的著作《兵法》依然在探索的是利用步兵队型摆脱火炮的最大杀伤，而没有预示到科技革新所带来的巨大变革。

  马基亚维利，一个因老实直白的陈述手段而饱加毁损，生不逢时而没有发现时代脉络的伤心人物，与东方那位同样生前死后都注定不得安宁的思想者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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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瓦戈之死（完整未删版）

  作者：任晓雯 发布时间：2008-08-12 10:32:47

  日瓦戈之死（完整未删版）

  □任晓雯

  一九二九年，夏杪。

  日瓦戈赶早，去索尔达金科夫医院报到。电车出了故障，时走时停。雷电撕破闷热，一街尘土落叶，狂旋出风的形状。坐在车窗边的日瓦戈，感觉昏瞀无力。打不开窗，便往后门挤。他在怒骂和踢踹中，“从电车踏板迈到石板路上，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咕咚一声栽倒在石板上，从此再没起来。”

  日瓦戈的死亡场景中，出现一位陌生人——穿紫色连衣裙的瑞士籍女士。她和他生命的所有交集，是他坐在电车里，看她在窗外走。她倏而超过他，倏而落后于他。在他倒地死亡的时刻，她重新赶上他，透过人群瞥瞥他，便继续自己的路。“她向前走去，已经超过电车十次了，但一点都不知道她超过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长。”

  这是《日瓦戈医生》主角的死亡。是一场看似意味疏离、情感寡淡的死亡。也是为小说安置的最好的死亡。

  此前，我们曾伴随日瓦戈，辗转于西伯利亚、莫斯科、瓦雷金诺、尤里亚金，经历了一九零五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内战、新经济政策。我们推开文字的门，流连迷途，遍尽曲折，抵达日瓦戈内心，触摸他丰富的情感，对爱和美的渴望，以及在“人比狼凶狠”的时代中，残存下来的温柔怜悯。

  《日瓦戈医生》是一个人的史诗。书写了日瓦戈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荫的幽谷，如何在貌似随波逐流的外表下，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战争、革命、迁移，不过是独白之外的背景声。但在死亡一刻，作者忽将镜头拉远，插入一个他者视角。于是，我们从日瓦戈的世界退出来，通过“穿紫色连衣裙的瑞士籍女士”的眼睛，看到路边的围观者，看到底部绝缘体短路的电车，看到熙攘的普列斯纳街，废墟般的莫斯科，蔽败不堪的俄罗斯。倒毙于街头的日瓦戈，在越拉越远的景象中，渺小成一个黑点。

  紫裙女士名叫弗列里小姐，“已经非常衰老了”，也是个几欲被革命和战争毁灭的倒霉蛋。她正为自己的命运奔走。知道路边死了个人，不过是个陌生人。她不在意他的灵魂，也不体恤他的生命。因为她不晓得，世界上存在过一个日瓦戈，就像不晓得存在和曾经存在的万千个伊万、亚历山大、丽莎、索菲亚。她自己和他们一样，终将被历史冲刷而过，湮灭名字和痕迹。日瓦戈死了，弗列里小姐还在往前走。因为时间往前，她和每个活着的人，都在“不可动摇的旨意”中，向各自的生命终点迈进。

  《日瓦戈医生》开篇，并非始于日瓦戈之生，而是始于日瓦戈母亲之死。先描写葬礼，继而追忆母亲身患肺痨。儿童尤拉（日瓦戈小名）“悲从中来”，独自祷告，恳请上帝把她带入天堂。他认为母亲是“不可能有罪恶”的“真正的好人”。希望上帝“不要让她受折磨”。这是日瓦戈对死亡最初的认识。他的人生尚未展开，既已被迫面对终点问题。

  日瓦戈第二次面对死亡，是在十年后，未来岳母之死。“现在已经大不相同”。医科大学生日瓦戈“无所畏惧，生死置之度外，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不过是他字典里的词汇而已。”人们在安魂祈祷中呼求上帝，使他内心起了质疑，“这是什么意思？上帝在哪儿？”入葬的时候，他继续思考，“艺术永远包含两个方面：不懈地探讨死亡并以此创造生命。”

  年轻人自以为无惧生死，实则是孩子气的傲慢。但把艺术界定为“探讨死亡并以此来创造生命”，却是日瓦戈后来创作诗歌的原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书写《日瓦戈医生》的本意。

  雪夜作诗的著名场景，发生在瓦雷金诺。那段时间，日瓦戈完整享有拉拉的爱情，全力投入诗歌创作。然而，有四匹野狼闯进来，“并排站着，嘴脸朝着房子，扬起头，对着月亮或米库利钦住宅窗户反射出的银光嗥叫。”月光雪地间的狼，给日瓦戈投下心理阴影，越来越严重地困扰他，渐渐抽象成“有关狼的主题”。他把它们视作“敌对力量的代表”，想毁灭他和拉拉。他不知道，这抽象的敌对力量，拥有具体的名字：死亡。而在另一次，他则清晰感觉死亡的名字。那是他伤寒濒死之时，在幻像中看到鹿皮袄男孩。他明白男孩是自己的死神，也知道他在帮助自己写作史诗。

  日瓦戈的一生，始终处在生与死的张力之下。这是人类的普遍命运：甫一出生，既已奔赴死亡。瓦雷金诺之夜，充满爱情和诗歌的生命之夜，死亡始终踞伏在窗外，以凄冷的嗥叫彰显存在。夜晚结束了，拉拉离开了。她要在若干年后，日瓦戈的葬礼上，才能隔着生死，重新见到他。

  日瓦戈的遗作中，有一首《哈姆雷特》。帕斯捷尔纳克假借笔下人物，对生命和死亡做出注释。诗歌让人联想《圣经》所言，“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前书4:9）人生是一场“早有安排”、“难以改变”的戏。生存还是毁灭？他通过哈姆雷特的问题，追索生命的意义，直面死亡的虚无。

   “我孤独，虚伪淹没一切。／人生一世决非漫步旷野。”前一句指向无止无尽的苦难，后一句则是顺服于“不可动摇的旨意”的遥远安慰。帕斯捷尔纳克在苦难之中，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忍不住发出叹息：“我的天父啊，倘若允许，／这一杯苦酒别让我喝。”

  是的，整本《日瓦戈医生》，就是一声叹息。它是诗人的唯一小说，是小说家的人生概括，也是垂亡人对灵魂的整理。简言之，它是一本忏悔录。

  由奥古斯丁开启的忏悔录传统，是回顾、内省和仰望的传统。很多作家在烛火飘摇的年岁上，都会书写这样一本书。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历数一生蒙受的恩典；卢梭的《忏悔录》，“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本质也是忏悔录，他放下数学，转而思考最重大的问题：生命和死亡；另一位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假托列文表达观点。意犹不足之下，又写一本《忏悔录》，总结自己与神角力的一生。

  《日瓦戈医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忏悔录，是他“生存的目的”。他在五十六岁那年动笔。彼时，父亲在英国去世不久。他给亲人写信说：“我已经老了，说不定我哪一天就会死掉。”狼嗥一般的死亡，犹如阴影弥漫。他不管可能的政治后果，不顾文坛朋友否定价值，一定要把这部作品写出来。

  帕斯捷尔纳克自认为，它将“表达对于艺术、对于福音书、对于在历史之中的人的生活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看法。”他在意的不是历史，是“在历史之中的人的生活”。任何时间和空间，脱离了人的存在，都将变得没有意义。时空的纵横轴，只有一个交叉点，那就是人。历史在个体的生命之中。历史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

  日瓦戈不是在时代漩涡里盲目打转的符号，不是藏匿在复数形式下的面目模糊的“人民”，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式的无名枯骨。恰恰相反，日瓦戈是原点，主角，也是终结。关于他的死亡问题，是整部作品的精神内核。

  帕斯捷尔纳克曾借助书中人物之口，挑明这个意图。“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

  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帕斯捷尔纳克的书写，犹如向水面投掷石子。在个体生命之外，圈起层层“遥远音波的余响”（出自诗歌《哈姆雷特》）。

  可惜，在漫长的岁月里，《日瓦戈医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曾将它误解为政治小说。他们丝毫不在意，作者是个在斯大林打来电话时说“我想跟您谈谈生与死”的书呆子，也不理会作者引用普希金诗句来为自己疾呼，“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炒锅汤”。事隔多年，赫鲁晓夫才肯承认，如果当年他亲自读过《日瓦戈医生》，就不会发动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了。

  然而，诗人毕生思考、书写和等待的死亡，早已带走了他。世界的言说失去意义。唯一能在天堂回响的，或许是他为自己预备下的谢幕辞：“别睡去，别睡去，艺术家，不要沉入梦乡。／你在时代的俘虏之中，／身为永恒的人质。”（《夜》）

  写于201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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