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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名著浅浅地唠叨

  作者：小灰烬 发布时间：2012-11-23 04:38:38

  君主制，共和制，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宗教哲学，革命历史，城市建设，文明发展，儿童妇女，工资福利，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全民教育、义务教育，宇宙，原子……

  所有这些雨果19世纪提出的主题，让我不止一次深慨西方不愧为现代世界的先进一方。

  很多东西我们是20世纪受到外族侵扰才提上讨论空间，很多东西我们直到今天也做得远远不够。

  那些主题的每一个侧面，雨果都有很工整的论述，许多时候都是正反两方面力图使观点更明晰，论题更客观。以今天的眼光，一个中国读者的眼光，雨果也有他自己的局限性（他的年代他的身份），但总体说，这已经可以称之百科全书式的恢弘巨著，不愧为19世界最伟大的小说。

  在所有引人深思的话语中，那句最简单的话“人人有面包、人人有思想”，我想是人类至今未普及并且会矢志不渝追求的一个理想。

  人物方面，最出色的自然是冉阿让，尤其三次内心斗争的描写实在令人赞叹。

  一是身为刑满释放的苦役犯在主教家里行窃，行窃过程中的思量、被主教宽恕时的惊骇、小杰尔卫事件后彻底地悔悟与感化；

  二是作为马德兰市长遇到尚马秋事件后那彻夜的挣扎，长篇幅描写冉阿让那激烈的内心角逐，精彩程度令人击节；

  三是他对马吕斯的恨与对珂赛特的爱在矛盾痛苦中走向自我救赎或说自我毁灭。

  这个因一个面包而悲惨一生的人，如此坎坷如此崇高，他出现的地方总是紧紧抓住人心，就像注视着冉阿让爬上奥里翁号舰桅杆救人的那些群众一样，心悬一线，他伴随秘密和危险的一生，我们也是紧紧注视着，担忧着。

  警探沙威是冉阿让的宿敌，前半程他一直对自己的信仰深信不疑，是个彻头彻尾的政府机器，对冉阿让极尽绞索般地追捕，就算在穷凶极恶的盗贼中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他就像没有感情般机械地工作，而这机械工作便是他生活的全部。当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行动，当他为之奉献的一切开始动摇，他的生存意义开始模糊……那晚，他再也无法面对自己，固若金汤的条框在脑中坍落，化为泡沫，冰山消融的声音仿佛清晰可闻……这是一个人崩溃的形貌，这崩溃源于社会不合理的构成，他在看似有利的位置实际已经是被驯化的零件，冰冷无机质，可以说剥离人心失去人性，他的判断是被不合理的社会教化的判断，他的所为是本身就存在弊端的机器的所为，一个出了问题的机器上最优秀的零件也必然会随着出问题的方向使力——比如他对冉阿让的穷追不舍（当然不仅是沙威，机器的其他零件也一样，那些听到马德兰坦白的法官们，无一例外地只认同苦役犯的标签，没人考量过“马德兰”的的贡献），比如他对芳汀的冷酷无情……他就是一个出色零件，一个几乎失去灵魂的被害者；当“自我”这种不被鼓励的感情升起之时，那颗零件便坏了，因为他再也无法与机器的齿轮相咬合。

  芳汀在我印象中是全书最美的女人，灿若朝阳的金发，优雅矜持的动作，在放浪的青年集体中仍不失高贵的心灵，他们逢场作戏随波逐流，她却不合时宜地相信爱情。第一个错误大概因为她是女人，所以注定了被玩弄的命运，留下一个孩子；第二个错误则是贫穷，这种贫穷落在一个命运悲惨的女人身上，就是一种罪恶了，使她只能堕落。

  【爱情是一种过失，就算这样吧。芳汀却是浮游在过失上面的天真。】

  这话是对芳汀最合适的注脚。天真是她一切善的表现，是她不落俗尘的优点，但当穷苦把她拖向地面，天真反而害了她。她没有冉阿让那样的后盾，没有马吕斯那样的情人，最终只有乱葬的公墓成为她的归处。

  珂赛特在天真方面几乎是母亲的翻版，但却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可见女人的一生多么依凭时运。

  非常喜欢小伽弗洛什。

  【他说着，递给他们每人一块面包。

  他又想到，这个大点儿的似乎更有资格同他交谈，值得另眼看待，应当多吃点儿，于是他克服忧郁的心理，拣了最大的一块面包递给他，又补充一句：“这个，塞进你的枪筒里。”

  他把最小的一块留给自己。

  他们又朝巴士底广场方向走去。

  他们不时碰到有灯光的店铺，那个小的每次都停下，拿起用绳子套在颈子上的铅表，瞧瞧钟点。

  “真是个小活宝。”伽弗洛什说道。

  接着，他若有所思，又喃喃说道：

  “不管怎么说，我若是有孩子，准比这照看得好多了。”】

  亲爱的小伽弗洛什也才不过是个九岁的孩子...QAQ

  还有后面在大象肚子里哄两个小弟的样子，安慰他们不要怕黑，告诉他们夏天一起去码头洗澡、在驳船上跑、去看骨骼人、去剧院看戏……在他口中流浪儿的世界尽可以是欢乐快活，直到最后伸手给那个怕老鼠咬的最小的孩子握住，哄他安心入眠。

  雨果在巴黎流浪儿身上彻底发挥了法式幽默诙谐的天性，将这个惹人心酸落泪的苦难群体注入一种乐天达观的精神，更显其可爱，也就更感悲苦之创痛。看见这精灵般的小人儿遭遇厄运，谁能不心碎呢。他就那样唱着歌儿倒下。

  想说说爱波妮。

  【“您知道吗？马吕斯先生？我让您进那园子，简直捉弄自己，我也太傻了，把那栋房子指给您，可是想来想去，我还是应当明白，像您这样一位青年……”

  她戛然住口，心中无疑还有许多伤心话，都略过去了，她凄然一笑，又说道：

  “您觉得我长得丑，对不对？”

  她接着说下去：

  “您瞧，您保不住命啦！现在，谁也休想从这街垒出去。是我引您来这儿的，哼！您要死了。我就指望这样。可是，我一瞧见有人瞄准您，就赶紧用手堵住枪口。简直太怪啦！…………您还记得吗？有一天，我走进您的房间，还照了您的镜子，还有一天，我在大马路上遇见您，旁边还有不少女工。当时，鸟儿叫得多欢啊！事情过去没有多长时间。您给我五法郎，我对您说：我不要您的钱。那枚银币，您至少拾起来了吧？您不是有钱的主儿。当时我没有想到提醒您一声，把钱拾起来。那天太阳多好，一点也不冷。您还记得吗？马吕斯先生？啊！我真幸福！大家都要死了。”

  她的头又倒在马吕斯双膝上，眼皮儿合上了。马吕斯以为，这颗可怜的灵魂已经离去，他见爱波妮一动不动，以为她长眠了，可是突然，她又慢慢睁开眼睛，露出的却是幽眇深邃的死亡之光，对他说话的温柔声调，也仿佛来自彼界了：

  “喏，还有，马吕斯先生，我觉得我早就有点爱上您了。”

  她又勉强一笑，便溘然长逝。】

  我完全没想到，珂赛特和爱波妮，与我本来期待的恰好相反。期待珂赛特会长成美丽的、灵慧的姑娘，而爱波妮，受她那卑鄙愚蠢爹娘的熏陶可能是个可憎的姑娘。

  结果呢，珂赛特的确变美了，但一点也不见得灵慧。她成长在冉阿让的羽翼下，却只是表面般地关心冉阿让，那些秘密冉阿让不告诉她，但她就一点也不能更体贴他吗？

  比起符号般、木偶般的珂赛特，爱波妮更像一个灵魂丰富的人。她无法接受教育，在恶劣的环境中的成长，却没有被污泥拽如深渊，也许是对马吕斯的爱慕在某种程度上教化了她，总之她没有隐没在黑暗中。爱情使人盲目，但也使人洁身自爱，她笨拙地接近马吕斯，试图引起对方注意，又在不自觉中唤回了遗落的自尊——她敏感地洞察马吕斯对珂赛特的感情，她为自己的卑屈痛苦（这是显而易见的）。爱波妮原本是个漂亮姑娘，但她也像芳汀一样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成长在鼠窝。如同当年那个梦幻般的布娃娃，珂赛特因为遇到冉阿让，拥有娃娃也就变得理所当然，爱波妮没有那样的时运，也就得不到想要的娃娃，正如后来无法拥有马吕斯。

  她第一次走进马吕斯的房间时明显缺乏教养，冒昧的动作、翻面包吃都体现她的粗野，她注意这个英俊的青年很久了，但她此时唯一能做的是出于本能般进他房间前脱掉斗篷；后来她看到美丽的珂赛特，察觉马吕斯的注意力全在珂赛特身上，少女的自尊几乎被环境毁了，可这时又本能地燃起来，她不再说黑话，想方设法让马吕斯开心，为他提供了珂赛特的住址……她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就这么一点儿接近他的方法。被损毁的自尊中萌芽的卑微爱慕，爱波妮还能怎么办呢…连爱慕都只能悄悄潜行在黑暗角落。云雀场她遇到他那天，为了让他开心，她说了那个住址，看到他开心她就也笑起来——那画面打动我很久，带点悲戚残酷，这姑娘为心上人的快乐而使他能去见恋人，为了他的笑容她根本也不考虑自己了，那一刻她在阳光灿烂下的笑一定很美，只是让旁观者无限悲凉。那天马吕斯为酬谢她给她五法郎，爱波妮的笑容在那一刻消失了，丢下钱走掉。她默默守护着自己无法立足的爱意，一次次注视马吕斯前去幽会，甚至在对方幽会时不顾一切地阻止了德纳第一伙恶徒洗劫庄园的企图。

  伽弗洛什是巴黎流浪儿的代表，他像精灵，爱波妮也是险恶人世飘零的一朵花，她混迹阴暗处，也就不缺乏机智与勇气，她为了没有回报的爱，献出自己的一切。在这被扭曲的人生中绽出的饱含苦涩的爱，如此生动。

  马吕斯与珂赛特，天生一对。我是说，这是两个没什么原则的人。

  起初小说行至“双星会”，看着一对儿佳人相遇相爱，那种可爱在这严肃的小说中难得一见，让人觉得很开心。不过后来逐渐了解两人性格，就怎么都喜欢不起来了。最后更是讨厌这两个“天使”。

  马吕斯跟ABC朋友会相识，却完全不是一路人，他们都代表进步青年，也许ABC朋友会的理念太乌托邦、太稚嫩，至少他们信念坚定，总不失可敬、可爱；马吕斯从保王派到拿破仑民主派，都是来自家庭影响，最后被更进一步的ABC朋友会打击，自此他信仰什么呢？自此他谈起了恋爱。连去街垒也是由于爱情幻灭想自杀…这个有志青年到底志在何方？他瞧不起外祖父陈旧的观念，但他进步吗？他信仰民主、自由吗？他照样瞧不起穷苦姑娘的爱波妮，照样厌恶“苦役犯”的冉阿让！最后对待冉阿让的态度简直可耻！！！雨果安排德纳第最后出现纠正了马吕斯的错误，促使他带着珂赛特跑去将死的冉阿让身边哭哭啼啼……冉阿让也许安慰了，我可无法原谅。马吕斯甚至都让我感到虚伪！他对“苦役犯”避之不及，如果他爱珂赛特，如果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他就不能彻查冉阿让的底细吗？但是他害怕、逃避，睁只眼闭只眼，畏缩怯懦！最后德纳第送上门来给他一个理由解脱，啊，原来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好人，而且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会儿他有理可依了，他看到冉阿让身上的光环了，于是理直气壮地去接近光环也就无可指责。何等自私。他只有在确定自己荣誉无损、有了冠冕堂皇的依凭后，才能当个善良人。越看我就越不知道这家伙哪里优秀。戈尔博老屋“白先生”被威胁事件，他整个儿就蠢到家，的确，他被父亲的遗言弄得左右为难，后来见到珂赛特又因为爱情的盲目看不到周围情况（←雨果给的这个理由我接受得实在很勉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事都只证明了他的平庸愚蠢。他爱上光鲜亮丽的珂赛特没有错，可对待爱波妮也太差劲，就连可怜的姑娘刚死去，他便马上开始看珂赛特的信……没错，他离开爱波妮身边看的信，出于对爱波妮的尊重，可是，正常人眼看救了自己命的人因此而死，难道不会更多一点震动吗？他连怜悯，都只有那么一丁点儿。简直就是过河拆桥[划去]的狗东西[划去]！！！他都忘了是谁让他能去普吕梅街会情人，谁给他牵线搭桥，他也永远不会知道是谁在他幽会时救了他和珂赛特。就是说事实上，对于保护他、救了他的人，无论是爱波妮还是冉阿让，马吕斯通通都只是以残忍来回报了。这个“善良优秀”的青年。

  再来看珂赛特。她对自己的身世没什么好奇，对冉阿让历尽危险为她创造的天堂接受得理所当然，一旦陷入爱情对父亲的忧虑视而不见（所以我说这丫头狼心狗肺得很，没错她不知道内情，她沉溺于爱恋，她有很多理由在热恋中把马吕斯排在首位，可但凡聪慧点长点儿心的姑娘，即使再无知、再沉溺恋爱，也不会对自己敬爱的父亲发生什么变化毫无察觉），她木然得就像一个木偶，这一点也体现在结婚后，她任凭马吕斯摆布，疏远自己的父亲。雨果纵然给她的行为修饰再多理由再多借口，也无法掩饰珂赛特缺乏思想毫无机敏聪慧的木壳儿脑袋。

  所以他们真是天作之合，都拥有美丽的外形，都缺乏伟大的人格，都有那么点儿伪善，而且两人几乎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把给予自己一生中最大恩惠的人伤到心碎。

  一个也许有点离题的探讨：如果德纳第客栈没有倒闭，爱波妮过着小康生活，珂赛特依然可怜地做着小佣人……马吕斯遇见她们，会爱哪一个？美丽又有个性的爱波妮，我不肯定马吕斯会不会爱上，但他决不会多留意穷苦的珂赛特一眼。

  显而易见相爱之后尽可以说好听话，马吕斯使劲儿表示他爱珂赛特就是爱她的灵魂，那封情书大片大片都是对灵魂的爱，这种行为也算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虽然男人一般说爱灵魂什么的基本上只是惯常一种谎言。不否认有爱灵魂的男人，可马吕斯不在其中，也许他确实单纯，可他也确实在珂赛特还是“黑小姐”即丑姑娘时没多瞧过一眼。珂赛特变成小美人儿了，他才一见钟情，然后连一次交谈都没有过的前提下，他给她写了那封爱她灵魂的情书。19世纪这事儿可能确实单纯又浪漫。只不过我们今天再看觉得又虚假又可笑。

  不得不再提起冉阿让，以上讨论足以说明马吕斯对珂赛特的爱是有附加条件的：美貌，出身；而冉阿让对珂赛特的爱，才是一种完全的纯粹。书中其实对冉阿让的爱已经写的很详细了，他因这份爱变得完整，为这份爱而活，失去这份爱又几乎跌落地狱。可能19世纪会被认为这爱有悖伦常，但我们以超越了一百多年时光的眼光来看，这爱是纯粹无暇的，任何一个站在珂赛特位置的姑娘如果有选择的机会，都会选择冉阿让而非软弱无能的马吕斯。

  【弗伊是制扇子工人，自幼父母双亡，每天干活勉强挣三法郎，却只有一个念头：解放全世界。】

  看完关于弗伊的整段叙述，我在想这个青年以“解放全世界”为理想正是源于他学习、他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而我们曾经那个类似的口号“解放全人类”恰恰是被蒙蔽住双眼就那样盲目地喊起来。

  创造了财富而分配不当【就必然导致两个极端：极富和极穷。国家权力建立在个人穷困上，国家强大扎根于个人痛苦中，这种形势既虚假又危险。强大，但是结构很糟，全是物质因素，毫无精神因素。】

  这段话，尤其最后一句，可以说依然犀利地抽在当今中国的背上。

  【他们怒气冲天宣布人权，不惜引起惊抖和恐怖，也要逼使人类登上天堂。他们貌似蛮人，实则是人类的救星。他们戴着黑夜的面具要求光明。】

  其实整部书都落笔于“人”，宣扬人权之正义、之伟大。冉阿让的苦难、芳汀的苦难、沙威的苦难、马伯夫的苦难、爱波妮的苦难、小伽弗洛什的苦难……等等等等，无论男人或女人，老人或儿童，苦役犯或政府公务员，一切人的悲惨都源于社会的不公正，是这种人权无处可寻的罪恶机制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悲惨群像。

  雨果代表西方，在19世纪将这现象描绘得细致入微，掷地有声地探讨起我们（天朝）近来才逐渐喧哗的问题。几乎一百多年的差距。

  诚然，过分重视人权到偏执的地步，也是如今西方面临的问题。人类发展就是在不断遇到阻碍中进步的。有时我们也会笑他们所谓人权的虚伪性或荒唐之处，但我想这只是因为人类整体都没有发展出某个完美的体制，可以让合理的法则有效运行。所以错不在人权的普及，如果有人因偏差而犯错，什么都没有做的人又有什么资格笑呢。即使流血、即使牺牲、即使野蛮，也要争取人权，争取进步。“戴着黑夜的面具要求光明”。他们依然远远在我们前面，但探索出完美方案的途径，是大家一致的目标。

  【而从我们所指出的角度看，会招致一个福建农民耸肩嘲笑。】

  这句真是把我读笑了。别说19世纪了，21世纪天朝的农民也不习惯耸肩啊www

  雨果挺多次提到中国的，还提到一次西藏，后面还有次说到北京布料...那时候当他们这样在小说中谈到中国，我们还完全不屑于了解西方，满清还沉醉在帝国的黄昏中。

  【下水道，就是城市的良心】

  上次北京暴雨，全国一片声讨下水道、问责“有关部门”，也不知讨论完有没有什么行动。

  书中前面谈自由谈平等，谈政体谈宗教，谈革命谈进步，谈教育谈人权，谈黑话文学，现在又谈到下水道……雨果在每一声对社会黑暗的探讨中，又赋予了热情的法兰西赞歌，那么多的社会流弊，但法兰西在进步，在引领进步。

  既然我们现在明显是走西方的进步之路，那他们经历的弊端为什么我们不去避免而是视而不见偏要重蹈一遍糟粕呢？

  小说背景宏大，人物众多，历史事件的描写、各种思想的交锋及其佳句名篇读来都不禁感叹雨果深厚的底蕴。暂且零零散散写这一点粗浅的感想…

  对了，还有一点关于马吕斯的头发，出场的时候明明是黑发，几次描写都是乌黑的头发，结果后来怎么成金发了？街垒受伤回家修养那里，几次又成了黄色头发。这是雨果的纰漏吗？

  此外，这版翻译有点问题，几处翻译都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比如若望•普鲁维尔在下册中时而“若望”时而“约翰”，虽然译者只写了李玉民一个人，但真就他一个吗？太值得怀疑了，如果自始至终就他一个，出现这种前后不一致的情况算什么...脑子短路？还有就是“奥利翁战舰”，在文中是奥利翁战舰，但在目录上是洛里翁战舰。不过除了目录，正文中还算一致，所以比起变换不停傻傻分不清楚的若望、约翰来，战舰好多了。

  另外比较难忍受的是下册书错别字激增现象，对于纠错强迫症的我来说，简直就是边看书边拿笔纠错...这书当时的校对人员没领工资吗？

  ***********************************************

  严肃之中我都不好意思提了，安灼拉和格朗太尔……每逢读到他们，我就有种看BL的愉悦orz（跪求雨果原谅……

  真的就……无可救药地萌啊/////

  安灼拉无疑是全书最美的男子。将他比喻成的那个希腊美少年，一看注释竟然还是皇帝的宠儿orz 这喻体本身就太惹人联想了吧！

  这样的金发美人，孤高凛然，又不近女色……迷恋着他的格朗太尔……“我信仰你”什么的，在耳边说“放心吧”什么的，温柔的眼神什么的，共赴黄泉什么的……大手啊！文豪！///

  新电影下月美国上映，不知国内会不会引进。没看电影之前，我只想说那导演不是我茶，《国王的演讲》就很讨厌。再者，一想到英式的矜持内敛就怎么也跟雨果笔下最法兰西的精神融合不起来…对电影能表达多少原著内涵、表达到什么程度，我是深深怀疑的…

  也就是说并非很期待。

  那么在不期待内涵的前提下，我就只关心影片会不会有ABC朋友会的戏了..说白了就是安灼拉和格朗太尔会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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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拥抱一下吧

  作者：星不臣 发布时间：2020-03-07 14: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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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4.0图解教程

  作者：互动出版网 发布时间：2011-06-08 15:06:42

  《C# 4.0图解教程》

  http://product.china-pub.com/198141

  《C# 4.0图解教程》电子书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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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克鲁格曼论《基地》

  作者：frances 发布时间：2013-01-25 23:42:01

  原文地址：

  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12/dec/04/paul-krugman-asimov-economics

  有些小说可以塑造十几岁小男孩的生活。对有些人来说，是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对令一些人来说，是托尔金的《指环王》。据一条被广泛引用的网络迷因（internet meme），前一本书中描写的架空世界可以永远地扭曲一个少年的性格；而另一本书则是关于半兽人的。当然，这两部书都没有对我来产生影响。我的书已经跟随我45年了，是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这是阿斯莫夫刚刚20出头时写的。我并不想成长方下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参加英雄式的探险远征；我想成为哈里·谢顿（Hari Seldon），凭着我对研究人类行为数学规律的理解来承担起拯救文明的重担。

  好吧，经济学仅仅是非常可怜的替代品；我并不想为几百年后在轮回屋的露面而准备录像。但是我努力过了。现在我已经——正如奶奶过去所说的——长大成人了，《基地》系列小说对我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从未觉得它们如此精彩。三部曲真是独一无二的杰作，从来没有别的作品达到它的高度了。另外，如果你还不想被剧透，下面的文字就不要再读了。

  也许，关于《基地》首先要说的是，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是的，其故事发生在未来，里面有星际旅行，人们相互射击用的是爆击枪而不是手枪，如此等等。但这些只是些表面的细节，故事的浅层次部分。《基地》系列小说是关于社会的，而不是这些小玩意儿的，看起来社会并不会受到科技进步的太大影响——这和威廉·吉普森的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并不一样，虽然后者也同样非常的完美，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阿西莫夫小说中的银河帝国非常像罗马帝国。川陀，帝国的首都，就像是40年代曼哈顿的超级升级版。《基地》本身看起来有点像美国历史的总结，有过腐败政客和无道德底线的工业财阀；三部曲的最后，故事发展的很像20世纪中期的事情。——尽管阿西莫夫明确说明这并不是其最终状态。

  要说明的是，虽然指出了在《基地》中社会问题和现实的相似性，我并非是批评的态度。相反，这些相似性，阿西莫夫的社会再现历史模型，和他的潜藏的狂想相吻合：可能存在着严谨的数学式的社会科学，它可以预测社会变革如何发生，并且可以被用来推动这些变化。

  这一狂想潜藏于整个故事的结构中。《基地》中，我们得知一小队数理学家发明了“心理史学”——也就是前述的研究社会的严谨的科学。将其运用到他们所居住生存的强大的银河帝国，他们发现实际上帝国已经处在了衰退末期，之后将会是3万年的野蛮时代。他们还发现经过精细设计这一历史进程是可以改变的。帝国无可挽救，但是随之而来的黑暗时代的时长可以减短到一千年。

  小说后面就是这一计划的展开了。在《基地》和《基地和帝国》的前半部分中，这都进展顺利。然后情节急转直下，计划脱离了轨道，在第三部小说中才被神秘的第二基地拨乱反正。

  这样描述，故事听起来很是枯燥乏味。如果想看层次丰富而多变的人物性格发展，你确实应该去读《安娜·卡列尼娜》。其实在创造有趣的人物这方面，阿西莫夫比许多其他的科幻作家要好多了——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有点迷恋三部曲结尾里的女主角艾卡蒂·达瑞尔，她十来岁，火爆的脾气——这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因此，如果想找激烈火爆的动作场面，像是在最紧急时刻汉·索罗和卢克·天行者摧毁死星那样的，你恐怕要失望了。小说中仅有一场简短的太空战斗的描写——而我们知道，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打败一些敌人的喽啰而是创造一种服从于谢顿计划的心理状态。公平地讲，确实有一个情节，讲述整个星系的命运取决于女主角贝妲·达瑞尔（《基地和帝国》的结尾）的快速行动。但也不是传统的动作描写：贝妲在最后时刻是射杀了一个好人才转危为安的。

  尽管没有传统的扣人心弦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没有善恶对决，《基地》系列小说还是能震颤人心的——悬疑丛生、引人入胜，让我说的话还有优雅的反讽。没有传统的扣人心弦并非意味着没有非传统的扣人心弦。

  在第一本小说和第二本的前半部分中，有好多次整个星系看起来都命悬一线，因为基地面对很多灭亡的威胁，既有野蛮人的国王、地方军阀，甚至还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帝国本身。在这一系列危机中，都有风云人物出现，他们的勇敢和机警好似成为了最后的希望。每一次，基地都化险为夷。但戏谑之处在于：事实上，事后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的勇敢和机警都无关紧要，因为根据心理史学定律，基地注定要赢的。每次，为了推动情节深入，几个世纪之前录下来的哈里·谢顿的影像都要在轮回屋中露面，来向所有人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野蛮人绝不可能取胜，因为基地的超高科技（以宗教的形式出现），让它可以弹指一挥间就可以搞定这些敌人。军阀们的武器也对抗不了基地的经济打击。诸如此类。

  这种独一无二的情节架构，在《基地》系列小说和看起来无关的小说类型（我称之为预言式幻想）之间，产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共鸣。有些小说中（一下子想起了罗伯特·乔丹的《时光之轮》），主角们有着既定的神秘命运，写在在预言和古老的文字中，随着情节的展开，无可避免的走向他们的命运。我是这种小说类型的痴迷者，它们是伟大而精准的逃避现实主义，因为人们的生活绝不是那样子的。但是《基地》系列的前半部分做到了有预言和命定的成分而没有神秘主义；里面有的是心理史学定律，以及哈里·谢顿根据其数学知识得到的先见之明。

  如果说《基地》系列是充满预言的传奇故事的话，它也是世俗版的。里面说的不是神秘传人继承遗产，也不是无敌的剑客用高超剑技战胜敌人。很显然阿西莫夫鄙视上层社会和尚武精神；他的主角，是朴实无华的，甚至还有点粗野，没有一点好战的色彩。“暴力是无能者最后庇护所，”书中的韩定市长这样讲过。

  但是等等：《基地》讲的也并不是中产阶级的胜利故事。我们从来没有弄清楚传说中第二基地的面貌，这也无妨，因为它很可能并不让人喜欢。很明显，它不会采用民主政体——它将会成为柏拉图理想国的数学精确版，在那里护民官从心理史学公理找到他们的美德懿范。在系列小说中，这意味着，尽管相对布尔乔亚的社会可能会成为每一轮决斗的赢者，阿西莫夫也没有给这种社会任何认可，也没有给它一个特别而长期的命运规划。在故事情节上这意味着其中的纷争并不是传统的善恶对决，小说有种非传统的反讽意味。基地在开始的时候也许比它的野蛮邻居要好得多，但随着时间推移它却变成了腐化堕落的寡头政治，而这正是谢顿计划的一部分！因为故事情节要为完成谢顿计划服务，而不是讲述戴白帽子的好人的胜利历程，阿西莫夫可以自由地刻画一些并非恶贯满盈的反面人物。帝国执政官贝尔·里欧斯，是对基地的威胁，在当时却是个比那些掌管着基地的寡头更吸引人的角色。即使是那个威胁到整个谢顿计划的骡，也是个令人感到同情的人物，这种安排令人吃惊。

  骡，这个异变体角色，给我们带来的，是系列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半路突变。多年前在读《基地》时，我对骡的出现非常反感，他干扰了心理史学上既定的故事进展。但是重读之时，我意识到阿西莫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仅仅因为后半部分再写谢顿危机已经了无新意了。

  骡是个异变体，拥有着控制他人情绪的能力，他征服了基地，并且威胁到整个谢顿计划。为了遏制其威胁，第二基地（由一群隐身幕后的心理史学家们组成，他们是谢顿计划的秘密监管人）就要从幕后现身了。到此为止，这听起来和其他众多的善恶纷争故事并没有不同。但是《基地》并非如此。要知道，问题并不在于怎样打败骡，保证真理、正义以及基地路线的胜利。相反，是要使得谢顿计划回到正轨——而这要求没人真正理解谢顿计划！

  所以骡（我认为他并非完全不值得同情的人物）必然会失败，但其失败必须要巧妙细微——没有戏剧化的太空战，没有胜利游行，实际上甚至根本没有明显的失败。作为整个系列的典型，要让骡静悄悄地失败，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他不了解奇谋秘计的重要性：他必须要相信第二基地正在谋划着大开杀戒，实际上这却是它要极力避免的。

  即使这样，第二基地也只是露出了冰山一角——最后的章节写的是两个基地之间的对决，第二基地一定要赢，但是却要用一种看起来输了的方式实现。谢顿计划恢复正轨需要培育一种适度无知状态；第一基地必须要不了解第二基地的危险所在，而这要通过第二基地显示其被破坏来达到。

  哦，整个系列最后一行字的出人意料仍然可以给我带来一丝微笑。

  《基地》系列有缺陷吗？当然有。总的来说，其中的角色，大都是纸片般的单薄。小说中也没有对人物——嗯，任何事物——的详细描述。我说啊，托尔斯泰就不是这样子。更无关紧要，确实是更、更、更无关紧要的一点：尽管阿西莫夫在将历史复制到星系文明上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在比例规模上有着明显的纰漏。在《第二基地》中，Tazenda被认为差不多是个野蛮人的王国，一个仅仅统治着20个星球的污点国家。嗯，20个星球啊？还有川陀，这个世界完全被金属外壳包围，因为其75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要养活400亿人口。算一下吧，你就知道川陀的人口密度只有新泽西的一半，上一次我从窗户看出去的时候这里并没有被金属包围啊。

  但是我说这都是些细枝末节。毕竟，《基地》系列所讲的并非真的是星系，甚至也不是太空旅行。而是真正的终极课题——了解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

  并非无关紧要——或者说是并非那么无关紧要——的一个问题是：既然我已经是个社会科学家，或者至少是在现在这个人类文明的早期尽可能像样的社会科学家，我怎么理解阿西莫夫的这一信念：我们可以征服这一终极课题——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社会科学，它可以给其信徒以一种独特的能力，来理解甚至是可能来创造人类的命运？

  呃，在某些好日子里，我觉得我们确实在这个方向上取得进展了。并且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近我经历了许多这样的好日子。

  我知道，在这个经济监管完全成为的灾难的时刻，这样说听起来非常奇怪。但是啊，谢顿开展他的工作可不是说服帝国皇帝让他来改变政策的，他要以骗人的表象来隐藏他的目标：还要等上一千年才能等到结果。现在，据我所知，并没有一小撮神秘的经济学家弄出个千年计划来拯救我们现在的文明（但是如果有，我也不会告诉你，对吧？）但是过去几年，多次看到强有力的经济学做出与大众成见以及“常理”相违、而最终正确的预测，这总让我目瞪口呆。

  举个并不随意的例子说吧，IS-LM模型这一宏观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现在我们正经历的经济衰退条件下，有些通常的定律不再适用：数万亿元的财政赤字不会推高利率，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加也不会引起失控的通货膨胀。大约是2009年，接受这一模型的经济学家们因为这种违反常理的主张被大加奚落，受到猛烈的抨击。但是他们的预测成真了。所以说，是的，有可能存在那种社会科学，可以预测将来，甚至是可能促进更好的未来。

  这是说，从大概地预测中期利率和通胀，到预测几个世纪之后的文明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明显，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综合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后两者都是比经济学要困难得多的课题——毕竟，经济学大体上研究的是人类的欲望；而其他社会科学则要研究更加复杂的人类情感。现在有许多令人惊奇的、富有洞察力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努力工作着，但是即便如此，他们领域中的智慧整合，甚至都无法让我们感到生活在哈里·谢顿心理史学的黎明早期。

  但是也许这些领域都会取得进展的。那时我们就做好准备给轮回屋录点什么了吗？实际上，没有——我认为绝不会。如果最终有个真正的、精确的社会科学，它也会是个复杂的、非线性的科学体系——在技术层面上是混沌状态，因此长期预测是不可能的。想一下天气预报吧：不管模型如何完美，我们也不可能预知20年后的某一周会有某场风暴袭击费城。我愿意相信超光速旅行，但我不愿相信哈里·谢顿可以安排好时间，在端点星和其邻居发生危机的特定时刻的出现。

  但是和单薄的人物形象一样，《基地》系列的这些小瑕疵都无关大局。小说唯一留下的，是一段激动人心的传奇，述说“自知之明”——对我们所处的社会如何运作的理解——如何改善历史进程。这套小说仍然鼓舞着我，和许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一样。

  展开

• 《传播学教程》主要内容总结

  作者：zifangsky 发布时间：2019-01-26 22:40:03

  前言：由于《传播学教程》这本书介绍的内容相对比较客观，因此我在这里仅仅只是将我认为的书中的重点内容总结下来，以供我自己和其他人参考。

  一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

  传播与信息

  广义的信息概念认为，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形式。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它在物质运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表述它所属的物质系统，在同其他任何物质系统相互作用（或联系）的过程中，以质、能波动的形式所呈现的结构、状态和历史。

  在这个概念下，一切“表述”（或反映）事物的内部或外部互动状态或关系的东西都是信息。自然界的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生物界的扬花授粉、鸡叫蛙鸣，人类社会的语言交流、书信往来，都属于信息传播的范畴。根据信息系统和作用机制的不同，有的学者把信息分为两大类，即非人类信息和人类信息；也有的学者将其分成三类，即物理信息、生物信息和社会信息。这里的社会信息，指的是除人的生物和生理信息以外的，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有关的一切信息。

  而

  社会信息是传播学考察的主要对象

  ，毕竟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类的社会信息及其传播活动。

  社会信息，指的是人类社会在生产和交往活动中所交流或交换的信息。同时社会信息及其传播又有其他信息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质，它就是它伴随着人的精神活动。

  我们知道，自然信息的传播通常表现为一定的物理或生物条件的作用和反作用，满足了一定的条件，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反应。而社会信息则不同：

  第一，它并不单纯地表现为人的生理层次上的作用和反作用，而且伴随着人复杂的精神和心理活动，伴随着人的态度、感情、价值和意识形态；

  第二，即便是作为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符号系统本身，也是与物质劳动密切相关的精神劳动的创造物，人对符号意义的赋予和解读，与人的社会属性是分不开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社会信息看做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的统一，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符号和意义的统一

  。社会信息的传播，具有与其他自然信息不同的特殊规律。

  传播的定义和特点

  社会互动理论的创始人

  库利

  认为：传播指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中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存的手段。他突出强调了传播的社会关系性，把传播看做是人与人的关系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基础。

  符号学的创始人

  皮尔士

  认为传播即观念或意义（精神内容）的传递过程，而观念或意义只有通过“像”或者符号才能得到传达。他更强调符号作为精神内容的载体在传播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保持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人类社会传播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社会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将单人或少数人所独有的信息扩散为多人所共有的过程。同时，这里的共享概念意味着社会信息的传播具有交流、交换和扩散的性质。

  第二，社会传播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

  。社会关系是人类传播的一个本质属性，通过传播，人们保持、改变既有的社会关系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第三，从传播的社会关系性而言，它又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

  。这就是说，信息的传递总是在传播者和传播对象之间进行的，任何一种传播——无论其参与者是个人、群体还是组织——都必然是一种通过信息的传递和反馈而展开的社会互动行为。

  第四，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

  。信息的传播要经过符号这个中介，这意味着传播也是一个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符号化即人们在进行传播之际，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意义）转换成语言、音声、文字或其他形式的符号；而符号解读指的是信息接收者对传来的符号加以阐释、理解其意义的活动。反馈也包括在符号解读基础上的再次符号化活动。共通的意义空间，意味着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意义拥有共通的理解，否则传播过程本身就不能成立，或传而不通，或导致误解。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第五，传播是一种行为，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系统

  。行为、过程、系统是人们解释传播时的三个常用概念。当我们将传播理解为“行为”的时候，我们把社会传播看做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在此基础上考察人的传播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的关系；当我们把传播解释为“过程”的时候，着眼于传播的动态和运动机制，考察从信源到信宿的一系列环节和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关系；当我们把传播视为“系统”的时候，我们是在更加综合的层面上考虑问题，这就是把社会传播看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的集合体”，不但考察某种具体的传播过程，而且考察各种传播过程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引起的总体发展变化。

  社会传播的基本类型

  传播学通常把社会传播区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即

  人内传播

  、

  人际传播

  、

  群体传播

  、

  组织传播

  和

  大众传播

  。这五种不同的传播类型实际上也是五种不同的传播系统。传播系统，也称为信息系统。

  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阶段

  根据媒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人类传播活动区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口语传播时代；（2）文字传播时代；（3）印刷传播时代；（4）电子传播时代。不过，这个历史进程并不是各种媒介依次取代的过程，而是一个依次叠加的进程。

  二 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

  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由以下要素构成：

  （1）传播者

  。又称信源，指的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即以发出讯息的方式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在社会传播中，传播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

  （2）受传者

  。又称信宿，即讯息的接收者和反应者，传播者的作用对象。作用对象一词并不意味着受传者是一种完全被动的存在，相反，他可以通过反馈活动来影响传播者。受传者同样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

  受传者和传播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角色，在一般传播过程中，这两者能够发生角色的转换或交替。一个人在发出讯息时是传播者，而在接收讯息时则又在扮演受传者的角色。

  （3）讯息

  。讯息指的是由一组相互关联的有意义的符号组成，能够表达某种完整意义的信息。讯息是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社会互动的介质，通过讯息，两者之间发生意义的交换，达到互动的目的。

  （4）媒介

  。又称传播渠道、信道、手段或工具。媒介是讯息的搬运者，也是将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连接起来的纽带。现实生活中的媒介是多种多样的，邮政系统、大众传播系统、互联网系统、有线和无线电话系统都是现代人常用的媒介。

  （5）反馈

  。指受传者对接收到的讯息的反应或回应，也是受传者对传播者的反作用。获得反馈讯息是传播者的意图和目的，发出反馈讯息是受传者能动性的体现。反馈是体现社会传播的双向性和互动性的重要机制，其速度和质量因媒介渠道的性质而有不同，但它总是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几种主要的传播过程模式

  （1）传播过程的直线模式：

  在传播学史上，第一位提出传播过程模式的是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1948年，他在一篇题为《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并按照一定结构顺序将它们排列，形成了后来人们称之为“5W”模式或“拉斯韦尔程式”的过程模式。这5个W分别是英语中5个疑问代词的第一个字母，即：

  Who（谁）

  Says what（说了什么）

  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

  To whom（向谁说）

  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

  

  拉斯韦尔"5W"模式

  除此之外，香农和韦弗在《传播的数学理论》一文中也提出了一个过程模式，称为传播过程的数学模式或香农—韦弗模式。

  

  香农—韦弗模式

  由于香农—韦弗模式描述的是电子通信过程，而且是一个直线单向过程，缺少反馈的环节，如果把这个模式完全应用于人类的社会传播是不行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传播中，传播的双方都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互动是社会传播的本质特征，离开了反馈便不能说明这种互动性。因此在考察人类的社会传播活动，反馈的因素和环节便不容省略。

  （2）传播过程的循环和互动模式：

  如上所述，直线模式在阐述人类的社会传播过程之际具有明显的缺陷：

  它容易把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关系和作用固定化，一方只能是传播者，另一方只能是受传者，不能发生角色的转换；而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这种转换是常见的，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每个人都既是传播者，又是受传者。

  直线模式缺乏反馈的要素或环节，不能体现人类传播的互动性质。

  认识到直线模式的这些局限性，一些传播学者又开发出了其他类型的过程模式。比如以下的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的循环模式：

  

  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的循环模式

  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的循环模式强调了社会传播的互动性，并把传播双方都看做是传播行为的主体，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模式也有其本身的缺陷。首先，它把传播双方放在完全对等或平等的关系中（至少从模式本身看来是如此），则与社会传播的现实情况有不符之处。在现实社会中，由于传播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传播资源以及传播能力等方面通常存在着差异，这种完全对等或平等的传播关系与其说具有普遍性，不如说是极少见的。其次，这个模式能够体现人际传播特别是面对面传播的特点，却不能适用于大众传播的过程。

  施拉姆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于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又另外提出了一个大众传播过程模式。

  

  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

  构成传播过程的双方分别是大众传媒与受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传达与反馈的关系。作为传播者的大众传媒与一定的信源相连接，又通过大量复制的讯息与作为传播对象的受众相联系。受众是个人的集合体，这些个人又分属于各自的社会群体；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都保持着特定的传播关系。施拉姆的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传播过程的相互连结性和交织性，已经初步具有了系统模式的特点。

  除施拉姆之外，较全面地提出传播过程互动模式的还有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

  

  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

  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是在香农—韦弗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克服了前者单向直线的缺点，明确补充了反馈的要素、环节和渠道，使传播过程更符合人类传播互动的特点。与此同时，这个模式还拓展了噪音的概念，认为噪音不仅对讯息，而且对传达和反馈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要素都会发生影响，这一点加深了我们对噪音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不仅如此，这个模式的适用范围也比较普遍，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类型的社会传播过程，都可以通过这个模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说明。

  当然，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严格地说起来，这个模式也没有超出从过程本身或从过程内部来说明过程的范畴。

  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事物的运动过程不仅仅取决于过程的内部因素或内部机制，还会受到外部条件或外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在德弗勒的模式中，唯一提到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是“噪音”，但是，影响传播过程的外部条件和环境因素的全部复杂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噪音”概念所能说明的

  。

  三 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也称内向传播、内在传播或自我传播，指的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如果我们把个人看做是社会传播系统中的个体系统，那么人内传播便是个体系统内的传播。社会是由作为意识和行为主体的个人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体系统之活动的人内传播也是一切社会传播活动的基础。

  人内传播具有典型的系统性，这主要表现在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它既有信息接收装置（感官系统），又有信息传输装置（神经系统）；既有记忆和处理装置（人的大脑），又有输出装置（发声等表达器官及控制这些器官的肌肉神经）；人的身体既是一个独立的有机体，又与自然和社会外部环境保持着普遍联系。人内传播正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各组成部分所构成，执行个人信息处理功能的有机整体。

  作为能动的意识和思维活动的人内传播

  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人内传播不外乎个人内部的意识、思维或心理活动，这个过程是由以下几个主要环节或要素构成的：

  （1）感觉——分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觉是人通过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对事物的个别信息属性如颜色、形状、声音、气味、软硬、凉热等做出的反映，是人内传播的出发点。

  （2）知觉——即感觉的集合，或在感觉的基础上对事物的分散的个别信息属性进行的综合。知觉的过程，就是对事物整体的感性信息进行综合把握的过程。例如，我们关于西瓜这种水果的知觉，就是对西瓜的形状、颜色、味道等各种单一的感性信息属性的综合认知。

  （3）表象——记忆中保存的感觉和知觉信息在头脑中的再现。例如，我们过去接触过西瓜，头脑中留有关于西瓜的各种特性的记忆，以后提到西瓜时，我们头脑中也会出现西瓜的形象或映象。

  （4）概念——对同类事物的共同的、一般属性的认识。概念包括外延和内涵，前者是同类事物的范围或集合，后者是对同类事物特征和本质属性的认识。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和工具，有了概念，人类才能进行抽象思维。

  应该指出的是，表象和概念在人内传播的过程中通常是作为有意义的形象符号和语言符号出现的，因此，人脑中的信息处理过程，同样是一个驾驭和操作符号的过程。

  （5）判断——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或关系进行定性的思维活动，它是在驾驭表象和概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传播学中，判断意味着对思考的对象事物有所断定和做出结论，这是人们决定态度和行为决策的基础。

  （6）推理——从已知的事物属性和关系中推导出未知的属性和关系的思维活动。推理是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若干个判断之间建立或发现合乎逻辑、合乎规律的关系，得出新的判断和结论，就是推理的过程。因此，推理也是“从已知中发现未知”的创造性思维活动。

  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人内传播

  关于人的自我的看法是不同的。唯心论者认为，人的自我是绝对精神的体现，是一种孤立的事物，其代表性的观点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这种观点下，自我完全是一种超社会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东西，他人的存在受到无视和否定。但是，近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自我并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相反，它是在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中形成的，自我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互动性，而自我的社会性和互动性也体现了人内传播的社会性和互动性。

  （1）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乔治·赫伯特·米德

  在研究人的内省活动时发现，自我意识对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自我可以分解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

  一方是作为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I），它通过个人围绕对象事物从事的行为和反应具体体现出来

  ；

  另一方是作为他人的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之代表的“客我”（me），它是自我意识的社会关系性的体现

  。换句话说，人的自我是在“主我”和“客我”的互动中形成的，又是这种互动关系的体现。

  米德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就是在这种“主我”和“客我”的辩证互动的过程中形成、发展和变化的。“主我”是形式（由行为反应表现出来），“客我”是内容（体现了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客我”可以促使“主我”发生新的变化，而“主我”反过来也可以改变“客我”，两者的互动不断形成新的自我。

  （2）布鲁默的“自我互动”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布鲁默

  在1969年出版的《象征互动论》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人能够与自身进行互动——自我互动。

  他认为，人是拥有自我的社会存在，人在将外界事物和他人作为认识对象的同时，也把自己本身作为认识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人能够认识自己，拥有自己的观念，与自己进行沟通或传播，并能够对自己采取行动

  。

  布鲁默指出，这种与自身的互动——“自我互动”在本质上来说是与他人的社会互动的内在化，也就是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在个人头脑中的反映。不过，自我互动并不是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在头脑中的简单再现，而是具有独自的特点。换句话说，在自我互动过程中，人脑中会出现关于他人期待（如妻子期待自己是个好丈夫，子女期待自己是个好父亲、上司期待自己是个好部下等）的印象，这些期待具有一定的意义，个人会考虑这些期待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是，个人又不是原封不动地接受这些期待的，在人内传播的过程中，个人会沿着自己的立场或行为方向对他人期待的意义进行能动的理解、解释、选择、修改、加工，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加以组合。经过这个过程的他人期待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他人期待，它所形成的自我也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我，而是一个新的行为主体。

  布鲁默的“自我互动”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传播与个人的自我的关系。它告诉我们，人不但与社会上的他人进行传播，而且与自己本身进行传播，即自我传播。自我传播同样具有社会性，它是与他人的社会传播关系在个人头脑中的反映。

  自我传播对个人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自我传播，人能够在与社会、他人的联系上认识自己、改造自己，不断实现自我的发展和完善

  。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内传播并不是孤立、封闭和绝对的“主观精神”的活动，而是一个与人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活动，人内传播在本质上是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的反映；与此同时，这种反映又不是对社会关系或实践的消极、简单的“复制”，而是一种具有独自的特殊规律的能动的、创造性的活动，人内传播反过来会对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产生巨大的影响。

  四 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人际传播与人内传播紧密相连，但又与人内传播不同，这表现在人内传播是一个行为主体（个人）内部的信息活动，而人际传播则是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活动。人际传播是一种最典型的社会传播活动，也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直接体现。

  人际传播的动机

  首先要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中去寻找。个人生活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中，要保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及时了解环境的变化，并据此不断调节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新的变化。因此，

  人际传播的首要动机和目的就是获得信息

  。这里所说的信息是狭义上的，即关于生产、生活和社会的有用情报。在人际传播中，这种信息交流有正式的，如个人之间的咨询和解答；也有非正式的，如聊天、闲谈等，甚至在争吵当中也可以获得有用的信息。

  其次，建立与他人的社会协作关系

  ，也是人际传播的一个基本动机。人是社会动物，个人离开了他人、离开了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和协作，同样不能生存。社会协作是广泛的，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角色分担，也包括各种活动中的行动协调。世界上没有纯粹属于一个人从事的活动，许多看起来似乎是个人独立完成的工作，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二人以上的多人合作和配合的基础之上的。要谋求与他人合作，就必须积极进行说明、解释、协商等各种各样的人际传播或沟通活动。

  再次，个人要与他人建立有效的社会协作关系，一个基本前提是既要了解自己，又要了解他人，还要让他人也了解自己。所以，我们说人际传播的第三个基本动机是

  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

  。

  综上所述，寻求关于生产、生活和社会的有用信息从而进行环境适应决策、建立社会协作关系、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以及满足人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是个人从事人际传播的基本动机。当然，正如社会生活是复杂多样的，人际传播的动机也是复杂的（甚至会有各种异常动机），决不是仅有以上几种。上面在这里所归纳的，只不过是作为健全的、有理性的人际传播的一些基本动机。

  人际传播的特点和社会功能

  人际传播，特别是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1）人际传播传递和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方法灵活。换句话说，传播者不仅可以使用语言，而且能够运用表情、眼神、动作等多种渠道或手段来传达信息；同样，受传者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接收信息。

  （2）人际传播的信息的意义更为丰富和复杂。这个特点和第一个特点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多种渠道和多种手段的配合，会形成特殊的传播情境，这种特殊的情境会产生新的意义。例如“我很难同意你的意见”这句话如果写成文字，其意义是很单一的，但如果换成面对面的谈话，配以柔和的语调和微笑的表情，它的意义就丰富多了。

  （3）人际传播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度高。双方的信息授受以一来一往的形式进行，传播者与受传者不断相互交换角色，每一方都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把握自己的传播效果，并相应地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因此，人际传播是一种高质量的传播活动，尤其在说服和沟通感情方面，其效果要好于其他形式的传播。

  （4）与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相比，人际传播属于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这里所说的非制度化，主要指传播关系的成立上具有自发性、自主性和非强制性，人际传播主要是建立在自愿和合意基础上的活动。在人际传播中，双方都没有强制对方的权利，也没有接受强制的义务，这意味着人际传播是一种相对自由和平等的传播活动。

  人际传播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它是社会成员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是实现社会协作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社会文化的重要工具。对个人来说，人际传播也是完善和发展自我的重要途径。

  到目前为止，传播学对人际传播社会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

  一是人际传播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

  二是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效果的影响。

  所谓社会化，指的是一个人出生后由一个“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从个人角度来说，它指的是个人学习语言、知识、技能、行为准则等以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从社会角度而言，它指的是社会成员形成大体一致的观念、价值和社会规范体系，从而使社会秩序维持、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得到保证的过程。

  个人的观念社会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观念的形成；二是社会观念的形成（包括对他人和社会的基本看法、社会价值和行为规范的接受等）

  。无论在哪一个方面，人际传播特别是初级群体中的人际传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人格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五 群体传播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以群体的形式进行活动，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是群体传播的参与者。

  群体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群体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这种功能，简言之即群体是将个人与社会相联结的桥梁和中间纽带。群体是社会的中观系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局部社会”。个人在参与社会活动之际，首先是作为局部社会——群体的一员出现的，一个人不能做一个合格的群体成员，同样也做不了合格的社会成员。群体帮助个人完成社会化过程，训练和分配社会角色，形成社会规范和准则，调节和控制个人的行为。因此，群体对社会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它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使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得到保证。不仅如此，群体还通过社会分工与协作，将分散的个人力量集结起来，能够完成个人所不能完成的社会工作和事业。因此，群体同样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群体对个人成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是满足个人需求的重要手段。人的许多社会需求和愿望仅凭个人力量或条件是得不到满足的，只有加入到一定的群体中，通过与他人的合作，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得到实现。这些需求和愿望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群体的能力大于参与群体的单纯个人能力的简单相加，群体也能够使成员个人的能力得到增强，这种能力使得他能够实现作为个人所实现不了的目标，这是个人参加群体的基本动机之一。

  （2）群体是个人的信息来源和社会安全感的提供者。个人离开了群体就会处于消息闭塞和孤立无援的状态，在面对来自自然界或社会的威胁之际，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而在群体之中，不但可以及时获得关于外界变化的信息，减少因对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恐惧和忧虑，而且能够通过与其他成员的协作，以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和危机。

  （3）群体是个人表现和实现自我的场所与手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或成就目标，通过个人和群体的一体化，通过与有着共同关注点的其他成员交流信息和经验，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丰富自己，可以促进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的实现。同时，一个人的才能和成就只有在得到群体承认的情况下才会有实际意义，孤芳自赏不会伴随任何充实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群体是表现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场所，它既是谋求成就的动机，又是实现成就目标的手段。

  群体传播与群体意识

  群体的成立、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些条件，其中最基础的条件有三项：

  共同的目标和关心事项，这是群体凝聚力的核心；

  成员之间的协作意愿，也就是个人参加群体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动机；

  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间的传播互动机制，即群体传播。

  群体过程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结构，而这种意识和结构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成为群体活动的框架，对个人成员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制约，以保障群体的共同性。因此，群体传播是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一条基本的生命线。

  群体传播在群体意识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群体意识，就是参加群体的成员所共有的意识

  。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群体目标和群体规范的合意；

  群体感情，这里不仅指由各成员的密切接触和协作而产生的成员间的个人感情，更指群体成员主观境界的融合（精神上的一体化）所产生的“我们”感情；

  群体归属意识，即群体成员因从群体活动得到某种程度的需求满足而对群体所产生的认同感。

  这几个要素越具备，群体意识就越强，越欠缺则群体意识越薄弱。

  群体规范在群体传播中的作用

  群体意识的核心内容是群体规范。

  群体规范指的是成员个人在群体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则，在广义上也包括群体价值，即群体成员关于是非好坏的判断标准

  。

  一般认为，群体规范的功能包括以下几项：

  协调成员的活动、规定成员角色和职责以促进群体目标的达成；

  通过规范的共有来保证群体的整体合作；

  通过指示共同的行为方式以维持群体的自我同一性（identity）；

  为成员个人提供安全的决策依据。

  在群体传播中，每个群体都有一般成员承认并且拥护的规范体系，成员个人的群体归属意识越强，也就越倾向于积极维护群体规范。群体规范的主要作用在于排除偏离性的意见，将群体内的意见分歧和争论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保证群体决策和群体活动的效率。

  群体规范的维持通过群体内的奖惩机制来保证。在成员个人对群体做出了贡献的时候，可以得到群体的奖励，包括获得其他成员的赞扬和在群体内角色地位的上升等；当从事了不利于群体或违背群体规范的行为之际，个人成员将会受到群体的制裁，包括受到其他成员的冷遇而陷于孤立状态、各种不同程度的处分直至被排除于群体之外。因此，当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与群体规范发生冲突时，他所面临的群体压力是巨大的。

  此外，群体规范不仅对群体内的传播活动起着制约作用，而且对来自群体外的信息或宣传活动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群体规范对来自外部的说服活动效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在说服的观点与群体规范一致的场合，群体规范可以推动成员对观点的接受，起到加强和扩大说服效果的作用；

  在说服的观点与群体规范不相容的场合，后者则阻碍成员接受对立观点，使说服效果发生衰减。不仅如此，在群体归属意识较强的成员那里，它还会唤起一种“自卫”行为，使对立观点的说服活动出现逆反效果。

  集合行为及其传播机制

  所谓集合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指的是

  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聚集现象

  。例如火灾、地震后的群众骚乱，出于某种原因的自发集会、游行、种族冲突，物价上涨的流言引起的抢购风潮等。集合行为多以群集、恐慌、流言、骚动的形态出现，往往会造成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干扰和破坏。

  集合行为虽然是一种自发的反常现象，但它的产生是有条件的。一般认为，集合现象的发生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1）

  结构性压力

  。例如，在自然灾害、经济萧条、失业、物价不稳、社会不公、政治动荡、种族关系恶化达到临界点等危机状况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不安、不满、焦虑和紧张情绪，这些结构性因素是集合行为发生的温床。

  （2）

  触发性事件

  。集合行为一般都是由某些突发事件或突然的信息刺激引起的。例如，在人们普遍对经济萧条感到担忧的社会气氛中，一条“某某银行可能要倒闭”的消息便可能引起普遍的挤兑风潮，而一条“今晚可能地震”的流言，也会引发大量居民露宿街头的避难行为。

  （3）

  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化

  。例如，在大众传媒公信力丧失、政府信息封锁严重或公开度极低的状况下，人们与其相信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主渠道发布的正式信息，更倾向于相信来路不明的流言等。

  集合行为中的信息传播，与正常的社会传播有很大的不同，它受到一些特殊传播机制的制约。说它特殊，主要指它与人类正常的、有理性的传播行为相比，更具有非理性的特点。这些特殊的传播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1）群体暗示与群体感染：

  集合行为通常是大量人群聚集于狭小的物理空间，人们保持着高密度的接触，参加者通常处于亢奋、激动的精神状态，这样一些情境状态容易使他对周围的信息失去理智的分析批判能力，表现为一味的盲信和盲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朋认为，处于激动的人群中的个人具有很强的“被暗示性”，周围人的话语、表情、动作乃至现场的氛围，对他都成为有力的暗示刺激，使他的信念、思维和行为方式迅速与现场的人群融为一体。

  与群体暗示相联系的另一种机制是群体感染。在集合行为中，群体感染指的是某种观念、情绪或行为在暗示机制的作用下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开来的过程。其传播的速度快，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现场亢奋的氛围中，成员失去理性的自控能力，而对来自外部的刺激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反应，如一人大哭，全场便跟着大哭；一人大笑，全场跟着大笑等。经过这种群体感染过程，一种情绪、一种观点会迅速支配整个人群，并迅速引发整个人群的激烈行动。

  （2）群体模仿与“匿名性”：

  集合行为中的模仿与作为学习过程的模仿完全不同的是，它更多地表现为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性的模仿。这是因为，在人们面临突然或灾难性事件时，用常规方法很难应付局面，反应一般基于本能进行，而最简单省力的反应莫过于直接模仿周围人的行为，于是便出现了相互模仿。

  心理学认为，这种模仿与人的安全（或防卫）本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中，每个人都希望与在场的多数人保持一致，把它作为最有效的安全选择。但是，这种失去理性的相互模仿所带来的结果又可能是最不安全的。例如，在电影院失火的场合，一个人向出口跑去，全体观众跟着蜂拥而上造成出口堵塞，所带来的危险要比冷静应对大得多。

  在其他类型的集合行为中，这种非理性模仿的发生则基于另一些原理，其中之一是“匿名性”原理。研究人员在对一些街头破坏性骚乱中的越轨者进行调查时发现，他们并不都是劣迹斑斑的“打砸抢”分子，相反，其中不少人是平时循规蹈矩的常人。他们之所以做出了越轨行为，是因为集合行为使他淹没在人群中，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份，处于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中，这种状态使他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一种“法不责众”心理的支配下，做出种种宣泄原始的本能冲动的行为。

  六 组织传播

  组织是人类社会协作的群体形态之一，它与非组织群体一样，同属于社会系统的中观系统。

  与非组织群体不同的是，组织是一个结构秩序更为严密的社会结合体，有着更为明确的目标、制度、纪律，有着严格的分工和统一的指挥管理体系，因此，组织是人们为了高效率地完成分散的个人或松散的群体所不能承担的生产或社会活动而结成的协作体。

  作为组织的基本属性之一的组织传播，同样体现了它的这些特点。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也是组织传播高度发达的社会。

  组织的概念与结构特点

  组织既是社会群体的一种，又与一般的松散群体有明显的不同。这种区别是多方面的，

  一般来说，辨认一个群体是否属于组织，主要看这个群体中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或管理系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即是否存在着一个“管理主体”

  。在这个分类标准下，凡是具有中枢指挥或管理系统的群体，如政党、军队、政府机构、企业、社团等，都属于组织的范畴。

  组织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组织目标而设置或成立的。与一般社会群体的目标相比，组织目标更明确、更系统，它的实现需要严格的制度化措施的保证。这一点决定了组织具有以下结构特点：

  第一，专业化的部门分工

  。组织目标大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执行不同功能的专业化部门的协同作业。组织的部门，一般可分成决策部门、管理部门和职能部门等。

  第二，职务分工和岗位责任制

  。职务是按照组织目标的需要而设定并由成员个人承担的角色位置，通常称为岗位。职务或岗位伴随着一定的权限和责任，其内容并不因担任职务的人的变动而改变，具有固定性和形式性。

  第三，组织系统的阶层制或等级制

  。阶层制是为保障组织的统一目标、统一意志得到贯彻和实施而设立的指挥管理制度。例如，部门有上级部门、同级部门和下级部门，而职务也有上司、同僚和部下之分。

  现代社会中的常规组织一般都有上述三个特点。组织并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也不是有着一定随意性的松散群体，而是一个有着统一意志的严密整体。正因为如此，组织才比个人和松散群体更有力量，才能完成个人和一般群体所不能胜任的大型复杂作业。

  组织传播及其功能

  组织传播指的是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组织内传播

  ，二是

  组织外传播

  。这两个方面都是组织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保障。

  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组织本身就是一个信息系统，因为组织的任何活动都与一定的信息活动相联系。具体来说，组织传播的功能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内部协调。组织中的各部门、各岗位都由一定的信息渠道相连接，每个部门和岗位同时也都执行着一定的信息处理职能，是组织传播的一个环节。这些环节通过信息的传达和反馈相互衔接，使各部门和岗位成为既各司其职，又在统一目标下协同作业的整体。

  其二，指挥管理。组织目标和组织任务的实施需要进行指挥管理。在一个组织中，从具体任务指令的下达、实施、监督、检查、总结，到组织活动规章制度的贯彻和日常管理，都体现为一定的信息活动，都是在一定的信息互动的机制下进行的。

  其三，决策应变。组织是一个永远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的有机体，它不断面临组织内部和外部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就是决策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建立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其四，达成共识。一个组织要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围绕一系列重要问题，如组织目标和宗旨、组织规则、组织方针和政策等，在组织成员中达成普遍的共识。共识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组织内的传播互动过程，必然伴随着围绕特定问题的信息传达、说明、解释、讨论等各种形式的传播活动。

  七 大众传播

  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比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从事的信息传播活动就是大众传播，我们每天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就是在接触大众传播。

  对于大众传播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大众传播中的传播者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比如出版社、电视台、互联网门户网站。这个特点说明，大众传播是有组织的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组织目标和方针指导下的传播活动。

  其二，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

  其三，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用传播学术语来说即“受众”。受众是一个模糊的集合概念，它并不特指社会的某个阶层或群体，而是指社会上所有的“一般人”。任何人无论其性别、年龄、社会地位、职业、文化层次如何，只要他接触大众传播的信息，便是受众的一员。受众的广泛性，意味着大众传播是以满足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息需求为目的的大面积传播活动，也意味着它具有跨阶层、跨群体的广泛社会影响。

  其四，大众传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大众传播作为生产信息产品的产业，其产品价值是通过市场得到实现的，人们无论从印刷媒介还是从电子媒介获得信息，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说明大众传播的信息产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但是另一方面，信息产品又与满足人的生理需求的一般物质产品不同，人们对它的消费主要是精神内容即意义的消费。意义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这里的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社会的思想、观念、科学、道德、政治、法律、宗教、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等广泛的内容。信息与上述这些内容是分不开的。

  八 几种主要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

  麦库姆斯

  和

  肖

  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这篇论文是他们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查珀尔希尔（Chapel Hill，另译教堂山）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

  这项研究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对选民进行抽样调查，了解他们对当前美国社会的主要课题及其重要性程度的认识与判断，二是对8家传播媒介（包括报纸、杂志和全国性电视网）的同期政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在对两者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的过程中，麦库姆斯和肖发现，在选民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麦库姆斯和肖就外交、财政等15个项目的问题进行了比较，发现在主要项目上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67，在次要项目上达到0.979。

  根据这种高度的对应关系，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它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

  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再构成”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断

  。

  “沉默的螺旋”理论

  “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概念最早见于诺依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1980年以德文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对这个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概括。

  概括起来说，这个假说由以下三个命题构成：

  第一，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

  。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总是力图从周围环境中寻求支持，避免陷入孤立状态，这是人的“社会天性”。为了防止因孤立而受到社会惩罚，个人在表明自己的观点之际首先要对周围的意见环境进行观察，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他们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当发觉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一般人就会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

  第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

  。也就是说，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诺依曼认为，任何“多数意见”、舆论乃至流行或时尚的形成，其背后都存在着“沉默的螺旋”机制，社会生活中的“舆论一边倒”或“关键时刻的雪崩现象”，正是这一机制起作用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为舆论下了一个双重定义：

  所谓舆论，即针对争论性问题，在没有孤立危险的前提下可以公开表明的意见，或者说是为使自己不陷于孤立而必须公开表明的意见

  。前者指的是围绕时事性问题的舆论，后者则侧重于指围绕社会传统、道德、行为规范的舆论。

  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

  。根据诺依曼的观点，舆论的形成不是社会公众的“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于人们惧怕孤立的心理，强制人们对“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这一非合理过程的产物。

  在这里，“意见环境”是一个核心概念。那么，意见环境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诺依曼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判断周围意见分布状况（意见环境）的主要信息源有两个：一是所处的社会群体，二是大众传播。在超出人们直接感知范围的问题上，大众传播的影响尤其强大。她在197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写道：“大众传播一手承揽着向人们提供外部世界信息的活动，并且通过复数的渠道每日每时地、累积地报道几乎相同的内容，这种状况不可能不对人们的意见乃至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

  诺依曼认为，在以电视高度普及为特点的现代信息社会，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环境认知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三个：

  多数传媒的报道内容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产生“共鸣效果”）；

  同类信息的传播活动在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重复性（产生“累积效果”）；

  媒介信息的抵达范围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产生“遍在效果”）。

  这样，诺依曼通过“沉默的螺旋”理论，重新提示了一种“强有力”的大众传播观。这个假说包括了以下几个要点：

  （1）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2）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

  （3）这种环境认知所带来的压力或安全感，会引起人际接触中的“劣势意见的沉默”和“优势意见的大声疾呼”的螺旋式扩展过程，并导致社会生活中占压倒优势的“多数意见”——舆论的诞生。

  最后，“沉默的螺旋”假说尽管在理论和实证上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它至少在下述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把对舆论形成过程的考察从现象论的描述引向了社会心理分析的领域，强调了社会心理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这正是传统的舆论学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它强调了大众传播对舆论的强大影响，并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影响来自于大众传播营造“意见环境”的巨大能力。假说中对传播媒介的“赋予地位”功能、大众传播的公开性和普遍性、报道内容的类似性和累积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选择性接触”的困难性所做的分析，对重新评价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培养”理论

  按照李普曼的观点，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有选择地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主观现实”亦即人们的现实观，它是人们的现实行为的依据。

  在传统社会里，主观现实是对客观现实较为直接的反映，而在媒介社会，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那么，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传播媒介在提示“现实”之际具有什么样的倾向性？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的是以美国学者格伯纳为代表的“培养”理论研究。

  “培养分析”最初的着眼点有两个：一是分析电视画面上的凶杀和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二是考察这些内容对人们的认识社会现实的影响。从第一个方面来说，格伯纳等人除了在一些事例研究中发现电视暴力内容对青少年犯罪具有“诱发效果”外，在整体上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然而在第二个方面，他们的研究却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的判断，而且，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

  “培养分析”是以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为出发点的。

  它的基本观点是，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也就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重要的事物以及社会的各种事物、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要有大体一致或接近的认识。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的认识、判断和行为才会有共通的基准，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协调

  。

  提供这种“共识”是社会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传统社会，这一功能是由教育和宗教来承担的，而在现代媒介社会则成了大众传播的一项主要任务。大众传播通过象征性事物的选择、加工、记录和传达活动，向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及其变化的信息，用以作为社会成员认识、判断和行动的基础。教育和宗教的传播是在有限的规模和范围内进行的，而大众传播则把同一内容的信息传达到社会的任何阶层和任何角落。

  这样，“培养分析”一方面肯定“共识”是社会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存在的前提，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传媒的一些倾向（如暴力内容、对社会弱者的描述等）所带来的社会后果。

  “培养分析”的重要目的是揭示大众传播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其观点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现状的鲜明的批判态度和改革志向

  ，因此一些学者也把它称为“美国土生土长的批判学派”。

  新闻框架理论

  在大众传播的所有信息中，新闻是公共性、公益性最强的信息，这是因为，新闻是人们判断环境变化并采取环境适应决策的主要信息依据，新闻报道涉及最广泛的公众利益。然而，既往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都表明，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并不是对现实的“镜子式”反映，而是根据一定的新闻立场和新闻价值标准对各种事实进行取舍选择和加工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对现实世界及其意义的一种重构或者“建构”。媒介是怎样通过新闻报道“建构”现实的？这种“建构”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这种“建构”的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新闻框架理论和框架效果研究所考察的，正是这样一些问题。

  20世纪80年代开始，框架理论开始引进到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并由此诞生了“媒介框架”和“新闻框架”两个学术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新闻框架：

  第一，新闻框架是新闻媒体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性处理的特定原则（或准则），这些原则来自于新闻媒体的立场、编辑方针以及与新闻事件的利益关系，同时又受到新闻活动的特殊规律（如新闻价值规律）的制约。这些原则，规定着一家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基本态度和本质判断。

  第二，在一定的新闻文本中，新闻框架通过一定的符号体系（定性的关键词或具有特定意义的图像符号等）表现出来，这些符号形成对新闻事件意义的建构。例如，围绕美国进攻伊拉克的战争的报道中，如果一家媒体在报道中较多使用“反恐”、“反独裁”、“解放伊拉克人民”等词语，而另一家媒体则更多地使用“资源争夺”、“入侵”、“霸权主义”等词语，那么很容易看出，前者是用“正义”的框架来定性这场战争的意义，而后者则是用“非正义”的框架来解读这场战争。

  第三，在新闻报道中，框架的存在是一种必然。

  一般来说，新闻事件大都具有复杂的多种属性，由于时效性和新闻文本特性的要求，新闻记者不可能在一篇报道中事无巨细地罗列这些属性，而只能抓住事件的若干主要属性，并把它纳入到一定的框架之中（即所谓“打包”）

  。

  第四，新闻框架作为媒体为新闻事件定性的主导性框架，对受众认识、理解新闻事件以及对新闻事件做出反应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称为框架效果。受众阅读新闻也是一个基于个人框架对新闻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和批判力，因此，我们可以把围绕某新闻事件的受众个人反应或作为集合反应的舆论态度，看做是媒介框架和受众框架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对于受众个人经验较为间接或较复杂的新闻事件，特别是在缺少对照性信源的情况下，媒体的主导性框架所造成的先入为主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

  “知沟”理论

  1970年，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这就是“知沟”理论的诞生。

  （一）“知沟”假说

  下图是松伯格为“知沟”假说绘制的模式图。图中横轴表示时间推移，纵轴表示获得的信息和知识量的变化。该图的中心内容是：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

  

  “知沟”假说

  蒂奇诺等人认为，除了接触媒介和学习知识的经济条件的因素以外，造成“知沟”扩大的原因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播技能上的差异——获得关于公共事务和科学的知识，需要一定程度的阅读和理解能力；

  （2）已有知识储存量的差异——知识储存越多，对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越快；

  （3）社交范围的差异——社交范围越广，人际交流越活跃，获得知识的过程越能加速；

  （4）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的因素——生活的水准、层次与媒介的内容越接近，对媒介的接触和利用程度越高；

  （5）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传播有一定深度的关于公共事务和科学知识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体，其受众主要集中于高学历阶层。

  在上述无论哪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都处于有利的状况，这是造成社会“知沟”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二）“上限效果”假说

  与“知沟”假说持相反观点的是艾蒂玛和克莱因于1977年提出的“上限效果”假说。

  这个假说的观点是：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上限”（饱和点）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停止下来。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获得知识的速度快，其“上限”到来得也就早；那些经济地位低者虽然知识增加的速度慢，但随着时间推移最终能够在“上限”上赶上前者

  。

  

  "上限效果"假说

  这个假说意味着，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的结果不是带来社会“知沟”的扩大，而是它的缩小。艾蒂玛等人为“上限效果”假说提出了三条论据：

  第一，信息源的性质决定的“上限”。也就是说，大众传播传达的不是“高、精、尖”的知识，而是某一范围、某种程度的“一般”知识，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不可能从大众传播中得到超出这个程度或范围的知识。

  第二，受众本身具有的“上限”。受众中的“先驱部分”（即社会经济地位高者）在感觉到自己的某种知识已经充足的时候，就会自动减慢或停止对这种知识的追求。

  第三，现有知识已经达到“上限”。即如果受众个人的知识程度已经高于大众传播的内容，他们便不会再通过大众传播去寻求知识。

  应该承认，艾蒂玛等人所指出的“上限”在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过程中是存在的，但是在人的一生追求知识的总过程中，这个“上限”是否存在则是个疑问。因为，尽管个人对特定知识追求在一定阶段上会出现“饱和”或知识量增加的停顿，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就会开始对新知识的追求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必然带来知识总量的增加。此外，考虑到知识的老化和更新的因素，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即使后来在某个“上限”赶上了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这种知识的实际价值也早已大大打了折扣。

  因此，认为通过大众传播的“知识平均化”效果可以消除社会“知沟”，实现普遍社会平等的观点是很幼稚的

  。

  （三）“信息沟”和“数字鸿沟”

  “知沟”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是“信息沟”。早在1974年，卡茨曼就着眼于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提出了他的“信息沟”理论，其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新传播技术的采用将带来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量和信息接触量的增大，这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如此。

  第二，新技术的采用所带来的利益并非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均等的。换句话说，现有信息水准较高或信息能力较强的人，能够比较弱的人获得更多的信息，其理由是：（1）新技术的早期效果，首先会带给那些传播活跃、既有信息积蓄量大的社会群体；（2）对新媒介技术及其传播内容的接触和使用需要相关知识，这对现有信息能力较弱的人是不利的；（3）采用新技术需要经济条件或其他资源，而这些资源的现实社会分配并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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