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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态的社会，甚至分不清善恶

  作者：Lazy念念 发布时间：2022-03-15 15:49:44

  文/舒念

  在近些年关于女性的作品中，韩国作家的作品常常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感，也有着更广泛的传播，从《82年生的金智英》开始，从韩国社会就开始逐渐抵制这类作品的出现，然而越是禁止什么，这些真实的东西越是能够浮上水面。如果说《82年生的金智英》尚且是一个普通的韩国女性一生中可能潜在的烦恼，那《李夕夜，不再沉默》则彻底将伤疤揭开，撕碎每个人身上的遮羞布，将问题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李夕夜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不怀好意的堂叔，QJ了人人都觉得稳重懂事的家里的未成年长女。这样的故事似乎不需要过多的解释，无论如何粉饰，事情的黑白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已经病态的社会中，如此黑白分明的事情也要掰开了、揉碎了，他们要求被害人一遍遍地重复与检讨，唯独施暴人可以受到大众的谅解，而受害人只能沉默，再沉默，远离熟悉的人和生活，成为最后被边缘化的那个。

  也许，曾经有无数个李夕夜在家庭或社会的压力下选择了沉默，但是这种病态不可能延续，每个人都有尊严，也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事物，如果不是妹妹夕旎的存在，也许在妈妈的劝说之下，夕夜也会选择放弃，或者独自疯掉，但是夕夜在看到妹妹的时候终于想明白了，堂叔不是喜欢自己，只是QJ了一个正好在身边，且能够掌控的女人，这件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也会发生在无数个女人身上，而保护这些女人的方式，只有自己勇敢起来，保护自己身边的人，保护作为女性的团体。

  

  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这样的勇气也像是以卵击石的悲剧，但是夕夜没有因此而放弃，即使所有人都在劝她放弃，但人一旦觉醒，就不可能再糊里糊涂中沉沦。对于夕夜而言，这件事中做错的人已经非常明显了，无论谁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事实本身，即使所有人只会关注受害者是不是问题少女，也不会为施暴者的任何行为正名。

  但这只是小说，这件事的发展尚且已经如此艰难了，放在真实的世界中，能有多少人能够在这样的过程中坚持下来？即使原本是乖巧懂事的长女，一旦成为受害者就被贴上了问题少女的标签，这样三人成虎的社会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为受害者发声呢？

  不管是金智英，还是李夕夜，这些人的故事终究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究其本质，我们还是不得不正视韩国社会的性别歧视问题，在不久之前尘埃落定的韩国大选，无异于是一次矛盾的激化，在如此明显地表明厌女倾向之后，尹XY仍旧在复杂的局势中当选，韩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二代男”与“二代女”之间几乎水火不容的分裂当中，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性别对立，代际对立也成为了新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在性别对立上，在李夕夜的故事中明显呈现出了男性在性方面物化女性的行为，就像李夕夜在事后认识到的那样，并不是因为自己做了什么而受到了性侵，只是因为自己是一个“随手可得”的女性，即“纯粹的性对象”，这正是西尔维娅·沃尔拜在《论父权制》中提到的“男性支配女性的核心制度”。

  在人们口中，性侵也会被归类为坏事吗？好像没有人会那么想。他们只认为那是倒霉事，是女人先给机会才会发生的事，是男人喝醉酒后可以做的事。

  而对于女性而言，如果接受了因为自己身为女性，所有就有机会成为侵害的对象这样的逻辑，就会导致更强的不对等，乃至性别对立。对于夕夜而言，如果接受了自己有错的结论，那么只能责怪自己不够小心，并且从此以后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如同大家期待的一样的“疯掉”。

  而这恰恰是反抗的原因，西尔维娅·沃尔拜在自己的书中论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女性“接受了一种自我保护的特殊负担”，她们就会强化如下观念：她们

  “必须在恐惧中生活和行动——永远不能期望自己能实现男性的个人自由、独立和自信”

  。

  时至今日，虽然韩国的女性主义运动仍未有成功的迹象，我们也很难想象后续的社会发展，但更多女性主义作品的出现，至少是一个人们看清问题的一个窗口，女性主义追求的不是特权，而是平等，不仅仅是现在，而是更遥远的未来。只有病态的社会，才会分不清善恶的行为，希望李夕夜的故事成为永远的过去，永远不会投射到任何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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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頓悟之美

  作者：脉望 发布时间：2021-11-12 22:57:34

  

  讀梁再冰的新書《梁思成與林徽因－－我的父親母親》。還有一處很是有趣。做父母的如何用跡近頓悟的方式讓子女享受美的熏陶。此一節可謂是最佳的範例：

  “那是我們從四川回北京不久的事了。有一天。媽媽和我分乘兩輛三輪車到城裡去。經過北海前的團城。當我們從西向東過‘金鰲玉蝀橋’時。在我後面的媽媽突然向我大喊道：‘梁再冰回頭看。’我回頭一看。剎那間恍若置身於仙境。恰好那時是傍晚。夕陽西下。陽光下五彩繽紛的‘金鰲玉蝀橋’同半圓的團城城牆高低錯落有致。美麗極了。只可惜我當時沒有一架攝像機能將這一畫面永遠留下。”

  後來呢。後來當然是這座橋連同牌坊一齊都被拆得連痕跡也無。我不知道當日的梁思成先生在四處拆毀的北京城裡想起更早些時候為了防止炮火轟炸而把古跡遺存標注在地圖上這件往事時。心裡會不會覺得很諷刺。

  偉大的建築物融入在四周的山川風土之間。會產生一種格調。一種氛圍。梁林二位合寫的《平郊建築雜錄》裡名之曰“建築意”。時不時地給突然面臨著它的有心的人們以美好愉悅的享受。

  “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間建築遺物極多。偶爾郊遊。觸目都是饒有趣味的古建。其中遼金元古物雖然也有。但是大部分還是明清的遺構。有的是顯赫的‘名勝’。有的是消沈的‘痕跡’。有的按期受成群的世界遊歷團的贊揚。有的只偶爾受詩人們的憑弔。或畫家的欣賞。

  這些美的所在。在建築審美者的眼裡。都能引起特異的感覺。在‘詩意’和‘畫意’之外。還使他感到一種‘建築意’的愉快。”

  我尤其喜歡這篇美文後半部分講“杏子口的三個石佛龕”那一節。真是美不勝收：“由八大處向香山走。出來不過三四里。馬路便由一處山口裡開過。在山口路轉第一個大彎。向下直趨的地方。馬路旁邊。微僂的山坡上。有兩座小小的石亭。其實也無所謂石亭。簡直就是兩座小石佛龕。兩座石龕的大小稍稍不同。而他們的背面卻同是不客氣的向著馬路。因為他們的前面全是向南。朝著另一個山口－－那原來的杏子口。

  在沒有馬路的時代。這地方才不愧稱做山口。在深入三四十尺的山溝中。一道唯一的蜿蜒險狹的出路。兩旁對峙著兩堆山。一出口則豁然開朗一片平原田壤。海似的平鋪著。遠處浮出同孤島一般的玉泉山。托住山塔。這杏子口的確有小規模的 ‘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特異形勢。兩石佛龕既據住北坡的頂上。對面南坡上也立著一座北向的。相似的石龕。朝著這山口。由石峽底下的杏子口往上看。這三座石龕分峙兩崖。雖然很小。卻頂著一種超然的莊嚴。鑲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給辛苦的行人一種神異的快感和美感。”

  

  這樣的頓悟之美想必每一個身臨其境的行者都會欣然領受。而除開有形的山川和建築。案頭山河紙面文章同樣有這樣的突如其來之美與悟。李霖燦先生的《天雨流芳》是時時拿出來讀的。有一章講詩情。畫意和哲思間的關聯。真是妙絕：

  “柳宗元的《江雪》一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好境界。真的是‘天下一人’。范寬有一小冊頁。勍叫《寒江釣雪圖》。直把這明淨孤寂的情調傳達出來。

  南宋馬遠有一小頁。現藏於日本。題名為《寒江獨釣圖》。意境亦取自此詩。記得在臺大教美術史的時候。我對這詩情畫意才略一提示。來得夠快。一個學生馬上提出了問題：‘老師老師。他是在釣魚呢。還是在釣雪。’我立即警覺。知道來者不易。答之亦不易。因為很簡單你要說是釣魚。柳柳州詩文具在。分明釣的是雪。若說是釣雪。天下可有如此痴人。

  電光石火之間。我莞爾一笑。反問了他一句：‘你讀過《醉翁亭記》嗎。’他回答說那是歐陽修的名作。在語文課中讀過。

  可會背誦。他答能夠。我說：‘醉翁之意不在酒。人人能說。那下面一句是什麼。’他應答得響亮：‘意在山水之間。’

  對了。這就正是答案。－－事隔多年。迄今這場禪堂應對。歷歷如在眼前。教學相長。樂趣正復不少。”

  

  李先生的啓發眾人頓悟是在課堂上。這樣的例子還有。啓功先生回憶恩師陳援庵指導下的書法課便是如此：

  “比如。那時的大一國文都要開書法課。陳校長就建議我拿些帖拍成幻燈片。打出來給學生看。為了讓學生看清楚。陳校長和我特意選擇了輔仁大學東北角的階梯教室。課由我講。但指揮由陳校長擔任。他用為上幾何課預備的木尺敲桌子。每敲一下。管放映的人就放一張新幻燈片。這時課堂上就會爆發出一陣感慨聲。看到好的。大家會由衷地表示贊嘆。看到不怎麼樣的。如‘龍門造像’中有的作品本來就很差。再一放大就更難看了。大家就會發出嘲笑聲。等到感慨聲稍微平靜下來。我就給他們具體講解這件書法作品的有關知識。並從用筆。結字。行氣。篇章詳細分析它的特點。講得差不多了。陳校長就用尺子再敲一下桌子。於是又進入下一張的欣賞和講解。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老校長當時敲桌子的神采。那微笑的神情分明是對我的鼓勵。我講起來也特別能放得開。準備的講得很充分。沒準備的即興發揮得也很生動。我和老校長的合作猶如演出了一場‘雙簧拉洋片’。配合得格外默契。同學們聽得也格外帶勁。一堂課很快就結束了。”

  如今讀到這幾處頓悟。真羨慕那時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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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不再是小孩子

  作者：Seashell这样啊 发布时间：2009-08-07 17:51:34

        最初要去看这本书的原因很囧。剪了短头发后日烟火童鞋说哎呀真像小英子。原谅我没有文化，我真的真的没有看过吴贻弓的那部电影。好吧为了表示我很好学，我就看了书。（我知道我很矬请无视。）

     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就算我弄个童花头，我长得比较不显老，我也不可能再有那种小时候的心态了。我们曾经都是小英子，可惜小英子们都长大了。

  **************************************************我是一条正经的分割线***** ********************************************************************************

        一个月前，我在北京。下着雨的时候在什刹海的胡同里瞎转悠，在后海边看一个漂亮姑娘写生，孜孜不倦地逛完了南锣鼓巷，还和卖纪念品的小贩侃了下有关兔斯基的问题。诸如此类，很kuso，但是还很神奇地能从中感受到我期待很久的老北京的气息。

     那种感觉，很舒服，很开心。但是，不是兴奋。

     好像再也不会有小时候那种听到去春游就会欢呼雀跃的情绪。没错，那种孩子气的情感真的一去不还了。长大固然是好，可不知为什么，正视这个事实却让我很伤感。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写童年，是把自己很好地还原回过去，让小时候的自己看小时候的世界。小孩子看世界或许懵懂，但有时候比大人们客观公正得多。

      比如惠安馆的秀贞，在大人眼里，就是简单两个字——“疯子”。而英子看她“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疯子是世俗社会的产物，真庆幸还是孩子的英子没受到世俗偏见的影响，不然她就不会发现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被抛弃又失去孩子的可怜女子而已。

      又比如搬家后英子认识的小偷，为供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的小偷。小英子有句话非常好，她说好人，坏人，是最难分清楚的事。这真是叫有些大人都自愧不如。成人老是教育小孩子要分清善恶。其实这哪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不是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孩子有时候看得比大人还透彻。

      所以说小孩子的眼光最难得。单纯直接，反而更接近事情本来的样子，更有人情味一些。也因为这样，小孩子的感情也热烈大胆得多，爱憎分明得很，能发现很多大人看不到的故事，也能发展很多的故事。

      施家的兰姨娘在家里住，英子一开始还挺高兴，因为想到她可以常常带自己去看戏（哎，小孩的快乐来得真容易）。不过不久，她也嗅出苗头不对了。亲眼目睹了烧烟朱砂手事件后，英子同情起妈妈来，对兰姨娘愤恨起来。但光愤恨没用，英子是有行动的，她硬是把自己也不喜欢的德先叔和兰姨娘拉在一起了。这回是爸爸黯然神伤了，英子又开始同情爸爸。

      要换到我们现在，看到父母之间出现问题，恐怕很难采取什么行动，因为有了这样那样的顾虑。年纪小的好处就是，可以单纯靠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去做事，不用瞻前顾后。就算会闯祸，但那种无畏的状态，现在的我真是极羡慕。

      人总是要长大的。所以，当爸爸的花儿落了，不再是小孩子的英子镇定安静起来。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件事：慢慢地，不再热衷于刨根究底，开始适应用这个世界标准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习惯在人情世故的包裹下，做事前冷静地想清楚，喜怒哀乐的振幅从大波浪变成了小涟漪。恶俗地讲，“淡定”了。并且，中庸了。

      这是好事。我们在一点一点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高级

  的境界靠拢。这是生活的智慧，是时间一点一点教给我们的。

   

      然而，你不知道，我有时候多想回到我吵闹任性的小时候，去看看那时候的自己。再体会一次，在河边捉到一只螃蟹就能高兴得蹦起来的心情，跟小朋友们闹不愉快当下就大声哭起来的丢脸样子。为了听到夸奖努力举手发言的自己，被批评后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话的自己。这样的自己，不断犯错的自己，痛快的自己，更像自己的自己。

      我娘让我尝试去写小说，我老觉得自己生活阅历太少，编不出人爱听的故事。现在想想，我就是在乎的太少了，这也不感兴趣那也不想深究。如果有小时候的眼光和心态，应该能发现很多我忽视的有趣的东西。

      这么多年过去了，北京的槐花在开着，驴打滚儿还是受欢迎得很，城南城北依然旧事。可是，我们就这样一边怀念着一边成长着，远远地离开了我们的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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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只是夹在人群中，步调和别人不太一样

  作者：果麦文化 发布时间：2017-05-22 19:40:27

  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的第二本中文小说终于和中国的读者见面了。在一次采访中，巴克曼提到：“最吸引我的就是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和10岁以下的小孩，因为他们是最不会在意那些社会既定法则的人。”

  “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人的价值观会渐渐变成这样一句话：‘你知道吗，别人他妈的怎么想，关我屁事。’然后小孩子也还没学会应该怎么去适应这个社会。

  我对这些人很感兴趣，他们不会跟随别人人云亦云，而是只挑自己的路走，但也不至于是别人眼中的奇葩。他们只是夹在人群中，步调和别人不太一样。”

  

  作家巴克曼

  写下这本书的瑞典人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生于1981年，以撰写博客和专栏为创作开端，他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日常生活的细节，将身边的琐碎小事以极具趣味的方式写进他的博客文章。拥有两个孩子的巴克曼在博客里记录了大量与孩子们相处的细节，这些经历最终都变成《外婆的道歉信》里有趣又真实的情节。他本人的故事也证明了这本书拥有治愈人心的温度。几乎所有读过这个故事的外国读者都惊叹这本书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外婆，甚至想要成为外婆那样的家长，人们惊叹到，巴克曼让我们爱上这个活泼过头的外婆，也重新爱上生活。

  巴克曼笔下的人物来自瑞典的不同阶级和不同年龄，从小孩到流浪汉，远远超越了巴克曼同龄世代的限制。这些角色都非常接地气，充满生活气息。

  《外婆的道歉信》的故事就是一个早熟聪慧的七岁女孩与一个古怪疯狂的七十七岁外婆的组合。当爆笑与催泪完美地融合，这个关于爱、原谅与守护的故事，势必会触动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爱莎是个早慧但是超级可爱的七岁女孩，在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依次是她的外婆、哈利·波特和维基百科。由于拥有远超同龄孩子的情商和智商，她显得过于特别，因此常被同学欺负。爱莎的外婆七十七岁，她的初次登场就是给雪人穿上衣服让邻居误以为有人从阳台上跌下楼。不仅如此，她还敞着浴袍（里面是裸体）站在阳台上用彩弹枪射击推销员，边开车边吃烤肉却喊爱莎换挡，揩男护士的油……种种疯狂行为可谓“罄竹难书”。

  这样一个看似“不负责任”的外婆却是爱莎唯一的朋友，在她受伤害怕的时候，带领她进入童话世界经历冒险故事，以此躲避现实带来的打击与恐惧。当爱莎在学校受尽委屈，外婆就用自己做的傻事（超好笑）来帮爱莎“改写记忆”。用外婆的话说：“如果你摆脱不了坏事，就必须用更多‘好料’去盖过它”。

  这本书所承载的并不仅仅是一对祖孙的温暖情谊，更多的其实是作者关于“人生的幽默与哀愁”的感悟。因为最重要的故事将在第四章出现。接着，与外婆有关的邻居们相继登场——一只爱吃糖果的凶恶大狗、一个总在不停消毒洗手的怪物、一个管东管西的烦人精和一个酗酒的心理医生等等。他们的出场给这个看似轻松好笑的故事增添了不少现实的残酷。

  

  《外婆的道歉信》引发欧美网友晒书热

  “我得感受这些角色，我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在感受角色……小说是用情感做素材的，有时我会离开朋友，离开我的社交圈，也有时候是他们离开我。因为我这个人天生难以和别人保持一段长久的关系，所以我笔下的人物会在空房间里一个人对着自己生闷气，这不是凭空瞎写的，我就是这样的人。”

  外婆就是“这样的人”。某次，爱莎听到有人说外婆可以一个人在一个空房间里吵起架来。当爱莎把这句话告诉外婆时，她看起来很生气，竟然反问出一个不合逻辑的问题——如果是房间先找碴儿呢？

  勇敢地去做与众不同的自己，这是我们生来的权利——这是全书被外婆频繁强调并贯彻始终的观点

  。外婆是与众不同的，她也希望爱莎能敢于表达自己的不同。只有抛开那些无谓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爱莎才能真正理解外婆的人生，才能真正听懂邻居们的故事。

  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爱莎问太多问题的时候，

  外婆就会翻着白眼反问：“你没听过那个故事吗？有个女孩想太多，然后就爆炸了。”

  诸如此类的巴克曼式的诙谐与治愈集结而成的《外婆的道歉信》在世界各地受到广泛欢迎。面对粉丝的追捧，他很冷静：“有一部关于格兰特·莫里森的纪录片，蝙蝠侠漫画的作者。在一次签名会上有读者问他：‘为什么你的故事能够打动我，甚至让我为之流泪？’莫里森回答：‘我只能说，我的作品是将打动我的那些东西扩散给你。’他说得太准确了。这就像一根连接你我的电线，当我的故事打动我自己的时候，我希望电线那头的你也被点亮。”

  谨以此书献给每一个依然热爱故事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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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拗相公

  作者：第二无 发布时间：2019-02-18 22:43:32

  很庆幸买了 解玺璋 老师的译版，之前在网上搜了一些版本，有点失望。要么是生硬的翻译，要么是文言文原版，而这本无论翻译还是附加的一些注释以及排版都超出了我的预期。全文读下来，条目很清晰，也易于理解。

  母庸质疑的是，梁启超对王安石的确夸的有点过了，尤其在王安石的用人以及文学造诣那块，有种粉丝强吹的感觉。梁没有刻意掩饰对王安石的赞仰之情，言语情感相当充沛。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和张扬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界要求改革以改变耻辱现状的共识。

  王安石是一个很圈路人粉的人，初识他是从初中语文课本《伤仲永》和高中语文课本里的《游褒禅山记》，他的文章短小精悍，叙事简洁，偏于说理，在其他偏于以景抒情抒发自我情怀（比如怀才不遇、吊古伤今、清高恬淡）的文章中，王的风格其实相对特别。

  后面陆陆续续接触他是从他的一些轶事中，比如在中华对联网上看的一个对联故事（这个应该是杜撰，有待考证）：

  王安石20岁时赴京赶考，

  元宵节

  路过某地，边走边赏灯，见一

  大户人家

  高悬

  走马灯

  ，

  灯下

  悬一

  上联

  ，征对招亲。联曰牶“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见了，一时对答不出，便默记心中。到了

  京城

  ，主考官以随风飘动的

  飞虎旗

  出对牶“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即以招亲联应对出，被取为

  进士

  。归乡路过那户人家，闻知指亲联仍无人对出，便以主考官的出联回对，被招为快婿。一日之内双喜临门，王安石喜不自禁，连写两个“喜”字，贴在门上，从此双“喜”字流传至今。

  在《百家讲坛》上看的一些他的轶事：

  ①北宋时期，社会风气流行纳妾，就连模范官员寇准、包拯等人，都未能免俗。然而，王安石却我行我素，娶了老婆吴氏之后，坚持不纳妾。王安石的这一举动，引起了时人的许多议论，一些人认为这是吴氏善妒，不允许王安石娶小老婆。吴氏与王安石感情融洽，论其本心应该是不愿第三者插足其间的。然而，时常传到她耳中的风言风语，终于让她感到吃不消。于是，在王安石40岁升任知制诰后没几天，吴夫人暗中物色，悄悄买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打算让她做王安石的侍妾。这一天晚上，王安石办完公务回到家里，看见了打扮得漂漂亮亮守候在书房的该女子。一番询问之下，得知这是自家妻子给他买回来的小老婆，王安石顿时很不高兴。继续询问，得悉该女子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于是，王安石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使其家庭破镜重圆。（PS：司马光洁身自好，生平不喜女色，他婚后多年夫人都没有生育。为了表现自己的妇德，司马夫人变自作主张，给丈夫买回来一个妾。但是司马光拒不接受，还为此大发雷霆，并命令家里只当婢女来使唤这个小妾。）

  ②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吃饭，王安石把面前的鹿肉给吃得干干净净，于是人家都以为他喜欢吃鹿肉，争先恐后的送鹿肉到王家。王安石的夫人觉得奇怪，问明缘由后说，下次你们吃饭的时候，在他面前放小菜试试，结果王安石果然将小菜吃得干干净净，而桌子对面的鹿肉则一点都没有动。王安石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来拜访，王安石留他吃饭，萧公子见饭菜太简陋，只把胡饼中间的馅吃了，留下饼皮。王安石见状，将剩下的饼皮吃了，萧公子羞愧不已。

  这些故事无疑更圈粉了。直到2015年年中样子，看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相当困惑，王安石以及王安石变法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带着想为荆公打抱不平的想法，于是我去各大网址和论坛看了很多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相关的内容，想了解全貌。但看的都很杂乱，而且这些文章大多数是具体讨论“青苗法”、“保马法”等某些争议比较大的新法或者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一些比较的问题，虽然了解的还是很零星碎片化，但是王安石的“拗相公”这个称号深入人心。

  抛开他的变法，从种种私德上看王安石的确是位令人尊敬的君子，略有争议的就是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很多人说他是故意为自己抬高名气而已，但是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二十年）。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宁愿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一个县令。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开始推行变法为止，他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他在地方上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部分新法的雏形，也正是这期间，他体会到了大宋的贫弱，内忧外患。否认了其他士大夫所言的“天下久平，民物滋息”。酝酿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变法。

  我刚开始是冲着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爱恨情仇去看寻找史料的，结果后面被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相杀CP所吸引了。司马光我觉得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王安石，他也很“执拗”，成就也很大（资治通鉴）。

  接下里我想聊聊他们两个，顺便捋一捋变法的故事（以下大部分是整合、摘录自其他网站的文章，有些部分是自己写的。如有侵权请告知，我删除）

  这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同样伟大的名声，并且一度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因为王安石变法，两人渐行渐远，终于彻底葬送了友情，并且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形成了一场真正的悲剧。

  事情起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诸位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类似今天年底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金性质的一笔支出。不到实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省的。然而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不好意思变成没有意思。为皇家节省一笔开支。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时间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王安石的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方法。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创，最开始时，是陕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王安石作县令时，曾经试用过，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

  但是王安石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实验是在他当时管理的区域进行的很好。因为落实到位了。但是全国那么大，不可控因素很多，不可能全部落实到位（正如梁启超所说：法不一定是坏法，执行的官不一定是好官）。附录：青苗法与赌博（早年看的一本书《中国赌博习俗》里面也提到过青苗法）

  北宋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变法与反变法的过程中，也有赌博的身影飘荡。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实行“青苗法”，即在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发放贷款，秋后农民将本息归还政府。这个制度的本意是既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时期免受地主商人的高利贷盘剥，有利生产，又可使政府增加收入。但有的地方官府为了搜刮民财，在发放青苗钱的同时于官府附近设立关扑场会，农民借到青苗钱后被哄劝到那里去赌博，因此常常有人空手而来又空手而归，白白背上一身债务。这样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为反对变法的人找到了口实。加之变法本身就触及到地主商人以及达官贵人的利益，这些人以种种方式来反对变法，甚至也以赌博来表示反对。一次，宋神宗与两个亲王在宫中打球，以所佩玉带为赌注，益献王赵頵说：“假如我胜了，我不要你的玉带，只请求废除青苗法、市易法。”神宗很不高兴，没有同意。以赌博反对变法，真可谓挖空心思。

  从这里就能大概了解，变法的途中的阻力不断，往下的监管也不到位。

  对于王安石来说，加倍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变成虎豹豺狼，在他们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新人。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梁启超在书里有试图为里面一些人洗白过，但是用人这块的确是王安石的黑点，没什么好洗的，这也突出了王安石身上的悲剧色彩，没人支持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他很执拗，还是得让自己的计划实施，所以不惜用大量的“奸臣”，只要是支持新法的，而且间接逼走和打击了很多反对他的大臣。）

  在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进行一场变革，其艰巨复杂的程度自不待言。从安徽小岗村的星星之火到今天，二十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改革的成功与进步，至少需要满足下列必要与充分条件：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目标，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会发展程度与改革步骤的适应，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稳妥而正确的实施路径，贯彻执行改革的人力资源等等。

  以此返观一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我们会发现，上述需要满足的必要与充分条件中，只有第一条，即政治善意与目标勉强可以算是得到满足了，其他所有条件，都是残缺不全。

  从变革的实施及其结果看，今天中国改革的每一步进展，均伴随着部分人群的欢欣鼓舞与相对少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这使变革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并一次次渡过相当痛苦的阵痛。以此一步步推进的结果，累积成为整体的社会进步、相对富足、国力增强与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同。

  返观一千年前的情势，则相当令人沮丧：王安石变法的一些重要内容及其推进，时常伴随着特定阶层小部分人群的兴高采烈与其他阶层大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强行推进的结果，国库虽然迅速充盈，其代价则是国家管理阶层的彻底分裂，演变的后果是政治空气的极度恶化与堕落。

  司马光曾连续三次致信王安石，劝告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王安石的反应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成为政治死地，不共戴天，在个人友情上则彻底决裂，从此终身不再往来。

  神宗死后，司马光受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病逝前，一年半时间发扬了与王安石同样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精神，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包括很多实施有效的新法（比如免役法、农田水利法）。史称“元钓更化”。苏东坡、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

  王安石不惜与众多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坚定而执着。如今，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决绝的坚定与执着。这种政治非理性令人感到极度不安。当这种令人敬重的品质与完全拒绝不同意见相结合时，在这两位伟大人物身上，同样使人产生了一种感觉：美好的品格被不适当地、过分地滥用了。于是，政治宽容、理性精神、必要的妥协与长远的目光全部不见了，坚定与执着变成了执拗与刚愎自用，帝国的政治空气之中，被两位政治领袖从不同方向注入了一股同样强烈的、带有戾气的不祥气息。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钓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时年六十六岁；九月，司马光病逝，时年六十八岁。此后，在宣仁太后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变法影响、恢复祖宗旧制的工作，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钓党人”。帝国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再一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钓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苏东坡等元钓党人陷入晚年极为悲惨黯淡的境地。

  公元1100年，二十四岁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赵佶继位，由讨厌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钓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

  上帝仿佛存心要毁灭北宋帝国一般，数年间，政潮叠起。每翻覆一次，便使帝国的元气正气衰减一分，直到病入膏肓。（END）

  以上就是我之前所了解的一些故事。而这本《王安石传》正好填补了我对变法的具体内容和细节的知识空白。

  无疑，王安石是个有闪光点也有很多黑点的人物。但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一直是偏于正面的，甚至我很同情他，同情他不被其他官员所理解，同情他走上了执拗的道路。

  这本书更加加深了他在我脑海里的悲剧形象。从分配、税收、国家财政到军队与国防再到教育与选举，若干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和细节扛在了他的肩上，为国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期间还得费劲心力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士大夫阶层，在朝廷里和其他反对者

  争论

  辩驳，承受万般骂名与侮辱。实在令人唏嘘。

  生活在一千年之后的我们，很难如临其境地体会当时人们的处境和社会环境。再加上资料失实或者不全，究竟王安石变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弊，也很难权衡摸清。历史很精彩也很沉重。很清晰又很扑朔迷离。

  但这段故事期间最扑朔迷离的莫过于宋神宗了。他能始终如一的支持王安石，重用王安石，不信任何有关王安石的谗言诬告。这不是真爱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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