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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个人眼里的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些题外话

  作者：Archer 发布时间：2012-01-11 07:51:36

  提到哈姆雷特，第一想到的就是"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虽然这并不是我喜欢的一句。《哈姆特雷》中我最喜欢的一句是：“本来么，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是想法不同才分出了好坏。（There is nothing either good or bad but thinking makes it so.）”仅此一句，就能知道莎翁已得世界真味矣。

  年青时，总是容易被那些对错分明的东西所吸引。后来逐渐发现，大家都不容易，有着各自的苦衷，因此有着各自需要守护的东西，每个人的正义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所受的教育和经历都不同。

  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客观条件造就了每个人不同的对待世界和他人的习惯性的想法和做法，这种每个人各自独有的固定模式被称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这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加上各自的利益因素使得不同的人在看同样问题的立场也不同。就好比对待日本的感情，我们如今接受的历史教育和媒体宣传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反复的选择性叙述，那么这种经历就会使得我们站在一个对立面对日本产生反感；如果相反，每天我们听到的是日本战后大规模对华无偿救助和无息贷款以及民间各种反思文学的兴起的宣传的话，那么大众的思维或许会180度转弯。更有趣的是，我们说日本不承认历史还参拜靖国神社，这似乎真的是大义凌然了，但中国当下的抗日历史记载和宣传恐怕也是不靠谱的，出于政治需要，很多情况总是和史料文献有巨大出入。另外，如果我们说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无耻。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骂悼念朝鲜战争中死亡的战士的人无耻呢，要知道，朝鲜战争中中国作为联合国的敌对方和独裁者的支持方，在国际上被认为是邪恶的。更复杂的是，如果你的亲人朋友中有日本人或朝鲜人呢？或者你的亲人有死于朝战或者日军手下呢？如果说经历和教育还有可能在事实面前臣服的话，那么一旦当利益参入考量，立场基本就无可改变，事实如何也就不再重要。但我们无法说一个父母在战争中双亡的日本孩子对中国仇恨有什么错，就好比我们不可能说一个父母在朝战中双亡的孩子对美国抱有仇恨有什么错一样。不仅因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终究不是他人，如果我们变成他人，我们很可能做出一样的选择和举动。——人总是把自己的界限认为是世界的界限。而忽略了谁不是理性的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由的。如果把自己认为的对错加诸于世界上，恐怕就是妄拟天心为己心了。因而世间本无对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那也只是信仰。

  无意为任何人或国家说话，只是想指出，利益和立场一变，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因此我们平时指责他人时，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对了或者错了，而只是出于和自己经历教育利益立场不同而单纯的不喜欢他们罢了。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对这个剧本的最精辟的总结了。你眼中的哈姆雷特是懦弱还是坚强，是优柔寡断还是纯朴善良，是装疯卖傻还是愤世嫉俗？当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描述的并不是书中可怜的丹麦王子，而是我们自己罢了。

  好书引发我们思索，因而它总能像镜子般呈现出自己的影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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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前郑孝胥人生经历简录

  作者：Fal Conde 发布时间：2022-01-22 14:12:10

  谁知能自拔，相见犹疑幻。冥冥或使之，痛定从所愿。

  今日论及【郑孝胥】，一般主要提及伊在1930年代初流行一般的【助纣为虐】行径，至多故作立理客中的介绍一下伊在书法方面【一分为二】看待的成就，而对其早年经历，成长阅历，着墨颇少，本书对此归纳较为细致，通读之后，依照记忆做大致罗列，以备日后遗忘：

  

  1904年，郑孝胥（左一）摄于广西龙州，时任边防督办。照片底部还对应列出三人的名字，中间为孟莼荪，右一为吴怡泉。

  1.世宦之家，闽中望族——港头镇南郑村郑氏乃世代宦族，以诗礼传家。据统计，自郑鹏程开始，郑家4代之内有10个举人，其中5个成为进士，又有3个被钦点为翰林（包括其父郑守廉），名扬一时。郑孝胥的父祖辈虽然没有曾左一样举世名人，但【世受国恩】且士大夫气息浓厚，这两点在日后深刻影响到了郑的人生走向。

  2.三坊七巷，童年故居——郑氏家族世居福州三坊七巷，如今此地被开发为旅游区，多有【忧国名人】故居介绍，郑因为人生经历复杂，自然不会被大张旗鼓标记，但其建筑保存尚好。

  3.出生吴门，避乱归里——郑氏虽是福州人，但由于父亲宦游的关系，郑在1860年时却是在苏州出生，此时苏州在李秀成部众威胁之下，郑家跑路及时，未及满月，便举家返闽，避开之后的诸多战乱。

  4.从叔开蒙，家学渊源——郑四岁入学，跟从叔祖郑世恭学习。 郑世恭乃闽地名士，学识渊博，性格清冷孤寂。由于父亲在京，郑孝胥的开蒙都是跟随其叔父完成的，对其日后性格中清高、古板、愤世嫉俗的一面有决定性影响。

  5.北上投父，宣南做题——1867年，江南地区安定后，郑孝胥北上汗八里，同父亲团聚，住在当时著名的汉人士大夫聚居区——宣南，在此地，郑主要以读书学习为主，期间也认识到交关后来成为莫逆之交的密友，其中包括沈增植、张謇。

  6.科举起伏，命运多舛——1877年，父郑守廉逝于北京，郑孝胥旋归福州，继续从从叔祖习举业，迅速在福建出名，并得到沈葆桢赏识。1882年，郑在福建乡试中夺得解元，一时间以文名扬天下。但之后北上会试却时运不济，三次考试侪名落孙山，这对心怀天下的郑孝胥是巨大打击，为谋生，伊只能去考学历要求比较低，升迁前景比较推板的【内阁中书】和【manchu教习】，但对此类案牍教书工作，并不热心，常有怀才不遇之叹。期间郑往来运河南北，所作所为，多被当成文人而非政客看待。

  7.东渡转运，积累经验——1891年，郑通过世交关系，搭上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关系，畀清廷派驻日本从事外交活动。郑一开始对此颇感勉为其难，曾在自家诗句中感叹命运蹉跎，但抵达日本后却迅速显露出手段变通，擅与外人接洽的特点，不出一年，升任驻日领事。在日期间，郑一方面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知识，极大拓展了自家见闻，另一方面也和交关日人搭上关系，为其日后和日本走进埋下伏笔。此外，郑的良好表现也让伊积攒了超出【文人】之外的实干名声，开始真正为清廷洋务人士所留意。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三天，郑在李经方斡旋下归国。

  8.甲午主战，对日强硬——然而，郑此时并非【亲日派】，反而对日本的所作所为十分警惕，在日期间，伊就通过各种渠道提醒清廷留意日本动向。《

  马关条约

  》内容传回国内，举国哗然，群情激奋。士大夫中国年要求废约再战声浪高涨，郑孝胥亦在此列。对于割让

  台湾

  给日，郑深感痛心，曾想与友人一同东渡台湾，抗敌守土，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只能空叹“恨吾无力助之”。

  9.游幕东南，名彻士林——甲午战后数年间，郑主要在张之洞幕府做事，张看中郑，主要是出于同为士大夫的审美意趣相投，以及在【办洋务】上惺惺相惜，而郑跟从张，则更多是想借其头部平台，拓展人脉，积累声望。两人平日相处，并非一帆风顺，期间郑还先后游历于刘坤一、盛宣怀等幕下，由于口才好，博文广记，名士风范，又兼具一般文人所无的实干能力，让上述晚清名臣对其印象极佳，交口称赞，郑的身价也与日俱增。

  10.青睐乎上，修楼海藏——长期游走于各地方重臣之中，让郑的察势观风本领炉火纯青，日益频繁的参与到时髦、流行的活动中去大发高论，而地处南北之中，又有洋人保护的上海，则称为郑青睐的活动基地。1897年6月，郑孝胥由宁抵沪并在上海停留了约一年。在这一年时间里，郑孝胥颇为优游自在，时常与友人前往张园、愚园游兴；也不时前往四马路、虹口等娱乐场所。1905年后，郑正式在沪定居，在今南阳路修造【海藏楼】。

  11.鼓吹维新，事败避祸——戊戌变法前后，郑在上海，热衷参与【变法】活动，被时任视为和梁启超、汪康年类似的进步人物，并因此与当时同样被归类为进步派的陈三立、张元济等建立友谊。百日维新期间，郑被光绪召至北京面见，伊对以练兵之策，被提升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郑本来摩拳擦掌，想大展宏图，但到北京后发现风向不对，旋即南下，再次跑路避祸，躲过后来西佛爷的倒算。

  12.独当一面，鼓吹lih sian:1901年清末新郑开始后，郑开始获得孜孜以求的独断专事机会，1903年，伊前往广西，为欣赏他的曾春煊任命组建军队，弹压边境乱像，这是郑生平中唯一一次作为头面人物组织军队，但结果却不尽人意，时人认为郑军耗响高，效率低，远不如其下属陆荣廷来事，郑对此十分懊恼，未2年便辞职回沪。之后，郑积极参与lih sian活动，同张謇一道成立【lih sian预备公会】成为上海乃至长江流域lih sian派核心。郑参与lih sian派活动，部分是因为其对lih sian本身理论相信使然，但更多是企图以此项当时东南staff流行之热点，博取热度，增加自己与清廷中枢套件还价的筹码。

  13.创办中学，开设工厂——在依旧活跃于郑智舞台的同时，郑烨积极投身于新郑所提倡的实业、教育、出版等事业，1907年时发起创办中国公学（西南财大前身），并成为首任校长（现在多不宣传）；同年，又出资设立日晖尼厂，开华商制呢业先河。

  13.获封疆臣，突遭变故——1911年6月，郑被清廷授与湖南布政使，好不容易熬得实缺。然而，凼抵达任所长沙才三天，就接汗八里要求各地僚属奏对改革的命令，只得勉强答应北上。此时四川【保路】已起，郑的故交端方、曾春煊、盛宣怀等先后问计于郑，郑认为形势不妙，但认为派兵弹压，尚可控制。但后来局势的变化发展再次出乎郑孝胥意料。10月11日，湖北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汗八里风声鹤唳，次日传言长沙失守。获悉湖南有异动的清廷便下旨令郑孝胥迅速回任。可是郑未及动身，长沙已经真失守。10月26号，郑从天津乘轮船南下。面对种种关于湖南变生不测的传闻纷至沓来，眼看无力回天的郑孝胥于次日船上在日记中写下一段关于家国命运痛心疾首的感言：

  【冥想万端，有极乐者，有至苦者，行将揭幕以验之矣。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苟安偷活;若毒痡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此时以袁世凯督湖广，兵饷皆恣与之，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然则渔人之利其在日本乎，特恐国力不足以举此九鼎耳。必将瓜剖豆分以隶于各国，彼将以华人攻华人，而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时不我与，戢弥天于一棺，惜哉!未死之先，犹能肆力于读书赋诗以横绝雄视于百世，岂能徜徉徙倚于海藏楼乎!楼且易主，而激宕悠扬之啸歌音响乃出于何处矮屋之中，未可知也。……官，吾毒也;不受官，安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京师士大夫如燕巢幕上，火已及之。乱离瘼矣，奚其适归】

  郑南抵上海后，即避居海藏楼，此生再未去过湖南，在清帝国覆灭前的2个月，他就已经立志做【逊清遗老】了。

  14.总结——郑孝胥的个性、涉政追求、从郑风格，特别是长期幕府习气的熏染，为他在1911后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极大影响。

  首先，作为儒家士子，郑早年修养以【君子】、【圣贤】为追求，对肉食者的理解也有儒家意味，强调立德立功立言，这种宏大的志向，在晚清时期体现为郑的忧国忧民，善于实干，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在晚年追求所谓【王道乐土】作为目标。

  其次，郑长期浸淫宦海，游历幕府，通政情，晓人事，文武兼备，勇于谋事，尤其体现出了较同时代士大夫更强的国际视野和能言善辩的优势，并建立了庞大的人脉社交圈子，具备纵横家的特质。这为他在1911之后逆流而行，施展抱负，提供了基础。

  此外，郑自幼擅长诗文，书法功底深厚，在士林中早就积累起了文化大师的声量。1911之后，伊避居上海期间，一方面通过与遗老唱和、诗会等文化活动为其复辟提供掩护；另一方面则利用卖字写帖带来的收入，维持体面生活和投资复辟活动。

  同时代像郑这样具备文化素养的遗老并非罕见，但能够掀起风浪，并在很大程度上凭借一己之力影响近代历史的确少之又少，然而，郑前半身经历中存在的遇事怯懦，擅回避不善担责的特质，也注定了他只能充当优秀的幕僚和名士，而不能真正成为独当一面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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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陵的碑

  作者：晨星（专业外） 发布时间：2016-03-09 14:22:40

  最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上……

  李陵的碑！这是荡气回肠讽刺帝的节奏么？

  前后隔着一千多年、好几个朝代，一大波小丑就这么一锅端了。

  就冲这一设定，真不能小瞧了古代这些写评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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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

  作者：漫建筑设计工社 发布时间：2021-02-27 19:44:18

  你连从政权谋都不明白，连最简单的君臣之道都理会不清，一颗仁善之心有的何用，国家大政，件件事关生死存亡，岂是一个善字，一个仁字所能了结。一个君王，一个掌事，若无洞察大势之明，若无审时度势之能，仅凭仁善，只能丧权失国。权谋，权谋，当权者谋略也，大道为本，权谋为用，明君正臣可以不弄权谋，但不可不通权谋。权谋不全是阴谋，从禀性喜好来说，我也厌恶权谋，但那也只是厌恶阴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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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情过后的时代。

  作者：toska 发布时间：2018-07-14 13:19:36

  是在飞机上看完《断代》的，好久没遇到这么酣畅淋漓的书，散发着一种既老派又现代、既亲切又疏远的魅力。就人物而言，代入感并不强，破落同志酒吧老板老七、事业滑坡的音乐人翁小锺 、仕途为大的政客姚瑞峰、远走国外的巨富之子阿崇、超商收银员阿龙，他们都是男性，也都曾于不同场合、时代在男同志交友圈里兜兜转转。书中还夹带了不少私货，郭强生借他人身份探讨男男之爱，对其中的爱与性表达自身思考，但就是这样一本充满了雄性荷尔蒙的书，带给我强烈得无法抵挡的 nostalgia ，尝试感知男性情欲与男男情感，同时脑中不断回放书影里的昨日台北和记忆里的今日台北。

  《断代》时空承接白先勇《孽子》中的时代背景，故事从八〇年代初讲起。谈及历史背景，回溯到七十年代 PRC 入联，中华民国逐渐退出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或改名），PRC 一步步取代其成为国际社会上“中国”的唯一代表，这对台湾造成的冲击极大，迫使当政者调整对台湾的定位，普通民众心理也有了巨大变化。与海峡对岸接连取得的外交成就相对的，是国民党及其统治下的台湾感受到的被遗弃感。当权者也不得不相应进行相应的策略调整，从反攻大陆的宣传中抽身而退，不再继续与大陆争夺正统性议题，转而将目光投向被压抑数十载的乡土甚至日据时代的文化，来强化“台湾主体意识”的概念。这种国族认同变化体现在民众身上，便不再是口号，而是在时代浪潮中人们如何继续着自己柴米油盐。这一社会变动与书中描绘的同志生活有什么联系呢？换句话说，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同志的境遇是怎样的？

  台湾似乎又陷入了亚细亚孤儿的处境，不再是中日拉锯战的“弃儿”，而是在中美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博弈中的“交易品”。尚未能在国际秩序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从未被孤独地隔离在世界之外，西洋流行乐纷至沓来，拨动着年轻人躁动不安的心弦，不断融合吸取外来文化，即便无人知晓何处是归乡。美乐地的男同志们虽不知道，几年前大海对岸哈维米尔克的抗争，共鸣了多少挣扎的人心，鼓舞了多少同志勇敢站出来、做真实的自己、追求平等权利的决心与意志，但他们目睹了丰富多彩的次文化的萌芽，在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外来文化大量涌入的八十年代初，同志酒吧开始出现在台北的大街小巷里，交友方式再简单不过，夜深人静之时潜入美乐地，点杯小酒，看到钟意的男子，跟酒保（通常就是老七）示意，帮忙点个酒，传个小纸条，跟考试作弊还有几分相似。然而，即便想对自己坦白，也不知从何谈起，能仰仗的领路人寥寥无几：没有活跃于公共视野内的同志偶像，没有真正宽容的土壤，不存在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

  华灯初上，出入美乐地的人形形色色，虽不乏汤哥这种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但大多数人还是深柜，深夜寻欢作乐，天一亮就重新披上伪装。虚假的生活如同硬壳，保护着有血有肉且真实的自我。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走入家庭，有些人徘徊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往来众人，读者对姚瑞峰的态度或最为矛盾，他涉足了书中所有人的生活，他是小锺弹吉他时脑海里浮现出的身影，是阿崇那年夏日无疾而终的痴恋，是老七口中高大俊朗的名校生。然而，在他心中仕途的重要性无可比拟，他被男性的肉体所吸引、被同性情欲搅得心乱如麻，但这一切都抵不过立委头衔，他结了婚，还有了孩子，成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却永远地失去了成为一个合格恋人的资格。高档餐厅里，望着被电话搅得心神不宁的姚瑞峰，不知该开心还是伤心。

  如今，泛滥的交友软件几乎取代了不见天日的同志据点，无需冒着被识破的风险、冒着遇到熟人的尴尬、冒着夜行的恐惧。美乐地这样的地方终究只会变为尘埃，尘封历史之中，没人愿意踏足，生怕溅得自己一身泥。从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中走过，如若侥幸捡得一条命，到了风烛残年，容颜日渐老去、躯体日渐衰弱，再加上“孤独”二字，在这种状态中度日，岂不是比死亡更悲惨的命运？同志该如何养老、如何老有所终？没有婚姻制度的保障，承诺像一个吹得很大的气泡，一触即破，有时甚至不攻自破。

  年纪尚小，不去想当引以为傲的身体资本不复存在时，糟心的事会不会持续发酵，推倒了内心的多米诺骨牌防线，面对一连串的心态失衡，任何止损的招数都无济于事，只得接受命运的残酷安排。毕竟，“这个世界到今天只走到了青春健美的男孩们高呼同志无罪，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们接下来该怎样面对老与丑、病与残。“ 老七抱怨，“难道七老八十了，还要他们跟院里其他的老太婆们搞联谊不成？” 终生未婚，膝下无子，身旁无伴，更凄凉的是，一起走过风华正茂年岁的“姐妹们”，多数成了枯骨野鬼。因为走过那个年代的男同志，不可避免地经历过一场惨烈的战争——艾滋病肆虐。

  小锺活着熬过了最糟糕的时候，却无法面对生的煎熬。爱滋带原者的标签如影随形，犹如一个甩不掉的影子，阳光越是强烈，影子越是凶猛，使得他在已经狭隘的族群里依旧备受排挤。即便偶尔有人依然倾心于这个风光不再的中年人，听闻那场席卷人命的疾病留给他的“罪证”，往往无疾而终。厌世者的标签却不是自己贴上的，他始终忘不了高中时的那一幕，他以为的爱情，葬送于彼此的小心翼翼和畏畏缩缩中，自那以后，所有的寻寻觅觅似乎都欠缺了什么，达不到完满。“幸福是一种决心”，可惜这是一个过时的信仰。微小个体对时代似乎无足轻重，只能说，那些努力活出最真实、最完整的自我的个体给时代添加了鲜亮的一抹色彩。

  虽然是烂命一条，至少知道生错的是时代，不是自己。

  无论人或物，无论生或死，无论喜或悲，全都变成了回忆。没什么好追忆的，体内流着艾滋血液的生灵，像杂草一样在岁月里无声燃烧。那团团烈焰，照亮了新世代的征程。

  郭强生接受采访时提到，“故事中，一定要存在属于这个时代的人，不能只是沉溺在八〇年代。看望过去的理由，是为了看接下来要如何走。”他在故事里安插了阿龙这一位双性恋人物。从阿龙的视角切入，剖析当代年轻人面临的挣扎与矛盾。阿龙是书里唯一的年轻人，一出场时自我认同还是异性恋，但他的爱情也不符合世俗期待。他迷恋着那个记忆中的少女偶像，即使她已坠入风尘。不知是爱上同性还是爱上陪酒女在他人看来更为离经叛道，或者说，反叛行为无需一较高下，说好听点，叫不惧世俗眼光、敢于追求真爱，说难听点，叫“反常”，虽然“常”的定义无从追究。

  阿龙曾以为自己是个百分百的异性恋。在意外得知曾向他表露过情意的 Tony 自杀的消息后，阿龙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适逢美乐地发生一件件奇闻怪事，他踏上了重新发现自我、发现爱情的道路。

  遇鬼或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阿龙深夜路过美乐地，竟能看到男同志的游魂，只有在美乐地这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小角落里，他们才能活出真实的自我，因此死后依旧不忍离去，继续着生前的聚会与派对。我尝试从两个方面来解读鬼这一意象，一指死后灵魂找不到归宿的同志，《寻梦环游记》热映之际，有人评论道，影片的世界设定是同志无后群体的噩梦，如果死后没有后代记得、没有定期祭拜，魂魄状态会每况愈下，直至彻底消亡。没有按照世俗的期待成家的男人，成了不断游荡的孤魂野鬼。老七常常回想起酒吧最热闹繁华的年代，和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孔，可在世的朋友却寥寥无几了，知心故交先他一步去了阴间，等着他来汇合，继续当他们的店长。无后的他们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只想在烟消云散之前，求得无数个彻夜的痛饮狂欢。

  从现实意义上说，鬼和那个年代的同志有许多共同特征：“鬼和同志一样，都是既怕被看见，又希望被看见的一群”。Penguin 写的，“在同志权利暗哑无声的时代，同志只能在黑暗处出没，借此藏身，完成欲望的宣泄。无论是白先勇笔下的公园，还是郭强生笔下的同志夜店，都是黑夜的产物。一旦白昼来临，众人就隐身到各自的角落。” 这与游鬼的处境何曾相似。在1996年底台北市女权火照夜路大游行（这一活动同样有同志群体参与）中，大家喊出了“妇女要夜行权，同志要日行权”的口号，这是同志游行的前哨站。历经二十多载的斗争，台湾于去年中通过了同性恋婚姻法案，成为亚洲之首，往平权的方向迈进一大步，法律权益和社会态度的积极巨变似乎昭示了光明的前景，但不能忘却的是——新生代享受着的是他人受难的成果，始终是从别人的牺牲中获益。

  从老一辈的手中接过抗争的火炬，然而，看得见的是同志骄傲大游行上的狂野欢快、自由不羁，看不见的是前辈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遭受的苦难。这其中的世代隔阂让人唏嘘动情，老七慨叹新生代的同志只图自己开心，游行不过是场嘉年华，若推门进来看到这些孤疾老怪者，连表面的礼貌也不顾及撒腿就跑。谁会记得他们曾经遭受的各种歧视和侮辱？又有谁会替他们经历过不公平待遇发生？惨痛的过去也只有沦为尘埃的命运，被埋没在历史的沙堆里。虽然新生代能做的远多过于身着张扬个性的服饰、站在远处遥望着时代落幕。

  书后附上了何敬尧专访郭强生的文字记录，其中郭提到“纯真失落、激情过后”，这是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提纯的概念：虽然威权体制瓦解了，台湾举办了民主形式的选举、公民被赋予投票的权利，但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取得胜利、新体制尚未健全之际，该怎么应对这种胜利后的迷惘、空虚与怅然若失？该如何走好个体的人生之路与社会的发展之路？不再是被动沉默者，必须自己做出选择，同时为此负责。这和台湾同志平权运动面临的局面有类似之处，面对护家盟等恐同团体的挑衅，有着共同的敌人，诉求不一的同志团体同仇敌忾，更能凝聚起来、团结一心，但若是在斗争中暂时取得了胜利，这种 comradeship 还能持续多久？如何分配胜利成果？如何保证大家还能像斗争时那样同心协力？该如何继续这场战役？其实，连是否需要继续斗争都是个无解的问题。

  痴嗔怨念甚至艾滋病毒都不致命，“激情过后”的无所适从才是痛苦源。郭强生在部分章节，用王尔德、萨特、加缪等的名句作为引言，“我想探索一个新时代的存在主义需要思考的问题。我想要回到存在主义式的疑问：关于同志的‘存在’是什么？” 当下，社会家庭制度面临诸多挑战，不仅是同志婚姻合法化对传统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冲击（有观点认为，同志追求法律上的婚姻平权实质上是对传统观念中婚姻家庭制度的妥协），更有开放的性观念、多种家庭组合方式对社会结构造成的潜在颠覆，“以往相信的性、婚姻、家庭三者合一的关系也可能面临崩解”，在这种局面下，“我究竟是谁？”该如何在社会中寻找我的位置，如果传统家庭结构已处于巨变边缘？

  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包容和多元化的时候，同性恋不再是完全见不得光的事，也有越来越多的公益团体和组织致力于帮助处在困惑期的性少数重构自我认同。然而，继“我是谁？”后，紧接而来的课题是我该如何去爱。现代人该如何相爱？这个问题是不分同性或异性恋的。什么是纯粹的爱情？爱情的本质是什么？应该如何爱一个人？正如王德威所指出的，”对郭强生而言，推理的底线不是谁是同志与否，而是爱情的真相。”这让我想到曾经看过的书里提及的采访，记者问意大利同志导演维斯康蒂是否觉得自己欠缺什么，他说：“那种发自内心想要寻求的爱情，（却）无处可寻。”

  对普世价值的讨论浅尝即止，回归《断代》的地域性。去年四月，纪大伟教授造访伯克利时，有幸见面，适逢台湾同婚释宪结果出炉，大家就此事谈论不休。纪说，台湾同运确实取得了一大胜利，但许多难题仍未解决，因为我们还处在模仿西方模式的阶段，迫在眉睫的或是思考如何将东方传统文化融合到同运中，寻找更有效、更得人心的斗争方式。一些人认为同性恋是西方舶来品，是被西方文明腐蚀的结果，但稍加了解，就知道同性恋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古籍中都有记载。而当下，我们对同性恋的认知、解读，甚至斗争的理论依据和行为方式，深受西方影响。

  然而，在中华文化语境下，非异性恋者所需要考虑的事情与西方同志运动先行者不尽相同，传统思想观念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孝道潜移默化对子女进行道德捆绑，公然干涉同志社群的人生抉择。在这里引 Rema 在书评中写的一句话，“当我们把这样的同性欲望放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它需要面临的是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在我们身上埋下的种子。它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同性欲望，而是受到强烈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人情的影响。”这是西方平权运动中的空白页，却是东方背景下同运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如何在受到西方同志权利运动的影响下，建立更有效的本土斗争模式，为 LGBTQA+ 社群发声，或是”激情过后“我们需要用心思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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