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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发给我看下吗？

  作者：行者 发布时间：2008-12-24 12:14:58

  这本书很好，不过只看过一回，有电子书共享吗？我的邮箱是taorenzhang@sina.com，我们可以交换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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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谎言的艺术

  作者：adele 发布时间：2010-07-28 15:39:31

  小说是说谎的艺术，好的小说常常会被人自动认作真人真事。英国间谍小说大师勒卡雷笔下那些写实风格的间谍故事，就曾被人当作间谍训练手册对待。对此，勒卡雷用一句话“作家都是高明的骗子”来回应，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不过勒卡雷能作此言，还是跟他身世有关，他从小就有一个职业骗子的父亲，而后又进了专事骗术的情报机构，因此，他不仅写骗取读者信任的小说，而且还专门写起了骗子，这就是《谎言定制店》。

  勒卡雷的小说本本精彩，但《谎言定制店》还是给了我惊喜。这回故事挪到了上世纪末的巴拿马，巴拿马运河主权易手之际，各方势力暗中角逐，小人物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扭转。这回被选中的是西装定制裁缝哈瑞•潘戴尔，这位伦敦来的裁缝有过卑微不屈的奋斗经历，有一段小心掩饰、不为人知的过去，有一个贫苦出身尔后事业有成的人一般都会有的、恩怨交缠的“贵人”，人到中年时跻身巴拿马顶级裁缝之列，有着体面安乐的家庭，靠着出色的技艺往来于达官贵人之间。伦敦就是看中了这个人的复杂背景和“活动能力”，乘他用妻子的遗产投资失败、即将破产之际，招募他为眼线，搜集探听在这历史转折时刻巴拿马各方动静，从中捞取大英帝国在即将失去香港之后的海外利益。

  可潘戴尔是地地道道的骗子。他口吐莲花的“说服力”，添油加醋的想象力，简直是一位艺术家。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欧斯纳德召唤出潘戴尔的这种天才，野心家加上骗子，好戏连台。一份份重大情报传往伦敦，伦敦的阴谋家们按捺不住了，一场莫须有的战役静悄悄打响。故事好看自然不用说，使我惊喜的却是勒卡雷那巴洛克式的繁复绚烂的文笔。熟悉了他平实紧凑的《柏林谍影》、从容缜密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没想到勒爷还有华丽的一面。或许是我读得还太少，所以才大惊小怪，或许天真饶舌的“伦敦口译员”就有些延续了他这一特点。作家们往往追求属于自己的语言和腔调，极简的就往极简的方向发展，终成一代大师，如雷蒙德•卡佛，可是勒卡雷善于在简约与繁缛之间跳跃，且两者皆擅。《锅匠》中有个细节让我始终难于忘怀，史迈利在破获“地鼠”之后，去接曾是“地鼠”情人的自己妻子：“怎么看都像是别人的女人”，短短几个字，就把老间谍沧桑无奈的感觉写得淋漓尽致。而当主角从英国饱经沧桑的资深间谍转换成热带巴拿马巧舌如簧的骗子时，他的文字顿时转了向。小说的氛围和人物也都如热带般热情喧闹，文风配合着骗子的表演变得绚丽多姿。

  归根结底，勒卡雷小说的好看在于他能把间谍这种我们只能靠想象的职业安插到常态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目睹他们在地下的逼仄空间如何过正常人的生活。也就是让戏剧性的东西落地生根，变得可信，与你我相关。那些间谍、骗子、阴谋家其实也是普通人。《谎言定制店》就提供了一个骗子/间谍心理发展的样本，骗子骗人以自保，但他也有诚实的时候，他不仅得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谎言，也要说服自己去相信，他得不断在内心的审判台上为自己辩解，心里的天平始终在摇摆不定，忽而为自己虚构拼凑的手段而沾沾自喜，忽而良心发现，谴责自己又再度原谅自己。当谎言破灭，大祸酿就，当华美的袍子脱去，以创造美自诩的裁缝师潘戴尔发现，美是人生最不需要的东西，他的天赋异禀反而害了他。而作为对手戏的扮演者欧斯纳德，是个混混、投机者、性爱高手，心狠手辣、野心勃勃，本质上是个赌徒和恶棍。他是勒卡雷小说中恶得比较彻底的人物，早期小说中的人物因为陷身情报领域，只是这个残酷世界的一枚痛苦的棋子，本身并不是多么坏的人，反而他们身上有着为理想献身的信念和过人的智慧，其不幸的下场更是凸显了间谍世界的荒谬和悲剧性。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所写的《谎言定制店》这里，出现了为了投机而混入间谍行业、为了过上好日子而当起了间谍的人物，当初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想主义彻底凋零了。

  勒卡雷擅长描写头角峥嵘、欲望勃发的人物，但他笔下的小人物也不逊色，他不仅善于描写阴谋背叛等戏剧化的东西，也善于以寥寥几笔摹写日常生活中常态的事物，或许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才使他笔下的人物显得那么真实立体，深刻地令人无法不动容。细想一想，勒卡雷如果写普通的不含间谍成分的小说，也会是个高手，因为他深刻地了解人这种动物，而他作为间谍小说大师，就该这么理解，他精通一般作家都会的十八般武艺，而且还具备一般作家都没有的能力：将人生戏剧化（间谍是人生戏剧化的高度浓缩）的能力，和广阔、敏锐的国际视野。他的小说足迹遍及全球，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他的间谍主人公，可以这么说，他不仅是个很伟大的作家，而且是个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学得很好的伟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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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这本书

  作者：ethan 发布时间：2008-09-05 17:35:14

  我是通过看这本书来学习ruby on rails的，感觉书写得很好，清晰易懂；知识点也很细很全面。似乎作者对这门技术理解得很深，很多复杂的概念都能用十分显浅的语言描述清楚，有种高屋建瓴的味道。

  当初学这本书时用的是rails1.2，后来转向rails2.0，我也只是看了下rails的官方文档，对比一下新旧版本的区别，很快就上手了，感觉还是比较轻松，没什么问题，大概是因为当初学完这本书后功底还算比较扎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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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谁书写

  作者：shichalo 发布时间：2012-12-27 15:13:55

  李永平在上卷中说自己在写作的过程期间决不重回故地。这种刻意与现实的干扰保持距离的作法在他后来对文字意向的雕琢上确实颇有帮助。读到艰涩处，返回几页前，或者跨到几页后，你会发现，淡化故事，淡化语境反倒令阅读更好地持续下去…但那些匪夷所思的描绘又像是随意堆砌的石滩，尽管依然令人炫目并惊叹其文字背后的万种风情民俗。总之，当他沉湎在用笔书写自己脑海中的那些绮丽光景时，也将一部分读者拒之门外。我很不愿承认自己是被拒绝的读者，但是每当在我调整我的阅读节奏时，便会发现大河上的这趟旅程似乎总是停滞在某处…这或许也是李永平的特色吧，华丽而迂回的叙述，总是不让情节迈得太快，围绕在进展处一周后方才引入下一幕。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题外话，书写究竟为谁，是为了欢迎读者的到来，还是旨在纾解自身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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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破解了宇宙的奥秘？

  作者：盛世未眠客 发布时间：2020-10-14 00:26:53

  本文是《宇宙的奥秘：开普勒、伽利略与度量天空》的译者序，欢迎批评指正。

  1

  你可曾记得，上次仰望天空是什么时候？当时是万里无云，还是电闪雷鸣？是月光皎洁，还是星河璀璨？

  亘古以来，无论海陆如何变迁，物种如何演进，日月出没、斗转星移这些天象似乎从未改变。在认知革命的过程中，智人面对博大和永恒的天空，抛出了一系列问题：天地为什么分开？太阳为什么发光？月亮为什么盈亏？星辰为什么如此排布？它们为什么运动不休？

  为了解答这一切，智人发展出五花八门的神话传说。原始信仰要求敬畏上苍、崇拜日月，多神论视星辰为神祇，一神论认为天堂是造物主的居所。天不仅是存在的完美形式，也隐含着存在的终极目的。探究天空是最神圣的事业，假如它没有因为过于神圣而被禁止的话。

  初看上去，天空的变化似乎很有规律。古人不但根据星辰的运动规定了时间单位和空间方位，而且掌握了用数学推算天象的方法。但在进一步观察和计算之后，人们发现天象并不简单：太阳日不等于恒星日，太阳年不等于恒星年，月相周期和它们不能约分……更奇怪的是，当绝大多数星辰——“恒星”几乎固定地绕着天极旋转，太阳、月亮和五颗“行星”却一直飘忽不定，特别是行星的亮度、速度甚至运动方向都会发生变化。

  为了记录、解释和预测天上的事件，使令人困惑的现象自圆其说，星相学和天文学这对双胞胎应运而生。前者借助经验，重在定性描述，强调天与地的超自然关联；后者依靠数学，重在定量分析，试图发掘天象不规律背后的规律性，进而揭示天的真实结构以及天与地的自然关联。如果说，天文学犹如一场解谜游戏，天文学史就好比一部侦探小说。本书讲述的故事便是其中一个精彩的核心章节。

  2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从日常经验来看，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天圆地方”似乎颇为形象，但它既不严谨，也没有形成体系。之后，历代哲学家和天文学家又提出了“宣夜说”、“盖天说”和“浑天说”。其中，宣夜说缺乏数学基础，无法加以发展；盖天说与浑天说进行了千余年的辩论，最终浑天说凭借较准确的预测占据了上风。

  遗憾的是，无论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都是比较朴素和粗糙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任务不在于探究宇宙的结构，而在于为权力和礼教服务。因此，它留下了精巧的观象仪器和丰富的观测记录，却长期在基本问题上止步不前。直到利玛窦来华，天朝的学者仍无法想象大地是一个球体。

  相比之下，古希腊人在汲取了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天文学知识之后，很早就知道地球是球体。公元前6世纪，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认识到天球是一个完整的球面，并根据星辰在不同纬度时的高度变化确定地表是曲面。他将大地描绘成悬浮在空中的圆柱体。不久，毕达哥拉斯明确提出了球形大地，既因为球体被视为最完美的形体，又因为它符合月食的圆弧状影子。

  柏拉图接受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相信宇宙在几何学上是完美的，只能由球体和圆周运动组成。为了解释行星的不规则运动，他的弟子欧多克斯提出了一个由27个同心球嵌套而成的系统。他赋予恒星1个水晶球壳，太阳和月亮各3个，五颗行星各4个，它们围绕位居中心的地球运动。为了使这个模型更加符合实际的天象，他的学生卡里普斯又增补了7个球壳。

  稍后，亚里士多德将前人的思想整合为一个宏大而自洽的体系。他将世界分为月上和月下，它们适用截然不同的规律。月上世界由第五元素（以太）组成，是完美而永恒的。简单运动只有两种——上下方向的直线运动（地球保持静止，土和水朝向地心即宇宙中心，火和气远离地心）和圆周运动，而圆周运动正是以太及由其构成的天体的本质属性。最后，他为了避免不同球壳相互影响，又增加了22个同心球壳，使之达到56个。

  不过，在同心球模型中，太阳、月亮和行星到地球的距离是固定的，这与观测情况不符。公元前3世纪，阿波罗尼乌斯在坚持匀速圆周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改进方案：一是偏心圆模型，即行星（包括太阳和月亮）的运动轨道不是以地球为圆心的同心圆，而是一组偏心圆；二是本轮-均轮模型，即行星在“本轮”上做匀速运动，而本轮的中心在以地球为圆心的“均轮”上做匀速运动。100年后，喜帕恰斯又对本轮-均轮模型做了修改，使之更好地解释行星的运动。

  到了2世纪，托勒密经过数十年的观测和推算，在《至大论》中融合了上述两种模型，并提出了“偏心匀速点”，即地球相对于均轮的圆心的对称点，使得各个本轮的中心不是围绕均轮的圆心做匀速运动，而是围绕该点做角速度不变的运动。虽然托勒密继续坚持“地心说”或“地静说”，但他的模型从数学角度来看已经相当完善，其解释和预报天象的能力达到了古典时代的巅峰。在接下来的1000多年间，托勒密体系将盛行于拜占庭和阿拉伯，最后在中世纪晚期重返西欧。

  3

  在基督教看来，古典时代的思想家原本都是异端。不过，为了描述世界，教会也需要既符合生活经验又符合《圣经》教义的理论。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使以上帝为动因、以人类为中心的地心说成为经院哲学的标准宇宙模型。文艺复兴时期，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托勒密重新获得关注，天文学家便纷纷采用了更加精确的托勒密体系。他们根据观测结果不断进行修正，在本轮上再添加小本轮，导致该体系的圆周数量逐渐增至80个，变得愈发臃肿和不便。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传统世界观感到不满，却不敢也无力撼动它的整个根基。就在此时，西欧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又发生了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视野的拓展和思想的激荡带来了新事物和新观点，开启了一个充满冲突和变化的时代。

  1500年前后，正在意大利求学的尼古拉·哥白尼接触到了天文学。他受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影响，相信天体的运动是简单和完美的，但是托勒密体系显然不够简洁。他还发现，早已有人提出过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宇宙观，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绕着一团“中心火”转动，公元前3世纪的阿里斯塔克提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哥白尼在波兰弗龙堡担任教士期间，他思考如果以太阳为中心，是否就能更合理地描述宇宙的结构。1530年前后，他的新理论开始在学者之间流传，但碍于不符合教义而迟迟没有发表。直到1543年他去世前夕，《天球运行论》才得以问世。

  《天球运行论》提出了被称为“日心说”或“地动说”的哥白尼体系。据此，太阳居于中央，水星、金星、地球（带着月球自转）、火星、木星和土星从内到外绕日转动，恒星位于最外侧。就认识论而言，“哥白尼的变革”——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视角当然是划时代的创举，但在天文学史上，“地动说”取代“地静说”并非如后人所想象的那般轻巧。哥白尼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推翻旧秩序，他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从很多方面来看，哥白尼更像是托勒密的继承者，而非颠覆者。他既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坚持球体和匀速圆周运动，又沿用了托勒密的天文概念、数学方法和几何表述，包括本轮、均轮和偏心圆，唯独省去了偏心匀速点。尽管他的模型能更好地解释行星的逆行运动和亮度变化，却仍旧以34个彼此啮合的圆周为基础，其复杂程度和预报能力较托勒密体系并无优势。“哥白尼的思想飞跃是如此伟大，但他其余的观念和想象却仍然那么传统。”

  由于观测不到恒星的周年视差，且无法解释地球运动可能带来的混乱，哥白尼体系尽管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却只是被当作一种便于使用的数学假说，而不是宇宙真实情况的反映。取代托勒密体系的新理论首先来自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

  与哥白尼不同，第谷是职业天文学家。他发现过去的星表预报天象已经有很大误差，于是立志加以改进。1572年，仙后座爆发了一颗超新星，第谷的计算结果是它位于恒星天球，挑战了月上世界永恒不变的观点。1576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把汶岛赐给第谷做研究，他便在岛上筑起了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观象台——天堡，在那里一直观测至1597年。

  经过20年的坚守，第谷将裸眼观测技术推向极致，积累了有史以来最精确、最完整的持续观测记录。依靠强大的数据支撑，他提出了非常符合观测结果的宇宙结构，即地球静止在宇宙中央，太阳和月亮围绕地球转动，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转动。第谷体系是托勒密和哥白尼体系之间的折中方案，兼顾了两者的优势，也顺应了传统的神学和物理学观点。它取代了托勒密体系，成为主流学界和天主教会一度认可的宇宙模型。

  可惜，第谷体系尽管是最完善的地心说模型，最终还是难免落伍的命运。但是，第谷的功绩不可磨灭，特别是他给后世留下了前无古人的观测数据库。同样重要的是，他选择了一位卓越的继承人——约翰内斯·开普勒。

  4

  1577年，当一颗彗星出现，第谷认为其位于月上世界，从而能够打破想象的水晶天球之时，开普勒年仅6岁。他出生在德意志南部的符腾堡公国，那里的经济生活不算太发达，还没有摆脱宗教改革带来的信仰冲突。开普勒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商人，在各自的城镇当过市长，但他的父亲不务正业，后来参加雇佣军而客死他乡，给他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负担。

  开普勒是早产儿，从小体弱多病，高度近视，幸亏他天资聪颖，被图宾根神学院录取，在那里树立了成为新教牧师的志向。没想到，就在毕业前夕，他被派往施泰尔马克公国的格拉茨担任数学教师。

  在图宾根期间，开普勒开始对数学和天文学感兴趣，并在老师迈斯特林的引导下接受了哥白尼的观点。他在格拉茨继续坚持这项研究。之所以如此执着，主要是因为他受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影响，相信“上帝参照几何模型创造了世界，以及人的理性有能力认识这一模型”。他决心用一生寻找和证明宇宙神圣而完美的秩序。

  开普勒发现，正多面体只有5种，它们的内切球和外接球的比例与6颗行星的轨道大致吻合。他于是认为，上帝就是按照几何学原理创造宇宙的，太阳则通过“灵”的作用把行星束缚在轨道上。据此，他在1596年发表了以哥白尼体系为基础的处女作《宇宙的奥秘》。

  他把作品寄给专家同行，引起了已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御用数学家的第谷的注意。后者邀请由于信仰原因被逐出格拉茨的开普勒来到布拉格，最终让他接过了御用数学家的衣钵。据说，第谷生前叮嘱开普勒必须按照第谷体系，而不得按照哥白尼体系构建新的行星理论。

  1597年夏天，比开普勒年长8岁的帕多瓦大学教授伽利略·伽利雷也收到了《宇宙的奥秘》。伽利略回信致谢，他透露了自己赞成哥白尼的秘密立场，称开普勒是“探索真理的伙伴”。开普勒对觅得知音激动不已，提议共同支持哥白尼体系，甚至准备公开伽利略的来信。可是，他的热情似乎吓退了伽利略，两人的初次通信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伽利略生于比萨一个没落的城市贵族家庭，父亲文琴佐是琉特琴师和音乐理论家。作为文艺复兴的摇篮，此时的北意大利虽然受到新航路开辟带来的冲击，但依然是欧洲商业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伽利略年少时曾在修道院学习，差点做了教士，后来又想成为画家。家里则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他由于经济原因未能完成学业。不过，在父亲的影响下，伽利略不仅熟悉了贵族社会的生活方式，也掌握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展现出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非凡天赋，19岁就发现了摆的等时性，又发明了流体静力学天平，在知识界崭露头角。

  1589年，伽利略成为比萨大学的数学教师，1592年又前往帕多瓦大学任教。威尼斯共和国提供了宽松的学术氛围和发达的工商业网络，使他迎来了一段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非常高产的时期。他在自建的工坊里发明了比例规、水泵、测温仪和军用罗盘，并将科学成果转化成商业利益和政治资源。正当他在物理学和工程学道路上迈进的时候，一件新事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5

  1608年，尼德兰眼镜匠利普希用两枚透镜制作出能够放大远处物体的仪器。次年，消息传到意大利，伽利略立刻意识到这项发明的军事和商业价值，于是利用威尼斯的便利条件，很快就在工匠的配合下制作出倍数更高、成像更清晰的望远镜，并向威尼斯及各国权贵进行了推销。不过，伽利略没有料到望远镜的真正潜力，直到秋冬之交的某个夜晚，他有意无意地将放大20倍的镜筒对准星空，才发现了一片未知的天地。

  伽利略不是天文学家，但新仪器为他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优势。几个月间，他通宵达旦地守在望远镜前，先后发现了月球表面的凹凸不平和木星的四颗卫星，颠覆了人们对宇宙的认知。为了保住发现权，他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星际信使》，一开始却遭到同行的质疑和嘲讽；为了实现回归宫廷、跻身上流社会的抱负，他又将木星的卫星献给美第奇大公，但还缺少一位专家的鉴定。关键时刻，开普勒伸出了援手。

  此前，开普勒利用第谷留下的观测记录，不断完善自己关于宇宙秩序的构想，其间还研究了一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超新星。在计算火星轨道的过程中，他意识到托勒密、哥白尼和第谷体系都存在缺陷，于是毅然摒弃了长期被奉为真理的匀速运动和圆周运动。虽然他仍离不开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但他通过大胆推论，误打误撞地获得了正确的结果。同时，在吉尔伯特《论磁》的启发下，开普勒将行星运动的原因从“灵”修改为太阳的吸引力，尽管他无法解释力的来源。

  1609年，就在伽利略赶制望远镜的时候，开普勒发表了《新天文学》。他提出了行星运动第一定律（行星沿椭圆轨道绕太阳运动，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上）和第二定律（太阳和行星的连线在相等时间内扫过相等的面积），用一种圆锥曲线——椭圆就取消了所有的本轮、均轮和偏心圆，使天空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完美，却极为简洁与合理。然而，开普勒体系如此具有颠覆性，使得它在接下来的动荡年代未能引起足够的反响。

  1610年4月，开普勒收到了期盼已久的伽利略的消息。在无法用望远镜验证的情况下，他果断为阔别13年的伽利略出具了鉴定，甚至公开发表了赞扬后者的评论。开普勒之所以甘冒风险做出担保，既是基于他自己的天文学和光学素养，也是出于对伽利略作为志同道合者的高度信任。

  得益于开普勒的力挺，伽利略如愿成为托斯卡纳大公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两人开始了一段频繁通信的时期。伽利略遮遮掩掩地通报了他对金星相位、土星的“跟班”和太阳黑子的观测情况，时刻不忘保护自己的发现权，也没有对开普勒的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更可惜的是，这番互动是如此短暂。随着开普勒1612年离开布拉格，两人的联系很快又中断了。

  6

  此时，欧洲已经处在三十年战争的前夜，各地的政治和宗教冲突愈演愈烈。哈布斯堡家族内部矛盾激化，战火一直烧到了布拉格。由于遭遇长期欠薪，开普勒本不宽裕的生活更加艰难，正考虑赴林茨担任数学教师。谁料，在这兵荒马乱之际，他的家庭也横遭打击。到了林茨，他被排除在信仰活动之外，还得设法解救被指控为女巫的母亲。然而，在这远离学术圈的孤独之境，他也没有放弃单枪匹马式的研究。

  1619年，开普勒写出了《世界的和谐》，把宇宙的结构解读为一曲气势恢宏的永恒交响，并在书中提出了行星运动第三定律（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轨道半长径的立方成正比）。1627年，开普勒又以违背第谷遗愿的方式完成了第谷的遗志，《鲁道夫星表》最终将确立开普勒体系的主流地位。此时，他已被逐出林茨，之后短暂地为瓦伦斯坦效力。1631年，开普勒在讨薪途中病故，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一生。

  相比之下，伽利略要幸运得多。他的观测成果很快获得了包括教会学术权威克拉维乌斯在内的广泛承认，他的声望也在1612年春季的罗马之行中达到顶点。但是，望远镜尚不能判定日心说和地心说孰是孰非，而哥白尼的学说不再被视作假说的风险却引起了天主教会的警觉。1616年和1619年，《天球运行论》和开普勒的著作相继被列入了禁书目录，伽利略也受到了警告。

  1623年，随着友人当选为教宗（乌尔班八世），伽利略认为主张哥白尼观点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忘记了自己身处教会的势力范围，其咄咄逼人的态度也为自己树敌甚多。在1632年出版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他没有按要求将哥白尼体系表述为假说。不巧的是，教宗正由于权威受损而变得敏感，他对伽利略的新作大发雷霆。结果，年届七旬的伽利略被召至罗马受审。他没有为科学殉道，而是在发誓放弃日心说之后被判处终身软禁。

  因祸得福的是，伽利略渐渐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重新拾起了搁置已久的力学研究。1638年，已经双目失明的他发表了《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谈》，依靠几何学和实证方法阐述了惯性定律、落体运动和抛体运动，彻底摧毁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大厦。这是他为后世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

  四年后，伽利略和开普勒一样在孤独中离世。不同的是，伽利略生前和身后始终备受景仰，他被迁葬至有“意大利先贤祠”之称的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1992年终获天主教会平反。反观开普勒，他生前穷困潦倒，死后就连坟墓也在战乱中不知所终。

  7

  伽利略和开普勒——这两个熠熠生辉的名字常常被当作日心说的共同推动者相提并论。他们都怀着解读“自然之书”的崇高理想，都拥有十年一日、百折不挠的强大意志，也都属于支持哥白尼的少数派——后人有理由想象，假如两人能够携起手来，日心说的胜利是否就能更早到来？

  令人遗憾的是，伽利略和开普勒尽管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后者也希望两人直接对话，但他们终究未曾谋面，更没有并肩作战。托马斯·德·帕多瓦的故事显示，他们的风格截然不同，他们的关系也要比乍看起来微妙得多。通过分析两人的通信，作者得出结论说，他们代表着两种至今可见的学者类型，“他们的交往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他们不同的性格、各自的抱负和提问的方法”。

  从性格上看，开普勒诚实而内敛，耿直而冲动，但他不善于表达，处理问题也不够周全。伽利略则精明、谨慎、虚荣和自负，他能言善辩，懂得包装自己。面对对手，他常常表现得刻薄和无情，不容他人染指自己的利益。结果是，开普勒未能享有与其成就相称的荣誉，伽利略则因为过于高调而栽了一个大跟头。

  从抱负上看，伽利略始终怀着出人头地的世俗理想。对他来说，科学既是事业，也是获取声望和财富的手段。他视科研工作为“零和博弈”，甚至不惜挪用或贬低他人的成果。相反，开普勒将科学视为揭示上帝创世密码的神圣使命，众人应当齐心协力，而不是争名夺利。无论是在庙堂还是在江湖，他都坚定不移地践行着自己的道路。

  从方法上看，伽利略继承了他父亲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过度抽象和假设。他将基于实验的科学方法发扬光大，尽管他有时仍将直觉或理论置于实验之上。开普勒的方法比较传统，但他的想象力丰富，判断力敏锐，勇于突破固有的思维范式。伽利略是现实主义者，总是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开普勒则是理想主义者，他的目标直指宇宙的终极奥秘。

  后世虽然将两人并称为天文学家，但严格来说，伽利略主要是物理学家。相比之下，他在天文学领域的成就大多是可复制的。在那个“平行发现的时代”，他既不是望远镜的发明者，也不是用望远镜观察星空的首创者。他不追求用观测数据佐证他的观点，也不重视开普勒的椭圆和《鲁道夫星表》。他的不凡之处在于，通过与手工匠和艺术家密切合作，将研究结果精确和系统地呈现出来，使人耳目一新。

  开普勒主要是数学家。他依靠深厚的算术和几何功底，先后就宇宙的构造提出了20多条具有独创性的定律。它们大多艰涩难懂，远不如望远镜观测那样直观和动人。可是，就算其中只有三条是正确的，也足以推翻不容置疑的匀速圆周运动。它们不仅否定了托勒密体系和第谷体系，实际上也重构了哥白尼体系。考虑到他的发现历程太不寻常，“如果没有开普勒的发现，天文学的后续发展也许会延迟整整一个世纪”。

  除了两人的诸多差异，当时的社会环境也阻碍了他们的深入交往，以至于虽然只隔着一条阿尔卑斯山脉，他们却从未到访过彼此的国度。他们经历了反宗教改革运动高歌猛进、宗教迫害和猎巫运动此起彼伏的时期，又分属于不同的信仰阵营；他们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杀人如麻的欧陆混战，炮火、饥荒和瘟疫不仅破坏了原本脆弱的通信网络，也牵累着个体的命运。在历史大潮之中，弄潮儿有时也只能随波逐流。

  8

  400年前，当伽利略端着望远镜寻寻觅觅，而开普勒在烛光下埋头计算的时候，天文学和星相学还没有分家，“自然哲学”还没有摆脱神学的影响。在这场被称为“科学革命”的宏大变革之中，伽利略和开普勒都犯过许多错误。前者将彗星当作大气中的发光现象，把潮汐作为证明地球运动的王牌，而后者倾力打造的和谐宇宙看似玄妙莫测，实则十分牵强。他们虽然都拥护日心说，但各自保留着一些旧观念，导致彼此的观点无法调和。开普勒把力引到了天上，却依然相信运动需要力的作用；伽利略发现了力与加速度的关系，却坚持天体的圆周运动。还要再经过两代人，艾萨克·牛顿才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现万有引力，实现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统一，也就是天与地的统一。

  “近代科学既不是通过一次激进的决裂，也不是通过一次突然的启蒙开始的。”不同于教科书中脉络清晰、因果注定的盖棺定论，科学史的叙事是复杂和曲折的。科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和扬弃的过程，就像一艘在航行中不断改造的“忒修斯之船”，其核心部件的更换——比如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和第谷体系，再到开普勒体系——几乎总是伴随着竞争和反复。知识领域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不是个人的朝夕之功，而是许多人乃至许多代人思考和实验的结晶。

  科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动态体系，但它既不等于真理，恐怕也不能获得绝对真理。它只是一种建立在不确定性之上的方法，依赖于独立思考和价值引导。伽利略和开普勒能提出许多反驳地心说的论据，却无法证明日心说的绝对正确。他们之所以认定地球围绕太阳运动，是因为他们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笃信上帝的至善、宇宙的秩序和太阳的特殊。卡尔·波普尔说：“每一个科学发现都包含‘非理性因素’，或者在柏格森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觉’。”

  所以，科学革命不是经验取代超验或者理性战胜迷信的简单过程。众所周知，1600年的火刑和1633年的审判塑造了科学史上的最大反派。但事实上，宗教不是科学的反义词，天主教会也不是科学的死敌。它一度保护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此时却在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背景下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保护主义，对异端的打击波及了整个思想界。不应忘记，早期的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和开普勒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耶稣会士甚至将不少最新成果带到了东方。

  早在1615年，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就在北京印制了《天问略》，书中已经提到了用望远镜观测天象的情况。不久，两位德意志人——伽利略之友邓玉函带来了望远镜，汤若望以第谷体系编纂了《崇祯历书》。随后，波兰人穆尼阁甚至在《天步真原》中介绍了哥白尼体系。但是，没有合适的土壤，再好的种子也无法生根发芽。反观西欧，依靠世俗权力的庇护和市场机制的助推，科学长成了一株参天大树。

  9

  今天，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发射了太空望远镜，不断将已知的宇宙边界向外扩展。除了少数宗教保守分子以外，几乎所有人都已将地球围绕太阳运动视为不言自明之事。我们已经知道，使地球公转的既不是某种自然状态，也不是磁力，而是万有引力；我们还知道，地球和太阳都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系只是银河系一条旋臂上的普通家族，而宇宙中的银河系多得不可胜计。我们不仅观察到恒星的视差，还测出了它们的距离；不仅接收到微波背景辐射，还发现了系外行星、黑洞和反物质；不仅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还推翻了牛顿的世界观——这肯定会让伽利略和开普勒大跌眼镜。

  与他们相比，人类已经走出了很远。然而，在真理的海洋面前，我们和他们一样无知，甚至更加迷茫。我们仍在思考他们思考过的问题：时空有没有边界？是否存在多重宇宙？有没有地外生命？上帝是否存在及其存在的方式是什么？今人或许可以提出越来越多的论据，但始终无法给出令我们自己信服的答案。

  如今，我们似乎仍处在第二次科学革命的进程之中。100年来，相对论、量子论和许多其他主张试图揭示世界的深层本质，但万有理论的曙光还没有出现。或许，当下热门的“弦理论”和“圈量子理论”就像托勒密、哥白尼、第谷和开普勒体系，可能部分是正确的，也可能都是错误的，抑或像伽利略和开普勒那样，分别只参透了真相的某一个方面。

  此刻，我望着北京的夜空——由于高楼大厦的遮挡、雾霾和光污染，天上看不到几颗星星——自觉与宇宙空前的接近，又空前的疏离。古人对星宿如数家珍，而它们现在只是科学家和少数爱好者的专属。现代社会打破了世界的整体感，使个人前所未有地了解自然，又孤立于自然——对照科学事业的初衷，真是莫大的讽刺。

  几天前，就在这个世界深陷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完成了首次商业载人航天任务，令世人距离实现太空梦又近了一步。不过，在我们出征星辰大海之前，应该先看看四周——那些比疫情更加危险的“灰犀牛”正在缩小包围圈：气候变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生物多样性问题、人口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科学不是万能的，人类以它的名义制造的麻烦，仅依靠它恐已无法解决。

  曾几何时，日心说打破了人的自我中心观念，望远镜使人认识到自身的渺小和局限，椭圆定律则展现了宇宙的意外之美。面对重重危机，托马斯·德·帕多瓦的故事或许有助于读者反思：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既不辜负400年前的先人，也无愧于400年后的来者？

  译者，2020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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