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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无自我现代中医心理疗法》是人人都需要的好书

  作者：热爱不无自我 发布时间：2011-11-14 18:04:55

  《不无自我现代中医心理疗法》是由中国人创造的，具有中国本土化特点的中医心理疗法，彻底颠覆了西医心理学用物理的方法研究心理，用物理的方法解决心理问题的原则性错误，是唯一一个能不依赖药物，完全心理的方法解决心理问题，治疗心理疾病的心理疗法。不仅能有效地治疗各种心理疾病，而且适用于解决正常人的各种心理问题，不仅开中医心理治疗之先河，而且将给心理治疗和心理学带来一场彻底的革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是人人都需要的好书，必将成为一本永远流传的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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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华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楚囚 发布时间：2009-03-02 23:02:54

  《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一书原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完成于1988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经修改于1993年出版，该书于1994年获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和美国史学会奖，2005年被马俊亚译介到中国大陆。 作者在参考了大量的山东地方志、政府档案、调查报告、人物回忆和相关既存研究的基础上，以1853年——1937年为时段、“黄运”地区为区域作为考察象限，从经济史、社会史和生态史等多个角度叙述了近代华北内地的变迁，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些既存范式予以了补充和修正，而且着眼于“腹地”的“构建”过程，对中国共产革命的原因进行了新的学术探索。彭著不仅奠定了作者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为作者接下来对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分野的更具影响力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承续了美国战后中国学研究的一贯“问题意识”，即对中国共产革命的关注和思考，在方法和范式上都有非常可喜的突破。

    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政坛和中国学领域都被一个问题搅得鸡犬不宁：是谁丢失了中国？ 由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局势在四十年末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检讨对华政策失败，主张用新方法来研究中国。虽然在50年代初，费正清等人曾遭到“麦卡锡主义”的打击，但到50年代末，研究中国的人员从600人发展到2000人左右，并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从1963年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问世以来，60年代出版了大量从政治史和外交史研究中国共产革命的著作。 与此同时，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出现了试图摆脱费正清从美国透视中国历史的对策性思维定式的迹象，以柯文为代表，对“冲击——回应”的分析框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希望将沿海以外的内陆地区纳入观察视野，从中国人自身的角度理解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内在理路。“地方史”研究的兴起逐渐扬弃了费正清的宏大叙事传统，除施坚雅提出了“经济区系理论”这样准宏观的解释框架外，出现了“区域研究”的中层分析转向。 这一代学者仍然想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到八十年代以后，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开始不再关心革命方面的内容，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渐渐淡出，对所谓“现代性”的关注成为研究热点。 而《腹地的构建》成书于八九十年代之交，恰恰是作者本人对美国中国学界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的回应。作者在梳理了美国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之后，洞察到了“向文化史转向的趋势意味着对农民学的冷落”、“在中国本土所发生的研究趋向也似乎偏离了农民学”“这些趋势导致了像我这一代受西方训练的大多数中国史学家更加注重中国的都市”“忽略了中国历史中农村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作者基于这样的反思，“着重研究中国农村相对贫穷的地区” 。作者同时吸纳了对战后美国中国研究界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范式，在将其融入到“黄运”个案的同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补充。

    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现代化”被确立为国策，长期主导中国史学界的“革命史范式“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一些原来被负面评价的历史现象，逐渐拥有了正面性的解释，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自强运动”，就从镇压人民的性质转变为现代化先驱式运动。 作者从基于对近代“黄运”地区的实证研究出发，对肯定“自强运动”的逻辑表示质疑，直接指出自晚清以来这一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损害了“边缘”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客观上准备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温床。与五十年代美国老辈学者认为“正因为中国如何如何地不发达，所以才会爆发革命” 的看法不同，作者充分肯定了晚清民国政府在现代化运动上所取得的成绩，指出“20世纪早期的中国实际上确实取得了用来衡量20世纪国家‘成功‘的最普遍基准”、“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做得并不太差” ，政府失败于“传统领域”（维护公共秩序和治水、救荒、军事防御），并一直集中在特定的内地区域。忽视“腹地”的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在“普通人”心目中的合法性：“可能没有什么农民会太多地关注工业化；甚至极少有人会认为政府收入的增加和对乡村的渗透对他们来说是好事”。 在新的治国战略中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地区，大量农民抛弃了政府而选择了共产革命的途径，因为“这种途径至少首先答应腹地的人们，他们毋需等待核心地区的发展浪潮蔓延到他们那里时，就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 对“民生与富强的脱节”这一“扭曲的现代化”面相，杨国强教授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为中心，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了很有深度的探讨。 有意思的是，在作者所研究的“黄运”案例中，被杨国强教授称为“革命家的良心”的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理路和心迹，在现实政治运作的场域中也显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变异。在讨论“黄运”地区植树造林与燃料危机时，作者引用了孙中山所指出的林业对“民生”的两个重要意义：导致水患和沿海城市依赖外国木材，后者浪费外汇而且依赖外国人。作者强调，孙中山不但“没有提到普遍存在的农村燃料危机以及像黄运这样的内地地区（或中国西北部地区，那里的情况甚至更糟）的严重问题”，而且“更多地是从国力、而不是从人民福利的角度来着眼”，“似乎还影响了后来国民党的造林运动”。

    费正清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说：“一个强势的异族社会穿透中国，在中国内部引发了一连串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过程，旧秩序里的所有社会活动领域都受到挑战、冲蚀，甚至颠覆。” 六十年代后，“冲击——回应”典范在“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的冲击下渐渐衰微，但罗志田教授认为，“因为这一典范被用得太滥就转而以为它可以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当”，“特别是在‘西潮’已成‘中国’之一部分以后，所谓近代中国的内在发展，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在”，“这一研究典范仍未完成其使命，尚有待深入发展”。 本书正是对“冲击——回应”典范的一次“深入发展”。作者认为，“黄运”的事例，“理应影响到我们如何来思考帝国主义的冲击这一问题”，他在全书中“始终强调作为一种对黄运产生作用的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即便那里外国的实际影响要微乎其微”，“中国与西方的相遇对黄运的生活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在作者的观察视角中，即便是在内陆的黄运地区，外国势力也是无处不在，从货币市场上大量购买铜币以用于输出和熔化的日本商人，到为黄河治理提供咨询的外国工程师，再到介入大运河修复工程的美国洋行和日本银行，外国在华势力对黄运地区的深刻影响，确实表明其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之一部”。“西方冲击”不仅体现在其实体的直接作为，也表现在其对中国社会的心理影响上。潘复在倡导向济宁修筑一条铁路时利用“中国外交政策的创痛”指出发展鲁西经济是为了不使日本控制的鲁东成为山东经济的“主导” ，对拒绝德国人采矿权的强调远多于对铁路可能带来的商业利益的强调 ，无论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项目还是大运河的修复工程，都因为有日本人参与的可能性而遭到否决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决定“黄运”地区衰落命运的“自强逻辑”，又何尝不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产物？在“自强逻辑”中，政府的政策取向转向“一个项目是否有助于维持对中国富有竞争力的地区的控制、是否有助于中国现代部门的建设，或者从总体上减少威胁中国国家主权的债务” ，这些“现代”的观念难道不是“西潮”的一部分？作者的研究实实在在地表明，“冲击——回应”典范仍有较强的生命力，仍是一个“带来无数难题（puzzles），需要个别地解决” 的内容丰富的理论框架。

    本书在探索“腹地”的“构建”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环境生态的长程演变和地方权势结构的差异性，这使得作者对区域整体的研究显得更为充实和细密。作者显然借鉴了“年鉴学派”研究历史的一些方法和视角，认识到黄运地区的较长时段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变化“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大得足以彻底改变经济发展趋势” 。作者在研究中注意到，明清时期的漕运不仅为黄运地区提供了必需的木材和石头，而且吸引了国家巨大的治水活动，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而近代以来的“自强逻辑”以及海运兴起，使黄河和大运河在19世纪中期同时衰落，沦落到了“次优地位”，加之该地区自身环境的脆弱性，导致了生态的崩溃，进而引发了黄运经济和政治的衰落。同时，作者还敏锐地发现了黄运北部和南部社会结构存在很大不同，而这“决定性地形成了其对晚清和民国时期新威胁和新机遇的反应” 。在推广美棉的案例中，作者把社会结构本身作为一种变量来分析，展示了拾荒者、地方精英（主要是黄运南部）、政府、纱厂和“棉业公会”围绕新棉种推广的冲突与互动，在承认黄运地区不具有“开放性”的同时指出其北部地区由于缺少强势的乡村精英而具有的“可渗透性”，以及社会和政治因素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作者的研究提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思考路径：政治上所谓“浅层”的变化，是否可以决定性地扭转“长时段”的深层历史发展？

    值得肯定的是，面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大量既存范式，作者既没有盲目迷信，生搬套用，削足适履，也没有视若无睹，置之不理，而是将相关的范式放入区域研究的个案中加以检验，在实证中继承、批判和扬弃，从而形成了与既往研究的对话和互动，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作者在研究中，充分借鉴和吸收了施坚雅、黄宗智、马若孟、杜赞奇和裴宜理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对施坚雅“核心——边缘”模型、杜赞奇“国家内卷化”的概念以及“依附”和“世界体系”理论做出了有价值的补充和修正，扩大了原有理论的适用弹性。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归类为一部经济史著作，作者大量地运用了计量史学的方法，进行了许多数据分析，但作者并没有就经济论经济，而是整合了社会结构、制度和思想等多种影响因素，使研究在不失社会科学研究严谨性的同时，充满了历史学研究所必须的人文关怀。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在其代表作《经济分析史》中曾经说过，经济分析有三项基本功：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其中历史最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全书正如作者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了“受社会科学启示、但仍保留了人文优点的历史” 。

  诚然，在作者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析上的缺陷和叙述上的不足。作者对“自强”的理解基本沿用了费维恺在研究官督商办企业时的应用范畴，缺乏对“自强”内涵动态演变的阐述，忽视了在“自强运动”中衍生并对国家政策产生强大反作用力的地方主义的作用，没有注意到晚清民国山东省政府对中央政策的“阻击”，将黄运社会生态的转变全部归结于国家政策的转型过于片面。在微观层面上，作者对货币流动的原因以及黄运南部社会结构的解释都存在比较明显的疏漏和错误，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作者结论的可靠性。 作者认为“但在那个危机时期，新的途径似乎是显而易见或别无选择的，抑或两者均是；几乎听不到倡导其他事情的声音” ，此观点也较为武断，不符合史实。 作者试图将“本书中的事件视为较大模型的构成部分”，希望其“有助于我们解释内地与晚清和民国政权相疏离的原因” 、“有助于解释20世纪中期中国所选择的新方向” ，但以中国近代时间跨度之长、空间“多歧性”之明显，作者的研究能否“滴水观沧海”尚存疑问。而“由于新的著述使我们更加了解国民党可以在某些地区进行相当成功的建设，而为什么其他地区证明了直到解放后才能够被治理” 的现实关怀指向，也难免有“倒放电影”之嫌。

  本书堪称一部近代中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独辟蹊径，以 “一个更加迂廻转向革命的地区” 作为考察对象，其研究的思路、方法和结论大大深化了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和中国革命原因的立体认识，而且将促进对中国近代史一些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注释已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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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读到了爱

  作者：飞鱼飞鱼 发布时间：2011-05-08 18:30:36

  亚瑟死了,亚瑟到底死了。

  将书远远扔开，五秒后，又走过去弯腰捡起。治疗眼睛干涩的好东西并非只有新乐敦。

    虽然当初仅仅是因为看见难得装帧符合口味的伏尼契；

    虽然明明是因为无聊一上来就直接翻过结尾的，明明早就听见了枪声。

   但,一页一页的走过亚瑟，走过波拉，走过琼玛，走过琦达.莱尼，走过列瓦雷士，走过蒙太尼里。却终于难过。我想，也许应该是悲伤。与之相比，逆流的河们请不要再用这两个字。

   

     不过薄薄的十几页的亚瑟，却用十几年来遮掩你那蓝宝石般的眼睛。

    那个夏日的傍晚，半低垂的百叶窗，一大叠的讲道文稿。

    在那“草莓”“草莓子啊”的叫卖声中，我希望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明明是那么漫长亢长的故事，偏偏记住的只有这个夏天，它的美好，在某处永恒。

     以至于多少年后再相逢，忘记时间仍然看得见。

    自由的灵魂不该被任何束缚，可是我爱你。敏感倔强的孩子，像极了。

   

      离开你，因为我爱你。

      憎恨你，因为我爱你。

      嘲讽你，因为我爱你。

      伤害你，因为我爱你。

      我的一生让你杀死两回，看着你，宁可选择笑着被处死。因为我爱你。

   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层层包好，只为将它捧到你面前。

    世界上一切地狱般的折磨不能让我低头，在他乡，无论随便什么棒子将我打碎，只要躯体能够缝合，我便爬回活着的路。谁也不能取走我的命，我要带着这条命回来见你，回来与你心中那个神明一较高下。只有你能赠予我死亡，因为我爱你。

    哪一个？到底哪一个？

    “啊，也许上帝睡熟了，对他喊的响一些呀。”.....

    ....没有，他没睡! 他紧闭着双眼，嘴角却分明带着恶作剧成功的狡笑!

   注定人生的关键词是讽刺，甩开深爱自己的人的手，再被自己深爱的人甩开,或者说是放弃？

    “神甫----你的----上帝-----满意了没有？”

    最后，这场较量是谁赢了？

    选择题：爱你的人与上帝同落入不可逆转的洪流奔腾的漩涡中，面对只能救起其一的选择。

      你将永恒的灭亡指向谁的额头？

    回答：痛苦的坚持对上帝忠诚服务，然后为爱追随死神离去的脚步。

      那。到底谁赢了?

    心脏扩张破裂症，在合适不过了。

   

   直至结束，一直带着某种熟悉的意味。到底是谁，到底是谁的影子在眼前轻晃。错过了一瞬，永远的错过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这么说么。晚了些，到底比Never要好些吧。

           但错过的，到底错过了。

    如果可以，我愿永远留在那个夏天，永远都是那个少年。

                      不论我活着

                       或是我死掉

                       我都是一只

                       快乐的飞虻

                                                 HAN 09.05.13

  翻腾出两年前的读后感。感谢小学语文老师给培养的好习惯

  。。除了爱。我什么也没看到

  到今天。依然这么觉得。因为除了爱。我什么也记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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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盒子》：一个爱画画的小女孩的绘本梦

  作者：百谷丰 发布时间：2019-03-26 14:53:02

  给《盒子》写书评，总需要一些理由。我整理了四个理由，分享给豆友们及喜欢付娆的小读者们。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是一本有哲思的好童书，值得拥有。

  第一个理由：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的优秀作品

  付娆的绘本故事《盒子》，是中央美术学院2016年毕业创作一等奖获奖作品。还记得在毕业作品分享会上，绘本工作室导师杨忠女士这样评价：付娆是唯一一个特别处女座，还不是处女座的学生，对自己要求严格到极致。付娆的作品细节非常值得看，减法做到有细节，是这届学生中非常优秀的，作品绝对达到央美一等奖水准。中央美术学院每年都有近千名本科毕业生，每一个学生都是优中选优才能进入这个最高艺术学府。尽精微，致广大，是中央美术学院校训，从入学时开始，导师们就培养了孩子追求完美的品质和心怀广大的志向。

  第二个理由：台湾信谊出版机构慧眼识珠，绘本《盒子》出版

  2017年，付娆应约只身来到上海，见到了 台湾信谊基金会执行长张杏如女士，台湾信谊是一家出版优秀儿童图画书的出版机构，在儿童图书市场影响范围大。 付娆被张杏如女士的美丽、优雅和爱心深深地打动，与信谊出版机构签订了出版合同。

  第三个理由：站酷特别奖，资深评委对《盒子》给予肯定

  2018年，绘本《盒子》被获得《站酷》设计特别奖。

  这是一个非常有含金量的设计赛事，吸引着众多设计界、插画界、绘本届的精英们参赛。这次比赛中付娆的《盒子》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在众多作品中，16名资深评委每人只有一票表决权，选出自己认为最心仪的创新作品，付娆的绘本《盒子》荣获两名评委的肯定，因此，本届获得特别奖的只有15个作品。

  颜小鹂评委评语：

  这是一个完整且成熟的作品，兼顾绘画与设计，作者的创意和想象力给我们以视觉冲击，从故事思想到讲述逻辑，从图形创造到版面设计，从构图形式到色彩表现，都在讲述着作者的创作意图，引领读者思考。在这次所有参赛作品中，《盒子》是将设计感运用最充分，且视觉呈现意识最强的一部作品。

  Anna Castagnoli 评审点评：

  所有作品中脱颖而出的《盒子》让我为之兴奋，我推荐该作品为特别奖。我非常喜欢它讲故事的方法，用如此少的元素讲述一个故事很不容易。鲜活的角色塑造，与此同时运用的是极简的图形语言，创作了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图形（方形）与叙事（友谊、相遇、误解）紧密结合，在整个故事的创作中反应出框架与元素、社会属性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真的很有趣，图形与故事讲述间完美平衡，每次都出人意料，并且你还可以轻易地理解这个角色（代入感），一本好书。

  第四个理由：勤奋加天赋 成就付娆绘本梦

  付娆是一个爱画画的小女孩，绘画是儿时的梦，因此一直努力着。以下的照片为付娆亲手制作的《盒子》作品的实物。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和白天，付娆都在央美附近的简陋的出租屋，像一个小工匠一样设计、绘制、制作。失败了再重做，做好了不满意再重做，《盒子》的诞生有太多的故事，而故事的背后有太多的汗水和泪水。所有的经历都是过往，这个爱画画的小女孩，目前正在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插画专业完成她的研究生课程。

  用一个中午的时间写下以上书评，不是想表扬付娆，只是想寄语更多的希望，希望付娆能够继续努力，完成更多的绘本故事，呈现给她的读者。

  

  《盒子》参加第六届“千里行”全国重点院校美术学院毕业生优秀作品展

  

  《盒子》参加中央美术学院优秀毕业作品展

  

  盒子参加“绘本之心”中央美术学院理解优秀作品教学成果展

  

  《盒子》参加“不忘初心”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创作工作室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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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我们信仰新闻” ——《财经媒体写作指南》序

  作者：后浪 发布时间：2020-08-12 09:26:39

  这说明，新闻是不会死的，而记者是职业也是专业。按国际同行们的说法，我们信仰新闻（we believe journalism）。

  细算，李箐和我同事，已经25年。

  她大学毕业即当记者，当记者即干财经新闻，20年前参加《财经》杂志，10年前随我一起创办财新传媒。从记者干到名记者，而后又是编辑，副主编，一直在财经新闻领域且佳作不断。她除了新闻专业的基础教育，金融专业的研究生学业，还两次去美国“充电”，分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新闻学院和北卡大学（教堂山）新闻学院进修，其间和我都有交集——前一次是2007年，我也曾在伯克利短期客座；后一次是去年，她在北卡大学做一年访学，恰逢财新在华盛顿有活动，我特请她前来聚会兼采访。

  在他乡而逢故知，总是很倾心很畅快，不过，以李箐做事低调、乐天知命的气派，很少谈学习或采访的艰难，也不表雄心大志。及至去年夏回国，说这次写了一本书，令我着实有点吃惊。

  想她在美国一年，要照顾同时在读中学或小学的一双儿女，要上课又要研究写作，必是不易的，让我感叹李箐那平素深藏不露的刻苦。当然，我也深知其人，相信她的书必是一如既往地举重若轻，明白晓畅，立即应允作序，以求先睹为快。

  数月后，拿到即将编辑出版的书稿，一气读完。我觉得写得相当好。此书基于李箐24年的财经新闻实践，也基于她在美国一年的最新观察研习，

  能给财经专业新闻人全景式启发，也有助于研究者对美国商业新闻近20年的发展变迁有基础性了解。

  徐晓是责任编辑，题书名《财经媒体写作指南》，颇为点睛。

  

  32年前我第一次访美，有机会驾车遍访20多个州，行数个月，访数百人，每到一地都访问当地的报纸，还在美国大中小三家报纸分别实习。

  后来写过一本书《美国报海见闻录》，是用中国报人的眼光来看美国报纸的第一本书。这使我对彼岸的新闻业产生很大的兴趣。过去二三十年间，我也因为工作关系和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结识了许多美欧主流报刊的头面人物。

  不过，我当年观察和记载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处于鼎盛时期的美国报业帝国。

  这些年，新技术革命持续，互联网覆盖，社交媒体风行，对传统报业的冲击何止是翻天覆地！新闻业发生了什么实质性变化？

  过去百余年形成的客观公正准则、编采流程、专业运作方式和职业道德规范这些专业主义标准，是否及如何存在？新闻业向何处去？这些问题都极为令人关注。这些年虽然与国际同行有不少交流，但仍然需要获得更全面的回答。

  另外，我当年只是从业四五年的《工人日报》记者，不懂经济学也不擅财经新闻。自1992年以后才跨入商业报道之门，此后又有《财经》到财新前后20年，见证和记载中国这些年的开放崛起，从国内和国外多重视角理解了经济发展和规律，更理解了新闻业角色作用，也渐窥财经新闻之堂奥。

  我知道美国同行是极为看重政治新闻的，但从安然事件、次贷危机之后，也注意到他们对商业新闻的反思和调整。这方面，我陆陆续读过一些文章，也和同仁们有交流，但终未有机会系统地研究和思考相关国际经验。

  李箐这本书，恰恰从上述两个方面提供了答案，证实也提升了我的相关认知。

  应当说，她这本书的前三分之二，可让财经新闻界的入门者或是学生收获多多，算得上记者业务指南。对于我这样的“资深新闻人”，也不无启迪。算起来，我虽然入行较早，进入财经新闻领域的时间，却比李箐不过多了两三年。而且，她长年在证券金融领域，专业上更为精深。她的许多经验体会，没有机会与我敞开来交流过，比如说如何看财报、辨识分析师、在数据中找新闻、丰富信源等等，更何况这回在美国系统听课、研习，其系统性和理论性又大有提升。

  当然，更让我感到有意义的是

  她通过这些介绍所表达的价值观

  ，也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李箐在北卡大学一年的学习和交流，是在2017到2018年间，从她的记叙可以看到，虽然经历了过去20年的颠覆性冲击，美国新闻界的专业主义价值取向没有也不可能被颠覆。环境与平台都在变，新闻表达的手法也不断丰富，人们在艰难地寻求新的商业模式以支持新闻长青，但价值认知是不变的。

  李箐的书用了非常大的篇幅，讲

  为什么和怎么来当财经记者

  ，讲得很细很全，既包括许多传统的基础的职业规范、原则和技巧，也包括版权保护、数据使用和社交媒体角色定位、信源使用。书中还专门讲到美国商业新闻在近年来历次市场泡沫中对自身角色的反思和调整，讲得相当切近翔实。书中的这些内容，其实就是财经新闻的ABC，是专业人经年实践的结晶。

  这说明，新闻是不会死的，而记者是职业也是专业。按国际同行们的说法，我们信仰新闻（we believe journalism）。

  

  与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的新闻人历来更艰难。你想当个好记者，这些ABC就是你的起点；不想当，可以离开这个行业。但如果以为，这些基于价值共识的行规就真的变了，或者想改变价值想改变行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国际和中国的经验，可能有时非常惨痛，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李箐这本书读到最后几章，会觉得份量愈重了。该书八、九、十这三章，分别讲述了美国财经媒体发展中的教训警示，以及这些年新媒体冲击波面前的行业共识，均值得一读。其中有些内容，是专涉传播学理论的，我特别在此一提：

  一是关于新闻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理论。

  这是大众传播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认为大众传媒主要通过提供信息和议题来决定受众关注哪些事情，亦即设置公众议程。北卡罗林纳大学的唐纳德•肖（Donald Shaw）教授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不过，肖教授和他的同行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提出这一理论是在1972年。如今互联网狂飚席卷之下的媒体已经河山巨变，社交媒体们乐于强调自己是“技术公司”，但其媒体属性越来越不容置疑。

  面对新形态的舆论场，当年风靡一时的议程设置理论过气了吗？李箐在北卡专门与肖教授面对面讨论了这一话题。

  肖教授继续坚持自己的理论，其看法煞是有趣。他与麦库姆斯提出这一理论后，多年来仍在继续进行实证研究。近期，通过1997年、2008年、2012年三次对选举场景的研究，他观察到媒体议题与公众议题（issue）的相关度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出议程设置从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转移，但是，传统媒体在为社交媒体设置议程方面仍然有强大作用。

  见李箐时，肖教授正在对2016年的美国大选开展研究，当然也一直关注特朗普总统的“推特治国”。他仍然认为，社交媒体带来了信息多样化的局面，而在互动过程中，传统媒体在议程设置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可颠覆的。他用量化的方法表达了这种看法：前互联网时代，议程相关度为+0.9, 目前媒体设置议程的权力被不断分散，但力量仍然很强大，“我认为理想的传统媒体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议题一致性系数，大概是在+0.70至+0.75之间。”

  曾多次造访中国的肖教授觉得，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不能简单套用美国的理论。信然。

  

  二是关于“个人日报”(dailyme)。

  互联网按个人需求推送的新闻，倾向于迎合读者；社交媒体传播的新闻，很容易圈层化。其结果如何呢？李箐以她的体验为例，介绍了国际学者们用传播学“信息茧房”（ information cocoon）理论对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剖析：如果人们完全能够在海量信息中随意选择自己关注的话题，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个人日报”，则会导致茧房形成，失去接触和了解不同事物的机会和能力。信息过载而且迎合性发布的结果，很可能是新闻的“不均衡性消费”, 最终导致社会意见的撕裂和两极化。

  互联网超越了地域文化的聚集影响，爆炸式释放信息，又让用户自行筛选信息。社会是不是更加民主呢？美国学者对此有怀疑有担忧。

  特别是美国大选期间Facebook用户信息被泄露事件发生后，防止信息操纵再度成为热议话题，误传信息（misinformation）和谣言（disinformation）令人备加警觉。有学者指出，在网络时代看似更加民主和自由的表象下，其实潜藏着对民主的破坏。

  更深入地论证这类问题，当然不是一本小书几个篇章可以容纳的。不过，李箐这本研习财经新闻的著述，能够走入政治学的范畴，触及这些新媒体时代传播学的重要理论问题，让读者有所知有所思，让识者去讨论去探究，我以为是很漂亮的“豹尾”了。

  祝贺李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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