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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刘玲：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对史书“义例纠纷”的辨证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8-06 12:19:31

  【作者简介】刘玲，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科教学硕士点负责人，史学史方向带头人。徐州历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师教育指导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史学史和中国历史文献学以及历史教育学等的教学和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近60余篇。著有：《王鸣盛及其〈十七史商榷〉》，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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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鼠：带你直观地了解汽车

  作者：小可爱 发布时间：2019-11-13 00:15:46

  这本书真的是越看越觉得有趣，你越看以后越会觉得这本书对于你来说非常的有用，它非常的优秀的采用新方式来向我们展示汽车。这本书最大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很多地方都是采用图画的方式来展示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并且是采用的一种非常幽默诙谐的语言来表达。

  在今天，我们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实力水平的提升，汽车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着越来越不可缺少的角色。私家车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必备品。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辆车。可是对于车的了解我们又知道多少呢，很多人对于车的了解只是基于皮毛的最基础的了解，而更深层次的了解还是有待提升的。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来加深自己对于汽车的了解，深入的去了解汽车这个行业，在我们买车修车的过程当中避免很多坑。这个书里面主要讲的是二狗与车的故事。你在看起来的时候，会让你哈哈大笑，感觉非常的快乐，但是在快乐的同时，我们又会感受到我们在边笑的时候边学习到了关于汽车的一些知识。我想这就是这本书写作的最初目的吧。

  在这本书里面，尤其在讲车的构造的时候，是非常生动有趣的。对于汽车的构造，对于女生来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可能男生他们热爱车，他们对于车的整个构造都是有非常详细的了解，可是女生就不一定这样了。就好像我一样看到车的构造，心里面都是蒙圈儿的。完全不知道别人在跟我交谈关于车的东西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但是看完这本书之后，他们在交流关于车的问题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也有话可以说了。

  汽车作为我们的出行方式的一种，而且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汽车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即使自己已经有了驾照，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对于汽车的了解也是局限于使用，或者它表层的皮毛了解而已。通过这本书，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关于汽车各个方面的知识，而且是通过非常幽默和诙谐的方式来了解，看起来一点也不痛苦。

  快乐学习，在李老鼠的带领下，我们可以更好的 更幽默的，更轻松的，更快乐的去理解，汽车的方方面面的知识点。从一个汽车小白变成大师。请紧跟李老鼠的步伐，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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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金彩 实验语言哲学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作者：最后一爻 发布时间：2024-01-12 23:46:12

  实验语言哲学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李金彩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Jcli@english.ecnu.edu.cn

  2004年，美国哲学家爱德华•麦希瑞（Edouard Machery）等人在

  Cognition

  期刊上发表了 “语义学：跨文化风格” 一文，通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人们关于专名指称直觉判断进行探究，发现普通大众并不广泛分享克里普克在哥德尔思想实验中有关 “哥德尔” 这个名字的指称对象的直觉判断，且普通大众的语义直觉呈现出系统的跨文化与文化内差异：约60%的美国受试具有克里普克式的语义直觉，而大约30%来自中国香港的受试则具有描述性直觉。该研究对传统的基于直觉的思辨哲学论证方式发起挑战，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主流指称理论——历史因果理论——之可靠性提出质疑，在语言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激烈的反响，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研究方法和实验结果进行批判，催生了大量有关名称指称的实证研究， 开启了语言哲学的“实验转向”

  [①]

  ，实验语言哲学随之成为语言哲学领域一个前沿阵地。

  “实验语言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又名“实验语义学（Experimental semantics）”，二者的交替使用一方面源于语义学研究的哲学进路和语言学研究的重合，另一方面则奠基于（语言）哲学和语言学这两门学科互为摇篮的紧密关系：“是哲学的，定能为语言研究所用；是语言的，必然关涉哲学理论”（王寅，2017）。实验语言哲学研究主要运用认知科学、实验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等领域的实证研究方法探讨核心语言哲学议题。根据其狭义的用法，实验语言哲学/实验语义学专指有关专名指称问题的实验研究，如戴维特（2011）、（2012）以“实验语义学“为题的论文集中讨论有关专名指称测试的问题；而广义的实验语言哲学/实验语义学则不仅涵盖了语言哲学领域中有关指称和意义研究的诸多现象和话题，如限定词、模糊语、颜色形容词、审美形容词、个人口味谓词、蔑称语言、仇恨言论、情绪概念、真值概念等，还对实验语言哲学的方法论进行讨论。因此，随着研究议题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实验语言哲学逐渐成为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如今，在实验语言哲学诞生二十周年之际，有必要对该领域的发展演进和前沿动态进行梳理总结，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向进行展望。尤其是通过对中国实验语言哲学研究者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复盘，对加速实验语言哲学研究本土化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下文主要以实验语言哲学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专名指称——为例，从实验语言哲学的兴起、发展与未来三个维度对这场颇具影响的实验语言哲学运动进行述介。

  一、

  实验语言哲学的兴起

  实验语言哲学的诞生具有内部、外部双重动因。从语言哲学内部来看，“直觉中心论”在当代语言分析哲学传统中广为流行，正如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1980：42）直言：“虽然一些哲学家认为直觉内容不够稳定，但是没有比直觉更为稳定的证据了，因而仍要将其视为重要的证据”。哲学家的直觉判断在语言哲学理论构建和论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直觉相符或相悖，往往作为判定理论学说之合理性与可靠性的标准。然而，由于哲学家的直觉判断可能存在主观性、认知偏见、个体差异、文化语境依赖等特征，这种坐而论道式的哲学思辨方法存在其固有的缺陷，藉由此范式构建的语言哲学理论之普遍性和可靠性因而值得关注。

  从语言哲学外部来看，一方面，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自然主义逐渐成为英美分析哲学界的一种主要思潮，尤其是在斯蒂芬•斯蒂奇（Stephen Stich）及其著作《理性的碎片》、《解构心智》等著作的影响下，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逐渐被引入到分析哲学讨论之中。本世纪初，乔纳森•温伯格（Jonathan Weinberg）等人发表的有关知识论的实证研究、约书亚•诺布（Joshua Knobe）发表的关于意图行动的实证研究，昭示着实验哲学运动的开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跨文化心理学一系列研究表明，来自不同文化群体的个体在认知世界时，其感知、注意、记忆等基本的认知过程中存在系统的跨文化差异。正是在这类研究的启发和影响之下，麦希瑞等将语言哲学中经典的哥德尔思想实验加以实证化，开启了语言哲学研究的新时代。因此，可以认为，实验语言哲学是对传统语言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有益补充，强调认知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和实验设计在解决语言哲学问题上的重要性，以确保对语言哲学问题的研究更具客观性、科学性和可靠性。

  二、

  实验语言哲学的发展

  早期的实验语言哲学主要围绕麦希瑞等（2004）的开创性研究展开。该研究有关专名指称之跨文化与文化内差异的发现，不仅对广为接受的历史因果理论之可靠性提出质疑，还向传统的扶手椅哲学范式提出挑战。继麦希瑞等之后，众多研究者在不同的视角下对该研究进行了批判，相关研究大致可归为两类

  [②]

  ：直觉派和使用派。前者承认语义直觉在指称理论构建中的作用，但认为麦希瑞等的研究设计存在明显缺陷，如混淆语言直觉与元语言直觉、混淆讲话者指称与语义学指称、混淆认识视角、错误选择普通大众作为受试等，因而其研究结果不能支持其对指称理论和传统哲学研究方法论形成挑战。然而，作为回应，麦希瑞及其合作者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即使将上述可能的影响因素加以实验控制，中、美受试的指称直觉仍然呈现出系统的跨文化与文化内差异。强调语言使用的研究者（如戴维特）则认为指称理论的构建和测试应该关注基于语言使用的语义事实，而非语言直觉；而语言使用的考察，可以借鉴语料库方法，或者可以通过诱发产出（elicited production）的实验设计来进行。但是，目前尚无有关名称的指称性使用是否存在系统的跨文化差异的研究。

  回到直觉派这一阵营中，尽管专名指称直觉之跨文化模式一直处于指称实验研究的焦点位置，但是已有的研究多止步于对文化效应的鲁棒性（robustness）的验证层面，鲜有学者对其成因与发展进行探索。鉴于此，笔者在一系列研究中对指称直觉之跨文化与文化内差异的成因和发展进行了实证探寻，并撰写了实验语言哲学领域内首部以专著形式讨论专名指称问题的英文著作——

  The Referential Mechanism of Proper Names: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s into Referential Intuitions

  （《专名指称机制：指称直觉的跨文化研究》）。

  [③]

  其中一项研究从发展心理学和跨文化视角切入，通过编写新颖的实验材料和实验任务，不仅验证了指称直觉判断之跨文化模式，更重要的是首次发现这种差异在儿童七岁时业已显现——来自中美两个文化群体的儿童之指称直觉判断分别与其文化内成人的指称直觉判断相似。这一结果促使我们思考，到底缘何人们的指称直觉会出现如此系统的跨文化与文化内差异。

  鉴于已有的指称实验均大多围绕麦希瑞等编写的“当代哥德尔案例”展开，而该案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包含了认知不对性，即故事内专名使用者如约翰所了解的信息有限，而故事情境之外的实验参与者通过阅读实验材料获取了更为全面丰富的信息，笔者在另一项研究中通过借鉴心理学实验方法，对认识视角对指称直觉判断的影响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所谓的指称直觉之跨文化差异似乎可归因于中国人与美国人惯常采用的认识视角择取策略的不同：中国人多具有描述性的直觉判断，是因为他们倾向于择取他人（即故事内仅掌握有限信息的语言使用者）的认识视角；美国人多具有历史因果式的直觉判断，是因为他们倾向于从自身具有认识优越性的视角出发来作答。这种指称直觉判断与认识视角的对应模式在后续的采用被试内设计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中国受试在采取他人的认识视角时会给出符合描述论的判断，而从自己的认识视角出发时给出符合历史因果理论的判断。换言之，在基于当代哥德尔案例的实验中，认识视角的改变导致指称直觉判断的改变。上述这两项研究通过独特的实验设计和素材，首次为有关指称直觉跨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同时，这一研究结果也为指称理论测试的实验设计指出方向，未来的研究素材除了需要避免先前研究中指出的设计缺陷，还亟需规避当代哥德尔案例中的认识视角不对性问题。

  近年来，除了专名之外，自然种类名称（如“水”、“金子”等）业已成为检验指称理论的另一试金石。在讨论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问题时，人们常常将描述语理论、历史因果理论分别与语义内在论、外在论相联系。前者认为语言使用者心理的内在状态唯一地确定了自然种类词项的指称对象，而后者则强调该类语词之指称对象的获得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客观事实。如同专名指称的情形，长久以来，有关自然种类名称的外在论观点更受欢迎。然而，该理论的主导地位近年来亦受到了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强烈冲击，甚至指称一元论——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的指称理论——的立场也开始松动。

  一些学者提出了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混合论”，认为语言使用者可能既是描述论者又是因果论者，他们所处的语言文化群体并非严格地由“纯粹描述论者”和“纯粹因果论者”简单组合而成，而是可能由集描述直觉与因果直觉于一身的个体构成，在确定自然种类名称对象的过程中描述语信息和历史因果链条均发挥作用。根据该理论，受试在自然种类名称实验中体现的差异可归结于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正常情况下，描述语信息和历史因果信息指向同一对象，而在某些特定情形中，当两类确定指称的信息指向不同对象时，可能压根儿就不存在唯一确定的信息可以识别出指称对象，此时语言使用者可能会择取其一来确定指称对象。另有一些学者提出“指称歧义论”，强调自然种类名称在不同语境中的指称确定方式不同———自然种类名称的具体例型的指称对象在一些情景中通过描述语得以确定，而在另一些场景中则需要诉诸历史因果链条，因而在指称对象确定方式上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歧义性。但是，不同于指称混合论，歧义论认为描述语信息和历史因果信息并非同时交互发挥作用，而是分别在不同的语境中单独发挥作用。这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确定方式比专名更加多样化，没有一个理论可以完美地涵盖、解释所有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相反，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很有可能呈现以下情形: 一些是描述性的、一些是历史因果式的、一些是歧义式的、而一些是混合式的。但是，具体而言，到底哪些类型的自然种类名称对应哪个指称理论，这或将成为未来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总之，名称（包括专名和自然种类名称）的指称作为语言哲学领域的经典议题，在轰轰烈烈的实验哲学运动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热烈的讨论，构成了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一条主线。虽然通过二十余载的研究，我们依然尚不确定到底是否存在一个正确的指称理论以及正确的指称理论到底是什么，但是已有的多维度的实证探索无疑为专名指称机制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证据，同时也为实验语言哲学领域其他议题的实证探索提供了启迪。

  三、

  实验语言哲学的未来

  过去二十年来，实验语言哲学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引人瞩目却又颇富争议的研究结果，对传统语言哲学坐而论道的惯常路径形成不可忽视的挑战。然而，作为一个较为年轻的学科，实验语言哲学自身体系尚未完善，研究议题虽在拓展但仍较为局限，方法论亦略显粗陋，因而其本体论地位与方法论取向屡遭质疑。

  然而，若对当前实验哲学领域的惯常范式进行考察，便不难发现实验语言哲学的应运而生实则彰显了其在哲学实验研究中的优先性。长期深耕语言哲学领域的梅剑华教授在其最新力作《直觉与理由：实验语言哲学的批判性研究》（2023）中对这一观点作了精彩阐释。在梅剑华看来，如果我们接受达米特关于“语言哲学是第一哲学”的主张，那么与其他实验哲学分支（如实验知识论、实验道德哲学等）相比，实验语言哲学就处于更为根本、基础的地位，这种实验语言哲学的优先性主要体现在实验哲学的具体研究实践之中。通常，在实验哲学研究中，研究者基于经典的哲学思想实验，设计问卷调查或其他实验方案，考察受试在阅读完实验材料之后做出的回答并对其做出理论阐释。在实验设计过程中，任何实验文本材料的编写都离不开特定术语和概念的使用。虽然实验中受试被问道的是某个关于世界的事实，但这一事实藉由语言来表达，甚或被语言塑造。换言之，基于思想实验文本的调查，既是关于语言的又是关于世界的。由此，为了最大程度上提高实验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研究者在实验设计中必须对所使用的语词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警惕任何可能出现的语词效应，并需要及时对其进行反思、修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而言，实验哲学研究中语言分析优先，实验哲学就是一种语言哲学；若语言哲学是第一哲学，那么实验语言哲学就是第一实验哲学。

  [④]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当前的实验语言哲学研究遭遇瓶颈。一方面，语言哲学研究实证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二分对立趋向。为了便于设计实验，研究者往往将针对某一议题的相关理论进行二分对立地简化。譬如，在专名指称实验中，实验语言哲学家将理论阵营粗略划分为描述语理论和历史因果理论，且每个理论的要义也被简化成少数的条目以便做出理论假设。实验任务的设计同样基于非此即彼的立场，往往缺乏中间立场或混合立场的选项。这样简单化的理论假设和任务设计无疑会错失接近部分真理的机会。显然，未来的研究中，实验语言哲学研究者需要充分考虑更为复杂的理论图景与争鸣，设计更为周全、可靠的检验理论的工具。

  另一方面，尽管实验语言哲学家惯于声称他们通过借鉴心理学、社会科学、认知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对语言哲学核心议题进行“科学”研究，但是迄今的实验语言哲学研究方法仍然主要囿于问卷调查方法。通常，实验语言哲学家将语言哲学文献中的经典论证案例实证化，邀请未经哲学相关专业训练的普通大众在阅读完研究者改编的实材料之后做出直觉判断，其中的理念似乎是通过问卷调查就可以挖掘受试的内在直觉。然而，这种问卷驱动的研究方法面临多重问题。其一，问卷设计的信度和生态效度有待验证，受试所提供的数据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验研究者的理论假设值得关注。其二，作为“直觉泵”的实验素材局限于少数经典的思想实验（如“哥德尔”、“孪生地球”等)，其语言描述晦涩冗长，情景较为单一，缺乏语言使用情境的多样性和代表性。一个更为的根本的问题是，哲学思想实验到底是否能够成功地改编为心理学式的行为实验。最后，实验语言哲学家还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从一把扶手椅转向多把扶手椅——从对哲学家自身的直觉判断转向普通大众的直觉判断——的方法论取向是否比传统的思辨哲学更为优越。

  因而，如何超越当前实验语言哲学“问卷驱动的浪漫主义”之现状，设计并实施合理缜密、科学有效的实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针对这一方法论难题，梅剑华在《直觉与理由》一书中创新地提出未来的实验语言哲学研究需要从基于直觉的单重量化研究方法转向四重证据法，即整合量化分析方法、质性分析方法、苏格拉底对话方法和概念分析论证方法。

  其中，集中考察直觉判断的量化分析方法是迄今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尽管存在如前所述的多种缺陷，但仍可作为第一重证据。没有量化分析，就没有实验语言哲学研究可言。第二重证据聚焦受试所提供的答案背后的理由，即关注点从直觉转向理由，这是因为受试在作答时可能基于迥异的理由选择相同的答案，这就需要引入质性分析方法，通过书面的开放式问答或者半结构化访谈等方式以期获得更加丰富的见解。然而，由于这种藉由质性分析获得的数据依然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为了达到更高程度的理性认识，哲学讨论中还需要引入苏格拉底对话法，这就是第三重证据法。苏格拉底对话法通过巧妙的设计，使受试置身于某种具体的情境，在此基础上，针对某个哲学概念或论题展开深度对话。其间，被访谈者需要面对访谈者抛出的问题与质疑，对所用术语概念进行澄清，以进一步形成较为系统成熟的看法。这种苏格拉底知识更为客观、可靠，是实验语言哲学家值得重视的证据来源。第四重证据源自于概念分析，对实验语言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实质性地引导作用。在一项实验语言哲学研究前期，概念分析不仅可以为实验研究提供基本的框架和素材，还有助于研究者设计出更为合理的研究工具；而在研究后期，从前述三种方法获得的实证数据到具有哲学意味的结论的确证过程中，依然需要对核心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和区分，并构建恰当的论证，以回应可能的批评和挑战。

  可以认为，梅剑华在《直觉与理由》一书中对实验语言哲学之优先性的论述以明确的方式确立了实验语言哲学的本体地位，而后提出的四重证据法，为突破当前实验语言哲学方法论瓶颈提供了新思路，为优化、深化问卷调查驱动的实验语言哲学研究提供了新工具，是对实验语言哲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助推实验语言哲学2.0时代的到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实验语言哲学视域下的专名指称机制建构”（21CZX065）。

  【作者简介】：李金彩，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明园晨晖学者，研究方向为语言哲学、实验哲学。在

  Cognition、Journal of Semantics、Mind & Language、Metaphilosophy、《

  当代语言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等期刊发表数篇文章，英文专著

  The Referential Mechanism of Proper Names: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s into Referential Intuitions

  由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

  [①]

  李金彩、刘龙根，2015，实验语言哲学：革故鼎新抑或陈陈相因？《当代语言学》第17卷第3期273-283页。

  [②]

  详细综述请见：李金彩（2022）“名称指称难题的消解: 实验语言哲学进路”，《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第2期19-29页。

  [③]

  Li, J. 2022.

  The Referential Mechanism of Proper Names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s into Referential Intuitions

  . Routledge.

  [④]

  梅剑华，2023,《直觉与理由：直觉与理由：实验语言哲学的批判性研究》，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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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文艺，也得有眼光

  作者：多多 发布时间：2011-12-02 14:54:56

  花了两天时间，将《齐如山回忆录》翻完，算是对老辈人又多了认识了一位。

  齐先生生于1875年，去世于1962年。他少年时入京师大学堂学外语，后游历欧美，开阔眼界，回国后，曾做过生意，再后来则专门研究京剧与民俗。这本回忆录记录了不少北平旧事，如京师大学堂初创时的状况、梨园行的情形、日占时期的北平生活等等，此外，还有齐先生的著述概要及战后南逃台湾的经历等，均写得生动有趣、很有见解。

  比如，写京师大学堂那一段：说当时大学堂初办，专门培养外语人才，此为当时新学，许多不明事理的晚清人士认为学外语，便是降了外国，因此谁都不愿意来，要有谁家孩子进了大学堂，则往往被视为是没有出息、走投无路的表现。为了吸引学生，当时大学堂给学生的待遇之好令人乍舌：按月发银子、吃饭免费，每餐几碟几碗，都是有规格的，到了冬天，还得有自选火锅伺候着。可就这么着，那些学生还不乐意学呢，整天价吵吵闹闹的，逃课、逛窑子这都是家常便饭，几年下来连外语的门都没入的更是大有人在。齐先生出身贫寒，自是用功之辈，几年功夫，通了外语，日后便大有用处。

  齐先生不会票戏。更不是梨园行的角儿，但有一条，他是真懂戏，而且有研究，再加上他会外语、通西洋，因而是位极有眼光的鉴赏家。先生与梅兰芳交好，梅的成名，不少便是得益于齐先生的指点。30年代，梅老板轰动一时的赴美演出，就是齐先生一手操办的。齐先生撰写的《梅兰芳游美记》便是记载这次京剧出国的一手材料。既能研究，还能说戏、写戏，并且懂得操办演出，这就不是一般人了。有人将齐先生比作梅兰芳的经纪人，其实并不完全合适。齐、梅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是老派作法，放在现代社会，实在很难找到一个合适名词来对应。

  从晚清到民国，唱京戏的名角不知其数，然而，对京剧有系统研究的人却不懂。这是因为：唱戏的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有心得、有经验，却没有研究的能力；而专门搞学问的人，喜好京剧者甚多，但愿意专门研究这行儿的，又没有几位了。因此，齐先生对京剧研究的价值自然格外重大了。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亲访过的京剧伶优就有四千余人，不仅搜集了大量宝贵史料，而且还专门创办了国剧研究会。先生一生勤勉，存世著述共90余种，这些文字，丝毫不比名家名角的演出逊色，都是梨园行的宝贵财富。

  齐先生生于乱世，从晚清到民国，从北平到海外，最后终于台湾，其一生的经历非常丰富。在他的身上，既有传统士大夫的气度，也有西洋文化熏陶下近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和判断。如果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的话，那么，齐先生应该是个很好的样本。

  抗战时，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先生数年闭门不出，在家专心著述，每遇与日本相关的事务，先生总是巧妙周旋，坚持不为敌国做事。这便是他身上体现传统知识分子风骨的一面。有人说了，不与日本人合作者多了，怎么到了齐先生这里便是传统风骨了呢？这话自然是不错的，但您且听我把话说完。日本战败后，北平不少受日本人欺压的穷苦人见日本人便要出气，街上碰瓷滋事的有之，明目张胆抢东西的也有之。有人劝齐先生也出出气，还能趁机捞一把，但齐先生是怎么说呢？他讲：这么些年在日本人的欺负下度日，我对他们当然也是有气的，但是，我不出气便罢，要出气非杀他几个高官不可。打骂降兵，或者趁机发点小财，我不反对，但我自己是断不会这么做的……这样的做派，便是与普通小人物的区别了。

  先生是读书人，但他又绝非一介书生而已。他曾自述：“我做了十来年买卖，与各界的人都接触得很多，真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农工商贾，各种技艺人员都认识了不少”。按传统道理来说，士与商是不能相通的，因此，齐先生这样的经历，与传统书生是大不相同的。“欲研究经史，不能离开社会”，“由社会中的许多情形，可以明了经史的意义；由经史中的记载，又可以知道社会中各事之来源”。先生的这段自白，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了。与之相比，先生会外语、通西洋文化，倒未必是多么重要的区别了。会外语的人读书人多了，但有这般见解的恐怕就没多少了吧。

  齐先生是位与社会接触面很广的知识人，喜欢观察人，自称多从“街面上得来知识”，他能在戏曲、民俗方面有所成就，全凭好性情。他曾专门研究过北平的三百六十行，还喜欢同各大小饭馆的厨师交谈，并著有《烹饪述要》等研究美食的书。先生懂美食，但却不贪吃。平日，甚至逢年过节，倘无客人来访，他的家中是只做两个菜的。如此，只为省时、省事。身安心静、自我修为，这就是先生的生活哲学了。梁实秋曾讲：“齐先生心胸开朗，了无执着，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声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的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上面这段话是网上看到，觉得很贴切，故引用于此。

  齐先生一生专心学问，通晓人情事理，他远离政治，但又对时事、对政局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这最让我敬佩的地方。多少大学者、大科学家和著名文人，因为不懂政治，或者自以为与政治无关，最后落得个斯文扫地，甚至赔上了身家性命。这样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见得还少吗？

    

  齐先生则不然，他对政治有自己的判断，而且看得很准。共产党进城前，有人劝他留下来，说他不过是个文化人，共产党不会将他怎么样的。当时齐先生是这么说的：共产党会不会把我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认可共产党的制度，只这一条，共产党大概就不会放过我的。即便他们不动我，我大概也不能活得愉快，所以是一定要走的。后来，先生南逃，路过到上海，曾与梅兰芳相见，两人同与工商界人士吃饭，席间有人说：上海人最会对付外来人，这么多年，西洋人、东洋人，不都让上海人给对付过去了嘛。共产党能怎样？大不了工商界凑它一千五百万美元给共产党，让上海独立便是了。当时齐先生没说话，可回来后，他对梅老板讲：那帮人的判断断不可取，能收拾上海人的还就是共产党。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当然不可取，可是，国民党你批评它，它还不能把你怎么样。而共产党则不同，是连说也说不得的，所以还是走了罢。最后，梅老板还是决定留下来。为这事，齐先生到台湾后，还仍然感叹：说梅兰芳到底只是个戏子，但凡有点眼力，是绝不会继续留在大陆的。这话讲的是梅老板，不过，推而广之的话，对不少人也都是适用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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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评

  作者：小林 发布时间：2017-02-16 14:57:48

  书名：Daring Greatly

  作者：Brene Brown

  分类：Psyco

  阅读时间：2015年12月－2016年1月

  评分：5 星

   

  1. 书籍结构

  序言：罗斯福演讲; 定义vulnerability和daring greatly

  C1: scarcity: looking inside the culture of “never enough”: 永远不满足，永远不够好，vulnerability产生的原因

  C2: debunking the vulnerability myths: 关于vulnerability的四个迷思

  C3: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shame: 羞耻感，vulnerability的后果

  C4: vulnerability armory: 应付vulnerability的自我防卫机制

  C5: Mind the Gap: cultivating change and closing the disengagement divide: 应用vulnerability解决问题

  C6: Disruptive Engagement: daring to dehumanize education and work: 在工作和教育中应用vulnerability

  C7: Wholehearted parenting: daring to be the adults we want our children to be: 在子女教育中应用vulnerability

   

  2. 核心思想

  书其实都围绕一个词写的，vulnerability. 中文的翻译是“易伤性”或者“脆弱性”。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核心，是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去做一件没有把握的事情，去挑战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去接触新的人群，都是在自己感到自如的范围之外的；做这些事情的结果，有一半的可能成功，得到自己期待的结果；但是更有一半的可能性失败，产生自我否定和挫败感。

  Vulnerability有很多诱因：恐惧、紧张、新的环境、挑衅性的对话，甚至是不想失去的爱，而归根结底，是现代社会“永不满足”的风气。永远不够好，永远不够聪明，永远不够漂亮等等，所以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脆弱。而vulnerability的后果，是面对失败和伤害时产生的自我挫败感和羞辱感，这种感觉又会反向强化“不够好”的心理认知。甚至更糟，如果把个人价值牢牢系在外在的评价或者事情本身的成败上，强烈的挫败感和羞辱感，会摧毁一个人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同。

   

  人类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为了躲避不舒服的不安全感，我们在千百年的进化中，发展了无数种防卫机制：排名前三的是悲观的喜悦（“这么好吃的黯然销魂饭，我以后吃不到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完美主义和麻木。当然还有一种最常见的，逃避。想一想每次课堂上问问题，下面鸦雀无声，就能明白。

   

  既然追求确定性和安全感是人类的本性，那么躲避vulnerability 有什么错呢？作者说，vulnerability虽然让我们不安，但是它也是人类一切情感和创新性的基础。如果害怕跌倒，孩子就不会学会走路；如果害怕在爱中受伤，我们就无法找到一生的伴侣。当我们一次一次逃避挑战的时候，困难后面隐藏着的快乐和成长，我们也就无法企及。

   

  这就是作者把本书叫做Daring Greatly的原因，忠实的按照字面翻译，是“孩子别怕勇敢往前走”。我们必须直面内心的恐惧，迈出脚步勇敢走进以前不敢涉足的体育馆。有勇气并不能代表能降低不确定性，不好的结果和伤害，也许会如期而至。所以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你的内心深处，是如何认定自己的价值？你是用成就、年薪、外貌等等来锚定自己的价值，还是你无条件的肯定自我的存在和价值？你是觉得只有做到一定程度（然后永不满足的进步），自己才值得被别人接纳和爱，还是你无条件的觉得自己应该被爱和有归属？

   

  这么写有点像坊间流行的灌装鸡汤。但是人的一辈子，其实就是在处理和自己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在我看来，和自己的关系是万事万物的基础。记得读到书中这一句，The important thing to know about worthiness is that it doesn't have prerequisites　“重要的是记得，自我价值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内心狠狠被击中，继而热泪盈眶。就是这一句话，可以破除万千魔障：不用把别人的有心或者无意的伤害，内化成自我的否定，陷于受害者情绪无法自拔；在有些领域，不如别人也不用矮化自己，你强认你强，清风拂山岗；也不用像捷豹女一样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获得虚妄的满足和存在感。人在内心认可了自己的价值，处理好了与自己的关系，那么就好像功夫里面说的，马步就扎稳了，种种美德随之而来。

   

  书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daring greatly的勇气。书里面写到：But as I look back on my own life and what Daring Greatly has meant to me, I can honestly say that nothing is as uncomfortable, dangerous, and hurtful as believing that I'm standing on the outside of my life looking in and wondering what is would be like if I had the courage to show up and let myself be seen.　试着翻译一下，“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最让人不安、危险、和受伤害的事情，是相信我是自己生活的观望者，是去悔恨如果我有勇气去尝试，生活将会是如何不同”。有了勇气去尝试，就会失败和跌倒，就会觉得羞辱。治疗的方法是前文所说的自我价值的认可，还有给自己和处于同样脆弱境地的他人与同情，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指责和做判断。还有一个方法是normalizing,　就是说，谁都会脆弱和软弱和迷茫，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都会经过，所以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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