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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最完美的自己在年少时相遇

  作者：bieyi 发布时间：2010-09-21 10:58:44

          最近一直感觉到自己老了，好像还没有多么享受生活就被麻木而枯燥的工作以及生活的压力所扑倒，所剩不多的激情也几乎被燃烧殆尽。

          万幸的是在我还没有被压力打倒的时候看到了这本名叫《最好18岁前就做过这些事》，看起来很标题党的名字和励志的封面叫我产生了随手翻阅的兴趣，在阅读了前五页之后我决定买下这本书，一本由12个我们心中最完美的少年少女写就的成长罗曼史，在他或她们的成长中，有着和我们一样的故事，也有和我们不同的地方，今年的夏秋，他们会奔赴北美，在那里进行进一步的深造。

          很难说你不会对这12个孩子产生嫉妒的心理，年轻，才华横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态都是那样的健全，丝毫不比我们这些成年人差，我很好奇这些少年们的父母对他们进行了怎样的教育。

          俞敏洪在这本书前面的序里面写道：“蜗牛只要能够爬到山顶，和雄鹰所看到的景色就是一样的。”只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话，就打动了我沉寂很久的内心，叫我下定决心购买了这本书。

          12个和我应该算是同龄的年轻人，用自己生动活泼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和正在进行中的青年时代，用他们的激情写出了卓越的成绩，在年少的时就和最完美的自己相遇。

          这本书，是一本非常经典的励志书，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的更多不是所谓专家的评论，而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共同回忆的成长曲。相比之前新东方出版的《立志要趁早》更加的生动活泼，在文章的选用上面更加具有代表性，选择了90后早期的杰出少男少女们的成长经历，相信会引起很多我们80后已经为人父母的人们的共鸣吧。

          从敢想敢做的宋思嘉到前途不可估量的公泽，无论是思想叛逆，不拘小节郭雨桥还是认真，才气傲人的刘奕辰，这些90后的王者们，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比高考更加艰辛的成才道路，高考看的只是分数，而他们选择的留学之旅则是人才和人才之间的能力厮杀，能够胜出的无一不是顶尖的人才，他们的成长之中共性的地方，应该被我们重视。

          这本书其实还是一本父母教育孩子的“圣经”，我们这一代的人父母，多数是依然沿袭了老的传统教育方式，对我们很多人的教育都是古板的，毫无建树的，而这本书的出现则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教育方法，教育思维上的清新风扑面袭来，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些少年们成长之中的不同，那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受到新式教育思维的影响而出现的。

          教育一直是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可我们的大众教育却一直不得法，很多人都受到传统教育方式的影响，可以说传统教育方式在中国式根深蒂固的，而这本名为《最好18岁前就做过这些事》则从一个侧面的角度直插教育的软肋，用更加开放式的教育方式来指导我们如何培养天才。

          我想这样的一本好书，不用我再多做介绍了，因为作为一个80后的我，虽然早已过了18岁的年龄，但我在阅读这本书之后依然想把那些18岁之前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都努力尝试一次，用最轻松自由的方式再度享受成长的欢笑。

          也许这就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吧，叫所有人阅读之中都能够通过一些行动来找回弥补自己失去的青春，享受快乐轻松的青春。

          和你身边的所有青少年朋友们一起分享这本书吧，一定会有很好的享受的；和你的孩子一起分享这本书吧，享受成长的独特欢乐。

          你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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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能退货吗？！！！！！！

  作者：斗樱 发布时间：2011-12-04 19:53:36

  买错了~~o(>_<)o ~~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本来想买的，是一本关于介绍世界各国售卖猫形象物品专营店的游记，而不是这种网络时代纯粹为了赚读者兜里钱才出版的口水书！

  这本以作者的收藏手记的形式附上收藏的心情日记，书好薄页数好少不说，图片没那么多。作者的心情日记和文字下方的图片也完全不配套好伐～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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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变引用书单

  作者：草の木 发布时间：2017-12-08 08:26:23

  ［1］［美］小理查德·埃尔克斯：《大国的命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2］北京电子管厂史编辑委员会：北京：《北京电子管厂史， 1956—1986》，未公开出版， 1986年。

  ［3］《北京东光电工厂厂史 　 1969—1989》，北京：未公开出版， 1989年。

  ［4］北京市经济委员会编辑处（北京市经委）：《北京工业 43年大事记 　 1949—1991》，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2年版。

  ［5］《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社志， 1987. 9—2000. 12》。

  ［6］迈克尔·波特：《日本还有竞争力吗？》，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2年版。

  ［7］步丹璐，黄杰：“企业寻租与政府的利益输送——基于京东方的案例分析”，《中国工业经济》， 2013年第 6期（总第 303期），第 135—147页。

  ［8］阿道夫· A·伯利，加德纳· C·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Berle， Adolf A.， and Gardiner C． Means． 1997/ 1932． The Modern Corporation＆ Private Proper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9］蔡莹莹：《群众式工业化与浙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论文， 2012年 6月。

  ［10］陈锦华：《国事忆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年版。

  ［11］陈泳丞：《台湾的惊叹号 　台日韩 TFT世纪之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 2004年版。

  ［12］陈元：《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年版。

  ［13］《当代中国的电子工业》，北京：（《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

  ［14］车运洪：“彩电用线性集成电路引进工程回忆”（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2010年，第 229—234页）。

  ［15］高鸿锦：“中国液晶产业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光电子技术》， 2000年 3月 　第 20卷 　第 1期。

  ［16］郭丽岩，路风：“自强还是自残？——有关外资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深层议题”，《国际经济评论》， 2006年第 6期（ 11—12月），第 27—31页。

  ［17］《周凤鸣与北京电子管厂》，北京： 1998年（本书是北京电子管厂回忆周凤鸣的文集，未公开出版）。

  ［18］［韩］金麟洙：《从模仿到创新：韩国技术学习的动力》，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版。

  ［19］京东方：《理想之路》， 2003年版和 2008年版（本书是京东方的培训教材，包括对企业历史的介绍、个人对企业重大事件的回忆和领导讲话）。

  ［20］［匈］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

  ［21］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7年第 2版。

  ［22］李铁映：《电子工业的发展与改革，一九八五到一九八八》，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年版。

  ［23］［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24］刘克崮，贾康.主编：《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亲历与回顾》，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年出版。

  ［25］路风：《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6］路风：“冲破高铁迷雾”，《瞭望》， 2013年 12月 2日（总第 1552期），第 30—40页， http://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3-12/ 02/ c_ 125792582. htm。

  ［27］路风：“被放逐的‘中国创造’——破解中国核电谜局”，《商务周刊》 2009年第 2期（ 1月 20日），第 28—53页。

  ［28］路风：《国有企业转变的三个命题》，《中国社会科学》， 2000年第 5期，第 4—27页。

  ［2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年 4月第 1版。

  ［30］孟戈非：《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

  ［31］日本学术振兴会第 142委员会编，黄锡珉等译，《液晶器件手册》，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1992年版。

  ［32］《沈鸿——纪念沈鸿同志诞辰 100周年（ 1906—2006）》（纪念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海宁市人民政府联合编辑，北军内鬼乾元商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设计制作， 2006年 5月（限量制作、未公开发行）。

  ［33］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34］孙冶方：“从必须改革‘复制古董、冻结技术进步’的设备管理制度谈起。”载孙冶方：《孙冶方选集》，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1984版，第 577—592页。（本文原载《红旗》 1979年第 6期）

  ［35］王东升：《理想之路——王东升董事长讲话精选集， 1992—2013》，京东方科技集团 2013年编制。

  ［36］吴基传，奚国华.主编：《改革 　开放 　创新：上海贝尔发展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37］吴祖垲：“电视工业迎来五彩缤纷的春天——我国显像管工业发展历程”（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 　 2010年，第 13—23页）。

  ［38］夏建白，陈辰嘉，何春藩.主编：《自主创新之路——纪念中国半导体事业五十周年》，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

  ［39］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

  ［40］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年版（ 2015年第 7次印刷）。

  ［41］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42］尹仪芝编：《周凤鸣， 1920—1980》，北京：北京中实科仁技术中心设计、排版、数码印刷， 2010年（本书是周凤鸣夫人尹仪芝编的纪念册，未公开出版）。

  ［43］禹贞恩编：《发展型国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2008年版（英文原版： Meredith Woo-Cummings， ed． 1999．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44］余永定：“ 2015年中国经济：挑战与前景”，《新金融评论》， 2015年第 2期（总第 16期），第 74—85页。

  ［45］张佳康：《中国工业崛起的公司治理问题研究——以国有竞争性企业为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论文， 2013年 6月。

  ［46］张利华：《华为研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年版。

  ［47］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48］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年版。

  ［49］赵小刚：《与速度同行——亲历中国铁路工业 40年》，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年版。

  ［50］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编：《中国彩电工业发展回顾》，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年版。

  ［51］周程：《科技创新典型案例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52］朱贻玮：《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论述文集》，新时代出版社 2006年版。

  ［53］［美］鲍勃·约翰斯通著，李先柏译：《我们在燃烧——日本电子企业研发史》，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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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旧有的经学传统，乔秀岩先生这部作品中提出了许多亮眼的新见

  作者：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发布时间：2018-02-09 14:25:50

  按：新版的《义疏学衰亡史论》已于2018年1月由三联书店推出。这本书在2013年面世之时，即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面对旧有的经学传统，乔秀岩先生这部作品中提出了许多亮眼的新见。他的研究直接从学者的经说个案出发判断学者的研究旨趣，非借助隔着一层的外缘史料，从而避免了雾里看花、管中窥豹之弊。本文是华喆老师于2015年为《义疏学衰亡史论》所撰书评，借此文愿与读者们再次分享阅读《义疏学衰亡史论》的乐趣。

  读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

  文 | 华喆

  *本文原载于《哲学门》2015年第2期

  2013年9月，乔秀岩先生的博士论文《义疏学衰亡史论》在台湾万卷楼出版。从我第一次读到本书全文，到今天为止，正好十年。十年之中，在当今学者的不断努力之下，有关南北朝隋唐义疏学的论文、专著大量涌现。然而像这部书一样，在艰深的经说分析中，既能让读者保持继续阅读的热情，又能激发读者更进一步思考的著作，可以说绝无仅有。

  本书原题叫做《南北朝至初唐义疏学研究》，是乔秀岩199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论文，在2001年作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由东京白峰社出版日文版，改题《义疏学衰亡史论》。由于日文版读者有限，长时间以来，乔先生的博士论文仅在以北大为主的一部分教师与学生中小范围流传。2013年，恰在日文版发行一纪之后，本书中文版终于出版。故此不揣鄙陋，将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记录下来，希望能够让更多读者了解此书的价值。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梳理一下本书的论题与主要线索。

   

  由原题和后来改用的题目“义疏学衰亡史论”可以看出，本书的主旨在于描绘出从南北朝到唐初义疏学盛极而衰亡的过程。然而这富有冲击力的题目却是对读者常识的一大挑战——我们都知道所谓“十三经注疏”，其中《五经正义》成于孔颖达之手，《周礼》《仪礼》二疏为贾公彦所作，此外唐疏还有徐彦《公羊》疏和杨士勋《穀梁》疏，以下《论》《孝》《雅》《孟》四疏均成于宋代，更不用说清人还创作新疏，成果斐然，自谓胜于唐疏。本书研究断限只及于初唐，并不涉及宋代以降的群经义疏。如此说来，将南北朝至初唐义疏学称之为“衰”，固无不可，却以“衰亡”命名，那么宋代以降的义疏作品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作者在书中并没有作正面解释，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阅读此书必须把握的一个关窍所在，即在作者眼中，义疏学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乔先生看来，义疏固然是一种经学文献的编排方式，但义疏学并非只是以注解经，以疏释注的形式，而是有其特定的学术方法。所谓“义疏学衰亡史”，是指义疏学作为学术方法的衰亡，而非义疏作品的消失。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乔秀岩先生充分认识到了唐初以前义疏与宋人乃至清人义疏有着根本不同，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清人义疏以“实事求是”自命，然而义疏学并非实事求是之学——但义疏学到底是什么，作者却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读这部书的“书眼”，必须时刻带着这个问题进入本书的每一段讨论，故此这里请恕我先卖个关子，到了后面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本书第一章的研究对象是皇侃的《论语义疏》。对于南北朝义疏学研究者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文献不足征。尽管《隋书·经籍志》中冠以“义疏”“讲疏”之名的著作不下几十部，然而今天能够看到全貌的，却只有皇侃《论语义疏》一部而已。前人对此研究相对较多。作者将皇侃《论语义疏》的学术特点概括为两点，一为建立科段，二为整理旧说，且从皇侃引书的一些特点出发，分析皇侃整理旧说的基本手法，为前人所未曾注意之处。

   

  本书的第二章是关于二刘即刘炫、刘焯的学术风貌。这实际上是本书写作中的第一个重大关节点。二刘著作除《孝经述议》的一部分内容以外，今天已经无法看到。然而由于孔颖达《五经正义》中对二刘多有征引，经过清儒刘文淇作《左传旧疏考正》之后，我们已经可以通过《诗》《书》《春秋》三部唐修注疏，来讨论二刘的学术特点。书中通过对孔颖达《正义》进行文本分析，确定其中出自二刘的部分。同时又与皇侃《论语义疏》、贾公彦《周礼》《仪礼》二疏进行比较，将二刘学术特点概括为“现实、合理、文献主义”，与皇侃所代表的南朝学风，以及贾公彦所代表的北朝学风，有明显不同，并说明了二刘对于孔颖达以降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注意到乔氏与以往经学史家的不同之处。自皮锡瑞《经学历史》以降的传统经学史著作，均强调南北朝至隋唐的经学流变，存在南学与北学的分合问题。在《经学历史》中，皮锡瑞对于南北学的分立与统一有一个著名论断：

   

  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1]

  这段话对于后世南北朝隋唐经学史，乃至学术史、思想史的影响，研究者有目共睹，自然不必多说。在皮锡瑞看来，南学北渐，最终取而代之，正是从二刘开始。他的理由是从李延寿的《北史·儒林传序》而来。《北史》记载北方《尚书》学传习，有“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甝《义疏》，乃留意焉”的记载，皮氏以费甝《尚书义疏》是南学产物，自然是二刘“北人而染南习”的例证。除此以外，按照北朝史料之说，北方学者《左传》用服虔注，二刘开始研究杜预《集解》，自然代表南学立场。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尚书》用孔传，《左传》用杜《解》，又广泛吸收二刘之说，充分说明了《五经正义》是立足在南学基础上的经学统一。皮氏的观点立足于史传等外缘性材料，并未对与二刘有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在今天看来，实在过于简单粗放，有其自身的时代局限在内。然而这一结论却被后来的经学史研究者甘之如饴，奉为金科玉律，并没有人去反思它成立的根据何在。

   

  乔秀岩先生这部著作的精华恰恰在于，他直接从学者的经说个案出发，来判断学者的研究旨趣与学术特点，而非借助隔着一层的外缘史料，避免了雾里看花、管中窥豹之弊。实际上，二刘的学术风貌并不是南、北学中某一支派的延续，而是代表了义疏学研究方法的一次转折。简单来说，皇侃等人更为注重经书文句的内在逻辑，从经、注之中概括出大量的词例、句例，立说务于精巧，有时甚至不无附会之嫌。二刘的学术特点则与此大相径庭，注重史事对经书的外部证明，往往以“无义例也”否定经文义例的存在，排斥穿凿附会之说。可见由南朝至隋代，在当时最顶尖的学者之间，学术旨趣的变化是相当明显的，而且隐隐有针锋相对之意。故此本章结尾处强调义疏学的衰亡始于二刘，正因为二刘打破了南北朝义疏学的既有传统，使得“义疏学已不得更为义理、义例之思考探讨，此所以义疏学之不得不衰亡”。那么二刘何以能够不受旧有传统的约束？作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二刘身份卑微，并不是在南朝建康这样的文化学术中心成长起来，而是生逢乱世，并没有接受任何学术传统，在他们眼中，传统义疏学不过是“皇帝新衣实无其物”而已。故此二刘以知识的广博代替了思考的精细，重新树立了解经的规则与方法，形式上仍为义疏之学，但在内容上已经截然不同。作者在后记中将此评述为“隋代的学术革命”，乍看起来似乎夸张，仔细品味却会觉得恰如其分。

   

  本书第三章是《〈礼记正义〉简论》，实际仍是上一章话题的延续。因为上一章中已经说明，孔颖达《诗》《书》《春秋》三部正义，本自二刘义疏，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特点，也与二刘相合。但是《礼记正义》的性质更为复杂，按照孔颖达的说法，他“仍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也就是说，《礼记正义》是以皇侃疏为基础，参考熊安生疏编纂而成的，那么《礼记正义》是否同样具有二刘的学术特点呢？作者用了五个小节，分别从孔疏不取科段、摒弃附会之说、疏不破注、否定义例等几个方面，论证《礼记正义》学术风格仍与二刘保持一致。由此可见，尽管《礼记正义》主要参考皇侃疏，但其学术方法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正好可以说明二刘对于孔颖达影响之深，同时也可以印证作者提出的“义疏学衰亡”之论。

  本书第四章是佚书验证，即作者利用日藏皇侃《礼记子本疏义》与刘炫《孝经述议》两种佚存资料，对前三章的结论进行验证。这两种残卷目前分别藏于早稻田大学与京都大学。《礼记子本疏义》在19世纪末即已被人发现，罗振玉在1916年使用石印技术对这一残卷进行了复制并撰写题跋，当时国内学者如孙诒让、胡玉缙等人都曾对这一残卷进行过初步研究。《孝经述议》残卷出现的时间略晚于《礼记子本疏义》，是1942年武内义雄在整理舟桥清贤旧藏时发现的，仅有一、四两卷。1953年，林秀一出版了《〈孝经述议〉复原研究》一书，利用日本所藏诸钞本，恢复了此书大体面貌。由于时代原因，这两种残卷多数清代学者都无法看到，直至20世纪后半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才开始陆续出现。除了林秀一对《孝经述议》进行复原研究以外，还有铃木由次郎、山本严等人对《礼记子本疏义》所作录文及考订，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文献复原、整理层面，对于文献的学术史意义发掘犹嫌不足。比起今天的学者足不出户即可在网络上看到这两种残卷的全彩图像，本书作者在写作之初，却只能利用《子本疏义》的珂罗版复制本和林秀一书中模糊不清的图版，条件相差甚远，但这却是最早一篇针对这两部残卷，从学术史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作者比较了《礼记子本疏义》与《礼记正义》之间的文字异同，确认《礼记正义》大半袭取《礼记子本疏义》，同时又删去皇侃科段、义例等附会之说，从中可见皇侃、孔颖达的学术倾向，大体与本书第一、三两章所得到的结论吻合。至于《孝经述议》，又与本书第二章的结论吻合。由此可以确认作者所论的“义疏学衰亡”以及“隋代学术革命”之说。

   

  本书第五、第六章分别是“贾公彦新义”与“贾疏通例”，均为有关贾公彦《周礼》《仪礼》两疏的研究。这是全书之中作者着力最深的部分，也是阅读起来最为艰涩的部分。贾公彦不仅曾经参与《五经正义》的编订工作，而且两疏成书均在《五经正义》之后，是否贾疏也如孔疏一样，是二刘的学术方法的延续呢？作者认为恰恰相反，《二礼疏》中的内容与二刘的学术方法大相径庭，有着明显不同。那么岂不是与作者的“义疏学衰亡”之论正好相反吗？作者指出，贾疏因袭南北朝旧疏，完全抄撮而成，前后矛盾之说处处可见，体裁又仿效二刘、孔颖达，堪称“新瓶装旧酒”之作。仅就态度而言，二刘、孔颖达对于南北朝旧疏不满，一一予以改正，有自己鲜明的学术立场。但贾疏却完全不同，我们通过贾疏只能看到南北朝旧疏的学术立场，贾公彦只是将旧疏删改整理，置于经注之下而已，而且态度极为草率，导致错误丛出，甚至文辞不通，故此很难就《二礼疏》来讨论贾公彦的个人特点。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理解作者所说“义疏学衰亡”的理由何在，二刘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虽然是对传统南北朝义疏学的否定，但他们仍然尝试提出新的经学解释，只不过这种文献主义、合理主义的解经方式并不具有活力，在孔颖达之后并无法延续下去。贾公彦的《二礼疏》已经放弃了在这方面的努力，仅仅是重新编排整理旧有文献，在《周礼》《仪礼》二疏之中没有学术理想，只是单纯弥补礼疏之阙而已。

   

  关于第五、第六两章，我们应当注意到，不论是在正文，还是在后记中，作者都自称这部书稿其实是他在阅读《仪礼疏》时的副产品。也就是说，作者在这两章中所处理的问题，其实是作者在本书写作之初所思考的基本问题。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读者在阅读第六章“贾疏通例”时，可能会感到这部分似乎游离于本书主题之外。实际上，当第五章“贾公彦新义”结束时，其实有关“义疏学衰亡”的讨论已经可以到此为止了，但作者仍然要加上这一部分，意在回到我们前面提出的那个基本问题——“义疏学是什么”。作者将此章分作三节：第一节“义疏学不为实事求是”，明确义疏学与清人学术的不同，将义疏学确定为“文字通理之学”；第二节“通义例为义疏郑学之要旨”、第三节“训诂之固化”，说明《二礼疏》乃至义疏学整体的主要内容。这三节表明了作者对于义疏学的基本理解，这种理解恐怕没办法用鲜明的定义表现出来，以至于我们只能通过作者整整一章的分析去体悟何为义疏学。所以这三节内容看似与“义疏学衰亡”的主线无关，但却是理解这一主线的关键。而且对读者来说，第六章可能是全书最具示范意义的部分，等于在为我们一一演示，阅读义疏学著作应当留心哪些地方，遇到难解之处应当如何解决。假如读者有尝试阅读义疏的打算，那么第六章就是尤其需要我们仔细对待的部分，其中不乏金针度人之处。这里面包含着作者多年浸淫于《仪礼疏》中最为深粹的功夫。我以为如果乔秀岩先生当初不写这本书的话，第一至四章的内容，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也许会有大陆学者来完成，但是恐怕永远不会有人能够把第五、第六章写出来。

   

  从皮锡瑞1907年在长沙思贤书局出版《经学历史》一书以来，“经学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然而回顾经学史在这百年间所取得的学术积累，我们却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现当代学者在经学史的基本问题上仍然重复着皮锡瑞、梁启超等清末民初学者的观点，比如两汉今古文问题、南北学问题、汉宋之争问题等等。他们不仅仅在经学史观上难以超过前人，而且对基本文献的掌握程度又大大不及，导致我们看到目前市面上冠以“经学史”之名的著作虽然不在少数，结果内容往往大同小异——或将中国哲学史改头换面，又或从经学的角度对中国通史加以串联，还有些干脆只是加长版的目录提要罢了。能够突破以上诸多窠臼者，不过数人而已。本书之所以能够突破传统研究思路的羁绊，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在于作者能够直接回到具体的经学文献讨论中，直接面对《五经正义》等经书注疏。当作者把一个个具体的“点”如皇侃科段说、二刘的文献主义倾向、孔颖达与二刘关系、贾公彦抄撮旧疏等等夯实之后，关于“义疏学衰亡”的这条主线也就自然浮现了出来。

   

  关于本书的研究特点，或许作者本人不同意，但我还是认为，这与日本学者的中国经学研究积累不无关系。在日本，中国经学研究隶属于中国哲学研究方向之下，而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又少有高谈义理者，大多都以朴实的文献研究见长。在我看来，作者精读文献的功夫，包括对于文献版本的选择以及搜集文献资料的视野，都与他在东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学术训练相关。至于作者在文章中的一些用语，比如描述二刘学术时，使用的“文献主义”“合理主义”等词语，在日本前辈学者的论著中也一直使用（参见加贺荣治《中国古典解释史·魏晋篇》等），在此前的汉语学术著作中却从未见到过。然而这并不是说本书只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由日本学者完成的中国经学研究专著，我们可以注意到，本书恰恰没有多数日文学术著作所具有的通病，即资料收集完备，而结论不够明晰，又或个案分析充分，但整体线索不够突出。事实上，作者在下结论时毫无日本学者惯有的迂回婉转、拖泥带水，其中某些结论反而具有相当的“穿透力”，同时主线又非常明确，经常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如果读者并无意纠缠在本书的诸多细节分析之中的话，我认为只是阅读每一章后面的结论部分，就足以了解作者的主旨了。

  当然这并非是说本书是一部无可挑剔的学术著作。其中仍然也有问题存在。从宏观角度来说，本书讨论的是一个从南北朝至唐初学术方法的演变问题，然而实际讨论的对象却集中在礼学方面，仅有皇侃、二刘、孔颖达、贾公彦等有限的几人或几部著作，这些例子是否具有足够的普遍性？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各自时代的学术主流？由于我们没办法看到更多的义疏学资料，只能利用现存文献来讨论这一问题，故此我们只能说在现有条件下，作者的分析与结论是成立的，但“义疏学衰亡”是否是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历史过程，恐怕还仍需存疑。[2] 在全书结构上来说，现有篇章安排虽然也有完整的内在逻辑，但是略微给人以过于围绕研究对象，而非问题本身的感觉。譬如第一章讨论皇侃《论语义疏》，第四章讨论皇侃《礼记子本疏义》，是否有可能合并为一章，直接分析皇侃的学术特点，而不必再保留第四章《佚书验证》？这样似乎在结构上可以更加紧凑。在具体结论方面，本书偶尔也会出现前后摇摆不定的情况。譬如本书第二章《二刘学术风貌》第二节“二刘学术推论”中，提到“贾公彦撰疏与孔颖达同时或稍后，而其专门礼学，渊源北朝，方法态度与孔疏大异”。贾疏与孔疏内容大异，读者读过第五、六章之后应当没有异议，但贾公彦“专门礼学，渊源北朝”，作者在第五、六章中竟然没有相关论述，根据究竟何在？我猜测作者的理由在于，《旧唐书》贾公彦本传中称其为洺州人，地处北方，贾氏《仪礼注疏序》中又列举《仪礼》疏家，仅有黄庆、李孟悊二人，很可能都是北方学者，所以作者才有这样的推论。但是今天讨论北朝义疏学，仅能利用《礼记正义》中引用熊安生的只言片语而已，并不足以反映北朝义疏学的全貌，贾疏内容是否渊源北朝，根本无从判断。从第五章的内容来看，作者明确指出贾疏直接抄自旧疏，但就算《仪礼疏》抄自黄、李二家，那么《周礼疏》抄自何处，现在也不得而知。作者在第五、六两章干脆不去讨论贾疏到底应当归入南学，还是应当归入北学的问题，而是把贾疏中的一些通例作为六朝义疏学的共同特点进行介绍。如果作者仍然认为贾疏渊源于北朝的话，岂非贾疏中的通例有可能只是北朝义疏学的特点了吗？故此像这一类问题，我以为还是暂时存疑，置之不论为是。

   

  作为乔秀岩先生的早期作品，这部书虽然在经说分析方面极具特色，堪称精妙，但尚未到达入微之境，因为当时他对于郑玄经学的深入研究还没开始，对于学术史发展的整体脉络把握尚嫌不足。如果读者是资深“乔粉”的话，当然不会漏掉他的另一本书《北京读经说记》。《北京读经说记》中所收录的是作者近年来的重要论文，两相比较之下，大家就可以看到作者在经学研究方面的进境如何。我非常期待日后乔秀岩先生能够重写这部书，立足于他对郑玄以降学术演变的理解，应当会诞生一部全新的作品。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对于一部分读者，包括作者本人而言，本书的真正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义疏学衰亡”等等历史问题，这些不过是为了符合现代学术要求而设计出来的“皮相”而已，这本书的意义其实是在引导我们与古人交流。在当代历史学者纷纷努力转变为海量知识的生产者时，这本书在历史学著作中无疑显得有些“异类”。本书作者是一位纯粹的读者。他在阅读相关文献时，能够做到放下肤浅的一己之是非，去专心倾听文献作者的观点。即使他意识到这个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他也会坚持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去理解作者为什么会出错，而不是对错误结论置之不理，所以他在书前识语中说明，“本论文并非经学家之经学史，而是读书者之经学史论故也”。假如读者能够耐心看完他的每一个分析，一定能够感受到他这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在与不同文献的作者进行亲密的对话。这样的阅读体验，是其他的历史论著未曾带给我的。

  注释

  [1]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统一时代》，第193页，中华书局1959年。

  [2] 乔秀岩在《孝经孔传述议读本·编后记》中提出从隋唐之际至唐前期《孝经》孔传文本演变与接收的问题，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作为“义疏学衰亡史”的一个补充。参见乔秀岩、叶纯芳《孝经孔传述议读本》，叶山小书店出版部2015年，第189至221页。

  （华喆，1981年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三礼学、经学史等方向的研究，在《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献》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另有著作《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即将在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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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国家与社会革命

  作者：June 发布时间：2012-06-24 23:30:28

  美国女学者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运用了比较历史学方法，通过对比法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革命，归纳出三国革命中的共同点，以此来解释社会革命爆发的原因和革命最终的成果。本书主要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主张的“阶级统治”与“阶级利益”学说。此外，斯考切波也对前人关于革命的几种主流解读（如格尔的“聚合—心理学”、查尔斯·蒂利的“政治—冲突理论”以及卡尔梅斯·詹森的“系统—价值共识理论”）进行了反思。她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思考框架：我们需要采用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对革命进行分析；考察者应当将视角放在国际环境和世界历史发展脉络之上；必须对国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潜在的自主性”予以重视。

   

   

   

   

  一、关于法国大革命起源的学术史梳理：

  法国大革命距今已200余年，史学界对这段历史过程的研究似乎早已完备，这也使得一些史学家不禁产生了“法国大革命有点陷入停滞状态了”的感叹。在各种解释模式当中，曾经在史学界占据一尊地位，并且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当属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L'historiographie classique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是19世纪后半期在法国兴起的，以研究法国大革命为主旨的学派，其源起可追溯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初。共和主义者在1880年左右掌权以后，由于国家的大力提倡，巴黎一大于1885年正式设立法国大革命史讲席，并延请奥拉尔（Alphose Aulard）担任此职。1887年，奥拉尔开始担任《法国革命杂志》的主编，将它办成了一份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刊物；1888年，他创办了法国革命史学会，集合一批历史学家发掘、整理、出版多卷本大革命史料。在奥拉尔的努力下，法国大革命史学初具学科的形态。可以说，奥拉尔是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开山之祖。在他以后，曾经在20世纪初组织搜集和出版大量大革命史料的饶勒斯（Jean Jaures）首先指出，法国大革命是一种社会现象。尽管他并不否认思想和心态对革命起着重要的作用，可是饶勒斯坚持，大革命是长期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而这些结果最终使得资产阶级掌控了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事务。正如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的评论所说，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一直以来都坚持这种观点。

  在饶勒斯之后，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史家是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从他晚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150周年而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法国大革命的降临》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史学观点。在书中，勒费弗尔提出了著名的“四阶段革命”学说，包括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众的革命和农民的革命。这四个革命之间并不呈现某种线性发展的关系，它们在旧制度的法国同时存在。尽管如此，根据时间、革命情势以及社会状况的变化，这四个等级在革命的不同时段占据着相应的主导地位，以致大革命表现出环环相扣的四幕剧形式。按照勒费弗尔的说法，“第三等级并非是革命的始作俑者，贵族的反叛引导了革命，而人民则完成了它”。不过，新的商业流动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被他看作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可见，勒费弗尔继承了饶勒斯的学术观点，并且将其往谣言、恐慌和集体心态等方面加以拓展和加深。对除了他的史学观点以外，勒费弗尔还是一个精于搜集、考据史料的大家。他坚持说，“没有广博的学问和深湛的知识就没有历史”，对他来说，历史必须建立在博学（erudition）的基础之上。这种注重对史料的旁征博引，和对大革命发生之社会原因的重视可以说是传统史学的最主要特点，也是阿尔贝·索布尔所强调之处。至于阿尔贝·索布尔本人，则被认为是20世纪50、60年代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最杰出代表。在《法国大革命史》中，索布尔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了旧制度法国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叙事主线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个社会阶级的力量消长及相互斗争。他在书中最强调的一点，就是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不论是它的目的和结果，都是最终建立资产阶级制度。恰恰是这一点，是索布尔与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饱受攻击的一点。

  在20世纪50年代，在英美史学界开始出现对大革命传统解释模式的质疑和挑战，这股风潮随后在法国发展出某种变体，并且最终形成一种修正主义潮流。1954年，伦敦大学法国史讲座教授科本（Alfred Cobban）发表了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的就职演说，率先向传统解释模式发起攻击。科本认为，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所利用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其实是一种自证性质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体系使得大革命变成了一种过度概念化的东西，因而使得历史的真相被模糊了。虽然科本提出的问题缺乏实证，可是它却引起了英美史学界的很大反响。美国史学家帕尔默连同科本提出了“大西洋革命”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下，法国大革命不过是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一系列国际革命事件的其中一部分，不应该被过分拔高。按照索布尔的看法，这种解释是希望抹杀大革命在经济、社会和民族等领域的全部特殊内容，要将“五十年来从饶勒斯到勒费弗尔的传统史学一笔勾销”。另一部分人，则把焦点放在了资产阶级概念这个点上。泰勒（George Taylor）的研究指出，在前革命时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并没有传统史学所相信的那样强大的实力，也不能用现代的资本主义理论削足适履地套用在18世纪末的法国社会上。而且，当时的法国社会也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明显的阶级分野。准确地说，就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其实是相互沟通的，资产阶级受贵族的生活方式支配，其最终的目标似乎是要成为贵族，而非继续扩大生产。因此，泰勒认为，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其实是由非资本主义（noncapitalist wealth）的力量掌控的。

  这些对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的批评，即后来被称为“后修正学派”的学者，直到1965年才在法国引起回响。当年，弗朗索瓦·孚雷（Francois Furet）和德尼·里舍（Denis Richet）合著的《法国大革命》一书标志着法国本土史家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关于法国修正学派和传统史学论争的具体过程，周立红老师已经有比较完善的介绍，所以笔者希望专注于对孚雷的代表作《思考法国大革命》进行叙述。按照莫娜·奥祖夫的看法，孚雷的史学观点在1978年前后比较明显的差别。在《思考法国大革命》出版以前，孚雷有两个比较重要观点。其一，他断言传统史学是一种“纪念性史学”，直陈索布尔等人是身陷革命者看法之中，为革命作宣传。他认为传统史学的一切工作不过是希望从内部复活、升华且纪念革命。而且在索布尔等人的描述中下，大革命几乎成为了法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必然论的产物。其二，孚雷认为大革命是一场从贵族革命“侧滑”到大众革命的事件，即著名的“侧滑论”。不过，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孚雷的看法有了很大修正。他和“侧滑论”决裂，转而强调大革命的连贯性，以及意识形态对革命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大革命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旧制度的元素，并不是某种与历史完全断裂的变化，主张把大革命放回到历史过程中考虑。同时，他强调了大革命“构成了一种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意识形态”和“关于平等的了不起的文化动力”。在这方面，孚雷本人也曾多次承认，自己受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发甚大。

  不过，诚如马佐里克所指出的，修正主义学派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而且纵观《思考法国大革命》，我们可以发现孚雷更多地在讨论政治学和哲学概念，在历史学所孜孜追求的历史过程方面并没有太多贡献，甚至可以说他缺乏足够的实证作为论证基础。不论如何，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孚雷以及修正主义学派获得了巨大成功和广泛关注，并且最终被接纳为关于大革命的一种合理解释。更重要的是，修正主义学派关于政治的讨论启迪了后来的政治文化学派。

  关于大革命的政治文化解释，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和林·亨特（Lynn Hunt）。罗伯特·达恩顿将目光放在革命前的书籍史和传播史。他的一系列著作着重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和仪式的运作机制、技术手段与所达到的成果。换句话说，他希望指出的是，不论经济、政治、文化，其根本都是政治权力的运作，而权力运作则为日后的大革命，营造了某种与旧制度理念相悖的新的政治文化。林·亨特关注更多的是革命后革命话语的普遍原则、革命象征物在历史过程中的实际运作方式与纪念革命的仪式。在她看来，法国大革命的贡献是对意识形态的创造和发明，因为它“开发了民主共和主义在民众动员方面的潜力，并营造了革命变迁中催人奋进的紧张气氛”，而这些元素都深深嵌入革命的记忆之中。正由于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大革命前后法国的政治文化，其观点与旧的社会史又有较大区别，因此，根据林·亨特在1989年出版的《新文化史》，他们称自己的研究领域称为“新文化史”。与一些批评意见相反，“新文化史”似乎从不断言大革命只是思想上的革命，他们只是顺着孚雷的思路，将研究领域从精英集团的思想转到底层大众方面去了，并没有抹杀大革命起源的多元解释。

  在这三个主流学派以外，我们似乎不能忽视了现代化学派的解释模式。现代化解释被认为始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本经典的著作中，托克维尔将关于革命的解释置于政治框架之内考虑，把革命归咎到君主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权力而摧毁了贵族等级，最终使得贵族成为法国的“种姓阶层”，被革命者抛弃。另外，他还提出大革命的意义在于国家力量的强化和集中，而不是传统史学所认为的资产阶级的胜利。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法国大革命演绎出一个悖论性的结果。此后，现代化学派最著名、最系统的研究，大概是西达·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了。下面，笔者将对《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内容进行概括。

   

   

   

   

  二、该书的主要观点与创新之处：

  在斯考切波的语境下，“社会革命”被看作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还伴随着下层阶级对上层的反抗。这个观点的创新之处在于，不像以前把这种转型看成是革命附带的现象的观点，它强调社会革命有其长时段的原因。它们产生于旧制度结构性矛盾的外化，而且潜在地继承了旧制度的遗产。贯穿全书，斯考切波都在批判关于革命发生方式的目的性阐释，她不认同在革命是一种有意识、有秩序的反抗活动（“事实上，没有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曾经以大众动员和公开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制造’出来”）。她反对人们从最初发动革命的核心群体的一系列活动、意图或者阶级利益去理解整个革命。

  斯考切波指出，国际环境和世界历史发展脉络对革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国际环境方面，主要包括了两个因素：一是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形成的不均衡性，二是由这种不均衡所衍生的竞争国家之间的国际体系。此二者既促进了革命的发生，也在塑造、导引着革命的过程及其结果。除此以外，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作者称之为“世界时间”）对革命也有着深刻影响。作者举例说，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革命实践很大程度上就在仿效布尔什维克党人，以此来说明后打得革命可能会受到先发革命进展的影响；先发革命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供“盗版”的模型。

  为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国家需要执行两个基本任务：维持秩序，以及与其他国家竞争。为了强化自身的自主性，国家很可能会抽取社会资源来维系自身的强力运作——它有自己的一套运作逻辑和利益，不必和社会支配阶级的利益相吻合——这就会威胁到支配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与支配阶级并不是浑然一体的。在作者看来，国家是自为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各社会阶级“争夺基本社会经济利益而展开冲突的舞台”。社会革命所带来的阶级关系的剧变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都和旧制度的崩溃与新政权的组织形式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阶级不仅仅代表这自己的利益，更是围绕着国家结构的变化在斗争着。因此，对革命的阐释，在斯考切波看来，应该放在国家的自主性的层面，而不是单纯的阶级利益分析。

  在接下来对社会革命的具体叙述里面，斯考切波将这套理论框架融入到阐释之中，提出了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三、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起因与结果：

  笔者以为，在介绍斯考切波的叙事之前，有必要再次强调斯考切波对三国革命的总体看法。她认为，从前将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看成三个不同类型的看法是不足取的。法国、俄国和中国在其旧的政权、革命的过程和革命的结果中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相似性, 从而足可以把它们视为同一个类型加以讨论并找出一种共同的解释，并能够揭示出某种促使革命发生的规律。

  斯考切波认为，革命的起因有两个：一是国家与支配阶级之间本身存在的矛盾，二是国际性政治危机。旧制度的法、俄、中三国都是帝制国家，以农业为经济的根本支柱。在收取租税来维持自身运作这个方面，国家与支配阶级（地主阶级）是合作伙伴，但是，由于这三个国家都没有充分实现政府组织的官僚化，所以它们的政府难以充分实现中央集权，也难以使国家权力完全渗透到地方管理之中。因此，一旦国际性政治危机爆发（如北美革命战争、一战和中日甲午战争），政府在国际问题上遭遇失败的时候，国家就遇上了危机。国家的基本职能会要求它们进行军事强化和推行制度改革（如路易十六时期法国政府的财政危机、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的农奴制改革、清帝国一系列的自强措施），而这些都要求国家更多地抽取资源，改变社会现状；而支配阶级，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是反对改变社会现状的。这时候，国家与支配阶级的竞争关系就显现出来了。

  由于旧制度国家未能完全支配地方，因此，假如地方上存在强有力的地主上层阶级，那么他们就很可能发动反对专制君主的现代化改革活动，希望自己取得政权。这在法国和俄国表现为“市政革命”，而在中国则表现为督抚们的“东南互保”以及地方团练的兴起与壮大。在这个强有力的支配阶级推翻君主统治以后，国家的行政和军事组织就会猛然崩溃，原来还能依靠军队维系的地方秩序也随之崩坏。斯考切波指出，这种革命还不能算是社会革命，而只是一种“政治革命”，因为它没有带来阶级结构的快速转变。然而，支配阶级的反抗促进了社会革命。从前，革命没有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旧制度国家的军队能够很好地维系整个地方社会的稳定。正如乔利（Katherine Chorley）所言：“一旦军队全力以赴地镇压反叛的话，任何革命都不会胜利”。可是，由于旧制度下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已经失效，支配阶级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在农民也随之起来进行反叛的时候，他们也就失去了抵抗能力。

  那么农民为什么能够转变成为一种能够打击压迫者的力量呢？对此，斯考切波不赞同在其他解释途径中的核心因素——意识形态、相对剥夺尖锐化或者单纯的阶级剥削——的作用。反之，她强调农村结构的重要性。旧制度的法国和俄国本已在农村形成了村社结构。这种村社结构使得农民能够团结在一起，并且拥有摆脱地主及其代理人之监督和控制的自主性。而在中国，作者认为，是“共产党的军事和行政控制……地方政治最终得以重组，使得农民拥有历史上所缺乏的反对地主的集体力量”。当国际性政治危机和市政革命的爆发，原本驻守在农村的军队被抽走，形成了一个政治权力真空的状态，此时，本来固有的农村结构就会发生作用，农民就能够实现长期潜藏的起义目标。总的说来，即只有当处于现代国际竞争中的农民阶级碰上了革命性政治危机——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才会导致社会革命的爆发。

  在成功的起义之后，旧制度下的官僚体制和专制君主政权让位于一种由大众参与的、有着更成熟官僚系统的政权。过去的特权阶级丧失了通过旧制度来控制农民阶层的特殊身份和权力；他们被“革命引发的政治冲突和阶级剧变”完全清除掉了。新政权也许会面临国内反抗势力和国外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立的国家组织通过革命的名义行使政治权力，调整行政机构和军队，重塑国家秩序，巩固由阶级剧变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正如亨廷顿所言，“一场完整的革命，包括新政治秩序的创立和制度化”；只有新政权能够稳定新秩序，那么才算是成功的、彻底的社会革命。

  斯考切波敏锐地指出，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劣以及国内事态的恶化，新政权必须充分发动下层民众参与到国家事务之中。并且，为了在战时能够有效地控制社会和抗击国际竞争者，与旧制度比起来，新的国家组织更加中央集权，更加理性。（如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治”、拿破仑政府、俄共与中共的政治委员与委员会等。）同时，作者也点明，我们应该要将革命的政治领导集团看成是国家的建设者，要认识到他们首先关注的是通过斗争来保持国家权力，而非只顾阶级利益。她反对将革命的政治领导集团仅仅看成是只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代表者，也反对将他们看成是贯彻某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者。最后，作者仍然强调了国内外政治环境的重要性。国内反动叛乱和国外侵略（或对外战争）是革命遭遇的危机，这些危机塑造着社会革命的结果。

  在讨论社会革命的结果时，斯考切波认为，在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更加中央集权的、更加理性化的国家组织被保留了下来，“这些国家就更有能力控制社会，也更能独立自主的抗击国际体系中的竞争者。”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就是很好的例子。它缔造了一个既高度中央集权、彻底官僚化的，又能够广泛而深入地动员民众的政权。这种国家组织形式让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够参与到政权之中，并利用强制性权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彻底改造（土地改革、五年计划等等）。

  但三国革命的后果也有不同的地方,法国革命后,国家并没有推进社会结构的进一步改造,而是竭力维护职业官僚制的国家,维护基于私有财产和市场关系的社会秩序。俄国和中国在革命后则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和控制。

   

   

   

   

  四、观念、国家与社会革命：

  无可否认，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为革命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然而，作者的理论和方法似乎留下了可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作者认为，要考察社会革命的发生的原因，必须注意三个因素：旧制度国家潜在的自主性、旧制度下传统的农村结构、国际环境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正是国家在国际争端上的失败，才使得了国家与支配阶级之间的矛盾表面化。支配阶级在推翻旧制度以后，难以控制经由农村结构组织起来的农民反叛，最终引发一场彻底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革命，一个更中央集权的、更理性化的、更强制性的政权出现。这种视角使得研究者可以从更加客观的层面去阐释革命，而不至囿于一味强调意识形态和革命者阶级利益的旧范式之中。它也回应了社会革命和旧制度并不割裂的观点：革命者要在旧制度的社会框架和国际环境之中采取行动，而革命发生方式本身在很大程度也受旧制度结构的决定。

  然而，斯考切波绝对的非意识论结构和论证方法让笔者产生了一些疑惑。

  首一，斯考切波认为，社会革命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国家行政组织和军队的瓦解。政府崩溃为农民的反叛提供了便利。然而我们需要问的是，国家行政组织和军队为什么会瓦解？革命为什么就在此时此刻而非彼时彼刻爆发呢？是否对意识的忽略会带来一定阐释上的困境呢？笔者试图从法国和中国革命中回答这些疑惑。

  在地方特权、地方团体林立的旧制度中，法兰西国王作为一个超然的统治者，理论上他有将所有特权都收归王权的管理之下的权力。同时，绝对主义政府内在的整体化和同质化理念也与旧制度现状格格不入。然而，即便像路易十四，他也不能完全否认地方特权的存在。国王的一切行动都被限制在一个层累的传统里面。然而，自十七世纪以来，随着绝对主义政府对社会的不断渗透，启蒙思想逐渐萌发。哲学家们反对特权和滥用王权，提倡理性地处理人类事务。通过辞典编纂、沙龙、文学作品、政治团体等介质，启蒙思想不久就被旧制度下的贵族、官僚甚至是教士们所接受。整个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一种崇尚启蒙的风气。启蒙思想带来的理性与法律观念让这些把持着各个政府部门的上层阶级有了行动的合法性，他们以此来废除根深蒂固的特权。

  我们看到，在旧制度末期，法兰西的政治体制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念同时存在——绝对主义和启蒙思想。然而两者并没有爆发很大冲突。不过，随着路易十六陷入财政困境，两种意识形态的的冲突公开化了。作为王权思想的对立面，启蒙运动的运作核心就在三级会议。在会议过程中，启蒙思想一直和王权观念相拮抗着。自三级会议召开以降，一系列的事件（如网球场会议、攻占巴士底狱、市政革命、农民反叛、8月4日之夜等）更加促进了启蒙思想的激进化以及加强了启蒙思想在社会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尤其是8月4日之夜，更是一次革命进程中阶级和观念的剧变。从此以后，特权被废除，一种基于启蒙思想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被确立起来。

  笔者不厌其烦地简述一次大革命爆发的过程，就是想强调，在解释革命爆发原因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掉意识形态在其中的作用。没有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教士、官僚和贵族们很难会反过来去支持这个有可能威胁到自身地位甚至整个社会秩序的思潮。

  我们再以中国革命为例子。作者在考察中国革命时，似乎忽略了引发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满汉畛域。在辛亥革命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满汉之别就已经被人们认识到。虽然清帝国的官方口径一直试图消除这种身份和社会特权的差异，但是汉人分明意识到满汉之间在仕宦、语言、住地、服饰等方面的明显差别，但是双方还是相安无事。甲午战后，满人被革命党人指责为国家的寄生阶层。通过革命小册子、报纸、杂志、演讲等等媒介的运用（如重新出版了《扬州十日记》），革命党人在满汉问题上不断唤起汉人的仇恨，尤其是对清朝开国时期一系列“惨案”的回忆。这些叙事虽然未必有实证，但是它们给汉人带来了极为强烈的冲击，他们的民族意识逐渐被塑造出来。本来可以接受的改良方法到现在被认为是清朝拖延时间和缺乏诚意的表现。很多学者都指出，革命党人对满人的指控，以及随之被唤醒的民族意识，是反清行动激进化和辛亥革命出现的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是革命党人成功而不是其他势力呢？假如我们单纯地从社会、经济结构去分析，那么革命似乎并不是一种必然的后果：当时社会上还存在着各种政治势力，而且地方督抚手中还掌握着大量军队，同时，也没有大量农民配合革命行动。然而，革命党人却成功发动了新军，最终取得政权。假如没有意识形态的改造，很难相信由清帝国训练出来的新军竟会投靠“革命乱党”。

  由上述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表达要求历史行动者的实践，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又被之前的意识形态事实所塑造着（就像启蒙思想对8月4日之夜的促发作用一样）。斯考切波对意识形态的评价或许显得不充分和不恰当。虽然群众的行动既可能是自为的，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意识形态一旦成为了一种结构，那么它就会被社会（即便不是全社会，那也会是社会大部分）所执行。斯考切波的谬误也许在于她将国家过分地物化了。不像作者所认为的国家诞生于纯粹“非意识化”的结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产物。它也是被有主观意志的人们所建构出来的政治体，并且人们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也会受到以前的结构的限制。另外，斯考切波更重于分析三国革命的前因后果，而对革命过程中的舆论导向、大众心理、政治党派之间的相互攻讦等元素却着墨较少。诚然，正如斯考切波所认为的，她不能同意“聚合—心理学”等一系列解释模式，但是我们似乎难以否认因果之间的中间部分在革命解释上的重要性。缺乏对事件执行者及其观念、意识的考察，单纯的国家和国际情势的解释方法，难免会有决定论的色彩。而且，正如上文所述，斯考切波对观念的忽视也使得她难以解释革命为什么会在此时爆发、为什么会以这种形式爆发等问题；只有回到生活在那个历史场景下的人的观念世界中去，我们才能够比较完满地明白这些问题。

  其二，斯考切波在著作中所用的方法似乎也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史学界中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主流解释大概可分成三家：经典马克思主义学派、现代主义学派以及修正主义学派。作为现代主义学派的一员，斯考切波是在托克维尔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革命解释。她赞同托克维尔的观点，认为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更加中央集权、更加理性的、更加官僚化的国家，而革命只不过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片段。虽然她对革命原因的看法却与托克维尔不同（斯考切波更强调社会结构和农民因素），但是作者还是认同托克维尔的经典解释，将法国大革命看成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工具。不过，现代主义学派的难以解决的一个难题恰恰就是长时段的因果解释。由于跨越的时间太长，这些因果解释很难通过实证研究去检验，只能用一种宏观概括的角度去把握。这就要求观察者有最为敏锐的判断力。可是，即便如托克维尔也难以平衡宏观视角和单个历史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例如，他笔下“自由”、“平等”思想好像是一些自己能够行动的幽灵一样；它们能够自然而然的进行渗透，与其执行者似乎毫无关系。革命实际参与者本身的意图似乎也和大革命脱节：大革命有自己的生命，能够自我演进，历史参与者只是一帮对此一无所知的配角而已。这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斯考切波的解释之中。斯考切波摈弃了革命发生方式的目的性视角，将革命爆发的原因归结为国家的制度结构和国际关系两个因素。然而，这种方法未能观察到历史参与者本身的意图和表达。深受启蒙思想感染的革命者通过政治宣传、创造象征物、举行仪式等活动，想要重新建立一个和旧制度完全割裂开来的新社会。在此过程中，不同人关于社会契约的不同界定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派别之间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表达是导引革命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这些人有明确的意识要去改变社会。法国大革命并不仅仅是一场关乎政治、阶级、经济的社会革命，还是一次思想的彻底转变。前三者的剧变和历史参与者之间有密切联系：观念与社会现实、意图与社会结构等关系让人们意识到观念在革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革命者们的观念未必能直接指向革命的结果，但是笔者不能认同斯考切波将观念和意识置之不顾的做法，因为人始终是所有历史的实际参与者。也许正是斯考切波对国家现代化观点的过度拔高，使得她的解释未得完善。

  除此以外，假如我们执意挑剔，那么历史比较方法似乎也是一个能被批判的对象。在书中，斯考切波为法国、俄国、中国的革命建构了三个因果解释的类型，运用求同法和求异法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将其归入一个“社会革命”的解释模式之下。同时，她也援引了英国、普鲁士和日本改革的例子，来说明三国革命的相似性。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将它们的独特性加以忽略。她明确指出要承认法、俄、中三国在革命爆发前的社会结构、革命参与群体以及革命结果的在细节上的不同，但是总的来看，它们最初都因国家组织的瓦解和国际情势而爆发，最终都导致了更加中央集权、更加理性的政权的诞生。

  但是，这种对解释模式的比较却容易导致在细节问题的处理上出现瑕疵。举例来说，正如丹尼斯·史密斯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时间跨度长达40年,显然与斯考切波对社会革命“迅速而根本的变革”之定义是不相符的。另外，作者对中国革命的论述似乎和自己排斥观念和意识的观点相左。正如作者所说，“游击队也可能会是打家劫舍式的、散兵游勇式的武装团伙”，这种地方力量是难以取得农民支持的。农民关心的首先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常常害怕城市里的军队来拉壮丁或者地方上的土匪来收保护费。中共意识到，假如要避免自己落入“流寇主义”，只有整顿党和军队的思想：自中共成立以来，党内的几次整风均有此目的。与苏俄红军里的党代表不同，中共的办法是在军队中设立党委和政治委员，让这些党干部“侧重于教育所有军队成员团结一致，完成党的目标……淡化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的地位和待遇差别，同时强调普遍的思想意识忠 诚”，而且作者认为，“上述一切是必须的”。我们从中就可以看到作者无法否认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且，从中国的发展历程去看，左倾、右倾的错误都是通过整风得到解决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坐拥再次凸显：假如没有这种良好的自我纠错系统，中共很难在国军和日军的围剿下凭借老百姓的支持而生存下来。比较历史学难以刻画这些历史细节，最后只能将它们当做是不符合模式的偏差因素予以舍弃。这样的舍弃似乎给关于革命的解释留下了瑕疵。

   

   

   

   

  五、结语：

   

  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最值得学界重视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种关于革命爆发原因和革命结果的新解释。首先，她主张把国家看成是独立于支配阶级的、拥有自己“潜在自主性”的组织。其次，她又认为革命的所谓“导火索”是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失败；这种失败招致了支配阶级发动的“市政革命”。正是此二者的结合，为社会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条件。最后，作者的历史比较方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宏观而全面的历史解释图景，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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