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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三毛在加那利的时候

  作者：Santosuosso 发布时间：2013-04-22 16:19:47

  以前一直以为三毛是幸运的，现在却突然感悟，三毛是包容的。

  平淡的言语，有着举重若轻的力量

  稻草人笔记记录的就是平淡的生活，近似于日记体的描写，用简简单单的文字去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似乎都是小事，但是似乎又都是不平凡的大事。

  加那利群岛，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的地方，如果不是三毛的这本书，也许我永远不会注意到这个在大西洋上，距摩洛哥西南部海岸约100~120公里，东北距西班牙约1100公里的小群岛，毕竟那里离中国太远太远了。

  在前几本书里，三毛对荷西的描写是轻描淡写的，大体的勾勒出一个完美的好男人形象，这本书里面，却是对此有着小颠覆的描写，三毛和荷西，原来不是如胶似漆，完美无缺的爱侣，即使他们之间的爱情入鱼水一般相依相偎，但却仍然在生活中有着无数的呵呵碰碰，充斥着不理解，最后在相处包容的体谅中达到平衡。锅碗瓢盆才是生活，即使是在沙漠中，那种壮烈的爱情仍然是生活中极小的、未必重要的一部分，在记忆中是值得憧憬的，但在现实中是会被冲淡的。

  三毛的生活中，遇到过多少的艰难、创伤，可是她传递给别人的，却是对生活的热爱和调侃，带着无奈，却始终抱有希望。三毛的人生，不只是沙漠、自由、随性、和无拘无束，她的人生，其实也充满了病痛、悲哀、生离死别、困窘难堪、和外界的不理解，不过她始终在以一种善良真挚的心去解读这一切，充满了孩子气的天真。年纪的见长、阅历的加深，没有使得三毛变得市侩与厚黑，她一如既往的直接，一如既往的包容。她将自己身上的每一道伤痕绣上了花边,写成了文字。

  每一篇的篇幅不长，有的令人忍俊不禁，有的令人拍案叫绝，有的令人无奈叹息，不知道为什么，看过的三毛这几本书，在平平淡淡的细节生活描写过后，最后，我总会不经意的流下眼泪，被其中蕴含的感情所打动。

  三毛的写作有些自己的灵动，写的是生活，却又反映出生活之外的寓意。原来，她也有婆媳之间的相处压力，原来她的身体要承受这么多的病痛，原来她对于感情也有无助疲乏的时候，原来在她的自由任性之间包含这样一份善良简单，每每看到她被人欺负着无力反击的时候，每每看到她对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惊异，才会明白，原来三毛的坚强只不过是她善良敏感内心的保护膜，原来她的坚强是那么的可爱。

  三毛的语言里面没有怨愤，没有偏执，没有过多的感叹、赞美，有的只是轻轻的描写，对东方的描写，对西方的叙述，有差异，有冲突，有共通，有和谐，有理解。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我看雨季不再来时候有共鸣，因为我没有去过沙漠，没有见过群岛，凭借着三毛的描述和书中寥寥可数的几张图片去勾勒出三毛的加那利，那是属于三毛的世界，有令她安然度日的生活，宁静的不只是生活，也是三毛的内心，只有三毛，能体会那份在嘈杂社会里缺少的宁静，真是应了那句俗话，一样的风景有不一样的心情，决定看问题的角度的正是每一个人的心态。也正如三毛所说的，每个人去加那利，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希望有一日，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加那利，可以拥有自己的加那利。

  当三毛在加那利的时候，她是守护的稻草人，那里有她守护的爱情、家庭、友情、和邻里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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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的有趣，你应该在意

  作者：左岸 发布时间：2022-10-23 23:09:32

  

  当我们白天看到深蓝色的天空，夜晚看到青色的天空中那漫天繁星的时候，都会不由得产生一系列问题，对的，那就是保安要问你的经典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我们从小都在问这样的问题，全人类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于是哲学、艺术乃至研究群星产生的宇宙学家也一直在思考，并试图解答这三个问题。

  随着宇宙学的发展，我们慢慢的知晓，宇宙空间在总体上保持着物理规律的统一性，虽然在某一个局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特殊性，但在大尺度上是统一而在匀称。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宇宙绝不是随机产生的，可是在宇宙学家看来，这个宇宙也不是最好的，能够控制宇宙演化的30个关键数字旋钮中，超过半数以上的旋钮都是不完美的。

  作为宇宙之子的人类和宇宙本身的命运息息相关，宇宙末日会不会到来？我们对宇宙有多大的了解？，诸多问题我们都可以从这本《谁会吃掉我们的宇宙？》中得到答案。作者保罗.戴维斯，美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同时戴维斯教授也是一位致力于向普通人介绍深奥的宇宙学知识的科普作家，他的文章在保持科学性的基础上，不失幽默风趣的表达，其风格在本书中也展现的淋漓尽致。

  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知道发光的星球都是恒星，那么那些数以千亿计的恒星，为何没有将宇宙空间点亮哪？我们看那深邃的星空，还是以无穷无尽的黑暗为主。戴维斯教授做了很有趣的探讨，的确单个恒星如太阳一般，对于属于自己的行星系统来说，绝对是巨无霸式的存在，但是在宇宙的大尺度上，恒星之间的距离非常巨大，当然如果不巨大它们就会撞在一起了。奇妙的引力确保了恒星等大质量天体的距离是相对安全的，这样的距离使得光要走很多的时间菜鸟被人类多观测到，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满天繁星，其实是那些恒星在几百万年前所发出的光。同时，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巨大天体会造成光线传播的弯曲，所以某些光线或许走着走着就走丢了。再者，一百五十亿光年的巨大尺度上，有些恒星在毁灭，有些恒星刚出生，有些到了中年等等，大家未必同时向着太空抛撒光和热。

  本书中还对多元宇宙理论展开了讨论，和刘慈欣在《三体》中写到的一样，宇宙学界认为多元宇宙的存在是合理的，在不同的宇宙存在于不同的时空泡里，时空泡会随着宇宙本身系统的演化而消失或者吞没其它时空泡，基于这种猜想有了一种和《三体》中“二相箔”一样的可怕武器。当一个时空泡融入到本宇宙后，如果破裂了，那么整个本宇宙的时空会消失，那应该真是末日了。

  本书回答了我们从孩童时代就开始关心的“天问”，是一本非常有趣的科普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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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人的疾病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21-12-10 21:58:04

  一百年前，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感叹：“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置身于人群之中，却又得孤独生活更可怕的事了。”如果说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能领会这种感受的人还未必很多，那么到如今，几乎每个现代人都会有深切的共鸣。孤独，早已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病，《经济学人》在几年前就曾不无夸张地宣称“孤独是21世纪的麻风病”——传染性强，且极难治愈。

  说孤独是一种“现代情感”，倒不是说古代人就不会孤独，但在漫长的历史上，这即便存在，也大抵是极少数人的体验，从未进入社会主流。心理学家弗洛姆早就曾说过，现代自我是随着个体化进程而发展出来的，然而在自我力量增长的同时，“另一方面是孤独日益加深”；相比起来，中世纪的人在现代意义上是不自由的，但他有归属感和安全感，“既不孤单，也不孤独”。

  16-17世纪时，“孤独”仅指一个人独处的状态，并不涉及丰富的内心活动。直到18世纪，西方文化中对“孤独”的理解通常都只留意到其身体性（人们会形容这样一个落落寡合的人“冷”），却不像现在这样注重其内在的心理和情绪。1719年问世的《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虽然孤身一身流落荒岛，然而小说中却没有一处提到他感到“孤独”。不仅如此，当时人们对孤独也没什么好感，狄德罗就曾说过：“为人邪恶才会离群索居。”

  在早期的历史上，孤独感其实是最敏感的那些文艺心灵才能最深切感受到的，那几乎是一种天赋，因为他们的卓尔不群天然使他们无法与人打成一片。这既赋予了他们远离人群喧嚣的自由感，能从外部冷静地观察人世间，但也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英国女诗人拉德克利夫•霍尔半自传性的小说《孤寂深渊》中，就突出了女性在遭受外部世界孤立时压倒性的孤独感，这本身就塑造了她独特的自我意识。直到近一两百年来，孤独才从一种精英的情感经验，逐渐变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孤独也被民主化了。

  古代社会之所以极少有人孤独，原因很简单：在一个无力应对外部风险的时代，独自生活的个体很难生存。西欧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全新理念，那就是个人主义，把人首先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而非面目模糊的群体中卑微的一分子。根据托克维尔的洞见，只有当家庭传统逐渐对个体失去约束力或意义时，个人主义才能得以兴盛起来。在近现代史上，这种“个体的解放”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因为你自此摆脱了出身所限定的命运，通往无限可能，也正是由此出发，自由、宽容和个人权利等承诺才得以从这个内核推演出来。

  从这一意义上说，“孤独”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社会形态发生结构性改变之后浮现出来的复杂情结，只有把它放在社会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它意味着什么。实际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孤独”的界定和感知都会有所不同。在中国，“孤独”原初的涵义是相对于亲属网络而言的：“孤”是幼而无父，“独”是老而无子，所着重的是其在社会上的孤立无援，无可依恃，直到相当晚近才与独立、不从众乃至异化等更抽象的涵义产生关联。“孤独”之所以难以精确定义，正是因为其内涵随着社会的变迁在不断发生流变，而这本身就是我们理解社会和时代特质的一个极好切入点。

  由一个英国人来写这部《孤独传》，可能也最适合不过——因为普遍公认英国是第一个现代社会，按照艾伦•麦克法兰的看法，个人主义甚至是英国人的一项现代发明，本书也强调“孤独之所以在英国出现，就是因为更关注个人”。然而，随着现代社会为个人生存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每个人都减少了对他人和集体的依赖，在突出自我独特性的同时，又陷入更普遍的孤独，而在“上帝死了”的年代里，人们也只能独自面对所有的风险。这种“脱离部落状态”的原子化过程，最终给社会成员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紧张感。

  据2008年英国的一份调查报告，全国上下都普遍感到“不断加深的孤独”，而这种孤独感的增长正始于个体解放之风盛行的1960年代。新文化脱胎于战后的富裕社会，推崇“即刻得到满足”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离婚率开始攀升，而原有的邻里纽带也随着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而逐步被削弱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些共同加深了与他人之间的疏离感，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后，将以“孤独”的集体情绪呈现出其强大的后坐力。

  吊诡之处就在这里：在当初曾被视为“好事”的“解放”，如今却催生出孤独这样一个“问题”。在英国和北美，近年来的调查证实有30%-50%的人感到孤独，而1957年仅有3%的美国人这么认为。至于个人主义的故乡英国，向来是“欧洲的孤独之都”，其情况之严重，导致英国政府在2018年1月宣布设立“孤独部长”，专门处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如果说在一两百年前，“孤独”所面对的社会背景仍是对个体的束缚，因而它仍然与一系列正面意味相连（特别是摆脱群体压力的自由、自愿从纷繁的生活中抽身而退，并保留自我认同），那么到了今天，它却俨然成了一种危险的生活方式：孤独与安慰性进食、肥胖、缺乏体能锻炼这“三位一体”密切相关，意味着社会变得越发冷漠，向城市化、匿名化社区转变，弱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和公共参与，最终可能危及公共生活。

  这是一种文明人的疾病，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也只有到了后工业时代，人们才开始因为难以逃避的无归属感而重新认识孤独本身。这并不仅仅是社会的情感结构发生了变化，又或是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遭到了威胁，还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萎缩，因为人们退回到自己的城堡里，宁愿沉浸在更加私密化的乐趣之中，仿佛人已经不再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了。

  问题并不只是孤独，也取决于现代人整体的情感结构。与孤独相应的，是人们如今可能比任何时代的前人都更注重“爱”——每个人都想要寻找到那个“灵魂伴侣”，相信有了这“重要的另一半”，才能使我们获得完整。然而，与此同时，这种现代爱情观本身又往往是高度私密化的，对自我意识的坚持也使人更不愿妥协，其结果反倒可能加深了人的孤独感。

  在西方社会的语境中，孤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医学化和政治化了——通俗地说就是，社会上关注的是孤独引发的身心疾病和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低参与度。它既是社会原子化的结果，又更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原子化本身：人与之间的联结已经被弱化了，似乎每个人都需要一种不被打扰、同时又与遥远空间里的人（有时还是虚拟形象）联结的权利，原因之一是我们害怕自己可能被近处的亲密关系所束缚乃至控制。

  用人格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的话说，这是一种“群体性孤独”：“今天的孩子与父母在身体距离上很近，可笑的是，父母的精神却在其他地方”，人与人之间变得更陌生化了，“数字化的社交关系和机器人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很多人原本是因为孤独才上网寻求共鸣，但在社交媒体的时代，“社区”往往就只意味着虚拟的网络社区，因而这最终很可能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孤独感。这提醒我们，不管技术如何发达，但它并不能替代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与联结。

  反过来说，孤独既是个体解放的代价，但却也正因为与外部联系的弱化，使人们摆脱了外力的左右，促进了内在心灵的丰富化。这需要强大的内心，就像余秀华说的，“我从来不指望自己能够吸引别人，我觉得这样很浅薄，我得吸引我自己，让我自己有了热爱，才能完成以后孤单又漫长的日子。”当你发现亲密关系只是束缚，而自己又足以应对生活，那孤独的确也能带来一种个体的解放感，虽然这也无须拒绝与他人建立好的联结。

  真正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孤独本身，而在于每个人能否有自由的选择：虽然不同的选择都伴随着代价，但良好生活应当是允许人们在权衡利弊之后作出自愿选择。因为说到底，人们并不是不想要他人的温暖，只是不想因此丧失了自我。

  *已刊2021-12-6《三联生活周刊》，现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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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与文学间搭建畅通的桥梁

  作者：王云峰 发布时间：2023-05-19 06:41:09

  黎汝清“战争悲剧三部曲”属于革命文学的“异数”，在直面现实与人性方面，和《高山下的花环》有相似之处。敢想、敢说，勇于突破禁区，向着人性的深度开掘，是三部曲的突出特点。它在历史与文学间搭建起一座畅通的桥梁，虽然黎汝清书中有虚构的人物，但不同于《三国演义》“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笔法，“战争悲剧三部曲”的探索更着重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分析，力图在宏大的历史事件中，把握住微观的个人情感，从而展现出历史事件深层的隐秘线索。

  在黎汝清的笔下，《湘江之战》中的李德、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皖南事变》中的项英、叶挺，都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脱颖而出，聚焦他们的心理动向、感情所在，通过故事讲述和旁白式的分析，还原成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白鹿原》开篇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教科书之外，读读文学作品，确能提高对历史的认知。太史公的《史记》被公认为信史，其中的文学成分，或被怀疑为司马迁的想象与发挥，但无疑成为历史生动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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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開隨機殺人案的迷霧

  作者：高俊傑 发布时间：2016-10-23 16:46:01

  （原刊 5-7-2016 經濟日報）

  隨機殺人，或無動機殺人是當下時代最不可解的恐怖。在全球不同地區，包括美國、歐洲、日本、台灣，都出現拿著武器的人，無預警，甚至無動機向人們施襲。這種屠殺行為的手法（施行殺戮的對象則多是隨機的），和犯人所宣稱的目的（有些宣稱沒有目的），都違反了大眾對犯罪，對暴力的理解。它像是我們社會內部的一個黑洞，無法被任何意義填塞。

  對應這一狀況，媒體似乎開始發展出一套固定的報導模式：首先，這些犯人都被講述成絕對的邪惡，甚至，他們不像是人。而當法庭的審訊開始時，由於這些犯人的身上也有著多重精神病病症，這些病症自然會成為抗辯的焦點。從這一點開始，傳媒動員我們投入監視他們有沒有為了減刑而濫用這一身份脫罪的角色……我們不自覺被規範在司法判決此一狹窄的範圍中，不去嘗試對這些犯人作出可能的理解，不去思考採取可能的防範措施。然後，在下一次的悲劇中無助地重覆這個循環。

  以精神異常抗辯的迷思

  犯下隨機殺人罪的犯人，如果提出以精神病為抗辯，特別容易受到大眾的懷疑。這是因為他們在計劃、執行行動時非常理性、冷靜——這不符合人們對精神病的理解。但這種理解正正是我們先入為主的一種誤解。由台灣的精神科醫師所寫的《以瘋狂之名：英美精神異常抗辯史》一書，便正正可以讓不諳法律，也對精神科感到陌生的一般大眾，可以由司法判決的角度進入這一議題。

  比如說，上述那種認為唯有完全地陷入瘋狂，或徹底喪失理智才是精神病，或者精神異常的理解，一直都是抱持進步法律觀念的律師希望駁倒的。在不同的案例中，各種判斷準被引入到法庭，包括「不可抗拒的衝動」的準則，即犯人有基本辨別對錯的能力，但控制不了病態的衝動；又，局部精神異常的概念也被引入，它不是瘋狂，但亦不等同於所謂正常，因為患者的世界是由妄想所驅動的。

  而「只要以精神異常為抗辯理由，犯人就可以輕易逍遙法外」的這一想法，也是明顯的誤解，在實際數據面前完全是站不住腳的。據作者楊添圍指出，在美國，只有26%以精神異常為抗辯的被告，真的獲陪審團認定為精神異常。這些因精神異常被判無罪的人，也沒有因此獲釋，而是必須長期留在精神病院內。

  隨機殺人：當下最極端的自我毀滅和曝光形式

  法律的角度，可以說是幫助我們從事後處置的一端理解隨機殺人，但它無法幫助我們逼近形成此現象的原因。死刑完全沒有阻嚇作用，反而是這些犯人所欲求的——不少犯下隨機殺人的犯人都選擇放棄抗辯，因為他們只想法律處死他們。《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這本書在開首就直接指出這些犯人不是一般兇悍的罪犯，是「內心正在受苦而變成殺人犯」，他們所犯下的罪行，是他們想曝光，想自我毀滅。

  乍看上去，這似乎又是一種將他們當成精神異常的慣性思維：這些人有自毀傾向，想藉自己的行為獲得注意。這些人生來就是不正常的。這本書具啟發性的地方，正正就是將這些案件，準確連結到當下的社會體系，並指出這個體系也需要為此負責——這正是作者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及意大利自主主義運動成員（擺脫傳統工會組織，關注民眾實際勞動及日常生活實踐的運動）的拿手好戲。他在書中以解域化這個重要概念，嘗試理解催生出隨機殺人犯的社會因素。

  解域化這一概念是由法國哲學家德勒玆提出的。它指向的是一種分解、浮動的狀態。法蘭克．貝拉迪借用了這個概念，作出了迄今我曾看過的，對隨機殺人現象最精確的分析。（他還分析了當下年輕世代的自殺潮。篇幅所限，本文未能交待書中談自殺的部份）他的分析包括了多個面向，舉例來說，他看到了互聯網及電子科技的形式，使得年輕世代的語言——這一本來是學習人與人之間情感交流的領域被解域化了：「從電子產品學到比從父母身上學到更多單字的這一代兒童，明顯沒有能力發展出社會連帶感、同理心與自主性。」這比只無限放大電子遊戲中暴力、血腥內容的評論者來得高明多了。

  除此以外，新自由主義以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將整個社會解域化：每一個人都成為自己潛在的競爭者。在無盡的競爭中，自然製造了大量的失敗者。這些失敗者普遍的工作型態、生活型態，又是「過度刺激與持續運用神經能量」，這使得莽撞成為了時代病癥。而隨機殺人，就是有些人有天再無法接受這一只有失敗的人生，在徹底毀滅自己前，藉這種暴力，嬴得人生中唯一一次被人注意的機會。這是最極端的，只紅一次的形式。

  這個根本的生存情境如此準確，但無解：槍械管制，精神科藥物管制看似遙遙無期，阻止社會各領域解域化的改革更是無法想像——隨機殺人案的犯人以最極端的形式將世界末日付諸實踐，他們和我們都想像不到一場真正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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