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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一份恰当的边界感，让友谊开出尊重的花儿

  作者：小雨芽儿 发布时间：2023-05-23 20:15:22

  文 | 海蓝蒲雨

  

  没有边界感的亲人~

  前几日，一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位新手妈妈带着自己三个半月大的孩子回娘家，可爱的孩子得到了全家人的关注，对着孩子又是亲又是抱。妈妈连忙提醒，要跟孩子保持亲近距离，但是家里的老人们脾气很倔，表示他们那一代都是这样过来的，亲几下孩子根本没什么问题。结果，到了下午，孩子突然发起了高烧，紧急送往了医院。

  在社交里面，最让人难以把控的莫过于边界感。

  很多人会仗着熟人的关系，对孩子又是搂又是抱又是亲，甚至还有人做出了一些难以捉摸的出格行为，给孩子造成了伤害。所以，如何让熟人知道这些行为已经跨越了社交边界，让人感受到不舒服和不尊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毛茸茸的烦恼》

  在《毛茸茸的烦恼》这本绘本中，作者玛德琳·瓦伦丁用有趣形象的故事给人们展示了社交中出现的问题，让大人和孩子们感同身受。故事里的主人公黛西跟我们一样遭遇了同样尴尬的事情，黛西面对这种情况是如何聪明化解的？

  在故事中，小鸡黛西浑身毛茸茸，像一团圆滚滚的绒球，看起来分外可爱，让人忍不住摸一摸，伸开双手抱一抱，伸长小嘴儿亲一亲。小伙伴们也是同样的感受，一看见她就忍不住地要抱她、拍她、亲她，每天都把她身上的茸毛弄得乱蓬蓬的。

  时间一长，黛西受不了了，她无法忍受好朋友的这些“越界”的行为。她躲在家里，气鼓鼓地想着对应方法。结果，在家里妹妹也忍不住地想亲姐姐，让黛西气得不行……

  面对这样的“内忧外患”，黛西该如何扭转困局，让朋友们明白自己的感受，让他们不要做出这些令她感到不舒服的行为，她又是如何让朋友们理解并且同意和她保持恰当的社交边界的，我们一起来看看黛西的这些做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1、与其改变自己，不如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让他人知道社交的边界在哪里

  

  黛西太可爱了~

  黛西的朋友们大白鹅、松鼠、鼹鼠、蛇、乌龟都非常喜欢她，一看见她就会忍不住地抱她、拍她、亲她，让黛西苦不堪言。

  黛西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改变自己，让朋友们不会看见她就想抱她、拍她和亲她。黛西跳进了泥塘里，变得脏兮兮、黏糊糊、臭烘烘的，把朋友们都吓跑了，结果时间一长她自己也感觉不太舒服。

  一阵大雨过后，黛西又变回了自己的样子，毛茸茸的特别可爱，朋友们又蜂拥跑过来要抱她、拍她和亲她。

  与朋友们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越过社交边界的是黛西的朋友们，不是黛西，所以黛西误以为改变自己就能够让朋友们对她不那么热情，结果适得其反。

  黛西要做的不是改变自己，而是勇敢地跟朋友们说出自己的感受，让朋友们知道哪种行为让她感受到不舒服，哪种行为会让她感受到开心，这样朋友们才能够站到她的立场上去理解她，感受她，懂得她。

  沟通是一种拉近彼此距离的有效方式，把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朋友们，朋友们才会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社交的边界在哪里，随之调整自己的行为举止，让双方都感到舒服。所以，忍耐和退让只会让对方的行为更进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让他人知道社交的边界在哪里，能够遵守的是朋友，不能够遵守的避而远之。

  2、面对他人做出的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行为，我们能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

  

  黛西妈妈的建议很中肯~

  在生活中，我们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在相处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社交越界的行为，我们会感到不舒服，因此我们该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

  在《毛茸茸的烦恼》的故事中，黛西为了让朋友们不那么热情，做出了三种调整方式：（1）改变自己；（2）直接进行反击；（3）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三种方法都能起到保护自我的目的，但是不同的情景下会选择不同的对应方法，需要孩子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当然，

  最直接的是把自己的想法勇敢地说出来，让他人知道你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对方会知道底线在哪里，有边界感的人会有所顾忌，尽量避免。

  对孩子来说，父母需要提醒孩子：面对他人做出令人感到不舒服的行为，首先可以先跟父母沟通，父母会给出一些经验，帮助孩子更好地处理这样的问题，比如黛西妈妈给黛西的建议就很有效；其次，有些人会仗着熟人的姿态并不理睬，我们可以适当反击，让对方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里；最后，如果还有人不断触及社交边界并且一直保持不尊重的态度，不用过多言语，直接避而远之就好。

  3、以身作则，保持恰当的边界感，尊重他人的同时，也是在尊重自己

  

  朋友们尊重黛西~

  在《毛茸茸的烦恼》的故事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回味：黛西遇到比自己小且可爱的瓢虫时，一时也有了想要拥抱对方的冲动，她先问小瓢虫能不能拥抱她，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她尊重了对方的想法。

  在黛西遭遇到了朋友们狂热的热情之后，她遇到了相似的事。她也有了想要拥抱他人的冲动，但是她并没有立马做出行动，而是友好地询问对方，对方不愿意，她给予了对方尊重，也尊重了自己。

  从黛西的故事来看，黛西是一位能够以身作则的孩子，她知道被他人强迫的感受，友好地询问了对方，这样做既尊重了他人，也同样尊重了自己。

  每个人都需要拥有自己的社交空间，有些行为我们愿意接纳，有些行为我们不喜欢就要直接说出来，同样我们也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以身作则，这样才会在尊重自己的同时，得到他人的尊重。

  《毛茸茸的烦恼》给孩子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让孩子们知道即使跟亲近的朋友也要保持一份恰当的边界感，这样才能够让这份友谊走得更远，让友谊开出尊重的花儿，傲然挺立，迎风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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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丁四新：论《尚书·洪范》的政治哲学及其在汉宋的诠释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4-11 14:15:22

  来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2期

  【摘要】

  《尚书·洪范》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政治哲学文献。它包含六个思想要点:(1)“洪范九畴”是王者治理天下的九条根本大法,在性质上与周初的“革命说”差别巨大;(2)“数”乃哲学观念,其中数序“初一”“次五”“次九”在含义上与起始畴、中心畴和目的畴相对应;(3)包含了五元关联性思维的萌芽,在“皇极”畴以外的其余八畴中都有所表现;(4)君王应当建立“中道”,并以此施用政治权力;(5)王者具有圣性,其德行可以被神性的“天”所感应,并通过“庶征”展现出来;(6)从政治的角度构造了一个“生活世界”的系统。汉代的《洪范》学在天人感应的背景下大力阐发了五行灾异学说,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及刘向、刘歆的相关解释最为重要,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宋代的《尚书》学以王安石和朱熹为代表。王氏极其重视“五行”畴,以为九畴的核心。朱熹则最重“皇极”畴,它是“君王通过正身而建立民可效法的至极至尽的准则”之义,由此批评了“大中”的训解。

  【关键词】

  《洪范》;五行;皇极;政治哲学;《五行志》;王安石;朱熹;

  作者简介：丁四新（1969—），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曾任武汉大学二级教授、珞珈特聘教授。现兼任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儒家经学和简帛思想的研究。著作有《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先秦哲学探索》《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英语世界的早期中国哲学研究》《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等，发表论文150多篇。

  1、引言

  《尚书·洪范》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早期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些思想要点即包含于其中。所谓“洪范”,《尔雅·释诂》云:“洪,大也”;“范,法也”;“法,度也”。《尚书大传》曰:“《鸿范》可以观度。”[1]“法”即“规章制度”之义(非今语“法律”义)。《史记·周本纪》曰:“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司马迁通过使用“天道”一词肯定了“洪范九畴”的神圣性、恒常性和应然性。简言之,《洪范》集中地表达了君王如何治理天下国家的基本观念和思路。不过,自1928年刘节在《东方杂志》第25卷第2号上发表了《洪范疏证》一文,否定其为周初著作而断言其为战国末季之作品以来,[2]学界的态度丕变,《洪范》的著作时代即遭到了持久而严重的怀疑。也因此,它是否能够代表周初的政治哲学思想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即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学者们往往裹足不前,不敢深掘其思想;或者说,即使人们意识到了它在思想上的深刻性和重要性,但是要么不敢将其推至周初时期,要么点到为止,只作非常匆忙而平浅的论述。[3]

  

  现在看来,刘节的《洪范疏证》毫无疑问是一篇充满疑古激情的愤青之作,它是在疑古风气甚炽的背景下写作出来的,且他在当时才二十余岁。当然,笔者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刘文的学术史价值。从总体上来看,刘文的学术史价值在于借助当时的疑古思潮而挑起了长达八九十年的《洪范》著作时代的争论和辩驳。不过,从求真的角度来看,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论证也是非常草率的。正如徐复观、刘起釪等先生所批评的,刘节的相关论证几乎无一可以成立。近二三十年,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学者(如李学勤、裘锡圭)认可《洪范》乃周初著作的传统观点,提供的新证也在不断增多。此一方面,可以参看拙作《近九十年〈尚书·洪范〉作者及著作时代考证与新证》一文。总之,根据目前的考证,我们完全可以重新肯定《洪范》为周初著作的观点,而《书序》等以《洪范》为箕子之著作,也是可以成立的。

  现当代的《洪范》学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史的研究,其中著作时代的考证最为引人注目;另一个是在西方的大学制度引入中国后,人们从不多的学科出发,发表了很多的研究文章。不过,从已有的学术成果来看,虽然与该篇《尚书》相关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但是从哲学特别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此篇思想的文章还是较为少见。而且,由于涉及文义的训释、理解及其解释是否妥当等问题,这些已发表的相关文章值得商榷的地方也很多。基于这些原因,本文重新深入地研究这篇重要文献的政治哲学思想,仍是必要的。

  2、《洪范》政治哲学的思想要点

  《尚书·洪范》政治哲学的思想要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洪范九畴,乃是王者治理天下的九条根本大法。在含义上,这包含三点:一者,它们属于“天道”,是由天所赐的,而不是人为之物;二者它们本身即是王者受命的象征,既是对王权合法性的直接肯定,也是对于圣功(“禹平水土”———《尚书·尧典》《吕刑》)的直接奖赏;三者,天下太平秩序的建立(“彝伦攸叙”)乃九畴的目的,当然也可以说洪范九畴即表示着世间秩序。单就大禹来说,其身份即经历了由臣而王,其功业即经历了由“平治水土”到“彝伦攸叙”的递进和变化。在此一过程中,“天锡禹洪范九畴”即表示了对大禹受命为王的肯定及平治天下的开始。另外,值得高度注意的是,“洪范九畴”与革命说在内涵上差别巨大。充斥《周书》诸篇的革命说,乃是为了论证周革殷命的合理性,以及告诫时王和后王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被异族革命,从而达到周王朝“延年”的目的的。总之,革命说是为周人夺权和掌权,即一家如何长久地私有天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当然,在周人宣扬的革命说中也有非常积极的思想因素,这就是“敬德保命”和“敬德保民”的观念。这些积极的因素,让最高政治主体从其内在构成及其建立上去面对“天命”和“人民”,进而担负起平治天下的巨大政治责任。

  第二,《尚书·洪范》在叙述上无疑具有“以数记言”的特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数”作为哲学观念来使用,而直接表现为该篇的一种哲学思想。首先,作者具有明确的序数意识,将九畴自“五行”至“五福、六极(殛)”依次加上了“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和“次九”的文字。这深刻地表明作者对于文本的安排不是随意的,即不仅仅是为了所谓“以数记言”的方便,而是为了安排九畴的逻辑关系。九畴先后次序的排定,是由它们各自在此思想系统中的特性及与当时的“数”观念相配置的结果。关于它们的逻辑关系,前人多有说解。在笔者看来,初一、次五和次九三畴位置的确定最为重要。“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五种材用之物在王道的世界中处于最基本的方面,因此初一畴非“五行”莫属,而“初一”之数正包含了此意。“次五曰建用皇极”,在天下万物中,“王”的地位最高、最大,居于王道政治的中心,因此箕子即将“皇极”安排在此畴,而与中数“五”相配。在数一至数九中,数“五”居中,为中数。最后一畴“向(飨)用五福,威用六极(殛)”,从内容上来看为目的畴,应当居于九畴之末,而箕子正将其放置在末畴———第九畴,且又与数“九”的文化含义相应。其次,除第五畴外,余八畴的内容各自在文本叙述上有先后之序,且多由五者构成,参见五行、五事、五官(见“八政”)、五纪、稽疑、庶征和五福。这说明,在殷末周初人们已形成了“五元”的思维方式。在这个五元的思维方式中,数“一”和数“五”比较重要,“一曰”为初始义,“五曰”则具有贯通或总摄义。而“五曰”又较“一曰”更为重要,此正与殷人“尚五”的观念相一致。最后,根据五行在历史(殷末至春秋)上的运用来看,水、火、木、金、土五者在五行系统中的如此位置很可能老早就已经排定了。值得注意的是,《尧典》所谓“汝平水土”,或《吕刑》所谓“禹平水土”,当是概括《洪范》“水、火、木、金、土”之序而来。从多种先秦文献来看,《洪范》以“一”“二”“三”“四”“五”对水、火、木、金、土五行所做的数序化,也即是对其进行的象征化和数码化。在此,“数”即成为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总之,《洪范》是将“数”作为哲学观念来使用的。

  第三,《尚书·洪范》篇已包含了五元关联性思维的萌芽。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的概念出自汉学家。这一概念包含着二元对偶、象征、隐喻和类联、感应等形式。首先,可以肯定,《洪范》已具备“五元”的思维特征。例如,不论是在五行、五事、五纪和五福,还是在“八政”“稽疑”和“庶征”中,都呈现出或包含着“五元”的叙述结构。这说明,“五元”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来使用的,并以之来规范和建构此世界。在五元的基础上,世间万事万物又是彼此联系着的整体。其次,“五事”被纳入“庶征”畴中,于是这两个五元的系列就被直接关联起来了。不论是“休征”(肃—时雨,乂—时旸,哲—时燠,谋—时寒,圣—时风)还是“咎征”(狂—恒雨,僭—恒旸,豫—恒燠,急—恒寒,蒙—恒风),它们在人、天之间都建立了感应式的五元因果关联。再次,“五行”“五事”二畴各自建构了一个自生性的五元衍生系列,不论是“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还是“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它们都是建立在“体用”基础上的关联。最后,《洪范》中的任何一个五元单位(或五元系列),都能够且必须构成一个有关联的整体。当然,在这些关联着的整体中,五元之间又有主从的分别。

  “五元”不等于“五行”的概念。虽然《洪范》已具备五元的思维方式,并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与成熟形态的关联性思维方式相比较,应当说还处于初始阶段。关联性思维方式的成熟形态为阴阳五行说,对应的时代在西汉早中期。不过,在战国晚期,五行的关联性思维方式已经成熟:“五行”首先被当作万事万物彼此关联的基础和出发点,并由此关联到其他事物,形成了以“类联”(没有必然性)的方式去建构世界的思维方式;同时,五行间的生克关系被普遍接受,并被应用到任何一个五元系列的关系结构中,好像它们本来如此一样。据《左传》《国语》,五行生克说是在西周末期至春秋中期这段时间里慢慢产生出来的。在殷末周初,五行还不具备这两个重要特性,还没有成为使世界关联起来的普遍思维形式,因此在《洪范》“五事”“庶征”等畴中,我们看不到“五行”作为思维方式而存在于其中的影子。能够以“五行”去思考和确定“五事”“庶征”等的内在关系,这是形成五行思维方式的关键。

  第四,王权的建立及施用都应当遵行“中”的原则(“中道”)。首先,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不容臣下僭越和侵犯王权,“惟辟作威作福玉食,臣无有作威作福玉食”,从而保证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对民人赐之以五福,或者罚之以六殛,这是天子专有的权力,臣下不得染指;否则,王权旁落,民心转移,民畏转向,就会导致官僚系统的失控,甚至君臣易位的严重后果。其次,天子以“中道”来考察民人行为的善恶及做出相应的赏罚,且赏罚应当适度和区别具体情况。在此,“王道”本身即是自然中正的准则(“中道”),百姓(“人”)和“正人”即应根据“中道”来践行王道。再次,一方面民人有责任遵从“皇极”,“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如此以趋近天子的恩光;另一方面天子有义务为人民尽心服务,“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作民父母”的观念,成为此后中国人对于君王政治角色的基本要求之一。一般说来,父母对于子女的呵护和关爱是全心全意的,出自义务。《洪范》“作民父母”与《康诰》“若保赤子”同义,都属于古代中国民本政治的重要命题。它们后来着重受到儒家的继承和发挥,这可以参看《孟子》和《大学》二书。最后,天子对于王权的使用,还涉及在手段上应当如何统治臣下的问题,由此《洪范》提出了所谓“乂用三德”之说。

  第五,从“序论”及“稽疑”畴来看,王者具有圣性,但并不具备神性;不过,王者的德行可以被神性的“天”感应,并通过“庶征”展现出来。这即是说,一方面具备圣性的王者必须受到神意的启示和主导,另一方面天子的德行可以被上天所察知,并以感应的方式展示出来。前者表现为“卜筮”之求,后者展现为“休征”“咎征”之应。无疑,以卜筮谋问神意,乃王者最为倚重的协商因素,但是整个稽疑过程还涉及王心、卿士和庶民三者:判断是吉是凶,乃是综合此五元因素而加以判断的结果。这是一种多元整体主义的哲学观念。另外,“稽疑”的结果(或吉或凶)也同时是为了指导稽疑者(“王”)的行动(政治决策),或者说稽疑者的行动决策即同时参与到吉凶的判断过程之中。这一点,在“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和“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两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此可知,整个稽疑过程又不全然是迷信的,而是充满了协商(consulting)和能动地综合判断的理性精神。在“庶征”畴中,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哲学原理,显示出神性的“天”对于天子德行臧善的欣赏,并以“休征”感应出来;否则,以“咎征”感应出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庶征”畴中的天人感应是在“默契”中进行的,它是由天对人的单向作用,而不是由人对天的主动“祈求”,这与祭祀活动中的“祈神”迥然不同。显然,王者自身的德行修养如何,在“庶征”畴的天人感应中只具备消极的意义。进一步,天对人的感应既然是以“庶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不是表现为革命或肉体上的残戮,那么这深刻地说明了,即使是“咎征”,也出自于上天的良善意志。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咎征”终究不能算作所谓惩罚,而应当看作上天的谴告和警示。这些观念,在春秋学和汉代的天人感应之学中得到了大力发扬。此外,从箕子将“庶征”(雨、旸、燠、寒、风)作为上天对天子的基本感应形式来看,彼时所谓自然世界也不是纯粹自然的,而是充满了神意,它也是天子关切的重要对象。由上天主宰的自然世界所提供的时雨、时旸、时燠、时寒和时风的气象环境条件,乃是万物生长(“庶草蕃庑”)的基本前提。此外,第八畴还与第四畴(“五纪”)有关。“休征”和“咎征”,是上天根据天子德行之善恶而展现出来的气象状态,但庶征是否能够为人所用,则有赖于王、卿士、庶民对于时节的把握。第八畴曰:“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即是此意。

  第六,《尚书·洪范》非常重视对于“生活世界”的理解,也可以说它建立了一套关于“生活世界”的哲学观念。当然,这个“生活世界”又着重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建构的。第一畴的五行即为五材,“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它们是材用的本源。第三畴“食、货、祀”三者,乃当时最普遍的生活形式。第八畴的目的为“庶草蕃庑”和“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显然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密切。从第八畴看第二畴和第四畴,“五事”和“五纪”都是与“生活世界”直接关联的,前者会导致雨、旸、燠、寒、风五种气象的吉凶之应,后者则给予民人以准确的岁、时、月、日的时间节律。时间(节令)是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第九畴为目的畴,无论是“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还是“六殛”(凶短折、疾、忧、贫、恶、弱),都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是否幸福及其幸福的程度如何的问题。第二(“五事”)、三(“八政”)、五(“皇极”)、六(“三德”)四畴,主要是讲王对于天下、社会的统治和管理,特别是对官僚系统内部的管理,以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他如何修养自身的问题。天子修身既是其作为最高统治者自身之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作为人们共有之“生活世界”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

  3、《尚书·洪范》在汉宋的诠释

  综上所论,所谓“洪范九畴”,既是王权的象征和圣者受命的瑞应,同时也是天子治理天下并使之达到“彝伦攸叙”的根本大法。这套政治哲学对于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突出地表现在汉代和宋代的《洪范》学中。汉、宋是《洪范》思想诠释的两个重要时期,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参看刘起釪的《尚书学史》、程元敏的《尚书学史》、李军靖的《〈洪范〉与古代政治文明》和张兵的《〈洪范〉诠释研究》等。其中,又以张书最为全面,自汉至清皆有论述。

  汉代的《尚书》学以《洪范》学为最,此为通识。“洪范九畴”的每一畴,甚至《尚书·洪范》的每一段文字都受到了汉代经师的高度重视,不过毫无疑问以“五行”畴为尤,《汉书·五行志》及以下历朝史书之《五行志》都是在此畴的名义下生展开来的。在先秦,人们已基本完成了对五行含义的丰富化和深刻化的过程。从箕子到史伯,从史伯到郄缺,从郄缺到邹衍,五行从五材上升为五元类联的成熟思维方式;大约在春秋后期,它又发展为一个宇宙生成论的重要概念。最后,很可能在战国晚期,“五行”与“阴阳”在宇宙生成论的维度上被贯通起来。在竹简《五行》中,我们甚至还看到五行说渗透到儒家思想之中,影响着儒家道德学说的叙述和构造。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成果,为西汉经师以《洪范》篇为重点来开展《尚书》经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概括起来,汉人对于《洪范》的创造性解释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经师们将《洪范》与《春秋》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了从阴阳灾异说到五行灾异说,或者阴阳五行灾异说的转变。其二,“五行”一畴被着重提出,具有总领其余八畴的关键作用,这由《洪范五行传》、《洪范五行传论》及《汉书·五行志》的命名即可知之。这种总领性,特别体现在对“五事”“皇极”“庶征”和“五福六极(殛)”四畴的解释中。其三,在《五行传》及《五行传论》中,天人感应的色彩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其中以“五事”“皇极”“庶征”和“五福六极”构成的思想系统在当时颇具特色。正因为如此,《洪范》在《尚书》诸篇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在汉代得到了大幅提升。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及刘向(前79-前8)、刘歆(前50-公元23)等人的《五行传论》,不但对于西汉,而且对于中国二千年的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型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汉书》以后,中国历朝史书均有《五行志》。

  宋代是《尚书》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洪范》受到的重视,可见于王安石(1021-1086)、苏轼(1037-1101)、林之奇(1112-1176)和朱熹(1130-1200)等人的著作。其中,王安石着重以“五行”畴,而朱熹着重以“皇极”畴为中心贯通地解释了《洪范》的思想主旨。相应地,二氏的相关论述即成为两宋《洪范》学最为重要的代表。

  

  王安石

  王安石对《洪范》的解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撰作《洪范传》前后。该文作于治平三年(1066)之前,进献于熙宁三年(1070)。据《进洪范传表》[4]685-697,荆公认为《尚书·洪范》是一篇供时圣考述先王治国平天下之道的,即人君用以治理天下国家的纲领性著作。在《洪范传》中,王安石一方面比较注意解释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又将解释的重点落实在“五行”和“皇极”二畴上。对于“五行”,王安石将其放在宇宙生成论中来定位,重视其流行生物之义。如说:“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又说:“五行也者,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是故谓之行。”而水、火、木、金、土五行以天地之数为生成的本源。这是对汉人思想的继承。最后,王安石将“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系之于“五行”畴,从而认为“《洪范》语道与命”。这是荆公提出来的新观点。对于“皇极”,王安石释“皇”为“君”,“极”为“中”,并大力阐扬“中”义。《洪范传》曰:“皇,君也;极,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则万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锡其庶民也。”“极”训“中”,这是汉代的通训,本无不可,但是王氏是从君主统御臣民之手段的角度来说的,与朱子的解释有根本的区别。第二时期大概开始于《三经新义》撰作之后。《新义》撰修始于熙宁六年(1073)。《尚书义》所释的《洪范》主旨,可见于《乞改三经义误字札子二道》。其中一札曰:“《洪范》‘有器也然后有法。此书所以谓之范者,以五行为宗故也。五行犹未离于形而器出焉者也。扩而大谓之弘,积而大谓之丕,合而大谓之洪。此书合五行以成天下之大法,故谓之《洪范》也。’已上七十一字,今欲删去。”[4]457由此七十一字,可以反映王安石其时是十分重视“五行”畴的,欲专以“五行”为宗来解释《洪范》的思想。与《洪范传》相比,这无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王安石对于“五行”概念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在《原性》一篇中。[4]726-727当然,根据上引札子,我们还注意到,王安石后来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已意识到了如此阐释的危险。

  朱熹对于《洪范》的解释,在《语类》中已作了很全面的载录。[5]在《尚书》中,《洪范》无疑是朱子与门人问答的重点篇目之一,且其重点放在“皇极”畴上。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做说明。

  其一,朱子以“皇极”畴为九畴的核心,“五行”畴的重要性则退居其次。朱子曰:“凡数自一至五,五在中;自九至五,五亦在中。”这是通过生成数之方位图排布来说明“五”数居中。又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这是通过古代流传下来的幻方数,即河图数、洛书数来阐明“五”居于中心位置。由此,朱子肯定了“皇极”(第五畴)处于关键位置。据甲文资料,殷人已形成了重“五”的传统。《洪范》将“皇极”置于第五畴,即九畴之正中的位置,这表明殷人和周人都在高度重视此畴,从而在文本上如此有意地作了安排。朱子又曰:“若有前四者,则方可以建极: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纪是也。后四者却自皇极中出。三德是皇极之权,人君所向用五福,所威用六极,此曾南风所说。诸儒所说,惟此说好。”这是从逻辑关系的角度来论明“皇极”居中之义的:前四畴为第五畴“皇极”的前提和目的,所谓“若有前四者,则方可以建极”是也;后四畴为第五畴的权用,所谓“后四者却自皇极中出”是也。而对于“五行”畴,朱子虽然肯定了其“最急,故第一”及“《洪范》乃是五行之书,看得它都是以类配得”二点,但是毕竟论述不多。而在程朱理学中,“五行”只是理气一衮流行而生成万物的一个环节,其位置在阴阳之下。这与王安石极端推崇“五行”,将其看作万物流行生成的本源相较,在观念上的变化是巨大的。

  其二,朱子训“皇”为“君”,训“极”为“至”“尽”“标准”,并批评了人们将“皇极”解作“大中”的看法。朱子与门人问答“皇极”的材料很多,大体可以分为二点:第一点,从字义来看,朱子训“皇”为“君”(“人君”),为“王”,为“天子”,认为不应当训作“大”。“皇”为何不应训作“大”?这是由《洪范》的上下文决定的。朱子反问道:“‘皇建其有极’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时人斯其惟皇之极’,不成是时人斯其惟大之中?”“皇”为“大”,在原文中是讲不通的,故朱子说:“皇,须是君。”至于“极”字,朱子认为应训为“至”“尽”,引申之,乃“标准”义。对此,朱子不厌其烦,反复阐明之,如曰:“东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极,非中也。”又曰:“极之为义,穷极极至,以上更无去处。”再曰:“四边视中央,中央即是极也……如屋之极,极高之处,四边到此尽了,去不得,故谓之‘极’。”需要指出,朱子对“极”训为“中”的批评有强弱二式。强式,直接否定了此训,如说:“中,不可解做极。”又说:“‘皇极’之‘极’不训中。”弱式,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的故训,但仍以“至”“尽”“标准”为究竟义。无疑,后者更能代表朱子的意见。而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者,从道理上讲,朱子曰:“东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极,非中也”,“‘中’亦不可以训‘极’。‘极’虽有‘中’底意思,但不可便以为‘中’,只训得‘至’字。如‘北极’之‘极’,‘以为民极’之‘极’,正是‘中天下而立’之意。为四面凑合,至此更无去处。”由此,朱子甚至对“极”、“中”作了语义区别,如说:“且如北极是在天中,唤作北中不可;屋极是在屋中,唤作屋中不可。”二者,从历史上来说,“极”训“中”,乃汉人故训,对此朱子不是要作全然否定,而是有针对性地批评了流俗的误解和曲解。他说:“但汉儒虽说作‘中’字,亦与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说‘中’,只是含胡依违,善不必尽赏,恶不必尽罚。如此,岂得谓之中!”又曰:“汉儒注说‘中’字,只说‘五事之中’,犹未为害,最是近世说‘中’字不是。近日之说,只要含胡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当做底事,只略略做些,不要做尽。此岂圣人之意!”再曰:“今即以‘皇极’为‘大中’者,更不赏善,亦不罚恶,好善恶恶之理,都无分别,岂理也哉!”面对时人借助于“大中”的故训对“皇极”作“含胡苟且”的理解,这是朱子所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些解释不辨是非,不能好善恶恶的,而将“皇极”理解为无原则的折中之义。程朱理学与此相对,正要高扬“理极”。总之,所谓“皇极”,在朱子看来,就是君王正身立己应有一个至极至尽的标准。第二点,朱子之所以反对将“皇极”训为“大中”,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训为人君正身以建立可效法的标准,它才可以统摄和贯通其余八畴;若训为“大中”,则无以担当此项重任。他说:“‘皇极’,非说大中之道。若说大中,则皇极都了,五行、五事等皆无归着处。”又说:“以是观之,人君之所任者,岂不重哉!如此,则九畴方贯通为一。若以‘大中’言之,则九畴散而无统。大抵诸书初看其言,若不胜其异,无理会处;究其指归,皆只是此理。”又说:“《洪范》一篇,首尾都是归从‘皇极’上去。盖人君以一身为至极之标准,最是不易。又须‘敛是五福’,所以敛聚五福,以为建极之本。又须是敬五事,顺五行,厚八政,协五纪,以结裹个‘皇极’。又须乂三德,使事物之接,刚柔之辨,须区处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于神,庶征是验之于天,五福是体之于人。这下许多,是维持这‘皇极’。”都说明“皇极”在九畴中具有统摄和贯通义。

  其三,推究其极,朱子以“皇极”为正身之学,这与他对《大学》思想重心的理解是一致的。就此点,朱子一曰:“(皇极)只是说人君之身,端本示仪于上,使天下之人则而效之。”二曰:“皇是指人君,极便是指其身为天下做个样子,使天下视之以为标准。”三曰:“问:‘标准之义,如何?’曰:‘此是圣人正身以作民之准则。’”四曰:“言王者之身可以为下民之标准也。”五曰:“大抵‘皇极’是建立一个表仪后,又有广大含容,区处周备底意思。”这几条引文都表明了朱子是从儒家政治哲学的立场来解释“皇极”的思想的:君主自身的修养即是政治实践的中心和本原。对内来说,正心诚意是“正身”的应有之义;从外来看,“正身”的结果应当成为臣民可效可法的至极至尽的仪则(或准则)。朱子甚至说:“其本皆在人君之心,其责亦甚重矣。”这进一步推本于“人君之心”,更加强调了“皇极”畴对于九畴的重要性。而正身与正心,正是朱子解释《大学》思想的重心所在。

  

  朱熹

  此外,就《洪范》“庶征”畴,朱子虽然同时批评了汉儒将天人感应论作“必然”之说,但是其矛头主要还是对准王安石的,王氏完全消解了其中的天人感应之论。他说:“《洪范》庶征固不是定如汉儒之说,必以为有是应必有是事。多雨之征,必推说道是某氏做某事不肃,所以至此。为此必然之说,所以教人难尽信。但古人意思精密,只于五事上体察是有此理。如荆公,又却要一齐都不消说感应,但把‘若’字做‘如似’字义说,做譬喻说了,也不得。荆公固是也说道此事不足验,然而人主自当谨戒。如汉儒必然之说固不可,如荆公全不相关之说,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后世见未到耳。”在《洪范传》中,王安石以阴阳观念对“庶征”畴作了非常客观、自然的解释,将天人感应的方面消解殆尽。为了现实此一解释,荆公很生硬地将“休征”“咎征”之“曰肃,时雨若”和“若狂,恒雨若”等中的诸“若”字,一并训为“如似”义。[4]695这一训释无疑是错误的,与《洪范》本文不合。而对于产生此一误解的原因,朱子心知肚明:荆公欲一反汉儒,“要一齐都不消说感应”。朱子与荆公不同,一方面又不完全赞成汉儒的解说,另一方面他力图尊重古人的观念,所以说道:“古人意思精密,恐后世见未到耳。”现在看来,在上古,人们具有天人感应的观念,这恰恰是很正常,符合历史实际的。

  总之,王安石和朱子的相关说解,大抵可以作为宋人解释《洪范》思想的代表。王安石的说解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在《洪范传》中,王安石很重视“皇极”畴,几乎可以与“五行”相并。此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在《尚书义》中,“五行”成为解说《洪范》的绝对宗旨。在王安石看来,“洪范九畴”是“合五行以成天下之大法”的结果。毫无疑问,如此作解,荆公就将《洪范》作为一篇自然哲学(唯物主义)的文献来看待了。不能不说,王安石的解释从根本上离开了《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的政治目的。《洪范》属于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范围。与荆公的不契相较,朱子从政治学或者说政治哲学的角度入手来解释《洪范》的思想主旨,应当说这是非常符合其书篇性质的。在此基础上,朱子高度重视“皇极”畴,并训“皇”为“君主”“极”为“至极”和“标准”,而反对作“大中”的训解,这也是比较符合《洪范》第五畴的原意的。进而朱子将《洪范》的政治哲学归结在君王的修身上而所谓“皇极”,也就是君王通过正身以建立一个民可效法的标准。如何正身?这与朱子的正心说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由此,可以看到,朱子对于“皇极”,乃至对于《洪范》通篇的解释,都与《大学》“正心诚意”“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说法相贯通朱子的这些解释,蔡沈(1167-1230)的《书集传》都做了继承,且被后人广泛遵从。

  【参考文献】

  [1]孙之马录.尚书大传:卷三[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册.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18.

  [2]刘节.洪范疏证[M]//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88-403.

  [3]丁四新.近九十年《尚书·洪范》作者及著作时代考证与新证[J].中原文化,2013(5):12.

  [4]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685-697.

  [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第七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4:2040-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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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骁勇一时的后唐庄宗李存勖真是因为宠信伶官失败身亡吗？

  作者：亢龙无悔 发布时间：2022-07-04 09:13:42

  骁勇一时的后唐庄宗李存勖真是因为宠信伶官失败身亡吗？

  文 和运超

  就在朱温登位建立后梁这一年，李克用病重，次年正月就死了，年五十三岁，临终前交给儿子李存勖三支羽箭，让他牢记著名的三大仇恨。只要夺取幽州稳固北方，否则晋军无法放心南下。二是朱温是死敌，三就是结义的契丹，说好联手，结果唐朝覆灭，梁朝强大，契丹最终背信弃义。

  关于李存勖继承晋王之位，其实他并非李克用的长子，本来家中另有长子落落，据说也是相貌堂堂，非常骁勇，被李克用任命为河东节度副使兼晋阳令，铁林军指挥使，足可以看出其受到倚重的地位。

  唐昭宗乾宁三年(896)，李克用攻打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朱温令大将葛从周领军在洹水驻扎救援罗弘信，留下庞师古继续攻打郓州。朱温的军队在洹水的阵地前挖了许多沟坎，李落落领军冲锋时遇到沟坎被绊倒，被汴军活捉。李克用亲自去救落落，战马也被绊倒，也差点被擒获，李克用回身发箭射中一名汴军将领，才侥幸脱身。李克用向朱温请和要赎回落落，朱温不但不答应，还把落落交给罗弘信杀掉。罗弘信因杀了落落，坚决倒向朱温阵营。而李克用和朱温之间的血海深仇也越发深重。

  李落落的生母没有记载，但作为长子和受到李克用非常喜爱看重，按说很可能是跟随李克用最早的正室刘夫人所生，但也有说法刘氏并无所出，所以李存勖一直得到刘氏喜爱，后来帮李存勖能继承晋王之位出力不少。这个多半有一些后来的修饰，古代嫡庶之分在唐代这种有一些门阀遗风的社会背景确实存在，但是，问题不在于此，实际上在塞外部族之中，对嫡庶的等级差异远比中原家族突出。最典型的契丹、蒙元，庶出儿子就再有本事，也根本没有继承资格。

  李存勖是侧室夫人曹氏所生，但在李落落死后，确实可能被刘氏视为己出，仅仅是可能，笔者并不太相信史书描述。事实上李存勖建立后唐，尊生母曹氏为太后，封父亲正室夫人刘氏为太妃，让刘氏夫人回去太原生活，这个可是大大违背中原礼制，假如当年刘氏夫人对李存勖有养育帮助，视如己出的恩情，李存勖此举就太过忤逆。

  李存勖才干出众，的确并不是多么理想的圣贤明君，但是反过来看，史书的塑造多有美化，刘氏确实是李存勖嫡母，可能也喜欢他，但并没有像说的那么对他有太多关照，所以，李存勖对刘氏的感情也是普通或者一般程度的，他更亲近的还是生母曹氏。

  在沙陀这种刻意尊崇李唐，积极进入中原的边疆部族来说，这种转变应该是有所体现，所以李存勖靠着这种机缘推动，加上成长以后应该是青出于蓝，比兄长有过之而无不及，确实也得到李克用的器重，最后成为继承人。

  即便如此，李存勖的继位也并没有想象中顺利。李存勖随军参加作战时间很早，十一二岁就开始接触战事，二十四岁继承晋王，也有十二年左右的从军经历。但是环绕身边的众多李克用养子和叔父辈，大多也是粗鲁武人，也是一样久经沙场，根本不好管束。

  当时李克用的养子李存颢、李存实等自恃各自领军，又年长，对李存勖袭位非常不满。有的称病不朝，有的见而不拜，甚至说动其叔父李克宁意欲谋害李存勖，投降后梁。关于李克宁的情况，史书在多数时候是以正面记载居多。比如《新五代史》称他从小以仁孝贤良闻名，在李克用等兄弟中口碑极好，似乎从侧面说明李克宁的名声威望在李氏家族和沙陀军中一直不低。另外还表示他和李克用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像早期在河朔对付吐浑部赫连铎，入中原追击黄巢，李克宁都紧跟左右，甚至充当先锋，立下许多功绩，后来任振武军节度使防守后方，军中事务全由他做主，李克用基本不用操心。

  李克用临终之际，确实对李克宁等元老宿将交代，把李存勖交给他们，希望尽心辅佐。《新五代史》又刻意描绘一个李存勖谦让的场面，表示先把事务都交给叔父辈打理，等自己再长大成熟一些再接受父亲的事业。李克宁却态度非常坚决：“吾兄之命，以儿属我，谁敢易之？”当即率先向李存勖参拜，把他推到晋王的位置。

  按说李克宁此前是一个非常忠诚正面的形象，为何立场很快发生转变？史书的记载非常戏剧化，感觉李克宁的态度其实比较暧昧，貌似他经不住李克用两个养子李存颢、李存实的煽风点火。

  更要命的是妻子孟氏个性鲁莽冲动，对李克宁屈服于二十出头的侄儿李存勖很不甘心。

  李存颢、李存实两人的事迹非常少，只能说明他们在李克用众多杰出养子中很不起眼，甚至不大被看得起，很想借着扶立继承人博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李存勖年轻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他继位时的表现，大体按照原来的传统尊重各位前辈和兄长，他们两人过去和李存勖显然并不亲近，感觉地位不会发生多少改变。所以对李存勖和李克宁之间的关系，他们打算冒险突破。

  李克宁原本比较粗鲁质朴，按说他本来是带头拥护李存勖的，要说存有取代之意，李存勖当着众人表现谦让时，他可以接受暂代理事，然后慢慢取而代之，以他在家族和军中地位，恐怕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新五代史》写第一次劝说拿出了 “众兄弟及”的传统，并不是中原有这么一套继承办法，在边塞部族来说更是普遍习俗，所以，史书提这一笔的用意应该是再次强调李克宁当时的忠直一面： “养子存颢、存实告克宁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侄，理岂安乎？人生富贵，当自取之。’克宁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归，吾复何求也？’”李存颢、李存实感到难以说动李克宁，于是就调转枪头从孟氏下手，孟氏受到蛊惑，反复对李克宁软硬兼施，终于使他被影响，参与了逼迫李存勖的行动。

  到底李存颢、李存实和李克宁安排了一个怎样的行动，史书记载十分含糊，由于核心人物李存颢和李存实根本缺少记载，甚至李存实最后结局如何都没有说清楚。那么，

  李克宁的形象从意志非常坚决，经过夫人孟氏一番软硬兼施就失去理智，甚至原则，这个人物形象崩塌显得比较矛盾。由于这是一件大事，应该是有根据，只不过这次危机很多细节已经难以还原。

  而李存勖在应对这次危机中，已经初步显示出他的睿智多谋，他先取得监军张承业和大将李存璋等人支持，张承业、李存璋是和李克宁一起接受李克用托孤的心腹元老。

  其中张承业是宦官，原本姓康，来自长安宫廷。唐昭宗和宰相崔胤大肆诛杀宫中宦官时，张承业就因为远在河东侥幸躲过。因曾多次出使地方，张承业很早就做过李克用军中的监军，关系不错。唐昭宗被李茂贞威逼时，有人建议去河东太原避祸，张承业主动负责去联系李克用，但因河东较远，最终皇帝去了较近的华州韩建那里，张承业就在李克用身边留下了，两人关系越来越亲密，张承业对李克用非常忠诚，最后成为受命托孤的心腹之一。

  由于久经战阵，实际张承业对军事方面也颇有所长，在柏乡之战和征讨幽州刘守光时，张承业都为李存勖积极谋划，后来也成为坐镇太原的重要心腹，成为开府仪同三司，封上将军、燕国公的重臣。

  张承业一直把李氏父子视为支撑唐室，征讨各路背叛李唐的忠臣，最后李存勖准备建立后唐称帝时，张承业作为唐朝宫廷出身的旧人，内心却有一些转不过弯。

  其实据《新五代史》的描绘，张承业的态度也很像《三国志》里曹操身边的荀彧。

  这一点，笔者前面论述后梁朱温时，也曾提过欧阳修写史对《三国志》笔法的继承。张承业表露内心的一番话非常感人，称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与梁血战三十年，本应该是讨灭敌人，为先帝报仇，然后册立唐室后人，不应该急着谋求称帝，认为这样会令天下人失望。然后自称不过唐家一个老奴，希望大王功成以后归隐田园，只要离开时，路人们知道他曾经是朝廷的敕使，先王的监军就心满意足。李存勖当时受到朝野劝进，当然不会同意去寻找李唐的后人出来做小皇帝，张承业就一病不起，死时已经七十七岁。

  张承业在史书中的形象和历来人们认为荀彧晚年反对曹操，内心存有汉室极为相似。但也稍微有一些分别，都知道荀彧大有被曹操逼死的嫌疑，而张承业并没有，甚至张承业还说假如确实寻不见李唐的后人，然后“大王自取”的话。

  笔者分析史书描绘张承业的内心，他希望维系李唐可能是事实，但是其实更强调的是要讨平天下叛唐之各路豪雄，尤其是朱温的后梁，张承业已经年逾古稀，时日无多，作为一个有深厚阅历见识的唐末宦官，对大势所趋并非毫无觉察，所以史书的说法也非常明白，对李存勖的劝谏主要在觉得他太年轻，太急于称帝，如此会令天下有非议。

  《三国志》里荀彧劝曹操的原话也是“不宜”称王，本意是最好不要，以荀彧这种以睿智见长的人，绝非看不清天下形势，按说也不是完全反对，真正想表达的也是指操之过急，只是荀彧说得更含蓄，可能让曹操觉得他有反对的意思。

  李存璋也是李克用最早的养子之一，从代北起兵就跟随李克用东征西讨，如李克用打算吞并云州大同时，擅自杀段文楚一事就是李存璋代李克用所为，非常受信任。史书记李克宁貌似和李存璋有一些分歧矛盾，两人关系就不大好。管理府中埋伏甲士，擒杀李克宁、李存颢等人，初步稳固了内部。

  然后在救援潞州一战上，依靠老将周德威的威望和坚守，打出漂亮的反击战，才算真正巩固了晋王地位，得到河北王镕的倒戈，然后就是更加精彩的柏乡之战，李存勖的威名日益显赫。

  这一段论述后梁时已经提及，简单回顾就是李存勖与王镕的联军至距离柏乡五里的野河（今滏阳河支流）北岸，与梁军隔河对峙，王景仁本来赶造浮桥准备渡河。李存勖在大将周德威的建议下退到距离柏乡三十余里的鄗邑。梁军因柏乡缺少草料，派兵士到附近割草，却遭到晋军骑兵不断袭扰，导致军心不稳。

  周德威命三百骑兵到梁军前挑战，王景仁列阵出击。周德威且战且退，将梁军诱至鄗邑以南的旷野地带展开交战。李存勖趁机发起冲击，和周德威一同夹击梁军，俘虏陈思权等梁军将校二百八十五人，“斩首二万级，获马三千匹”，缴获“铠甲兵仗七万，辎车锅幕不可胜计”。这一战，梁军龙骧、神威、神捷等精锐几乎全军覆没，仅剩主将王景仁与副将韩勍、李思安等数十骑连夜逃归。李存勖乘胜进围邢州（治今河北邢台），一直掠地至黎阳（治今河南浚县）。

  柏乡之战后，李存勖暂缓对后梁的攻势，回头再取河北幽州地区，以消除后顾之忧，对准三大仇恨的另一目标——囚禁父亲刘仁恭而继任幽州节度使的燕王刘守光。李存勖表现出非凡的策略，联合成德、义武、昭义、振武、天德五镇遣使奉册，共尊刘守光为尚父，以滋长其野心。刘守光以为六镇畏惧幽州兵威，于天祐八年（911）八月在幽州称帝，建号大燕。

  李存勖借此契机再命大将周德威兵出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联合成德镇、义武镇一同征讨刘守光。周德威夺取涿州，进围幽州。刘守光慌忙向后梁求救，朱温亲率大军北上，命杨师厚围攻枣强，又命贺德伦攻打蓚县（治今河北省景县）。但梁军虽攻破枣强，却在蓚县被晋将符存审、史建瑭击败。

  朱温死于后梁的凤历元年（913）二月，李存勖这一年再次亲征幽州，俘获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带回太原后处死，祭奠其父李克用，然后留心腹大将周德威守幽州。

  李存勖的河东沙陀军威震天下，王镕、王处直相继遣使入晋，共推李存勖为尚书令。李存勖依礼三辞，而后接受，在太原开设霸府，建立行台。

  天祐十二年（915），后梁的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病故，梁帝朱友贞趁机将魏博镇分为两镇，以削弱势力，结果引发士兵反抗，囚禁新任的节度使贺德伦，请降于晋王。李存勖就乘势进占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反过来处死首领张彦等人，以威慑手下的士卒。他收编魏博的牙兵挑选组成一支亲军，亲自兼领魏博节度使，随后又攻取德州、澶州（治今河南清丰西）。

  天祐十三年（916），梁帝朱友贞为反击李存勖，命王檀、谢彦章、王彦章等兵出阴地关（在今山西灵石西南）进犯太原，但久攻不克，只得退兵。李存勖声言回师太原，以引诱屯兵莘县的刘鄩出战。刘鄩中计，想趁机夺回魏州，结果遭到李存勖、李嗣源、符存审的三面夹击，李存勖在故元城（即王莽城，在今河北大名东北）大败梁军，此后，李存勖接连攻取卫州（治今河南卫辉）、洺州（治今永年东南）、相州（治今河南安阳）、邢州（治今河北邢台）、沧州、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等地。黄河以北除黎阳（治今河南浚县东）一地外，全被沙陀晋军占领，双方形势从此发生逆转。

  就在沙陀新一代首领晋王李存勖经过数年奋战，终于壮大实力超过后梁的时候，天祐十四年（917年），发生重要属下卢文进投奔契丹一事。

  卢文进原是刘守光手下骑将，归顺李存勖时就是见风使舵，率先投降，被任命为寿州刺史。

  河朔地区并无寿州，原则上寿州位于中原的江淮地区。《旧五代史》指这个寿州刺史属于遥授，实际是一个空头衔，卢文进驻守是在蔚州（今河北张家口一带），归李存勖的弟弟李存矩统领。李存矩的排行记载不清楚，当时是威塞军防御使统领山后八军，也就是河朔后方的留守军总管。当李存勖与后梁将领刘鄩在莘县激战时，命李存矩率兵来援，李存矩招募山后兵约数千人，再令民众献出马匹，民众卖十牛才能易一马，于是人心怨恨。

  即便被招募的士兵也不愿意南行，大军行至岐沟关时又生枝节。据说李存矩不但不好言安抚众将士，反强纳卢文进的女儿为侧室，卢文进心虽不愿，但起初也不敢强行拒绝。很快军中噪动，一众将士发生反抗，冲入帐中怒杀李存矩，卢文进得知后据说抚尸大哭，然后被众军拥为主帅，决定北上投奔契丹，并引契丹军南下抢占幽州。

  这一幕情节实在有一些匪夷所思，浮夸不实的地方。《旧五代史》中对这一事的记载倾向于卢文进颇有被迫无奈，然后屈从于手下将士反抗，再随大流之意。而后来的《契丹国志》一书，则直接称整个激起军士动荡，怒杀李存矩，转投契丹，再引契丹军南下攻掠幽州全是卢文进积极谋划推动，他根本就是整个变故的核心主角。

  显然《旧五代史》的塑造有回护传主的色彩，看当时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对卢文进的收留非常慷慨，直接授他幽州兵马留后，以唐代习俗来说就是准节度使。假如卢文进本质上是一个毫无主见，被动窝囊的形象，耶律阿保机敢轻率让他充当夺取幽州的主打先锋吗？

  当时幽州是被河东方面的核心大将周德威控制，卢文进的改投契丹是推动契丹和沙陀关系骤变的一大要害。契丹方面也是大军出动，史书号称率五十万大军，显然非常之夸张（堪比史书写朱温最后一次北进也是号称出动五十万），多少也表明耶律阿保机对卢文进这一次投靠，对把握机遇攻取幽州是非常看重，要是卢文进属于纯粹草包，契丹方面会不会轻易为他出动大军都是问题。

  晋军守将周德威孤军坚守幽州，遣使向李存勖求援。李存勖命符存审、李嗣源、阎宝统领七万步骑救援。李嗣源率援军大败契丹军，解除幽州之围。此战，晋军俘斩以万计，缴获牛羊、辎重无数。显然如果契丹有三五十万大军，面对区区七万沙陀军如此不堪一击，也太不可思议，所以史书所记契丹兵马数量极为夸大其词。假若契丹军的数量与李嗣源援军相差无几（五六万或七八万都可能），当时契丹的平均战力恐怕尚不及沙陀军，所以被俘被杀超过万人，相对合情合理。契丹的军力壮大和战力提升还要假以时日。

  天祐十七年（920），河中节度使朱友谦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准备降晋，遭到刘鄩围攻，遣使向李存勖求援。李存勖命符存审、李嗣昭（其身份记载有矛盾，以《旧唐书》称是李克用亲子，李存勖称其为兄。但《旧五代史》《册府元龟》记载颇含糊，既有属于宗室的一面，也有养子的一面。而《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称其为养子，还说他本名韩进通。总的来说是养子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李存勖是李克用次子应该没有异议，此外就一个亲生长子李落落死于朱温和罗守信手中。其余养子大多比李存勖年长，所以称兄长的情况很普遍）李建及出军援救，在同州、渭河两次大败刘鄩，并追击至奉先（今陕西蒲城）一带，河中镇从此归附于晋。

  天祐十八年（921），河中、昭义、横海、成德等十一藩镇一同遣使劝进，请李存勖称帝，被拒绝。之后，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引契丹军南下，意图背叛李存勖，被义子王都囚禁。王都继任节度使，不久被契丹军围困在定州。天祐十九年（922），李存勖率五千铁骑北上，先后在新城（今高碑店市一带，属于河北保定市管辖）、望都（今望都县，也属于保定市）大败契丹军，解除定州之围，并乘胜追击至幽州。

  另一方面，晋军在镇州却连连失利，阎宝攻城受挫，羞愤病逝。继任主帅李嗣昭、李存进也相继战死。梁军趁虚反扑，攻克卫州、新乡等地。天祐二十年（923）四月，李存勖为振作士气，接受劝进，在魏州（今河北邯郸市大名县）称帝，改天佑二十年为同光元年。他沿用唐的名号，追赠父祖三代为皇帝，与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并列为七庙，表示他们一家是李唐正统的继承人，史家一般称五代的沙陀李氏为后唐。

  和朱温在中原河南建立后梁相仿佛，后唐在河北建立时同样面临严峻的形势。

  塞外契丹侵扰幽州，直逼河北。潞州守将李继韬（他是前面提到的参加争夺河中，打败梁将刘鄩的李嗣昭之子，李嗣昭于天祐十九年攻取镇州时被梁将张处瑾的人马射杀，李存勖建立后唐追封太师兼陇西郡王。本来由长子泽州刺史李继俦袭位昭义军节度使，但被次子李继韬设伏囚禁夺了职务）改投后梁，梁将董璋则攻打泽州（治今山西晋城），意图接收李继韬一家顺便为后梁吞并昭义镇，可说是险象环生。

  此时，三十七岁的李存勖为扭转战局，决定趁梁军东面空虚之机，出兵奇袭郓州，以切断梁军右翼，再伺机直取梁都汴州。

  同光元年（923）闰四月，李存勖命李嗣源率五千步骑连夜冒雨渡河，一举袭破郓州。朱友贞听闻郓州失守，命王彦章率军阻止唐军。李存勖命朱守殷严守德胜城，自率亲军进屯澶州。

  梁将王彦章先隔断河北唐军与郓州的联系，再图收复郓州。李存勖又命朱守殷放弃德胜北城，装军需器械顺河而下，协助李周固守杨刘城（位于今山东东阿县东北六十里外杨柳乡）。两军各自沿河岸几度交手，互有胜负。不久，王彦章攻到杨刘城下进行强攻，并以九艘大船阻拦唐军增援。李存勖的心腹谋臣郭崇韬领兵奔博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北），在黄河东岸修筑新城接应郓州的唐军。王彦章又率军反攻博州，再用十余艘船往来黄河中流配合作战。郭崇韬据城坚守，李存勖率军自杨刘城增援。王彦章只得撤军，退守邹家口（也是黄河岸边渡口，在今山东东阿县的东北，距离当时杨刘城不太远）。

  这一年八月，朱友贞安排四路反击：命段凝攻澶州、董璋攻太原、霍彦威攻镇州、王彦章攻郓州，打算向后唐发动一次全力总攻，依然犯下兵力分散令汴州空虚的重大失误。他还命梁军掘开滑州（今河南滑县一带）南面的黄河大堤以阻止唐军，以为就能确保后梁京畿地区的防线。

  九月，梁将康延孝投降后唐，其实康延孝本来也是代北旧人（为西域昭武九姓在中原的康氏后裔），早年跟随过李克用，起初在军中为普通士卒，不大起眼，加上犯下过失就逃跑投奔了朱温，然后慢慢积累功绩做到将领的位子。这时对后梁前途失望，打算把握后唐新立的机遇再次投靠，他将后梁的军情告知李存勖，对后来李存勖坚定突袭的计划起到很大作用。

  这时李嗣源在郓州大败梁军，俘获三百余人，迫使梁军退保中都（治今山东汶上）。同光元年十月，李存勖自杨刘渡河进抵郓州，以李嗣源为前锋攻破中都，俘杀一代名将王彦章。当时诸将都认为应继续攻兖州等地，李嗣源听到梁军内部情况后坚持应该趁虚袭汴的战略。

  李存勖经过考虑也下定决心，命李嗣源率前军向汴州进发，火速攻城，逼迫梁末帝朱友贞自杀，梁将王瓒开城投降，后梁在短短半年时间内被灭，李存勖创造了历史上一段耀眼的奇迹。

  对待后梁君臣，后唐庄宗李存勖除了对朱氏父子比较过火，如贬朱温、朱友贞等为庶人，打算掘开朱温陵墓，因张全义力劝作罢。此外，对忠心后梁的宰相敬翔、李振、赵岩、张希逸、张汉杰等，包括从李唐过来的少数老臣郑珏（荥阳郑氏后裔，唐昭宗宰相郑綮的侄孙，后梁后唐时也做过宰相，明宗李嗣源长兴年间身故）、萧顷（隋唐时兰陵萧氏后裔，唐僖宗宰相萧倣的孙子，其族兄萧遘也是唐僖宗时宰相。

  萧顷以文字擅长，反对唐昭宗过于妥协朱温，后梁以后不过担任礼部侍郎，尽量选拔一些有才学的年轻文士，博得好名声。后唐庄宗对其不忠不满，但后唐明宗之后还是恢复萧顷为礼部尚书，不久病故，年六十九岁）等，进行贬谪，不过总共也就几十人，大部分只要归顺，李存勖还是继续留用，像宣武节度使袁象先、镇国军留后霍彦威、宣义军留后段凝、耀州刺史王晏球、匡国军节度使温韬，也包括董璋（他也算跟朱温很早的汴州系老人，后来与孟知祥在巴蜀争夺失败），不少还被赐以李姓，显出对他们非常宽容开明。

  在处置完后梁大臣等事后，李存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将后唐京师迁到洛阳，之前的河东太原是沙陀李氏起家之地，原为西京。魏州是建立之地，为东京兴唐府。这一次迁都之后，把太原改北京，另恢复长安为西京，一如李唐旧制。

  到后唐之时，南方十国已经基本算完全出现（北方的北汉不在其中，而两淮江南的杨吴还没有改变为南唐），建号称帝的有前蜀和南汉，前蜀是王建之子后主王衍。南汉则是创始之君刘岩，称帝才仅仅几年。不过南汉距离遥远，相对来说还是前蜀占据三川之地，不仅地盘广大，也相对较近。尤其后梁被灭时，岐、楚、吴越、闽等势力纷纷入贡称藩，前蜀却不肯臣服，李存勖便有意讨平前蜀。推动唐军出兵其实还另有插曲，位于后唐腹地河南以南不远的荆州境内，南平王高季兴作为与后梁关系密切的旧人，非常忧心李存勖会南下夺取荆州，就转移矛头希望唐军去对付王氏前蜀。

  经过一年左右通好麻痹后主王衍，同光三年（925）九月，李存勖以魏王李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统六万大军征讨前蜀。

  李继岌是李存勖的长子，史书称其年龄不大，因此主要军务是副手郭崇韬决断。当时李存勖已近四十，古人婚育都偏早，推断李继岌大约近二十岁左右。

  唐军以康延孝、李严为前锋，连克威武城（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今陕西凤县一带）、兴州（今陕西略阳一带）等地，缴获大批粮草。这时王衍还在巡游，到达利州（今四川广元一带）方知唐军从北面进犯，急忙组织三万兵马迎战，被唐军击溃于三泉（今陕西宁强西南），王衍闻讯后仓皇逃回成都。

  不到一个月，中书令王宗弼发动手下囚禁王衍、后妃及诸王，自称西川兵马留后，他以王衍的名义邀请李严商谈投降事宜。李严引唐军入成都，抚慰官吏、百姓，命蜀军撤去成都的防备。李继岌率大军进抵城外，王衍率百官出城，前蜀实际在唐军如旋风般的行动下，短短两个多月就宣告覆灭，甚至借平蜀的契机，顺带收复了李茂贞一家占据的凤翔地区，所以李存勖的后唐军威之盛达到顶峰，颇有能够再次混一天下的兴旺势头。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后唐庄宗李存勖不断创造奇迹的前景下，他也正当盛年，居然在短短一年后就死于洛阳，实在让后人每每读史至此的时候一脸懵逼。

  李存勖从小骁勇善战，且颇有谋略，军事上从来是一把好手，为人也比较五大三粗，对待后梁、前蜀一些旧臣，多数也能做到既往不咎，严格说也没有太显著的缺点。

  但对于一个皇帝而言，每每过于放纵，疏于管理就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李存勖对最亲近的皇后刘氏就实在很疏忽，为他的迅速败亡造成很大的诱因。

  皇后刘氏所发布的教令与皇帝诏敕具有同样效力，各地官府都必须执行，这样的制度已经是令天下震惊。刘氏的为人据说贪婪吝啬，派人到各地经商，连柴火果蔬之类都要获取暴利。四方贡献的钱财基本全都据为己有，然后大量用在供养佛寺。当时后梁降将之所以能得到庄宗宽宥，据说袁象先、温韬、张全义等人全都通过厚赂刘氏而得到重用，一笔就将李存勖粗豪宽容的一面几近抹杀。

  通过《新五代史》，但凡知道李存勖名号的人都听过他对伶人极为宠信。关于伶人，今天的人们未必很清楚其真实身份。很多普及历史的读物或者文章一般解释为优伶，也就是后人印象中的戏子。当然不排除这种情况，但对于古代的宫廷职官系统来说，用伶人为官并非是庄宗李存勖所谓的荒唐举措。

  伶人，原则上的确就是宫廷的乐官，宫廷礼乐是一大重要体系，自古以来就有负责的乐官乐工，只是李存勖对他们过于提拔重用，把这批人放在根本不合适的位置，这才造成荒唐的结果。

  古代典籍对伶的解释和继承来自传说，好比黄帝的乐官原本就叫伶伦。如《世本》就有黄帝“命伶伦造律吕”，又“使伶伦造磬”之说。《吕氏春秋》中还进一步讲述伶伦造律吕的过程，所以伶伦相传为古代音乐的发明者。到春秋时候，以伶称乐官就已经普遍，可见《国语》《诗经》等古籍。所以，伶官从渊源传承来说就是古代的乐官或乐人。

  对乐官伶人的提拔重用其实唐代已经很严重，如今天号称梨园始祖的唐玄宗，对乐官的宠幸和提拔就已经露出不一般的苗头。

  之后唐文宗、唐宣宗、唐懿宗、唐僖宗全都喜好音乐曲词，也是大肆封赏。唐文宗时，就给乐官尉迟章加官王府率，拾遗窦洵进谏，依然授光州刺史，已经算是开启伶人出任地方官的先例。唐懿宗时，授乐官李可及为威卫将军，也是破天荒由伶人领将军头衔。

  唐僖宗时，众多宫廷乐人出任都知乐官享有品级，以史书记载，至少达三十名。而李可及被特授“都都知”，一个宫廷乐官的品级达到三品职官，成为唐代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这时也再没有谏官敢出来劝阻皇帝对乐官伶人的重用。所以，

  伶官领受职务官位绝不是后唐庄宗李存勖貌似脑洞大开，创造了过去没有的奇葩现象，他只是对伶官的重用太多太滥，而且最终自己也死于伶官之手，这才成为欧阳修刻意描写的案例，提醒后代君臣应该牢记的一个历史教训。

  早在李存勖称帝之前，他便曾因任用伶人杨婆儿为刺史，而贻误战事。伶人周匝在胡柳陂之战中被梁军俘虏，然后因伶人陈俊、储德源出面求情保护而免死。后唐灭梁后，李存勖开始骄傲自满，忘记过去的种种失误，竟然要授陈俊、储德源二人为刺史，作为奖励他们对周匝有情有义的救命之恩，结果被郭崇韬劝阻。他也承认郭崇韬所言是公正之论，但最终还是任命二人为刺史，原因竟然是如果言而无信，会愧见周匝。

  在李存勖重用的这些伶人中，为害最深的是景进。其实景进算是皇帝的耳目，去刺探群臣的言行，他想知道宫外之事每每屏退左右，单独询问景进。景进经常借机大进谗言，文武百官对景进都忌惮不已

  由于对伶人，也包括宦官的放纵，李存勖称帝不过两三年，逐渐就和一些功臣宿将产生矛盾，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原本的心腹谋臣郭崇韬在灭梁、平蜀行动中都立下许多功绩，他就对李存勖太纵容伶人宦官有很大不满。

  蜀人曾请郭崇韬留镇西川，李存勖就有一些怀疑和担心，听信宦官向延嗣的谗言（向延嗣本来是平蜀以后，李存勖派去成都犒劳李继岌和郭崇韬的），以为郭崇韬截留蜀地财货别有私心，更加恼怒。

  本来李存勖任命参与平蜀的另一大将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后梁降将董璋则为东川节度使），让其返回成都斩杀郭崇韬，孟知祥申辩劝止。他和郭崇韬私交很深，但不敢过于抗命，表示先回成都查看清楚，若郭崇韬确有问题再动手。但刘皇后私自下命，密令魏王李继岌在成都迅速处死郭崇韬父子。

  李存勖知道以后，不仅不计较皇后干涉军务，还下诏公开给郭崇韬定罪。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及部将史武等七人皆因此牵连被诛杀全家。军中大将康延孝为郭、朱复仇起兵，很快兵败身死。

  前面提过，康延孝先从李克用身边背叛投奔后梁，升到将领，然后看到李存勖实力强盛有消灭后梁的架势，他引一支部队又投回，帮助李存勖获得后梁军情和建议直取汴州，李存勖对他的大功非常欣赏，最后还赐名叫李绍琛，升为保义军节度使。

  本来后唐形势大好，如今立下平蜀大功的郭崇韬、朱友谦种种有功之人全被清除，李存勖已经不是几年前那个叱咤风云的豪杰，康延孝扪心自问，对前途感到非常不安，这一番动荡已经昭示不论功勋之臣，还是归顺之人，都会不知什么时候就成为别人的眼中钉，随时面临被除掉的危险。

  同光四年（926）二月，魏博戍卒在贝州（即过去清河郡，今天河北清河与山东临清、武城一带）推裨将赵在礼为首领，攻入魏州。邢州、沧州也相继生事，名将元行钦带兵进讨却连连失利。李存勖本想披挂亲征，被宰臣劝阻，只得起用李嗣源，让其率亲军北上。实际李存勖和这位义兄李嗣源之间也早有嫌隙。

  李嗣源过去算是李克用最欣赏的几个养子之首，十二三岁就被收养，从李国昌时就和李克用一起冲锋陷阵，年纪大李存勖足足十八岁，实际要算看着李存勖长大的老大哥，虽然他们不是亲兄弟，但也有堪比亲兄弟的情分。

  当时能够和李嗣源比肩的养子中，年纪更大一些的像李存孝（也是西北昭武九姓，原名安敬思）、李存信（回鹘出身，隶属唐武宗会昌初年归降的回鹘首领怀化郡王李思忠手下，本名张污落）也同样骁勇无双，毕竟后来都有各种问题，也死得较早。

  李嗣源为人一直比较低调，按说他对李存勖继承晋王位没什么怨言，对其非常拥护，在打败梁军，扫平刘守光等几次大战都冲锋在前，包括收复勇将元行钦，击退契丹等等都堪称主力。可以说，李存勖建立后唐的每一点一滴都有李嗣源的功劳。但是李存勖当了皇帝以后，在决定征讨前蜀的时候，就没有继续任用李嗣源，改派心腹大臣郭崇韬和自己儿子。

  本来当时河东、河北确实还有一些危险存在，说一句后方需要李嗣源坐镇也不算假话。由于李嗣源已经年长，曾表奏让他的年长义子李从珂为北京内牙马步都指挥使（指后唐的北京太原府），希望能就近照顾家人。李存勖认为李嗣源多年领兵，如果再把养子放在社稷要害之地会产生威胁。反而将李从珂贬为突骑指挥使，远戍边地（史书称该地为石门镇，今天在河北有两处地方都宣称是古石门镇，一在唐山遵化，一在秦皇岛卢龙县。按说后者比较接近贬李从珂的地方，卢龙正是唐五代最重要的平卢节度使核心驻地，对后唐来说正属于边镇），同时产生疏远李嗣源的意思，多次驳回他的入朝请求。

  李嗣源临老都大字不识几个，一直被形容为人粗豪质朴，素来对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忠心耿耿，结果遇到魏州军士生变，反而被将士拥戴，当时已经被李存勖猜忌，索性带这批军士一起南下。李存勖听到消息，打算亲自率军东征，结果离开洛阳没多久听到李嗣源抢先占据汴州，还得到大批唐军将士拥戴。

  李存勖十分意外和吃惊，行至万胜镇（今河南中牟西北）便回师洛阳， 面对军心动摇，许多士卒不断偷偷逃走。李存勖出面安抚，许以厚赏，已为时太晚。这时，魏王李继岌正率征蜀大军班师，途中因平定康延孝也耽误了归程。到同光四年四月，李存勖又决定前往汜水关（在今河南荥阳西北）与李继岌会合，然后联兵对付李嗣源。

  李存勖命扈从军兵候于洛阳宫门外，他在内殿进食。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突然率军士攻入兴教门。李存勖匆忙率宿卫军出战，杀死数百人，在撤离宫廷时被流矢射中，死于绛霄殿，年仅四十二岁。

  当时扈从李存勖的亲军中就有后来带宋军再灭后蜀的大将王全斌，还不到二十岁。还有一个地位非常尊崇的符彦卿，年近三十，为名将符存审之子（符存审为后唐的卢龙节度使，同光二年才身故）。王全斌、符彦卿对庄宗哭拜一番离开，还有几个忠心的伶人为了他的遗体不被羞辱，将一堆乐器覆盖在身上，纵火焚尸。

  庄宗的儿子魏王李继岌军至渭南，因部属溃散，被迫自缢而死。征蜀大军在副使任圜的率领下后来归附李嗣源。李嗣源顺利进入洛阳称帝，史称后唐明宗，他已经六十岁。这一年七月，李嗣源将李存勖葬入雍陵，上庙号庄宗。

  这个曾经创造过少有军事奇迹的后唐庄宗李存勖，仅仅四年就很窝囊的丢掉性命，虽然后唐的社稷还在，由于皇位被李家养子得到，李存勖的亲子不是在洛阳遇害就是逃逸失踪了。笔者在说朱温的亲子和养子关系时提过，李存勖和李嗣源这一番类似的亲子与养子产生变故后，几乎再没有与李存勖有血缘的李家宗室被李嗣源继续留用，正儿八经的李克用、李存勖一家血脉已经算是完了。

  所以，欧阳修对这一段后唐的历史抱着无比的感慨，史无前例写《伶官传》，通篇在评价号称神勇一时的李存勖为君之失败，几乎是一塌糊涂。评价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其实还是古人常见的“天论”与“人论”相混搭罢了，这个视角并非完全客观，好比古人认为红颜往往产生祸水，而宦官和伶官就一定会在宫廷戏扮演反派。问题自然是出在李存勖个人身上，但是他到底有怎样的问题，却很少进行仔细分析。

  要展开来说，完全可以单独将李存勖写一本评传来检讨。想简单概括未必全面准确，个人觉得后唐是大的朝代概念，李存勖是小的君主概念，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后唐的建立与李存勖继承李克用遗产有紧密传承关系，主要还是基于出身沙陀的草莽个性未能完全消除，他是唐末五代第一个真正入主中原的部族首领。

  我们说，沙陀李氏虽然钦慕唐朝风俗近百年，但从塞外逐渐到内地毕竟是从李克用到李存勖这二三十年，且以征战为主。就像过去不少史学专家评价唐朝，公认是一个中原汉人为主的朝代，但也指出渊源自鲜卑的文化血脉，唐朝确实还有相当的部族遗风，这是不能忽视的。那么对后唐来说就可以反之推断，沙陀李氏虽然在河朔地区生活多年，不否认确实受到多年汉化影响，但客观上又必须承认，他们比李唐家族的塞外色彩强多了。李存勖当然是效法中原李唐规制建立的后唐，哪怕他的用意就是为了再克隆一个唐朝，但从今天历史科学角度说，我们知道历史是曲折前进的，根本就没有复制一说，沙陀部族确实不可能迅速就在中原实现融合，为此后唐上下的实际是充满生猛的粗鲁武人特色。

  在个人的兴趣爱好来说，李存勖确实痴迷优伶曲艺，也颇有这方面才华，据说还留下好几首曲词。但是基本性格还是非常粗犷冲动，所以才会犯下诸多的失误。

  今天观察李存勖建立后唐的几年里，大体以照搬唐朝为主，当时枢密使职务已经完全具备了宰相地位，如郭崇韬就包含不少宰相的职权，随后李嗣源身边的安重诲更加明显。换句话说，枢密使已经兼具文武两方面的影响力。今天很多人都清楚五代枢密使的地位非常重要，甚至有超过宰相的说法，但从职官制度来说，唐宋之际的宰相品秩地位还是居于众文武大臣之首，这个原则并没有发生改变。

  唐代的宰相是正二品，实际要比后期节度使正三品的官职地位高，只不过后来的节度使权势各有千秋，尤其五代十国基本是节度使发展形成的皇帝和藩王，宰相实际的地位无法和他们相提并论。

  像五代时一些副宰相加的同平章事是差遣职衔，也不算正式品秩，就是从办事或待遇方面的灵活变通，这就为宋代的差遣官开启先例。试想，枢密使之所以历来被视为受重用，本就带有划分宰相职权的嫌疑，但当时实际的官职品位并没有达到宰相的等级，像北宋开始崇尚文官后，宰相甚至还比宗室亲王的品级高。

  另外在大量官员的选拔任用方面，李存勖又很大程度恢复了唐代比较看重门第士族子弟的弊端。这样来看，李存勖为复刻一个李唐式朝廷，与他来自沙陀河朔边地部族，两者原本就有些格格不入的文化背景，然后才是一些个人喜好方面的缺点。给人的感觉是，

  李存勖像被李唐曾经的辉煌所迷惑，最终采用许多落后于时代的方式——如皇后女主干涉问题，伶官和宦官的滥用问题等等。他没有很好的调解沙陀部族入主中原需要面对的新问题（或者说时间短还来不及），所以后唐在他手中的建设基本失败，这才是李存勖功业短暂的根本原因。

  像李存勖重视唐代豪门就涉及全体文武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包括晋升提携。这一点可以再拿郭崇韬做案例，他虽然也是河东人，故意把自己视为唐代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抬高自己的身价，究竟是不是真的根本无法考证。因为郭子仪的太原郭氏是姓氏郡望，他本身的家族是关中地区华州人，而郭崇韬是河东代州雁门人，不管时间还是乡里都相差太多。这一攀亲方式本来也是出于他刻意需要继承唐朝的某种初衷，恰恰体现了李存勖粗俗肤浅一面。因为大量真正跟随李存勖父子打天下的武人及其家人子弟，能有几个是所谓中原豪门士族子弟？

  换一个角度看，连郭崇韬这一原本属于李存勖心腹的重臣在出身方面都造假，何况其他人？郭崇韬好歹是中原汉人，上溯一两百年总算有名人沾亲带故，其他边疆部族将领呢？去哪里找唐朝高门攀亲？这本来也是李存勖会引起将领士卒不断产生矛盾的根源之一。

  根据门第选拔原则，当时选出的文官重臣是豆卢革和卢程。豆卢氏是北朝早年鲜卑姓氏，豆卢革的家世史书记载并不清晰，只说其家族因为避祸居住于中山。豆卢革年轻时被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赏识。

  之前多次提过，黄巢义军平定后，李克用在河朔声威显赫，当时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投靠李克用。王处直是王处存之弟，后来从王处存之子王郜那里得到节度使。豆卢革所居中山，正是义武军所辖定州境内。王处直在李存勖和朱温争雄的时候死了，王处直之子王郁还结亲李家，娶了李存勖的女儿。豆卢革等手下归附李存勖也就受到礼遇，所以建立后唐以后，通过恢复唐代重视豪门士族的风俗，豆卢革脱颖而出，直接成为左丞相，后加平章事。虽然豆卢革有一些小才，由于出身关系和李存勖刻意恢复门阀风气，无形中促使豆卢革产生骄傲和拉帮结伙的习气，导致朝廷治理一塌糊涂。甚至他个人还受到王处直影响，喜好结交方士，痴迷炼丹求长生。

  另一个卢程和豆卢革大同小异，河北卢氏是两晋南北朝以来的一等豪门，卢程也是唐末游历河朔，同样喜欢修道，穿着道士服饰到处招摇。本来王处直、豆卢革都喜好方士，卢程曾经前往投奔，但王处直对卢程起初没怎么看重，他又离开了。后来被同族前辈卢汝弼（唐昭宗景福年间进士，颇有诗文才华。投靠李克用，后效力李存勖，但在后唐建立前身故）举荐给李存勖，先为推官，后为支使。后唐建立开始讲究门第，卢程为望族子弟，所以得到提拔为右丞相，可他并无多少实际才干，也同样只讲求出身门第，还爱搬弄是非，口碑非常糟糕。

  后唐选用宰相都是以这样的标准，其他中下级官职也同样极为混乱，像五代期间很出名的冯道，按说他不算有什么家世背景，最早在幽州的时候还被刘守光关押，他属于出逃投靠晋王李存勖，被监军使张承业欣赏，安排做巡官，后来发现他确实有文书才干，举荐给李存勖出任从事，得到赏识，再升翰林学士，此后他基本就属于后期在皇帝身边的亲近心腹。然后到明宗李嗣源时就一步步得到更大重用。

  若客观来看，冯道在五代名气虽然大，后面几乎出任都是宰相，可实际不算有什么真正大才。但他在五代这种特殊阶段却很有代表性，即便像他这样有一些才干的人，甚至后唐时期已经很得李存勖的赏识，可出于家世背景，他反而被豆卢革、卢程这种一无是处的人压着。之后李嗣源当了皇帝，冯道的地位才迅速得到提升。

  包括对宦官的倚重，同样是唐代后期传统；包括疯狂敛财，也是唐代后期地方困窘，后唐从李国昌、李克用时代一路征伐，本身的确需要巨额财富支撑新的朝廷体系，尤其后唐是以恢复天下一统为目标，消灭后梁前蜀已经耗费惊人。但是聚集财富的方式，李存勖显得非常失败，一是用了很多随性的做法，一是放任皇后和身边宦官、伶官都一塌糊涂，造成整个后唐风气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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