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案例 azw3 网盘 电子书 下载 全格式

展开

展开

展开

展开

展开

在线阅读地址：MBA案例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MBA案例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MBA案例在线购买

PDF下载地址：MBA案例PDF下载

展开

展开

展开

查看其它书籍精彩书评

•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作者：王不了 发布时间：2013-02-28 18:15:35

   

  高中时，好奇地翻过几本曾国藩日记，当时抄了一点，09年，又根据摘抄做了一篇简单的笔记：《近人独服曾文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58fc20100f59c.html

  以前，我觉得大多数名人日记都很讨嫌：做张做势，下笔时便已预备出版。曾文正公的日记也是如此，规规矩矩，端正得过分。现在？现在我越来越佩服他，——凡是自制力够强，对自己够狠的人，我都佩服。少年时，我佩服快意恩仇、放荡不羁之人，如今我才明白，快意恩仇固然不易，规规矩矩，端端正正，更难。按老话讲：忍痛易，忍痒难。

  “与河南倭艮峰谈，教写日课，当日便写，是为‘立志自新’之始。”

  倭艮峰即倭仁，清末理学家，曾国藩读了他的“日课”后认为于修身大有益处，甚至抄了几页给家人学习，并从此开始了自己长达数十年的“日课”记录。这一天是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此处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一，当时正是1842年，《南京条约》于几个月前签订。其二，按传统算法，再过十天，就是他32岁的生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这个将满32岁的中年男人，正决心“立志自新”。

  那时浏览他的日记，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前几卷里自责的部分极多，越往后面越少。例如，道光二十二年，他常在日记里骂自己“真禽兽矣！”“真下流矣！”，原因只是自己有时“晏起”（晚起）而已，其自省之苛可见一斑。（按他这个标准，今人多半禽兽不如。）如果只是自责，那还不算什么，难得的是，到后来，就几乎读不到“晏起”的记载了——我相信这是他磨砺意志的成功，也是他的可敬之处。

  常人总在自励、自持、自责、自卑之间来回摇摆，自我纠缠，曾国藩却有自制自新的功夫。

  ——《近人独服曾文正》

   

  正月初九开会，旁边老杨带了这本《曾胡治兵语录》，借来翻了一遍。会场闲得无事，就用手机摘录了一部分存在evernote。这应该是我用手机做的第一份读书笔记。

  印象最深的是这两句：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据说这联语本是曾国藩的恩师唐鉴先生所赠，曾国藩在日记里稍加改动。好一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初看时叹为至理；再想，其实多数人既非圣贤，亦非禽兽；又一想，没错，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曾国藩对人对己都狠得起来，这样的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没有中间路线。

  《曾胡治兵语录》摘抄如下：

  楚军水、陆师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血性必减一分。

  ——曾国藩，《曾胡治兵语录•诚实》

  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

  胆量人人皆小，只须分别平日胆小、临时胆大耳。今人则平日胆大，临时胆小，可痛也已。

  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

  ——以上三则为曾国藩语，《曾胡治兵语录•勇毅》

  治将乱之国，用重典；治久乱之地，宜予以生路。

  立法宜严，用法宜宽，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庶几畏威怀德，可成节制之师。若先宽后严，窃恐始习疲玩，终生怨尤，军政必难整饬。

  ——以上两则为胡林翼语，《曾胡治兵语录•严明》

  蔡锷按：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

  ——《曾胡治兵语录•严明》

  天下惟左右习近不可不慎。左右习近无正人，即良友直言亦不能进。

  天下惟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疑人也。

  ——以上两则胡林翼语，《曾胡治兵语录•公明》

  耐冷耐苦，耐劳耐闲。

  ——曾国藩，《曾胡治兵语录•勤劳》

  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顾，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

  沅弟谓雪声色俱厉。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恐亦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了按：雪，彭雪琴即彭玉麟，沅，曾沅甫即曾国荃）。

  ——曾国藩，《曾胡治兵语录•和辑》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曾国藩，《曾胡治兵语录•治心》

  另外，59页第二行有个别字，“不惯早期，而强之未明即起”，“早期”当作“早起”。

  *旧时中国人以虚岁计算年龄，出生时即算1岁，出生后第一个生日即2岁。据维基百科，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即1811年11月26日。而道光二十二年为1842年，以虚岁计，曾国藩将于是年农历十月十一满32岁。

  展开

• 不要沦为偏见的奴隶——读《红星闪耀中国》有感

  作者：lys 发布时间：2018-08-25 21:33:40

  慢慢读下去是，越发有种虔诚的感觉。

  我想这本书能够到现在还为人所诵读，不仅是因为它通俗易懂，也不仅是它独特的历史价值，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位敢于冒险的外国友人，拨开武装、交通、讯息的封锁，揭开中共真正面纱的勇气以及孜孜不倦寻求答案——追求真理的信念。

  在那个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你无法得知中共的真实情况，所有的关于红军、中共的消息，受政治影响，被捏造得面目全非。二十四带胶卷，几个笔记本，一架摄像机，snow就这么走进了红色的中国，他撇开那些被国民党捏造得体无完肤的报道，独自一人寻求真理，独自挖掘不为人知秘密。读到这里，

  我想起同是记者的柴静在《看见》里面写的一句话：“不要沦为偏见的奴隶”。这时的snow的走远的背影，愈发令人心生敬意，或许那些优秀的记者都有着相同的品质。

  snow跟很多人一样，我也是，非常好奇是什么力量让共产党从弱小变为强大，变成一个能和国民党抗衡的力量。我带着这个问题从第一页一气呵成的读到最后，我找到了“答案”。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明确的，有预见性的，革命性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的理论对于中国青年来说影响剧烈，它甚至可以说是宗教的替代品。它给迷茫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出路，并凝聚起那些迫切希望改变现状，并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优秀青年们。

  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红军取缔剥削阶级，取消苛捐杂税，取缔鸦片高利贷，帮助农民获取土地。

  红军在政治上所展现的是为民的政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取福利的政党

  。给这些千百年来一直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农民们一把刀刃，给他们有力的武器，给他们强大的信念与勇气，给他们注入最纯粹的革命热情。这些拥护他们的人民，不仅在物资情报上给予革命者帮助，还源源不断增强了那些革命青年的信心，让他们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

  大家一定听过红军表演的戏剧，它算不上什么高级的艺术，但他们却用着简略的道具服装，唤醒了那些被统治的阶级——那些在思想上被禁锢了几千年的人们。

  他们唤醒了广大农民、工人的民族意识，反抗意识，革命意识。并且教给他们知识，教会他们科学的纲领，告诉他们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改变现状，如何找到幸福和平生活的出路。给予他们知识上物质上精神上的武器。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革命青年即使生活艰辛，但是却十分满足的原因。

  就像snow说的那样，他们不是消极的满足，而是获得自由，独立的积极的满足，真正的乐观主义。

  政治、纲领、宣传之间的互相作用，加上革命青年们独有的无穷创造力和热情，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形成坚不可摧的革命力量。

  我想这种对人精神上的启蒙所产生的革命力量，在这个自古注重实用性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十分罕有的

  。因此，就像snow说的，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

  我想我们想要做好一件事情大概也是如此，需要科学明确的计划，可操作的途径与坚定的信念。而且我相信，目标越明确，态度越积极，信念越坚定，那么你将更容易坚持，更容易成功。

  他不只一次打破了我们对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们的固有想象。

  例如革命领袖毛主席，毕业后也像我们一样四处找工作，夏天太热也是光着膀子躺在床上；那位曾说过那个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热血少年周总理，平日里却温文尔雅，憨厚得像个农民；红军总司令彭德怀，在被严刑拷打的日子里，也想着明天我就招了吧。这些大人物顿时变得和蔼可亲起来，感觉他们就正在与我对话着，跟我发着牢骚。这种慢慢探寻，不断发现与已有认知不同的地方，这个过程，或许就是这本书有意思的原因。

  当然那些大人物们虽然与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但他们的成长经历自然与普通人有很大区别，这便是他们的首级会被“悬赏几十万元”的原因。书本详细介绍的几个大人物，无一不有着悲惨的童年经历，无一不在青年时期受到政治上的启蒙，无一不阅读过大量书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如果读过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每当写到中共的大人物时，snow一定会写上“悬赏几十万元的首级”，这种奇妙的对比，总是将我逗笑。我甚至忍不住想着，snow肯定又发现了什么好玩的，是什么呢？就这样我带着如同孩子一般渴望探知真相的好奇心，读完了整本书。

  当然这本历史纪实的书籍也填补了我对历史理解的一些空白。

  包括

  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实质上是殖民地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寄生虫，

  必须以工农领导革命，驱除帝国主义的毒瘤，避免新的资产阶级夺取工人农民的革命果实。

  以及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上，苏联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的纷争，苏联国内经济建设和发展国外革命事业的矛盾，很大程度影响了中共的政策和方向。甚至在国共十年对峙中，

  苏联不仅没有实现对无产阶级的援助，反而客观上给予了反动派很大的帮助

  。

  在往后的抗日战争中，

  我们的民族矛盾实质上是中国人民与日本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对立

  。

  等等。

  snow的那种对一切保持怀疑，对真理永葆好奇的不懈探求的精神，是很多所谓的“中国通”所缺乏的。就如同我们学习一样，想当然认为他人的评价和说法是对的，而我们自己就靠着这种他人的价值观和看法去想问题。

  我们缺乏的可能是那些信息极其匮乏的时代，那些科学家们在图书馆里，在漫漫书海中发现真理的信念，我们总说没有思考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提出问题，不去找方法去解决，那么可能我们真的会沦为偏见的奴隶。

  最后，虔诚的读完了这本书，我想，不管是哪个方面都值得我去把它看个三四遍。我不是一个对历史有着狂热爱好的人，也并不是想要研究中共的历史发展，我只是想回到儿童时期那种白纸的状态，暂时将所有的偏见放在一边，尝试着自己寻找那个对的答案。

  展开

• 人无法逃避塑造自己的时代

  作者：读库 发布时间：2021-01-25 11:27:38

  我有时候会想，千百年后的历史书，会怎样记述我们这个时代？

  很可能，在一般通史教材中，不过是短短几句话。而且，这几句话，和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的切身体验，完全不符。能因为我们的体验，就否认后世概括的公正性吗？能因为后世的概括，就否认我们体验的真实性吗？作为后世的人，应该怎样评价汉武帝时代呢？我写了这篇小文章。

  作为汉武帝时代的人，会怎样感受汉武帝时代呢？我写了《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这是一本拒绝全面公正的小册子，但我相信，它非常真实。

  公元前141年，十六岁的汉武帝登基，他接手的，是一个暮气沉沉的统治集团和一个青春洋溢的帝国。

  汉朝实行郡县与分封两种地方管理模式。各同姓诸侯王曾经野心勃勃，但经历过七国之乱的惨败，他们很清楚自己无力对抗中央，于是或者醉生梦死，或者开始在精致的文化品位中消磨人生。后来被认为企图谋反的淮南王刘安，十多年来毫无动作。要么，所有谋反行迹纯属捏造，要么，拖延症已经深入骨髓。

  朝廷直属的地方与部门，也一样慵懒懈怠。汉朝毕竟去古未远，世袭制还有相当普遍的社会认同，给予功臣的回馈，也不得不高于后世的许多王朝。老一辈的功臣故去后，他们的子孙也在朝堂上占据要津。景帝后期周亚夫之死，可以认为是勋贵子弟中最后一个优秀人物故去，后来者即使做到丞相，也不过是“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而官方推崇的黄老之学以静镇之，似乎在给这一切碌碌无为提供理论依据。实际上，在大规模战乱民生凋敝之后，朝廷不多介入，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也许不失为善策。但当人口和社会财富都积累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又不免如韩非子说的，是“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如没有马鞭与缰绳，却想驾驭悍马了。

  《史记》《汉书》谈论汉景帝后期的社会景象时，忧心忡忡地说起社会中上层的攀比消费，豪强大族不受公权力约束的地方特权，以及生活充裕的社会底层难以宣泄的过剩精力。不必赞同他们的立场，但整个社会确实充满了躁动不安的气氛。

  这样一个时代迎来这样一位好动喜事，雄心勃勃的皇帝，立刻就爆发出可怕的能量。

  打造贯彻落实自己意志的官僚体系

  汉武帝即位之初，活得是很压抑的。开始，是奶奶窦太后当权，好容易熬到窦太后去世，母亲家族的外戚势力又迅速扩张，舅舅田蚡，成了说一不二的宰相。

  制度史家引用的材料是，田蚡“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人，田蚡会让他直接从郡守干起。秦代与汉初，郡守直接对中央负责，类似于今天的省长，东汉州成为正式行政区划后，郡守类似今天的地级市的市长，汉武帝时代，郡守则介乎两者之间。对比今天大人物的履历，这种任命有多简单粗暴，请自行体会。

  田蚡任命的官员太多，搞得汉武帝发飙：“你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想安排几个人行不行？”田蚡家的房子扩建，向皇帝索要“考工地”（专门为皇帝服务的高新技术园区），更刺激得皇帝大喊：“直接把武库（军火库）给你成吗？”

  至于以韩安国为代表的一帮老臣，虽然不至于这么嚣张跋扈，但使用起来一样让汉武帝感到极不舒服。元光三年（前132年），汉武帝想借另一位外戚窦婴来敲打田蚡，让两个人当廷辩论，指望群臣表态支持窦婴一下。结果韩安国唧唧歪歪说了一大堆，歌词大意就是：窦婴也对，田蚡也对，到底谁对，皇上您说了算吧。汉武帝气得当时走人。

  怎样打造一个能充分贯彻落实自己意志的官僚体系，自然一直是汉武帝最关心的问题。相应的制度建设——察举制，在汉武帝手上有了突破性发展。

  当年，祖父文皇帝两次下诏，要求各地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但这显然只是临时性的举措。虽然具体开始于哪一年尚有争议，但汉武帝确实把察举变成了一项固定的制度。

  察举出身的官员，在朝廷里本无根基，当然不得不更加依附于皇权。汉武帝也有意提拔出身卑微的人物。在偏远地区放猪，仅仅学过《春秋》杂说的公孙弘，被提拔为第一名就是著名的例子。这自然也表明暗地里汉武帝还是商鞅的信徒，“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直接打击权臣很容易伤害到自己，利用弱小者一点点剥夺强势人物的利益，就有效而且大快人心多了。

  察举是推荐和考试结合的制度，地方官有责任每年向中央推荐“吏民之贤者”。后世论史者喜欢怀疑推荐制度是否公平，并拿察举和科举比较，认为后者更为合理。实际上察举至少实现了一点至关重要的跨越：地方不断向中央输送人物。如果察举很公平，那这位确实是个人才；如果察举有猫腻，那这位多半来自地方的权势之家，无论怎样，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都大大增强。

  还在制度的草创阶段，西汉察举名目繁多，学者大体将之划分为两个系统：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儒生，和能满足司法行政需求的文法吏。前者尊奉着统一的价值观，后者则遵循着同一套业务标准。这意味着，不管他来自天下的哪个角落，只要进入官僚系统，就能迅速组合在一起。

  这一切，在秦代都还是难以想象的。法家思想以秘不示人为基本特征，从秦始皇留下的刻石看，秦帝国公开的价值导向杂乱无章。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秦也没有能够打造出广泛吸纳天下人才的政治空间。这种关键的区别，也意味着秦与汉两个帝国在进行超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时，将遭遇完全不同的命运。

  上下贯通地探索边境绝域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攻击东瓯，田蚡和庄助的那场辩论有某种象征意味。

  作为尊贵的外戚，田蚡认为越人互相攻击乃是常事，不足以烦劳朝廷的大军，自从秦代以来，朝廷已经抛弃了那片土地。中大夫庄助则坚决主张出兵，认为拯救走投无路的小国是天子的责任，并嘲讽说：“秦连都城咸阳都抛弃了，难道竟是值得效仿的对象吗？”

  庄助来自遥远的会稽郡，是地方官举荐上来的人才。尽管受到皇帝赏识，但他一口吴地口音，想必在长安的朝廷中颇显怪异，所以颇急于一展身手证明自己。临近家乡的地方发生事端，简直是一次个人机遇。

  这时汉武帝还不满二十岁，太皇太后握有实权，不能动员大军，于是就委任庄助以会稽郡的军队解决此事。会稽太守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想出兵。于是庄助就斩一司马立威，军队终于出动。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汉武帝如何做到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不必仔细比较秦皇汉武的政策差异，从这个细节里就可以看出，二者的执政基础根本不同。

  秦始皇的扩张，最多仅是秦人的事业，六国人是怀着屈辱心的被动参与者，稍有机会，就会置身事外，甚至反戈一击。

  汉武帝时代，为朝廷效力才是实现自己成功欲望的最好途径，却是天下士人的普遍想法了。在家乡不顺，那就到朝廷去碰碰运气，获得成功了，再回家乡扬眉吐气了结宿怨。《史记》《汉书》记录了大量这样的人物，庄助是如此，他的同乡朱买臣更是如此。同样的还有来自齐地的主父偃，当然还有蜀地的大文豪司马相如：他勾引卓文君后，用穿着大裤衩做洗碗工的方式，先羞辱自己，从而羞辱了老丈人卓王孙，讹来了对方的资助。后来他受到汉武帝赏识，积极投身蜀地的扩张事业，终于让“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那种志得意满，也不消说得。

  这些热衷者，大多结局不好。庄助、朱买臣、主父偃都是死于非命，但一般人似乎也不必去同情他们的悲惨结局。对这个结果他们何尝没有预见？主父偃说得最透彻。我束发游学四十余年，志向得不到实现，父母不把我当儿子看，兄弟们不肯收留我，宾客抛弃我，我穷困的时日已很久了：

  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相比碌碌无为憋屈一生，爽过之后，哪怕惨死也在所不惜。这本是毫不稀奇的心理，不同的只是，汉武帝时代给了这种心理最大的实践空间。

  所以这个时代的扩张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就是这个过程里可见的不仅是帝王对皇权无远弗届的追求，实际上参与其中者万里觅封侯的热望时时更为耀眼。所以史书中经常呈现出这样的景象：一小队汉朝使者，艰难跋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觉得这里资源丰沃到值得成为国家的郡县，就一边向朝廷请求支援，一边就地展开行动。整个行为是创造性的，在这里朝廷的意志和冒险者的欲望，难分彼此。

  苏武牧羊的气节千古传诵，拖累他的副手张胜不仅是个不堪人物，行为也耐人寻味。张胜那么干脆地卷入了匈奴内部的政变，不像是个满足于完成任务的官员，而是一个追求不世奇功的赌徒。他欠缺一点能力和运气，但这种心理和后来的傅介子、陈汤一以贯之，而后者尽管是在昭宣之际建立的功业，延续的仍然是武帝时代生成的性格。

  这大约非常类似一千多年以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向西走而到东方，你不能说是哥伦布和伊莎贝拉女王哪个的愿望更强烈些。傅介子、陈汤这样的人物，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或埃尔南·科尔特斯。

  但这和中国后来盛世的一些大规模行动，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比如说郑和下西洋，没有前往陌生的海域，没有开辟新的航路，而是对之前已有的航海经验做了伟大的总结。所以整个行动显得更有规划，更有条理。更重要的是，规模巨大的舰队出海似乎只是永乐皇帝个人的意志，其余人包括郑和在内，都只是执行者而已。当然，同时代的普通中国人也在积极往南海活动，然而这些行为和官方几乎没有互动。朝廷与民间向海洋探索的欲望，属于互不相干的两个世界。

  武帝时代这种上下贯通地探索边境绝域的热情，在中国古代史上竟似乎成了绝响。

  小大相制，内外相维

  要给武帝时代这些冒险者的个人品德打分，大概也会像哥伦布、科尔特斯们一样难看。当然更主要的是，他们追求成功的梦想，摧毁了汉代“小确幸们”的生活。

  陆路的远征，各种物资的运输成本，比海上要高出许多倍。更不用说，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是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全国总动员。一系列行动就如同一只只吞金的巨兽。汉兴七十余年，什么“京师之钱累百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几乎转瞬间化为乌有。

  汉武帝要用尽一切手段开辟财源：推行盐、铁、酒榷，实行均输，还有所谓算缗、告缗之法。大致就是：盐、铁、酒都实行国家专卖，因此价格涨得离谱，而质量却不断下滑。人民要向国家申报自己的财产，然后缴纳高昂的财产税，当然，你会想到少申报一些，但国家鼓励你身边的人随时检举揭发你，然后就有了抄你家的理由。

  为了实施这些政策，就要使用所谓“兴利之臣”，这些官员大多是商人出身，这种直击商人命门的招数，不是商人还真想不出也做不好。为了扫除这些政策的阻力，则要大量使用酷吏，把一切可能对抗朝廷的权贵和社会力量，碾得粉碎。

  读《史记·平准书》，会强烈感受到汉武帝时代真是帝制时代的青春期：充满热情，缺少计划。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动员，除了秦朝是从未有过的，但秦迅速把自己带向毁灭，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参考方案。汉武帝和他的团队采取的对策，很有“想到一出是一出”的意味，由此带来更大的问题，就另想一出应对。

  今天回头复盘，大概很少有人会否认抗击匈奴的正当性，但连带着也会做出一些判断：如是否应该集中全部力量抗击匈奴，不要同时再进行其他方向上的开拓？或者至少，同样耗费无度的求神仙是不该进行的；又如，已经“幕南无王庭”之后，继续追击成本剧增而收益递减，是否应该暂缓行动？

  然而所有这一切，显然都不在汉武帝的考虑范围之内。从宣帝时代的儒生夏侯胜开始，往后到司马光，一直到吕思勉先生，对汉武帝的批评都带有一种成熟稳健的中年人面对不堪回首的青春的意味。

  好在，也正如身体强健的年轻人，各种作，但扛得住。秦是帝制的童年，一折腾就死。但亡秦离不开六国贵族的组织，这个阶级的肉体早已被彻底消灭。而汉武帝的朝廷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开放性，不断地察举、征辟，把全国各地最不安分的人才吸纳进来，无形之中，社会上企图犯上作乱的优秀领军人物也就少了很多。结果产生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却没有足以威胁到朝廷的民变。

  无论如何，一些长期有效的经验在折腾中被摸索出来。

  丞相领衔的照章办事，循规蹈矩的正式政府机构，显然无力面对这个局面。汉武帝需要效率更高，执行自己意志更坚决的行政团队，于是未必是有计划的，皇帝的近臣如尚书、侍中之类，权力迅速扩大，发展成所谓“中朝”，但他们仍然是级别很低的官员。“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越是重要的权力，越不能为那位高官正式拥有（有学者称为“使职化”），这是后来历代所谓雄才大略的君主，奉行的不二法门。

  为了加强对地方资源的支配，汉武帝将天下分为十三部，一些朝廷的低级官员被委以重任，被派出监察考核行政级别远高于自己的地方官，这也是后来论史者所盛誉的“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

  不可替代的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晚年，有没有懊悔自己的“伤害百姓，糜费天下”，是今天仍被史家激烈争论的问题。但武帝之后，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动员确实停止了。几十年大范围的人口流动，留下来的印迹，是空前庞大的疆域和空前强烈的国家认同。有学者指出过《史记》《汉书》的一个微妙区别：保留着更多上一个时代记忆的司马迁，提到人物籍贯的时候，往往只称县名，这是战国以来的老传统；班固则多半遵循着某郡某县的原则，每个人都被精确定位在帝国的地方行政框架之内。

  聊天磨牙时一个常见的题目：假如能回到过去，你希望去哪个时代。

  照例，选择去汉武帝时侯的人是不少的。当然，他们都坚信自己是英雄人物，要做改变历史的大事业，于是男生就想着要压倒卫青、霍去病，女生就想着要取代陈阿娇、卫子夫。

  如果做普通人，文景之治的时候，幸福感当然比武帝时代要高很多。武帝后期，“海内虚耗，物故者半”，并不是虚语，首先怎么活下来就是个大问题。除非穿越成汉武帝本人，即使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风险仍然很高。《汉武帝故事》记录了这么一条：

  夫才为世出，何时无才！且所谓才者，犹可用之器也；才不应务，是器不中用也；不能尽才以处事，与无才同也。不杀何施！

  无法确定汉武帝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但证之以《史记》《汉书》的记述，有多少人物被他越级拔擢又被他率尔处死，这确实就是他的观念。

  然而，愿不愿意活在哪个时代，和愿不愿意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是两个问题。

  所有前现代的历史，都是物资紧缺的历史，普通人的生活，无非也就是在生存线和温饱线之间波动。而不论中外，所谓盛世，往往是国家在对社会承受力做极限测试，从普通人的体验说，大约仅高于天下分崩的乱世，但不如清静无为的治世。但也是在这些极限测试的过程里，人类在创新方面的拖延症被治愈，许多新的行政模式和技术产品被发明出来。而现代社会，终究离不开这点点滴滴的经验构成的基础。

  即使到了近代，比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无数伟大的建筑和精美的艺术创作，也是权贵阶级攀比消费的产物，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史家喜欢强调，文艺复兴时代，物价飞涨，动荡不安，普通欧洲人的生活，实际上变得糟了。

  但从一个现代人自私的角度说，谁会愿意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文艺复兴？

  汉武帝时代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当然是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实际上大多数是在汉武帝时代完成。今天的中国人，许多地方仍为这些因素所塑造。很多学者愿意相信“想象的共同体”之类的说法，那么套用《人类简史》的比喻：现代民族国家是用过去的水和面粉制作的今天的面包，而经历过汉武帝时代，也意味着更多的水和更多的面粉。

  不论喜欢与否，人无法逃避塑造自己的时代。

  本文作者：刘勃

  展开

• 被禁锢的灵魂

  作者：墨涅涅 发布时间：2016-08-17 22:41:45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

                           ——被禁锢的灵魂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为人“树碑立传”都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既然是文学传记，那么不免带有研究者的主观情绪，有时，这种情绪很可能会被无限放大，当事人在读者眼中的形象便会“失焦”，何况当事人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探究纷繁世相背后的人心，是优秀作家的天职。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誉教授、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斯拉夫语语言文学荣誉教授（已故）的约瑟夫.弗兰克先生，选择研究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注定了这场书写的严肃性与客观性。弗兰克先生截取了1850-1859年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年的漫长时光，用他的话来说，他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置于他与时代文学及社会-文化史的相互关系之中”，事实上，在叙述中，弗兰克有意避开自己的主观介入，力图还原一个在被禁锢的环境中的伟大心灵的矛盾冲突，这样的写作不仅具有学术的气质，而且更具人性的温情。

  1850-1859年可谓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命的低潮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几个年轻人聚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中，讨论时下敏感的社会问题，沙皇统治下的秘密警察很快逮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一众年轻人，将他们关押在声名狼藉的彼得保罗要塞，在经历过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令人倍感恐怖的假死刑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遣送至西伯利亚的劳役营，后来则成为俄军西伯利亚兵团的一个士兵。他与俄国文学的中心相隔千里，有四年甚至与外面的世界失去一切联系。然而，正是这一段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灰暗的生命过渡时期，却成为了他关键的“信仰的重生”阶段，弗兰克先生的描述始终留意于那些独特的生命经验对他所具有的意义，它们导致他放弃过去某些东西，为未来思想观念及艺术演进准备道路方面的决定作用。弗兰克先生在这本文学传记中，以令人敬仰的毅力和耐心将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呈现在读者面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杂，或者说灵魂的深度，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无出其右，这部分的是源于他多舛的生活遭际，令人扼腕叹息的情感历程，或许，还源于纠缠他一生的病痛（癫痫），这种病痛自他少年时发病，此后频繁的发作，让处于强烈的文学创作欲望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比焦虑却毫无办法，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写作的进程。陀思妥耶夫斯基背负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农奴深表同情，但在日常的交往中，他也深深的觉察出自己与下层人民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了生计，他曾写过一些取悦当朝统治者的赞美诗，尽管这些诗作在后世看来并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却为他逃出禁锢，获得升迁提供了途径。他与自己哥哥的亲密关系让他不至于饥寒交迫，而他与当时的文学至交和官僚友人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他支持。然而，他的病痛，虽然他是如此的深爱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却还是让妻子目睹了自己发病的过程，这无疑为新婚生活蒙上了阴影。事实上，这一段婚姻生活并未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的那般完美，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坦陈了自己感觉到的乏味。在被捕和流放西伯利亚劳改营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处于一种被禁锢的状态中，他没有任何书报可以阅读，这对于想要迫切了解当时俄国文坛的新气象、并决定要在文坛上重获荣光的作家来说，无疑是令人沮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不断的要求他寄来一些书籍或者杂志，为此还特意拉了书单，但得到的书籍却并不能如他所愿，他在孤独的生活状态下，阅读《圣经》，这似乎带给他一种崭新的宗教启示。

  “一个人，只要他选择——最终顽强地选择——不放弃，就永远不会放弃个性的自主权。”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受着病痛的不时侵扰，但他仍尽力维持自己生命的活力与写作的平衡。十年痛苦的历程，虽然他没有创作任何一部享誉世界的作品，但孤独的淬炼无疑为他后期的丰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类灵魂的审问者”，那么弗兰克为他所写的这部文学传记则可称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的解剖师”。扎实的史料、绵密而谦逊的语言、悲悯而温润的感情，都让弗兰克的这部文学传记熠熠生辉。

  沉潜的十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深思索自己的命运和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前途，他为后世留下的不朽杰作（《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群魔》）从一个曾被禁锢的灵魂深处冲决而出，囚禁之后释放的能量无疑是巨大的。他孜孜以求所探索的困扰人类灵魂的主题，被后世反复咀嚼、研究，而这本传记，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伟大作家真实的人生断面。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展开

• 温和笔调写日本社会水面下的暗黑

  作者：石帆方林 发布时间：2021-08-16 02:02:59

  20210816深圳阅毕。（福田馆“选书帮”）。详见书评。

  “骨音”，最美妙的声音，是骨头破裂的声音。

  “西一番街外带”相对轻松，三人组（黑社会组织冰高组未来的希望猴子、街头少年混混组织G少年国王崇仔、带主角光环的真岛诚）齐聚一堂，努力保障一个妓女拥有性交易的自由。最后的3VS3肉搏，甚是过瘾。

  “黄绿色的神明”，发明了一种货币，这在中国貌似算踏线行为。

  “西口仲夏狂欢”写舞蹈与毒品。

  “东口拉面商战”篇幅较短，内容简单。双子座兄弟退出江湖开起了拉面店，两兄弟小心翼翼呵护一叫安昙的女孩子，很温暖的故事。黑客大神Zero One越来越有趣了。

  “献给宝贝的华尔兹”主要是人设上的反转，简单的故事表现忍让、善良的人。

  “恐怖的头罩”里涉及到缅甸的民运，以及带来的后遗症。日本人的口味真是重，连十三四岁的小伙男孩都能下手。

  “电子之星”写以人为载体的器官切割表演，充满血腥及恶心。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