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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评下

  作者：楼豪 发布时间：2023-01-20 09:57:33

  原则20 独自练习

  p77世界级音乐者独自练习的时间是其他人的5倍

  正如北卡罗来纳大学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森.多伦斯所说：“冠军的形象是，当没有其他观众时，他弯下腰练习，满身是汗，精疲力竭。”

  但是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万小时天才理论三大要素：精深、激情、伯乐 里有一项伯乐，在你低头苦修的时候，记得找到教练，给你简短但明确的指令，让你更加快速的成长

  原则30 20分钟午休

  p92 爱因斯坦在物理学领域建树颇丰，他另一个拿手本领是午饭后小憩20分钟，（我的午休时间太长了，以后要争取改成20分钟），其他知名午休者包括达芬奇、拿破仑.波拿巴、温斯顿.丘吉尔、托马斯.爱迪生、罗纳德.里根、约翰.f.肯尼迪、约翰.d.洛克菲勒

  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发现，午睡90分钟可以提高10%的记忆力，不午睡则会降低10%的记忆力。

  该研究的首席研究员马修.沃克博士这样说：在练习前，你需要先睡觉，让你的大脑像干海绵一样做好吸收新信息的准备

  p98 把书本合上写一页读书摘要可以多记住50%内容

  假设一周后要根据这本书接下来10页的内容完成一个测试，现在有30分钟学习时间。下面哪种学习方法会帮助你取得更好的成绩？

  1.把这10页连4遍，并试着记住里面的内容

  2.读1遍这10页，然后合上书，写一页内容摘要

  结论：方法2.写内容摘要可以比方法1多记住50%的内容，之前我每次录制视频版的读书分享，就是会先在一张白纸上写下摘要，效果确实很不错，我想是因为大脑进行深度思考，与内容进行了深度链接，加强了对内容的理解和记忆

  p117 原则41 结尾的巧克力

  感觉自己要胖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之前提高自控力，提高自律性，会在练习前进行一项“仪式感”

  比如在固定的位置，进行固定的开启仪式，比如录制读书分享，写作或者练习某段舞蹈视频，会先喝一杯咖啡奖励刺激大脑，让大脑觉得接下来的训练（刻意练习）是很爽的一件事，但是现在因为这阶段在跑步、减肥，所以特意降低了咖啡的摄入，以后可以考虑闻一下鲜花或者其他仪式感进行开启

  而原则41的建议是说，让我们每次在练习完后都应该以一个小小的，甜蜜的奖励为结束，就像享受了一顿美餐。这个奖励可以是玩一款你最喜欢的游戏，也可以是实物的奖励（巧克力的效果很好）

  所以为了减肥，我可以考虑以后刻意练习前/结束，喝一杯香甜的牛奶

  p121如何成为更好的老师/教练

  其中一条，放弃含糊其辞的表述，我觉得非常不错

  比如，“把手举高一点”，是含糊不清的表述

  “把手靠近耳朵”，是具体的表述

  “演奏的速度快一点”，是含糊不清的表述

  “跟上节拍器”，是具体的表述

  “请与销售团队更紧密的合作”是含糊不清的表述

  “请每天早上与销售团队联系10分钟”是具体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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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笔记1844：但求安身

  作者：阿拉雷 发布时间：2022-07-28 21:59:16

  

  在斯大林肃反时期红四代悲惨童年回忆录，写的还是很克制隐忍，以一个幼年小女孩的视角讲述，很多事看上去微不足道，却映射当年家族成员的不堪过往。

  有些人被秘密杀害，主心骨的阿公虽然没被处决，但也失去了以往的权势，到了战争时期，女人们在垃圾桶里捡吃的，乞讨度日，整部书提到了几次领袖，对于苏联高层政治斗争没有提及，她不愿意去提及造成苦难的根源，只是絮絮叨叨身边的这些小人物，曾经他们或大权在握，或学业有成，或风华正茂，一切都在那一刻结束，大树轰然倒地，互相连接的枝杈支离破碎，柳德米拉试图去拼接过往，母亲已逝，瓦瓦阿姨也已经90多岁了，不便打扰，故事终止在阿公去世的那一刻，一切都结束了。

  对于本书，其实是有很多共情点的，毕竟很多人也经历过类似的时期，就像前几个月，我整理我妈妈保留的外公的一些档案所看到的。在某一个时刻，但求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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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学说史（下卷）读书笔记

  作者：猪头妖怪 发布时间：2018-09-15 17:49:16

  Ⅰ. 马基雅维利

  自由贸易需要确立在货物流通、雇佣条件、价格调节和政策鼓励上的诸多前提，这些要求超出了中世纪地方政府的能力范围，只能由一个规模更大的政府来实现。而资产阶级的出现，也导致了深远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这个阶级是贵族制所造成的分裂和失序的天敌。他们暂时还无法奢望通过议会来对抗贵族，因此更乐意将贵族制置于君主制的支配之下。诚然，国王的权力迟早也会变得专断而具有压制性，但他被期望至少能提供一种相对贵族而言更好的统治。

  在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时代里，意大利被分割成那不勒斯王国、米兰公国、威尼斯贵族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和教皇国这五个大国。意大利人忍受着暴政所带来的所有屈辱和压迫，但从中却几乎没有得到丝毫的补偿。暴君之间的分裂，又使得这片土地沦为法国、西班牙和日耳曼这些外族的牺牲品。彼时，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制度已然消亡，但丁时代的那些有关教会和帝国的中世纪热情也都被人们遗忘了。诚信和信誉成了幼稚的同义词，武力和手腕成了成功的诀窍。这一切似乎都在证明着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如果离开了法律和正义就将成为最卑劣的动物。”因此，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策略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以这一项假设为依凭的，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政治家赖以为凭有效动机也是利己主义的，而统治者权力的正当性建立在无政府状态是危险的这一事实基础之上。

  马基雅维利将政治手段与宗教、道德和社会因素几乎完全分隔开来，除非后者以某种方式影响到了政治策略。他大谈统治者通过巧妙伪装下的不择手段来达到目的的各种好处，正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他背上了长远的骂名。但从总体上讲，与其说他的立场是“不道德的”(immoral)，还不如说是“无关道德的”(non-moral)。马基雅维利实际上所做的，是把政治从其他考虑因素中剥离了出来，并将作为手段的政治误认为它的目的本身。而这一“剥离”的重要意义在于，马基雅维利在将基督教的他世道德弃之不顾后，重新赋予了政治学以一种世俗的实用主义色彩。对于这一点，咒骂声之外也有赞誉。培根如此称赞马基雅维利的诚实：他“开诚布公地讲述了人们在做什么，而不是他们应当做什么。”而在以赛亚·伯林这样深刻的思想史学者眼里，马基雅维利的价值则在于他揭示了我们这个世界中所潜藏着的深刻对立。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逻辑，驱使他持有这样一种观点：由于个人的本性是极端自私利己的，所以由强力作为支撑的国家法律才是使社会团结一体的唯一力量；因为政治即是其自身的目的且无涉价值，所以维系一个社会所需要的道德义务最终也得由法律和政府来规定。由此，马基雅维利得出了他的“双重道德标准”这一结论：一重标准适用于统治者，目的在于保有和扩大权力；另一重标准适用于个体公民，目的在于赋予社会群体以力量。由于社会道德是由法律创制的，而一国统治者作为法律的创建者，也因此位于法律之外而无需受到公民道德的约束。

  在这些观点背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判断其实一并受到了两种崇拜情结的支配：一是他对足智多谋的暴君的崇拜——最明显的体现便是他那饱受争议的《君主论》——即便他还没有将其上升至政治专制主义的一般理论的高度；二是他对古罗马人以及当时的瑞士人这些自由人和自治公民的崇拜——这在他的《李维史论》一书中有所体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他却把这二者颇为随意地捏合在一起。所以尽管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判断含有犬儒主义的味道，但他推崇自由之治和依法之治这一点也是明确无误的。他只是在以下两种特殊情况下才主张专制政治：一是在立国之初；二是在改造腐败国家的时候。可见，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判断既对应于同时也受制于他对其时意大利政治状况的洞悉和不满。在马基雅维利为“国家”这个现代政治术语作出重要诠释之余，他政治思想中狭隘的地方性和短暂的时间性则构成了这枚硬币的另外一面。

  Ⅱ. 霍布斯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在英国内战的背景下阐发的。按霍布斯本人的初衷，他的论著旨在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专制政府，但国王的亲信们却似乎察觉到了霍布斯的好意就像克伦威尔的敌意一样危险。

  17世纪自然科学的大发展给世人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认为可以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全盘引入到社会学科中去。于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乃是一项把心理学和政治学比作精密自然科学的计划，霍布斯的体系也是最早把政治哲学视为整个机械科学知识体系之一部分的真诚尝试。

  霍布斯指出，人性有两项原则：欲望与理性。欲望促使人们去攫取同为其他人所需要的东西，理性则为欲望提供一种调节和远见。前者是势必引起对抗的贪婪之心，后者是能把人融入社会的较有算计的自私之心，因为社会所能提供的和平与合作比暴力和普遍竞争具备更好的自我保护的功效。而建立社会的首要条件乃是相互信任和信守契约，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即他人也会秉持并实践与你相同的原则。在霍布斯看来，支持这一前提的是一种心理学的解释，即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个人的自私之心所驱使的。这一解释同时也是一种关于社会性质的至关重要的假设：因为若真如此的话，那么社会就必然被仅仅视作是达成个人欲望的手段。在这里，社会福利的概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不同私利的总和。这样，霍布斯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

  既然社会的存在取决于互相信任和信守契约，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使之在现实中成为可能。霍布斯认为，理性为人们达成彼此间的共识提供了一种充分的根据，但理性的力量太弱，无法在总体上消除人们的贪婪之心。于是，把保证契约得以实施的强制力交给政府成了一个合理并且正当的做法。不论这种强制力是否会被实际使用，为了社会的存在和正常运作，它必须居于幕后。然后他又进一步辩论说，一群人是不能拥有权力也是无法自发行动的，只有个体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除非存在这样一个代理人，否则这个群体就无法以集体的方式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推论消除了在作为一盘散沙的人类和作为一种外部力量的国家（君主是这个外部力量的代言人或法人）之间的居中空间，丰富多样的社团全都消失不见了，除非它们能获得国家的许可。由此，霍布斯最终得出了一个支持君主专制的结论。

  而保皇派所觉察出的危险在于，虽然霍布斯认为强制力乃是以国王的名义实施的，但他的理论在逻辑上并不存在任何与议会主权相悖之处，只要议会同样也能制定法律并有效实施的话。更致命的是，霍布斯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彻底的现代因素，它承认自私是一种更基本和更可靠的动机，这对于君主制赖以为凭的一切忠诚、敬仰和情感来说实是一副彻底的溶解剂。对霍布斯来说，传统的力量第一次被一种明智无情的理性主义所粉碎了。国家是一个利维坦，但是任何人都不热爱或尊敬它。国家可被视作是一种功效，但它只是私人安全的奴仆而已。主权者的专制权力——亦即霍布斯的大名常常与之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理论——其实只是他所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一种必要补充。

  霍布斯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发展出的这一理论体系旨在证明的并不是实然的统治，而是逻辑意义上的必然统治。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使得任何意义上的“正当”和“正义”都变得绝对无法为人们所理解了。因为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性，在他看来都只是一些由因果构成的系统。霍布斯的政治体系无疑是明晰的，但这种明晰性与理解政治中的人性毫无关系。霍布斯的理论将政府等同于一种无涉价值和伦理的强力，而在它的对面，则是不存在任何法律或道德意义上的权利的个人。

  Ⅲ. 洛克

  洛克在1690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其宗旨就是捍卫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此之前，霍布斯以强有力的逻辑证明了，刚性的个人主义原则会导致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即便他的这一理论对于论战双方来说都是不得人心的。霍布斯心目中的自然状态，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洛克认为，自然状态其实是一种“和平、善意、互助和不受危害”的状态，自然法规定了一整套人的权利和义务，一切是非或对错都是永恒的。自然状态的缺陷仅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没有组织手段使正当规则生效。因此，实在法并没有为不同行为的伦理品质增添任何东西，而只是为有效实施提供了一种手段，道德上的权利和义务内在于并优先于法律。至于究竟是什么赋予道德以力量，仍是一大问题。或许它有赖于神的意志，或许它是理性上自明的，或许是因为社会比政府更深地植根于人的本性。具体是何种原因，洛克未曾明说。但总而言之，自然法制定了政府不得藐视的准则。

  在洛克之前，自然法被定义为一种规定社会共同利益的法律，而洛克实际上背弃了这种理论。最著名例子的就是洛克对财产权的定义。洛克宣称，财产权是人对于其身体劳动“嵌入”的东西具有一种自然的权利，比如一个人对于无主土地的耕作。这种权利甚至在原始社会——即洛克所称的“自然状态”——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财产权是经由个人而引入社会的一种权利，并非由社会所创制。故社会和政府存在的目的至少在部分上是为了保护先已存在的私有财产权。当然，这种自然权利并不局限于财产权。洛克本人所惯用的说法是“生命、自由和财产”。但在洛克的心目中，财产权无疑是其中一项重要且典型的权利。如此，洛克便将传统的自然法理论重新确立为一套天赋而不可取消的个人权利，这类权利的不可取消性则构成了政府和社会之权力的限度。

  但首先，洛克的理论在哲学上就是含混的，甚至与他自己的哲学理念也有冲突。洛克在他的《人类理智论》一书中致力于阐明，任何观念都不是天赋的，而是通过后天的经验所形成。实际上，这等于是说不证自明者是靠不住的，因为一项伪命题也会因为习惯或习俗而变得显见不争。所以，洛克的哲学与他的政治理论呈现出了一种反常的结合：前者在一般意义上是经验主义的，而后者则是理性主义的；在捍卫宗教自由的时候强调宽容和批判，而在捍卫财产权时却变得极其教条。

  其次，欧洲大陆的学者对于契约理论都持审慎态度。他们都认同双重契约理论：一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缔结的导致社会产生的契约，另一种则是社会与其政府之间缔结的契约。洛克将这两种契约统一了起来。因为他假定社会的一项行动是由其多数成员的同意所构成的，个人有义务服从多数人的意愿。但一个人的某些权利果真是不可取消的话，那么对他来说，这种权利被多数人剥夺就与被某个暴君剥夺并无区别，这正是自由主义理论所竭力捍卫的观点。而早先各种关于人民主权的理论一般都认为，一个社会的“优势一方”既可以用数量来衡量，也可以用质量来衡量。因此多数之治的原则并不具有洛克所说的那么鲜明的有效性。

  最后，在洛克的著作中，人民控制政府的权力也不如此后更为民主的理论阐释得那样完整。尽管他认为立法机构的权力是受托性质的，但他仍保有这样一个旧观点，即只要政府忠于它的职责，社会的授权便使人民丧失了权力——这一观点日后受到了卢梭的批判。因为这意味着人民的立法权力实际上只限于一次行动。并且，洛克所遵循的传统思想认为，在社会有权治理自己与国王及其他治理机构拥有某种不可取消的权利之间，并无矛盾。这一阐释，使得洛克成为当时的革命者之中最保守的一员。

  洛克的政治哲学乃是一种试图把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的努力，也是一种试图为各个派别中的理性人士找到共识基础的努力。他将各种不同的问题或观点综合起来，以至于人们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又从他的政治哲学里衍生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他的理论在表面上具有简单明了的特质，而在这一外表之下，又确实存在着逻辑上的各种矛盾。但恰恰是因为具有这种简单明了的特质，他的学说才能成为最受欢迎的政治哲学，人们才可以把他的哲学当作常识加以推崇并广为传播。

  Ⅳ. 卢梭

  在卢梭与法国启蒙时代那些最具代表性的论者之间，有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卢梭出于自身的气质、性格和人生经历等诸多原因，他所甚加赞许的东西都同启蒙时代的潮流大相径庭。卢梭更倾向于将自己人性中的矛盾和失调归咎于社会。但他并不因此如大多数人那样诉求理性，而是将其变转变成对理性的抨击。他崇尚友好和仁爱的情感，崇尚善意和虔诚，并用它们来反对理智、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而这些正是被启蒙运动视为文明唯一的载体。表面上，卢梭一边谴责压制他的社会秩序，一边又抨击构成此种社会基础的哲学。但实际上，卢梭首度表达出了这样一种对理性的恐惧，即担心理性的批判在摧毁了教会信条和戒律之类比较棘手的虔诚之后，在那些仍值得保有的虔诚面前也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因为，在那些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眼里，任何神圣的东西将不复存在。简而言之，智识是危险的，因为它毁掉了虔诚；科学是摧毁性的，因为它夺走了信仰；理性是不好的，因为它以审慎来反对道德直觉。而没有虔诚、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直觉，也就既无法塑造人格，也不会产生社会。

  卢梭力图摆脱那种系统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这一源于霍布斯并为洛克所发展的理论认为，任何社会群体的价值在于它为其成员所创造的幸福或自我满足感，而尤其在于保护其成员占有和享有财产的固有权利。人类是经由开明自利而被引向合作的。社会本质上是功利的，它的功用是保护价值，其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而卢梭的社会哲学师承柏拉图，它包含下述两点：一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政治隶属首先是伦理性质的，其次才是法律和权力的问题。二是这样一种假定，也是整个城邦哲学的核心，即社会本身——而非构成社会的个人——具备首要的道德价值。因为在社会之外，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道德或不道德。个人是从社会中获得其道德能力的，因此基本的道德范畴是公民而不是人。卢梭进一步阐述道，一个能把其成员联合在一起的社会，必须拥有其共同的纽带，例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幸福。这些共同之物并非如功利主义哲学所认为的是私人利益的总和，而是其渊源。那种认为凭借理性就能把人们联合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是虚构的，因为我们的一切观念，甚至包括自利观念本身，都源自于我们生活其间的社会。

  由此，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里提出了“公意”（general will）这一概念。首先，他说政府不过是人民的代理人，它没有独立的权力，因而也不能成为契约的主体；其次，社会也不是根据契约而产生的，因为个人权利和自由是不存在的，除非他先成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因此，卢梭的“公意”所反映的乃是社会独有的一种现象，即它有着一种与其成员的私人利益不尽相同的集体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拥有自己的生命，履行自己的使命，也承受自己的命运。卢梭反复重申，“公意”永远是正当的。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真理，因为“公意”代表了社会利益，它本身就是判断正当与否的标准。于是，据此推理，在社会中强制个人服从“公意”并不是真正的强制，个人自由并没有因此受到损害，因为这一强制仅仅意味着他将被迫去行使自由。但对如何才能证明何为“公意”这一关键问题，卢梭语焉不详。有时候他试图把“公意”与多数人的决定划等号，但这就意味着多数人永远都是正当的——卢梭本人肯定不这样认为；有时候，他似乎又在说“公意”通过使各种分歧意见彼此抵消的方式会自动凸显出来，对此，人们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而这一“自动凸显”实际上并不要求它被全体人民自觉接受，也并不存在和民主程序的必然关联。

  事实上，卢梭的政治哲学源自于一种浪漫的群体崇拜，一种情感伦理学，它意味着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否认。因为在备受崇拜的群体跟前，个人只具有微小的意义。这种伦理学的标准与其说是个人的标准，也还不如说是集体的标准。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否定政府拥有任何既得权利的观点，实质乃是一种“永远革命”的思想，因而非常适合激进民主党派的宗旨。这一理论虽然缩小了行政部门的权力，但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单单一个法人团体既不可能表达自己的意志，也无法具体实施它。因此，实际上，社会或集体被吹捧得越高，其代言人或代理人所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大，而不论他们是否可被称为代表。对一个组织严密的少数人集团而言，“公意”成了他们最好用的概念。虽然在卢梭看来，自由是一种不容妥协的绝对价值，因为“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人的资格。”但从“永远正当的公意”这一前提出发，推导出公意有权强迫人们获得他们并未正确认识到的真正的自由这一危险结论，使卢梭意义上的自由——如以赛亚·伯林所说——“最终被证明是一种奴隶制度”。

  Ⅴ. 休谟 & 柏克

  自然法在政治哲学这一层面上最广为人知的应用就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头一句：“我等之见解为，下述真理不证自明……”即便它表达了一种明智且高尚的道德观，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在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之后，自然法体系已显得不合时宜：一是因为它并不能为当时所倡导的社会研究提供恰当的理性工具，而是因为它以教条方式提出的不证自明性的主张也无异于一种空口自夸。批判并逐步清除自然法体系的努力在休谟的《人性论》一书中达到了顶点。这一在现代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对社会理论的所有分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休谟凭借极其犀利的逻辑分析指出，自然法体系中惯用的“理性”一词其实混淆了三种不尽相同的含义，而正是这种混淆使得人们把那些无法宣称具有绝对确定性的命题当成了必然真理或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则和道德法则。休谟首先指出，通过某些“观念的比较”从而得出的

  必然真理

  只存在于代数、几何等特定的数学领域里。其次，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石乃是一种对

  因果关系

  的归纳：人们无法在逻辑上从某一事实推论出另一事实，充其量只能将一种现象与另一种现象作一种经验性的关联。最后，自然法一直宣称的那种必然的和无法规避的正当或善，其实只是人的某种意向、欲求或习性。在这一层面上，理性只是用来指明采用何种手段方能达成该种欲求的工具，绝不能冒充有任何其他的功用。因此，比如政治哲学这种必须预设

  价值判断

  的学科，既有别于第一类的演绎科学，也有别于第二类的因果科学或事实科学。休谟对“理性”所做的这一严格界分使自然法整个的合理性土崩瓦解，因为“因果关系”和“价值”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理性，它们都包含了一些无法予以确切证明的因素。因而，类似于正义和自由这样的词语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权威性，人类一贯推崇的某些道德和价值不再具有不可撼动的正当性，它们只是一些在相对意义上才有效的社会约定。这一相对意义上的有效性无法用理性来证明，只能或者诉求于效用的计算，或者诉求于历史学、人类学或心理学上的解释。

  而柏克所展示的正是继休谟摧毁理性和自然法的永恒真理之后产生的那种反作用。柏克接受了休谟对理性和自然法的否定。他承认社会是人为的而不是自然的，承认社会并不只是理性的产物，承认社会的准则是约定，并且承认社会所依凭的是并不明确的本能和习俗（甚至是偏见）。在这里，情感、传统和理想化的历史被用来填补不证自明的权利被弃置后留下的那个空白。柏克据此认为，相对于理性而言，情感和传统是一种更稳固的社会基础。制度不是发明或制造出来的，它们是活生生的而且是在不断发展的。因此我们必须以尊崇的态度去对待它们，以审慎的态度去处理它们。柏克对一个民族所积累的智慧几乎抱有一种神秘的崇敬心理，而这并不是说要屈从先例，而是要使习惯做法适应新的形势。柏克因此对法国大革命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社会的确是一种契约……是一切完美事物方面的合伙。由于这种合伙关系的目的不经过许多世代就不能达到，所以它就不仅是生者之间的合伙，而且也是生者、死者和即将出生者之间的合伙。”在他看来，单凭借逻辑和理性来设计一种与传统完全割裂的激进变革无异于建造一座空中楼阁，而政治家的艺术恰恰在于以变革的方式来维护传统。

  在与柏克同时代的人看来，他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与他早年捍卫美国的各种自由权项、抨击国王控制议会以及竭力主张彻底取消东印度公司既得权利的立场是不一致的。但实际上，这是个错觉。柏克政治观点的一致性绝不是一种由逻辑构建起来的体系所具有的一致性，而是那些一以贯之的保守原则。柏克出于对辉格原则的忠诚，接受了洛克传下来的那种理论，即政体/政府是国王、贵族和平民间的某种平衡。这种政体/政府平衡观念同自由主义者视为个人自由之堡垒的权力分立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一种一国中的几大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的基础也是约定俗成的，与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毫无关系。

  Ⅵ. 黑格尔

  要理解乃至评价黑格尔庞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必须得从以下两方面入手：首先，黑格尔声称辩证法是揭示社会和历史中各种相互依存活动和各种关系的一种新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其次，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乃是有关民族主义的经典表述，其表现形式抛弃了个人主义和人权中所隐含的世界主义。它赋予了国家概念以一种特定的含义，而这成了整个19世纪德国政治理论的特征。

  辩证法的目的是要提供一种能够揭示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工具。黑格尔是通过这一方式来表达关于历史必然性的主张的，即他宣称文明史是

  世界精神

  在时间的过程中不断展现或不断实现的。在这一主张中，实际上统合了两项重要的因素：第一，他是个逻辑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历史中各种有效的现实情况和原因乃是非人格的一般性力量，而不是单个的人或事；第二，它的伦理学观认为，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在社会舞台上的所作所为和扮演的角色。黑格尔的哲学部分出自于这样一种宗教感，即笃信、依附并献身于那种高于个人事业的道德价值，部分出自于他对理性主义者被世界精神的机智捉弄所持有的嘲讽态度。黑格尔采纳了一种古老而含混的观念：历史过程乃是通过对立斗争而向前推进的。各种力量的生长都会走向他们的反面或对立面。世界是一种永恒运动的平衡，各种矛盾的力量为历史提供了动力，但均衡却绝不可能是恒久的。他采纳了柏拉图所使用的“辩证法”一词，来为这种永恒的运动过程命名。

  黑格尔认为，人的不幸乃是因“实然”与他愿意相信的“应然”之间的不一致而产生的一种失望。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实是因为人们把事物或事件想象为只是互不相关的各种细节，而不是一个“由精神支配的系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使之得到协调，亦即认识何者是必然的，并自觉意识到必然也就是应然。这正是黑格尔最耳熟能详的名言所概括的原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里的“现实”一词并不指涉“实然”，而是意味着“必然”。“必然”不是现状，不是某种在自然上不可避免或仅仅是可欲的东西，而是一种道德律令——它能够赢得人们的效忠和献身，并能够通过把他们同文明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方式而使个人的微小目的变得崇高。这种把

  道德必然

  、

  自然必然

  和

  逻辑必然

  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正是辩证法的本质所在。

  因此，辩证法的实际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术语的模棱两可性，而不是一种任何意义上的方法。在黑格尔的手中，辩证法所得出的结论正是他在不用辩证法时已然得出的结论，而且辩证法在证明结论方面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鉴于此，黑格尔学派的历史著述产生了如下两种路线：要么把难以驾驭的事实强行纳入被先行确定为合乎逻辑的模子里去，要么赋予一致性和一贯性一类的词语以颇为含混的意思，使之不再有什么用处。黑格尔本人则是通过把

  正当

  和

  强力

  等而视之的方式将这两者的含义有意识地融合在一起。因为他认为自然是一种必定赋予正当以最大力量的理想构造，但实际上，这却意味着他把强力视为了正当的标准。而且把绝对论和相对论统合起来，乃是辩证法的一项专门主张。

  绝对论

  体现在——辩证法中的

  正题

  和

  反题

  所代表的不同利益和价值准则，被认为处于一种彼此完全矛盾的关系之中，亦即一种斗争和对立的关系。正题和反题最终会上升为一个

  合题

  ，但就参与者自身而言，自觉的调和与妥协被视为一种对绝对精神的不忠。而相对论体现在——每一阶段在其短暂的时间内，都含有绝对精神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和强力，但它最终也是过渡性的。它在存在的期间可以说是绝对的，它的阶段性任务就是毫无保留地自我实现，尽管它在世界精神进一步发展中的最终失败是确定无疑的。因此，辩证法意味着一种非常刻板同时又非常灵活的道德态度，但它所提供的标准并不是两者中何者更为正当，而是结果是否成功。辩证法试图把历史判断和道德评价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与其说阐明了这两者的含义，还不如说是遮蔽或更加混淆了它们的含义。

  黑格尔时代的德国及其后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实现英法两国早已存在的那种民族情感的统一局面，它的精神状态中充满了地方主义。德国的经济同英法两国的国民经济相比处于落后状态，黑格尔时代的德意志诸邦在拿破仑的猛烈进攻面前也暴露出了它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无能。因此，在赫尔德和莱辛的影响下，黑格尔将民族精神视为世界精神在其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内的体现，并且给“国家”这个词加上了神圣的光环，这表达了很多德国人真实而迫切的政治愿望。黑格尔把德国各个地方的独立行事与一种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热爱自由等而视之。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只能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因此，黑格尔所理解的自由同英法政治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毫不相干，而毋宁是民族自决权反映在个人身上的一种品格。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目的，市民社会是国家用来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因此，黑格尔关于自由公民的理论，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一样，乃是根据社会职能而不是私人权利来建构的。而他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实际上是对构成他所熟悉的德国社会结构的各种行会、公司、等级、阶级、联合会和地方团体所做的一种认真而详尽的分析。他认为类似这些组织是人类所不可或缺的。没有它们，人民只不过是一种散乱无形的大众，而个人也只不过是某些孤立的原子。国家主要不是由个体的公民组成的。个人必须经过各种公司和团体的“中介”，才能达致公民在国家中的最终尊严。这种市民社会观一方面可以被认为是反动的，因为它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观，即社会乃处于牢固的等级状态下，对等级和地位保有不容置疑的尊崇，对平等的公民身份极少或根本不予重视。但从另一方面，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也包含了一项正确的原则，即当个人仅仅被视作是一个公民的时候，国家趋于吞没一切形式的结社。实际上，正如一切形式的政治极权主义所证明的那样，这不是自由，而是专制。

  总而言之，黑格尔理论中的国家概念乃是对权力的一种理想化，但这一奇特的理想化对武力抱有道德尊重，对没有武力支撑的理想则抱有甚为平庸的蔑视。它把民族置于超自然的顶峰，不受国际法的控制，甚至也不接受道德的批判。就其政治含义而言，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乃是反自由的，但这种理论并不反宪政。它意味着不重民主程序，而更重有序的科层管理。在实践上，该理论甘冒风险，把政治交给那些因出身和职业而适于进行统治的人。黑格尔所说的不断展现的世界精神，既表现在社会群体和民族的方面，也表现在民族文化和制度方面，而不是表现在个人身上。社会变成了一种由力量组成的体系，而不是由人组成的共同体。对于这些社会力量的运行和发展，个人的道德判断和个人的利益几乎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因为社会的真正动力乃是那些因其进程属于不可抗拒并可以自证为正当的力量。

  Ⅶ. 马克思

  马克思的哲学和黑格尔的哲学一样，都是一种历史哲学。他们都把历史的进程视作一种理性的必然，亦即按照一种逻辑计划而展开并朝着一个既定目标前进的各个阶段汇集而成的模式。黑格尔诉诸的是民族爱国主义，而马克思所诉诸的则是工人对自己工人兄弟的忠诚。这两种诉求提倡忠诚而不是自我利益，亦即提倡义务而不是权利，而且这种诉求除了提供这样一种希望（即关于一个人的私生活能够通过服务于比自己更伟大的事业而具有意义的希望）以外，不提供任何回报。同加尔文教派一样，历史不仅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提供了使命，为他们提供了他们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念，也许还为他们提供了赦免他们以历史名义犯下的罪行的理由。但是，加尔文教派把这称之为神学，而马克思主义者却称它为科学。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辩证法是一种逻辑法则。它提供了一种有关进步的先验论，它既是一种解释原则又是一种评价，因而把因果解释和道德论证这两种概念混合在了一起。但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赋予唯物主义以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后者处，重要性的顺序和因果功效的顺序被颠倒了过来：经济秩序是“产生”，而思想则只是“反映”。因此，辩证法便不再是在逻辑抽象的领域中加以运用，而是在实际力量的领域中加以运用了。故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来说，还具有这样一种伦理含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乃是经济的；相形之下，所有政治改革都是肤浅的，因为它并未触及不平等的根源；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任何实质性的变革。

  马克思的一个特点在于，他的兴趣并不是要使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臻于完善，而是要把它适用于具体的情势，尤其是要为自觉的革命无产者发现一项行动纲领。正如民族之于黑格尔乃是一个集合统一体，阶级之于马克思也是一个集合统一体。在历史进程中，阶级乃是作为一个单位行事的，而且也是作为一个单位生产自己特有的思想和信念的。由此，一种信念根源于一个社会阶级或者就是该社会阶级的特征，以及人因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而抱有偏见这个事实，乃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其间的仲裁者就只能是权力。马克思按其理论构想出一个中产阶级和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并把这两个阶级视为现代社会中的积极政治力量，即阶级斗争主要发生在其间的力量；因此，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由这两个阶级中哪一个阶级来进行统治的问题。这个理论显然是为了符合辩证法本身而裁定的，因为辩证法使马克思不得不提出两个通过互相紧张的关系而引发变革的主要对手。按照马克思对政治组织的理解，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必定有一个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它将运用它的统治权力去剥削权力较少的阶级，而且国家也不过是它用以进行剥削的权力工具，法律是维护剥削阶级称之为其“权利”的一套规则，政治仅仅是一种被程式化了的战争。也因此，马克思对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态度始终是摇摆不定的。与他赋予社会主义社会的那些未经界定的自由权项相比较，他把像普选权那样的权利以及向代议制那样的政治做法仅仅视作形式，或仅仅视作掩盖一种根本的阶级专政的手法而已。

  在1848年革命的尝试遭到失败以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工业化已然使工人产生了一种有效的革命阶级觉悟，但是仍需要一个长期的准备时期。虽说他依旧认为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还认为，按照他的社会进化理论，在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充分潜力之前是不可能“制造”一场革命的。因此社会主义政党必须通过现有的议会途径去迫使资产阶级做出加强工人阶级力量的改革。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种策略获得成功，那么它就可能挫败它原初的革命目标。一个政党通过选举取得的改革越是成功，它继续进行革命的理由也就越少。这的确是成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党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在1895年，甚至恩格斯也已赞赏的口吻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采取合法的方法要比它通过采取非法的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大。以至于到19世纪末，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政党都不大可能去发动革命了。

  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倾向于把一个适合工业经济已经“成熟”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策略与一个适合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策略区别开来。在马克思的早年，他倾向于把法国视为革命的天然领袖，并认为德国相对来讲要落后一些——当时情况确实如此。1850年，马克思认为德国将爆发一场中产阶级革命并将取得胜利，因此他指出，社会主义政党必须同中产阶级革命者进行合作，直至革命胜利。然后，它必须转而反对它的同盟者，必须发动贫苦农民反对富裕农民，必须尽一切可能迫使革命政府向私有财产权制度发起攻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所支撑的上述两种政治策略观念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分歧的。由马克思政党社会主义所确立的一条路线，指望工业主义的演进能够造就一个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它的力量会日益增强，直至它能够接管一个业已实现政治民主的社会。另一条路线是1914年以后以列宁主义策略为标志的，它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思想的早期阶段。它把共产主义视作一个以农民占多数而又缺乏自由政治权利的社会中知识精英或占人口少数的无产者的理想。

  但归根结底，无阶级社会是未来的神话，它可以用来治疗当下幻想的破灭和革命本身所产生的沮丧情绪。然而，这种未来的神话却因为同关于历史有其必然目的的思想勾连在一起而有可能成为一种非常危险的道德哲学。因为未来乃是一种永远不会到来的东西，而如果当下乃是一个完全由强力支配的阶段，那么只要强力能够趋向于历史预定的目标——这实际上意味着，只要强力能够持续下去或取得成功，它就将始终可以从道德上被证明为正当。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实际上也有着某种非常类似于轻视道德禁忌、道德信念和道德理想的东西；而且马克思还出于他本人的气质和信念方面的原因认为改良是不可能的。必须“砸烂”现存的社会才能确立一个新的起点，而且尽管革命必须事先就有所计划，但是革命后怎么办的问题却可以留待新秩序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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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尽的于是之——他这一生过于艰难

  作者： 发布时间：2019-10-20 22:20:41

  文/姬小琴

  1.

  一通电话发现的一本书

  去年冬天，一日接童道明老师电话，问李曼宜老师写的书送我了没。

  那时候童老师正在写一部《演员于是之》的独角戏，说是演出时可能要用到这本书中的两张照片。这本未曾谋面的书便在我心里种了草。

  今年2月，童老师的独角戏完成后，嘱我送至曼宜老师处听取意见。拔草的机会到了，我趁机跟她讨要。原来是个小小的自印本，朴素的封面上三个字——我和他。只印了少量分送亲友。得获一本，欣喜地速速读完，感动于所述内容的珍贵和书写态度的诚恳，我立刻有了出版的冲动，可是自序里的一句话拦住了我——“我们并不想交出版社出版，只是想印出来，留给亲人做个纪念”。

  5月参加编辑职业培训，被台上的激情亢奋感染，下课后立刻给曼宜老师发了长长的信息，漫长的等待之后（其实也不过一两个钟头），终于收到回信。她说自己水平不够，说这书不会有人看的（还不忘在括号里加上儿子也这么认为），还说我出版的话会赔钱……想出好书怎能轻易放弃，通过一段时间的积极争取和沟通协调，终于，这本书与更多读者见面了。

  2.

  文工团初始：布制服中的紫红毛衣

  1949年春两人初识于华北人民文工团，于是之早一个月进来。那会儿他还是一个参加革命不到半年、刚刚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距离让他一举成名的《龙须沟》还有两年。书中详细记述了初见面时的场景，以及于是之那颇具特点的自我介绍——“干钩于，是不是的是，之乎者也的之——是生活干事”。一色灰布制服中的紫红毛衣自此走进了她的生活。当年于是之就是穿着这件从旧货摊上买来的紫红毛衣走进的文工团。70年前的照片上，满满的少年意气风发，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文工团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艺工作者，大家热情地拥抱着崭新时代。1949年的北京城亦大事不断——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文工团在团长李伯钊的指导下为参会代表们演出了歌剧《硫磺厂》；这一年“七一”党的生日有着更为独特的意义，文工团在先农坛体育场用大型腰鼓节目为党庆生；开国大典自然是最隆重的事件，文工团的同志们喊着口号、敲着锣鼓走过天安门，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这些于是之和李曼宜均共同经历。晚年于是之记忆出现障碍，每每李曼宜和他提起当年这些往事，他仍会表现出兴奋，足见刻痕之深。

  3.

  恋爱中的于是之

  1949年亦是两人恋爱的关键期。这一年10月，团里筹备一出苏联话剧《莫斯科性格》，那是李伯钊出国访问时带回来的剧本，曾被认为是当时苏联最成功的剧本之一。于是之在剧中饰演的历史学家遇到了“恋爱观”问题，他从书里找“恋爱材料”来加深对角色的理解，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也想谈恋爱了，于是“就有意识地对身边几位女同志观察、遴选，同时也还是在矛盾中”。矛盾什么呢？于是之在日记中写道：“恋爱了除了在精神上多了一些依靠，还有什么好处，真能互助，使每一个都发挥更多的作用在革命中吗？”许是怕人看到，他在谈到恋爱问题时用起了英文。很快，两人便都感觉到了彼此的“苗头”。

  初次恋爱，“思想斗争”自然是少不了的，“明明是在爱着人家却又故作自尊地放掉机会，真是该死！……我不愿意再忍受，我要写信给她。告诉她我爱她……这样拖来拖去，是不健康的情感在作祟，不像革命者的气魄！”这大概也是当年的“革命浪漫主义”之一种吧。

  终于，在1949年最后一天，这层窗户纸被捅破，两人郑重其事地确立了恋爱关系。

  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不代表感情生活就一帆风顺了，思想上也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过程。两人有着不同的家庭出身和生活经历，又都是骄傲和自尊心很强的人，在他看来，她有着小姐脾气，“这毛病非改不可”；在她看来，他凡事比自己优秀，思想进步和个人表现方面自己都落后一截，自卑感就出来了。好在彼此有着信任基础，在积极坦诚的了解沟通中诸多纠结逐渐舒展释怀。

  1950年元旦，文工团正式改组扩建为一个正规的剧院，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后《莫斯科性格》正式上演，剧中于是之饰演的历史学家在追求李曼宜饰演的苏维埃代表的恋爱中失败了，苏维埃代表嫁给了一位工程师（田庄扮演），而演剧结束后，于是之的恋爱则“胜利”了，他们在《莫斯科性格》的庆功会上举行了婚礼。

  4.

  于是之的“宠儿”细节

  1954年当了父亲之后，于是之的“宠儿”细节俯拾即是。

  1955年李曼宜去天津演出，于是之在6月13日的来信中说：“……儿子表现极好，对我极亲。……我有些咳嗽，我咳一声，他学一声。”6月17日来信：“就诊时儿子对听诊器兴趣甚浓，阎大夫听他肋下时，他以为人家胳肢他，便笑出声来。……儿子已学走步，可走一公尺，但状极紧张，如履薄冰。”6月27日的信提到：“走路已有大进步，边走边歇几可横贯全屋，不扶东西。距离大约与我游泳能力相等。给买傀儡两个，小桶小铲一份，按肚子可响的小娃娃一个，但最爱玩的却是那把破铁壶，常持壶屋中漫步。”他去外地，一个人的时候想儿子了，来信中说：“寂寞时我也曾打开提包把小伶的小汽车拿出来看看，但又马上放进去了。孩子小车，每到一地必检查一次，在唐山地板最平，我还在地下玩了一会儿，两个小车一起走，跟大街上一样。现在为了不致挤坏，我总把它们放在我的毛袜子筒里。”这些保存下来的珍贵信件读来温馨动人，一个生活情趣盎然的父亲于是之形象跃然纸面。

  5.

  演员之路上的艰难跋涉

  作为演员的于是之几十年来活跃于舞台和荧屏之上，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舞台艺术形象，深受读者喜爱。《龙须沟》（1951）中的程疯子、《茶馆》（1958）中的王利发、《青春之歌》（1959）中的余永泽、《丹心谱》（1978）中的丁文中、《洋麻将》（1985）中的魏勒等等已堪称经典。作为取得如此成就的演员，外人看来自然是风光无限。纵览全书，却看不到多少荣耀，感受更多的，是台下不曾为外人道的艰难甚或苦涩。

  成为演员于是之，天赋之外，他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很多朋友都知道，他保持了终生的阅读。早年家贫失学，对于读书这件事，他始终不肯放弃，幸遇诸多良师益友，一生都能品尝到读书的乐趣。《于是之早年的学习生涯》一节中，列举了几本上世纪40年代从旧书摊上购回的已残破的书，其中《法语文法新解》购于1944年，那时候他初中辍学，在北平华北统税总局做录士，下班后在附近的夜校学法文，清苦的日子里“置办”了这本书，扉页的右上端是一愁眉苦脸的自画像，书中夹着的一张许是用作书签的一分钱钱票的正面用红笔写着“苦干”两个字，背面写的是“读书勿忘买书苦！！！”

  1959年去北影拍摄《青春之歌》，他专程买来《唐宋词人年谱》，因为想知道影片中的余永泽孜孜以求的毕业论文是一个什么样貌；这回随身还带着《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等书，只因为杨沫在小说中提到余永泽读过这些书。

  如果不是那么多年坚持不懈的高质量阅读，很难想象他能创作出那么多深具内涵的角色。

  6.

  第一副院长八年

  于是之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的八年，正是北京人艺原创大戏叠出的时期，《天下第一楼》《李白》等等至今仍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他都给予过非常多的关注和支持。而这八年，又何尝不是作为演员的于是之本该有的表演黄金期？作为晚辈知己的剧作家郭启宏说：“放下可以继续辉煌的‘演员于是之’，捡起一脖子麻刀的‘第一副院长’，有识之士因之扼腕长叹。然而，事有未必尽然者！要是说起于是之对剧院艺术生产的管理，尤其是剧本创作的管理，绝对是全中国第一流，遍数域中剧院团，恐怕罕有其匹。……”此说当公允。

  作为妻子的李曼宜在书中记录下了“行政干部”于是之的日常工作——从来没有什么上班、下班或休息、放假；作者来访，随时都可以“破门而入”……

  关于这一时期，剧作家何冀平曾回忆过：“那会儿他已经当了人艺的第一副院长，每天多少事等着他，管评职称、涨工资、分房子的大事，也得管灭蚊子、抓老鼠的小事，常有不如意的人指着他的鼻子拍案大骂，他是最要面子的人，都得忍着，那个从容幽默的于是之再也没有了，脸上全是无奈和烦恼，只有来到剧本组，看见我们，才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对于繁琐的行政工作，于是之不是没有提出过意见，也曾不止一次向上级提出更换接班人的建议，被批为“领导干部精神状态不佳，对下面会有不良影响……”。他只好作罢，硬着头皮继续干，直至1992年退休。

  回望这八年，李曼宜在书里写道：“尽管有人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甚至也有人当面或背地里骂他、批评他，可他为这个剧院是真尽心尽力了。我想他就有那么大的本事，大概也全都用上了。”

  7.

  被阿尔茨海默症困扰的晚年

  很多评论者和观众都遗憾于他过早地离开了钟爱一生的舞台。不少人在文章中都提起过1992年7月16日《茶馆》的告别演出，演了几百场的戏还是忘了词儿，谢幕时落了很多泪，一再感谢观众的宽容。而那时，他已被阿尔茨海默症困扰好几年。一个把演戏作为毕生追求的话剧演员偏偏在说话上出了障碍，这对他是多重的打击，内心要承受的痛苦又怎是外人能理解的。

  得病之后，他始终不曾放弃治疗和重返舞台的努力，“只要有人告诉他某某医生有办法，他就去看，就都配合治疗。一些朋友介绍说有大夫扎针能治这病，他也干，不怕在头上扎。那时，市里有个领导也得了这个病，说是有一位中医大夫可以从舌头上扎针，有效果。这位领导的爱人告知我们后，他也不拒绝，也去扎舌头；听说吃什么药好，他也吃”。可这些依然没能有效挽回他日渐严重的病情。

  除了忍受身体的病痛，他还得承受无尽的精神压力。那时候的于是之变得非常脆弱和敏感，“不知什么时候想起什么事，或是看到过去的什么东西，如相片、文章，再有是什么人无意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表情，都会引起他不愉快，有时会暗自生气，也有时会伤心落泪，甚或失声痛哭”。他自卑地认为自己“没用了”，还跟妻子说不愿意见那么多的人，可长时间见不到什么人，他又会觉得人们已把他忘了，也很苦恼。公园散步遇到一些他从前的观众，热情围拢过来的交谈和惦念让他感受到一些欣慰。

  因为这个无法治愈的病，于是之晚年是痛苦的，作为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李曼宜目睹了全过程，自尊心非常强的她亦经历了痛苦和内心挣扎。她在书中没有回避，勇敢地直面了这些苦涩、不甘和委屈，以及外人的不理解甚或不尊重。“是之这辈子活得不容易，在他有生之年，绝不能再叫他受委屈，我要对得起他”。自此，她伴着他开始了过于艰难的晚年。

  8.

  众多“旁逸”的珍贵细节

  这本回忆录质朴真实，细腻动人。在于是之和李曼宜一生经历的主线之外，还穿插点缀了许多“旁逸”的珍贵细节。于是之与舅舅石挥在话剧史上常常被人并提，在为人与为艺上确实也颇多相似，书中对二人的家庭和表演渊源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李曼宜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时期曾跟随钱学森夫人蒋英学唱，80年代末两对夫妇公园偶遇，钱学森那句“你是我佩服的第一个演员，我看了你的文章，我认为你说的道理是对的”让于是之在回家的路上兴奋不已，此后钱学森还寄来自己的书以及夫妇合影给老友留念；80年代中期谢晋邀请于是之在《赤壁大战》中饰演曹操，为此于是之做了充足的准备，并写下了详细的演员日记。后电影因故未拍摄，成为于是之一大遗憾。这份演员日记首度完整地收入书中，从中可看到于是之对角色的揣摩过程；儿子于永、孙子于昊明亦首度撰写回忆文章；书末收入目前最为完整的于是之年表，系统梳理了他艺术的一生。

  写及此，想起了童道明老师。他曾在文章中引用高尔基回忆契诃夫的文字：“我认为每一个人，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身边，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产生了一种愿望：希望自己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像他自己。”他说自己来到于是之身边，也会产生这样温暖的感觉。

  今年6月，童道明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7月，他的独角戏《演员于是之》正式与观众见面，演出过程中用到的两张照片是于是之的两张书法——《学无涯》《留得清白在人间》，这何尝不是于是之一生的真实写照。

  感谢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贯穿一生的信任与深爱，也让我们在演员身份之外，看到了于是之更多的真实、纯粹、温暖与不易。

  曼宜老师今年94岁了，祝她健康长寿！

  本文已发10月11日《北京晚报》，此为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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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为男人，对不起，我很抱歉

  作者：小川叔 发布时间：2019-09-12 00:03:33

  大概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某一天回家看到父母在农田里忙了一整天汗流浃背的回来，我爸把靴子一脱洗洗脚就躺在炕上看电视，我妈则赶忙把手脚洗干净了开始忙着做饭，我在那个时候随口问了我妈一句，为什么同样都是下地干活，你就要一口气不歇的做饭，而我爸就能躺在那看电视呢？

  我只记得我妈当时楞了一下，之后随口说，要不然怎么办？我也不做，咱们一家三口喝西北风去么？

  以前农村重男轻女思想还挺重的，直到前几年我大妈还在劝说生了两个女娃的表哥继续再生，最后两个人一言不合吵起来，大妈拿镰刀把表哥的手筋砍断了。

  生个儿子，就好像一个使命。

  每次和几个好友吃饭的时候，大家转圈谈孩子的时候，就免不了会带上我说，还好你不但算要孩子，不然有你受的。

  我的朋友圈里有好几位女生都选择了做全职太太，她们的生活并没有电视剧里的那么狗血，什么丧失个人价值，老公出轨啥的，也没有小说里写的那么浪漫，动不动什么健身瑜伽贵妇下午茶，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忙碌和焦虑。

  从原本的职场退下来，真的要做一个依赖老公的人么？等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办？

  现在还想不了太多。

  有些事，不是因为女生做了妈妈而去考虑，而是母亲如果不考虑，男人更不会考虑。

  而一旦你不工作了，感觉闲下来了，所有人都以为你在养尊处优的生活，而只有你自己知道，时间是真的不够用。

  套用我好友的话说，就是你把地拖完，把衣服洗完，还没歇一会就又到了接孩子放学的时间，然后就是做饭，辅导写作业，哄孩子上床睡觉，第二天早起准备早饭，叫孩子穿衣服吃饭上学，周而复始，比上班都累。

  可每天的临睡前，老公不问，自己都会问一句，我咋这么累呢？感觉我一天也没干啥啊！

  全职太太，这名称听起来好像很轻松幸福，只有真的在家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才知道，日子过的一点都不轻松。

  所有的家务、收拾、洗衣做饭，甚至是遛狗倒垃圾，都会自动成为了你的事情，反正你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

  我的一位同学得了产后躁郁症，非常容易情绪激动和发火，后来我建议她每天给自己留出属于自己的两个小时，离开房间，出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她总是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最后我不得不对她说，你要知道，孩子本来就是两个人的，抚养孩子，应该是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一起付出努力的，你总一个人大包大揽，不但会压垮自己，还会逐渐变成理所应当。

  你之所以说自己在生完孩子之后体会不到爱，是因为你也没停下来好好爱过自己，你连每天留给自己两小时都不愿意，那你还能怎么办？

  就让你老公，让孩子的奶奶去帮忙，让他们体会一下照顾宝宝的难处，两个小时很短，你白天要过多少个两小时？

  最后她去做了，选了去学尊巴，不但人瘦了，还开心了很多。

  前几年女权主义流行的时候，我开始的时候支持过一阵子，后来我发现，我其实更讨厌的是刻板印象，这点和性别无关。

  女孩子就应该结婚生子带孩子，和男孩子就要坚强、不哭、赚钱养家，本质上都是抹煞个体和个性，用刻板印象，或者说是用自己的标准去复制他人。

  这些都是可怕的。

  《82年生的金智英》，这个名字你可以想成30多岁的李小红，开始我以为是恋爱故事，打开书发现已经是已婚妇女的故事了，中间我以为是灵异附体或者是什么穿越的科幻故事，最后回忆铺开，原来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但人人都不乐意多想的【男女平权】。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所谓的平等么？我一直表示怀疑。

  真的有绝对的公平，那也一定有铢锱必较的标准。

  大部分的时候，能做到【一起做】【共同承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于是我就想起了开头的那个故事。

  我的妈妈从小就被教育，因为是老大，所以你要让着弟弟妹妹，我出生之后也被妈妈这么教育，因为你是大哥，所以你要让着表弟表妹，直到后来我长大了，有一次听到三姨在告诉表弟这句话，于是就补了一句，可你也别忘了，他自己其实也是个孩子。

  不要觉得，因为你是大哥，所以就必须让着弟弟妹妹。

  不要觉得，因为你个字高，所以你就必须会打篮球。

  这种因为所以的句式没有因果关系，最关键的是，没有人从头到尾问过【我】一句，你愿意让么？你喜欢篮球么？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很喜欢讲求牺牲，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牺牲个人成就集体，可靠牺牲换来的幸福，到底是谁的幸福？

  82年出生的金智英，有着平凡的母亲，生在平凡的时代，从小就被【身为女生】这个标签所累，不争不抢，小心翼翼，经历了初中高中，最后考上了大学，看似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有了自己的主见，但依旧要面临毕业面试时候的不公平，职场里的性骚扰，甚至是结婚之后的被催生，有了孩子之后的抑郁，甚至引发了心理疾病……

  身为一个男生，读到其中种种桥段的时候，只能在内心里默念，对不起，我很抱歉。

  对不起，我很抱歉，曾经跟随世俗的习惯去欺负你。

  对不起，我很抱歉，曾经自大地把你的无心动作当做喜欢我的暗号。

  对不起，我很抱歉，无法在你被劝酒的时候，敢站出来说不要这样。

  对不起，我很抱歉，不能在亲戚的催婚里，帮你说上一句话。

  对不起，我很抱歉，不能在你痛苦生产的时候帮你分担一丝一毫。

  对不起，我很抱歉，让你一个人面对带着孩子，面对孤独和被冷落的两三年。

  我知道，这些抱歉没什么用。

  即便再多的人读了这个小说，也可能不会对社会起到什么帮助。

  就像我妈说的，我不做饭，我们三个一起喝西北风么？

  但如果，我是说如果，你做饭的时候，有个人问，要不要我来洗菜？

  你会不会觉得安慰一些？

  你收拾干净了家，有人帮你倒一杯热茶说，辛苦你了，这些事情没必要天天做，等周末的时候我来做吧！

  你会不会觉得温暖了一些？

  如果能从这里开始融化一些什么，那么会不会我们的戾气就少一些？在网络上的匿名谩骂就更少一些？当一个人犯错的时候，就事论事，而不是联系到长相、出身等人身攻击，夹带父母的责难就少一些？

  我们从出生，就开始被定义，被标签化，被人尝试复制和改造。

  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所谓进化和洗礼，一轮又一轮的修正和塑造，最后变成了相似的多边形。

  真希望有一天世界可以打破这些条条框框，让自由的，和不同的，都能被接纳。

  也许那个时候，所谓的平等，不是你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而是我理解你和我不同，而你也认可我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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