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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力训练》：让孩子受益一生

  作者：尔左月 发布时间：2022-12-10 09:24:49

  你是否也在为孩子做事不专注而焦虑？你是否也在苦恼如何帮助孩子改变时间观念？正如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注意力的水平决定了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和注意力。

  《让孩子受益一生的专注力训练》一书以哈佛“优势循环”四步法理论为基础，不专注的背后深藏着很多重要的天赋，尤如冰山下的世界，科学家发现，孩子的不专注行为，既与大脑神经系统的活动有关，又与心理以及社会环境、教养方式有关。而在成长的过程，几乎每一种能力都存在关键期。关键期是我们形成某种能力最容易的时期，如果我们在这一时期接受合适的教育，就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一旦错过了时期，就很难弥补。时刻要求孩子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成功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是改善专注力状况，表现出良好行为的关键所在。

  人生永远都会有遗憾，完美情结对家长来说是一种自虐，对孩子则是一场灾难。为方便您的阅读，我已将全书生成1张思维导图。将书读薄，将知识内化，分享阅读，传递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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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优秀但对乡村生活有“过誉和美化”之嫌的史诗小说

  作者：笑天不古 发布时间：2023-10-11 11:39:37

  国庆节期间杂事很多，书也读得断断续续，花了差不多四五日才读完这部《家山》。

  先直接说结论，按豆瓣五星的评价标准，个人觉得可以评四星。

  总体来说，这是一次非常愉悦的阅读之旅。书读之前，未对书籍有过任何了解，书读完后，才开始查阅和了解相关资料背景，方知此书已经大热，亦有众多评论。在此，仅结合自己的视角和理解，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这是一部展现作家雄心和情怀的沥血之作，会成为承载湖湘文化的小说代表。

  （1）书中所有故事和情节都发生在一个叫沙湾的湖南乡村，读完之后，我还特意去搜索书中提到的“万溪江”究竟位于何处。查阅之后，才知道小说中所有地名都是虚构，却也是有原型与出处的。原型是作者王跃文的家乡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书中的万溪江是指溆水河，刻画的是上个世纪怀化溆浦的青山绿水和乡村生活。

  （2）刚开始读时，觉得很有些生涩，很难真正被吸引。因为书的开头，是以沙湾四跛子和桃香夫妻俩的日常生活为引子展开，在沙湾陈家与舒家坪的械斗中，四跛子被逼无奈杀了自己的亲外甥，以此事件为背景，徐徐铺陈出整个沙湾的人物谱系与卷轴。

  以读者视角来说，开头描写的四跛子和桃香一家人，并不具有主角光环，不那么“高大上”，所以被完全代入颇有些难度，而且书中人物谱系众多，熟悉和理解起来也需要一个过程。但随着整个沙湾图谱的展开和视角变换，开始引领读者逐渐进入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一股熟悉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同时作为阅读者，每个中国人刻在身体里与生俱来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农耕基因被唤醒，完全被代入书中，面对土地、乡村、家族、家国与时局动荡变换，同悲共喜情怀涌动，直至掩卷叹息。

  （3）很多人对作家王跃文的认识，应该是从官场小说开始的，尤其是当年那本风靡全国的《国画》，据说因为对官场太过于写实还曾差点成为禁书。以自己为例，最早是读了《国画》，进而再读作者的其他书籍，如《梅次故事》《苍黄》等。官场小说在很多人心目中归类于“畅销书”，通常不会与那种大部头的严肃文学划上等号，但不管怎么说，这类小说对读者提升自我、了解社会、为人处世、职场进阶都是很有裨益的，可以获益匪浅。而且，个人感觉官场小说的地位被贬低了，文学作品最终还是要靠“质量”说话，与属于什么类型的作品没有关系，质量优秀的畅销书和流行小说，一样可以成为传承的文学经典。就像起初大家都认为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属于消遣文学流行小说一样，但是几十年之后，反而都成了经典。

  相信任何一个有志于文字的人都不会止步于”畅销书作家“这个头衔，更何况是成长于儒家文化中的中国作家，哪个人不希望呈现一部可以青史留名的作品，可以承载整个民族的精神与变迁，承载厚重的家国情怀，就像《百年孤独》那样。所以，作者调研构思打磨近9年时间，才最终付梓这部五十四万字的巨著《家山》，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相信也寄予了作者的雄心与厚望。

  （4）书中采用日常化的叙述，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和俚语，将南方农村的日常生活娓娓道来，村民们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红白喜事，日常礼节等都在不急不徐的文字中娓娓呈现，充满了一种来自农村日常生活的诗意和美感。作为从小成长于湖北农村的我而言，看到这些文字颇感亲切，因为很多方言都是相通的，如：担惊受愒，讲礼信，酾茶酾酒，打糍粑，日噘人……等等。

  （5）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脑海里会不断浮现出另一部作品—陈忠实的《白鹿原》，虽然阅读是多年之前，已不太有清晰的细节记忆，但是，《白鹿原》确实是不受控的无数次在脑中进行闪现和对比，相信其他读者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在自己模糊的印象中，《白鹿原》展现的是宏大的叙事，以关中大地上农村的生活与变迁为主线，跨越了整个中国近代史。而在《家山》这本书中，作者特意反其道而为之，聚焦于“小处”，所有的情节和人物基本未超越“沙湾”这个小小的村落，故事的时间线要稍短一些，通过刻意聚焦、以小见大的方式，描述了从1927年至1949年这个时间段的乡村生活与时代巨变。

  在这里，没有将两部作品进行对比的意思，也不评价孰高孰低的问题，仅仅就是描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直观感觉。因为无论是从小说叙述的时代，还是描写的题材类型来讲，没法不把这两本极其相似的书进行对比。

  （二）作家或许以自己的故乡为蓝本，情感倾注与投入太多，描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田园生活，书中对乡村生活和人物的刻画，未免有“过誉和美化”之嫌。

  事先声明，并不是说一定要刻意描写农村和人性的“落后与黑暗”。现在提这个问题似乎也有些敏感，因为大家知道，作为内地第一个获得炸药文学奖的那个山东作家，现在网上毁誉参半。批判之声主要体现在，一是认为他描写了中国太多的阴暗面，如饥饿、残忍、无情、自私、丑恶、愚昧等，成为了西方敌对势力费尽心思抹黑中国的素材，被部分网友们解读为，他的作品是在主动给敌对势力递刀子；二是该作家的某些发言，被部分爱国者称之为跪着迎合西方人，爬进西方人主导的文学奖殿堂。

  因为自己从未看过那位作家的作品，难以对此进行评价。但是，本着不引战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只能以自己对农村的认识和了解，算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吧，对《家山》中的描述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作者为写这部小说做足了功课，以自己的家乡为原型，不断访谈调研，搜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方志，倾注了大量心血，投入了巨大情感。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总体上是一种充满诗意、美好的田园生活：那里的山水风物是美丽而充满灵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含蓄而敦厚的，人情世故是质朴而纯真的，伦理道德是重义轻利乃至仗义疏财的，整个乡村的治理是井然有序的。那里有辛勤劳作少言寡语但习得一身好武功的普通农户（四跛子），公正有德的乡贤士绅（佑德公），为人周正勤劳有礼的孤儿（有喜），返回家乡担任老师的地下党员（齐峰），致力于建设桑梓水利的留日学生（杨卿），在战场抗日杀敌的军官（劭夫）……等等。

  书中尽管也有一些冲突和矛盾，但总体而言，乡村生活在作者笔下是田园风光式的，充满了”桃花源“一般的浪漫主义，连反面人物都是柔和的。

  （2）在过去，真正现实里的农村生活对大多数人而言，归根到底还是贫穷和困苦的。大多数人还是以裹腹为目标，尤其是以吃得饱饭、顿顿吃得上白米饭为最大的愿望，即使在改革开放时的七八十年代很多地方都是如此，更不用说是书中描写的解放前的旧社会农村了。

  （3）农民身上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优点是勤劳、朴实，善良，忠厚，热情，吃苦，耐劳。但与此同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精明、圆滑、爱占小便宜、欺软怕硬、背后嚼舌根、帮亲不帮理，还有喜欢嫉妒和攀比等。

  比如：喜欢背后嚼舌头，干涉他人隐私，以传播各种绯闻和谣言为乐，因为乱嚼舌头毁坏别人婚姻和幸福，逼死人的情况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嫉妒、攀比心理严重，或者说无聊、心怀叵测的人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村里有人养鸡养猪赚了钱，日子过得很红火，但是一夜之间发现所养的动物被全部毒死，欲哭无泪；

  爱占小便宜，修宅基地、做围墙时，偷偷移过来一点，多占邻居一点点地；

  挖田埂时多挖一点，偷偷多侵占几十厘米的农田，并且沾沾自喜，若要是不管，会认为这户人家软弱可欺，就会像饿狼一样盯上，下次再挖过来一点；

  田地里需要用水灌溉时，若他的农田处于有利位置，可能会故意把水拦住，先把自家的田灌好了再说，不让水流到其他户主的地里；若处于不利位置，会一直在田地里盯着，深怕有人拦截水流；

  在农村的邻里、哪怕亲戚之间，因为一把韭菜、多占了一公分地、几瓢灌溉用水、一只家养的鸡鸭莫名消失等各种原因，导致的口角、纷争、吵架、打架，甚至家族之间的全武行屡见不鲜，因为贫穷，因为资源有限，哪怕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必需斤斤计较，因为不计较也不行，如果你不计较不强力反击，那么会被人背后议论，认为你软弱可欺是个傻瓜是个十足的蠢蛋，可以被人随便欺负的名声就传出去了；

  很多乡村往往就几个姓氏甚至全村只有一个姓氏，如果本家族的人与异姓的人发生了矛盾，是不会有人出来打抱不平帮着讲道理的，没有道理可讲，因为通常都是帮亲不帮理。如果在农村是属于少数姓氏的人，那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被欺负被占便宜是常态………

  我相信现在新时代的村民，其综合素质要比过去的村民高得多。但是，农村真正逐渐富裕、物质渐渐丰富也不过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所谓“仓廪实才知礼节”，在物质匮乏、贫穷的社会状态下，有时候真不能对人性寄予过高的期望。即使是日渐富裕的现在，社会和人性依然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远的不说，就以前段时间社交媒体上爆火的事件为例，某地在国庆期间举办音乐节后，附近的村民对乐迷和露营区的物品进行了“搬迁”，一时成为人人关注的热点。

  （4）所以，只有认识和理解了上述举例，我们才能再还原到书中的场景，尝试了解和还原上个世纪的旧社会农村生活。真实而原生态的乡村生活，肯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以自己的体验，包括对农村生活的理解和认识来讲，书中描述的乡村生活未免太过于美好和乌托邦了，存在”过誉和美化“之嫌，一些场景和情节是值得推敲的。

  （5）先从书中开头来讲。沙湾陈家与舒家坪的械斗，是由住在沙湾的独门独户朱达望引起的，在械斗中，四跛子被迫杀死了自己的亲外甥引发了命案，然后沙湾的佑德公去拜访邻村桂老儿，两个村里德高望重的乡绅贤达通过私下沟通，巧妙地将矛盾化解为无形。

  这里存在值得商榷和推敲的地方。

  一是两个村本就是世仇，因为争夺水源发生的械斗也不是一两次了，此次出了命案，常理上来讲是很难轻易善了的。四跛子的姐姐喜英，为儿子之死上门找弟弟哭闹过，但也仅仅是哭闹而已，她的男人祖贤和弟弟祖明似乎未表明任何态度，这与现实生活难以相符。按照农村里的规矩，械斗中如果村里死了人，这就绝不仅仅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情了，需要族长开会、村里话事人共同商议来决定下一步行动。仅靠死者母亲的意见就能决定事情发展？死人那边的血亲不要求血债血偿？落败一方村庄的青壮年里，没有激进复仇派？此时，仅凭威望是难以解决问题的，事态往往朝着出人意料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往往是最坏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中国农村械斗屡禁不止的原因，村庄相互之间的仇恨可以绵延数百年，县政府出面往往都无能为力。书中，仅凭两个乡贤士绅出面，就轻易化解了两个乡村械斗发生的命案，恐怕与现实有所出入。

  二是惹祸的朱达望家未受任何波及和影响，这有点难以理解。沙湾的人全部都姓陈，朱达望家是村里唯一的外姓，因为朱达望酒后发癫欺负了邻村的舒家伢儿，这才引起了两村人的械斗，导致四跛子被迫杀死了亲外甥。而且，沙湾的保长杨高本来就看朱达望不顺眼，加上他引发了如此滔天大祸，虽然此事最后平安解决落地，但朱家在书中却几乎未受任何波及和影响，难以理解。按照常理来推断，惹祸的朱家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无论是四跛子或其他族人，还是沙湾的保长杨高，势必都会将械斗的仇恨转移到朱家身上，而且大概率会对朱达望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绝对不可能让惹祸的朱达望逍遥事外。简单来讲，四跛子老婆桃香到县城里去打官司，朱达望家里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下？舒家坪那边四跛子姐姐的儿子因你惹祸而死，朱达望家里是不是需要赔偿？这种事情的处理，也需要遵循村民们的民意，符合他们心中朴素的公平原则，一旦处理力度不当，日后是很难服众和镇服乡亲们的。

  小说里的佑德公是村里的乡绅贤达，扮演着乡土社会中的长老角色，自愿充当维系一方安定的主心骨。他稳重睿智、办事有方，出面调停沙湾、舒家坪两村的械斗事件；又深明大义甘于奉献，在日本投降后，带头捐出新收的谷物劳军；把自己在山上（凉水界）的八十多亩山林田地，全部无偿送给了自己的佃户和亲家；在水灾之后，带头出借自己的粮食给乡亲们度过难关；同样在水灾后，各家颗粒无收，交不出田赋，但是国民政府还巧立名目增加捐税，为了沙湾父老乡亲，佑德公又顶着压力带头抗税——凡此种种吧，这种过于完美和高大的形象令人费解困惑。他也是有子女后代的，但却一味没有任何私心私利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种高尚人格的动机何在？为何这么做？为名？为利？受子女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或者说作为族长的责任心和责任感？作为读者，我觉得不太合情理，找不到这样大公无私的任何动机和理由，起码在书中未能感受到。

  村里另一位退隐式的乡贤人物是逸公老儿（陈远逸），他将自己祖传的半座窨子屋，几乎是“强迫赠送“给了自己的叔伯兄弟达公老儿（陈远达）一家，关键是受赠方陈元达一家还特别小气，不仅分毫未出，反而不识实务不太领情，整个过程并不那么愉快………在现实社会中，难以想象会发生这种事情。即使是屋主本人愿意赠与，子女们会全部同意？就算如书中所说，子女们都视钱财如粪土，像烫手山芋一般同意把这么大的祖屋赠送给别人，难道就没有其他亲戚说闲话？村内的民意和风评如何？族内其他人的想法是怎样？因为全村人几乎都是亲戚，很多都是同一个祖先，这种“财产赠予”会带来嫉妒、眼红、不满和很多风言风语，给乡村和族人们之间的关系带来不稳定因素。若真像书中那样出于自愿“强迫赠送”了，在农村里是没有保密一说的，风评反而会倒转，大概率村民们会认为赠送房子的人是十足的傻瓜、蠢蛋和拎不清，不仅不会带来尊重，反而会引发更多的不解和不平衡，这才是乡村里更可能的现实舆论。

  （6）书中描写村里的少数几个“负面人物”。

  沙湾出了一个游手好闲、坑蒙拐骗的五疤子，习惯性偷窃、赌博、惹是生非，最后五疤子参加了抗日军队和解放军，成了正面典型。从常理上来说，但凡村里有坑蒙拐骗的混混，一般都是三五成群，因为在外面惹是生非不抱成团的话，特别容易吃亏，尤其是在外村犯事，容易被往死里打。而且，混混们可能会有那种尽量不在本村为非作歹的心理，但在现实里则是不受控的，并没有那么多顾忌和道义，偷鸡摸狗、为祸乡里是常态。在书中，五疤子似乎就是一只独狼，他干的坏事着墨不多，但干的所有坏事都发生在村外，从未牵连到本村，更别提祸及相亲们了——这种“坏人”是有点费解的。

  吃橘子分不清瓣瓣（指不太明事理）的陈扬高，在沙湾当保长长达二十余年，竟然没有形成自己的团体和势力，这个不合常理。在村里当官，需要恩威并重拥有自己的势力和马仔，要在自己身边笼络起一个小团体建立一个小圈子，以血缘或利益关系为捆绑，有事能摆得平、罩得住、说得起话，否则，在村里会寸步难行没人买账。不说旧社会了，就看现在新时代的农村里，村上的一把手有没有自己的核心圈子和势力吧，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乡村里更讲究硬实力，亲兄弟越多说话越硬气，村民们普遍畏威而不怀德。村里一把手与“村霸”这个词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在书中，保长杨高在村里极其隐忍而克制，不仅未收拾他看不顺眼的人（如朱达望家），反而处处尊老爱贤，完全站在村民的立场上想办法，在征兵、交粮征税等事情上与县政府的人进行周旋——这些事情与人物的设定，在合理性上是需要打个问号的。

  总体感觉，书里描写的那个乡村，承载和寄托了作者很多理想化的愿望，被描绘了一个类似于乌托邦一样的乡村社会，那里的人都遵循仁义、守信的道德规范，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上不越界不逾矩，洋溢着真善美的品质——关键在于，这些人物具有的性格过于完美，而且没有看到足够的理由和动机，所以，难免会让读者有这样一种直观的感觉：书中对乡村生活的描写和刻画，存在“过誉和美化“的嫌疑，它可能符合作者心目中那个“美丽故乡”的设定与投射，但与真实的乡村生活并不一致。

  （三）真实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模样，或许每个群体心中都不一样。

  现在我们国家已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农村生活离中国人应该是渐行渐远。现在，不同的人群，如80后90后和00后们，对乡村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真正的乡村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答案。

  也并不是说，在文学作品中，就一定要刻意去揭露和批判人性在社会生活中丑恶不堪的一面。在乡村里生活的老百姓，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群体，既有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点，同时也有精明、圆滑、占小便宜等缺点，这都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真实的存在，这都非常正常。

  不懂乡村，就无法读懂中国，不懂宗族，无法读懂乡村。

  因为深刻的理解，才能有更深刻的热爱。正是因为我们了解自己的民族，洞悉自己这个群体所有的优点和缺点，所以，我们才更珍惜和热爱，更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中华民族经过无数困难之后创造的这个新时代，无愧于无数浴血奋斗过的先辈祖先们。

  很庆幸，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

  回归本书，这本书仍然值得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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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从内而外的提点

  作者：Aileeeenyu 发布时间：2020-11-19 2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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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词解析

  作者：幽夜 发布时间：2018-12-29 19:37:30

  这是一本语言学中关于诗词非常专业的一本书。内容阐述了：律诗、绝句、词这三大类的形式结构、押韵与否、平仄规范、对仗与否（粘对）、节奏以及语序等。不算是很有趣，就当增长知识。看过以后，不说掌握多少，确实知道应该从哪些方面欣赏诗词，诗词的美不仅在形式上，在节奏上，也在遣词造句上，特定形式的诗词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体系。

  本书中涉及了大量毛主席的诗词。不说当时的文革环境，就是看了此书引用的毛主席写诗词后，可以感受到毛主席确实雄才伟略，在文学造诣颇深，诗词体现的那种睥睨天下与魏武帝如出一辙。也算是另外一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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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牟发松：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翻译始末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0-04-13 22:41:38

  2011年，仁井田陞此书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之一出版时，译者原拟写一篇后记，对作者其人其书作一简介，以便读者，这也是海外学术专著的中译者应尽的义务，甚至责任。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后记未能如期完成，而译稿亟待付梓，为了不影响整个译丛的出版周期，拟定中的后记只好放弃，长期以来不免遗憾在心。本书此次被纳入同社的《海外汉学丛书》再版，除对译文校订一过外，终于有了机会补写这篇后记。

  一

  译者所学专业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时段为汉唐间，于中国法制史素无研习，本科、硕士期间第一外语亦为英语，而承乏汉译仁井田此书，实别有机缘，主要与两位先生有关。

  其一是业师唐长孺先生。唐先生是1981年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学科点导师，却迟迟不肯招博士生，据称其理由是他自己都未曾读博士。当时“文革”后招收的首批硕士生毕业在即，八位师兄中固然有文革前大学毕业、读研前已有论著问世者，如张弓、李文澜诸兄，同时也有五十年代出生的王素、黄正建诸兄，其中有委婉提出想继续跟随唐先生读博士的，但唐先生说，该教的我都已教给你们了，你们出去工作吧。唐先生不肯招博，住唐先生楼上、号称“哈佛三剑客”之一的吴于廑先生也陪着不招，并称“唐公学问如此，他不招我岂能招”。时至1984年，学校相关领导登门劝说唐先生招博，称博士点三年不招即有取消之虞，而且吴先生也因之不招，则历史系两个博士点或将全军覆没云。兹事体大，唐先生终于同意招博，而当时译者行将硕士毕业。唐先生认为中国中古史研究要在理论上取得突破，须与西方中世纪史作比较研究，故招博考试科目中有“西欧中世纪史”，请吴先生命题，试卷即复印吴先生手书考题。唐先生终于招博的消息传出，慕名报考者众，及知要考此科，或知难而退，或临场放弃。译者因本科时选修过几门世界史课程，包括历史专业英语和德语，故决意报考，不料最后竟成为硕果仅存的考生，最终被侥幸录取，实与此门考试科目有关。

  唐先生又强调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许多领域领先于我国，研究上要创新，首先须深入了解、充分利用日本学者的成果，他希望所在之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研究生，都要通晓日语，故所里专门延请外语系的老师为我们开日语课（同时还延请了经济系的经济史专家开《资本论》研读课）。报考博士我选的是修习未久的日语，即因此故。专业考试科目“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试卷中有一道50分的大题，大意为日本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时代性质有哪几种主要观点，各有哪些代表性学者，其所持主要依据为何，你认同哪种观点，为什么。博士生录取后唐师当面告我，这一题我答得极差，并嘱我务必下苦功夫学日语，以期全面、及时掌握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

  读博期间，由于唐师只招了我一人，外语课之外（时无政治理论课），其他专业课程就是每周半天到先生书房受业，汇报读书进度、心得，请疑问难。先生兴之所至，往往谈及各种学术问题或学术史掌故，可能是针对我的知识结构，以评介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多。唐师藏书中有大量日本同仁（及港台学者）的赠书，多为图书馆所无，唐师谈到某位日本学者，即命我从书架取出其论著，具体指授要义，有的还要我带回精读。

  

  唐师多次提到日本学者在敦煌学、佛教史、法制史等领域的研究，不仅领先于我国，而且独步于世界。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唐师讲到仁井田陞早在三十年代即与牧野巽合撰长文《〈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1931，汉译本约16万字），考定《唐律疏议》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新颁《开元律》的律疏，而非历来所认为的高宗所颁《永徽律》的律疏。此说在日本学界已成为定论，但长期以来我国不少学者对此文及其价值缺乏了解，直到近年华东师大杨廷福教授发表《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1978）反驳仁井田说，指出唐代律疏的“撰定”仅有永徽四年一次，开元二十五年不过是“刊定”即部分修订而已，方才引起日本学者重视。杨说虽不足以全面否定仁井田说，但这迟到的回应和对仁井田说有理据的订正，毕竟为中国学界挽回了一点面子。唐师又谈到仁井田氏1933年出版《唐令拾遗》时，年仅29岁，此书迄今仍是唐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这部千页以上的鸿篇巨制，从中日古代典籍广泛搜罗、复原唐令715条，约相当于原唐令的一半，其中从日本古代律令以及新发现未久的敦煌文献中所收集的唐令佚文，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唐师还谈到一件事，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编写中国法制史方面的书籍，聘请的作者却是日本学者（此事具体情况不明，惜当时未曾细询）。总之，我对仁井田氏其人其学的粗浅了解，乃至对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兴趣，即得益于唐师的教诲和启发。唐师督促我学习日语姑且不论，因要备考“西欧中世纪史”而恶补相关知识，对于翻译深受德国法制史研究传统影响，同时以比较中西法制史为特色的仁井田此书，亦不无裨助。

  

  唐长孺先生

  其二是日本的谷川道雄先生。1980年11月至次年3月，9—10月，唐先生先后应邀赴京都大学研究、讲学，出席学术会议、访问东京大学，此后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和日本同行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当时的京都历史学派，除了第二代代表人物、元老级权威宫崎市定之外，最活跃的是第三代人物川胜义雄、谷川道雄、砺波护、吉川中夫等先生，他们都是六朝隋唐史专家。其中川胜、谷川二氏所创“豪族共同体理论”，在国际汉学界影响极大，而中国学者却疏于了解。唐师给我开出的日本学者论著目录中，就包括川胜、谷川二氏的代表性著作，以及他们领导的日本中国中世史研究会所编论文集，书皆借自唐师，每本克日读毕归还，汇报心得后再借下一本。

  博士三年级上学期（77级本科及研究生皆冬季毕业）末的一天——1987年6月3日，以谷川先生为首的日本六朝史学者代表团，和以唐先生为首的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师生，在武大共同举行了题为“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的学术讨论会。会上武大学者皆循资格依次发言，卢开万先生发言之后，唐先生突然指名要我发言。我当时提交了一篇长达15000余字的论文，题为《略评日本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的共同体理论》，其中对谷川先生所论贵族之“轻财好施”、“自我规制”在克服阶级矛盾、维持共同体方面的作用，提出了质疑，谷川先生即刻作了答辩，双方往复论难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日方学者所作的“座谈会记录”称：“牟发松博士生站起来，就‘共同体理论’同谷川团长进行了磋商，因时间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有待于今后通过书信往来进一步解决。”可以推想当时译者无知者无畏、偏激固执的发言状态。而谷川先生在回应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平等、宽容与优雅，不仅深深感动了译者，也给在场所有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尤其能体现先生大师风范的，是译者这篇与其立异的肤浅之作，还被他收入所主编并在日本出版的论文集，以存其中一得之见。

  此后译者在学术研究中得到谷川先生多方面的指教和关照，并在其倾力帮助下多次赴日研修、出席学术会议。谷川先生自称“中国历史是我的情人”，他正是带着满腔的挚爱，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了中国历史的研究中，通过与先生的长期交往，译者亲身感受到了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深情，领受到为学为人方面的无尽教益。

  

  谷川道雄先生（左）与刘安志教授（右）

  2004年，译者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未久，在筹办“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谷川先生闻讯后主动提议所在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与历史系协办此会，予以慷慨资助，并亲率中村圭尔、东晋次、葭森健介、福原启郎等日本知名学者，组成豪华阵营与会。适逢先生的名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译本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古籍社决定将该书的首发式放在研讨会上进行，同时作为会议协办单位参会，亦对会议解囊相助。赵昌平总编、王兴康社长、该书责编蒋维崧编审一行亲临会议，发表高论。赵主编是著名的唐诗研究权威，他在会议上的报告《原理、思辨与势——〈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读后》，对谷川著作的评价高屋建瓴，直中肯綮。他指出谷川先生大著主要是北朝史研究，隋唐帝国的形成实为北朝历史发展的“结穴”，这种本源式研究的取径与陈寅恪先生的两部唐史“论稿”异曲而同工，如果“就题论题”，“惮烦做艰苦浩繁的溯源工作”，“结果只能是死于题下”。本源式研究实亦赵先生研究唐诗的经验之谈。在会议开幕式的致词中，赵先生认为就“‘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汉唐史研究而言，制度史的研究尤其重要”，谷川著作正是以制度特别是兵制的演变为线索，而且“并非一种单纯的制度史，而是将制度作为国家中各阶层人的意志与行动的复合物来探讨”，从中揭示出隋唐“国家形成的原理”。赵先生对该书研究理路及其特征的揭示，深得谷川先生认可，戏称赵先生是自己为数不多的学术知音之一。

  正是在华东师大访问讲学、出席会议期间，谷川先生拜访了古籍社，与赵、蒋诸先生商议确定了“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这一意义重大的出版计划，并由谷川先生选择推荐了一批代表日本中国史研究水准的著作。他还和古籍社一起物色中译人选，并就中译本版权事宜分别同原著的出版商及著作权人联系、磋商。前此刘俊文先生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谷川先生是六位日方顾问之一（唐长孺先生则为六位中方顾问之一），而促成《选译》之“编译出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则是谷川道雄先生（刘氏为《选译》所撰《编者识语》）。《选译》所收为日本学者的重要专题论文，古籍社《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所收则为日本学者的代表性专著，二者在选题上相互交错，并行不悖，内容上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译丛》的策划、运营及顺利出版，谷川先生功不可没，他同样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谷川先生曾要求我从《译丛》书目中选择一种翻译，我自然乐于从命。当时我对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和仁井田《中国法制史》二种最感兴趣，谷川先生则倾向我翻译后者。他特别强调了仁井田氏在中国法制史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崇高地位，又谈到仁井田氏研究成果极为繁富，而此书篇幅不大，却可视为仁井田氏法制史研究的集大成和浓缩。后承蒋维崧先生示知，增渊氏著作的中译，已为留学日本多年、且于增渊氏著作有专深研究的东京大学博士吕静女史承接，因此译者最后选定了仁井田此书。待翻译完毕，始领悟到此书尽管在历史分期上与谷川先生相左，然而其研究取径极其符合谷川先生确定的选书标准，即“在开阔视野下关注社会与人文，或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并在实证研究中取得成果的著作”（谷川先生为《译丛》所撰《总序》），而这正是仁井田氏著作和谷川先生论著的共同特征所在。

  以上述说译者翻译仁井田此书的机缘、本末，谈及与此译事有关、于译者学恩深重的唐、谷川二位先生，油然而生的缅怀感念之情难以自抑，不免行文枝蔓，有借题发挥之嫌。今年五月，满腹才学、温文风雅的赵昌平先生亦偕其道德文章匆遽仙去，新知旧雨不胜悲恸之至。上文由仁井田此书谈及《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进而追怀为《译丛》出版作出决定性贡献的谷川先生、昌平总编，似亦属题中之义，倘仍有离题之处，尚祈读者鉴谅。

  二

  仁井田陞1904年出生于日本仙台，1925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法律科，1928年毕业后进入大学院（读研究生），次年为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助手，承担其导师中田薰申请的“唐令复原”课题，从此开始了他38年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生涯。仁井田氏被公认为日本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奠基人，实际上这门学科的诞生地正是在日本，当时中国方面的研究远为滞后，而仁井田氏也是在大学开设中国法制史课程（1940，京都大学）的第一人。正如他的师侄，也是与他长期激烈论辩的学术对手滋贺秀三所云：“在日本，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学科确立起来，首先就是依靠了仁井田陞先生的力量。……仁井田陞大力开拓前人未尝涉足的领域，在日本研究中国法制史方面留下了巨大的足迹，这是为众所公认的。”说仁井田氏是中国法制史学科成立以来——非徒其及身而止——最为重要的学者，也不为过。他之后日本中国法制史领域的另一位标志性人物滋贺秀三，在理论深度上如史料的深度诠释、中国本土法律命题的提炼等方面，又有长足进展，但如滋贺氏自己所言，正是仁井田氏“资料丰富”的“浩翰”著述，使他可以节省寻找资料之功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法史重大问题的攻坚上，如果没有仁井田氏对其旧著“再三执笔”批评和“严厉的论难”，也就没有他那本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名著《中国家族法原理》的产生。从来“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赵翼语），可以说滋贺氏是直接依凭仁井田氏的学术基础并续有重大创获的。

  

  仁井田陞先生

  通常将仁井田氏的学术生涯分为二战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重要成果是所谓“三大著”： 《唐令拾遗》（1933）、《唐宋法律文书研究》（1937）、《支那身分法史》（1942），实际上还应加上前文提到的与牧野巽合撰的长文《〈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1931）。这些论著皆卷帙繁重，第1、3两种均过千页，第2种著作（857页）加上合撰论文（255页），亦过千页。1937年前出版的三种论著，是仁井田氏“上穷碧落下黄泉”罗掘法制史资料并精加考证的代表作，他在三种论著中大量利用日本古代律令以及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唐令佚文，以及就《唐律疏议》成书时代所作的文献学、版本学考察，使他被誉为唐宋法律文书研究的开创者。正是在法史资料上投入的巨大精力，取得的卓越创获，使他的研究成果得以超越时代的推移和法史研究范式的转换，而永葆其价值。

  后一阶段实际上从1940年代前半即二战中仁井田氏协助满铁对中国华北地区进行调查开始，其重要成果有依据调查材料撰成的《中国的社会与行会》（1951）、《中国的农村家族》（1952），1959—1964年陆续分册出版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当然也包括拙译之《中国法制史》。如果说前一阶段三大著中的《支那身分法史》，已显示出仁井田氏从法史资料的开掘、考证，法典、制度的复原，转向法与社会的关系，即通过考察宋代宗族的经济基础、历史特质来把握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变化，那么后一阶段的前两种著作，则是将实地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解剖中国社会结构并把握其特征，从而带有显著的法社会学要素的成熟之作，极具原创性。多卷本《中国法制史研究》则是对以往论文形式成果的全面修订、分类整理、并不断加入新作的系统化集成，凡四巨册：刑法，土地法·取引（交易）法，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法与习惯·法与道德，3200余页。

  据统计，仁井田氏共出版单行本著作16种，论文377种，其成果不可谓不宏富，其中深得学界好评的专著亦为数众多，而谷川先生选入《译丛》的代表作，却是作为“概说书”的《中国法制史》，如前所述，因为先生认为此书是仁井田氏论著集精拔萃的“浓缩”。仁井田氏在初版“自序”中亦称：“本书是笔者以往研究的全面总结”，自1929年发表论文以来“各种研究的要点，基本上都被本书吸受”；1962年增订本“序”中又特别指出，1959年陆续出版的四册《中国法制史考证》（时第四册即将出版）中的相关成果，也已增订进此书。但以往成果并不是被简单收纳和机械拼合进来，而是通过系统性的“总结”、“消化”和“吸受”，成为他所构建的中国法制史新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此书问世未久，中国法制史专家内田智雄等就在书评中指出，当时名为“东方（或中国）法制史”一类的书已经不少，此书却完全不落此类概说书的“俗套”，创立了“全新的体系”，这是此书“最亮眼的特色”，达到了当时该学科前人未曾企及的最高水准。内田氏等所谓“新体系”，首先就是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全书的宏大问题意识，即作者“试图通过法的历史来分析”、把握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方社会的内部结构特征、历史发展过程乃至未来走向，这一根红线，就是“东方社会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专制主义、家父长的权威主义”，于是“与权威主义相关的各种问题”也就成了全书的基本框架（初版“序”），对以往成果的取舍，篇章的布局，也无不围绕着这一框架体系展开。可以说，讨论权威主义及其与东方社会结构、规范意识的关系的第二章，堪称全书的总纲。

  作者指出，由于政治与伦理或者说公的关系和私的关系未曾分化，维护家父长权威的家族道德观念（孝）被原封不动地贯穿到政治理念之中，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权威主义”也就是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作为社会“内部秩序的主要支柱”，社会结构和规范、道德意识也被赋予前近代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无论家族内部的秩序问题，还是外部村社、行会的秩序问题，最终都指向“整体性”的权威秩序问题。从周末战国下至宋代，支撑权威主义的思想体系虽在不断发展、完善，但另一方面，抵抗和反对权威主义的学说也在不断发展，“而中国的变革，也将在对全部的传统权威的批判中通过构筑新的规范体系来完成”。因而作者对孟德斯鸠、黑格尔下至魏特夫等西方学者的东方社会理论，也就是东方社会被打上专制主义=奴隶制的永久烙印的停滞论，予以拒绝和批判，并在“再版序”和增订版中加以强调或重申，认为停滞论不仅不适合东方的过去，也不适合东方的现实状态。

  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中国社会结构特征及其变化的则是第七、八两章。第七章所论“身份制度”，作者十年前即出版了专著，该章则明确指出秦汉隋唐时代具有“古代=奴隶”社会性质。秦汉时代“奴隶数量就膨胀到极其庞大的程度”，六朝隋唐作为“私贱”（相对于官贱）的部曲“有相当大的增长”，部曲是“半自由意义上的人”，但部曲和奴婢一样都无移徙居住地的自由，都要从事农耕，而作为“国家赋役承担”者、属于所谓“自由人”的庶民，也“极具奴隶性”，当然中国的“古代”是独具特色的，作为贱民的部曲乃至奴婢，都可以拥有财产和法律认可的婚姻，与罗马古法和日耳曼古法中的奴隶绝对没有人格，差异显著。第八章“‘封建’和封建主义（feudalism）”则正面提出了中国的“中世=封建”社会的存在，明确指出设定这一社会阶段，是“出于对中国社会停滞性理论的批判”。他认为世界史上的封建主义，并非只有“欧洲的”、“日本的”封建主义，也有中国形态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一个基轴，则是地主对农民的支配”，中国也存在作为中世封建社会基础的农奴制。中国中世的农奴，就是唐代中期开始出现的“被束缚”在新型大地主阶层的庄田上没有移徙自由的所谓“随田佃客”，他们和地主之间有“主仆之分”。中世后期亦即明清时代，佃户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法律上二者间已“无主仆名分”，近代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就是在此基础上兴起的。以上仁井田氏所展现的由古代而中世而近代的中国历史不断发展的图景，被认为是对停滞论的一次重大反击。

  以唐宋之际作为中国的“古代和中世的分界期”，是前田直典在二战后提出来的。战争中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被政治裹挟，出现了所谓中国社会停滞的理论，认为中日两国分别代表停滞与进步，旨在为日本侵华战争寻求理论根据和目的合理性。二战后日本学术界在反省过去重建学问的过程中，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克服东方（中国）停滞论，便成为首要的课题。新的理论主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二战中受到严厉弹压、战后重新崛起并日益活跃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在东京重新组建了“历史学研究会”，亦称东京学派（与主张宋代进入近世论的内藤湖南为首的京都学派相对立），1949年英年早逝的前田直典即属该学派的中坚。他提出的宋代进入中世论，相继得到了西岛定生在理论上、周藤吉之在实证上的进一步论证和发展，从法制史角度在理论和实证上为之提供了重要支撑的则是仁井田陞。

  

  自来被认为是东方社会停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和表征，就是被视为专制主义基础的共同体。1956年仁井田氏提出了著名的“同族共同体”理论，后来将其观点纳入到了《中国法制史》增订版中。仁井田氏以“地主-佃户”关系的建立作为中世封建社会开始的象征，而将以范仲淹所创义庄为代表、由地主（官僚层）重组再编而成的同族集团称之为“同族共同体”。这种“具有私的保障机构职责的历史性登场”，取代了古代的、其结集力并不太强的血缘主义，它通过保障佃户以及其他下层农民的再生产，缓和了“地主佃户”间的阶级矛盾，实现了“地主支配下的（中世）农村秩序的安定化”。另一方面，这种基于“伙伴平等原则”基础之上的共同体，包括城市里作为同业共同体的行会，其内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阶层、阶级的关系及矛盾，在其内部逐渐孕育壮大，最终迎来了革命时期。总之，“中世=封建”社会的同族共同体，相对于“古代=奴隶”社会的同族血缘集团，在机能、性质上有显著的变化，并基于内部阶级矛盾的发展，仍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与那种作为东方专制主义基础、氏族共同体遗制长期得以延存的村社共同体（汉译多作农村公社）停滞落后的形象完全不同，这是从分析社会结构内部入手对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有力批判。上述观点及其论证，作为全书的问题意识所在，除了上述第七、第八两章外，还体现、贯穿于第九章“城市及行会”、第十二章“宗族法和亲族法”、第十三章“家族法”特别是补章第一“村落法”中。

  在仁井田氏的笔下，中国的“中世=封建”社会尽管不无特色，却是“从克服奴隶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农奴制中产生出来的”，并被成功地组合到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序列中，从而与魏特夫笔下专制主义的、停滞的、特殊的“东方社会”类型，划清了界限。战后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占居主流地位的是从唯物史观的阶级关系出发批判以前的共同体理论，如岸本美绪所说，仁井田氏堪称当时中国史学界主流派的代表。池田温则称许仁井田氏“挺身为对亚洲、中国的再评价”，为“日本学问的再生而努力”，是构筑新学风的“先导者”。

  值得指出的是，在战后对亚洲、中国的再评价中，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特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看到了中国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之路，新中国就是战后日本应该学习的榜样”。1959年曾作为日本法律代表团成员访华的仁井田氏，也可以说是当时对新中国满怀希望和情感的日本学者的代表，他还在研究中把这种情感投注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他自称对中国“中世=封建社会”的设定，“就是要对反封建斗争这个近代中国革命的前提作出科学的理解”，并在“增订版序”中说：“历史不仅仅存在于过去的岁月里，现在和未来也都将融入历史的发展中。我对历史的观察，是与现在联系在一起的，毋宁说是以现在为出发点而面向未来”；“实际上对中国的过去，是要联系新中国的变革也就是对过去的否定中，才能够理解的”。因此他在增订版中，增加了补章第三“土地改革法的成立和发展”、补章第四“新婚姻法的成立和发展”，从法律角度，对土地改革法及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利弊作了客观中肯的述评，对革命政府自江西根据地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所颁布的婚姻法在保障婚姻自由上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仁井田氏不满意当时的中国法制史概说著作“以（法律）制度框架作为主要内容”，认为讨论的都是没有时效、脱离现实、犹如“一具没有血肉的骨架”的法，而他则致力于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现实规范的探求”。中国的法典虽然成立甚早，但主要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所谓公法，诸如身份关系、交易关系等与私法领域相关的事项，在国家法律中都很少涉及，仁井田此书中占一半以上篇幅的“身份制度”“城市与行会”“宗族法和亲族法”“家族法”“交易法”“村落法”诸章，均属私法范畴，原无系统的实定性规范，属于道德和社会习惯所支配的空间。仁井田氏从实定法的内部分辨出现实中活着的法，捕捉诸如生活习俗中所见的规范意识。他还通过实地社会调查掌握民情风俗、社会道德习惯，如对华北农村家族的调查，对城市行会的调查，以及将资料收集的范围从正史、官志、政书扩大到小说、戏剧等方面，为相关诸章的撰写提供了坚实鲜活的资料。此书作为一本法史著作，既以浓厚的法社会学色彩见长，同时又通过对近代法概念的利用和重组，形成了中国法制史的全新体系和范畴系统。他为之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基于大量专题研究成果的此书，前期成果中的优长和特色也被带入到此书。比如他凭借深厚的法律文献学功底，在资料收集上的全面丰富，考据上的细密扎实；又比如比较法的视角，包括中西法史比较，东亚内部诸国法史比较，以及中国古代、中世法史的比较等。总之，深厚全面的先行专题研究基础，自出机杼的全新体系构筑，取精用宏的系统整合，以现在为出发点回溯历史、面向未来的现实关怀，都使此书成为仁井田氏的重要代表作，并将在中国前近代史研究者的书架上，在国际汉学学术史上，永久据有一席之地。

  时至今日，此书的很多问题已非学界关注的重点，在社会形态的划分及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上，不无机械生硬之处。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当时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整体水准，仁井田在中国法制史的很多分野里都是筚路蓝缕单兵独进，因而从微观考证到宏观建构，都难免有烛照不周之处。然而尽管有不尽人意处，此书的法社会学视角、方法，研究中力图寻求法制史与经济史、社会史的关系，通过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结构来把握法的特质的研究取径，强烈的现实关怀，不仅在当时就是富于原创、深得好评的名著，而且对于今天的法史研究者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对比今天坊间我国学者出版的多种中国法制史概说书，此书的体系、视野，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三

  自2011年仁井田此书中译本初版以来，译者发现其中的误译或迻译失当之处为数不少，常觉如鲠在喉。这次再版，得以对全书校核一过，多有改订，尽管错误仍在所难免，毕竟减少了许多。日语和汉语共同拥有不少词汇和术语，但它们字面相同，意义上却有习焉不察的差异，若不注意则极易出错。如日语的“家族”是照译为“家族”还是译为“家庭”，须细心体察上下文才能作出判断。如此书第三章第二节节题“家父长权威和家内奴隶的家族”，原来即照录日文，现改订为“家父长权威和带有家庭奴隶性质的家庭成员”，始与原题及节中所述原义相符。又如日语中的“论理”，绝大多数情况下为西文“逻辑”（如英文logic）的对译，今日汉译如照录日文，则不免与原义有隔。类似情况在此次校订中体会尤其良深。

  

  《中国法制史》中译本2011年版

  前年承友人赵晶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示知，他在台北发现有仁井田《中国法制史》的中译本，并惠予复制、寄赠。收到该书后译者立即与拙译对读，发现该书系王学新先生“编译”。既称编译，故非原文照译，于是对原书结构有所改动，如将第一章第一部分“东方的课题”移于初版“序”中；原书中的内容常有或长或短的删节，如第二章第一节第一款“权威主义”中原文近4个页码的“对奴隶性的自觉——关于鲁迅的苦恼”部分，被悉数删去；原书各章节之后附有详细的“文献”目录、重要补注等，以交代持论根据、学术史来源，是该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亦被删削；此书四个补章，被删去“土地改革法的成立和发展”、“新婚姻法的成立和发展”二章。该书“译者序”仍称此书作者为仁井田陞教授，版权页却称原著者为井上宗迪，仁井田氏原姓菅野，未闻有此名头，出版社如此处理，想必有不得已的原因。但译者最关注的是译文本身。王先生的编译也与拙译一样，存在不少错误，但有几处王先生不错而译者有误，如拙译本103页“……地主支配农民的成立时期到它的崩坏时期——大约12世纪时的中国社会”，王先生译为“……此种制度的形成，自成立期开始到崩坏期，约有十二世纪之久”，显然王译是正确的。总之，因为参读了王先生的译本，拙文改正了好几处不适当甚至有误之处，在此，要向赵晶教授和未曾谋面的王学新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此书翻译过程中，每遇山重水复、疑难杂症之处，都要驰函求救于远在武汉大学的老友李少军教授，他总是拨冗及时作答，个别地方甚至亲自捉刀示范，他的指教总是使译者疑虑顿消，有妙手回春、柳暗花明之慨。初版译稿交付出版社后，责编王珺女史在文字表述和行文规范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改正了原译中的不少失当甚至失误之处。仁井田此书所附文献，其中部分论著作者但称姓氏、职衔而无名讳，以示敬意。王编辑建议在姓氏之后括补其名字，以便读者，而且她还亲自查补了相当一部分作者的名字。在此谨向王女史深致谢忱。

  由于“后记”体例及篇幅所限，上文引征前人论著均未出注，故列出主要参考文献于下，尽管或挂一而漏万。

  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编（1959）、《土地法·取引（交易）法》编（1960）、《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编（1962）、《法与习惯·法和道德》编（1964），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

  李庆：《日本汉学史（修订本）》第三部《转折和发展》第五编第五章“史学研究的主要学者·仁井田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序”、“序说”，张建国、李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同氏《日本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法律史论丛》第3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年。

  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从宗法主义角度所作的分析》“序章”、第一章“前言”，钱杭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

  内田智雄等：《仁井田陞著〈中国法制史〉（书评）》，《同志社法学》第17号，1953年。

  寺田隆信：《中国法制史研究（书评）》，《东洋史研究》第23卷第4号，1965年。

  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

  谷川道雄：《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

  陈新宇：《以代际递进为特点的日本中法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25日第10版“法学”。

  赵晶：《近代以来日本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源流——以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为视点》，《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2期。

  陈新宇：《外在机缘与内在理路——当代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政法论丛》2013年第3期。

  赵晶：《日本东、西两京东洋法制史学的“双子星座”》，《文汇报》专刊《文汇学人》第322期，2018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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