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集古印史（一函八册）：中国珍稀印谱原典大系第一编第二辑 电子书网盘下载 2024 pdf mobi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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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贝聿铭》读书笔记

  作者：情绪自控障碍者 发布时间：2021-02-17 14:02:24

  

  百年贝聿铭

  7.8

  李菁 贾冬婷 / 2019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贝聿铭，世界知名的建筑师。与之相联系的建筑物——卢浮宫金字塔（1989）、香山饭店（1982）、苏州博物馆（2006）……广为人知，他本人也以建筑师之名，与这些建筑永存于世。

  看这本书纯属偶然，贝聿铭老先生的名字是广为流传的，我自己也参与过苏州博物馆众筹的立体书项目。但是说实在话，我对贝老，知之甚少。《百年贝聿铭》这本书并不会跟读者聊贝老太多的八卦，但是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贝老所在的那个时代，以及他对待建筑，对待正在发生的历史的态度。

  “某种意义上，建筑与我们面对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息息相关——权利、荣耀、记忆、身份。”贝老是美籍华人，生长于中国风雨飘摇的年代，他出生于广东，作为苏州望族之后，少年时期，居住在苏州狮子林，接受了一整套儒家思想的学习，而后来到上海，在这个半西方的社会里就学。1935年，贝老赴美留学，这一走就是近40年。所以，我们可以从贝老众多的作品中同时感受到西方知识体系的现代感与东方文人所独有中庸之道。

  其实，《百年贝聿铭》给我最大的触动，并不只在于对贝老作品的欣赏与崇拜，而在于对贝老个人人格魅力的赞扬。当肯尼迪夫人来到公司之前，贝老会特意在茶几上放一束花；为了保存紫禁城的庄严与建筑美感拒绝在长安街设计高层建筑；面对法国委员们的抨击，坚持自己的设计理念，并想方设法去完成；73岁高龄依然游弋于不同文明之间，寻找自己的艺术之路……

  贝聿铭给我们给世界所留下的不只是一座座建筑，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态度的传承，百年贝聿铭，让我们看到了中西方文化交融进步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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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伟人借脑

  作者：小希 发布时间：2022-06-18 16:11:09

  《PDCA循环工作法》

  作者：【日】冈村拓朗

  PDCA工作法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但基本也是通过企业培训等被动方法学习的，对这个方法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PDCA是工作框架，那我们为什么要通过框架来运行工作或生活呢？因为现实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订立框架，就没有限制，大脑也会产生发散性思考疲劳。

  读这本书对我最重要的启示是“对工具产生信仰”，PDCA学习了很久，但一直没有用于实践，大抵是因为未对工具产生信仰，不信任工具的威力，更不会去使用，也没办法让知识产生作用，就无法迭代和优化现状。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下大脑运作的机制，长期发散思考会让大脑产生疲劳。所以，PDCA框架可以给思考制定限制，让我们在限定的范围内思考并产生结果，从而让自己形成正反馈，推动事情进展。

  其次，人的默认行动方式就是“不行动”，通过PDCA可以让我们产生积极行动的框架，摆脱人类惰性的思维方式，以此转化出正向推动力。

  从时间维度来讲，PDCA的源头是计划，计划阶段可以用GTD收集并判断待办事项是否需要自己亲自执行，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关键词，分别是“调度资源”和“减法”。

  调度资源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如果任务重复，可以指定流程，教会别人，让别人做；

  2、如果任务零散，检索他人的工作流程，利用别人的工作资源“顺便”完成你的工作，这也是协同的威力；

  “减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如果内容复杂，将其分解并简化处理；

  2、2分钟能完成就不要思考要不要做，不要陷入决策疲劳；

  3、根据目标筛选行动方案，如果与目标或效率无关，即可做减法。

  在执行PDCA时，应该使用PDCA模板，将计划、执行、检查、改进的四个方面数据详细记录，这份记录就形成了完整的、属于自己个性化的数据库。

  在执行中碰到偏差，就是改进的机会。这时候应该详细记录偏差的情况，将过程具体化记录，利用数据或概念清晰记录下来，在改善偏差时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执行中应该做好意外控制，给计划留出一部分缓冲时间，并主动减少两成任务。主动的休息，胜过亢奋的努力，也能让自己变得更灵活。

  让PDCA循环起来的三个原则：

  1、可视化：不要依赖记忆，要勤于记录。

  2、系统化：我觉得系统化就是将框架记录下来，并且根据时间线形成一套完整的流程，从而让我们更聚焦于部分资源的学习、理解和运作，不用再疲劳思考，从而形成自动化运转。

  3、习惯化：如果想让所学的知识在自己的人生中产生价值，唯一的方法就是实践，光实践还不行，还要建立习惯，让知识在自己的生活中生根发芽。

  每一种框架或工具的诞生，一定是前人倾注了大量时间、精力后深思熟虑的产品，运用框架或工具，是向优秀的人借脑，从而大大提升效率。

  就从这本书开始打造自己的思考、行动工具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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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空间基本原理》——设计思想的启发与深入

  作者：Shuo Lyu 发布时间：2021-09-12 13:01:10

  二维图形的渐变可谓是丰富多彩，这种对两者形象特征进行转变的训练，能够有效地提高我对设计元素的提炼和应用，以及看待事物多方位思考的能力。给了我灵感，为创造独具美感的产品设计打下基础。

  总的来说三维空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书中无论是咬合结构还是圆柱分割，都需要有很好的空间想象力。通过阅读此书，书中给了我许多思考，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句话。在学习设计时应该从基本原理出发，发现规律，感受规律，总结规律。并不是一味的“死缠烂打”，“硬着头皮去钻牛角尖”。在今后创造作品的同时，敏感的洞察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对形体的把握，需要由手的亲自操作，再到脑的深度思考，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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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奴役与自由》札记（谷训涛）

  作者：囚智 发布时间：2016-04-18 09:03:26

  《人的奴役与自由》札记

  谷训涛 2009年于云南民族大学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1874-1948年）像其他伟大的俄罗斯思想家一样，以其痛苦的思索反思人在现代世界中的不自由地位，认为人不能归为社会或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独特性在于他具有个体人格，个体人格具有独特性、差异性、不可替代性，它力图打破社会与外在的奴役。人的精神性生命、个体人格和良心体现着人深层次上的生存，人不能被客体化、社会化，“正是人本性的客体化、外化、异化，人才受到强力意志、金钱、贪欲、虚荣等的奴役，个体人格才受到致命的伤害”，要超越人被客体化的悲剧，使人不再被其奴役，只有实现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多与一、必然与自由、外在与内在的统一，“趋达共相性和统一，这不发生在无限的客体性中，而发生在不断超越自身的无限的主体性中（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徐黎明译：《人的奴役与自由》，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本书第33页，本文引文皆出自本书）

  别尔嘉耶夫也像其他思想家那样体会到了人性内在的冲突，认为人是具有两重性的矛盾生存，“具体说，人悬于‘两极’：既神又兽，既高贵又卑劣，既自由又受奴役，既向上超升又堕落沉沦，既弘扬至爱和牺牲，又彰显万般的残忍和无尽的自我中心主义。对此，人每每莅临自己内心冲突的高峰阶段便时有体悟。”（第3页）人既然具有如此的矛盾性，就会在内心充满着痛苦，越是具有个体人格的人越有这种体会。作为矛盾性的生存，人的这种痛苦会伴其一生，但是个体人格力图打破这种奴役，以拓展并建构丰盈、完美、统一的个体人格。人的罪性是基督教的核心思想，但别尔嘉耶夫认为基督教的初衷并不是如此，人还有着与上帝类似的意象，因为人具有高于社会与自然存在的自由精神，基督教唯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建构个体人格，提升人自身。（第10页）

  别尔嘉耶夫从意识结构上把人分为三种状态：统治者、奴隶和自由人。统治者和奴隶的意识相互依存，而自由人的意识是每个人为其自己生存。像每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别尔嘉耶夫认为“对他人的奴役，也同样是对自己的奴役”（第35页），奴役他人的暴君自身也不得自由，统治与奴役依靠强力意志结合一起，就像是孪生兄弟，谁也离不开谁。人尤其是等级社会中的人有一种成为暴君的趋向。在一个由奴隶和奴隶主组成的社会中，一旦奴隶有一天作了主人，他会像以前的奴隶主一样奴役下人，甚至比原来的奴隶主还要残暴，奴隶通过奴役他人来作为自己以前被奴役的补偿。这让笔者想起刘再复、林岗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书中对传统中国礼仪秩序下的主奴根性进行了深刻分析。别尔嘉耶夫认为人是暴君是人最大的堕落，可怕的是人易于走向暴君之路，他发现“如果暂且不论在重大方面，即在国家和世界历史中它的种种表现，而巡视一下家庭、小店铺、办公室、官僚主义的机关，便立刻发现它占据着位置。人的天性喜欢扮演较色，喜欢自己赋予角色以特殊的意义，这似乎不可克服，暴君也由此应运而生。”（第35页）可见生活细微处充满着隐形的暴力，这种心理暴力的形式更多样化，也更精致。历史上的暴君是在遍布各类暴君的社会土壤中产生的。

  别尔嘉耶夫中晚年生活在斯大林时期，那是一个革命和战争的年代，因而他对革命有自己的深刻观察。革命以结束旧社会的腐败、打破旧官僚的压迫为号召，力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与幸福的新社会。“人寄期望于革命，渴慕革命把人从国家、强权、贵族、布尔乔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虚幻的圣物和偶像下解救出来，从一切奴役中解救出来，但是，不幸得很，新的偶像、圣物和暴君又不断地被造出来，它们不断地奴役着人。”（第139-140页）这真是革命的悖论。20世纪初被布尔什维克称为“修正主义者”的一些思想家预言布尔什维克一旦掌握俄国政权，布尔什维克所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演变为一党专政并最终走向领袖专政，这真是洞见。

  别尔嘉耶夫对革命有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论断：

  “革命不可缺少敌人，也不可缺少对过去的仇恨，否则革命便无法存活。”（第141页）

  “恐惧的心理在革命中有着不同反响的作用。那些屹立于革命顶峰的领导者，其内心常骚动不安，忧虑和恐惧与他们形影不离。唯有遭受这种病态心理折磨的患者，才会如此疯狂地向人施行报复，阴谋、逮捕、刑讯、宗教裁判所、断头台、火刑柱、枪毙、暗杀……真是应有尽有。”（第141页） “没有什么比狂妄的观念更能扭曲人。如果观念攫取了人，把所有的恶栽赃给犹太人、传教士、布尔什维克、异端和有产者，那么，最善良的人也会变成兽类。”（第142页）

  “革命旨在把人从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投身革命的那些人极富牺牲精神，常充满英雄主义气概。但不幸的是，他们肝脑涂地，忠于一项观念。本来，革命旨在实现自由、正义、平等、博爱，旨在攫取胜利的力量，但这一切却轻易地换成了恐怖。关联于革命的恐怖，它不是目的，但被当成了目的……究其原因，这在于革命者曲解了时间，即纯粹把现在当做手段，把将来当做目的。他们认为，为着将来的自由、人性、快乐，现在便可以不择手段。或者说，只要将来一片乐园，现在何妨一个废墟？一句话，目的既然高尚，手段无可非议。其实，这里掩盖了手段远比目的重要的秘密。”（第141-142页）

  “革命总不能缺少神话，它靠神话来运作。神话不仅由大众制造，也由学者制造。”（第143页）

  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制造了无产阶级的神话，“这种弥赛亚论认为，劳工群众比有产者群众更优秀，更少堕落，更赢得同情。其实，劳工也一样被依赖感、仇恨和嫉妒所支配，一旦胜利，也会成为压迫者、剥削者……就经验事实来说，无产者彼此既有差异，又可以类分；无产者自身不具有圆满的人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根本不应该生存无产者，而应该生存充满了人的尊严和人性的人。这是人道主义对非人道主义的克服。”（第156页）

  对每个具体个人的生存状态具有悲天怜人情怀、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是思想者，他们的思索启迪了世人，让人们在人生道路上注意反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与品性，也让社会多些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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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尚书》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28 18:33:06

  《尚书》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而且也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古书，中国还没有比《尚书》更古的书留到现在。中国古代，有两部古书，有韵的称《诗》，没有韵的称《书》。“尚”者，远古、上古之意，《尚书》就是一部上古的散文集。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孔子以前，春秋时代，贤人大多读《诗》。《书》，在《左传》上可看到。孔子以后，像墨子、孟、荀也都读《诗》、《书》。故可说《尚书》是中国古代一部大家都读的书。但在今天来讲，《尚书》是一部很难读的书。《尚书》分虞、夏、商、周四代。后人把夏、商、周称三代，唐虞属于五帝，因此《尚书》也可说是一部五帝三代之书。从唐虞到现在，该已四千多年；从西周以来，也有三千年以上，《尚书》真该说是一部中国的远古书。汉代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中有《尚书》，照现代话来讲，《尚书》是那时一部国立大学规定的教科书。可是经过西汉到东汉四百年，实在这部《尚书》也并不能字字都讲通。我们说汉代“去古未远”，但这部《尚书》已没有能完全讲通，当然以后会更讲不通。唐代韩昌黎说过，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他亦说是难读了。直到清代，讲经学最为有成绩，训诂、考据，工夫下的特别深，但清代两百几十年，这部《尚书》还是没有能一字字的讲通了。民国初年的王国维，是当时同辈行中对经学最有工夫的人，但也就说《尚书》不能尽通。可见我们今天来读《尚书》，只求得其大义便好，不可能逐字逐句都要讲得通。我有一位朋友顾颉刚，同在大陆的时候，他就想为尚书做一番现代白话文的解注和翻译。我想这工作会是徒劳无功的。据说此刻他翻译的《尚书》已经出版，但我没有看过。无论如何，他不能把《尚书》里难解的问题都解决了，是必然的。古书不易通，并不是说拿白话一翻就可通了。注解已难，拿白话文来翻译古文，其事更难，并不是几千年前人说的话都能用今天的白话就能恰好翻得出。这些都是做学问走错了路的，暂不讲这一问题。

  第二，我们要知《尚书》是一部多问题的书。文字问题外，便是本子问题，即是《尚书》的真伪问题。《尚书》有两种本子，一种叫今文《尚书》，一种叫古文《尚书》。今天我们只说今文《尚书》是真的，而古文《尚书》则是假的，我今天且先把此问题简单一讲。《尚书》究有多少篇？旧说有一百篇，此说不可靠。当秦始皇焚书时，有一博士伏生，他就收藏着一部《尚书》，回到家，装进壁里边，偷偷地保留下来。秦亡汉兴，重觅《尚书》，只知道有伏生的一部。那时伏生还在，快一百岁，老了。他是山东人，不能叫他从山东到长安去，因此政府特地派了一位有学问根柢的晁错到他家去求此书。但伏生已经不大能讲话，他和晁错双方口音有讲不明白处，由伏生一女儿在旁作翻译。这样几个月，晁错就带着这部《尚书》回到政府。这一部《尚书》此下称做伏生《尚书》——因是从伏生家里得到的。那时中国文字也不断地在变。古代是写篆体，秦代汉代，普通都写隶体。篆体写的叫古文，拿那时通行的隶书写的叫今文。伏生《尚书》本是一部篆体古文的，不易认识，伏生就告诉晁错改写成隶书，因此伏生《尚书》同时又称今文《尚书》。汉廷把来设立博士，传授学生，所以这部《尚书》我们也可为它定名称做博士官《尚书》。此是当时《尚书》的第一种本子。

  后来武帝时有鲁共王为盖造房子，弄坏了孔子旧居的墙壁，在壁中发现了许多古书。大概也是因秦代焚书，孔家后人就把很多书藏在壁里，此刻发现了，当然为孔子后人所有，此人便是孔安国，在武帝朝作官。刚才讲的晁错到伏生家中求《尚书》，那是汉景帝时的事，此刻又出现这一部尚书，则称做孔壁《尚书》，亦称孔安国《尚书》，亦可名为古文《尚书》，因它都用战国以前所用的篆体书写，不像伏生《尚书》已经改写成今文，所以这一部则称做古文《尚书》。此书未立博士，即是当时朝廷博士官不用来教学生。

  孔安国《尚书》和伏生《尚书》有什么不同呢？伏生《尚书》只有廿八篇，而孔安国《尚书》多了十六篇，共四十四篇。其廿八篇中，文字亦略有不同。到了西汉末刘歆移书上太常博士，曾请求把好几部古书增列博士，其中就有古文《尚书》，当时没有通过。直到东汉，这部《尚书》始终没有列为学官，只在社会学术界私下流行，并未在国立大学内成为一份正式的教科书。汉末大乱，一切书籍多散失，此书也不见了。到了东晋，忽然有人献上《尚书》，称是孔安国本，大家说是古文《尚书》失而复得。以后便把《尚书》两个本子今文古文合而为一。如唐代初年孔颖达编《五经正义》中的《尚书》，就是今文古文合而为一了。再以后直到南宋朱子，对此《尚书》发生了疑问。他说：为何这部《尚书》中间伏生《尚书》都难懂，而孔安国《尚书》却又都是容易明白的？此中理由不可讲，朱子遂发生了怀疑，不过朱子也没有深进一步作研究。待到朱子学生蔡沈，写了一部《书集传》，和朱子自己写的《诗集传》，到了元代，成为科举考试所必治之书。蔡沈《书集传》里面在《尚书》每一篇题目之下都注明了“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有”字样。“今文古文皆有”这就是今文《尚书》。“今文无古文有”的，这就是古文《尚书》。蔡沈乃承朱子意，把一部《尚书》重新分别开来，使人知道《尚书》里有这今、古文的问题。于是下到元代吴澄，明代鷟，开始出来怀疑古文《尚书》是假的，靠不住。这一问题要到清代初年，阎若璩（百诗）才开始十足证明了从东晋以后的所谓古文《尚书》是一部假书，不是真的孔安国《尚书》。他写了一书名《古文尚书疏证》，“疏证”就是辨伪之义，此事才得成为定论。在他稍后有惠栋，也写了一部《古文尚书考》，同辨古文《尚书》之伪。这是在近代学术史上所谓辨伪问题上一个极大的发现。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功绩。诸位不要认为自己学历史，可以不学经学。或说学近代史，可以不学古代。或说学社会史、政治史，可以不治学术史。当知做学问人，大家该知道的我们总该知道。学术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家都知，我独不知，孤陋寡闻，总对自己研究有妨害。我们该知，《尚书》字句不能全通，此并无害。但前人辨今古文真伪，已得结论，其大纲节所在，若亦全不理会，此大不可。诸位莫误认为学问必待创辟，须能承续前人成绩，此亦至要。今天诸位做学问，都知看重材料考据。但一堆材料在这里，怎样去考，总该懂得一些艰苦门道的。如像古文《尚书》，诸位若把阎、惠的书拿来细翻一遍，便知牵涉太多，尽有麻烦。我们把前人已有定论的来潜心研求，自可长自己见识，训练自己工夫。即如阎百诗写此一书，同时便有毛奇龄写了一本《古文尚书冤词》来作驳议。毛氏著述极多，博学善辩。那究谁是谁非呢？此须把阎、毛两家书合来细看。当然我们现在都信阎百诗是对了，但仍有许多话讲错。毛西河的话，当然不为后人所信，但此书至今尚存，仍可一读。这里面还有较复杂的问题存在，我所著《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对此事讲了很多清儒所未讲到的话。可见学问实是无穷，已成定论的大问题之内，仍可有小问题。

  现在我们对这问题暂停不论，只要知《尚书》有两种本子，古文《尚书》是假的便够。诸位若读《尚书》，读蔡沈《集传》最容易了。《史记》上说伏生《尚书》廿八篇，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十六加廿八只有四十四篇，而现在的《尚书》是五十八篇，这里又有问题。以后我每次讲一题目，只讲一大概，但诸位不能听了便算。如此不仅记不得，绝对要忘，而且记得了也没有用。当知做学问本来是要工夫的，没有不花工夫的学问。诸位每做学问，好问方法，做学问最大第一个方法就是肯花工夫。一学者花十年廿年一辈子工夫来解决一问题，本是寻常本分之事。或许诸位现在没有工夫，不妨留待完成硕土博士论文，职位解决了，再来读书，再用工夫。

  现在再回头来讲《尚书》有今文古文，古文《尚书》是假的，只有廿八篇今文《尚书》伏生传下的是真的。孔安国所传本也是真《尚书》，可是后来掉了。孔安国《尚书》并不假，只因为不立博士官，流传不多，就亡失了。到东晋由梅赜所献本才是假《尚书》。但我此刻要讲另一问题，那今文《尚书》廿八篇也不完全是真的。讲到此，就要讲到所谓辨古书之真伪这一问题上去。古书有真有伪，我们该懂得分辨。这不是今天的新问题，从来学者都注意此一问题。依照我们现在眼光来看，我们该进一步说，今文《尚书》也未必全是真，也多假的。可惜当前没有人能进一步来研究此问题。这因民初以来，一班讲学问的讲过了头，即如辨伪，像顾颉刚的《古史辨》，他认为夏禹也无此人，这大讲过头去了。其实也不该专怪顾颉刚，在前清末年早有讲过了头的，像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以及《孔子改制考》。照康有为讲法，所谓经学汉学，其实只是新莽之学。“新”是王莽的朝代名。清儒都讲汉学，康有为却说是新学，经则都是伪经，由刘歆替王莽伪造。此书出版后，经清政府禁了，把书销毁，不准发行。但民国以来，大家喜欢讲新，就看重了这部书。顾颉刚《古史辨》就是承此而来。后来康有为从事复辟，失败了。但这只是康有为政治上的失败。他在学术上并未失败。他跑进北平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就在里面叫人再翻印他的《新学伪经考》，果然在北平市上还有很多人买他这书。他在学术思想上还是领导着一个新的方向，然而辨伪过了头，其实是荒唐的。《孔子改制考》更荒唐，说孔子所说的以前，只是孔子托古改制，孔子自要创造一番新制度，而把来假托之于古代。这样一讲，全部中国历史，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便是刘歆，却都是造谣作假的。这样的讲下去，讲到夏禹是一条虫，才引起人家讨厌。辨伪之学，便不再讲了。实际上，辨伪不该过分，但有许多真伪还是该辨。如说《尚书》，我觉得即在今文廿八篇里还有很多不可信。如《尚书》第一篇——《尧典》。近代有人写文章，辩护《尧典》里所讲大文如“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昂。”等类，这些廿八宿中的鸟星、火星、虚星、昂星，它们在天上的位置是要转移的。据现在天文学考据《尧典》所云，却是中国古代尧舜时代的天文；至战国时候，则并不然。据此证明《尧典》不假。大概这一套学问，在日本比中国研究的人多，因一般的科学知识，日本比中国发达，中国学者在此方面还是根据日本人讲法。可是在我认为，科学知识比较专门，中国古人称之为畴人之学，譬如种田，父亲种的田儿子继续种下去。古人研究天文学历法，此种学问，大概都是世袭的专家之学，父亲传给儿子，故又称为畴人之学。畴人之学也许可以是先生传学生。尧舜时的天文，也可以是从古传下，或在文字上，或在口传上。我们不能只根据这一点知识便认《尧典》全篇可信，只能说《尧典》中这些话有来源。其他的话，并不一定全可信。如尧传天下于舜，舜命禹作司空，同时兼百揆（就是兼宰相之职）。命弃作后稷，这就是农业大臣。命契掌五教，这是教育大臣。命皋陶做士，是司法大臣，也兼掌了兵。命垂作共工，是工业部大臣。命益做虞，是畜牧部大臣。命伯夷典礼，命夔典乐，命龙叫他做纳言，掌皇帝命令。共凡九官，这一点便大大靠不住。首先是年代问题。禹是夏代之祖，契是商代之祖，弃是周代之祖，此刻都在舜下面变成同时的同僚。这且不讲。特别重要的，舜时已有一个宰相，又有管土地、管农业、管教育、管司法、管工业、管畜牧、管乐、管纳言的，共九职，此是中国古代一个极像样、极有组织、有规模的行政院。倘使在尧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已有那么九部大臣，为何下面夏、商、周三代，乃至于春秋、战国下及秦、汉都没有？这不是历史上一大退步吗？舜时大臣分九职，为什么下面从来没有？单据这一点，从舜到秦两千年的历史，变成无法讲、讲不通。所以我只能说《尧典》是战国人伪造，舜官九职，是战国末年人一个理想政府。他们懂得政府里该有管教育、管农业、管司法、管音乐的等等官，那是一番很高的理想，这正如康有为所说的托古改制。不过康有为不能拿这话来讲孔子，说孔子以前，根本没有尧舜，没有《尚书》，没有周公。但托古改制确是有的，先秦诸子中多有，儒家中间也有，但不能说过了头。诸位当知，读史不能辨伪，便会有许多说不通处。但辨伪工夫中寓有甚深义理，不能轻易妄肆疑辨。如康有为顾颉刚辨伪疑古过了头，又更多说不通。上面是说尧舜时代不能有这样一个政府，像《尧典》中所说，这些材料不可信，只有说到中国古代的天文或可信。

  我试再举一小例，如《尧典》篇首有“玄德升闻”四字，舜之德被尧所知，但为什么称“玄德”呢？“玄德”两字连用，在古书中极少有，只在老子书里才说：“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玄德”二字，只可用老子书来讲，不能用孔孟书来讲。下面魏晋时代讲老庄之学的就叫做“玄学”，为何在《尧典》里用此玄德两字，这便可疑是战国末年人看过老子书，来伪撰《尧典》，才用了“玄德”二字。我们可凭文字使用来衡定年代，如我们此刻好说中国文化字样，但前清末年人断不会用此四字。

  《尧典》以外，再讲到《禹贡》，这是讲中国古代地理一部最重要的书，其实也决不是夏禹时代的书，而应是战国时代的书。如《禹贡》里划分荆州、兖州、豫州等九州，如何此九州字样不见于夏代、商代、周代，直到春秋时代也没有，到了战国初期还没有。什么人把此禹分九州的制度废掉的呢？为何有此九州而书中从来没有用这九州的字样呢？那又就讲不通。只举此一例，便见《禹贡》不是一篇可靠的书，它是一篇晚出书，我此刻不能详讲。在我只认为《尚书》中最可靠的便是《西周书》，虞、夏、商书都有问题，只有《西周书》或许才是中国尚书的原始材料、原始成分。下到东周也有书，但也恐是后人添进。主要真可信的是《西周书》。若使我们把一部《尚书》即今文廿八篇再分析到只剩一部《西周书》了，那么我们也须对此十几篇文章有一个简单而明晰的了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名《西周书文体辨》，便是要把此来看中国最古历史文体是怎样写出的？现在此一问题，我也不想同诸位详讲。但到此另有一重要问题，便是要讲到书背后的人。既然讲到《西周书》，那么《西周书》中显见有一重要人物跃然欲出，那便是周公。《西周书》中有很多文章便是周公所作，或是周公同时人或其手下人所作。要之在当时，周公在此集团中，并传至此后，有大影响。孔子一生崇拜周公。而我们要来研究周公的思想理论及其政治设施，当然这十几篇《西周书》成为了主要材料。我在上一堂已告诉诸位，做学问当从一项项的材料，进而研究到一部部的书，而在每一部书的背后，必然当注意到作者其人。倘使这部书真有价值，不专是些材料的话，则书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此刻我们说中国第一部最早的史学名著就是《西周书》，而《西周书》的重要作者，即发明此体裁来写出这东西的就是周公。当然可以有几个人，不专是周公一人。那诸位试拿此意见去读《西周书》，看此许多篇书之内容是否一篇一篇的分裂着，各有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言论，抑或可以看出是一套。让我姑举《西周书》中召诰一段话来说，这显然是召公说的，不是周公说的。它篇中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亦敬。”此是说皇天上帝把它元子改了一个，从前大国殷之命，现在给你成王的手了，商代变成了周代，好的固是没有完，可忧的也同样没有完，你要当心呀。下文又云：“古先王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这是说古代中国有一夏朝，上帝不喜欢它了，它不能再做王朝共主；接着又有殷，现在也不能做这王朝共主。下面才接到我们了。我们获得此天命，也正如夏殷一般。那些话，在《西周书》里屡见不已。首先可知中国古时有夏商周三代，那是真历史。现在我们虽因地下发掘得了商代的龟甲文，而没有见到夏代的，却不该说有没有夏代成了问题。只能说我们没见到夏代的文字，不能因此说没有了夏代。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就讲过。我们固然承认龟甲文，但我们也须承认《西周书》。至于把王朝共主称为“天子”，认为是上帝命他来作天下共主，这个天命不给一族一人，给了夏，夏不好，又给商。商不好，又给周。周再不好，当又另给别人。故说无疆惟休，亦是无疆惟恤。当知我上引一段话，固是召公所说，其实乃是周公所说。在当时，周公可以涵摄召公，召公也有时可以代表周公。周公是当时一位名世的圣人。读《西周书》，便该领略到西周精神，同时便该领略到周公精神。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孔子一生崇拜周公，主要应该在此等处认取。若我们只把十几篇《西周书》当一堆材料看，不能看到整部书之结集和其背后之时代精神与人物精神，即是失却了其意义和价值。

  周公的天命论，周公的共主论，影响后世甚大。周公首先提出天命无常的观点，从前天命在夏，夏人不要了，天命又在商，后来又给周，但天命给周是为文王，不为武王。天命所与，只在文德，不在武功。这一层在《西周书》里也可看得明白。明明是周武王打了天下，但周公不那样说，定说是上帝为周有了个文王，才给周以大命。可是周公这番思想和理论，其实也并没有说错，而且可以说在中国后代历史上也一向发生了大影响。因此可知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在应懂得历史里边的人。没有人，不会有历史。从前历史留下一堆材料，都成为死历史。今天诸位只看重历史上一堆堆材料或一件件事，却不看重历史上一个个人，这将只看见了历史遗骸，却不见了历史灵魂。

  现在总结说，中国第一部大的史学名著应该是《尚书》；准确言之，应该是《西周书》。《西周书》的主要中心人物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着几千年。我今天所讲，将到此为止。下面第二部史学名著我将讲到孔子的《春秋》，孔子春秋精神便从周公与《西周书》中来。如此而下，周公孔子，不仅为中国史学主要的创始人，也为中国文化主要的创始人。我不认为中国从唐虞时代就有了历史书；下至商代，可能有，但如今文《尚书》中《盘庚篇》之类，还只能当史料看。若论中国像样的史书，则应从西周开始，而且又是从周公开始。

  原载《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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