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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林云

  作者：晓渔 发布时间：2018-11-15 11:07:26

  大刘作品里对女性角色的描写经常……有待商榷。那种中国古典式的温婉阴柔美是他在塑造正面女性形象时总是摆脱不掉的一个套路，往往还附带一个没说几句话便对其一往情深的痴情男主。乍一看，林云在小说里的出场方式似乎预示着她会沦为另一个这样的人物：泰山上步伐轻盈的白衣女子，滚滚雷鸣中却听的一清二楚的轻柔嗓音，连男主都几乎立即对其一见钟情。但在之后的情节里，她却俨然发展为大刘所有作品里塑造得最立体成功的人物之一，和其余拥有类似开头却流于庸俗的庄颜程心之流明显拉开差距。林云是《球状闪电》真正的主角，整部小说写的是她的追求，她的奋斗，她的堕落，她的牺牲，最后以她的救赎（量子玫瑰）结束。陈博士虽是名义上的叙述者，在故事中的作用却更多只是引出球状闪电这个中心悬念，以及给整个故事提供一个平凡的旁观者角度。（另外，陈博士连名字都没有，只知道姓陈，实在是很尴尬……）

  支持“林云是球闪真主角”这个说法最好的证据莫过于在小说后半段，核电站行动之后，陈博士无法承受心理压力而决定退出球闪项目，开始了一段属于正常人的生活。接下来的章节平铺直叙地记述了陈博士对龙卷风的研究以及所获得的成果——但是微妙的是，相信所有的读者在阅读这段时都心知肚明：球状闪电不可能就这么退出故事，这不过是一段支线，真正的主线故事肯定发生在林云、丁仪和球闪研究基地那里，只是被大刘暂时藏着而已。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宏原子核聚变发生，陈博士遇上丁仪，从丁仪的回忆里了解到了背后发生的一切，我们重新回到主线，这时候不难发现陈博士已经在主线剧情中没有了位置，而整个故事正在林云的带领下中达到高潮。

  评价林云这个人物时，应该避免对其在书中所作所为是否道德的徒劳争论。林云不是完人，她的很多行为可以被认为是鲁莽、不负责任、甚至不道德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行为背后几乎都有足够的性格塑造来支撑，使得这些负面因素在最后的大图景下，成为了林云这个人物悲剧性的一部分。林云自小聪慧，但因为战争原因年幼丧母，父亲忙于军队事务疏于管教，于是她在部队和士兵打闹、摸着枪管长大，由此逐渐发展成了她性格里最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她是美丽聪明的少校，行事果决，执行力极强，拥有明显高出其军衔地位的人格魅力和号召力；另一方面，她对武器研究拥有病态的迷恋和依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漠视世俗的道德观。前者推动了全书前半段剧情的良性发展，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帮助陈博士与丁仪一同推进球状闪电的研究；而后者则在全书后半段球状闪电武器遭遇失败后，将她逐渐推向失控边缘，最后终了于悲剧的结局.

  故事里对于球状闪电在理论上的探索，前半程主要是陈博士，后半程丁仪接手，而林云则是贯穿始终的执行者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每当研究遇到了看似常人不可解的阻碍时，林云几乎总是那个主动选择突破道德底线，背起所有的指责，以一己之力推动研究继续发展的人。当现有的计算机无法满足验证陈博士数学模型的计算需求时，林云选择黑进SETI@home的服务器，窃取他们的计算资源；当直升机飞行员处于安全考虑拒绝参与捕获球状闪电的飞行时，林云决定以自己的关系特权越级请求上级许可，强制整个行动的执行；当核电站行动处于僵持状态时，是林云坚持攻击从而使首长下定决心将球状闪电第一次投入实战，她甚至主动负责武器发射；最后，当上级决定终止宏原子核研究时，是林云决定违抗命令，带领部下占领试验点，最终强行使用宏聚变武器。与诸多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小说不同，大刘的作品里常常是情节拖着人物走，大图景下人物随波逐流，故常有故事恢宏而人物单薄的毛病，而林云则是大刘小说里少有的充满主见的人物，在数次关键的转折点里，是她的偏执和冷血保证了球闪的研究能够继续进行，而这种对情节的影响力恰恰是一个优秀的主角应有的特征。

  更重要的一个细节是：即便是因为童年创伤而毕生迷恋球闪的陈博士，在故事里也曾两度决定退出研究，第一次是西伯利亚之旅后因俄罗斯人的经历而深感挫败，被林云鼓动江星辰拉回来，第二次则因为精神无法承受球闪杀人的场景，彻底放弃。而林云则从不言弃，奋斗到最后一刻，并以自己生命为研究陪葬，其超乎常人的意志力和精神力量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而林云对道德底线的突破，也随着一次次的危机而逐渐加大。黑进SETI@home的时候，她不过是窃取别人的一些计算资源；强制执行飞行任务时，她已经开始拿飞行员的生命危险作为赌注；核电站行动和航母行动时，她已经不介意牺牲别人的仕途和性命，只为了自己的球闪武器能够真正派上用场；而当航母行动失败，上级威胁要终止宏原子核研究时，她已然失去了最后的精神支柱，以自己和数个手下的生命作为最后的献祭，只为让世界看到宏聚变武器的骇人威力。

  诚然，以目的论的角度来看，林云做的这一系列决定很难说是错误的，核电站行动似乎并没有更好的解法，连最后鲁莽的牺牲都意料之外地换来了战争的胜利，但是林云做出这些决定的动机却很难说是道德的。陈博士在核电站行动时看到林云满心欢喜地做到雷球机枪的发射位置上，她难以掩饰的兴奋令他感到浑身发冷；攻击航母行动失败后，林云近乎崩溃，甚至提出以球状闪电攻击自己从而成为量子战士这样不切实际的构想；各种细节都指出林云所做的这些决定与其说是针对大局审时度势下的冷静解法，更多则是满足自己对武器病态迷恋的偏执追求。

  大刘的作品里另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在极端的生存环境下，道德是否还是必要的？正如如前文所说，林云不是圣人，她显然是那个能够毫不犹豫摒弃世俗道德的人。面对林云这么一个不“道德”的角色，大刘并未作态度明确的评判，一切归于读者的理解。对我而言，黑白分明的评判是无意义的，这些矛盾和缺憾，和她的性格魅力一起，使得林云成为一个相当立体丰满的女性角色，以至于大刘自己之后的作品里都再也没有超越。

  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是，林云对陈博士是否有感情呢？我认为是没有的，但是以她之聪慧，不可能察觉不出陈博士对她的一往情深。实际上陈博士在与林云告别时也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只是林云立刻点到为止地指出“我们不一样”，让两人的的关系发乎情，止于礼。但是男女之情的微妙之处从不在于单纯有无的区分，两人长期一起奋斗的战友情，以及林云出于对陈博士爱慕自己却无以为报的些许内疚和感激，最终也促使了她变成量子态后，在概率云彻底消散之前、残存于人世间的最后一点时间里，为陈博士送了一朵量子玫瑰——大刘作品里罕见的细腻桥段，给故事结尾抹上了最后一笔浪漫的色彩。

  也许整部小说最浪漫的一点，莫过于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那些充满理想主义的人的生命无不终结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陈博士安慰张彬说郑敏在试图测量球状闪电时遇害一如水手葬于大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幸运的，而故事中的其他人何尝不是如此？江星辰战死沙场，张彬遗体由他魂牵梦绕一辈子的球状闪电火化，陈博士在最后时刻注视着量子玫瑰安然去世，而林云与武器纠缠一生，最后相信也是带着孩童尝试新玩具般的好奇和兴奋，面对那朵终将吞噬自己的蓝色太阳吧。

  原文发布于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8060557/answer/52924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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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孤独，或者让我死

  作者：KIDD 发布时间：2018-10-31 14:02:12

  三岛由纪夫：“我写《金阁寺》是要探讨罪犯的动机”

  1950年7月2日，被日本人视为精神故乡和民族文化源头的京都发生了一件大事。

  凌晨2点50分，京都市消防队接到火警报警，称鹿苑寺（即金阁寺）起火，随即派出十辆消防车。等消防队到达日本国宝级保护文物舍利殿（俗称金阁）时，金阁已被熊熊大火包围，消防队员根本无法靠近。

  后来，火势逐渐得到控制，但这时消防队员发现，在废墟中有被褥之类的寝具，于是推测金阁起火不是天灾，而是人为纵火，于是开始对寺内众僧逐一排查。

  没过多久，疑点就集中在了一个见习僧人林承贤的身上——只有他失踪了。

  当天下午，有人在金阁寺后的左大文字山上，发现林承贤吞服安眠药后切腹了。经过抢救，林承贤捡回一条性命。

  在警方向林承贤询问动机时，林承贤称自己想引起骚乱、报复社会才纵的火。

  金阁在日本人心中是国宝，这一解释未免太过简单，无法令人们释怀。

  这件事当时轰动了整个日本，《朝日新闻》用几乎整版的版面进行了报道，关于林承贤的犯罪动机，各界议论纷纷，许多作家也开始尝试剖析林承贤火烧金阁背后复杂的心理原因。

  “火烧金阁事件”发生五年后的1955年9月，当时正热衷于塑造自己肉体之美的三岛由纪夫，开始将目光集中到这件事上。

  11月，三岛由纪夫去了京都金阁寺，想找住持和寺里的僧人取材，遭到了拒绝，于是留在了和金阁寺同宗异派的妙心寺，开始体验僧团生活。《金阁寺》一书中出现的南禅寺、大谷大学、舞鹤、由良川等地，三岛由纪夫都亲自走了一遍。两个月后，他开始创作《金阁寺》。

  三岛由纪夫说：“我写《金阁寺》是要探讨罪犯的动机。仅仅靠对‘美’持有的一种浅薄愚昧的观念，就足以成为他对国宝纵火的犯罪动机。另一方面，要在现代生活下去，相信一个愚昧浅薄的观念并将其敷衍为生的根本动机，这完全可能。”

  是孤傲还是邪恶？

  要找到沟口的犯罪动机，不能忽略第一章，这是一切的起点。

  《金阁寺》开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自幼年时，父亲便常对我提及金阁。”（p3）小孩子都爱听故事，因为可以根据故事情节在大脑里尽情想象。沟口也是这样，他虽然没有见过真正的金阁，但仅仅是听父亲多次提起金阁，就让他对金阁之美产生了无比的确信，并且不停放大这种确信。

  沟口从小身体孱弱，说话结结巴巴。因为结巴，从小就受尽了欺负。一次偶然的机会，沟口偷偷划花了学长的刀鞘，这是他第一次因自卑而展现出暴虐。沟口为自己的这种行为寻找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不被人理解成了我唯一的骄傲”（p9），他拒绝承认自卑，而将其视为一种孤傲。

  奥地利心理哲学家阿德勒认为，人天生自卑，因为人刚生下来是弱小、卑微、无力的，需要完全依赖成人。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人随时都体验着自卑。但是，正是自卑促使人们去努力克服自卑，追求成功和优越，所以自卑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人格发展完善的动力。但若被自卑所压倒，则会产生自卑情绪，导致神经症人格，抑郁、悲观、消沉，甚至以畸形的形式如暴虐、嫉妒、自欺欺人等方式表现出来，由此上升为“自卑情结”。

  沟口最后火烧金阁，离不开他从小就有的这种性格特质。自卑是一种正常的情绪，但一个人如果无法处理好这种情绪，就容易激发出内心一种极端的恶，变成一头外表静默、内心凶残的猛兽。

  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在《恶意》一书中就赤裸裸地展现了这种深不见底的人性之恶。因为被人欺负，于是反过来欺负别人，最终对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痛下杀手。弱者痛恨施暴的人，但成长起来后，如果缺乏良性引导，往往容易变成施暴者。《金阁寺》第三章，一片茫茫大雪中，红衣女人倒地，沟口本来想扶起女人，却被美国大兵教唆，于是踩踏女人的腹部，越踩越狠，“最初踩踏时感到的抵触，在第二次变为喷薄而出的快感”（p80），也是弱者变施暴者的典型表现。

  他无法忍受拒绝，却时时在遭遇着拒绝

  第一章中还有一个重要情节——有为子的死。青春期的沟口曾偷偷爱慕有为子，但遭到有为子的拒绝，后来他目睹了有为子为男友殉情。现实中的沟口对有为子求之不得，于是试图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平衡。有为子独自攀爬台阶时，侧脸很美，沟口认为有为子的这一举动是一种背叛，这让他感觉到一种美，也让他在精神世界里弥补了不被有为子接受的缺憾。“通过这次背叛，她终于也包容了我，就在此刻，她是我的。”（p17）

  沟口对“拒绝”这个词格外敏感。沟口无法忍受拒绝，却时时在遭遇着拒绝。幼时的他不被朋友接纳，青春期时正常的情感也遭到了无情挫败。

  第二章中，沟口在金阁寺结识了鹤川，鹤川的善良让沟口为之一振。“鹤川的善意使我发觉，将我结巴一事抹去，我依然是我。我尽情品尝着被一丝不挂地展示在人前的快感。鹤川那镶嵌了长睫毛的眼睛过滤了我身上的结巴，接纳了我……我感受到了情感上的和谐与幸福。”（p46）这个时候的沟口，应该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这种接纳，本来或许是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正如《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石神，就因为在对人世间绝望的关头邂逅了母女俩，于是找到了存在的意义，拼死都要保护她们。但沟口的运气没有那么好，鹤川之后，他接连见到了欲望如无底洞般的母亲、教唆他作恶的美国大兵，还有身心同样残缺的柏木。紧接着，鹤川突然离世，彻底断绝了沟口人生回归正途的可能性。

  到此，全书已过半，沟口开始全面转向黑暗。“鹤川的死比父亲的死更为严重……我与光明白昼的世界间仅有的一缕联系也随着他的死而被斩断了。我是为了逝去的白昼、逝去的光明、逝去的夏天而哭泣。”（p132）沟口认为鹤川和他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放弃了去寻找光明，转而投向柏木。

  柏木的邪恶、欲望和卑劣，在不断刷新着沟口的认知。金阁作为沟口内心活动的投射，呈现在他面前的模样也越来越不同。金阁本来是美的，但沟口发现自己越来越占据不了这种美，就如同他占据不了有为子、无法改变自己的结巴、孱弱和黑暗一样。许多事情都太不遂人愿了：沟口揣测金阁寺住持可能要把衣钵传给他，但希望一点点破灭；鹤川本来有可能是他重新认识世界的向导，但突然魂归西天；他偷偷出走，想“离开我的环境，离开一直束缚着我的美的观念，离开我的坎坷不平，离开我的口吃，离开我存在的条件”（p187），却被捉拿回来……

  沟口无法忍受这个世界了，毋宁说，他无法忍受自己了。

  无法行走在阳光下的人心

  人心是一个幽微的世界，大多数情况下，它不可暴露于太阳之下，因为它充满了许多阴暗、邪恶、永远都不会示人的隐秘。很多罪犯在接受询问时，往往只承认罪行，而对犯罪动机守口如瓶，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有人可能不解——连罪行都能承认，原因还有什么好隐瞒的？但人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动物，永远有一块内心绝不能被触碰的自留地。有时候，让人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比开他膛刨他肚更让他感到痛苦。

  但作家很“讨厌”，就是愿意不厌其烦地一次次用文字和想象力，去试着将这块不为人知的自留地暴晒到太阳底下，让一切阴暗难言都无所遁形。三岛由纪夫最有名的代表作《金阁寺》就不用说了，是这方面的典范。而另一位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也极其擅长抽丝剥茧地探究人心的根本。不过，除了上文提到的《恶意》外，东野圭吾小说中大多数的犯罪动机，都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更多的是看似“爱他人”的行为。

  父母为了保护孩子，不惜赔上整个人生，东野圭吾《盛夏方程式》和《红手指》里，就有这种愚蠢的犯罪；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爱，就能在此后的一生里，默默为爱的那个人铲除一切路障，只想那个人幸福，这是《白夜行》；因为对方毁了和自己关于爱的约定，给不了自己想要的爱，就将对方杀掉，这是《圣女的救济》；还有因为要保护朋友，而犯下的令人无法理解动机的罪行……东野圭吾笔下的犯罪动机，让人感动的同时，也会有些难以理解，因为似乎没有必要为了不相干的人和事搭上自己的性命。人最爱的是自己，可人往往擅于伪装，经常会找一个投射的对象，假装爱那个对象，其实是在爱自己。爱而不得，就生恨，恨而不得，唯有斩断。爱别人，说不好其实是为了成全自己，只不过在《金阁寺》里，主人公沟口表现得更直接而已。

  沟口曾经说过，除了金阁，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亲近之感。在《金阁寺》整本书中，沟口似乎都没有爱过什么，“我甚至怀疑自己只能去爱逝去的人”（p189）。但其实沟口爱他自己胜过一切。他爱自己，才在自卑无处安放时，决定做一个“内在世界的王者”（p5），以他的观念定义一切事物，为一切行为找合理化解释，只为让自己感觉好些。“我只是外在贫瘠，我的内在比任何人的都丰沃。一个少年身背无法逃避的缺陷，却在内心偷偷期待自己正是那个被上天选中的人，这不是再正常不过吗？”（p5）他无法容忍自身的丑恶，他憧憬着金阁的美。现实的世界就是现实的他，丑陋不堪，美丽的金阁就是幻想中的他，完美无瑕。他太爱自己，爱到自大地以为要为不完美的世界负责。憧憬中的金阁越是美丽，他越是能感觉到与金阁的差距，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他断定只能择一条路走，要么毁掉世界，要么毁掉金阁。

  真正的人间牢笼

  沟口是无力的，但他的无力并非源于他身体的孱羸，而是来自他内心的虚弱。他不知道除了毁掉丑陋的世界（真实的自己）或美丽的金阁（想象中的自己）外，还有第三条路可以尝试，那就是把丑陋的世界（真实的自己）变得更美好。他从没有尝试过挖掘自己的自信，重塑一个强有力的自我，而是一味沉迷于缺陷中不能自拔，于是也从没有尝试过去努力改变世界。

  明明知道暴饮暴食对身体不好，可就是控制不住胡吃海塞；明明知道熬夜损伤精神，可是夜半三更仍不想入睡。人类的身体里，是否本来就暗藏着一种自我破坏和毁灭的基因？但同样生而为人，同样与生俱来的敏感性格，同样悲惨的遭遇，并不一定会导致同样毁灭性的人生。

  沟口是一个典型的“一切都是他人错”派，他将不幸归结于大海。“这正是日本背后的那片海！我一切不幸和阴暗思想的源泉，我一切丑恶力量的源泉。”（p196）在他看来，他的母亲是不堪的，他的朋友是脆弱的，他的老师是表里不一的，他身处的世界是腐朽的……甚至是他心心念念爱慕许久的金阁，都是有错的、必死的。这才是极度的自私，而这种自私，也是许多罪行的根源。

  最后沟口仍是自私的，他决定烧毁金阁，并一次次地为自己的罪行正名化。最后的最后，他有一丝与金阁同归于尽的想法，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他就真的完满了，但他没有。还记得最初他曾遭受过的拒绝吗？在他的人生里，遭到“拒绝”是绝对无法容忍的事，当他拍响死亡地界之门时，久久没有拍开，“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遭到了拒绝。我没有丝毫犹豫，转身就沿着台阶往下。”（p272）

  沟口还是选择保全了自己，对于给沟口安排的这个结尾，三岛由纪夫这样解释道：“在应该生的地方让其死，在应该死的地方让其生……这才是真正的人间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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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美，文字美

  作者：鹤顶红 发布时间：2017-06-21 22:46:33

  人生如瓷，或绚烂，或古拙，或精致，或普通，如瓷般坚硬，又如瓷般脆弱，于是爱瓷即如爱人生。

  马未都先生的收藏丰富，个人素养更是不一般，连文字都透着精致的美，如这本《瓷之色》，读来不仅可以欣赏瓷之美，亦可欣赏文字之美。

  在唐以前，很难说国人对瓷有些实用之外的追求。当然，这很好理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生活没有温饱，没人会去想些吃饭以外的事情的。那么，当盛世来临之后，人们终于可以有了温饱之外的追求，这时候，就有了唐三彩，有了邢窑之白，有了越窑之青，生活多了姿彩，瓷器多了颜色。

  与唐人的奔放不同，宋人趋于内敛，绚烂的色彩归于平淡的青灰，五大名窑无论是最初的“柴汝官哥定”，还是后来的“汝官哥定钧”，基本都是以青为基调，仅有颜色深浅的区别。当然，就文学意味而言，柴窑无疑是上品，“雨过天青”的评断让人浮想联翩，不过马未都先生把它拉回到现实中的耀州窑，虽使它有了接地气的可能，但失却了神秘的面纱，我还是宁愿它存在于想象中。

  汝瓷，作为现实中的王者，无论是宋代还是如今，都是无可争议的精品瓷器。龙泉青瓷早晚期的深青，中期的梅子青、粉青等浅青，反映出的只是青色深浅不同，而汝瓷的青更有一层灰的意味在里面，反映出的是宋代当权者国土沦丧的无奈心态。

  官窑，与最有艺术细胞的宋徽宗息息相关，反映了他的道家思想。当然，汴京脚下的北宋官窑已经不可考，但宋室南渡后临安城的修内司和郊坛下却已明白无误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哥窑，它的前世今生同样是众说纷纭。龙泉的章生一、章生二的传说似乎破解了哥窑、弟窑的不解之谜，然而清宫所藏的传世哥窑与龙泉哥窑事实上相去甚远，于是，迷仍然是迷，我们仍在迷路中前行。

  定窑，以白瓷名世，但却不止于白，有黑釉、酱釉等等，产品线丰富。当然，它的历史更丰富，从唐末五代起即有，自宋至顶峰，到元代仍有白瓷的发展，生命力可谓顽强。不过，我还是欣赏不了其他种种的定瓷，唯有白瓷才是心目中纯正的定瓷。

  钧窑中官钧的年代目前已被定为明初，民钧似乎可以溯及北宋，但民窑多媚俗，似乎没有官窑瓷器的精致和优雅，不过既然定位于商业交换自然得迎合市场，不媚俗又如何换来真金白银，如何发展呢？

  当然还有所谓的八大民窑系统值得探讨，不过我还是最喜欢建窑的黑盏。建盏因宋代斗茶之风而兴，自元以后已经式微，而倭国人偶然得到后风行了数百年。应该说倭国人做事还是认真的，除了把威士忌做到极致超越苏格兰外，在建盏上的成就也是国人不能比肩的。不过，曜变天目之所以被神化，主要还是有哲学意味在里面。铁元素在高温下产生的运动轨迹，似有似无，不可捉摸，与道德经中玄之又玄的理念相近，而现代倭人仿的曜变天目盏绚烂有余、含蓄不足，与原版不可同日而语。

  元代的瓷器，由于游牧民族的传统，喜天之蓝，云之白，草之绿，所以这个时期的瓷器往往在这些颜色上有更多的表达，与农耕文明的传统很不相同，说实话，白，我还可以接受，蓝，实在难以理解。

  明清之际，瓷器生产的中心已完全迁至南方。明初有龙泉和景德镇，尤其景德镇得天独厚的高岭土资源，让瓷器的精美变得容易非常。但是起于微末的明太祖显然是个粗鄙之人，重文轻武的态度，他的审美水准可想而知。明中期当然有些发展，正如有句评论说的“明看成化清看雍”，成化年间的瓷器水准也是极高的，但是，对于文人们来说，还是更喜欢内敛的宋代青瓷，而不喜欢“俗且甚”的青花。我更好奇的是，当这些文人们看到乾隆朝的珐琅釉之后，不知道会有怎样犀利的评价。

  一部瓷器的发展史，就是国人审美的变化史，期间或有人，如宋徽宗、如郎廷极、如唐英等，发挥了他们的巨大影响力，但总体还是有一个发展的脉络，它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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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的苹果树》——一个家庭如何接纳至亲的离去

  作者：Lucky Bubbles 发布时间：2021-07-08 17:44:47

  亲人离世本就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如果这件事情涉及到孩子，那就会让人的悲痛更加难以接受。

  《妈妈的苹果树》就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来自德国的作家斯蒂芬妮·霍芙勒通过十四岁半的主人公本的视角，展现了妈妈去世后一周时间里自己内心的变化、七岁的弟弟克莱蒙或者卡尔的行为、爸爸和姑妈的反应、同学莉娜和雅诺斯的做法，给读者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象。

  这一星期是一个从难以接受到重新开始的过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和超强的文字驾驭能力，把孩子们面对妈妈的突然离世的直观感受、身边人对妈妈去世的反应、周围人对自己的态度、自己对妈妈去世的事实慢慢接受的过程都给了详细的描述，通过这些文字读者可以产生很强的代入感，可是近在咫尺地感受到小主人公本最初面对这个事实的震撼，从听觉上妈妈设定的手机铃声以及急救人员产生的心脏除颤器的扑哧扑哧声、视觉上走廊昏暗过道里的色彩、触觉上妈妈身上的冰冷，还有父子三人厨房里的那个让人心碎的拥抱，多感官的体验让我们设身处地地进入到这个震撼人心的第一现场，和小主人公一样直面突如其来的悲痛。

  刚好看到今天的新闻里有个高考前夕相依为命的父亲突然离世后含着悲痛参加高考的男孩，因着《妈妈的苹果树》的形象化的文字笔触，我对这个男孩内心的悲痛也有了更强烈的感受，也更加佩服他能在如此状态下还能考出不错的成绩，并且婉拒别人的捐赠，毅然决然地想要依靠暑期工作来为自己挣学费，想要用稚嫩的肩膀支撑起自己未来，这种化悲痛为力量的举动是让人感动的。看到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有这样的人生觉悟还是很让人佩服的，尽管对于他来说也是没有退路的选择，不过他对未知的挑战不退缩、勇敢去面对的心态就已经足以让人钦佩了。

  之前看过心理学上一种“黑暗想象”的心理承受力训练，让孩子想象孩子难以接受的一些情况，比如父母离婚、亲人离世，让他们在头脑里预演面对类似状况下自己该怎么办。虽然这样的想象操作和真实状态下的认识和采取的办法可能会完全不在一个可比性的量级上，多少还是会给孩子们提供一种操作的方向思路的。

  如果你想让孩子学会承受这样的压力，为孩子将来的独立生活培育一颗强大的心脏，不如看这本《妈妈的苹果树》，它所带来的冲击感更强大，让孩子更接近那种实战状态，会更容易激发他们去思考生命，以及思考面对生活中的巨大变故该如何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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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 态 与 失 常——《李尔王》中的愚人与疯子

  作者：whosecat 发布时间：2009-02-19 17:04:57

  其实这是一篇论文的底稿

  所以写论文习惯在豆瓣找灵感的诸位小心，不要踩雷……万一咱们的教授是一个人呢？

  笑

   

  失 态 与 失 常

  ——《李尔王》中的愚人与疯子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此故事“三个子女”的母题在众多的童话和传说故事中都有涉及，但是与其他单纯借用此母题表达某个寓意的寓言式作品不同，此剧的阐释多样蕴藉丰富，数百年来有很多种解读方式。而莎士比亚式失态——疯人与愚人——的同时登场，也许可以提供另一个思考的角度。

   

  一．愚人和疯子的时代背景

   

  愚人这一角色出自古代的寓言剧，在莎士比亚时代，这种在剧中插科打诨的角色吸引了大量观众，使戏剧充满娱乐色彩。但对于莎翁来说，弄人不只是一个小丑，“……我的弄人将自始至终陪伴有一位君主。他不是国王消闲取乐的工具，在主人大难临头之际，他是一位最可靠的挚友。……这位弄人的身上集中了生命之精华。……你们将宁愿割舍哈姆雷特而不愿让这位弄人离去。”可以说，莎士比亚的愚人超越了这一角色的传统定位，成为悲剧的一部分而不可分割。

   

  疯子角色有其社会背景。爱德伽口中“可怜的汤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流浪汉。他也被人们称作“亚伯拉罕”（Abraham）或“艾布拉姆”（Abram）。在莎士比亚时代，政府不时地释放圣母玛利亚修道院疯人院过于拥挤的疯人，没有人知道这些疯人是否已经治愈。他们被无情地抛弃在这个世界上，无家可归又没有朋友。这些疯人在村镇间流浪，他们总是穿着夸张而且古怪的衣服，嘴里哼唱着不成曲调的忧伤的曲子，以便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乞求能得到好心人的一点施舍。这些病人或多或少都有某种特许状，或者至少是被习俗所容许，来进行乞讨。他们在自己的脖子上绕上一个很大的牛角号子。当他们来到村民家中乞讨的时候，便会吹响脖子上的号子，得到人们施舍给他们的残羹冷炙时他们便用木塞子堵住其中的一头来盛这些食物。[1]在《李尔王》一剧中，爱德伽在自己装成疯乞丐的时候，就乞讨道：“可怜的汤姆，你的号子已经干了许久。”[2]

  二．神意与命运——愚人与疯子的隐喻

   

  《李尔王》与莎翁其他悲剧类似，都包含一个重要命题：天意与人意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正是天意人意之间错综复杂的反应催生了愚人与疯子这样饱含隐喻的角色。

   

  世界上有两种天意，一是赏善罚恶的神，一是喜怒无常的命运，前者以基督教上帝为代表，后者以古希腊的命运神话为代表。但对于莎士比亚来说，神意是一种善有善报，基于人性的至高存在，它是信念与理想的混合体，并不等同于古板的基督教义。李尔王中的正面人物无不相信着神意，却饱受命运的作弄。而反面人物既不相信神意也不相信命运，但他们不自觉的顺着命运向下走，最后毁于契合神意的惩罚。愚人和疯子在这一过程中超脱于天意，反而成为天意的代言人。

  1．愚人与神意

   

  在《李尔王》里，言行话语最睿智的却是一个愚人，一个被戏弄的“傻瓜”，他全无地位，甚至连自己的命运也不能掌握。事实上，愚人是本剧中最神秘的存在，他在李尔王将要受难时出现，在局面将被扭转时消失，他一直清醒的旁观着，既不冲动行事也不为自己打算，而是安然地做着“该做的事情”。从李尔王对待小女儿和忠臣肯特的行为可以看出，他重权在握时并不是很体恤下臣的君主。连亲生骨肉和重臣尚且被粗暴的驱逐，作为宫廷弄臣的愚人待遇不会好到哪去。试想，亲生女儿尚且为了钱和权利虐待父亲，为何愚人没有一点叛逃的意思？这若是解释为忠诚未免奇怪，这莫名其妙的忠诚从何而来？一个抛弃尊严的弄臣，为何能够对于局势看得如此透彻？既然看得如此明白，又为何没有半点别投他主的打算？

   

  笔者认为，愚人是作为神意的代言人出现的，他是一个先知。圣经里的先知可以引领众人脱离苦难，到“蜜与奶流淌之地”，莎士比亚的愚人已无力充当指引者，他能告诉李尔王犯了大错，却无法阻止，也不能修正。先知何以要以傻瓜的面貌出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是一个不再信仰神意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社会彼此撕扯，“中世纪的安全感不复存在”[3]。局中人，甚至局外的莎士比亚，都是惶恐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还相信着人性的善有善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冲击着理想，很多在中世纪不可想象的事情出现，这些人是异教徒，也是破坏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罪人，但是“邪恶的异教徒”却没有被上帝惩罚，反而飞黄腾达。信念渐渐失去力量，还遵循神意的先知只好沦为“愚人”。

  2.疯子与命运

   

  爱德伽本来不是疯子，是什么逼迫他成为“可怜的汤姆”？又是什么使得他重拾身份，获得新生？是命运，命运假借人之手，操纵着只有自己能够看懂的游戏。整部李尔王里，命运都能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却又不可捉摸，不可依赖。

   

  爱德伽本来是一个有身份的上等人，他是大臣葛罗斯特伯爵的“合法的儿子”，在接下来的剧中“合法的爱德伽”成为他名字的代称。他第一次出场时遭爱德蒙欺骗而被迫逃亡。作为“合法的儿子兼继承者”，他本不应和法律秩序分开，他应该有和自己身份匹配的理智和城府，但是他没有。后来他丢失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伪装疯癫，这时他却成为一个有理智与克制力，行为果断的成年人。命运制造疯狂，它本身亦是疯狂。疯子汤姆可以说是命运的代言人，他从平常的轨道滑落，在失常中失去了自我（爱德伽），成为没有自我的人（可怜的汤姆只是一个代号，他丢失了自我的名字，身份等一切）却又被命运拽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

   

  这种（身份——内在），（表——里）的错位，其实也是命运不可信的依据。

  3.神意与命运的矛盾

   

  彼此矛盾的神意与命运同时降临到李尔王身上，这使他变得疯狂。李尔王的疯狂不同于愚人的大智若愚，爱德伽的佯疯避祸，他是用疯狂来逃避痛苦。

   

  李尔王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人，而是一个浪漫的人。最初他凭借语言便相信自己的两个女儿，是因为他相信纯粹的爱是可以存在的。他相信人爱另一个人是可以毫无保留的，他相信女儿说出的话便是真实。他不是愚蠢到意识不到谎言，而是没有“女儿可能欺骗自己”的概念。所以对于肯特的怀疑（虽然是出于忠诚的怀疑）他勃然大怒，对于小女儿的有所保留的爱他拒不接受。他也许天真，但并不愚蠢。这样的李尔王，正是神意的忠实信奉者，所以愚人会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但是当他在暴风雨中醒悟到自己真的被女儿背弃，自己的爱与牺牲只是被利用被辜负时，他不堪痛苦，清醒地疯狂了。这是命运的捉弄，他也在这时遇到了“可怜的汤姆”，于是，疯狂地李尔王，可怜的汤姆，愚人会合了，他们在山洞里做出了全剧最惊心动魄的对话。这对话看似疯癫却又有着内在的张力，这是人在命运与神意夹击下的痛苦呐喊，是人心力量的碰撞。

   

  可以说，李尔王的的精神世界是在这里完成了从神意到命运的转变。开始时他是世俗意义上的王，他被世人仰望，被女儿巴结，他不知道人有表面的伪装和内在的不为人知的心思两部分，他是完全相信人伦，持有“绝对的爱”观念的人。他是表象的人，是秩序的，道德的人，是有坚定信念的人，同时也是有权力的，有地位的王者。他是神意的忠实信奉者。而现在，他是世俗眼中的疯子，不被世人理解，被女儿抛弃，他终于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区别，他要诅咒欺骗他的女儿，他变成了悲剧意义上的人——真实的人。他被迫接受命运的挟持。

   

  神意到命运的转变，就是从日神到酒神的转变。因为“疯狂”（也即是尼采所说的醉态）才是直面人生。因为人生是痛苦的，悲剧的，清醒的人不可能战胜它们。所以李尔王用疯狂麻醉自己，同时嘲笑这些痛苦与矛盾，这不仅是暂时的解脱，也是在直面人生痛苦本质基础上的对生命的肯定。这是对生命真正的热爱—一种连同生命所必然包含的个体矛盾痛苦与毁灭一起的热爱。但问题是，李尔王并非像其他人一样佯装相信日神（神意），他就是日神，所以他的转变要承受了巨大的痛苦，这不仅仅是被女儿背弃那么简单，他失去的是自己的整个信仰（我们注意到，愚人无声无息的消失了）。他选择疯狂，他也不得不疯狂，这就是悲剧。“疯癫的尖叫是一切孤独者的尖叫”[4]，曾经坚信纯粹的人性如今却失去信仰的李尔王最终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的真实——小女儿，他彻底陷入孤独，于是他死去了。

  三．疯癫迷雾背后的莎士比亚

   

  创作《李尔王》时，莎士比亚人到中年，早年的浪漫理想被现实磨灭，而新的寄托还没有找到。莎士比亚是人文主义者，但英国的社会现实已经使他认识到人文主义理想的不可实现，这使得他悲愤苦闷却又无法可想，李尔王可看作他本人的缩影，他是一个理想破灭的理想主义者。“（从剧中）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传统信仰自身的坚不可摧，而是剧中善良的人，用自己的爱支撑着李尔以及葛罗斯特等老人关于天上存在着关注世事、维护正义的神明这样的天意观。不幸的是，这种维系信仰的努力却不断遭到现实的无情嘲弄。”[5]莎士比亚坚持人文主义，那些他认为是“外貌多么像一个天使！行为多么像一个天神！”的人，却不断在现实中给他打击，这不能不促使他向更深层次思考人类该何去何从。

   

  四大悲剧可以看做是莎士比亚这一阶段思考的结晶，如果说《哈姆雷特》关于“人将被引向何处”，《麦克白》讨论“人到底需要什么”，《奥赛罗》探寻“人与人之间能否真正了解”，那么，《李尔王》就提出了“人能否成为纯粹如一的人”的问题。可惜，上下求索的谜底是无解，他也只能借李尔王之口，发出徒劳却震撼人心的呐喊。晚年的莎翁与现实和解，这是妥协还是升华，我们无法评论，但这之前他在纸上留下“失态”的李尔王，让我们看到了疯狂背后的高贵，若愚外表下的坚定，以及人类对纯粹之爱永恒的疑问与追寻，也许这才是人类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所能把握的唯一真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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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武娟玲.《<李尔王>剧中的乞丐式疯癫》(J).宜宾：宜宾学院学报,2008(4).

  [2] 莎士比亚,朱生豪译.《李尔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3] 倪萍,《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天意观》(J).江西：江西社会科学,2008(9)

  [4] 汪民安.《福柯的面孔》(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5] 倪萍,《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天意观》(J).江西：江西社会科学,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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