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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不象的冯教授

  作者：沐风庄主 发布时间：2010-07-15 18:44:01

      我一直倾向于认为把冯友兰当成教中国哲学的教授就可以了，他的东西是属于哲学史的范畴，不能算是严肃的哲学范畴，对于近代中国哲学史的学术发展上很有研究价值，但哲学或者思想上价值不大。

  　　

    冯友兰的哲学史看透了，其实就是一个美国新实在论内容的洋人穿着中国哲学形式的古装玩意罢了，所以陈寅恪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最后其实是明扬暗贬，并明确提出了他的不同于冯友兰这种用旧瓶贩卖者洋酒的方法，而是所谓的“旧酒装新瓶”的观点。

  　　

    这样看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其实就是新实在论，“接着讲”是冯友兰《新理学》中的路数，对此当时提出深刻而严厉批评的就有洪谦与王恩洋。两位意见非常很值得重视，洪谦正是从自身的新实在论的逻辑哲学来批判冯友兰的方法论，并最终站在维也纳哲学立场上，认为冯友兰的这种哲学的方法论也是立不住的，洪谦相反却把冯友兰看作没用的魏晋玄学在传统中国哲学与诗歌的玄学上抬高，认为有其自身的一定意义。所以冯友兰的哲学史在哲学上最终被彻底判成了死刑，最后成了大家所公认为的搞成了个洋不洋，中不中，古不古，今不今的怪物并冠以哲学之称的可笑玩意儿。

     话说回来，我这样大批了一通冯教授，但对于冯友兰、熊十力他们这些搞中哲的学人有点倒是值得肯定的，是面对西洋哲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他们关注一个现代中国哲学所必将面临的问题：面对西方哲学知识方法论与哲学体系，中国哲学自身未来该如何建立起自身的知识方法论与系统的中国哲学体系。所以熊十力从佛学的《唯识宗》出发来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十力搞佛学其用意部分也是在此；其高足牟宗三与唐君毅晚年则分别从陆王与康德黑格尔来回应了这个问题；贺麟也是从宋明理学与黑格尔出发；而冯友兰则是从宋明理学程朱那出发，并结合西方的新实在论来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其精神与所做的工作在学术上也还是值得肯定得，解决好与否那是一回事。

     终究一生来看，冯友兰一辈搞的东西，要我下结论实质还是洋不洋，中不中，古不古，今不今。其实就是一锅煮，这个在学界大家都已基本上达成共识了。还记得当时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后请了冯友兰吃饭，就是弄了东西各种东东的一锅煮的菜给他吃，也算是讽刺这样的学人吧。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在政治上两次作风也颇为学界学人所病诟，而且如果从哲学与政治的二者关系来看，也颇能说明他哲学上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你从事政治必然有哲学上的根源，当然我认同冯友兰是个很真诚，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也是很要求上进的人，但是从他的两次政治经历就能知道他在哲学上肯定存在重大问题，完全的立不住。像海德格尔，施密特这样的大哲和政治家，他们也参与过政治，但是我们看他们一直到晚年有过悔意么？

  　　

     冯友兰其实对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两者理解都不是很深，所以研究西方逻辑哲学的大家如洪谦，金岳霖，胡适之辈都不怎看好他，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如熊十力，王恩洋，徐梵澄等对他评价也不高。

    对于中国哲学，相对的来说，能真正继承朱子道统的为马一浮，因为传统之学讲求“见道”，马一浮真是这样的见道之人，熊十力曾称他道高识远，徐梵澄在晚年的《陆王学述》中也称马一浮为传统宋学的最后一位大师。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哲学其学有变，鲁迅的弟子徐梵澄提出“精神哲学”也是一个中国哲学很好的进路。

   

  附：你如果一定要看哲学史，我可以推荐你去看看民国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其实钟泰本来也不想写什么哲学史，但是因为当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盛极一时，钟泰为了反驳他才去搞出个那本哲学史出来。钟泰算是王学的最后一位传人，而且在小学，诸子学，宋明心学与理学涵养极深。以前最早的有万有文库出过的，现在再版的很多。其他的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也都可以当中国哲学史来看。

  　　

  　　你要真想了解中国哲学，我就不建议你看什么哲学史，哲学史本来就是西方人搞出来的东东，尤其自黑格尔后，哲学史的规模与体系更是蔚为大观，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没有哲学史，有的只是先秦诸子，魏晋玄学，汉唐佛学，宋明心学与理学这一类的哲学，你要想了解中国哲学，一窥其要旨，就在这些著作中好好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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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史》：联结中美韩的学术纽带 文/彭靖

  作者：名字写在水上 发布时间：2014-03-11 01:48:28

  2012年12月20日，朴槿惠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爱好阅读、书法，很喜欢中国哲学。她曾在多种场合说过:“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学术著作，为何会对一位外国总统产生如此影响，它的写作与翻译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

   

      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1912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8年毕业。1919年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系统学习西方哲学。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历任河南中州大学教授、广东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曾多次修改博士论文，最后中文定稿易名为《人生哲学》，于1926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8年暑假，罗家伦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开始在北京组织接收清华的领导班子。冯友兰接受罗家伦聘任，转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校务秘书长。冯友兰走马上任后，便全力以赴协助罗家伦从外国人手中夺回清华主持权。

   

      通过对清华的改造，冯友兰在这所中国人办的高等学府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他在1929年9月起担任哲学系主任，1930年6月出任文学院院长，1935年6月起任文科研究所所长兼哲学部主任，并在罗家伦和梅贻琦两位校长离校期间，先后两次“维持校务”(即代理校长职务)。从冯友兰参与接收清华大学之日算起，到1949年9月23日被革去在清华的一切职务为止，冯友兰一直是清华园中权力仅次于校长的第二号人物。

   

      尽管行政工作繁忙，冯友兰仍坚持不懈地在课堂上和著述中继续会通中西方文化，在30年代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1931年2月，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书名为《子学时代》)作为“清华丛书”最早由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1933年6月，名为《经学时代》的下册杀青，1934年商务印书馆一并出版了上、下册两卷。该书的内容上始于先秦孔子，下迄于清代经学，出版后不仅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

   

      《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陈寅恪曾评此书以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由此可见，此书基本架构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随着该书英译版、韩文版的出现，它逐渐成为西方及东亚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读书籍，也包括热爱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韩国总统朴槿惠。该书后来作为多所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冯著《中国哲学史》下册在撰写之际，先后遭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以及“五三一”溏沽协定签订的不同阶段。当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践踏着东北、热河等大片国土，华北业已危在旦夕，如何唤起国民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凝聚国人的文化认同感，已是刻不容缓。冯友兰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哲学史料中，究根寻源，以一千多页的篇幅成功使“在形式上无系统”的中国哲学各家各派展示出其哲学的“实质系统”。《中国哲学史》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光明面，而国人通过阅读该书，重新认识和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构建其历史记忆和凝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中国哲学史》不仅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通史，还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尽管中国哲学界对冯友兰的评价呈两极化，但对《中国哲学史》的评价存在惊人的一致:在目前所有中国哲学史著作中，还未能有任何著作能在整体上胜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此外，冯友兰还有两部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之精神》流行于欧美。《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于1948年由麦科米伦公司出版。虽然该书在篇幅上远逊色于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但其内容写得精粹透彻。正如作者在晚年出版的自传:《三松堂自序》一书中介绍:“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写了一部讲稿，于1947年离开纽约时，把它交给的麦科米伦公司出版，书名为《中国哲学简史》，后来有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译本，直到1984年才出中文本。差不多同时，我的《新原道》的英文本也在伦敦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冯著英文本出版以来，不仅为西方学者广泛使用，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自己早年求学经历时，特别提到他对1937年英译本的感激之情:“从30年代起，我对英文字汇就相当用心。历史这门学问的字汇要比其他专业的字汇广而多样，但中国哲学、思想方面字汇，英译的工作困难较大，并非历史学人所能胜任。所以七七事变前夕，我以15元的高价在东安市场买了刚刚出版的布德英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奔波流徙中始终随身携带。没有它，中国哲学史的字汇英文很难‘通关’。布德这部英译‘杰作’大有益于我在海外的中国通史教学。”(《读史阅世六十年》)。

   

      卜德与《中国哲学史》英译本产生过程

   

      冯著《中国哲学史》英译本于1937年由北京法文书店出版，下册英译于1953年出版，是最早被译成英文的中国学术名著之一。前后两册出版时间相距16年，主要是由于中日战争和政局动荡，但也有许多曲折和感人的故事。上、下册的译者均为从小出生在中国，后来成为美国著名汉学家的卜德(Derk Bodde)。

   

      德克·卜德，1909年出生于上海，父亲为荷兰人，母亲为美国人。1919年—1922年，卜德的父亲在上海一所大学教书，他也因此在上海度过了4年美好的少年时光。1930年他由哈佛大学毕业后，继续留校攻读汉学方向的研究生。1931年—1937年，他作为第一批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研究生来北京留学，从此在北京又度过了6年的时光。

   

      如果说1919年—1922年期间他出生于中国并度过少年时光，主要是培养他对中国的亲近情感和语言训练的话;那么在1931年—1937年期间，他进一步走进中国的生活环境，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学术氛围中，接受长达6—7年的系统汉学专门训练，无疑对他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并在后来以独特的风格来研究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段时间的专门训练，决定了他将作为一名职业汉学家一生与中国结缘。由他翻译的冯著《中国哲学史》，至今还是许多国家通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而他与冯友兰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交往与个人友谊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卜德来中国主攻的科目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制度史，所以他一到北京首先就去拜访冯友兰，在清华旁听他的课程。

   

      据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我在清华讲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一个荷兰裔的美国人布德(作者译:卜德)，在燕京大学汉研究生。他的名字挂在燕京，但是来清华听我的课程。那时候，《中国哲学史》上册，已经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布德向我建议说，他打算用英文翻译我的《中国哲学史》，请我看他的翻译稿子。他翻译完一章，就把稿子给我看一章。到1935年左右，他把上册都翻译完了。那时候，有一个法国人(魏智)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贩卖西方新书的书店，名叫‘法国书店’。他听到布德有一部稿子，提议由他用法文书店的名义在北京出版。布德和我同意了，他拿去于1937年出版。”在《三松堂自序》中还记载，卜德的译序写作时间是1937年5月18日，离卢沟桥事变不到两个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冯友兰随清华向内地南迁，卜德则到欧洲的汉学研究中心，莱顿大学继续攻读中国哲学博士学位。《中国哲学史》下册的翻译工作只能暂时停滞。

   

      抗日战争结束后，机会又来了。冯先生回忆说:“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我在昆明接到一封从美国的信，信是翻译我的《中国哲学史》的布德寄来的。……这封来信说，他已经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中文教授，并且已经向洛氏基金会请得了一笔款项，基金把这笔款项捐给了那个大学，那个大学就用这笔款项请我去当一年的客座教授，任务是讲一门中国哲学史的课，其余时间继续翻译《中国哲学史》下卷。大学在9月1日开始上课，请于9月1日以前到校。我回到北京，已经是7月底了。当即筹备出国，于8月初到上海，乘船于8月下旬到旧金山。……到1947年暑假，布德的翻译工作没有完成，但是我的任期已满，不得不离开。”翻译工作不得不又一次中断。

   

      1948年秋，卜德获得美国富布莱特奖学金，作为访问学者再次来到北京，下册的翻译工作再次得以继续。当时中国正处于大变局时代，冯友兰和布德的合作注定还要经历一番波折。冯先生继续回忆说:“布德住在北京，经过平津战役，在围城之中，继续他的翻译工作，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已经翻译完毕。他看见中美关系不好，恐怕交通断绝，就带着稿子回美国去了，此后音信不通。一直到1972年邮政通了，我才知道，这部《中国哲学史》英文稿，包括以前在北京出版的那一部分，都已经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作者注:实际应为1953年)出版。”冯友兰大约未必知道，其大著的英译本自出版后不断重印，直到1983年已经印刷了第八版，韩文版则于1977年出版。

   

      1978年10月，以余英时为团长的美国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卜德是成员之一。据余英时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一书中记载:“卜德对冯友兰没来感到非常失望。自从代表团组建以来，冯友兰就是他最想见的人。尽管我们反复请求，但冯从未露面。可能因为他被指控卷入江青的政治集团。在代表团结束行程回到北京后，曾第二次试图见他，但也失败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两位合作者才于30年后再次见面。1982年9月10日，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卜德应邀出席，双方关于中国文化的交流甚至争论依然坦诚。

   

      2012年7月，《冯友兰自述》(中文版名称《三松堂自序》)韩文版由韩国熊津教育文化有限在全球正式发行。这本书是冯友兰晚年回眸自己学林春秋的自述。历尽百年沧桑之后，冯友兰以一种淡定的态度，娓娓道来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同时也展现了作者面对那个西风落叶的时代所怀有的心态，以及同一时代，一批学人轻舟激水、奋发图强的精神。本书韩文版的出版引起了广大韩国学者的关注。

   

      冯友兰哲学思想影响朴槿惠

   

      冯著《中国哲学史》韩译本诞生于1977年，由韩国莹雪出版社出版，翻译者为郑仁在。

   

      朴槿惠出生于韩国大邱市，父亲朴正熙时任韩国陆军本部作战部次长。朝鲜战争结束后，朴槿惠随父母搬到汉城。朴槿惠的母亲陆英修，曾在“伪满州国”生活过，会说中国东北方言。受其母亲影响，朴槿惠从小略通汉语。1961年，朴正熙成为韩国第五任总统，他们一家人搬进总统府青瓦台。

   

      由于母亲对他们家教很严，朴槿惠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不同。母亲常常对少年朴槿惠和妹妹、弟弟下达各种“禁止令”，要求她们出门时必须自己坐公交车。朴槿惠在幼年时就被母亲送到外婆家去住，以方便她自己上下学。受到家庭的严格教育，在初高中阶段，朴槿惠的考试成绩一直都是班级排名第一。对于母亲的教育理念，姐弟三人后来都心存感激。父亲朴正熙知道女儿酷爱读书，又喜欢中国文学，便给她买了一本韩文版的中国名著《三国志》，朴槿惠得到此书后入了迷。

   

      1974年，朴槿惠由西江大学电子工程学专业毕业，志向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或学者。正值她留学法国之际，随着母亲遇剌身亡，之后的几年中父亲又遭枪杀。27岁的她带着年幼的弟妹离开青瓦台，开始从天堂到地狱的生活。接踵而至的是，曾经追随她父亲，信誓旦旦要毕生竭力忠心效力的人们，也都纷纷选择逃离、背叛，甚至是中伤、诽谤和侮辱。面对各种不堪的现实与外界的批判，她决心不再参与政治，选择长达18年的隐居生活。

   

      朴槿惠在读书、写作中度过这18年隐居生活。读书让她找回内心的安宁、沉静，不仅提高了自身修养，拓展了她的思维深度，也让她到达新的人生境地。她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那段时间我读了《法句经》、《金刚经》等佛教经书和《圣经》，也读了东方哲学的有关书藉以及《贞观政要》、《明心宝鉴》等。我将这些书放在床头，以便随时可以拿起来阅读。”当然，所读书中对她起决定影响作用的，还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朴槿惠热爱中国哲学，尤其钦佩中国的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韩译本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

   

      朴槿惠在一篇回忆录中说:“二十多岁时，我曾面临难以承受的考验和痛苦。父母都被枪杀，曾经信任的人离开，连呼吸都觉得困难。当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她还曾这样表达:“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的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蕴含着正直、坚强的人类道义和战胜这个混乱世界的智慧和教诲。”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涉四百余年的子学时代，下及二千余年的经学时代。全书集哲学之大成，集历史长河的思想为一体，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中国哲学史，也是一部治国安邦的思想史。其内容渊博宏阔，严谨深厚。有学者称其为“可比肩于史学巨著，如司马迁的《史记》，饱含‘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价值;也可比照于司马光《资治通鉴》，有治世辅佐的历史和现实功用。”

   

      写作，不仅让朴槿惠的业余生活格外充实，也让她成为一名学者型的政治家。迄今为止，朴槿惠一共出版过七本书。这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是她的日记集《以苦难为友，以真实为灯》、散文集《点滴的人生》，和她的自传《在绝望中成长，在希望中前进》。

   

      受冯友兰哲学思想影响，朴槿惠有独特看待和分析事物的人生哲学。基于这种哲学素养，她才展现出超强的自控力。她的这种素质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具备的，这是卓越领导人才具备的优良素质。多年来，她一直是走在思考路上的人，不仅思考自己的人生，更加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她依然用美丽的眼睛来看待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她依然深爱着大韩民国的国民们。”

   

      许多学者分析:朴槿惠本身喜欢中国文化，也有很高的汉学造诣。朴槿惠上任后，有可能在文化交流层面为中韩两国关系打下基础。中韩两国关系日后有望通过文化领域向经济、政治领域进一步推动。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3-7。作者：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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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心安神

  作者：yiweihuy 发布时间：2007-06-09 14:59:27

  起初看这本书是朋友推荐的，当时的自己感觉大学生活实在是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虽然自己从大一直到大三一直在看书，但感觉自己看的书是没有目的的，是一种逛街似的看书，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当自己要为以后的生活开始打算的时候，就想看几本对自己以后人生的道路有路标作用的书，于是哲学成为的首选，向同学征求了一下意见，中国哲学推荐的是冯友兰的那本简史，西方的推荐的是罗素的《走向幸福》（这本不算是哲学吧，总之是相关的东西），但自己看了简史之后发现上面所说的都是总结性的，那种感觉是给已经了解中国哲学的人写的，一个提纲挈领的总结，自己看不懂，转而看了《中国哲学史》

  这本书中就像前面的两个书友说的那样，几乎是文言文，而且充满的大段大段的原文，很多地方很难懂，但是这也正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作者已经给你跳出了能够反映本质的语句放在那里，要你自己去读，去体会，我的感觉是看过这本就不用去看原著了，呵呵呵...

  再说看的时候自己感觉真的是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如果是以看小说的心情去看的话，估计是很难读下来。 烦躁的时候如果能读下去，立刻就会平静了，真的有宁心安神的功效，哈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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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泛写点感想

  作者：竹直梅孤 发布时间：2011-07-15 23:55:14

  虽然对比较重要的著作（或者说我觉得大概读完很快就会忘光的著作），我都争取写点豆瓣书评，但是看其他书评时，很遗憾地，抚掌会心一笑时少，对着屏幕咬牙切齿时多。

  在内容本身而言，其实儒墨道法这些基本观点大家都并不陌生，尤其是当年有位在相关领域著作颇丰的老师曾经花了半个学期大加发挥天地阴阳和作息时间以及生男生女的关系~~（好吧，我承认其实我语含讥讽）。

  或许如同看名著改编的电影或者重拍的动画片一样，过去一直在思索这么做是否是对宝贵生命的一种浪费，近年才发现这种时候往往能更清楚的发现结构，铺排和细节间精细的韵味，正如学生上课与老师听课间的微妙差异。

  上半册全文中，特别绪论深得我心。相对于西方史学界一直对真实是否存在争执不休，我个人更喜欢这种承认实际存在的历史同时有与之平行或者交错的叙述史的二元论历史观。同时，在处理由与西方学科分类系统不同的路径发展来的中国思想史时，先生提出的哲学史只是按西方哲学定义把中国思想梳理一遍，特别是可以按中国分类去写西方诸子史，西方经学史这个说法深得要义。之所以整理成西方哲学史只是为了方便交流，未见得比传统分类有何高明之处。

  上半册从先秦梳理到董仲舒，以诸子为核心，相比之前诸人，能系统的有意识的利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如黑格尔的矛盾三段论，边沁的功利主义等等无疑是一种推进，从中可见比较哲学的雏形，可惜后来的发展多拘泥于简单的比较，很少能从比较中获得除了“我们领先西方xxxx年”这种空洞的自豪感之外的洞见。同时很多注也都体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如对梁启超评价先秦思想繁荣原因，人民生活空前痛苦，作者即认为中国历史根本无时无刻人民均水深火热，此理由无法成立。

  对辩客的白马非马啥的理论一直只闻其名，终于有机会有一个全面了解了。

  闲话不表，后面我不太理解的是，1，虽然在绪论说的明白，实际写的过程似乎很难贯彻写作意图，很难明白婚礼，祭礼啥的形式和哲学哪个门类有关，作者究竟是跑题了还是留给大家思索的空间。

  2、关于易经里说的按照某卦发明了农具，按照某卦又发明了船，我怎么觉得这么不靠谱呢~~~应该只是后人附会吧，我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实际需要刺激慢慢一点点改进出来的。

  3、同样如上，我很难想象周公跟其他几个人凑在一起商量几天就能把周礼那么繁复详尽而且持续高效运行几百年的体系凭空编出来~~

  下半册自董仲舒开创独尊儒术之时代始，历数两汉之古今文经学之争，魏晋南北朝之玄学佛学，唐朝之佛学以至宋明理学，最终以康有为等人为中古时代之结束。中间各种图表，各种解释固无一一细论之必要，其实我很怀疑为什么要对诸如董仲舒的天地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之类的东西详加描写。但是魏晋以至唐朝的佛学确实是能展示作者深厚学术功力之处。对佛学的一点浅薄理解多半来自古龙武侠小说的“手中无环，心中有环”至于阿赖耶识就只能想起沙加和婆罗双树园，这里对玄奘、天台宗、华严宗等的介绍让我第一次触及了这个思想系统。同样还有整个宋代的理学心学之争，对理学和古希腊哲学的对比正符合了作者在绪论中讨论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思路。我之前一直以为形而上是根据书名译来的神作，现在才知道和理念一词一样，都有深刻的中国思想基础。朱子之理和柏拉图之理念似乎差别极为有限。

  杨朱篇里讨论人生苦短，刨去老年小孩吃饭睡觉就更剩不下几天的计算好有读者体的感觉啊。

  阴阳家在秦汉影响力甚大，作者以为是秦灭六国为历史不曾有之事，使人充满对自然的征服心。让我不禁想起二十世纪初叶的英美，维多利亚时代的强烈乐观主义。

  三篇审查报告，分别由陈寅恪金岳霖先生执笔，讨论中间大师风采展露无遗。谈到人生理想方面的话题更是亲切。~~~尤其是大家特别就冯先生导论中的“中国”与“哲学”两者间关系问题展开讨论，陈先生对文化输入与吸收方面的见解远在川端康成写出“我在美丽的日本”之前啊。而金先生对论理的讨论无疑和他深厚的逻辑学基础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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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有真意——读《中国哲学史》

  作者：微夏光年 发布时间：2015-11-27 14:44:04

       这本书断断续续读完历时三个月之久，起因是工作。中间因事中断，又拾起来，比一直读更艰难，但每每拾起是想让自己做事有始有终。

      本书是冯先生梳理中国哲学的思想脉络之作，基本按时间序列排列。上部为子学时代，自孔子至淮南王；下部为经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以董仲舒思想之立而划分。全书以古文为主，梳理哲学思想时，采用的是引原文再批注的方式，对比各家异同，同时还与西方哲学思想进行了对比，因此读起来较为费时。读上部时手边都是老庄孔孟附翻译的原书，边查边看，力求精读；下部跳过了谶纬及象数还有太极八卦之类的，隋唐佛学、阳明心学以后打算继续找书细读。如果想提高古文阅读理解能力，又想梳理一下中国哲学思想，同时有足够的耐心和专注，推荐本书，否，则可以选择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是这本的精简版。

       本书读完后，梳理了我混同已久或者尚未确立的概念：

       阴阳家：

       研习古代术数中“天文”、“历谱”、“五行”，认为天道人事相互影响，理论化后加以想象，对天然界和人事界作出种种推测。如驺衍。自立之日起便有与一部分儒家混合的趋势，至西汉，经师皆采用阴阳家之言说经。

      道家：

      老庄思想，司马谈称道家为道德家。

      道学：

      宋明道学，也称新儒家之学，因韩愈提出“道”字，有道统之说，故又称道学。受佛学影响颇深，道学家在儒家典籍中找寻问题的答案，欲使人以儒家的方法成为儒家的佛，在人伦日用中修成，故虽援引佛入儒学但仍排佛。及至北宋，又有道教中一部分思想加入。

      道教：

      阴阳家写儒家一部分经典（如周易），附会道家学说，成为道教。主要是以阴阳家的宇宙观，加入求长生的人生观，并以阴阳家对宇宙间事物的解释，作为求长生方法的理论，东汉末兴起，南北朝与佛教对立。

      名家：

      辩者，因其学说全在所谓名理上立依据，如惠施、公孙龙（皆是庄子文中人）。

       玄学：

      自王充后，至南北朝，道家之学益盛，当时称为玄学。虽然宗奉道家，但一部分人仍推孔子为最大圣人，奉其学说为正统。玄学的经学，是以道家学说解释儒家经典。如王弼、郭象。当时谈玄之士，认为老庄及佛学本无二义，多有以庄学讲佛学，谓之“格义”。

      中国佛学：

      产自印度，冯先生总结了三点中国化，一是给佛学所谓空加以解释，使外界为“不真空”，符合我国对世界的实在论认知；二是认为佛的境界并非永寂不动，而是所谓“寂而恒照，照而恒寂”；三是认为人人皆有佛性，可有“顿悟成佛”。

      程朱理学：

      道学家中，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之大成，朱熹自成理学一派。

      阳明心学：

      始于二程，立于象山，成于王阳明。

       汉学家：

      认为宋明道学家讲之经学混有佛老见解者，故欲知孔孟圣贤之道真意，需要求之于汉人经说。实为道学之继续。

        儒释道，是我国宗教上三大家，而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三者也不断地相互影响甚至融合，其实归其本质，都是在探求精神的皈依和平和，殊途同归。诸子百家读起来是最让人心花怒放的，那个时代的灿烂思想一齐迸发在你眼前，而我独爱庄子的飘逸；而后出于大一统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无法再现那个时代；后来土生土长的道教、外来的佛教，又给了思想新的灵感；儒释道三家齐聚后，就开始慢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再后来，却无法成新意，也无法成系统，只能归于平静。到现在，你可以说出哲学老师、哲学教授，但是中国的哲学家呢？当然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愿请赐教。

       此书内容颇多，感想有限，值得珍藏和多读，对于专注力的培养非常有效，同时可以平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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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哲学角度看国人的文化自觉

  作者：星尘 发布时间：2021-05-03 16:31:21

  《中国哲学史》大概是我目前为止看过的书里面，最难啃的一本，无论是它长达八百页的厚度，还是它关于哲学的内涵，都决定了这本书读起来不会很容易。

  

  再加上冯友兰先生在完成这本书时，旁征博引，将大量的史料原文直接呈现在书里，这对于我们读者而言，绝对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同时如此大的信息量也让我们对先生的哲学储备叹为观止，要知道这本书不仅关于哲学，而且它还是“史”，是“中国哲学史”。这样一个玄妙而又全新的课题，到底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

  01.古代中国有哲学吗？

  要想阐述中国哲学史，首先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明，那就是中国有哲学吗？

  哲学这个词当然是一个舶来品，起源于外国。那是不是意味着哲学也是外国所特有的呢？既然冯友兰先生能洋洋洒洒完成一本《中国哲学史》，那这本书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古代中国当然是有哲学的。准确地说，早在哲学一词诞生之前，古代中国的先哲们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了。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文学也是如此，早在文字诞生之前，文学就已经产生了，

  无论是文字还是哲学，都只是一个人造的名词，而非思想的滥觞。

  证实了古代中国是有哲学的，这本《中国哲学史》也算是师出有名了。但紧接着又有一个问题来了，那就是该怎么编写中国哲学史呢？古代先哲的哲学论调固然有之，然而那些历史史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这给今人解读古代哲学增添了很大的难度，更遑论编写哲学史了。

  抛开史料之外，还有一个难题困扰着企图编写中国哲学史的人们。那就是西学东渐的趋势。哲学一词起源于西方，而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西方哲学也一直被视为是哲学的中心。

  

  因此在编写中国哲学史时，很容易会受到西方哲学的干扰，这样一来，所编写的未必就是客观的中国哲学史，很有可能就成了西方哲学之东方映射。

  如果是这样，拿西方哲学思想在古代中国先哲思想中按图索骥的话，得到的结论恐怕会让中国哲学沦为西方哲学的附庸……

  由此可见，想编写中国哲学史，实在困难重重。然而冯友兰先生的这本《中国哲学史》自出版以来就被奉为经典，至今依旧无可超越。因此即便它难懂，可只要得其皮毛，对于我们读者而言就已经受益匪浅了。

  02.中国哲学史

  既为中国哲学史，那显然不仅要紧扣哲学这一主题，同时还要以史的形式呈现出来。

  《中国哲学史》基本按照中国古代社会的时间更迭顺序为轴，以此论述了各个时间节点，古代先哲（或称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

  在本书的开头，冯友兰先生先以哲学这一西洋名词切入，阐述了哲学研究方法以及各种性质。同时还开门见山地指出了中国哲学的缺点：

  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

  但同时冯友兰先生也指出

  ，

  此点亦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为，非尽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能。

  在本书中，中国哲学史自孔子讲起，这并不是说在孔子以前，古代中国就没有哲学，而是孔子率先将哲学变成了一种有系统的思想。

  自孔子始，诸位先秦思想家均有各自的哲学学说，因此均可以称之为哲学家。百家争鸣的局面见证了先秦文化之繁荣，同时也见证了先秦哲学之繁荣。

  同时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也基本为之后历朝历代的哲学思想奠定了基调，此后的哲学家们即便有新的哲学学说，大多也都由先秦学说阐发而来。

  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史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的高潮。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局面呢？为什么之后历朝历代的哲学发展，都再也无法达到先秦时期那般发达呢？书里面给出的理由是

  “上古时代思想言论之自由”

  。自秦朝建立以后，历朝历代的哲学家们再也得不到像先秦那般思想言论自由的氛围了。

  先秦时期，中国哲学史最为灿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以及其他学派的学说中都包含有哲学的成分，它们与西方哲学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孟子哲学中曾有关于人与宇宙关系的论述，透漏出神秘主义的倾向。

  秦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主流，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开始有较完整的规模，《易传》及《淮南鸿烈》中所说是也。

  秦汉之后，佛学以及道学的兴起将中国哲学带入了新的时代，八卦方位、阴阳之数、象数之学这些全新的概念也随之出现。这些在当今看来或许有迷信之嫌，然而很多科学就是在这些迷信中产生的。

  南北朝之玄学，隋唐之佛学，宋明之道学以及明代之心学、清代之汉学，这些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史的多种表现形式。这些思想无论有无新见，均需依傍古代哲学家之名。

  中国哲学史以清代作结，新时代的中国哲学还处于形成和创造之中，尚无卓然能自成一系统者，因此这本书以经学时代（董仲舒之后至清朝）之结束终焉。

  03.国人的文化自觉

  无论能不能具体看懂中国哲学史各个时期的哲学理论，读完《中国哲学史》之后，最起码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哲学思想的脉络和发展，而不是迷失在西学东渐的思想风暴之中。

  诚然，即便我们明白中国哲学古已有之，思想文化并不逊色于西方哲学。但在当下，西方中心论依旧是多数人的共识，无论是在哲学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对于这一问题，刘擎老师在新作《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中有详细的论述。

  

  所谓西方中心论，指的是一种思想偏见，将西方历史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或标准模式，将西方的观念、理论以及价值看作优越和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

  这一论调是随着西方国家的崛起而兴起的，但同样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中心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甚至这种批判在上世纪70年代就逐渐居于主流。

  然而这种对于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以及“中学西渐”的文化趋势容易让我们国人走入另一个误区，那就是“东方中心论”。

  正如刘擎教授所说，“西方中心论”的谬误不在于“西方”，而在于“中心”，我们需要反对和批判的是一切形式的族群中心主义，从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平等、尊重和相互学习的关系。

  要想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是“

  文化自觉

  ”精神。文化自觉的理论由费孝通先生提出：

  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它化。

  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具备文化自觉的精神，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冯友兰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就可以帮助我们国人进行一次哲学角度的文化自觉，借这本书，我们能明白中国哲学的来历、形成过程以及它发展的趋势。了解这些并非是复兴古代哲学，而是让我们正确地看待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从而摒弃中心论，能以一种平等、尊重的姿态接受不同的文化。

  这一点适用于哲学方面，同样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文化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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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气息扑面而来，适合拿来掉书袋，提高学术写作。和高阶10互补起来用很好

  作者：氵丶丿丶丨丶丨 发布时间：2022-10-09 23:26:34

  虽然牛津高阶词典有标注学术词，但太分散，例句少，偏日常，不够学术范。

  本词典是第一本为英语非母语的人士所编的学术词典，例句丰富地道，水平很高，适合准备提高学术写作的人士。

  例句没有翻译，有人说是个遗憾，但对于这个阶段的读者来说全文翻译反而太累赘了……

  与其花时间在一些大词冷僻词堆砌、佶屈聱牙、貌似高深实则思想贫乏的雅思GRE高分范文上，不如静心仔细钻研诵读这些地道的学术语库原文例句，读过后感觉口齿留香。

  在购买英语词典方面，中国消费者是很幸福的，我们能以比原版便宜很多的价格购入原版内容。

  计划一年内通读此词典，希望她能助我雅思写作考8分一臂之力！

  相比高阶10，学术英语词典例句更加书面，内涵深刻，学术气息扑面而来，适合拿来掉书袋，提高学术写作。 喜欢。

  唯一不足是纸张和印刷的质感没有高阶十好，差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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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避：与荒原狼相关

  作者：joesy 发布时间：2013-02-22 11:28:33

  我觉得难过。

  生活并没有什么大波澜，但我还是难过。不是难过与它的平静与无意义，而是难过我面对这样平静与无意义的生活居然如此无动于衷。其实我并不期冀波澜，因为我害怕生活的本质。一边讨厌自己怯弱，一边讨厌自己平庸，就这样表面平静的日子又过去了许多。

  我却依然什么都没得到。

  我总是鄙薄别人，瞧不起平庸的人们，甚至，我觉得连他们的悲哀也是平庸的。当时我忘记了我自己的平庸，我不但无视之，还视之为谦卑。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我鄙薄的并非是平庸的他们，而是某一部分的自己。这一部分的猖狂是人性弱点的猖狂，我因此而不齿、因此而掩饰。“快去死吧，”我对他说。“若你不快点消失，就让我来杀了你。”

  我时常感受到人生的无意义，并时常感到别人的人生的丰富或凋敝。我会像荒原狼一样，鄙视所有人，而我最先鄙视的，便是我自己。（鄙视这词或许不恰当，只是心存某种优越感而已）我嘲笑他们的不思考，嘲笑他们盲目地活。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并没有不思考，只不过他么思考的样子我没有看到罢，正如他们没有看到我思考那样。但很显然，他们并没有鄙视我，思考与不思考又有什么两样呢？思考与不思考的人们，若是没有被别人看到，那多是没有站出来反抗罢了。再说到底，为什么要被人看到呢？被人看到——便是人的价值。

  我与他们一样，不敢站出来反抗。我们只会喊口号，我们只会假装，最后我们还是不愿承担责任，我们还是选择逃避。有时候想一想，我会觉得这样的选择悲哀至极，但自由人说，你不论选择了怎样的活法，都会有遗憾的。没有人是错的，只有我们的意识是错的。遗憾和悲哀不能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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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书章句集注》读书报告

  作者：项平 发布时间：2021-06-01 16:06:31

  这是给陈声柏老师《“四书”选读》课程写的期中作业，ddl竟在儿童节。前一天晚上，还在喝着啤酒吃小龙虾，今早朦朦胧胧爬起来做了一半，剩余部分在下午写完。因此，这篇读书报告真的很水……

  [

  前按

  ：这学期选修《“四书”选读》课，主要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为阅读底本，于古典注疏传统中，按需比照赵岐、孙爽（《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焦循（《孟子正义（全二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等注家，继而部分对读了杨伯峻《论》《孟》两册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中华书局1960年版）。参考相关今人专著，则不在此一一列出。近半年来最大感触是，晦庵云“汩没于章句训诂之间，黾勉于规矩绳约之内”（《答陈抑之》），又曰，读书“如与古人对面说话，彼此对答”（《答张元德》），如此一前一后，自己到底两头不沾，顶多操纵某些“掮客术”，搬运资料，争做巴尔扎克口中庸人（mediocre person），应付了两次小组主题发言。首次发言，协调小组成员，以京都学派“唐宋变革”为立论之据，企冀爬梳“理学转向”的某些根底，然失之支离，没有什么建树；第二次发言就在上周，通过构建传教士对“四书”系统的译介语境，与其对19世纪德国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思潮的影响，来表达中西思想传播的复杂局面。究其理据，往大了说，其实皆不满于中国古典文献的“旧学”体系，有意识无意识，都想跳脱出来。但这显然并非轻易而能为之。这篇读书报告便实则旨在部分回顾自己的阅读历程，粗粗整理，也算是完成作业。]

  

  小组主题发言课堂一角（5.25）

  《四书章句集注》之成书

  南宋绍熙元年（1190）于漳州，朱熹刊出《四书章句集注》凡19卷。其间版本流变，话题庞杂，并非此读书报告处理的重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

  经部总叙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认为曹魏时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而至五代、北宋其间孔、贾、啖、赵及孙复、刘敞，“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

  [2]

  ，而“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据此中清时期官修目录学体系对朱子之学的思想史定位，便可分出后人意见之岐正。与之相较，程朱学在东亚数百年之流衍，于今日亦已为学界重要话题。

  这一注本，分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及《孟子集注》14卷。《大学章句》部分沿袭了“伊川本”对《小戴礼记》中《大学》一篇的编排，分出“经”“传”，认为“经”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又据己意编出“格物致知补传”一则，置于文中

  [3]

  。《中庸》则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言内之意，即发明了由孔子经曾参、子思传至孟子，复由二程和朱子本人继承的儒家道统

  [4]

  。至于训诂，朱子认为“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然随文字学工作日渐完善，朱注愈遭质疑，又是后话。

  中华书局此版《四书章句集注》，据文前点校说明，以吴英、吴志忠父子本为底本，以清仿宋大字本校勘，避讳之处（如匡作正、恒作常、慎作谨、淳作厚、扩作拓等）一律不从，且不出校。

  “四书”与白鹿洞书院

  朱熹于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开始重建白鹿洞书院，被认为是复兴私人讲学的传统。书院时期，他自叹“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苦羡腾骞”（《白鹿洞讲会》）。陈荣捷认为，白鹿洞书院所授课程，代表朱子教学从一般儒家经典演进到四子书的一个过渡时期

  [5]

  。其中典例，是孟子地位的浮沉变化。在《白鹿书堂策问》中，朱子提出：

  孔子殁，七十子丧，杨、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后其说不得肆，千有余年。诸生皆诵说孔子，而独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号为以道鸣者。然于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无称焉，或尊其功以为不在禹下。其归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数子者，后议其前，或以为同门而异户，或无称焉，或以为大醇而小疵，而不得与之斯道之传者……是必有说矣。

  [6]

  黄俊杰则敏锐地指出，与朱子同时代的陆象山，也在讨论类似话题：

  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轲与焉。荀子去孟子未远，观其言，甚尊孔子，严王霸之辨，隆师隆礼，则其学必有所传，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轲，何也？至言子夏、子游、子张，又皆斥以贱儒，则期所师者果何人？而所传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轲、子夏、子游、子张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说，而举无足稽耶？抑亦有当考而论之者耶？

  依照黄俊杰的论述，思路之相似，实则呈现出孟子思想体系中的“单位观念”（unit-ideas）或“观念丛”（ideas-complex）在理学概念观照下的共同的重新发明

  [7]

  。另一方面，如同《左传》之“君子曰”，《史记》之“太史公曰”，两汉书之论赞，《资治通鉴》之“臣光曰”，朱、陆的史思，亦不出《春秋》以降的循“迹”以求“本”、垂“变”以显“常”的史义传统。

  [8]

  然而，仅基于观念辨异来疏通白鹿洞书院之于“四书”学的作用，大概不足。杨念群在《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中尝试以社会史与思想史加以沟通，是为新解

  [9]

  。该读书报告在此不另行做出展开。

  朱注：以《大学章句》为例

  朱熹在其开篇解释到：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10]

  通常认为，这反映了朱熹自道统出发而论“四书”次第的方法论，与正文部分“三纲八目”之划分与鹄的一脉相承，这亦是下文注解中，引“程子曰：‘亲，当作新’”，使己意明彰的先声。在定“亲”为“新”后（暂且不论其中争议），朱熹便能自如地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注为：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11]

  以“大人之学”释“大学”，这一解读广为后世沿用。关于“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句，历来有所争执。如果暂将旧学内部的讨论搁置，以18世纪传教士以基督教视野译介“四书”系统的角度出发，会对这一问题具直观感受。韩振华指出，“传教士们……在研读理学文献时发现，理学聚焦的‘理’‘太极’等概念在先秦原始儒学那里并不重要，而原始儒学经常提及的‘上帝’‘昊天’在宋代理学那里已几乎丧失了所有人格神含义……所以，即使主张‘适应’的耶稣会士，也强调区分原始儒学和宋代理学，他们编译《西文四书直解》时宁愿选用张居正的注释也不用影响更大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12]

  卫方济拉丁译本以ratio译“理”，在韩振华看来，这显然是循朱熹至张居正这一理解脉络而做出的处理。韩振华指出，ratio本为“比例”“比”义，在该经院哲学语境中，ratio普遍指称“正义之理”（recta ratio），经由启蒙运动，实则愈加指涉拒信“启示真理”的现代理性主义

  [13]

  。以此“自然神学”视角检视，则以朱子学问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系统愈显自然理性（natural reason）特征。因此，若依照耶稣会教士的理性视角，“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具有显然的启示神论视野。相关译介话题，这里就不再展开。

  对于朱熹对《大学》的阐释，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指出：《大学》则只是在形式上论说工夫纲领，不能作为儒学道统的延续者；尤其是伊川、朱子对于《大学》的诠释，开出了儒学的“别子为宗”。然而在《新编中国哲学史》里，劳思光则认为，代表儒学正统的只有《论语》《孟子》所讨论的心性论，因此认为以《易传》《中庸》为经典的周濂溪-张横渠是字宙论时期，以《大学》为经典的程伊川–朱子则是形上学时期，均非儒学的正统；而只有以《论语》《孟子》为经典的陆象山-王阳明之心性论，才是儒学的正统。显然，我们不能将后世之争直接回溯至朱子之学头上，但透过新儒学的争议而窥朱注，亦是一条进路。

  陈群在《明清之际的<大学>诠释研究》中给出了相关问题的梳理，他指出，“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朱子主张心性有别，如牟宗三先生以其理气二分的判定，认为心以气言，是形而下者；性以理言，是形而上者；主张心性有本质之别，严辨心性。蒙培元先生早期的观点基本与牟说无异，但后来却认为由于朱子有‘心有体用’的说法，从而主张朱子的心性关系不当如牟说那样严加区分。陈来先生也认为心性之间有别，但不赞同牟宗三先生从形上、形下的角度来绝对区分二者，而是从心性的内涵、心能知觉、心有善恶等方面来区分心性。就三位的观点而言，应当以牟宗三先生的说法最为可取。因为此处所说的心性之别，是就心性作为哲学概念的本质而言的，因此在逻辑上不能混同。陈来先生显然也是承认了朱子在心性上有别，只是他是从朱子论心性的全部内容来讨论的，而不仅仅是在哲学概念上去讨论的，即不是在心性之本质的意义上去讨论的。蒙培元先生在后期所主张的‘心有体用’的观点，与陈来先生所论一样，均是将心性的本质问题混同于心性关系的全部内容。“

  [14]

  小结

  该读书报告尝试结合近期阅读所得，略为展开《四书章句集注》多样面目之数角：以版本学视角考察《四书章句集注》的文本流变，以目录学视角做思想史工夫，以文字之学探讨对朱注解读的历史质疑，以社会史视野研究“儒学地域化”对朱子学的影响，以西人译介来重构中西思想传播的历史语境，以义理辨析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争论题域。这些都是内在充实的题目，皆得益于学科各界业已成熟或有待完善的工作。

  当然，以上梳理无疑都是极其粗略而有所不足的。这份读书报告想要展开的工作，诚待于接下来的学习中继续完成。

  [1]

  转引自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

  叶平借库恩“范式”概念，指出唐末五代十国其间经学范式之变促进了“三教会通”范式之变。如啖助、赵匡、陆淳中等人的中唐新春秋学，开启了“会通”以“救弊”的经学范式，促使其它学术领域的迅速变化，参叶平：《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研究：以儒学范式的转变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3]

  参陈群：《明清之际的<大学>诠释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4]

  参[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点校说明。

  [5]

  参陈荣捷《朱子与书院》，收入《朱子新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478-518页。转引自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6]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4《白鹿书堂策问》），第1369b-1370a页。转引自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7]

  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8]

  加贺荣治：《中国古典解释史》（劲草书房1964年版），转引自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9]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10]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书局此版《四书章句集注》，于上引“子程子”三字合用人名号，似乎有误，第一个“子”应当解为动词。

  [11]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页。

  [12]

  韩振华：《他乡有夫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2页。原文引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与汉学的起源》，指出上述二者的差异实属夸大；另有梅谦立（Thierry Meynard）之《<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一文可供佐证。另一方面，耶稣会内部的分歧（如龙华民废除“天”“上帝”天主“”等原有汉语词的合法性，而改译音）亦难以忽视。

  [13]

  这一说法是有争议的。若查

  Collins Latin Dictionary

  ，ratio并无“比”义。Peter Shor指出，“The backformation from rational to ratio presumably happened in English.”“Anyway, the word ἄλογος was translated into Latin as irrationalis, and according to the OED, the mathematical sense of irrational is first attested in English in 1551, and the mathematical sense of rational in 1570. The mathematical sense of ratio is first attested in English in 1660, so it seems that the mathematical meaning of ratio was a backformation from rational.”

  [14]

  陈群：《明清之际的<大学>诠释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原文参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一一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3页；蒙培元：《朱子哲学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88页；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57-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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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死还魂草

  作者：warm 发布时间：2022-10-08 16:05:02

  无论是疫情的爆发,还是突然的坠机事件

  还是生命的突然离去,

  无一不在警醒着活着的我们,要好好感恩每一刻,心脏跳动的时刻每个生命的离去和灾难的爆发,都在提醒活着的人,好好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古代东方人往往在棺内木中放一朵耶利哥的玫瑰，表示相信生命是永恒的，死者能够复活。

  今天看见东航飞机失事，我一直在祈祷飞机上的他们都没事。有没有可能过几天就可以找到他们，他们依然可以和家人团聚，像耶利哥玫瑰一样，一次又一次神奇的萌发出新芽，像世人给予耶利哥玫瑰的称呼"九死还魂草"一样，他们依然可以回来。

  在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生命的渺小，我们从来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无论是疫情的爆发，还是生命的突然离去,无一不在警醒着活着的我们,要好好感恩每一刻,心脏跳动的时刻，每个生命的离去和灾难的爆发,都在提醒活着的人,好好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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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终归是自己的事情！

  作者：浅蓝的摩卡 发布时间：2020-08-23 2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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