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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时代的荷兰：为何富足的民族却因幸福而忧惧？

  作者：Fal Conde 发布时间：2024-01-13 21:12:52

  荷兰人的特殊禀赋令人感到既似曾相识，又高深莫测。1874年，当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看着一个荷兰女佣在清洗门廊的时候，同样的感觉也掠过了他激情澎湃的心头。当他靠近观察时，本是平庸繁复的工作却显得有那么一点儿奇特，甚至有一点儿令人着迷。更怪异的是在过客眼中这样搞卫生似乎有些造作，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可擦的脏东西。运河边的步道“定期用扫帚、板刷清理，打扫时还要虔诚地浇上泛着泡沫的肥皂水”。不过好像表面越干净被冲刷得就越狠。

  除了自然产生的一两个污渍之外：路上没有污渍……树上也没有，每天早上，都会用海绵清洗整个树干。显然，一个污渍的存在就像个理论点，能够延伸贤惠女人的巴达维亚智慧，就像形而上学者说的，使用铜壶纯粹是主观使然。不是出于她理家之需，而是性格使然。

  气质秉性之谜是本书（《富庶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化解析》，商务印书馆，2022年）各章节论述的主题。这也意味着荷兰人一定还有很多行为举止并不曾被游客见过。本书各章节也试图从荷兰民族发展之初着手探索其文化特质。通篇是轻松的叙述，不多谈体制，不多谈神学，不多谈经济结构。我力图从其社会信念和行为举止中探索作为荷兰人的矛盾之处。因此，有大量关于吸烟斗、洗门廊的描述，远远多于探讨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或者英荷战争的经济原因。尽管关注这些凡人琐事，我也努力避免将社会史与政治史相分离，政治史更属于历史专业而非历史事实。在尼德兰（像其他实行共和制的欧洲国家一样），完美家庭典范是微缩版的完美共和国，二者密不可分。首先，我希望能够了解荷兰人如何在一路前行之中完善自己。是什么激发了他们的团队精神，是什么催生了他们的忠诚，是什么将其行为举止固化成他们的特征。

  我的主题是国家共同体，按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并不存在这类实体。当17世纪的作家和布道者们提到祖国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很认真的，至少不会拿它当作代表阶级利益的谎言。把爱国主义或公民精神作为文化共同体一个单元的说法至少使尼德兰摆脱了典型资产阶级的陈旧刻板印象。迄今为止，在很长的时间里，尼德兰文化被困在这个令人沮丧的概念地牢中日益衰减。在近期历史学跳动的字里行间，我们被告知，当时荷兰在经济上“称王称霸”，因此，其国家不可避免地“是荷兰资产阶级巩固经济霸权的基本工具，他们最初在生产领域中取得了霸权，随后扩展至贸易领域……”作者继续写道：“霸权怎么可能不从文化上表达出来？”的确，怎能没有！甚至豁达且敏感如赫伊津加（Huizinga）这样的历史学家也未能避免使用这类令人窒息的陈腔滥调，同时既告诉我们太过，又告诉我们不够。结果，当荷兰人摆脱了那些陈旧的定义之后，又成了欧洲资本主义进化史的见证人。通常他们被分派的角色是接力竞赛中第三棒的执棒者，中世纪商业冒险家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银行将资本主义传递到荷兰国际化大宗商品贸易经济中，再冲刺到英国工业化的终点线。

  

  ▲伊拉斯谟（Erasmus）

  处于荷兰人世界中心的是市民，不是资产阶级。二者之间的差异不同绝不仅仅限于翻译上细微的不同。市民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公民精神影响到繁荣的机会。因此，如果有一种与他们对家庭、国家命运、帝国国力以及穷人状况、历史地位和地理不确定性这些关切相连的困扰，那就是好运中道德上的模糊。在我后边的论述中会谈及他们处理这种道德模糊的多种办法。这并不是什么独到见解，不过这些观点可能一直被丢在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泥淖之中。伊拉斯谟（Erasmus）完全了解这一点。在他对于巴达维亚一反常态地温和论述中，他写道：

  如果你从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看，没有一个民族更为人性化，更为善良，更少有野蛮凶残的举动。天性率直，没有背叛与欺诈，不沾染任何恶习，除了多少有些沉湎于享乐，特别是口腹之乐。究其原因，我想是吸引人们享乐的物资如此丰饶；部分是由于进口商品之便利，也是由于当地自然资源之丰茂……在这一地区，可以通航的河流纵横交错，河中鱼类丰沛，肥沃的牧场比比皆是……人们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容纳如此之多的城镇……如果说这里缺乏功力深厚的学者，特别是缺乏对古典名著有造诣的学者，也许是由于生活的奢华，也许是由于他们对于完美道德的关注远远甚于对于高深学术的关注。

  历史学家与淘金者并无二致。经年的艰苦劳作之后，终于发现了宝贵金矿，他们愿意将之秘而不宣，在竖起成果分享的标志以阻拦不法入侵者之时，偶尔可以给人们惊鸿一瞥。他们非常重视其好运道的独特价值。我也未能免俗。在努力举荐荷兰世界的特色时，我也许夸大了它与众不同的一面。无疑，我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心得远远多于对17世纪其他文化社会史的研究，这使我很容易辨识出在荷兰环境之下表现出的特征和态度。显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反应库——特别是对新教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可以从中寻到应对良方的绝不止一个社会群体。荷兰世界真正的特殊性不在于单个人的态度或行为，而是集体意识中使他们彼此相连的方式。荷兰画家与同时代的意大利、佛兰德斯画家使用同样的颜料，最终效果却截然不同。我的兴趣所在就是探究这个最终效果是如何产生的。

  

  ▲迪尔克·沃尔克茨祖恩·库恩赫特（Dirk Volkertszoon Coornhert）

  荷兰处境的特殊性——它的幸运及其困境——使它与巴洛克时代欧洲其他国家和民族迥然不同。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的早熟。仅仅经历了两代人它就变成了世界帝国。从范迪门之地到新地岛，最令人敬畏的经济实力在全球延伸。不过周游世界的荷兰人有幽闭恐惧症。最终，斯凯尔特河与埃姆斯河之间的狭小地带吸食了全部权力和巨大财富：那里密布着将近两百万个蜂箱（bijenkorf）。规模惊人的成就让他们既飘飘然，也感到一些心神不宁。就连他们表达自鸣得意的最豪放的文献中也萦绕着对丰饶（overvloed）的忧心忡忡，丰饶如在洪峰之巅的过剩——这个词充满了警示和狂喜。尼德兰文化的奠基元老之一，人文主义者迪尔克·沃尔克茨祖恩·库恩赫特（Dirk Volkertszoon Coornhert）创作了《富人的喜剧》（The Comedy of Rich Man），剧中人奥费尔弗路德（Overvloed，意为丰饶）装扮成一个得到大量赠予的带眼罩的女佣，和康慎思先生（Conscience，意为良知）以及（“德高望重的牧师”）斯克里普彻尔·威兹德姆先生（Scriptural Wisdom，意为圣典智慧）争夺一个富人的灵魂。戏一开场，奥费尔弗路德抱怨说，虽然她吃起来津津有味，虽然她的“舌头品尝着”最甜美的红酒，虽然她衣装华美，却还是闷闷不乐，惴惴不安。也许并不奇怪，在尼德兰可以发现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另一片早熟的丰饶之地——19世纪的美国——也注意到了的现象，即“民主国家生活富足的居民总是被奇怪的忧郁所萦绕，在平静与舒适的环境中，他们常有厌世之感”。就17世纪荷兰市民的心绪而言，“忧郁”“厌世”这样的字眼也许言之过重，虽然他们的艺术也浸润在对于死亡联想——他们本人以及尘世的商品均如是——的暗示之中。不过，至少，对于沾沾自喜持续不断地感到良心刺痛并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困窘的自觉意识。

  漫步在荷兰城市中，一撞见有着文化内涵的人或事物，我就常常远远偏离了直接而狭隘的史学窠臼。折中主义成为我唯一的方法论指南。从表面上看，鸠占鹊巢好像新奇怪异，其实都是老掉牙的套路。这延续了令人仰慕的19世纪风俗习惯（荷兰文是zeden en gewoonten）纲目的前例，这个纲目由民间传统和古典文献两个部分构成，因其方法论简单明了，已经成为神秘高深复杂学问的富矿。在此之前，18世纪已经产生了第一批伟大的荷兰民族志，它们是社会探索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正是18世纪真诚的冲动推动着作者们去探索、去积累、去编纂他们国家种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大量信息。当时，一些自然科学家专门收集海洋贝类，热带植物、动物，另外一些作家，如科内利斯·范·阿尔克马德（Kornelis van Alkemade），则专注于饮酒用的角、仪式上用的高脚杯、餐桌盐瓶以及当地人宴饮的历史。内科医生勒·弗兰克·范·贝克黑伊（le Francq van Berkhey）更是兼容并蓄，在《荷兰博物志》（Natural History of Holland）中，有对于居住地纤悉无遗的记录，还有卷帙浩繁的关于社会习俗服饰的记述，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他作品中收录的雕花盘子上，无论是母牛的生殖器官还是因逝者阶级不同而级别不同的各种葬礼仪式，都清晰可辨。

  因此，从社会人类学角度推断出实用的文化定义并不算鲁莽。在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中，我遵循了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表述，即文化偏见就是“大量的信仰受困于关系模型”。但是，她在同一篇文章中告诫说，这些信仰应被看作文化的摇篮，它们应该“被看作［社会］行为的一部分，不要与之相分离”。

  为在其真正的生活环境和行为中了解这个难以理解的定语——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f）——而不是将其放在社会学家解剖台上去除精华之后再去理解，我使用了视觉和文字史料。甚至这也有一个相当可观的系谱，勒·弗兰克·范·伯赫伊认为，当试图回忆起一些特殊的习俗或民族日常饮食某些东西的时候，从静物画或者风俗画中都得不到什么暗示。发掘荷兰艺术无尽的宝藏——这宝藏不仅仅包括画板油画和画布油画，还有建筑艺术、雕塑，以及在玻璃器皿、陶器、挂毯上大量的装饰艺术——是非常明显和自然的，很难想象任何一种文化史甚至人类学会忽略它们。19世纪的评论家兼政治家泰奥菲勒·托雷（Théophile Thoré）写道：“还有哪一个民族是在用艺术书写自己的历史？” 他认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不同，荷兰艺术记录了如此之多发生在特殊时间和特殊地点的当时当地“鲜活的生活”（“la vie vivante”）。这是“整个民族的人和事、感情和习惯、行为和举止”的记录。许多荷兰艺术品中固有的社会文献性质确使其成为文化史学者无法抗拒的史料来源。

  即使将艺术品视为史料难免会有不够严谨之虞。托雷也认为艺术品是“伟大的17世纪的摄影”。这句话常常被引用，认为这种描述性写实主义折射出了乏味的资产阶级经验主义的气质。毫无疑问，有一些画以自然主义的方式直接记录了画家面前的事情。但是，托雷在另外一个段落里提醒读者，“图画反映的都是最真实的，就是所谓绝对依靠眼睛所见的事情”。除非你真的认为装着麻风病人的摇铃或者瘸子的拐杖的篮子通常挂在扬·斯蒂恩（Jan Steen）画笔下的厨房里，否则显而易见的是，许多荷兰的绘画，甚至更多的雕版版画，通过道德情感的目镜已经过滤掉了一些目力所及的东西。例如，众所周知，连雅各布·范·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都为了适应象征意义的思虑而对景观进行了再创作，其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犹太公墓》（The Jewish Cemetery）系列画。我牢记这些重要的疑义，没有把荷兰艺术当作社会经验的真实记录，而是当作有关信仰的文献。在配合文字内容而创作的视觉作品中，如在荷兰非常流行的寓意画册或无数的带版画的指导手册中，很容易对插图的寓意进行历史解读，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比如，风俗画的寓意也许比较隐晦，但是通过参考典型的意象对其进行图像学解读，其寓意就一目了然了，我从这项学术技术中借鉴到了我所希望的对艺术作品内在特性的应有尊重。

  

  ▲《犹太公墓》，雅各布·范·雷斯达尔（Jacob van Ruisdael）

  令人惊异的是，荷兰艺术吸引着文化史学者去探索表象之下的内容。既表现外部世界又揭示内心世界，它以尼德兰独有的方式游走于道德与物质之间、恒久不变与瞬息万变之间、具象与意象之间。悖论如此之多，文化似乎是被设计成了对位排列。托雷认为静物画（nature morte）绝对不适用于描绘成堆的水果、鲜花，或者鱼类，而在有些荷兰绘画中，这些东西被精心地摆放在白色亚麻布上，在另外一些画中，它们在银器、玻璃器皿中堆得满满的，满到溢出来。他写道，称之为静物根本就是用词不当，因为这些物品仍然有生命，它们能够呼吸。死亡中的生命；静中有动；充满活力的错觉和迟钝怠惰的现实：所有这些两极化都似乎是为了相互反弹而刻意安排的。在托雷去世八十年之后，尽管带着凡人世界正在崩溃的天主教偏见，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还是以非凡的智慧和敏感写下了有关荷兰绘画的著作，他也注意到了这个看法，称之为désagrégation —— 分裂。他认为静物画（荷兰的静物画）处于巅峰（toppunt）：在跌落之前的巅峰，在腐败之前的烂熟。如《夜巡》（Night Watch）这样有关民兵题材的作品就代表了人群的“分裂”（désagrégation）；既在同一场景中，又各自为政。因此在一个有机流动的状态中，看到了既生机勃勃又无精打采的荷兰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一直在进行自我构建、解构、再构建。克洛岱尔将之精辟地表述为“隐秘的弹性”（élasticité secrète）；这是一个水陆界线不甚分明的国家、一个辽阔天际一直在变化的国家必不可少的基本运动特质。他认为正是对这个多变世界的真实感知，批驳了一些人的错觉，这些人认为荷兰人完全是靠某种大土块般的资产阶级黏合力板结在一起才能活出自己的存在。他思考着，风景画本身难道不是 “对于大海的准备，对于所有救赎的摧毁……通过水草的预感，因此说荷兰艺术的进取心就是现实生活的液化并不过分”。

  这也许太过了。但是这正清醒地提醒文化史学家，他在努力复原的集体形象充其量也就像幽灵般难以捕捉，就像普鲁斯特（Proust）在多德雷赫特看到的倒映在马斯河中房屋的轮廓，在晚潮的涟漪中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SWU-yqvK_6Z6Dz0F7ED2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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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吧，带上它

  作者：Ashley 发布时间：2015-05-07 23:20:31

  封面，草间弥生的圆点黄南瓜瞬间抓住了我的眼球。艺术家与精神困扰者只是一步之遥，或者说其实是一体的。从小被大量幻觉困扰的草间弥生在艺术上却迸发着她肆无忌惮的想象，很多密集恐惧者受不了那密密麻麻的圆点，可是人们又那么痴迷地去追寻着这些疯狂的艺术。

  日本的濑户内海，有日本古老的文化，也有日本新潮的艺术。散落在这里的一座座小岛：直岛、丰岛、男木岛、女木岛……布满了艺术风光：草间弥生的大南瓜、杉本博司的护王神社、安藤忠雄的地中美术馆、西泽立卫的丰岛美术馆、妹岛和世家计划……每一个艺术品都赋予了这些小岛新鲜活力和韵味。

  被书中的图文介绍深深吸引，或许哪天我也会带上这本书，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艺术之旅，就去濑户内海，一个个小岛游过来。不用担心吃、住问题，不用事先做行程攻略，因为在这本书里一应俱全。每个岛上有哪些艺术风景、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店铺、食铺，有些什么特产，小岛上都有哪些民宿、价位如何、地址在哪，都可以从书里获取想要的答案。而它，当然不是一本普通的旅行攻略手册，随书有附赠一本小手册，包含了船班信息、地图等。

  而原书更吸引我的是地方是作者不露声色随时随地体现出来的小资气息和格调。“喝一杯冰凉红茶，坐在木廊外，庭院秋千轻荡漾”、“小村时间就像一台坏掉的留声机，日子的音调拉长拉缓，阳光下的猫太慵懒，船只好似也午睡着。……”这一切不仅映衬出作者悠闲的心境，也说明这些小岛上确实适合休闲的慢生活。就连住在这些小岛上的岛民都是那么地祥和而淡定，书中不少文字也看出他们对外来旅人的热情相待。如此美好的小岛，怎不叫人心动且神往。出发吧，带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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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蒂芬霍金的七条名言

  作者：Ethan 发布时间：2008-01-24 10:04:03

  7.当爱因斯坦说到“上帝不掷骰子”的时候，他错了。鉴于黑洞给予我们的暗示，上帝不仅掷筛子，而且往往将骰子掷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以迷惑我们。

  6.我注意到就连那些声称凡事皆为命中注定、我们无法去做任何改变的人，过马路的时候时也会一样的小心翼翼。

  5.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完成我对宇宙的认知，这包括宇宙为什么是它现在的样子，以及宇宙为什么会存在。

  4.有人告诉我说，我的书里每出现一条科学公式，就会导致销售量下降一半。当我再度在书的结尾处放上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2的时候，我希望不会吓走我一半的潜在读者。

  3.在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对幸福的期待就已下降为零，从那时开始，任何一点小小的快乐都能让我觉得幸福异常。

  2.无趣的生活是悲剧。

  1.朝向终点的永恒仿佛无止境般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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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莱普顿的爱与音乐

  作者：十四姨 发布时间：2011-09-28 21:15:38

  原文刊于《新京报》

  我从来不是Eric Clapton的歌迷，尽管他从60年代起便被尊为了“吉他上帝”，至今已经三次入主摇滚名人堂、收获了十九座格莱美奖杯，在任何一个吉他英雄榜上都名列前茅，但我依然只把他看做杰出的吉他匠人而非具备超凡创造力的艺术家。加在Cream（Clapton为核心的三人布鲁斯乐队）这类乐队身上的“技术型摇滚乐队”的标签，当然是一种赞誉，却也多多少少包含了些揶揄的意味，在艺术的世界里，技术永远不是第一位的。对比60年代那些真正伟大的摇滚乐队，比如the Doors，或者Clapton看不上眼的Janis Joplin，技术卓绝的Clapton却从未超越过技术本身，他的音乐华美精妙，却甚少真正直抵人性深处的力量。

  所以当我开始读《天堂十字路口》时，我压根没有想到这个沉醉于美满家庭的中产阶级老头居然可以写出了这样一本汁液淋漓、血肉横飞的自传。技巧第一次在Clapton的作品中让位于生活的苦难与欢愉，他是如此的坦诚，我甚至可以触摸到直白文字下面挣扎的心灵与悸动的灵魂，尽管拿笔的Clapton和操琴的Clapton一样平静、淡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八卦是，这本自传最初也是按照商业名人传记的标准做法——Clapton口述、代笔人执笔来进行的。尽管由其好友代笔的初稿已经直白的让出版商和编辑的惊叹，但Clapton仍然觉得那不过是隔靴搔痒，并没有写出真正的自己。于是正在进行世界巡演的Clapton随身带上书稿，把所有的空闲时间用于自传的写作。在这本自传的末章，他描述了他全身心投入写作的疯狂状态，“我完全沉浸到写作中去了，我写个不停，除了没有灵感时我会像小鸡啄食般疯狂地啃自己的手指之外，再没有什么能让我搁笔”。

  我想我能理解Clapton对代笔的不满，也可以感受到他写作时的疯狂。作为一个根在60年代、生命已经完全融入那个绚烂而荒谬、美好又绝望的时代的人，他的一生不免已成为那个伟大时代的延续，正如后世的摇滚不过是那个摇滚盛世的回声。那个年代太强大了，每一次对它的回望，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对自身灵魂的拷问，尽管痛苦，却充满无可抵抗的魔力。

  作为60年代灰烬中的幸存者，Clapton其实算不上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人。论音乐，他的英国老乡Beatles、吉他同行Jimi Hendrix都好过他太多；论叛逆，不问政治的Clapton在一众社会斗士和妖魔鬼怪中间，简直可以叫做听话的乖孩子；论嗑药，比起LSD的祖宗the Grateful Dead的Jerry Garcia，Clapton只能算一个潮流的跟随者；论泡妞，有了Mick Jagger这样的天才，Clapton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昨夜枕畔的女友（即萨科齐之妻Carla Bruni）被好友带走。

  但如果说到爱、说到对音乐的执着，Eric Clapton却绝不输给同时代的任何人，当爱和音乐铺满整本《天堂十字路口》，传说中的60年代竟在Clapton简洁、直白又带着些英式幽默的叙述中还了魂。

  是啊，60年代从来就不是性与毒品、自毁自溺的时代，而是理想主义与爱的时代。

  Clapton说“好音乐与坏音乐的比例一直没变——95%是垃圾，只有5%是纯粹的好东西”，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甚至犹豫着是成为一个乐队的灵魂，还是仅仅做一个伴奏乐手；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在“稚鸟”（Yardbird，书中译为“新兵”）刚要起飞时离开了“稚鸟”，在Cream大放异彩时解散了Cream；为了做出他心中5%纯粹的好音乐，他参与、组建了Blind Faith、Derek & The Dominos这些名噪一时的超级组合，又快速地结束了他们。尽管我不认同Clapton的音乐理念，却不得不佩服他对传统布鲁斯近乎宗教般的追求。

  Clapton是一个执着于情感与爱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和痛，童年之痛、成长之痛、求爱之痛、吸毒酗酒之痛、丧子之痛……，但他却总能让爱从痛里面生长出来。我想把他对George Harrison的妻子Pattie Boyd的爱称为伟大的，不然很难想象Clapton可以创作出《Layla》这样动人的求爱之歌（而收录这首歌、整张全为Pattie而作的《Layla and Other Assorted Love Songs》也堪称Clapton整个音乐生涯的最佳唱片）。

  读这本自传后半段，特别是他第二次戒酒以及他和Melia的爱情，我竟然觉得我在读的其实是又一个娜娜离家的故事，这或许也是整整一代嬉皮的缩影，所谓彻底的反叛不过是青春期例行公事的躁动，当荷尔蒙耗尽，他们发现能带给他们温暖，或者说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竟然是那个他们一直在反叛的主流世界。

  我无力去判断Clapton的回归是他人生的成功还是对60年代的背叛，尽管我从心里更认同Syd Barrett这样的隐士或是Bob Dylan这样始终一意孤行的人。但成功或是背叛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了，他依然抱着他的吉他，他正在“赫特伍德”享受着天伦，他依然在为“十字路口”治疗中心奔忙，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音乐和爱。

  我们还是打开一瓶啤酒吧，就算我们的城市再也看不到星星，让我把《天堂十字路口》里的句子大声地读出来，在最好的时代，在最差的时代，只要有爱、有音乐，就已经足够了。

  原文同发我的博客武城路下段，链接为

  http://dharmasong.net/2011/09/4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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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所谓“传记文学”的吐槽～（暴力。慎入）

  作者：他夏了夏天 发布时间：2011-03-14 23:09:27

  朱东润，手上的六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主编～

  而且还总是听到关于他的《张居正大传》的好评，于是最近迷上了历史、文学相关内容的我果断的在图书馆拿下这本《陆游传》。。。

  当我在前言序里边看到他的写成落款日期为1959年国庆之时，一种类似《麦克白》当中恐怖敲门声的感觉跃然袭上心头，尤其是前几天才刚接受过《青春之歌》荼毒的我～～～

  果不其然，他也是一贯采用那个年代的人都挥之不去的共产党的阶级立场观来看待历史和人物，通篇总爱出现些“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敌人”、“朋友”等阶级观的词眼，这让我看得憋屈很别扭。如果说这本书是历史的话，那它只能属于中学历史教科书似的类型，对历史以一字寓褒贬，且全书叙述陆游一生毫无连贯性、自然性可言，完全像是从《宋史》或其他稗官野史等摘录部分内容拼接而成，无重点突出部分，看来毫无生机枯燥无味，但它又有文学的虚构成分在；可是如果说它是传记文学，却极少作者自己的主观意见，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文辞语言更是历史、文学两边不沾。

  关于传记文学，我看得比较少，让我印象深刻的当属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和《武则天正传》，尽管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两本书不免觉得林语堂太过偏激失实，但无可否认其中饱含着作家自身的感悟以及看法，且语言文采更是一流。

  不是我耐心不够看不进学术类著作，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如此诘屈，尚能酣畅淋漓，何况朱氏之所谓文学乎。总之，我是在不到三小时草草的看完此书，除了陆游的诗文若干记得，其他有如作者自己对陆游人生的评价云云无一印象。

  我算是明白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那一段时间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荒漠时期，除了垃圾，还是垃圾～～～

  本文纯属个人发泄，有不同意见者保留，概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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