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与剑—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 张明扬 著 东方出版社【正版书】 azw3 网盘 电子书 下载 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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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皇位之间隔着什么

  作者：李子鲤|Lilith 发布时间：2018-03-12 10:42:22

  能打天下的人，不一定能坐天下，能成为国家实际上的掌控者，却不一定能成为名义上的一国之君。你和皇位之间的一步之遥，却也是万丈深渊。

  如果穿越回中国古代，你要怎么做才能当上皇帝呢？ 假设正好在乱世之中，国家政权衰微，你手握重兵，已经控制了首都和整个国家，这时候，你离皇位还有多远？ 你可能觉得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之遥，却是一道万丈深渊。有人一辈子没有跨过去，比如曹操；有人虽然跨过去了，却摔的很惨，比如王莽。能打天下的人，不一定能坐天下，能成为国家实际上的掌控者，却不一定能成为名义上的一国之君。

  为

  什么跨越这一步之遥这么难？张明扬的历史杂文集《天命与剑》能告诉我们答案。横跨在皇位和谋位者之间的这道深渊，就是“统治的合法性”

  。中

  国古代所有的帝王都要追寻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个词源自西方政治学，如果一个统治者的统治符合道义，能够被民众接受，我们就认为他有“统治的合法性”。在中国古代，这个“道义”就是“天命”，在古人心目中，天就是神，天能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也能决定一个朝代的兴衰。皇帝们必须证明，自己确是“真龙天子”，本朝统治是“天命所归”。不合天命者不得为君王，这可以说是悬在所有统治者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曹操和王莽都是汉朝臣子，他们一个不敢篡位，一个篡位后不得善终，都是因为没有办法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

  天命与剑》这本小书体例轻简，有趣有料，内容却丰富扎实，全书聚焦于中国历代帝王都心心念念的一个问题：如何获得统治的

  合法性。作者张明扬是资深媒体人，他既有学者的谨慎，又有作家的才思，最善长分析历史小碎片，剖析宏观大问题，上下五千年，全在俯仰间。

  张明扬考察了古代皇帝们为了取得统治的合法性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全书纵贯中国历史五千年，从尧舜禹的诞生故事一直考察到溥仪退位前的政治小风波，对建立朝代的开国皇帝，继承皇位的帝王子孙，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做了分析。 这里我们就只拿开国皇帝做例子，他们作为新朝代的建立者，直接承担了争取统治合法性的压力。遍览全书，争取合法性最常采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编故事，一种是让位子。

  编

  故事，主要是为了证明帝王出身不凡。从

  上古尧舜禹时期人们就这么做了，尧的母亲梦见一条赤龙扑入怀中，不久怀孕诞下尧帝。舜的母亲看见流星受孕。殷商的祖先名契，他的母亲吞下玄鸟蛋以后怀孕，周人的祖先则是踩在巨人脚印上怀孕的。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在河边休憩时梦见赤龙，整个故事犹如尧的翻版，还被《史记》和《汉书》记录，简直是获得了汉朝官方和史学界双重认可。到了汉代以后，人们不大相信人神交合的神话，所以产生了更简洁的传说——天降祥瑞或生来异相。比如出生时满屋红光（赵匡胤、朱元璋），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刘备），头上有角，身上有鳞（杨坚）等等。一言以蔽之，为帝王者必不凡。

  这种天命神话或传说的出现，目的就是让统治者直接从血统上继承天神，大大抬高自己的出身。我都是天的孩子了，我当然就是天命的体现了。尤其对于刘邦这种身份低微的平民，天命神话尤其重要。刘邦还有一个“挥剑斩白蛇”的传说，说的是他曾用一把三尺长的剑斩杀了一条白蛇，而这条“白蛇”其实就是秦朝，后来这把剑一直伴随他取得天下。刘邦自己都说过“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岂非天命乎？” 你以为我真是一介布衣，出身低微啊，那是我在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呢！ 那时的老百姓很容易被这种天命神话所影响，这类天命神话可以左右民心所向，所以帝王们都很爱用。据作者引用的资料显示，古代开国皇帝从秦始皇起，把三国魏蜀吴和王莽也算上，一共有23位有类似的神话流传下来，比例高达92%。

  另外一种获得统治合法性的方法是“让位子”，通过禅让直接从前朝手中继承统治的合法性。上

  古圣王尧舜禅让天下的故事一直为儒家文化所推崇，历史上真正使用禅让方式从前朝手里获得统治权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操身为汉臣不敢篡位，曹丕终于想到了解决方案——王位不是我抢的，是前朝皇帝主动让给我的。

  后世都说禅让肯定伴随着武力胁迫，只是一场政治闹剧，但是平心而论，虽然禅让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道德瑕疵，实际却非常能够体现古代统治者的政治智慧。首先，通过禅让获得的合法性无可指摘，无可置疑。第二禅让能够然让以相对和平的方式传递移交，不必兵戎相见，血流成河，百姓也少受战争之苦。第三，禅让不仅是一种进入机制，也是一种退出机制，退位的帝王相对可以保全尊严和人身安全。汉献帝刘协退位后被封为山阳公，可以在封地内供奉汉室宗庙，可以继续称自己为朕，去世时还以汉天子礼仪下葬，算是善终。第四，禅让也给前朝大臣和老百姓一个台阶下，既然皇帝自己都禅位了，我们也不必守节殉国，可以为新朝效力。禅让后来一再为后人所用，从汉代至宋代，大部分王朝都是通过禅让建立的，晋代魏，南朝宋齐梁陈等朝代更替都采用了禅让，隋取代北周，唐取代隋，宋取代北周，都是禅让，可见这种方式性价比极高。

  通篇都在说统治的合法性，那这个合法性为何这么重要？因为只有统治者符合道义，民众才能接受，只有民众从心底接受了统治者，才有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如果以为自己兵强马壮就能够求取天下，那任何一个藩王将军，甚至山贼草寇都能够兴兵挑战皇帝，那天下哪有太平时日，百姓又如何能安居乐业？咱们以前在看待历史的时候，往往关注兵力和权谋等表面现象，《天命与剑》这本书，就是揭表层面纱，带我们一窥历史的深层肌理，寻找朝代更替背后隐藏的政治，不得不说，这个角度真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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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维度

  作者：元英国金律 发布时间：2019-07-31 21:31:31

  科普，可以看作是历史名著的科普版吧。唐之前比较精彩，可能原因在于权力更迭还没有形成范式，可以多解读。唐之后，其实重点就是经济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了，不好出彩。有三个维度：文化统战、军事统一、经济业绩。

  1、对于强力建立的政权，最重要的是文化统战，也就是获得认同感。文化统战，也可能会带来政治体制变迁：如汉朝的一国两制。文化统战，在汉人统治的王朝会越来越容易，因为中国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

  2、对于外族建立的政权，外族内部会先进行文化统战，原因在于内部统战较难，外部统战必须归于儒家。其政权的合法性是来自于统一政权。所以完颜亮、拓跋宏除去其野心外，还有一点即在于其争取合法性。

  3、经济业绩，主要体现在明清税收问题上。明朝因三税亡国，清朝必须引以为戒，因此永不加赋，成为其政权合法性。

  三个维度是互相依附的，清朝经济业绩后期，便开始强有力的文化统战，抛弃夷夏之辩走向了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那就是儒家忠君思想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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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兴亡的历史逻辑

  作者：江海一蓑翁 发布时间：2017-08-25 11:58:48

  中国可谓是世界上历史学传统最为发达的国家，不只拥有持续时间最长并且丝毫没有间断的官方历史文献，在民间，文人写史评史、百姓读史论史的氛围，也是绵延古今。就以当下而言，无论是当年明月的通俗版历史著作《明朝那些事儿》，还是黄仁宇、史景迁等学者带有较强学术性的历史书籍，都能够在图书市场上获得热卖。

  而在当年历史书写的作者行列之中，不只有当年明月这样的票友，史景迁、黄仁宇这样的学者，六神磊磊、张明扬这样的媒体人同样不容忽视。以张明扬为例，他曾经长期担任《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周刊的主编，并为财新周刊和腾讯大家撰写历史类专栏。新书《天命与剑》，正是上述专栏文章的合集。作为媒体人，因着“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这样的古训，其在历史写作过程中，自然会注重历史事件的现实参考意义；而媒体写作的长期训练，也使得他的书写能够在有限的篇幅之内，尽可能地微言大义，传递出丰富的意蕴。就《天命与剑》的内容而言，这样两个特点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果只看看他各篇文章的标题，诸如“三个皇帝的反战宣言”、“该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曹丕”、“科举分地域录取的终极诉求”等，就能够明白这些历史话题的写作，跟最近几年的热门时事事件紧密相连。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借古喻今或者借古讽今，那么这本书固然能够受到广泛关注，但却不一定能够赢得业内人士的认可。《天命与剑》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以轻松流畅的笔法和充满现代代入感的预言来写历史，而在于这些主题各异的历史随笔，拥有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核心命题，即：中国的历代王朝依靠什么来赢得和维护统治？

  书名“天命与剑”为这一命题给出了两个答案：“天命”指向的是统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剑”指向的则是武力或者说军事力量。张明扬根据中国古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合法性是历代王朝和政权赢得和维系统治的根本，而武力本身并不构成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充其量只是助力统治的后备威慑性力量。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一个王朝只有被当下普遍遵奉的政治化规范所支持，长期统治才得以维持，皇权才能被普遍接受。”无论是古语中所言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还是历史上秦始皇、项羽、隋炀帝等因过于迷信武力，而迅速败亡的案例，都能够佐证张明扬的这一结论。而从政治合法性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的历史逻辑，一切则仿佛一下子豁然开朗。

  政治合法性之所以在中国王朝兴替的进程中如此重要，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儒家文化浸淫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极其看重民众的支持与民心的倾向。无论是《尚书》中周武王所言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还是《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是把民众的支持，看成是君主统治正当性和所谓天命所归的最重要来源。如果只是以武力取胜，却没有取得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的话，那么这样的统治，其正当性和持久性都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其次，作为中国古代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又极其看重礼法秩序，这样的礼法秩序换用成今天的政治术语的话，多少跟“程序正义”有些接近。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在极其繁琐的政治仪式和政治程序之中，合理合法地取得统治权，那么这样的统治，肯定会遭到民众和广大士大夫阶层的质疑。

  就民心带来的合法性而言，我们就可以明了：为什么一介布衣的刘邦能够战胜世代贵族的项羽，成为中华大地上的新主人。前者约法三章、善待百姓，而后者则残酷暴虐，一再屠城。久而久之，民心的向背自然就是可以预料的事情。而就“程序正义”带来的合法性而言，我们就会对曹魏代汉时，历经了群臣无数次劝进，曹丕无数次回绝之后，才完成禅让仪式的内在动因了然于心。无论是群臣的劝进，还是曹丕的回绝，都不只是简单地在演戏，而是一种必要的政治程序和政治仪式，其目的就在于确保曹魏代汉的民心所向和合法性的获得。

  张明扬在这本小书里，也界定了几种不同意义上的合法性。按照我的粗略总结，明扬区分的合法性大致可以分为绩效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天命合法性和正统合法性这样四种。绩效合法性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良好的政绩和国家治理成就，来取得合法性。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就是典型的案例，尤其是后者，唐太宗李世民正是凭借在其统治期间民众安居乐业、对外开疆拓土的巨大成就，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因篡位而带来的负面影响。道德合法性，就是通过确立自身爱民如子、勤俭节约等高尚美德的道德标杆，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前述刘邦的秋毫无犯、善待百姓，三国时期刘备的以仁义形象自居，都可谓是道德合法性的代表。天命合法性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神话与传言，塑造自己的权力受命于天的说法，从而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做法。刘邦、朱元璋这两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在取得政权之后，营造出来的诸如挥剑斩白蛇、出生时满屋红光这样的神话，就是塑造天命合法性的代表。而正统合法性则是强调自己政权的统治，是顺接某个已经被民众广泛认可的王朝的传统的做法。刘备作为“织履编鞋”出身之人，能够始终在汉末乱世当中占据一席之地，跟他自诩为汉朝皇室之后，始终高举汉朝正统的大旗，就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从宋到元，从元到明，再从明到清，把三国时期的哪一个政权视为正统，都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历史命题，而是跟当时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

  对于这本《天命与剑》，如果要说遗憾的话，就在于：明扬尽管已经提炼出统治合法性这一清晰的主题与线索，并且通过各种鲜活的历史案例加以分析与佐证，但是关于合法性本身的学理性探究，尚显不足。如果能清晰地界定合法性的不同来源与表现形式，以及不同类型的合法性与不同的历史形势和不同政权的权力获取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的话，那么这本书，完全可以写得更加厚重。

  当然瑕不掩瑜，这样一本小书，能够在不影响可读性和通俗性的前提上，把统治合法性这一严肃的命题，摆在普通读者面前，就已经是一种成功。我们有理由期待明扬在自己的历史写作道路上走得更远。

  就此搁笔。

  2017.8.11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于2017年8月23日首发于腾讯文化“检书”公号，刊发时略有删改，此为原文。）

  （附）《天命与剑》一书读书笔记：

  序言P2各个王朝的合法性追求

  P4兵权无法构成合法性来源，P11绩效合法性与道德合法性

  P17合法性对中国帝制时代的适用性，P20刘邦的天命之于合法性

  P28刘邦与楚、秦之间的背反关系，P32大一统时代到来的历史脉络

  P39刘邦实际上是秦王

  P51帝王父子之争的儒家线索

  P67三国正统背后的现实政治考量

  P80诸葛家的家族政治

  P85苻坚的道义合法性

  P100唐太宗反转的历史意义

  P108女主政治与统治合法性

  P140宋徽宗的集权之举

  P151教育平权的历史渊源，P153大一统的认同感与向心力

  P164汉化、侵略与正统观

  P175傅山与高官庇护

  P185以《倚天屠龙记》戏谑时事政治

  P203低税负与大清合法性

  P210乾隆皇帝褒奖南明的内在逻辑

  P228乾隆皇帝的天命逻辑

  P236清政府与革命党的舆论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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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帝王最大的心病——合法性

  作者：雾凇 发布时间：2017-08-18 17:52:48

  古代皇帝称为天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古装剧中，圣旨通常都是这样开头。据说，“奉天承运”这一说法是明朝才开始出现的。而“诏”可以追溯到秦始皇，他统一六国称皇帝后，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他的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字样。由此可见，古代帝王都宣称自己是承天命的，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而四海万民都应顺应天命，臣服于帝王的统治。以天命为依据，帝王据此支撑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寻求普天之下的文化认同。

  我国历史上两千年封建帝国，经历了不少帝王的统治时代。在朝代更替、新皇即位、守卫江山等过程中，多数时候不能缺少武力征伐的方式。武力是获取皇权、守护皇权的基础。但巩固帝位却不能单单依靠武力，还需要合法名义的支持。于是，天命与剑，变成了帝王手握的两大法宝，共同支撑起帝王的王座。

  

  图片来自网络

  专栏作家张明扬关注到了帝王合法性这一问题，他研究从秦始皇到清末的所有皇帝，发现每一代帝王都被合法性的问题所困扰，也都积极地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性，可以说合法性是历代帝王最大的心病。以帝王的合法性为主题，张明扬在《天命与剑》这本通俗历史读物中，分析了各个朝代帝王面临的时代困境和采取的应对策略，主题很严肃，写得却轻松有趣，很好读。周濂在序言中也说“他（张明扬）的史学文章

  能铺叙更长别裁，善因袭更会创作，有趣不油滑，戏说不胡说

  ”。

  周濂对“合法性”给出的定义是——

  对政治权力所做的“道德证成”

  。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拥护和支持，至关重要，对军事力量偏弱的皇帝来说，甚至可能扭转生死，但也不可能是任何时候都灵验的救命仙丹。帝王的“合法性”，既必要又脆弱，非常微妙。

  所谓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个别昏君以外的大多数帝王来说，做皇帝实际上是一份很辛苦的职业，除了操心朝政之外，还要小心翼翼的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名分，这个束缚女性千载的绳索，同样束缚着帝王之尊。

  

  图片来自网络

  比如“拥曹”还是“拥刘”的问题，历代皇帝分别站队，各有考虑，其目的都是辅证自身的正统地位。西晋陈寿的《三国志》拥曹，主张魏是正统，西晋是从魏禅代而来，即是表明西晋的正统地位。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则变为拥刘，这是因为东晋偏安江南，遂把同样偏安西蜀的蜀汉比作自身，拉起丢失中原、身负“大义”的大旗。宋朝同样有类似的立场转变。北宋占据中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拥曹，而南宋偏安南方，朱熹则在《通鉴纲目》中明确拥刘，其理由与晋代相似。

  历史上，唐太宗是经常被拿来与明成祖朱棣一起讨论的。他们都经过宫廷政变夺取皇位，也都是政绩辉煌的大帝。后人猜测，这两位皇帝之所以兢兢业业，奋发图强，除了具备出众的才能之外，意图遮掩或者洗刷夺取皇位行为的污点也是其中的一个促进因素。毕竟皇帝都想流芳千古，谁愿遗臭万年呢。这也符合张明扬多次在书中提到的“

  绩效合法性

  ”概念。用政绩来证明自己，赢取民心。

  说到“绩效合法性”，不得不提起古代政治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女性。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女性各方面都受到过多约束。然而，曾经掌握朝政的太后、皇太后却为数不少，宣太后、吕太后、窦太后、独孤皇后、萧太后、孝庄皇后，甚至还出了女皇武则天。据朱子彦先生统计，“

  中国古代临朝称制的女主达40人：秦国1人，西汉4人，东汉6人，北魏2人，唐代2人，宋代9人，辽代3人，元代11人，清代2人

  ”。这些女主普遍都有出色的政绩，同时，面对朝局，她们多数都会维护幼主的皇权，毕竟有亲子关系的纽带维系，为儿子守江山同时也就维护了自己的利益。有了过硬的政绩和维护幼主的立场，各朝各代对出现的女主也都愿意支持和维护。“绩效合法性”正是历史上得以出现那么多出色女政治家的一大根由。

  

  图片来自网络

  天命与剑，古代帝王巩固统治的两大法宝。天命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剑所代表的武力也许当时激烈有效，但天命所代表的文化认同，其浸润影响则更加悠久绵长、深入人心。如何制定策略，如何选定立场，如何将天命包装为自己的合法外衣，是每一代帝王的第一要事。也正是通过这种合法性的控制，经由不同方式登场的帝王，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合法性诠释方法。不管采取什么说辞，只要做到自洽，就能够巩固自己的正统地位，为自己正名。

  2017.08.17雾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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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君主的大一统梦是如何实现的

  作者：张雨枫 发布时间：2021-05-29 21:24:14

  《天命与剑》看名字仿佛是纵马江湖，快意恩仇，但其实是作者对封建统治的思考。作者将自己在其中讨论的主题定为“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但是在我看来，更像是封建君主取得，巩固，扩大大一统的手段。

  政治的手段有相对温和的改革和激烈流血的革命，天命对应着像奉天承命，斩白蛇这样的“神迹”，或者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科举制度这样的文化制度等等，而剑则对应着像玄武门之变等这样的战争手段。

  而之所以封建皇帝有这样的身份焦虑，归根结底是皇帝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有物，并且希望这个私有物越来越多，越来越受自己的控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还有一句话说得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就造就了统治者需要不断确认自己的所有权。

  联想到之前看的《叫魂》，为什么一场子虚乌有的妖术恐慌能迅速在乾隆朝蔓延开来，甚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归根结底就是皇帝失去了对这个国家控制。也是因为这种不确定，让乾隆自上而下的施压，扩大了妖术恐慌。

  没有一个人能拥有天下，只有天下人才是天下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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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安”然后“理得”

  作者：遥远的星空 发布时间：2017-09-24 13:26:30

  

  古今中外，莫不讲究一个正统性、合法性，讲究的是“君权神授”（也即英语中所谓的Divine right of kings）、理所应当。如此一来，说话才有底气，立国才有根本。“师出无名”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拥有了绝对的优势与地位，也必须求得心安；不然，会吃不香、睡不着的。即使没有，也要硬找一个理由；想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但凡只要用心，总是能够找得到的。所以，在看到张明扬的这本《天命与剑：帝制时代的合法焦虑性》的时候，不禁会心一笑，历史其实不就是这么些事吗？！

  《论语》中有一篇关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对话特别值得玩味。子路问老师：“如果卫国的君主等待您去执政，您首先要做的是什吗？”孔子回答说：“首先要做的，一定是纠正名分呀！”这下子路不懂了，为什么经老师要把“纠正名分”放在一切事情的首要位置呢？接下来，孔子对此进行了阐释：“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不要觉得孔老夫子在这里啰嗦不已。从商代夏、周代商，再到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再到秦以来的朝代更替，甚至于一个大家族的内部秩序，莫不讲究一个正统和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从来都是一以贯之。

  戏剧舞台上的曹操，毫无疑问是个白脸大奸臣，这个形象的固定，最主要的是小说《三国演义》的功劳；陈寿的《三国志》则还是要曹魏为正统，自然不存在贬曹尊刘的倾向。而诸葛亮的智者形象，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操劳者形象，倒是在小说与史书中都基本相同。可见，群众的眼光虽然是雪亮的，但这眼光有时也容易受到误导，并且有讹传讹，终于强化了某种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有名的岳姓与秦姓、杨家与潘家的千古矛盾就是这样。事实上，前者是史实，后者却是张冠李戴。至少，历史上有杨继业，也有杨家将——倒是肯定没有七郎八虎那么多，更没有十二寡妇——但肯定没有潘仁美，即使硬要栽到大将潘美的身上，那导致了杨继业之死的主要责任者，也不是潘美，而是监军王侁——他在军中的权力要比潘美大，代表皇上对在外将帅行动进行监督和挟制，潘美得听他的。

  倒是千古奇冤潘场的案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可怕力量，所以，也难怪当皇帝的，必须要确保自己位置的合法性，有条件怎么都好，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千方百计得找一个合法性的依据，这样上朝时才能威严自如，内心中才会安然自得。也因此，殷商的始祖契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周人的始祖弃（也即后稷）则是由于“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的那个姜嫄踩巨人脚印而受孕才生出来的，后来诸朝开国皇帝，比如刘秀、朱元璋，出生的时候莫不带有异象，至少也要像刘邦一样，是“赤帝子”的化身，提“三尺剑斩白蛇”，以此来为自己披上一件天命所归的神圣外衣。替代前朝时，还要尽量抹黑前朝末代君主，比如夏桀与商纣早已经成为了暴君的代名词；但真实的一面到底是什么样，却未必就如传说中的那样。

  表面上看，张明扬的《天命与剑：帝制时代的合法性焦虑》或多或少有点儿戏说的意味，实质上却不然，而是很一本正经地引经据典，让事实来说话——也许，要除了引入了张无忌的例子，那毕竟只是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因此显得很有道理，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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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值得看，并不能提升你的认知

  作者：DK 发布时间：2023-02-13 01: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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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鉴最佳入门选本

  作者：树林子 发布时间：2021-12-17 16:27:29

  说了惭愧，买了好多套资治通鉴，三省注的，原文的，白话的，毕续的，纲鉴的，纪事本末的，等等，看着最顺手的还是这套通鉴纪事本末注释本，42册巨著，想一想，我这辈子都不能看完这么多套资治通鉴吧，所以阿，如果你只想要一套的话，这套是不错的选择，可读性强，简易度相对低一些，入门最善本。内容就不说了，网上有电子版。正版定价委实太高，所以阿，可以去搜下拼多多，质量不错值得拥有。最佳优点是有人物和典故的注释，这样就能更好一些理解事情的发生过程和人物背景，比纯白话文看的更深刻一些。

  少年时，不大懂得

  青年时，读不进去

  步入中年，陪孩子一起慢慢读吧

  以后老年，不怕空虚寂寞防痴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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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体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读书笔记

  作者：何以晓明 心理 发布时间：2023-06-15 11:30:23

  （Mark一下，这篇笔记写于2019年。跟现在对这些书籍的理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

  已经第N遍看这本书了，每次看都有不一样的领悟。主动思考输出，可以理解得更深。本文是这次看书的自由联想思考，随手涂鸦。

  可读性低。

  人为什么会出现心理问题？

  因为早年的无反应环境，攻击性是无反应环境的分解产物。

  “我们自身的夸大性和自恋性暴怒的倾向，也呈现于我们从一个冒犯我们的人中撤离出来，仿佛他从未曾存在过一般（不再相信与他的”爱“）。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杀戮，或者攻击，其目的在于消灭，也使我们陷入深深的无助感。”

  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若有一线生机便会努力生存下去，甚至是身处集中营或核炸弹袭击时。这种“生机”，大概可以理解为，很多美国大片里，支撑英雄战胜恶魔的力量——爱：“包含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有人关怀自己，有一个真的关心我是死是活”。

  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爱”的力量（自体客体），哪怕处于一个物质富足的环境中，生命力也是萎缩的——分解出强大的攻击性（自恋的暴怒），攻击自己（自卑/自虐/自杀），或攻击他人（反社会）。

  自体心理学的基础是共情，对来访者“古老的主观状态”的共情。这种“古老的主观状态”很可能已经偏离了当下的客观现实，比如，需要一种过度夸大的赞美。这似乎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需求，从古老的婴儿期被带到现在，被来访者体验得无比真实。

  自体心理学的工作对象，就是那个受损的自体——萎缩、干枯、没有营养，有时需要夸大的幻象支撑。

  咨询师需要看到这个受损的自体，言语化其损伤

  （心里保留这个干枯萎缩的画面：他究竟需要什么营养？）

  即使来访者只有一个萎缩的自体，即使他对自己都有强烈的厌恶，咨询师还是要爱他，找到他的闪光点！（大概这就是咨询师最难的基本功）

  对夸大性的共情和镜映——像对待两三岁孩子那样，欣赏和认可他对自己能力的幻想

  “我想如果你能亲自驾驶那架飞机准时到达，那感觉一定很棒。”

  “你能这样爱她，这是太棒了！”

  “失去她之后，人生对你而言一定非常空虚。”

  要了解和感受，来访者在成长过程中欠缺的心理营养是什么，欠缺了多少

  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重新陷入他内化父母的角色，剥夺他更多的心理营养

  当我尝试发现这个空缺，尝试去给的时候，反而会遇到强大的阻碍——是吗？还是给错了？还是咨询师的个人议题导致？

  婴儿期的夸大性自体，是自恋性暴怒的来源，也是健康抱负的源泉

  咨询师对夸大性自体的镜映（“母亲眼中的光彩”）——从来访者萎缩的自体中，寻找闪亮的部分

  自恋性暴怒——对（伤害性的）自体客体的完全控制

  轻度的自恋的暴怒：沉默、尴尬、抵触……

  有深度自恋剥夺的人的暴怒：无法接受自己和对方是独立的两个人（共生？）

  夸大性自体——一种虚假的自我价值感（以及暴怒的表达），一种退化性防御，防止陷入深度抑郁、或自杀

  纵向分裂（自卑/自虐/自我挫败）——对夸大性自体的否认，把自恋性暴怒指向自己

  因为共情和镜映的渴望失败了（他完全是不惹人爱的、应该去死的），将自恋性暴怒指向自己，是处理自恋性暴怒的出口，免于自杀

  转化：治疗师对自恋性暴怒的接纳 & 发展出成熟的理想化（自体客体恒常性）

  夸大性自体的驯服，从自恋性暴怒，转化为理想和抱负

  理想化——信任的品质（0-1岁）

  未能把父/母理想化——偏执分裂心位

  睡眠障碍与早期剥夺

  自恋性移情（更原始）——期待对方是自己的一部分，包括：

  夸大性移情——对方自动知道自己心里没说出来的话

  镜映移情——渴望母亲目光的神采

  VS 客体关系移情——能区分自己和客体是两个人

  形成移情性自体客体（与成熟理想化的区别？）——病人将治疗师内化为他从未拥有过的、共情的、镜映的自体客体——咨询联盟建立

  孪生移情，发生在镜映需要和理想化需要无法满足之后

  治疗中一种长时间的沉默：不是阻抗，而是有益的孪生体验

  作为补偿结构的孪生体验，补偿共情和镜映双极的失败

  给予同调的共情回应

  而非分析——容易被体验为对自体感的羞辱

  同调的工作状态：屏息，观察&欣赏叶子上的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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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女人的罪恶

  作者：黑伞 发布时间：2008-08-27 15:27:05

  我一直觉得自己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时间有点晚，已经是大学以后的事了。那年福州的冬天冷得出奇，学校的新图书馆尚在建设，我们只能挤在窄小阴暗感觉与殡仪馆无异的小书库里颤颤巍巍地看，冷了就跺跺脚搓搓手以达到取暖功效。看完书走在校园里，冷风呼呼地吹，满校园的绿草半截都还没长出来，惨谈……惨淡搅拌着寒冷，把这小说给我的感觉包裹得异常服帖。

  这故事其实更适合十六岁左右的妙龄孩子们看，所以我说自己看得晚了，晚，是因为自己有了理性，有了更为别扭的敏感，有了不怀好意的怀疑精神，这些都是成年人才有的悲哀，自认为清醒的意识其实是另一种可笑的自作聪明。不堪重负的冷峻让我无法再百分之百纯粹地去干一件什么事情了，包括对这小说近乎幼稚的喜爱，我相信如果换作是三年前，我会无可救药爱上它的。它对于爱的纯粹度的测量；对于一个女人在爱中的全部心理分析；以及对于在饱尝爱的人生里一切意义的揣测，让人直叹爱情竟然可以如果完美而凝重，好像人一辈子不这么爱一次就是白活了一样。

  我当初确实就是这么想的，觉得自己白活了，没能把暗恋进行到底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对当时的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把自己看成是个十足的凡夫俗子更能打击我的了。在理想主义和执拗本性的双重夹攻之下，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经历一次“陌生女人式”的神秘爱情，哪怕为此自我放逐也在所不惜。现在回头想想，当时十九岁尚且如此疯狂，如果再早些年头，说不定就真这么做啦。真是危险！我直后怕，看来晚些年看还是对的，不然到时估计连嘶吼一声“我不后悔”的力气都没有了。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其实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相互转换所需要的距离，说得更明白点，就是对距离一词的嘲讽忽悠。

  我并不是没有勇气，勇气是非常轻易的东西，轻易到了莫名其妙的程度。关键是没有这个条件，什么条件？让自己卑微一生的条件。整个小说构成的前提，就是卑微。一个清贫无名的女子爱上一位风华正茂的作家，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差距悬殊的，且不说这女子对于男子才华、相貌的倾慕，即使这女子自己，也会对自己的家世生活等等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所谓的矜持，所谓默默无声的爱，那些外人甚至是作者赋于这名女子的种种美好，在我看来不过是她自卑的衍生产物，如果她不是贫家女，她有与他相当的各种条件，她尽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爱，没什么好害羞的，爱并不是让人害羞的东西，如果爱让人害羞，那只能说明你爱的不够或者爱的不对，矜持毋宁是对弱者的讪笑。

  一种在卑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爱，会有好的结果吗？也许有人会说这自卑并不是她自己要的，是命运给她的劫难，这显然是同情主义者们自以为是的美德。自卑，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弱者的自我保护，是对自己的开脱辩护，甚至是一种武器。只是这武器是一把双刃剑，伤人伤己，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这显然是弱者们的最后一搏，以同归于尽为终极目标，于是便有了那封来信。可悲？毋宁是可怜，甚至是自私。

  从头到尾，那名作家并没有错，那只是这个陌生女人的自作孽，不可活也是正常结果。但若说伤人，她的目的还是可以达到一些，至少那作家会为这女人的悲苦一生感到一些痛心，或许还会为没有得到这份“伟大”的爱而略感惋惜。或许这女子要的就是这些吧，卑微的人想博得的除了同情和惋惜，难道还有其他？我只是恨，这女子一辈子口口声声说的这个爱，其实并不是爱，这只是一种自恋，或是让这女人安心活下去的挡箭牌。爱在她身上简直沦落成了一种依附和手段，她却还觉得自己是升华了它，这难道不是最可恨之处？

  当然，一个女人，一生成就了圆满，也并不算什么奢侈的妄想。我的口诛笔伐，也只因为我不是她，我若是她，这样活一生，也应算是圆满如初了。所有的努力再拼上一条命，若还不圆满那简直要怪老天不长眼了。同样是女人，我并非不能理解她。

  只是，我发现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作者茨威格是个男人！他以男性的身份去写一个女人的卑微，他甚至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影子融入那个男作家的角色中去，这是个什么居心？如果只是女人自己自轻自贱，还尚能容忍，但若是个男人伪造了一个女人以满足其意淫的需求，那就是天理不容了！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特别能抓住女性心理，但他对于女性的理解却是建立在其男性沙文主义的自高自大之上，可恨啊。也许茨威格是并没全错，女人就是卑微的动物，女人身上本就有自卑的基因，这不是承认，只是无法一概否认，于是就被他抓住小辫子了。我会不服气，只因为他揪着这小辫儿不放了，有了痛打落水狗的嚣张气焰，于是出于安抚的目的，我找来了电影版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同为女性的徐静蕾导演的，我想看看女性改变这本原著的视角是如何的。

  视角确实是不同了，我发现最大的不同是，女主角没那么惨了，虽然过得也并不好，但明显没有原著里那么悲惨。电影里的那个女子显然更有知识（她读过大学），更有钱（她被军官养着），更有些地位（她不再是高级妓女，而是交际花），这些变化虽然看上去不大，但我能感受到徐静蕾是在有意提高她，加之徐本人便缺乏那种落魄的气息（也因为她有矜持的特质？），更显得这女子境遇之大不同。另，作家也不再如此高不可攀了，原著里的作家，简直跟神一样完美，即使是花花公子也不能减弱他给读者的优质形象；但电影中作家的扮演者姜文显然没有作家的气质，这作家简直是刚从西北黄土高原里跌跌撞撞跑出来的，即使西装革履也显得那么不协调。貌似徐是希望通过缩短男女主角的差别来带给陌生女子更多的尊严，希望这场爱情可以平等一些，愿望是美好的，但我却觉得无比别扭，比原著更别扭。

  撇开茨威格的私心不谈，原著确实描绘了一种极致的人生，即使这人生是以爱为借口的卑劣人生，是自怜自艾的可怜人生，但也是一种具有极高文学性的人生。它至少凸显了很多人性的东西，即使是负面的晦暗的，但那也是人性的真实体现。更何况，文学作品本就应该这么做，没人指定文学作品只能规划美好积极的未来。但电影却把这些晦暗的负面的人性给统统掩饰掉了，似乎并没有看到这丑恶背后蕴藏着的美丽。电影成了一场无关痛痒的作秀，虚浮造作，甚至还有些矫情。徐的艺术造诣显然不够深，甚至缺乏专业精神，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她试图凭借原著的影响力来完成她作为成功女性的个人表演秀。她把影片中的女子设置成了她自己，并把其改造成了一个美貌、痴情、有知识有文化的“新时代”女强人，这个女强人虽然好看，却浅薄了，完全没有了原著的震撼力，只剩下一次虚伪的充满私欲的潦草出场，尽显其自私自利而又贪慕虚荣的本性。

  我迷惘了，到底是男人更了解女人，还是女人更了解自己？这里的了解，当然也包含有对女人本性之缺陷的把握。从小说和电影版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我看到了不同的女人，充满了各种人格缺失的女人，无论是男人指出的，还是女人自己暴露的。我不能责怪徐静蕾的不争气，因为这确实存在，只是恰巧被她体现了；更不巧的是，它噩梦般地印证了茨威格对女人不怀好意的注视，我不得不服气了，我感到难堪。当然，我也可以自己去处在那个陌生女人的位置里想一想，我会怎么做？想来想去，唯有放弃爱。这是最理性的思考，是各方面争取及妥协后的结果，唯一的结果。爱情，太高不可攀了，它不允许你有一丝的罪恶，它不属于人性中的任何恶念，更坦白的说，它不属于你。尤瑟娜尔在《哈德良回忆录》里写道：“我们的爱情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在其他时候，我们是被禁止进入这个世界的。”在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圣徒，但我们能做多长时间的圣徒？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因为我们是人，这是宿命。当我们从那另一个世界里退出的时候，爱情结束了，上帝收回了租赁权，你剩下的唯有怀念和回忆。

  我明白了为什么看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后，我会先有那种惨淡和寒冷的感觉，而不是奋不顾身的热情，也许这就是上帝给我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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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书评的评论一直不熄，让我非常感动，毕竟这篇文章是11年前写的，而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而已。我个人对这本书的接受本身是比较曲折的，可以说经历了从喜欢到回避，到讨厌，到反思，再到接受的漫长阶段，这期间在我自己的身上也发生了许多许多事。2015年，应《文艺报》之邀我重新梳理了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写成译文，附在下面：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杆“女性主义”的秤

  文/陈嫣婧

  奥利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真正走进女性主义者们的视野，应是上世纪后半叶的事了，她们突然意识到这个看上去确实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其实是以一位女性的牺牲和落魄作为大前提的，且一手将其缔造出来的，竟然是一位在文学史上地位挺崇高的男性作家。一个清贫无名的女子爱上一位风华正茂的作家，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差距悬殊的，且不说这女子对于男子才华、相貌的倾慕，即使这女子本人，也会对自己的家世生活等等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所谓的矜持，所谓默默无声的爱，那些外人甚至是作者赋于这名女子的种种美好，在她们看来不过是她自卑的衍生产物，如果她不是贫家女，她有与他相当的各种条件，她尽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爱，没什么好害羞的，爱并不是让人害羞的东西，如果爱让人害羞，那只能说明你爱的不够或者爱的不对，矜持毋宁是对弱者的讪笑。

  第一代女权主义者们的“革命”，基本是建立在重拾女性尊严，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地位的这一基础之上，所以其内在逻辑，多少有反对女性特征，漠视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与男性自然存有差异的成分。比如，波伏娃就曾非常鄙视女性的子宫，认为子宫是造成女性弱势地位，被轻视乃至践踏的“罪魁祸首”。所以，她们自然会认为小说中那名女子在卑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爱，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也许这自卑并不是她自己要的，是命运给她的劫难，但这多少是出于同情主义者们自以为是的美德。自卑，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弱者的自我保护，是对自己的开脱辩护，甚至是一种武器。只是这武器是一把双刃剑，伤人伤己，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这显然是弱者们的最后一搏，以同归于尽为终极目标，于是便有了那封来信。可悲？毋宁是可怜，甚至是自私。而作者茨威格以男性的身份去这样看似有情却无情的书写一个女人的卑微，甚至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影子融入那个男作家的角色中去，这是个什么居心？如果只是女人自己自轻自贱，还尚能容忍，但若是个男人伪造了一个女人以满足其意淫的需求，那毋宁是瞅准了女权革命的尾巴一脚踩下去，简直天理不容了。

  时间向后挪了几十年，来到又一个新世纪，由中国女导演徐静蕾改编拍摄的小说电影版上映，并获得国际大奖。是时，老一辈的女权主义革命家们大多归于沉寂，她们显然意识到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将女性去女性化，而是让女性成为自己却不至遭社会意识形态的左右。电影在这时候上映，导演又同为女性，笔者料想对小说观念上的理解和诠释，也应与时俱进。但电影对原著最大的改动，竟然是女主角没那么惨了，虽然过得也并不好，但明显没有茨威格所写的那么悲惨。电影里的那个女子显然更有知识（她读过大学），更有钱（她被军官养着），更有些地位（她不再是高级妓女，而是交际花），这些变化虽然看上去不大，但很明显是在有意提高她，加之徐本人便缺乏那种落魄的气息（也因为她有矜持的特质？），更显得这女子境遇之大不同。相对的，作家也不再如此高不可攀了，原著里的作家，简直跟神一样完美，即使是花花公子也不能减弱他给读者的优质形象；但电影中作家的扮演者姜文显然没有多少作家的气质，这作家简直是刚从西北黄土高原里跌跌撞撞跑出来的，即使西装革履也还是不大协调。貌似徐是希望通过缩短男女主角的差别来带给陌生女子更多的尊严，希望这场爱情可以平等一些。

  这就是新女性主义的立场吗？通过提高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多种外在条件，比如豪车大房高收入，有才有貌有学历，来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地位？从而得到异性和社会的尊重？徐作为女性，理应知道女性于现实环境中时所面临的种种压力，她不反思，反而仍在文艺作品中将此施加于自己的同类，这到底是女性的自我解放，还是自我束缚？如果女权主义先驱仍活在世上，看到这部电影，她们会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呢？反观近百年前的原著，撇开其社会性，单看文学性，不得不承认这着实是描绘了一种极致的人生，即使这人生是因爱而卑微人生，是自怜自艾的可怜人生，但也是一种极具文学性的人生。在文学纯度极高的爱情故事里，爱就是虐恋，就是卑贱，就是受辱，就是疼痛，莫索克著《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谷崎润一郎著《春琴操》，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为爱而自愿糟践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以此来获得另一种精神上的满足甚至崇高，《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与之比起来，不知柔和隐晦了多少呢。

  所以，真正的女性主义或许并不应是作为一种范式，告诉你应该怎么去爱，怎么去活，怎么去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应是一种自由，即身为一名女性，只要是出于对自我主体的认同，不论如何去爱，去活，去体现价值，都理当获得理解和尊重。而文学作品作为一个由语言构成的自在世界，其经典性也即是体现在对人作为一个主体的绝对尊重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并不矛盾，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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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小说的美丽与哀愁

  作者：ly的读享生活 发布时间：2022-06-13 13:23:35

  

  “非洲自身的千差万别在本书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北部的小说如伊斯兰书法一样清癯，相形之下，南部的作品更为紧凑、浓郁；西部海岸上，种族题材处于边缘地位——几乎可为之自满了，而在南部，不可避免地要与种族主义发生痛苦的联系。” 钦努阿·阿契贝从地域角度指出了非洲小说的差别，随后，他马上说，“但同样（或许程度更甚）令人讶异的是一种一致的精神，这并非政治上的老生常谈。”

  非洲小说试图确立与政治的适当关系，这一渴望被诸多作家以各种形式表现。

  阿契贝的《国内和平》，收录在这部《非洲短篇小说选集》里。我们从标题就能够体会到政治的意味。这部小说描写战争刚结束之后人们的生活重建，从“活下来真好！”的见面打招呼开始，乔纳森凭着自己的聪明头脑和好运气，带着家人赚钱致富，后来因此招来了盗贼。小说轻松诙谐，乐观风趣，“让这件事像过去那些事一样过去吧。什么都难不倒上帝！”在结尾，乔纳森如此说道。

  

  在批评文章《小说的真实性》里，阿契贝谈过小说的创作意图，是为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特定问题，小说的虚构始于自我发现的探险，终于智慧和人道良知。非洲曾经长期被殖民，至今陷于政治的泥沼，非洲人民渴望自由民主富裕而不得，非洲小说的“真实性”离不开弥漫在这片土地上的政治因素。所以，“小说的真实性”可视为阿契贝与澳大利亚学者C. L. 英尼斯合作编著的这部《非洲短篇小说选集》的宗旨。

  这部选集收录了16个国家38位作家，包括纳丁·戈迪默、本·奥克瑞、恩古吉·瓦·提安哥、米亚·科托等知名的“拿奖专业户”，也有一系列我们中国读者感觉陌生的作家作品，可谓描绘了一张非洲现当代文学的谱系图。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坦桑尼亚籍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消息传出，大家都一头雾水，这位是谁？当时唯一能找到的国内中译版本，就在这部选集里，收了古尔纳的《博西》与《囚笼》。

  

  阅读《博西》。小说起初以“我”的视角叙述“我”与博西的友情，突出博西的英俊与才华，然后转向潜水事故，描述瀑布和海滩风景，描述气候的突变和博西失踪时“我”的焦虑心情，然而，所有这些都非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你错过了最残忍的一幕，博西。”这句话在最后一段和倒数第三段反复出现，一种感情浓烈的重点强调，夹在这两句话之间的一段，仅仅三百来字的叙述，描述“我”在返回途中遭到种族歧视殴打，这一刻，“我”庆幸留在水中的博西，庆幸博西躲开了这样的侮辱。前面的上万字就为了这几百字服务，长长的铺垫通向最后两三百字的崩溃，构思之成熟、情节之巧妙与语言之动人，太震撼了！

  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古尔纳的理由：“以表彰他对殖民主义影响以及文化和大陆鸿沟中难民命运的毫不妥协和具有同情心的洞察”。从这句话里也能感觉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古尔纳目前居住在英国，是英国肯特大学的教授，他用英语写作，古尔纳的身份和经历在非洲知名作家里很常见。非洲文学生产和研究的方方面面一直都被西方牢牢地把握着，早期的教会学校、西式精英教育和由殖民统治者建立起来的英式大学，对非洲第一批现代作家如阿契贝、索因卡和恩古吉等作家的培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部选集，我较喜欢以下几篇：提安哥的《片刻荣耀》、翁瓦纳的《爸爸、蛇和我》、恩德比勒的《女先知》、米亚·科托的《神鸟》、巴比拉·穆提阿的《奇迹》……作家们感受、体验、揭示并打开现实世界的门扉。作家们保持了“一致的精神”，但他们并没有把非洲的生活状况重构为单一的压迫史。在他们笔下，非洲曾经有过瑰丽的神话、快乐的童年、美丽的风景与奇特的人文景观，自然主义的笔触随时与现实主义的主题结合在一起。

  那些具备感知力的非洲女性的抗争与自我表达，尤其引我深思。以《片刻荣耀》为例。比阿特丽斯是一名相貌丑陋、生意惨淡的妓女，“她要爱，她想生活”、“她用梦想与现实抗争”，她对受人欢迎的尼娅古蒂心怀嫉恨，两位女子在作品里形成相互镜鉴，比阿特丽斯在她的幻想中觉醒，她以聛睨一切的自信姿态获得了瞩目和片刻荣耀，而现实马上反噬、禁锢女性的自由与觉悟，到了最后，能真正理解她的选择的，唯有尼娅古蒂。小说指向了非洲女性的普遍处境，现实土壤太过贫瘠，那么，觉醒之后，该往何处去？

  

  这部选集有其多样化和丰富的特征，写作水准都很不错。这些小说中的世界复杂、不稳定、滑稽、讽刺、奇妙、诗意，且追求真理。幻想和象征主义与下层社会的自然主义相结合，人物怪异的行为于是有了可以理解的同情。但是，与此同时，我感觉，它在“丰富”的同时又有种“单一”性。这些主题所向，包括反殖民化、文化多元状态的冲突、生态主义、动物主义、女性主义、阶层固化与流动、去宗教化、去政治化的题材，让我有种熟悉感，那就是在欧美文学和当代世界文学潮流里经常遇到的写作题材，包括语言形式和风格，都有很大的相似度。换句话说，这部选集的“非洲性”并不鲜明。没有关于部落、土著或游牧族群的深刻的主题小说，偶尔有些片段也是表层的浮浅的，除了在少数作品中，有歌谣、神话等原生态因素的偶尔出场所带来的感觉，它几乎也可以视为欧美小说家的作品集。

  

  从这部小说选集里，我感觉到非洲文学创作与欧洲文学、西方人文思想之间所存在的一种隐形的权力关系。非洲小说让人心生忧伤，这些作家的写作大多诞生于西方殖民统治在非洲留下的人文教育体系，他们与书写对象、与非洲的下层生活隔着距离，他们的身份与他们的写作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非洲的文学与非洲社会、尤其他们所爱描写的底层百姓的现实生存状态？这也是古尔纳的尴尬与获奖后的争议之处。

  南方都市报202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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