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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这群狗P出版人和出版社气死了

  作者：白云龙 发布时间：2012-02-16 22:54:52

  与《南渡北归》基本同样套路：

  1.夸张不实的宣传推介语，且堂而皇之的列印在封面上；

  2.数个不知所谓的推介人和推介媒体炒热；

  3.小说不小说，人物评传不人物评传，史书不史书...结果就如同一系列“宫廷剧”一样，你只能反复告诫自己，是在看一出荒诞剧，玄奘是有的，西天（印度）取经是有的，但猪八戒、白骨精是没有的...

  最搞笑的是作为“公务员读史”系列丛书之一，您看看书目吧，一堆《XXX发迹史》...版署不是瞎眼了就是脑袋灌水后被门框夹了。

  被这群狗P出版人和出版社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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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是只牛股

  作者：云有心 发布时间：2011-07-19 18:45:03

  在中国传统戏剧中曹操一直是以白脸的形象出现的，白脸代表是奸臣，他的坏名声主要来自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华佗这些行为（其中史实尚待查证），还有他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三国演义》又把他的坏名落实并将其“臭名远扬”使其“遗臭万年”。

  但曹操真的这么不堪吗？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这部书本来就是以刘姓天下为正宗，是褒刘备贬曹操的，其中很多情节都是演义并非史实，但由于四大名著的影响广泛长久，所以曹操奸臣奸雄之名也就坐实了。李宗吾的《厚黑学》中也是以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等人作为厚黑学的教材典型，刘备是厚，孙权是黑，曹操、司马懿则是又厚又黑，所以他们才能成大事立大业。

  很多人都替曹操翻案或有过公正的评述，比如鲁迅，在他的那篇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评述 “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他称赞曹操“尚刑名，立法很严”，文章“通脱”，善于用人不拘小节。他还批评说“刘备之忠近于伪，诸葛之智近于妖”，明显是贬刘而拥曹派。

  郭沫若有篇文章就叫《为曹操翻案》，称曹操为“不信天命，不信鬼神，毁灭邪祠，破除迷信，禁止厚葬，禁止复私仇，讳不避权贵，举能扬侧陋，敢于公开下令要选用，被人称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 在另一篇文中直言“曹操对于翻案的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评价曹操“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概，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真实可信的曹操，不是圣人也不是奸贼，他只是一个复杂的人，而且应该是一个好人多过坏人。

  手上这本《卑鄙的圣人曹操》也是为曹操正名翻案之作，但此书只是部历史小说并非传记，书的封面上公然写上“曹操去世1791年来，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其实曹操不可能看到这本书，更不可能表示服气。其实只是宣传噱头而已，不要过于介意，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既然是小说，那就像《三国演义》一样不能当历史来读，很多地方不能深究，比如书中数次写到桥玄对曹操的赏识和指点提携，史书记载在曹操地位很低之时曾预言曹操“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看来是有其事的，但说桥玄的两个女儿就是大乔小乔，尚有可争议之处，按时间推断说后来曹操攻打江东只是为了“大小乔”应该并非桥玄的两个女儿。

  曹操这个人，世人对其毁大于誉，史书评述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大家眼睛只盯在他的“奸”上，首先就是不对的。说他是“乱世之奸雄”，生逢乱世，如果他不够奸诈，早就被董卓等其他奸诈之人给“煎炸”了，他如何能平定天下？说他“挟天子而令诸侯”，天子是个无能的孩童，能有什么雄才大略让天下的诸侯军阀们——都是“奸雄”——听命，自然需要有一个有实力有名气之人来做事，只有比敌人更奸诈才能打败敌人，孙子兵法上说“兵不厌诈”，也没人说孙子奸诈，为什么就要说曹操奸诈呢，还是受了写书者个人好恶的影响。从更高处看，贬低曹操实际是以家天下的正统观念来评价他的结果，既然承认其为“治世之能臣”，如果我们跳出皇帝一家一姓的“正统”说，天下应该是选能者而治之，这样才是合天理顺人意的做法，凭什么皇帝就是一个混蛋、白痴、暴君、变态，也还要求臣属忠心侍奉，这明摆着就是助纣为虐，是非不分的愚昧，这样做是博得一个忠臣的好名声，对得起皇帝一人但对不起天下百姓，才是最大的逆天理的行为。

  他的性格太复杂，他的一生太曲折，在书封底的那张“曹操生平风云图”上可观其全貌，一张图简洁的描画出曹操坎坷曲折、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倒霉与幸运精彩交织的一生，很有创意，猛一看还以为是“股市走势图”呢。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只股票，有的是白马股，有的是黑马股，有的是绩优股，有的是垃圾股。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当作一只股票走势来看。曹操这只股，初看应该是垃圾股，爷爷是太监，父亲叔父都是攀附阉党的奸臣，一个 “奸阉遗丑”，不仅出身不好，而且曹操幼时是个顽劣不好读书（后来成为大诗人，真是奇才。）的纨绔子弟，把心机都用在装病偷懒耍滑斗鸡走马上，可以说是一只不被看好的垃圾股。托父亲叔叔的庇护贿赂入仕为官（古人也是如此现在更是愈演愈烈），曹操二十岁就做了洛阳北部尉，可谓少年得志，所幸还是一个好官，不畏权贵，一心为民（这样的好官现在都绝迹了），再加上桥玄等人的提点，可以说是重组成功，成为一只黑马股，看涨；谁知因得罪阉党，被逐出京城，身价大跌，时年才二十三岁；所幸得高人指点，在顿丘令位上也能做出业绩，为民爱戴，仍然是一只潜力股；但因为曹家受宫廷内外戚之争牵连，全部被免官，朝中靠山倒了，曹操也被罢官回老家坐冷板凳，又成了一只被冷落的低价股。几年河东几年河西，到本部书结束，曹操又被皇帝启用，潜力股开始启动了，他绝对是只大牛股，更精彩曲折的人生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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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曹操、理解官二代、理解时代

  作者：不夜影城 发布时间：2011-10-15 22:43:58

  时势造英雄，时势更能改造英雄。曹孟德就很荣幸在此行列，在不做大哥两千年后，再次重装上阵、王者归来。虽然他的真身由于几处华夏儿女争当孝子贤孙，葬身之处扑朔迷，让人感叹生的多疑，死了还躲猫猫，但是他的形象却在当下的通俗文化产品中逐渐清晰起来，而且是越发高大、伟岸、正面起来，这种与两千年来通行版本差别极大的刻画，到底是整容性质的还原，还是还原性质的整容，或许都是很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在读曹操时，我们读到了什么。

  《卑鄙的圣人——曹操》可谓继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对曹操全新的、通俗的和现实的诠释后，更加全方位解读曹操的一本书，作者试图用当下的观点去体会曹操、去塑造曹操，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如同第一人称的RPG游戏一样，让读者们附身于曹操，用他的视角去审视那个靠典籍中只言片语和人们的无限想象还原的时代，设身处地的思考身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如何在“我与天下人”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如何在历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他应该如何”变成“如果我是他，会如何”，是《卑鄙的圣人》以及这类通俗历史读物的转变，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读者的需要；而对曹操以及这类人物态度的转变，就不那么简单了，是一个时代的需要。遥想孟德当年，他的身份是官二代，是有产阶级，是官宦子弟或者说是宦官子弟，这不是用郭德纲相声段子涮老曹，实在是因为他爹是大宦官的养子，而他自然摆脱不了这个显赫又被人不齿的身份。尽管这是老曹一生的隐耻，但不可否认正是这个身份让他在群雄逐鹿的时代赢在了起跑线上，比起日后分庭抗礼的刘备刘皇叔少奋斗至少二十年。正是他那个没屌的干爷爷，让他变得很屌，进入了东汉王朝的干部序列，成为根红苗正的官二代。

  官二代对于曹操至关重要的作用，《卑鄙的圣人》说的很透，就是占有了各种资源。首先是有了对政策的动向和政治的动态有知情权，由于父亲以及家族在官场的势力，让曹操很早就了解许多东汉王朝的政治内幕、派系纷争、朝野情况，并且在父辈钻营的利弊得失中熏陶成长，这些都是他日后从政的宝贵经验；其次是有了一个结交高官贵族的人脉平台，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平常百姓就算是野心再大，也很难跟袁绍、蔡瑁这类官二代官三代混在一起，更不用说桥玄、蔡邕这样的高人，而这些人是左右一个时代核心人物，跟他们为伍无疑是站在时代的潮头；最后是有了发展壮大的条件，作为一个官宦大家族着力培养的接班人，难免被那些有曹操一样的进取心却没曹操那样的命的人们一致看好、一直跟随，人多了好办事，人才多了更能成事，更何况是在冷兵器时代，拼得就是人。

  这些资源就是官二代的绝对优势，也是白手起家者的绝对劣势，所以当时代发展的阶段是经过洗牌之后的创业，曹操们自然不受待见，需要被批判，而当时代发展到守业阶段，曹操就需要被重新定义了，就需要被塑造成形神丰满的圣人，其实这也不需要篡改和美化，“横看成岭侧成峰”，任何历史人物和事件，从不同的角度解读都会有不同的说法，关键看你需要什么。尽管不明真相的、看问题站位很低的普通百姓来说，曹操的一些做法很卑鄙，但这种不认同感和排斥感也是必须的。卑鄙就卑鄙，卑鄙的圣人也是圣人，而且卑鄙的圣人才能让别人知道圣人的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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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曹操还原成人

  作者：留给历史 发布时间：2011-07-11 17: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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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犹豫没有盐的例汤，淡而无味

  作者：我做你的眼 发布时间：2012-02-06 14:15:30

  冲着故事的主人公曹操来的，而且题目取得挺吸引眼球的。

  化了3-5个小时，将书读完（当然它还没有出完所有），很后悔，很后悔浪费时间了。

  我把这3-5个小时用来睡觉也可以给我养足精神去做其他事了，

  通篇下来，何来卑鄙？何来圣人？文不对题，哗众取宠，这已经是惯用的做法，多以这是绝对不行的第一点。

  第二、是里面的那个曹操太弱智了，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水平的曹操放在东汉末年，不知道一早就死多少次了，大概与“刘三刀”一样下场吧，还曹操，还说曹操服气，不气死就算了。

  第三、故事节奏很慢，有点不知所云，写了很多曹操刚进官场的小故事，小事件，但是却给人有点《小故事大道理》的感觉，感觉生搬硬套，类似在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面加插了几个阿凡提的益智小故事的感觉，非常别扭。

  第四、我看了50章，感觉前面就拖啊拖，堆字骗稿酬啊堆，然后后面突然发觉写太多了，边幅不够了，就跳写吧。前面一直写曹操对宦官的鄙视，不屑与憎恨，到了“十常侍之乱”却什么都不写了，直接跳一下，改到写董卓去。起码也写一下曹操如何和宦官博弈，或者调度他人铲除宦官嘛，既然写得曹操这么憎恨他们的话。

  所以整本书下来都不知道作者想些什么，要故事没有故事，要斗智没有斗智，要大道理没有大道理，不知道这本书何来养分写下去。

  整本书就是一碗出去吃快餐是免费派送的没有加盐的例汤（俗称刷锅水），淡而无味，后悔读之，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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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

  作者：庙下张三四 发布时间：2011-10-06 19:07:26

  對於曹操最早的印象恐怕都是來自于《三國演義》中那個挾天子令諸侯的奸雄，在不久就是從戲裡邊看到的白臉曹操。似乎曹操就被定性成奸人，而《三國志》則是給出了比較正面的曹操，但是，這些正面形象皆是從大角度出發，而忽略了細節。《卑鄙的圣人：曹操》則與《三國志》相反，從細節入手，雖然只看了第一部，但是，王曉磊的曹操與細節處展現出其複雜的個性，從曹操的童年入手，放大了曹操在成名之前的細節生活，尤其是曹操的童年生活，仿佛是親眼所見一般，刻畫了一個有喜有悲，有愛有恨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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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小兵：民国政治的真谛——读《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19-10-18 19:39:31

  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4期

  邓野在研究抗战结束前后国共之间的和谈历史时有一段很精辟的论断：“民国政治的全部真谛在于：政党与武力的高度统一。政党在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武装集团，因而政见之争往往演化为武力之争。一九四四至一九四六年的国共谈判，在形式上表现为：国、共、美三方，尝试引进西方政治原则，以政治方式解决政见之争，避免政争导向战争的历史惯性。然而，这种西式原则的绝对要求是：政党与武力截然分离，能否实现这一分离，便是西式政体能否建立的症结所在。”一方面是清末以降成其雏形，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蔚为大观的政党政治的形塑，另一方面是民国初年后逐渐成形的军绅政权与派系政治对军事武力的过度依赖，这两方面的聚合、离散与撕扯就构成了民国政治最基本的特质与动力。最近出版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就是对这一基本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汇聚与展示。纵览此书的上卷就会发现，贯穿全书的宗旨其实就是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的坐标轴来探讨民国政治的肇端、特质、动力与趋向。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派系政治、革命动员和国共成败是理解这本书的三个关键词，而对于这些主题的研究恰恰是近些年民国史研究的焦点所在。

  　　

  何谓派系？陈志让有一段论说很值得深思：“结成派系常以私人关系为基础，有的人把这些关系叫作‘感情’，其中包括家族、亲戚、师生、僚属、结拜兄弟、同学、同乡等传统的私人关系。这些私人关系都不是平等关系，把这些传统关系带进中国的政治生活里来，就把基本上属于平等的党员、议员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人组成的政党、国会等，变成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东西。”自湘军、淮军到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再到民初派系林立的北洋，直至二十年代蒋介石崛起所依赖的黄埔新军，都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军队私人化和政治私性化的明显轨迹，人身依附凸显了嫡系与非嫡系的分野。或许正因如此，现代中国的共和政治从一开始就被中国特色的“感情”“人情”和“面子”等渗透，而蜕变成为一种竞逐私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公共名义”。共和政治的“名”与“实”南辕北辙，这就导致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杨天宏有一段议论切中肯綮：“民初及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一党或一派制宪，缺乏广泛的代表性，顾及了党派的得失却不甚顾及国家利益，将约法或宪法做成了维护特定党派利益的制度规范，做成了因一人或一时而定的‘根本法’。”政治生活表面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自立法和普法，但其实对于宪政、共和与制度缺乏一种根本上的承认与尊重。一言以蔽之，民初政治混乱最根本的肇因之一就是传统政治模式瓦解之后，天命、天理、天道黯然退场，新政治制度的神圣性迟迟无法确立，也就是梁启超所言的中国社会缺乏一种“公共的信条”，杜亚泉所谓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主义”。

  　　

  民意和舆论成为可以被操纵的对象，对共和与政党的怀疑甚至抵触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英实在无暇等待共和制度在中国社会春华秋实自然成长，稍有差池和争议就恨不得改弦易辙弯道超车。一九〇五年科举废除，读书人制度化的政治上升通道封闭了，而清末以来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批量生产出来的新知识阶层在一个“军绅政权”当道的时代远离了权力中心，却掌握了新式媒介与公共舆论，在文化与观念上似乎具有了更为巨大的影响力。政治经验的匮乏与政治意识的高涨，形成民初政治生活中一种悖论的状态，这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和文化激进主义的源流所在。正如杨氏所论：“国会政治是一种民众普遍参与的政治，当多数本应参与其中的人形成国会‘万万不能存立’之共识，国会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即十分薄弱。民初国会政治消亡，此实关键因素。这种共识的形成既与民初国会政治实验不甚成功有关，也与当时国人思想日趋激进，对于在中国仅仅试验了十三年的议会政治失去信心和耐心有关。”而反讽的是，当时的中国政治家和民众对议会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人的道德这一层面，基本上没有就制度的弊端做深刻分析，却废除了旧国会，并在事实上否定了国会制度。对国会制度的反思本身具有强烈的道德主义面向，这说明转型时代的中国人仍旧习惯于用传统思维面对现代共和政治的难题。

  　　

  而这种对国会制度的废除本身，也说明晚清以降在一波接一波的强国梦中，中国知识人心态上的六神无主与偏执焦虑。迟至三十年代，胡适还在《大公报》撰文《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呼吁超越党派的政治制度，可见政党在民初已经成为派系和私人利益的象征。派系为私，政党为公，但后者往往被前者所绑架甚至穿透，前者往往借用了后者的名义装点自身。杨天宏分析了北洋政治之后指出民初政党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性：其一，缺乏共同的政治信仰；其二，缺乏对异党的宽容精神；其三，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简言之，民初政党基本上都是一些角逐私利、没有多元理念和民意基础的党团，难怪胡适对这种政党政治嗤之以鼻。就是金以林和杨奎松所论述的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是生存在这种政治惯性和政治特质的延长线之中。金以林指出：“国民党内的种种纠纷，实由派系而生，而表面的团结，从来不曾弥合派系造成的裂痕。‘派系’成为民国政治中的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符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的特点就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特别是国民党的派系活动，影响着民国政治全局的发展。”据其研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派系就其形成而言，大约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类派系，指在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民党改组前已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党内领袖同其追随者形成的政治派系，如蒋介石派、胡汉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和太子派等。第二种派系是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如晋系、桂系、东北军和川军等。第三种派系则以蒋介石为核心而分立竞争，虽说始自抗战前期，但主要发展，则是在抗战以后。因此可以说，“派系林立”与“派系纷争”是国民党最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国政治就是“派系政治”。

  　　

  派系政治就其大体而言自然最借重的是武力和暴力，但民国的军人政治在公共舆论和政治实践层面，恰恰因为事实上的军人干政和军阀混乱，而倡导一种文人政治的浪潮，注重在政治共同体里重用文官和吸纳专家，这也可以认为是主事者对民初军人政治的一种抗衡自觉，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政治的回光返照。据杨天宏研究，袁世凯虽被视为北洋军阀首领，担任大总统期间却鼓励文治，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文治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袁氏鼓励文治，强调‘军民分治，军人不干预政治’，主张政府官员通过考试选拔录用，但北洋人物大多出身行伍，对其近乎排斥自己人的做法多不认同。袁积极立法，示以法制立国，而北洋武人多跋扈，能自觉接受法律约束者甚少。”徐世昌更是接续这一文治主义主张，但可惜这些主张最终只能造成北洋的分裂与名存实亡，而无助于政治秩序的确立和政治权威的形成。对于国民政府而言，一生服膺宋明理学的蒋介石最歆慕的就是儒生治国统军而定天下于一，他践行文治主义最基本的标志就是到了三十年代之后延揽专家入阁参政，在其幕僚钱昌照的安排下，蒋介石自一九三二年开始有计划地召见了一大批学界精英，虚心向他们请教，借此一面“交换智识”，一面“选拔人才”，“而且得以联络感情”。金以林指出，通过这批著名学者的讲课，不仅提高了蒋介石的治国能力，更重要的一大收获是很好地改善了他与知识界的关系，并吸引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如清华大学代校长翁文灏、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等进入国民政府。文人主政与专家治国就成为民国政治的潜流与暗流，与实质上的武夫当国军人干政构成一种时而对峙、时而互补、时而分流的复杂关系，正表征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方式与政治惯性，在现代中国仍旧以顽强的方式凸显着自身的存在。

  　　

  “革命”是理解民国政治的另外一个不可绕开的关键词。这些年随着新革命史的崛起，对于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和共产革命的研究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学者。《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收录了这些学者关于革命的最新见解。比如有关中共革命的动员问题，是理解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在人数、军事、影响力和可支配资源等方面均不占优势的中共，是如何后来居上成功地动员了工人、农民和知识阶层投身革命的？这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之谜。有鉴于此，王奇生不同意国内主流史学的“失败史观”，他努力挖掘中共作为小微政党为何能在成立五六年后就成功发动了规模宏大的农民运动的各种因素。在他看来，二十年代大革命的底层动员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土地分配等经济利益的刺激，而是以农民运动讲习所成员和特派员机制为杠杆，以乡村小学教师为主体的一种政治利益和政治身份的重新分配而形成的政治效果。毫无疑问，中国革命诉诸的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平等主义和身份政治的诉求，但革命的发动者同时也意识到要撬动中国的底层社会，光靠一无所有的贫雇农是远远不够的。就像裴宜理所指出的安源罢工时李立三等中共领袖要穿长衫以读书人的面貌切入地域社会才有权威与人格魅力一样，对农民的动员也依赖于对乡村基层精英的有效吸纳。事实上，正如王奇生所言：“站在中共的阶级立场，农民运动必须以底层的贫雇农为中心，然而，真正的贫雇农无法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仰。贫雇农之间也相互轻视。早期中共党团员多为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多出身于地方精英家庭。”这种身份的中共党团员才会在乡村社会具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具有可调度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源，更具有令底层畏惧和歆羡的社会声望。其中，乡村小学教师群体就是农民运动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一个重要人群。新式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农民运动相对活跃的地区，这充分地说明了新青年与小学教师在传播新思想和建立党团组织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王指出：“小学教师实际成为二十年代湖南农民运动的基层骨干力量。所谓穿破鞋、打破伞的游民和贫农，只是充当革命的马前卒和急先锋，而真正发挥领导作用的区、乡农协委员大多是乡村小学教师。”这一点在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一文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就此可见农民运动中，底层民众对精英的依附性。而政党精英通过册封农会成员这种政治优越身份，低成本急速而有效地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其背后折射的隐秘心态是农民“即使受到豪绅精英的压迫，仍愿意追随那些豪绅精英。因为他们觉得豪绅精英比自己更有眼光，更会算计利弊得失”。

  　　

  在农民抗争政治的研究中，认同“反抗压迫”是一种习惯思维，而这种压迫主要来自赋税和各种税费、盘剥导致的经济和劳役上的沉重负担。但揆诸史实，这个结论经不起推敲和验证。黄道炫关于苏维埃革命缘起的研究聚焦在农民负担与农民生活层面，他详细地考察了农民的收入、赋税与支出等，认为革命的兴起具有极为复杂的成因，绝非仅仅是一种经济因素的诱引，若只是将革命理解成为“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就在事实上矮化和简化了中国革命的意义和复杂性。就赣南、闽西这些最初的革命发源地而言：“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因此，虽然赣南、闽西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黄道炫指出，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成因。无独有偶，王奇生也在对底层的革命动员研究中探测到了革命兴起的这一吊诡面相：在群众运动的实践中，其实还有另一种情形：哪里压迫小，阻力小，政治环境宽松，哪里的群众就容易运动起来。压迫太深重的地方，往往难以形成反抗的意识与空间。

  　　

  对民国史的历史书写，最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理解国共成败之谜，尤其是抗战前后，两党、两军力量对比何以发生如此巨大的转折。关于战时两党的财政及与底层民众之关系，杨奎松有一段深刻的观察：战时国民党政权像抽水机一样，用尽办法汲取底层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以应对战争之需，农民的生活乃至生存条件每况愈下。当政的国民政府固然也尝试过减轻民众负担的办法，但在战争期间，军费糜耗，财政拮据，政府除穷尽一切手段向民间取得资财外，鲜有他法可想。再加上各级官吏、军官，往往还乘机贪污中饱，大批军队征发不断，这就更加加剧了基层社会官民乃至军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共产党同样需要农民更多付出，但习惯于阶级思维的中共，却可以通过反奸清算剥夺所谓汉奸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以及清债退押运动等，将战争负担尽量多地分摊到富裕阶层中去。同时，中共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分配制度、强化阶级观念的整党整风、自力更生的“机关生产”措施，以及展示政治民主的基层民选等做法，包括利用特货贸易改善财政状况，减少对农民的征发等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根据地穷苦农民的负担，并强化了多数民众乃至国内外舆论对中共的好感。可以说，战后两党成败的玄机已经潜伏在抗战进程之中，中共以“减负”争取到了底层的民意，同时也以舆论宣传和民主实践争取到了中间派知识分子的支持，而战时对政党自身的强化治理，更是将党员和党组织的能力和效力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

  　　

  关于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金冲及、汪朝光、林桶法等学者都有深入的研究。简言之，全面抗战极大地消耗了国民党的元气，而战后贪腐无序的“接收”以及币制改革的失败和通货膨胀等，更是导致民怨沸腾，蒋介石本来如日中天的威望逐渐消失，中间知识阶层在两极化的政治力量拉扯中多数倾向于左翼革命，因对晦暗现实之不满而寄希望于未来中国，这在钱理群《一九四八：天地玄黄》一书中多有记载。一方面是民族主义战争集聚的政权合法性在国内政治中日益自我消耗，尤其是在两党的宣传战中一败涂地；另一方面是国民政府稳固政治和社会秩序、解决民生问题上的失败，导致治理上的无效，反过来进一步吞噬统治上的正当性。汪朝光通过对战后第一届国民大会的民主表象与弄权实质的考察指出了这种政治危机导致的严重后果：国民党和蒋介石当时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是，这次选举的进行和国大的召开，却在“民主”的名义下，使国民党受到严重的内伤，加剧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冲突。本就软弱涣散的国民党，经此之后更加四分五裂，在与团结一致的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等方面的争夺中，更难以形成合力，不能不处于下风，从而成为其政治颓势的表征。

  　　

  曾经做过国民党宪兵参与战后自南而北的接收的著名作家王鼎钧，以其亲身经历和见证对于国共两党在政治运作上的差异有着形象而深刻的观察：“国民党办事‘执简驭繁’，社会组织已经形成，已经运作，国民党顺应这种运作，依赖由运作产生的枢纽人物，掌握枢纽就掌握了社会。地主是佃农的枢纽，资本家是工人的枢纽，校长是学生的枢纽；一个校长等于全校学生，一个地主等于全村佃户，一个厂长、董事长能抵他旗下一千个工人。国民党注意拉拢这些人，重视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也偏重照顾这些人的利益。共产党不嫌麻烦，反方向而行，它搞‘农村包围城市’‘小鱼吃大鱼’。它结合贫农，不要地主；它结合工人，不要资本家；它结合学生，不要教育部长。一部总机下面有一千具电话，但是它可以使九百具电话机不通。它在全民抗战的号召下，理直气壮地组织学生和农民，因为上阵打仗要靠多数，不能靠少数。等到民众组织成功，军队训练成熟，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当务之急是一齐动手摧毁那些枢纽，重组社会，痛快淋漓！”这或许也可以解释战后中国政局风云变幻、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成因之一吧，也正可以印证汪朝光、杨奎松和林桶法等学者在此书中的研究结论。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后世读史者读到民国这一段波澜起伏、纷争歧异的历史，焉能不扼腕低回？这正如此书主编之一黄克武先生所言：“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的一百多年间，是中国面对世界与走向共和的关键时代，其间内忧外患不断，私心与公义纠葛，政治团体或分或合，时而起高楼，时而楼塌了，这些经纬万端的风云变化是一九四九年后海峡两岸分途发展的重要原因。如何深入认识这一段史实，并借此观察现状与思索未来，是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未来的人应该思考的严肃课题。”即此而论，确实正如阿伦特所言，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类不能达到纵深。失去了来自历史的光亮的照耀，我们的人生与思想将变得何其浅薄与晦暗？史家唐德刚所谓的历史三峡说能否成为一种精准的预言，中国能否走出一条既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稳健、民主、多元和开放的道路，也取决于从历史中汲取的智慧能否有效地转化为当代中国的思想和价值资源。那么，阅读这一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也许就是叩问历史探本溯源的一种积极求索的方式吧。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王建朗、黄克武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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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作者：雾凇 发布时间：2017-09-27 22:00:49

  《平原客》是李佩甫的一部透视官场腐败的长篇小说。

  李佩甫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作家，他的作品《羊的门》《生命册》等都非常成功，多次获奖，其中《生命册》就获得了2012年的人民文学奖和2015年的茅盾文学奖。

  李佩甫的作品扎根乡土，不但对中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还善于剖析人的精神世界。在《平原客》中，他一如既往地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刻画出一个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让人又爱又恨的人物形象。

  在平原上，每个人都是来客，就像一株株植物，在这广袤的平原上生长。不知不觉间，植物就成熟了，就像书中说的那样，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每个平原客是否结出了自己想要的果，只有各自评说。平原与这些来客，就像土壤与植物，正是李佩甫关注的核心。

  《平原客》中有几个非常典型的人物，副省长李德林，副市长刘金鼎，掮客谢之长，他们是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的代表，从他们的生长轨迹，能够看到他们对骨子里乡土气息的爱恨交加、在欲望之中的迷失和挣扎。他们的经历，让人痛恨，也让人同情。

  李德林的堕落，都映衬在他的三个女人身上。

  第一任妻子罗秋旖，一心期盼李德林研究“黄淮一号”小麦新品种取得突破成就，成为“小麦之父”。而罗秋旖的洁癖，似乎也暗示着，若想要追求事业成功，就要全心全意的投入本职工作，远离权力腐败、贪图享受这些繁杂的欲望。

  李德林跟罗秋旖的离婚，正是他远离纯粹的事业追求、走上腐化道路的分水岭。

  第二任妻子则伴随着李德林的迅速腐化、膨胀的下滑过程。原本朴实勤劳的徐二彩，在金钱和权力的喂养下，变成了颐指气使、善于以权谋私的“省长夫人”徐亚男。甚至在家里，徐二彩也从惟命是从的保姆，转变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要挟李德林的母老虎。

  贪腐就是李德林自己喂养出的一只下山猛虎。等到这只老虎大到足以反咬住自己的时候，李德林才看清它狰狞的面目。然而，此时他早已无法脱身。

  第三个女人是他的情人，王小美，代表着他再也无法得到的——安详。当李德林深陷权钱漩涡之中时，内心的安详，成了他遥不可及的期望。所以，王小美只是他的情人，而无法成为他的妻子。

  他想要回归安详，却再也不可能。纵然他铤而走险，试图与咬住自己的猛虎决裂、甩开包袱，结局也只能是两败俱伤。

  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当李德林领悟到这点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了堕落的尽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知不觉，自己栽种的果实就成熟了。而他种出的绝不是渴望已久的“黄淮一号”。

  刘金鼎的陨落，就像那株“古桩梅花”的枯败。

  刘金鼎就好似他的花匠老父亲培育出的那株“古桩梅花”。这“古桩梅花”本是精心培养的一株奇花，刘金鼎也算是从普通劳动家庭走出来的金凤凰，原本前途光明。然而，李德林一句语焉不详的交代，再加上县领导百般揣测的过度解读，让刘金鼎一下子跳到了新的人生高度。

  这一切来的太快、太甜，足以让他上瘾。刘金鼎傍上了他人生中的大贵人李德林。于是，隔段时间去陪同李德林吃碗烩面，就成了他最重要的事，从路边小馆吃到了高级餐厅、私人会所，与此同时，他的仕途也格外的顺风顺水。

  为了迅速往上爬，刘金鼎使尽了手段。他要求父亲违背自然规律，强行更改那株“古桩梅花”的花期。就像他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在工作上实干，只是一心玩弄权术、拉帮结派、苦心钻营一样。就这样，一株“奇花”变成了“妖花”，刘金鼎也从有前途的金凤凰变成了权力温床培养出的丑恶蛀虫。

  “古桩梅花”不堪折磨，终于变成了丢在路边的废柴，刘金鼎的结局也早已注定。

  谢之长的长袖善舞，终有一天会把自己缠进去。

  谢之长是刘金鼎的第一个贵人。能力没有李德林那么大，仍然足以改变刘金鼎的命运。

  谢之长，人如其名，最善于拉关系、套近乎，可谓长袖善舞。他靠着拉关系，帮助刘金鼎完成学业，本是好事一件。此后二人就像用一根绳栓起来的蚂蚱，各取所需，在权钱交易上越走越远。他依傍刘金鼎的权力，产业开的越来越大，坏事做的越来越多，成了一方富豪。

  作为一个在腐败的滋养下捞取暴力的奸商，当法律的铁拳举起的时候，他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还能蹦跶多久呢？他再长袖善舞，也躲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就像千千万万个平原客一样，李德林、刘金鼎、谢之长，他们都选择了自己的路，也都结出了自己的果。他们都做了一场虚幻的美梦，梦醒后却是一片空寂寥。

  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不只是对李德林、刘金鼎、谢之长而言，所有人都如此。想要种出什么果实，就要看自己如何栽培。不要等到丑陋的果实无声无息的成熟，才想到反省自己的过失。人生之中，警钟长鸣，时时省察自身，端正自己的方向，脚踏实地，才能结出饱满香甜的好麦子。

  2017.09.27雾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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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太短，不想让普鲁斯特太长

  作者：草原上的咩咩羊 发布时间：2016-03-23 08: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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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不完的三步曲

  作者：阿不壳 发布时间：2008-06-27 12:02:00

  有些书一旦错过，也许就是永远。这么想似乎很可惜，因为多数书注定被错过，书比人多，比人的岁月要长得多。可转念一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让人觉得可惜的书，它们骨子里通常是人早已渴念、早就熟悉的东西。有时觉得真古怪，那么多年了——超过人年月的事物过了又过，为什么它们总也不变？为什么许许多多人、许许多多书说的是同一件事？为什么每认识一些人都好像从未认识——其实是从来也不曾陌生？仿若邻舍。当人们见面了，不外打个招呼。不见也没什么。因为大伙儿总是在的，即使有些人先行离去，而你，你将步其后尘。

  难道人人都是俄罗斯人吗？同时也是丹麦人、德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这世界的院子是多么广大啊，又那么窄小。

  原来高尔基不仅是那蓄着树皮擦胡子、做了社会主义国家官儿、长得与斯大林一个样儿的人。他也有小时侯，他也有让人熟悉的故事，好像他是邻居的大叔。相互叨念起认识的人，彼此笑出眼泪来。他也有一样的姥姥！

  这故事他说了个开头，人们像共度了一些夜晚，他拧开伏特加酒瓶子，断断续续，想到哪说到哪。喏，小娃娃，故事告一段落了，娃娃的故事讲完了，接下来是有点残酷的，娃娃被赶入了人间。

  有人央求说，喂，大叔，停一会吧，再讲讲先前的吧，先别讲残酷的。

  他凝神看过去，装出严肃的口气说，怎么，你以为先头的不残酷吗？那你是没听懂！

  底下的人就不吭声了。

  是的，先头不残酷吗？从娃娃的眼睛看过去，诗歌、圣经和笑话混成了一个篇章；天使、圣徒、英雄和身边苦哈哈的人抱作了一团。他们先是存在姥姥的肚子里，每晚一小节一小节地冒出来。后来也活在了他跟前，钻进到他的心眼里。

  不过，肚子里装了那么多活蹦乱跳的人是什么感觉？闹不闹得慌？可姥姥是会管束人的。她叫谁出来，谁就出来，让哪几个列队，他们就乖乖站成一排。

  高尔基也学了这个本领。不过最厉害的还不是这个。奇怪的是俄国人天生会讲故事吗？陀斯妥耶夫斯基，契柯夫，果戈里，连托尔斯泰那种学究似的人物，有时也能说出动人的故事来。这是一种什么性格啊？

  最后是高尔基说的，姥姥爱那些人，爱她肚子里头的人，无论那是圣人，小鬼，无赖，小偷，儿子或仇人，女儿或被唾弃的女人——她怜悯。她也怜悯自己，跟谁都不较劲，因为在她眼里谁也不能说是有错的，大家都不容易。“在上帝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好的。”人们也像高尔基小时候那样叫起来：连我们这样一个世界都是好的吗？——是的，正是我们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看起来混乱无度，桌上有天神、桌下有小鬼，门内有盗贼、门外有亲人的世界——人们相互纠打、唾骂、拥抱、哭泣的世界，这个世界，竟然是好的，如保罗所说——好得无比！

  这究竟是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上帝要么不做声，要么发烈怒；为什么上帝分成了两个，一个是叫姥爷们战兢害怕、极其严苛、不得不服从却总也要冒犯的审判者，一个是让姥姥们对之倾吐苦痛柔情、念叨家长里短的亲人。从他们眼里，娃娃一会儿看见这个，一会儿望到那个，最后也一股脑地吞进自己肚子里。怀揣着，怀揣着恐惧和盼望，恶与善，丑和美，跌跌撞撞滚入人间。好像一幕谢过，一幕未起。

  此时讲和听的人都默默不语，一起回想下了台的人——后台一定挤满了人！没有主角，没有跑龙套的，大家推着碰着，和和气气。做丑角的用纸团擦去脸上的油彩，武打的丢下手里的器械，有个负责念独白的女人，先头还在长哭，直哭到喘不过气来，现在也安静坐下，哄着怀里的宝宝。小鬼们不跑也不闹，像小鸡雏被聚拢。

  他们在等什么呢？

  娃娃还想粘住姥姥，听她再说说话。可她只说：“快，去念书去……” 她只说：

  ——“亲爱的，你要记住，不要介入大人的事情！大人正在接受上帝的考验，他们都学坏了，你还没有，你应该按一个孩子的想法去生活。等上帝来为你开窍，走上祂为你安排的生活之路，懂吗？”

  ——“祂看人家从天上俯视大地，看了又看，有的时候会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的小民们啊，亲爱的人们，我是多么地可怜你们啊？’”

  然后她自己也哭了，去做祈祷了……

  娃娃似懂非懂。他只觉得自己被两个上帝扯成两半。就好像他被眼前的世界扯成两半。一半暗，一半亮。愁苦有时是甜腻的，伤口会流出蜜来；唱歌的人会突然丢下手里的琴捶胸痛哭——“这算是什么日子啊？我是个下流坯子！”

  人们依然滚着爬着活在人间，笑着骂哭着祈祷。娃娃想听一个答案，听一个确凿无疑的“为什么”，可父母和姥姥都过世了，或者只不过是钻进了他的肚子里。他像朝着一个歌谣的结尾，或另一个故事的开端奔去；死了的人呼唤他；半明半暗的前途招引他；又严岢又慈祥的上帝默默看着他。他一跺脚对肚子里的人说：先给我安静！等我看看再来！

  是的，这就是三步曲。总也是三步曲，好像人的故事分三个篇章就能讲完；路三步就走完；童年，壮年，老年，上帝不偏待哪一个。私底下都是娃娃，并不知道什么，也不了解什么，想了又想，问了再问。期望上帝是姥姥的那一个，而不是吹胡子瞪眼睛的可怕老头子。

  于是祂自己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

  有人央求说，主啊，停一会吧，再讲讲先前的吧，先别讲残酷的。

  于是祂说：这样，你就试试看，去走走看。去人间吧，到人间中去。

  一张大幕布悬垂而下，把先头的人遮住。一个小小人形，笨拙地，好奇地，勇敢又胆怯，就奔到台中央，细声道：等我，我看看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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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梦到这本书了

  作者：我是熊猫哥 发布时间：2023-11-16 12:03:33

  早上做梦，梦到我在有白杨树的马路边行走，一位姑娘匆匆从身边走过，右手夹着两本书，向外的一本书就是这个，对方走的很急促，我加快了步伐追上了对方，我向对方打了招呼，表达了自己曾阅读过这本书，是一位朋友推荐给我的，然后我和对方交流了一下这本书，里面的风景线，故事线，然后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然后今天是疯狂星期四，听后边故事v我50，我还能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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