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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洞

  作者：猫咪喵。 发布时间：2009-12-25 20: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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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陳鴻森 | 唐玄宗〈孝經序〉「舉六家之異同」釋疑 ――唐宋官修注疏之一側面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17 23:53:28

  一、問題之提出

  唐玄宗《御注孝經‧序》述其書撰著緣由，有云：

  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1]

  此〈序〉謂歷觀諸家《孝經》舊注，互有得失，不皆可據，玄宗因參酌舊義，折衷諸儒，裁翦繁蕪，撮其樞要，別為之注，期新解能「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其言「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云云，知所舉六家，尤為《御注》撰定時所參酌取資也。邢昺《孝經正義》云：

  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言舉此六家，而又會合諸經之旨趣耳。[2]

  依其說，則玄宗《御注孝經》多據此六家為本。按《孝經正義》闡釋《注》義，與群經義疏最大之區別，厥在於：凡《御注》采用前儒舊義，《正義》皆明記之曰「此依某注也」。如〈三才章〉：「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御注》：「君愛其親，則人（民）化之，無有遺其親者。」《正義》云：「此依王《注》也。」[3]即玄宗此《注》乃本王肅舊解。《正義》既為《御注》作疏，則此所稱韋昭等六家，皆為《御注》所本可知也。乃今通計全書，《御注》所采前賢舊義，凡鄭康成二十九事，魏克己十六事，孔《傳》、王肅各十四事，[4]韋昭二事，絕不見有采及虞翻、劉邵、劉炫、陸澄四家之說者。而《御注》依用魏克己《注》多達十六事，反不在《正義》所稱六家之列，玄宗〈序〉於其人亦無隻語齒及，是〈序〉所稱「六家」，與《注》實不相應，豈不可異？此〈序〉、《注》枘鑿不合現象，王應麟、馬國翰等已留意及之，日本學者林秀一教授更撰〈御注孝經序に關する疑惑〉一文，討論其事；林氏後撰〈邢昺の孝經注疏校定に就いて〉一文，亦論及此，[5]然此惑終莫能解。本文擬在林秀一研究基礎上，對此問題重加檢討，發掘〈序〉、《注》乖違致誤之由；並藉由此一事例，對唐宋官修《注》、《疏》之實態作一剖析。

  二、《正義》所稱「六家」舊說質疑

  阮福《孝經義疏補》嘗言：

  自唐天寶《孝經》成《注》之後，盛行於世，不但《孝經》人人必讀，即明皇〈序〉文亦人人必讀。直至五代以後，猶在人口，故《玉壺清話》載党進辭朝日致詞，忽及「朕聞上古，其風朴略」二句，[6]曰：「欲官家知武人曾讀書。」又《籍川笑林》載學士戲以〈孝經序〉作策題，云「韋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7]

  可見此〈序〉自昔播諸人口，影響極廣。玄宗復隸寫此〈序〉及《注》，勒石太學，即世所稱「石臺孝經」，其碑歷一千兩百餘年，至今巋然猶存。[8]此〈序〉流徽千年，然〈序〉、《注》枘鑿疑竇，則宋末王應麟以來迄今不得其解。

  如上文所述者，《正義》以〈孝經序〉所言「舉六家之異同」，為指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六家。然核其實，此六家之中，《御注》引用者僅王肅義十四事、韋昭《注》二事耳，並未引及虞翻等四家之說，是《正義》所舉六家名氏，顯然未盡可據。今先就劉炫、陸澄二家論之：

  《正義》歷記玄宗《御注》所本諸家舊義，並未見有依用劉炫、陸澄兩家之說者，《正義》將之列為〈孝經序〉所稱「六家」之二，此邢昺輩誤解玄宗〈序〉文之意耳。〈孝經序〉言：「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正義》云：

  ……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初，澄以晉荀昶所學為非鄭玄所注，請文藏秘書，王儉違其議。[9]

  《正義》累累百數十字，專詳劉炫行實，而對「劉炫明安國之本」一語所關故實，義實未憭，以致誤將劉炫列為「六家」之一。今略考其事：《隋書‧經籍志》記載南北朝時所傳《孝經》，有古文孔《傳》及今文鄭《注》兩家：

  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民）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10]

  據此，是孔《傳》、鄭《注》是否果為孔安國、鄭玄所著，當時已多疑辭。孔《傳》因梁末侯景之亂亡佚，隋開皇十四年，王劭訪得其書，以示劉炫，[11]炫因著《孝經述議》五卷，發明孔《傳》之義。[12]《述議‧序》云：「經則自陳管見，追述孔旨（按指仲尼微旨）；傳則先本孔心（按指孔《傳》之意），卻申鄙意。前代注說，近世解講，殘縑折簡，盈箱累篋。義有可取，則擇善而從；語足惑人，則略糾其謬。」[13]其書疏釋孔《傳》，旁推曲證，條理明達；於孔義疑滯處，或窮原導窾，或析疑辨誤，必使定於一說而後已，此玄宗〈序〉所謂「劉炫明安國之本」也。惟當時諸儒則疑孔《傳》出劉炫偽託，非孔安國所著。[14]

  而世所行《孝經鄭注》，東晉時已立於學官。[15]齊永明初，「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玄《孝經》」。陸澄認為《孝經鄭注》用辭，與康成其他經注不類，疑其書非鄭玄所著。《南齊書》卷三十九陸澄本傳，載澄〈與王儉書〉，中云：

  世有一《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眾書，亦無《孝經》。[16]

  時陸澄領國子博士，王儉為尚書令。陸澄寓書王儉，謂《孝經鄭注》非康成之書，不當立學。王儉未從，答書云：「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17]王氏認為《孝經注》是否果為鄭玄著，前代既不以為疑，則本朝立於學官並無不妥，故「仍舊立置」。玄宗〈序〉所謂「陸澄譏康成之注」，即此。惟鄭《注》雖立於學官，[18]然疑之者代有其人。隋代，劉炫撰《孝經去惑》一卷，專訂鄭《注》之非。[19]開元七年三月六日，玄宗詔令儒官詳議孔、鄭二家短長。[20]四月七日，左庶子劉知幾奏言請罷鄭《注》，改行孔《傳》：

  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爰在近古，皆云鄭《注》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議，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

  劉知幾並列十二證，斥其書非康成所注，故請國學改立孔《傳》。而國子祭酒司馬貞上議，則右鄭而抑孔，認為唐代見行之孔《傳》並非漢晉舊帙，蓋「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因論其書鄙俚淺俗，究不如鄭《注》義旨敷暢，故斥「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爰奏請「准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其年五月五日，玄宗詔曰：「間者諸儒所傳，頗乖通議，敦孔學者，冀鄭門之息滅；尚今文者，指古傳為誣偽。豈朝廷並列書府以廣儒術之心乎？」乃詔令鄭《注》「仍舊行用」，孔《傳》則因「傳習者稀，宜存繼絕之典」。[21]鄭、孔兩家雖得立學不廢，然其書是否果為孔安國、鄭康成撰，當時並未論定，緣此遂啟玄宗另為新注之念也。洎開元十年，《御注》撰成，頒行天下及國子學（說詳下），兩家之書因之俱微。此其事之始末也。

  世雖疑兩書非孔安國、鄭康成所撰，惟其注說每衷於理，義多可采，故玄宗〈序〉下文承之曰「在理或當，何必求人」，即兩家所解，既義多精當，何必鑿求其書是否果為安國、康成所著？是《御注》參用者乃孔、鄭二家，而非劉炫、陸澄也。邢昺未考史傳，復不細覈《御注》，乃誤以陸澄、劉炫為《御注》所采六家之列，疏陋甚矣。《崇文總目》「玄宗《孝經注》」條云：「取王肅、劉邵、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22]此雖知《御注》依用者乃孔、鄭舊義，然仍沿邢氏之誤，以劉炫、陸澄在六家之列。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二三著錄陸澄《孝經義》，云：「陸澄《孝經義》，隋、唐〈志〉、《經典‧序錄》皆不載，然在開元所采六家之列，故特著之。」[23]此亦沿襲《正義》之誤也。

  其次，再就《正義》所云虞翻、劉邵二家論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七云：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考《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而無虞翻注。（元注：有虞槃佑，東晉處士也。）[24]

  翁元圻《注》引全祖望之說，謂所稱「五家」為「孔安國、鄭康成、王肅、劉炫、韋昭」。[25]此說未確，檢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載漢魏以來為《孝經》注者二十四家，但有劉邵，而無劉炫，陸氏云：

  劉邵，字孔才，廣平人，魏光祿勳。一云劉熙。[26]

  王應麟既本《釋文》為說，是全氏所指五家，「劉炫」應為「劉邵」之誤。陸德明言「一云劉熙」者，蓋古人著書多不自識名姓，其「記注撰人姓字，或出於時人之口，或題於後師之手」，[27]蓋原書但題「劉氏」，後來傳本多題劉邵，然亦有作劉熙者，故陸氏兼存異說也。《隋書‧經籍志》著錄「《孝經》一卷，王肅《解》」，其下附記魏代注家：

  梁有魏散騎常侍蘇林、吏部尚書何晏、光祿大夫劉邵、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亡。[28]

  據此，知梁時舊錄亦以其書為劉邵著。〈唐志〉著錄「劉邵《注》一卷」，〈新唐志〉云：「《古文孝經》一卷，劉邵《注》」，[29]是其書隋代雖亡，唐時復見於世也。[30]玄宗〈序〉以劉邵與韋昭、王肅、虞翻並稱，其下承之曰「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云云，則劉邵為玄宗所采六家之一，本無疑義。乃今通檢《正義》全書，《御注》並未引用劉邵隻言片語，此其可疑者一也。

  至虞翻所注《孝經》，《三國志》卷五十七本傳、《經典釋文‧序錄》、隋、唐〈志〉俱不見載，則其書久已亡佚，玄宗《御注》焉得徵引其說？此其可疑者二也。王應麟蓋有見於此，故疑玄宗〈序〉所稱「虞翻」，或為東晉虞槃佑也。阮福《孝經義疏補》亦言：「案《經典‧序錄》內無虞翻，惟有虞槃佑，字弘猷，高平人，東晉處士。未聞虞翻有《孝經》注說，明皇〈序〉未知所本。」[31]王應麟、阮福並因虞翻《孝經》注解，群籍皆未著錄，故以為疑。然兩家疑為虞槃佑者，說亦可商。按〈隋志〉著錄袁敬仲《集議孝經》一卷，其下附記：

  梁有《孝經皇義》一卷，宋均撰。又有晉給事中楊泓、處士虞槃佐、孫氏……等注《孝經》各一卷，……亡。[32]

  兩〈唐志〉並著錄虞盤佐《注》一卷，[33]雖《釋文》、史志有「槃佑」、「槃佐」之異，二者當是一家。其書隋代亡佚，唐時復行於世。然檢《正義》記《御注》所采前儒舊義，絕未引及虞槃佑（佐）之說，則王應麟等所疑者，亦不足據。

  玄宗《御注》既未采虞翻、劉邵兩家之說，何以〈孝經序〉特揭二人之名？其言「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者，又將何說焉？馬國翰亦留意及此，其輯魏真己《孝經訓注‧序》言：

  細檢《注疏》，無「依虞注」、「依劉注」之文；而依用魏《注》，復出六家之外，此又未知何故？意魏氏《訓注》，或本仲翔（虞翻）、孔才（劉邵）以立說歟？[34]

  馬國翰已察覺《御注》並未采用虞翻、劉邵之說，而《御注》頗依用魏氏《訓注》，玄宗〈序〉反不及其人，殊不可解。為彌縫此一罅隙，馬氏臆言魏氏《訓注》或本虞翻、劉邵以立說，玄宗推原其本，故〈序〉中特載二家之名而不及魏氏。此說用意雖巧，實則羌無故實。使如其說，則《正義》逕言「此依虞翻」、「此依劉注」，豈不直截？此其一。劉邵之書，唐代見行於世，《御注》逕引之可也，何必轉引魏書？二也。虞翻之書既唐代不傳、玄宗所不及見者，疏家何從而知魏氏之說本諸虞翻？三也。馬國翰雖勉為彌合，其說究迂曲難通。

  林秀一撰〈御注孝經序に關する疑惑〉一文，對此矛盾，亦百思不得其解，因謂玄宗作《注》時，虞翻、劉邵兩家蓋僅作為參考資料，並未直接引用，故疏家不記《御注》依用虞氏、依用劉氏也。[35]然此說亦存在不少疑竇。

  按玄宗〈序〉於歷代《孝經》注家，獨稱「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又言「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云云，乃其為《御注》時，於虞、劉二家僅僅「作為參考資料」，未免虛張聲勢矣。再者，其言「特舉六家之異同」，自必斟酌詳審六家異同得失而依用之，林氏乃言「未直接引用」，顯然與此句文意不合。其三，如上文所論者，虞翻之書，唐以前既已亡佚，玄宗何從取為參考之資？林氏雖曲為之說，終無解於《御注》與〈序〉乖違之事實。

  要之，玄宗〈孝經序〉於歷代注家特稱虞翻、劉邵之善，然《御注》全書並未引及二家之說，則所謂「舉六家之異同」者，竟無從索解矣。抑玄宗〈序〉稱韋昭為「先儒之領袖」，乃《御注》采用其說僅有二事；[36]而《御注》依用魏克己之說凡十六事，僅次於鄭《注》，乃其人反不在所稱「六家」之列。凡此，在在顯示〈序〉、《注》名實實相悖離。

  三、〈孝經序〉所稱「六家」故實考

  玄宗〈孝經序〉所言「舉六家之異同」，宋代邢昺、王應麟等已不得其解；而〈孝經序〉與《御注》枘鑿之故，學者益莫能詳。余近反覆推考，乃知玄宗此〈序〉實由近臣抄綴他文併湊而成，本非核實之言，無怪乎〈序〉、《注》多不相應也。

  按玄宗《御注》有前、後兩注本，《唐會要》卷三十六載：

  〔開元〕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經》，頒于天下及國子學。至天寶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頒于天下。[37]

  據此，知唐玄宗開元十年（722）、天寶二年（743）曾兩度為《孝經》作注。其開元注本，中土久佚，日本尚有古寫本流傳，《古逸叢書》所收《覆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者是；而今《注疏》本《御注》，則天寶重注本也。開元《御注》卷首有元行沖〈序〉，述玄宗為《孝經》作《注》，及行沖為《御注》作《疏》始末甚詳：

  （前略）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夫子談經，文該旨賾；諸家所說，理藹詞繁。爰命近臣，疇咨儒學，搜章摘句，究本尋源。練康成、安國之言，銓王肅、韋昭之訓。近賢新注，咸入討論；分別異同，比量疏密。總編呈進，取正天心；每伺休閒，必親披校。滌除氛薈，搴摭菁華；寸長無遺，片善必舉。或削以存要，或足以圓文。其有義疑兩存，理翳千古；常情所昧，玄鑒斯通，則獨運神襟，躬垂筆削；發明幽遠，剖析毫釐。目牛無全，示掌非著；累葉（世）堅滯，一朝冰釋。乃敕宰臣曰：「朕以《孝經》德教之本也，自昔詮解，其徒寔繁，竟不能覈其宗，明其奧。觀斯蕪漫，誠亦病諸。頃與侍臣參詳厥理，為之訓注，冀闡微言，宜集學士、儒官僉議可否。」於是左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劉子玄、國子司業李元瓘，……及諸學官等，並鴻都碩德，當代名儒，咸集廟堂，恭尋聖義。捧對吟咀，探紬反覆，至于再三。動色相歡，昌言稱美曰：「大義堙鬱，垂七百年。皇上識洞玄樞，情融繫表，革前儒必固之失，道先王至要之源。守章疏之常談，謂窮涯涘；睹蓬瀛之奧理，方諭高深。伏請頒傳，希新耳目。」侍中安陽縣男源乾曜、中書令河東縣男張嘉貞等奏曰：「天文昭煥，洞合幽微，望即施行，佇光來葉（世）。其〈序〉及《疏》，並委行沖循（森按：當作「修」）撰。」制曰：「可。」……[38]

  據此〈序〉「爰命近臣，疇咨儒學；搜章摘句，究本尋源。練康成、安國之言，銓王肅、韋昭之訓。近賢新注，咸入討論；分別異同，比量疏密」諸語，知《御注》實由近臣、儒學參酌諸家舊解，鍛鍊成書。其書呈進後，玄宗復下學士、儒官僉議可否，並命元行沖為撰義疏，[39]以推闡其意。《唐書‧經籍志》著錄「《孝經疏》三卷，元行沖撰」，即其書。[40]行沖《孝經疏》與諸經義疏最大之差異為：群經義疏，注者與疏家多為異代之人，故義疏推闡《注》義，不無違失。而開元《御注》則由元行沖輩討論修撰，行沖復依《注》作《疏》，故《孝經疏》於《御注》所本前儒舊義及去取之由，彼得一一疏通明之。其可注意者，行沖此〈序〉明言《御注》所采前儒舊解，實以鄭《注》、孔《傳》、王肅、韋昭四家為據，並未采及虞翻、劉邵二家之說；至《御注》所采隋代魏克己《注》，元行沖〈序〉雖未直稱其名，林秀一以為即在所言「近賢新注」之中，[41]其說是也。然則行沖〈序〉述《御注》所采諸家，原無差池。

  玄宗除《御注》外，《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今上《孝經制旨》一卷」，下注「玄宗」，[42]〈舊唐志〉闕。《直齋書錄解題》卷三、《經義考》卷二二四、《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二並謂《制旨》與《御注》為一書異名。[43]此說實非，按《正義》引玄宗《制旨》四事， 其文與《御注》截然而異，知非一書。[45]另考〈事君章〉「退思補過」句，開元《注》本原作「退歸私室，則思補身過也」；[46]玄宗《制旨》更改其義曰：「君有過，則思補益。」天寶重注本遵用《制旨》，因改前注。其前後改易之故，《正義》固有明文：

  案舊《注》、韋昭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以《禮記‧少儀》曰：「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左傳》引《詩》曰「退食自公」，杜預《注》：「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無不順禮。」室猶家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補身之過。……案《左傳》，晉荀林父為楚所敗。……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晉侯赦之。……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

  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毛《傳》云：「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此理為勝，故易舊也。[47]

  此《疏》所言「舊注」，指開元《御注》；「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者，指天寶重注本。蓋開元《御注》「退思補過」句，原依韋昭之義，解為「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是臣工自補其身之過；《制旨》改依《毛詩‧傳、箋》為說，以為「君有過失，則思補益」，則是人臣補益君缺也，二者「補過」對象不同。天寶重注本遵用《制旨》，以改前《注》，所謂「此理為勝，故易舊也」。由此推之，則《制旨》當成於開元《御注》成書之後甚明。[48]蓋《御注》刊布後，玄宗間與群臣共論經義，於前儒諸說未安或開元《御注》義有未盡者，稱制臨決也，故名。

  《制旨》對天寶二年重注《孝經》之舉，當有若干之影響，惜其書久佚，莫得而詳也。惟今比覈玄宗前、後兩注，天寶重注本大體沿仍開元舊《注》，二者出入稍大者只十一處，其餘僅是少數文字增飾耳（說詳下）。今核此新改十一處《注》文，其依用前儒舊義者僅一處，即〈士章〉：「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天寶重注本改用王肅義以易前《注》（詳下）。然則天寶《御注》亦未采用虞翻、劉邵兩家之說，〈孝經序〉所言「特舉六家之異同」云云，其非核實之言，昭然明矣。

  余考玄宗此〈序〉，實由近臣抄綴他文拼湊成之。〈孝經序〉言：

  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此文其實襲自范寧〈春秋穀梁傳序〉：

  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49]

  比觀二文，其襲改之跡顯然。又，《尚書孔傳‧序》云：

  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50]

  玄宗〈序〉「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約文敷暢」、「庶有補於將來」諸語，顯然即依仿孔〈序〉文句。又，杜預〈春秋左傳序〉言：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51]

  〈孝經序〉言：「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至於跡相祖述，……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其化用杜預〈序〉之痕跡，亦隱然可見。另按劉炫《孝經述議‧序》云：

  肇自許洛，訖于魏、齊，各騁胸臆，競操刀斧。瑣言雜議，殆且百家；專門命氏，猶將十室。王肅、韋昭，差為佼佼；劉邵、虞翻，抑又其次。俗稱鄭氏，穢累尤多，譬彼四族（按指王、韋、劉、虞四家），誣碎更甚。[52]

  玄宗〈序〉「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四句，與劉炫〈序〉「瑣言雜議，殆且百家；專門命氏，猶將十室」，文正相仿。玄宗〈序〉「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之文，實襲劉炫〈序〉「王肅、韋昭，差為佼佼；劉邵、虞翻，抑又其次」，尤明白可知，撰者為掩飾剿襲之跡，刻意將王、韋及劉、虞序次倒易耳。惟劉炫〈序〉斥王肅、韋昭、劉邵、虞翻四家之義俱不免「誣碎」，更詆鄭《注》為「穢累」，故現存《孝經述議》稱引王肅之說僅十四事，引用韋昭之說惟五事，[53]而未引劉邵、虞翻之說。[54]代擬〈孝經序〉者抄綴其文而反用其意，然既推挹韋昭為「先儒之領袖」，乃《御注》采用韋昭之說僅有二事，豈不違戾？撰者復不知《御注》未采劉邵、虞翻之說，〈序〉中揄揚之，豈非空設？蓋儒臣奉命撰序，並未紬繹《御注》本書，則所言「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者，直虛文耳。馬國翰等必欲求實言之，自不免捕風捉影矣。

  如上文所述，開元《御注》元行沖本參預其事，且復受命作《疏》，故行沖撰〈孝經序〉，於《御注》撰著旨趣及成書始末，覶縷言之。天寶重注本玄宗〈孝經序〉，其文不知何人所作。據此〈序〉「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下云：「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其末二句，《正義》釋之曰：

  〈考工記〉玉人職云：「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注》云：「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琰圭，……諸侯有為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為瑞節也。」……今言以此所注《孝經》，寫之琬圭、琰圭之上，若簡策之為，庶幾有所裨補於將來學者。或曰：謂刊石也，而言「寫之琬琰」者，取其美名耳。[55]

  按琬圭、琰圭乃王命使者所持之瑞節，非為簡策書寫之用，《正義》前說，殊病膠柱，當以後說「謂刊石也」為是。林秀一據此推斷，玄宗此〈序〉當是天寶四載九月刻《石臺孝經》時所作，[56]其說可從。惟林氏謂玄宗何以另撰一序，其故則莫能詳，[57]實則其理並不難索解。按開元《御注》頒行後，玄宗與群臣討論經義，覺注說間有未安者，因下《制旨》以更前《注》；天寶二年五月更重為之《注》，勒為定本。翌年十二月，「詔天下民間家藏《孝經》一本」，精勤教習。[58]天寶四載九月，玄宗復親寫此《注》，刻石太學，以垂久遠。其時距行沖之卒已十六年，[59]石經不便仍冠舊序，因屬近臣別擬一序。其承命作序者，於《御注》修撰原委所知無多，復不參覈本書，故僅能綴文摛藻，拼湊成篇，聊以塞責耳，致〈序〉與《注》枘鑿不相合。天寶五載，玄宗詔令改修《孝經疏》，諸臣亦復草草將事，與撰〈序〉同一敷衍心態，可見其時儒官之荒惰廢弛矣，請進而論之。

  四、元行沖《孝經疏》之改修

  開元《御注》撰成後，元行沖奉命依《注》作《疏》；天寶《御注》重修，其《疏》自當隨而刊改。《唐會要》卷七十七載天寶五載二月二十四日詔曰：

  朕欽承聖訓，覃思玄經。頃改《道德經》「載」字為「哉」，仍隸屬上句。及乎廷議，眾以為然，遂錯綜真詮，因成《注解》。又《孝經疏》雖粗發明，幽賾無遺，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具寫，送付所司，頒示中外。[60]

  玄宗注《道德經》二卷，並《疏》六卷，[61]其書成於開元二十三年。[62]蓋開元末年以來，玄宗轉而尊尚玄、老之學，[63]上行下效，儒學日荒，天寶二年雖重注《孝經》，其實僅充治具耳。天寶五載因刊改《老子》注解，遂并及《孝經疏》。此《疏》之改修，主其事者何人，無明文可考。由於行沖原《疏》久佚，馬國翰輯元《疏》佚文，竟誤以《孝經正義》所引「《制旨》之文即行沖《疏》」；[64]而天寶刊改，與行沖原《疏》之異同，學者益莫能詳。而今由於開元《御注》復顯於世，其事略可推考而知之。如前文所述者，天寶重注本（以下或稱「今注」）大體沿仍開元舊《注》，二者出入較大之處僅十一條。[65]今將相異各《注》並《疏》文條錄之，以抉其隱，則天寶刊改原《疏》之跡，居然可見：

  （一）〈士章〉：「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開元舊《注》：「兼，謂有母之愛，有君之敬。」

  天寶改《注》：「言事父兼愛與敬也。」

  《注》「言事」至「敬也」○《正義》曰：「此依王《注》也。劉炫曰：『母親至而尊不至，豈則尊之不極也；君尊至而親不至，豈則親之不極也。惟父既親且尊，故曰兼也。』劉瓛曰：『父情天屬，尊無所屈，故愛敬雙極也。』」[66]

  森按：天寶本此《注》改依王肅之義，以易前《注》，然《疏》僅言「此依王《注》也」，對王肅《注》義並未加推闡發揮；其下所引劉炫、劉瓛二家之說，專側重在「兼」字，蓋仍行沖原《疏》舊文也。

  （二）〈聖治章〉：「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舊《注》：「言子咳幼，養於父母膝下，即須教之，使為則為，止則止。視無誑，聽不傾，提則捧手，對則掩口，故日漸加嚴敬也。」

  今《注》：「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

  《正義》曰：「云『親猶愛也』者，嫌以親為父母，故云親猶愛也。……其教之者，案《禮記‧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常視無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為說。」[67]

  森按：此《疏》「其教之者」以下，至「《注》約彼文為說」一段，當為行沖原《疏》舊文。知者，蓋「其教之者，案《禮記‧內則》云云」，正承舊《注》「言子咳幼，養於父母膝下，即須教之」之語而言，所引〈內則〉之文，即人子不同成長階段所施教之內容；下引〈曲禮〉文，則解舊《注》「視無誑，聽不傾，提則捧手，對則掩口」諸語，固較然甚明。所謂「《注》約彼文為說」者，正謂舊《注》約〈曲禮〉文為說也。天寶時刊改元《疏》，乃存此故文，非開元舊《注》復見於世，竟不知「《注》約彼文為說」究何所指。即此一端，可知天寶改《疏》，其實多仍行沖原《疏》之舊，其所刊改新增之文蓋亦僅耳。

  （三）又「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舊《注》：「父子之道，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出以就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也。」

  今《注》：「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傅（以下文同舊《注》）……。」

  《正義》曰：「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也。云『出以就傅』者，案《禮記‧內則》云云……。」[68]

  森按：《正義》此文當仍元《疏》之舊，天寶刊改此《疏》，僅將前後兩《注》加一「故」字以連屬之，殊為苟簡。自「云『出就外傅』者，案《禮記‧內則》云云」以下之文，當皆沿仍行沖舊《疏》也。

  （四）又「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舊《注》：「父子之道，自然孝慈，本于天性，生愛敬之心；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也。」

  今《注》：「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

  《正義》曰：「云『父子之道，天性之常』者，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云『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者……。」[69]

  森按：此《疏》逕取舊《注》以解今《注》，殊為巧便。其疏釋「加以尊嚴」二句以下《疏》語，當仍行沖舊文。由此可見天寶改《疏》，絕無發明，僅稍加一二文字敷衍了事耳。

  （五）〈紀孝行章〉：「事親者，居上不驕。」

  開元本無注。

  今《注》：「當莊敬以臨下也。」[70]

  《正義》闕。

  森按：開元《注》以此二句文義易曉，故不施注。天寶本既為之注矣，《疏》當有說，以推闡其意。乃儒臣苟且將事，此及下條「為下不亂」，俱一仍其舊，全未加疏解，殊覺草率。

  （六）又「為下不亂。」

  開元本無注。

  今《注》：「當恭謹以奉上也。」[71]

  《正義》闕。

  森按：說詳上條。

  （七）又「在醜不爭。」

  舊《注》：「醜，眾也；爭，競也。」

  今《注》：「醜，眾也；爭，競也。當和順以從眾也。」

  《注》：「醜，眾也；爭，競也。」○《正義》曰：「此依魏《注》也。醜，眾，〈釋詁〉文。《左傳》曰：『師競已甚』，杜預云：『競，猶爭也。』故《注》以『競』釋『爭』也。」[72]

  森按：開元本此注依魏氏作解，天寶重注則增「當和順以從眾也」一句，以通其義。此《疏》悉仍行沖原文之舊，未加增改。

  （八）〈廣要道章〉：「敬一人而千萬人悅。」

  舊《注》：「一人，謂父、兄、君也；千萬人，謂子、弟、臣也。」

  天寶重注本刪去此注。

  《正義》曰：「舊《注》云『一人，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也』者，此依孔《傳》也。一人，指受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知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言千萬人者，舉其大數也。」[73]

  森按：此文開元舊《注》依孔《傳》為說；天寶重注本刪去舊注，而將上文「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下之注語「居上敬下，盡得懽心，故曰悅也」三句，改移此文之下。天寶刊改，此《疏》一仍行沖舊文，僅於原《疏》「注云一人謂父兄君」之上，增一「舊」字耳。其《疏》僅述舊義，至此注刊落之故，則無一語及之。

  （九）〈感應章〉：「長幼順，故上下治。」

  舊《注》：「君能順於長幼，則下皆效上，無不理（治）也。」

  今《注》：「君能尊諸父，先諸兄，則長幼之道順，君人（民）之化理。」

  《注》「君能」至「化理」○《正義》曰：「此言明王能順長幼之道，則臣下化之而自理（治）也，謂放效於君。《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是效之也。」[74]

  森按：天寶重注本此注悉改開元舊《注》之文。今《疏》標起止雖改從天寶重注本，惟詳審《疏》文，其所疏釋者實開元舊《注》。然則天寶刊改元《疏》，此疏惟改標起止，其餘俱仍行沖舊文，致《注》與《疏》全不相應，[75]可見天寶改《疏》，儒臣僅虛應故事耳。

  （十）〈事君章〉：「君子之事上也。」

  開元本無注。

  今《注》：「上，謂君也。」

  《正義》曰：「此對《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彼『上』謂凡在己上者；此『上』惟指君，故云『上謂君也』。」[76]

  森按：此《疏》為天寶儒臣所增。本章名〈事君章〉，「上」字專指君言，其理本甚易明，天寶本加注「上，謂君也」，不免多此一舉；《疏》文亦乏深意。

  （十一）又「退思補過。」

  舊《注》：「退歸私室，則思補身過也。」

  今《注》：「君有過失，則思補益。」

  《正義》曰：「案舊《注》、韋昭云：『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案《左傳》……士渥濁諫曰：『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文意正與此同，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出《制旨》也，義取《詩‧大雅‧烝民》云云。……此理為勝，故易舊也。」[77]

  森按：開元《注》本「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二句，原依韋昭之說，以「進」為「進見於君」，「退」為「退歸私室」；鄭《注》則解「進」為見用於君，「退」為見黜放廢，[78] 是「進」、「退」二字反對為義。天寶重注本上句仍用韋昭之義，解為「進見於君」；下句改遵《制旨》之說，則經文「退」字全無著落矣。今詳此《疏》，「故《注》依此傳文而釋之」以上一百八十七字，當屬行沖原《疏》舊文；「今云君有過則思補益」以下八十六字，則天寶儒臣所加。繹此前後兩注，開元《注》未便斥言君有過愆，故云「退歸私室，則思補身過」，人臣還歸其家後，內省己心，以補自身之過也，此與《左傳》士渥濁所言「退思補過」為補君之闕者，其實異義。[79] 天寶刊改元《疏》，仍存行沖舊文，未加刪削；惟另引《詩‧烝民‧傳、箋》以申後《注》，不知天寶改《注》與士渥濁言「退思補過」者其義正同，本非兩義也。

  如上文論列者，玄宗天寶二年重注《孝經》，其實多因循開元《注》本，鮮所更張。而天寶五載重修《孝經疏》，亦多仍行沖原《疏》之舊，但於重注改易處略增若干文字，作為潤飾，並添入《制旨》四事耳。[80]刊改諸臣，敷衍將事，即以天寶改《注》十一處《疏》文觀之，有《御注》增注，而新《疏》無說者；有《御注》改易，而《疏》文未隨之改訂，致《疏》與《注》不相應者；亦有舊《注》已刊落，新《疏》仍述舊誼者。凡此，俱可見改修諸臣之疏陋也。天寶五載二月玄宗詔言：「《孝經疏》雖粗發明，幽賾無遺，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云云，其實僅具文耳。

  《四庫全書總目》嘗論：「邢昺所修之《疏》，即據行沖書為藍本。然孰為舊文，孰為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81]蓋歷來學者以元《疏》久已亡佚，無從比核故爾。上文對天寶時元《疏》改修之實態，既已抉發其隱，則邢昺《正義》與元行沖《疏》二者之因襲關係，亦可由此而明矣。邢氏《正義‧序》云：

  《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尚以辭高旨遠，後學難盡討論。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諸書，分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號之為講義也。[82]

  據此，則邢昺所修之書，本「號之為講義」。《宋史‧藝文志》以元行沖《孝經疏》三卷、邢昺《孝經正義》三卷並列，[83]似二者各別為書。王鳴盛《蛾術編》卷八則言：

  《孝經疏》題云「臣邢昺奉敕校定」，不云昺撰；《宋史‧儒林傳》亦云然。[84]其〈自序〉云：「《注》、《疏》已備，今特翦截元《疏》」，此語甚明。《舊唐書‧孔穎達傳》：「庶人承乾，今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學者稱之。」而《新唐書‧志》，賈公彥、孔穎達並有《孝經疏》，所疏乃鄭《注》也。《舊唐書‧元行沖傳》：「開元七年，上令行沖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于學官。」[85]……昺所校者，即《御注》元《疏》也。其中「治」皆諱「理」，明出唐人無疑。[86]

  此論《孝經正義》乃邢昺「奉敕校定」，所校即元行沖《孝經疏》，非邢昺別著一書也，故《正義》中「『治』字皆諱『理』，明出唐人無疑」。阮福《孝經義疏補》亦持此說，而所論尤詳：

  邢昺署銜下言「奉敕校定注疏」，未直言邢昺《疏》；且〈序〉言：「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又云「今特翦截元《疏》」，是邢昺但校定、翦截元行沖《疏》，而雜以己意，名為《講義》，並非攘元《疏》為己疏。惟元之本《疏》，及邢所校定者，今無區別，是以後人但曰邢《疏》，而罕言元《疏》也。又案《唐書‧元行沖傳》：「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為《疏》，立於學官。」《宋史‧邢昺傳》：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為之。受詔校定……《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云云。〈元行沖傳〉是明言奉詔為《疏》，〈邢昺傳〉是明言奉詔校定。據此，更可見邢實為校定，並未為《疏》。……檢《論語》、《爾雅》每卷前邢昺列名皆直寫「疏」字，此獨言「校」者，更可見矣。[87]

  按今本《孝經正義》，向來皆以為宋邢昺撰；王、阮二氏則據邢昺本傳，及本書卷首署銜下言「奉敕校定注疏」，因主邢氏但奉敕校定元行沖《疏》，而非另著新《疏》，其見甚卓，惜二家未及由本書內容辨析之，致斯說未能堅確耳。今詳考之，《正義》多仍行沖舊《疏》，固歷歷可辨也：

  （一）上文嘗論：劉炫疏釋、發明孔《傳》之義者，其書為《孝經述議》，邢氏乃誤以為《古文稽疑》，知渠非特未見劉炫《述議》，且并其書內容亦莫之知。然則《正義》所引劉炫《述議》凡十八節，知皆行沖原《疏》舊文也。

  （二）玄宗《御注》專行以來，諸家舊解俱微；復經五代喪亂，齊、隋以前《孝經》群籍多亡佚，[88]《崇文總目》孝經類著錄者，僅孔氏古文經本、鄭《注》、《御注》、元《疏》及邢昺《正義》五部耳。[89]然則《正義》所引皇侃《孝經義疏》二十三事，[90]及魏晉以來謝萬、殷仲文、劉瓛、梁武帝、嚴植之諸家遺說，俱非邢昺等所及見者，其必悉仍天寶舊《疏》，尤無可疑。

  （三）前儒舊注，宋代見存者，僅有日僧所獻鄭《注》一家，藏諸秘府。然則《正義》歷記《御注》所本前儒舊義，鄭氏而外，其餘孔《傳》、王肅、韋昭、魏克己諸家，俱非邢昺所能見者。是《正義》凡言《御注》此本某家之注者，此等文字悉出行沖原《疏》，亦可知矣。

  （四）〈聖治章〉「郊祀后稷以配天」，鄭玄以「郊」為祀感生之帝，王肅則以為圜丘祀天，二說不同。《御注》依用王肅義，[91]《正義》云：

  伏以孝為人行之本，祀為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儒詮證，各擅一家。自頃脩撰，備經斟覆，究理則依王肅為長，從眾則鄭義已久。王義具〈聖證〉之論，鄭義具於《三禮義宗》。……[92]

  所謂「自頃脩撰，備經斟覆」者，正元行沖自道渠等修撰《御注》，幾經斟覆討論，終依王肅之義也。貞觀所修《尚書正義》，內文猶存「大隋」之文，以此見譏後世；[93]此「修撰」云者，尤《孝經正義》沿仍舊《疏》未經刊改之明證也。

  合上四事觀之，則《孝經正義》多仍行沖舊《疏》，灼然甚明。阮元《孝經注疏校勘記》言：

  《宋會要》：「咸平三年三月，命祭酒邢昺等取元行沖《疏》約而修之；四年九月以獻。」《崇文總目》：「《孝經正義》三卷，邢昺撰。咸平中，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然則是《疏》即據行沖書為藍本。其所增損者，今亦無從辨別矣。[94]

  今按《宋會要》「取元《疏》約而修之」之說，即邢昺輩於元《疏》冗蔓處稍事翦截，事或可能。至《崇文總目》所言「據元氏本而增損焉」，以及上引邢〈序〉言「旁引諸書，分義錯經」云云，則事有可疑者。何則？蓋如上文所考者，邢昺等奉詔校定《孝經疏》，諸凡前述天寶改修疏陋處，《正義》皆壹仍其舊，無所增改，則知邢昺輩之校定，殆亦草草將事，與天寶諸臣固不異也。意者，邢氏《正義》大體皆沿天寶改修之舊，其所增益者，蓋僅卷首玄宗〈孝經序〉之《疏》文耳。[95]唯其《疏》出於邢昺輩庸陋之手，故對玄宗〈序〉文義多不憭，如以劉炫、陸澄居「六家」之列；復不知「寫之琬琰」，為指《石臺孝經》刊石事也。亦唯其敷衍應付，草率從事，故行沖原《疏》於《御注》依用前儒舊義者皆明記之，邢昺等獨不知《御注》並未采虞翻、劉邵兩家之說，蓋渠雖名為「校定」，然於元《疏》本書實未多寓目也。其尤甚者，至謂玄宗「開元十年製〈經序〉并《注》」，[96]直不知開元《御注》之〈序〉乃元行沖所撰，與玄宗〈孝經序〉本非一文；而玄宗此〈序〉乃天寶四載刊刻《石臺孝經》時新作，非撰於開元十年也，其疏陋可知。然則咸平間邢昺之校定，殆亦虛應故事耳。惟亦以此，行沖《孝經疏》歷來雖以為久已亡佚，實則其書固未嘗亡也。

  五、結語

  綜上文所考，其可得而言者凡若干事：

  （一）唐玄宗〈孝經序〉稱《御注》所本前儒舊義凡六家，邢氏《正義》謂指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諸人。實則《御注》並未采用劉炫、陸澄兩家之說，此邢昺輩誤解玄宗〈序〉「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二句文意耳；《御注》所參用者乃孔《傳》、鄭《注》兩家，非劉炫、陸澄也。

  （二）玄宗〈序〉於歷代《孝經》注家，獨稱「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其下即承之曰「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云云，似虞翻、劉邵即在所采「六家」之列。然通檢《御注》全書，絕不見有依用虞、劉兩家之說者。此〈序〉、《注》枘鑿不合現象，宋以來學者已有察覺者，惟其致誤之由迄莫能詳。本文詳為考證，知〈孝經序〉實由近臣抄綴他文拼湊而成，本非核實之言，故與《注》多不相應也。

  （三）開元十年，《御注》成後，元行沖奉命撰〈序〉，並為《御注》作《疏》義。天寶二年五月，《御注》重修；四載九月，玄宗復親寫此《注》，勒石太學，即世所稱「石臺孝經」。其時行沖久卒，刊石時因刪去行沖舊序，由近臣別擬一序。其承命撰〈序〉者，於此《注》撰著原委所知無多，復不紬繹本書，故僅能綴文摛藻，拼湊成篇，聊以塞責耳。而〈序〉中所稱「六家」名目，實抄自劉炫《孝經述議‧序》，非《御注》果以此六家為本也。

  （四）開元末年，玄宗崇尚玄老之學，儒學日荒，《孝經》僅為治具耳。天寶《御注》雖號為重注，其實多因循開元舊解，鮮所更張，其改動稍大者僅十一處。天寶五載詔令重修《孝經疏》，預修諸臣亦復草草將事，行沖《疏》經刊改增益者，蓋亦僅耳。凡此，並可見天寶儒臣之荒疏廢弛矣。

  （五）今本《孝經正義》，向來以為宋代邢昺所撰。乾嘉學者王鳴盛、阮福等則認為邢氏但校定元《疏》，並未別著新《疏》，特其損益者，今無從辨識耳。惟據本文所考，《正義》沿仍行沖舊《疏》，尚歷歷可見也。而天寶刊改元《疏》諸疏陋處，《正義》皆一仍其舊，無所增改，故知邢氏雖奉敕校定，寔亦草率從事。《正義》出宋人所為者，蓋僅卷首玄宗〈孝經序〉之《疏》文而已。然即此一篇，已紕越迭見，踳駁非一，則宋咸平間之校定，殆亦虛應故事耳。惟亦以此，元行沖《孝經疏》歷來雖以為久已亡佚，實則其書固未嘗亡也。

  一九九九年八月初稿

  二○○二年六月二十日定稿

  原載二○○三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七十四本

  注釋：

  [1]《孝經注疏》，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刊本，卷首，頁4－6。按《注疏》本此文題〈孝經序〉，下文並從此稱。

  [2]同上注，卷首，頁6。按劉邵《三國志》卷二十一有傳，其字作「劭」，群籍二字錯見，今各從本書。

  [3]《孝經注疏》，卷三，頁4－5。

  [4]依今本《正義》，《御注》依用孔《傳》凡十五事，用王肅《注》計十三事。考〈聖治章〉：「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玄宗《注》：「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正義》：「云『郊，謂圜丘祀天也』者，此孔《傳》文。」（《孝經注疏》，卷五，頁2）惟按孔《傳》此注實作：「凡禘、郊、祖宗，皆祭祀之別名也。天子祭天，周公攝政，制之祀典也，於祭天之時，后稷佑坐而配食之也。」並無「郊，謂圜丘祀天」之文，實則此乃王肅義，《正義》誤為孔《傳》耳，拙作〈《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孝經類辨證〉「王肅《孝經王氏解》」條有辨（1998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本第2分），此不具論。

  [5]前文刊於《漢學會雜誌》6卷第2號（1938年），收入氏著《孝經學論集》，1976年，東京：明治書院，頁151－165；後文收於同書頁178－183。按林氏兩文並謂《御注》所采孔安國說凡十四事，王肅《注》十三事，失之。

  [6]按此八字為玄宗〈孝經序〉開首二句。

  [7]阮福《孝經義疏補》，1968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頁26。

  [8]阮福云：「今碑在西安府學墨洞內，石高九尺；連蓋連臺，共高一丈五尺。四面，面廣五尺。前三面十八行，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七行與上同，隸書。後半分上下二截，上截是李齊古〈表〉文，小字九行，正書；批答三行，大字行書；下截題名四列。額題『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十六字，為太子亨篆書。」（《孝經義疏補》，頁8）另參王昶《金石萃編》卷八十七〈石臺孝經〉條。按此《孝經》碑今在西安碑林。

  [9]《孝經‧序‧疏》，頁6。此疏「請文藏秘書」句，阮元《校勘記》云：「案《齊書》本傳，『文』作『不』，『書』作『省』，是也。」

  [10]《隋書》，1973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935。

  [11]劉炫《孝經述議》卷一云：孔《傳》「後魏以來，無聞見者。開皇十四年，書學博士王孝逸京市買得，以示著作郎王邵，邵遣送見示，幸而不滅，得至於今。」（林秀一輯《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1953年，東京：文求堂書店，頁98）又《唐會要》卷七十七載開元七年四月劉知幾上議，亦言：「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云云（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頁1407），是孔《傳》之發現，實由王孝逸購得之，可補史傳記載之闕略也。

  [12]《正義》解「劉炫明安國之本」云：「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此說殊誤。按劉炫疏釋孔《傳》之義者，乃《孝經述議》，非《稽疑》也。劉炫《孝經述議‧序》末固明言：「孔《傳》之訛舛者，更無他本，莫與比校，作《孝經稽疑》；鄭氏之蕪穢者，實非鄭《注》，發其虛誕，作《孝經去惑》。」（《述議復原》，頁64）知劉炫除《述議》外，別著《孝經稽疑》、《孝經去惑》兩書。而《稽疑》意在駁正孔《傳》之訛舛，非為發明《傳》義也。即此一端，可知邢昺輩實未見劉炫《孝經述議》也。

  [13]〈隋志〉著錄劉炫《孝經述議》五卷（《隋書》，頁934），兩〈唐志〉同（《唐書》，1975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1980；《新唐書》，頁1442），其書中土久佚。1942年，日本學者武內義雄教授，時任國寶調查委員，於訪查舟橋清賢家所藏故籍時，發現《述議》古寫殘卷，存卷一、卷四兩卷。其餘所闕三卷，林秀一復由日本舊籍鈔寫、過錄之《述議》遺文，蒐輯排纂，錄為《孝經述議復原に關する研究》一書，《述議》舊貌，大體可見。此處引文，見林氏《述議復原》頁64。

  [14]按《孝經孔傳》出後人依託，非西漢孔安國著，學界已有定論。（參林秀一〈孝經孔傳の成立に就いて〉，收於《孝經學論集》，頁235－248）過去學者多沿〈隋志〉之說，以其書為劉炫所偽。今因《述議》殘本之發現，林秀一根據《述議》疏釋《傳》義，劉炫屢屢駁斥孔《傳》之說「非經旨」，其例凡二十餘見；又〈三才章〉：「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孔《傳》：「登山而呼，音達五十里，因高之響也；造父執御，千里不疲，因馬之勢也。」《述議》云：「『登山而呼，音達五十里』，蓋有成文，不知所出。」使孔《傳》果劉炫偽造，自無不知其文出典之理。然則舊以孔《傳》為劉炫依託者，其說誣矣。（林氏《述議復原》，頁44－49）按上引劉炫《孝經述議‧序》，知渠另著《稽疑》一書，專辨孔《傳》之訛舛。果孔《傳》出劉炫偽造，則渠護惜之猶恐不及，豈有復撰《稽疑》一書，自揭其短之理？此尤孔《傳》非出劉炫偽造之明證也。

  [15]《孝經‧序‧疏》言：《鄭氏孝經》，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至魏、齊則立學官，著作（在）律令，蓋由虜俗無識，故致斯訛舛。」（頁3）按邢氏以鄭《注》北朝魏、齊時始立於學官，此說非是。《晉書》卷七十五〈荀崧傳〉載：元帝大興初，「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荀崧上疏，請增立鄭《易》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元帝下其議，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事不施行。（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1976－1978；又《宋書》，1974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360－362）似《孝經》鄭《注》雖欲立學，以王敦之難，不果行。惟據《晉書‧職官志》言：「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江左初，減為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為十一人。」（頁736）知大興初簡省博士為九人者，為已施行之事實；荀崧請增四人，元帝准立三人，因王敦之難擱置；元帝末年，卒增《儀禮》、《公羊》各一人，合為十一人。據此，則《孝經鄭注》東晉時固已立於學官，魏、齊承之耳。

  [16]《南齊書》，1972年，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頁683－684。按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七云：「《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原注：見《禮記‧郊特牲‧正義》），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原注：見《史記‧封禪書‧集解》）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翁元圻注《困學紀聞》，1974年，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本，頁458）

  [17]《南齊書》，頁685。

  [18]〈隋志〉云：「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則梁、陳、北周、北齊及隋代，鄭《注》皆立於學官。

  [19]劉炫《孝經述議‧序》云：「鄭氏之蕪穢者，實非鄭《注》，發其虛誕，作《孝經去惑》。」知劉炫亦以《孝經鄭注》非康成之書，特撰《去惑》一卷，以訂其「虛誕」。此書中國久佚，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劉炫《孝經去惑》一卷（《古逸叢書》本，頁7），則其書唐代曾流播海外矣。

  [20]《唐會要》卷七十七〈論經義〉載：「開元七年三月一日敕：『《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其中旨趣，頗多踳駁。精義妙理，若無所歸，作業用心，復何所適？宜令諸儒并訪後進達解者質定奏聞。』其月六日，詔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頃已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頁1405－1406）

  [21]《唐會要》，頁1405－1410。

  [22]王堯臣等編《崇文總目》，1968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頁30。按王應麟《玉海》「唐六家孝經」條言：「明皇取王肅、劉邵、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自作序云『舉六家之異同』。」（元至元慶元路儒學刊本，卷四十一，頁31）此沿《崇文總目》之誤也。

  [23]朱彝尊《經義考》，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卷二二三，頁3。按此文「開元所采六家之列」，「列」字原誤「例」，今以意改正。

  [24]翁元圻注《困學紀聞》，頁457。

  [25]同上注。

  [26]陸德明《經典釋文》，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刊宋元遞修本，卷一，頁29。

  [27]張舜徽語，說詳氏著《廣校讎略》卷二〈作者姓字標題論〉、〈補題作者姓字論〉諸篇（1962年，北京：中華書局）。

  [28]《隋書》，頁933。

  [29]《唐書》，頁1442；《新唐書》，頁1980。

  [30]《唐會要》卷三十五〈經籍〉載：「武德五年，秘書監令狐德棻奏：『今乘喪亂之餘，經籍亡逸，請購募遺書，重加錢帛，增置楷書，專令繕寫。』數年間，群書畢備。至貞觀二年，秘書監魏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秘府粲然畢備。」（頁643）又「景雲三年六月十七日，以經籍多缺，令京官有學行者分行天下，搜檢圖籍。」（頁644）又開元時，以內庫所藏舊籍，殘缺錯亂，「七年五月，降敕於秘書省、昭文館、禮部、國子監、太常寺及諸司，并官及百姓等，就借繕寫之」。（同上）由於唐時朝廷多方蒐訪，前代亡逸之書，往往間出。

  [31]阮福《孝經義疏補》，頁24。

  [32]《隋書》，頁933－934。

  [33]《唐書》，頁1442；《新唐書》，頁1980。

  [34]見馬國翰輯《孝經訓注‧序》。按魏氏之書，馬國翰輯本依邢氏作「魏真己著」，誤。檢《正義》實言「隋有鉅鹿魏真克者，亦為之訓注」（《孝經‧序‧疏》，頁4），馬氏誤記，以「真克」為「真己」耳。其書〈隋志〉不載，兩〈唐志〉著錄魏克己注《孝經》一卷，馬國翰謂此與《正義》所引之魏氏「蓋本一人」，理或然也。馬氏輯本采錄魏氏之說僅十二節，遺漏四節，詳余〈《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孝經類辨證〉，茲不具論。

  [35]林秀一《孝經學論集》，頁160－162；林氏〈邢昺の孝經注疏校定に就いて〉一文亦持此說，同書頁183。

  [36]見〈開宗明義章〉「教之所由生」、〈事君章〉「進思盡忠」兩文《注》、《疏》。（《孝經注疏》，卷一，頁2－3；又卷八，頁3－4）

  [37]《唐會要》，頁658。

  [38]《古逸叢書》本《覆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卷首元行沖〈序〉；參拙作〈《經義考》孝經類別錄〉「唐明皇《孝經注》」條（2000年，《書目季刊》34卷第1期）。

  [39]《唐書》卷一百二行沖本傳載：「上又特令行沖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於學官。」（頁3178）又《新唐書》卷二百行沖本傳：「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為《疏》，立于學官。」（頁5691）四庫館臣乃言：「玄宗此《注》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四庫全書總目》，武英殿刊本，卷三十二，頁6）其說殊誤。

  [40]《唐書》，頁1981。按元行沖《孝經疏》，〈舊唐志〉、〈宋志〉、《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並作三卷；〈新唐志〉作二卷。《四庫全書總目》遂謂：玄宗《御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卷三十二，頁4）館臣以元《疏》作三卷者為天寶重修時所增，其說實非。檢《古逸叢書》所據日本享祿古卷子本《開元御注孝經》，其〈三才章〉額上題「《疏》中」，〈廣要道章〉額上題「《疏》下」，據此可知：開元時，元《疏》原即分上中下三卷（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光緒二十三年鄰蘇園刊本，卷二，頁18），天寶重修《孝經疏》，刊改無幾，故悉仍舊帙也（說詳下）。〈新唐志〉作二卷者，傳寫偶誤耳，當從〈舊唐志〉、〈宋志〉等作三卷為是。

  [41]林秀一〈御注孝經序に關する疑惑〉，《孝經學論集》，頁162。

  [42]《新唐書》，頁1442。

  [43]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唐明皇《御注孝經》」條云：「按〈唐志〉作《孝經制旨》。」（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頁70）《經義考》同。（卷二二四，頁1）《四庫全書總目》亦言：「《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玄宗《注》』；《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曰『玄宗』。其稱《制旨》者，猶梁武帝《中庸義》之稱《制旨》，實一書也。」（卷三十二，頁4）

  [44]見〈庶人章〉：「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經注疏》，卷三，頁3）、〈三才章〉：「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云云（卷三，頁4）、〈聖治章〉：「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卷五，頁5－6）、〈事君章〉：「退思補過」（卷八，頁4），各文《正義》俱引《制旨》之說。

  [45]拙稿〈《經義考》孝經類別錄〉「唐明皇《孝經注》」、「唐明皇《孝經制旨》」條有說，茲不具論。

  [46]《唐開元御注孝經》，《古逸叢書》本，頁23。

  [47]《孝經注疏》，卷八，頁4。

  [48]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云：「考〈事君章〉『退思補過』，《注》云：『君有過失，則思補益。』《疏》云：『出《制旨》。』然則《注》義出於《制旨》，必先有《制旨》而後有《御注》。蓋《制旨》即《講疏》，明皇先為《講疏》，敷演其義，然後約其文以為《注》，又命元行沖本《制旨》之意為《注》作《疏》。」（1980年，北京：中華書局，頁61）此說殊誤，余氏未審玄宗《御注》有前、後兩本，因誤斷也。使如其說，《制旨》既為《講疏》，成書在前，玄宗約之以為《注》，何其不憚煩乃爾，「又命元行沖本《制旨》之意為《注》作《疏》」，豈非屋下架屋？其言「先有《制旨》而後有《御注》」，則此《疏》末云「此理為勝，故易舊也」，將何者為舊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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